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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過程的社會心理探討
科學研究過程的社會心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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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理驅力積累與激發對于科學發現過程中“偶然性”的作用
  在科學研究中,有一種現象很難作邏輯方法和形而上學的還原,這就是科學發現的“偶然性”。對于偶然性的通常理解,是指在科學研究中發現了未曾預期的、意外的現象或結果。偶然性在科學研究中實現其“偶然”,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即科學家對此“偶然”事件的碰撞和領悟。如果沒有這樣的情境,現象的偶然性不會導致意外的發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偶然和對于偶然的把握,是“偶然性”導致科學發現的關鍵,科學研究中偶然因素通過“偶然—感知—關注—發現”的過程鏈而發生作用。在科學發現過程中,大致會出現三種偶然現象。
  第一種我們稱之為“隨意偶然性”。它的特征是與正在進行的科學研究過程完全不相關聯,而在某一時刻隨意發生的。例如出生于俄國的內科醫生、病理學家閔可夫斯基(Oscar Minkowski )發現糖尿病以及用胰島素加以控制的過程就是科學史上的典型一例。1889年,閔可夫斯基在研究胰臟在消化過程中的功能時,他切除了一條狗的胰臟。棄置的胰臟中所滲流出的狗尿招來了成群的蒼蠅,助手把此當作笑料說給閔可夫斯基聽。他聽后并未一笑了之,而是對狗尿進行了分析,最終發現其中有糖!
  第二種是“枝生偶然性”。這種偶然現象的出現并不是與正在研究的過程毫無關聯的,只是研究者對此未曾料想到,超出了研究課題本身所固有的原理、已知的概念和正常方法應用所最初設想的范圍,也即出現了新的未知的現象。被塞格萊(E.Segre )稱作“命中注定”的對人類世界將發生重大影響的科學發現——H·帕克勒爾(H.Becquerel)的鈾輻射,正是碰上了這種機遇。1895年的2月, 柏克勒爾本來是在做磷光物質的輻射實驗。但由于連日陰天,他就把實驗材料全部放進一個黑暗的抽屜里,鈾鹽試樣就留在包著的底片上。過了幾天,柏克勒爾沖洗了底片。按他的正常想法,“即使在照片上出現了陰影,它也一定很淡。可是事實卻正相反,即陰影看來很深,我立即想到,也許黑暗之中也能產生輻射。”這真是科學史上一個典型的偶然事件”。塞格萊這樣評價道:“在這樣的關頭,個人的機遇、眼力和才思是缺一不可的。用柏克勒爾的話來說,在他家的實驗室里進行了近六十年的實驗,命中注定會在適當的時候發現輻射”。
  第三種類型,是屬于“枝生偶然性”的一種變異,有點象其反例,我們稱之為“預期受挫偶然性”。一切科學研究毫無例外都按照某種預定的程序,在研究者精心控制和設計下展開的,應有的結果被邏輯地包含在或預期設計在“假設”中。但也常常會發生假設結果的消失,產生其它預想不到的情況,甚或什么也沒有。這時,作為研究者不外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放棄這項研究,另一種是因受挫而“感覺到有什么不對頭”,以至于提出新的假說或改變方法。巴士德對于免疫現象的發現于此種偶然性不無關系。巴士德在繼續被一度中斷了的雞霍亂的研究中,碰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障礙,即幾乎所有的原培養物都變成無菌的了。他試圖用再度移植到肉湯中并給家禽注射的方法來復活培養物。但這種再度培養物大都不能生長,而家禽未受感染。他正想要丟棄一切,從頭開始的時候,突然想到用新鮮培養物給同一些家禽再次進行接種。幾乎所有的家禽都經受住了這次接種,而先前未經接種的家禽經過了通常的潛伏期后,則全部死掉了。這一過程最終導致了對減弱病原體免疫法原理的確認。
  對于“偶然情境—科學發現”模式的研究,一般有兩個出發點:一個是從科學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的關系視角進行考察;另一個是由科學研究主體本身的思維過程去考察。第一種研究的心理學觀點,就是科學家的敏感性。而從思維本身過程出發的研究者,提出了心理學中的“直覺”證據。這種觀點主張科學家對偶然機遇的把握產生于頭腦的下意識活動,這種活動常用“靈感”、“啟示”、“預感”等詞來形容。其實,“敏感性”觀點和“直覺”論從本源上來說是一致的,只不過前者偏于行為的描述,后者注重行為現象的知覺心理分析。這表明在“偶然—發現”模式中存在著某種內在一致的本質。
  如果我們深入分析一下前面所舉的科學發現實例,就會注意到其中隱含著三個基本相似點:1.主體身份的相似,即長期從事科學研究的專業科學家。2.對象被考察的時間長度和程度級別的高水平。在鈾輻射被發現之前,H·柏克勒爾和他的父親E·柏克勒爾及他的祖父A.C.柏克勒爾對磷輻射研究作了近六十年的實驗。3.對象向主體投射信號的強烈刺激。感官的強烈刺激,如成群蒼蠅對于狗尿的圍哄;情緒的強烈刺激,如巴士德在雞霍亂研究中的遇到“障礙”及柏克勒爾看到令人驚奇的曝光深影。上面三點,第1和第2是屬于條件性質的,第3 是屬于感受性質的。屬于條件性質的兩部分,又存在一個共同特點,即時間積累效應。時間積累效應至少引出兩方面的明顯結果:其一,由于所從事職業的歷久,科學家的職業身份特征和精神特征被牢固地確定和強化,在科學研究中,會作為自我感覺狀態的內驅能量而自動地釋放出來,并相應具有遞增累積效應。其二,研究對象處于被科學家長期關注的情境下,科學家的心理慣性使科學家始終對對象的任何反應抱有“戒心”,其知覺會隨時敏感地啟動。兩種時間積累效應的結果,都會導致刺激信號的接受放大與自主強化。條件性與感受性基礎的具備,為“偶然—發現”提供了一條必然性通道。必然性的關鍵,就是科學家對于科學研究過程中出現偶然反常現象的心理預期的積累和這種積累在積極肯定狀態下的激發。通常所謂的敏感性和直覺,就是這種預期心理的發動。巴士德曾天才地道破這一奧秘:“在觀察的領域中,機遇只偏愛那種有準備的頭腦。”〔1〕 柏克勒爾事實上一直在等待著“出現很深陰影”的那一瞬間,所以他才會“立刻想到在黑暗中也能產生輻射”,并且不無得意地視之為“命中注定”。
  關于那種“有準備的頭腦”的心理學證據,行為主義的“習性”觀點為我們提供了另一把鑰匙。習性心理學建立了一個用以解釋行為本能的模式——驅力能量模型。這種模型認為,本能就是一種不變的、具有固定動作模式的系列行為。固定動作模式不會無緣無故發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符號刺激”或“釋放刺激”(指因刺激標記而引起的行為模式釋放)和“能量積蓄”(由習性而得的動作能量)。當能量逐漸積蓄起來,動作主體便變得傾向于作出反應,就象科學家由于長期的職業習性和關注對象的內傾積累而變得更敏感、更易于感受。一旦感覺器官覺察到“刺激”,就會迅速爆發出能量釋放行為。“驅力能量模型”對于“枝生偶然性”導致科學發現的確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但它的不足之處在于它的“刺激—釋放”關系基本上是屬于定向的和正面推動的,對于行為者的驅力能量在隨意和反向刺激情形下是如何釋放的,則無能為力。
  斯坦得·沙赫特(S.Schachter)的“自我知覺”歸屬理論, 有可能彌補這一缺撼。沙赫特提出,情緒體驗是生理上的喚起和某種合適的認識上的標記兩種因素的合成功能。這里,沙赫特雖然是在研究情緒體驗的心理學,卻給了我們很重要的啟示:強調了與我們的行為和環境有關的外在線索的重要性。沙氏認為,行為者行為形態的心理特性與其“外在性歸屬”有關。當有某種情緒喚起存在,又沒有相干原因可歸屬時,人們把他們的喚起解釋為是由情緒喚起的環境——導致其他人行為的同樣環境——引起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過程中遇到“隨意偶然”現象和“挫折偶然”現象時的心理基礎,可能與此相似,不過歸屬的相干原因不一樣,科學家們是在作特征自我知覺歸屬。在前面曾經提到過,由于長期穩定和固定的科學研究事業,科學家的職業身份特征和應有的精神傳統特征被牢固地強化和確定為一種心理內驅力,成為科學家恒定不變的個性。這種內驅力總是在不知不覺的狀態下,成為突現的、自傾的歸屬理由。假如不是作為醫生和病理學家的閔可夫斯基,而是一位過路人或病人,那么他們瞥見狗尿上的蒼蠅,決不會激發出要急于試驗自己判斷力的迫切心情,只有掩鼻遠避的份。如果巴士德在將要放棄試驗的剎那間,沒有迸發出強烈的事業心和進取心,沒有喚起迎戰并克服困難的勇氣,則不知會增加多少死于傳染病的人。
      二、態度心理體系對于科學發現向科學理論過渡過程中的作用
  在科學研究中,當科學研究對象的某些偶然因素被發現后,會出現兩種可能趨勢:一種是在這個科學發現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解釋理論,從而產生科學的創新或如T·S·庫恩所命名的“科學革命”;另一種可能性,只是運用老的理論框架解釋這一偶然現象,或者說是新發現被納入了原有的“規范”或“范式”。有兩個因素可以被認為是決定上述可能性的:1.對偶然現象發現所作出的“假設”,即以怎樣的觀點和眼光來看待“新發現”的事實;2.以什么樣的方法進行理論處理。
  十八世紀的化學革命,是以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 )用氧氣在燃燒中的作用的“新假設”代替陳舊的“燃素說”而揭開序幕的。奇怪的是并不是拉瓦錫最早發現氧氣和從空氣中分離出氧氣的。亨利·卡文迪許(Henry Cavendish)、約瑟夫·普利斯特列(Joseph Priestley)和卡爾·席勒(Carl Scheele)不僅早就捷足先登發現了氧, 而且還分離了出來并計算出它在空氣中的比例。但他們由于堅持燃素說而喪失了成為“革命先鋒”的機會。但可惜的是拉瓦錫又把氧提高到可作普遍解釋的“本原”的地位,許多沒有得到實驗證實的性質都被歸之于氧。這樣,拉瓦錫無形之中又使他的“化學革命”成果落入以前燃素說同樣的待被革命的境地,又將成為陳舊的假設范式而被拋棄。從偶然發現過渡到理論形成的過程中,為什么會存在兩種不同的可能趨勢,并且這種可能現象又會不斷重復循環、代代相繼呢?這就引導我們在這一可能性過程中去尋找隱藏著的必然基礎。
  從剛才所舉的化學革命的例子中,如仔細分析一下,會發現其中內含著某些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形成由“發現”向“理論”過渡的背景。這個背景包含硬性的和軟性的兩部分。硬性背景是指:技術手段、水平以及該學科發展的事實積累和邏輯進程。軟性背景是指:對于被發現現象所持的觀念、觀點和對于不同概念、觀點的選擇或選擇的傾向。本節討論的重點將放在“軟性背景”中的一部分。
  形成“軟性背景”的兩種成分,是屬于不同層次的。觀念和觀點屬于“知識”層次,這一部分將在下一節展開討論;而“傾向性”則明顯地依賴于觀念和觀點持有者的“態度體系”及其心理活動。現今對于“態度”比較流行的定義,是認為態度具有認識的成分、表達感情的成分,是行為傾向持久不朽的系統。認識的成分由關于客觀對象的信念構成;表達感情的成分由與這些信念聯系著的感情上的情感構成;而行為傾向則指反應準備就緒狀態,即反應的定向沖動。由此可以得出,態度體系的核心基礎是復雜的情緒和情感的體驗。但這一核心存在著向兩個不同層次方向延伸的可能性:包含較強認識成分的高級情感體驗,如責任感、義務感、愛國心等等和包含更多自然行為趨向成分的低級情緒體驗,如愉悅之情、安全感、穩定感、避免不協調的一致性需求等等。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感情上的上述兩種因素強烈地規定著科學家的行為方式及其傾向,并且決定科學理論的性質和價值。由“發現”到“理論”所隱含著的可能性,以何種性質實現其必然結果的命運,很大程度上被操縱在情緒和情感的心理體驗基礎之上。
  科學史告訴我們,革命并不是層出不窮的;不僅因為需要極其富實的歷史成果的積累,更因為革命是極端痛苦、充滿艱辛和險阻的。如果某一發現將導致新理論的發明,反常現象和危機是必須的前提條件。每當反常現象和危機出現時,科學世界的第一和普遍的反應,就是用原有的規范理論去解釋或者干脆裝作視而不見甚或打擊詆毀那些事實及提出事實的個別科學家。牛頓力學被革命時所經歷過的漫長而艱難的歷程,是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在牛頓最初的計算以后六十年間,預言的月球近地點運動仍然只有觀察到一半。當歐洲最優秀的數學物理學家繼續毫無成就地努力要解決這個著名的不一致時,偶而也有人建議修改牛頓的平方反比定律。但沒有一個人認真對待這些建議。克萊勞特(Clairant)甚至在1750年反而作出證明說是應用的數學錯了,而牛頓理論象以前一樣仍然有效。甚至在倫琴已發現X射線時,開爾文勛爵(Lord Kelvin)竟宣稱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在光和電的現象界,被發明出的子虛烏有的“以太”物質——自1801年倫敦物理學家托馬斯·楊(Thomas Yong)重新提出惠更斯(Chirstian huygens)的光的波動說導入這個概念至1905年愛因斯坦創立狹義相對論,“以太”被徹底逐出物質世界止,歷時整整一百年。而“狹義相對論帶給‘以太’概念的全部變革,就只是在于它取消了‘以太’的這個最后的力學性質,即不動性。”〔2〕
  當科學理論將要產生變革之際,為什么大多數科學家在事實與觀念之間,會表現得象神父一樣。科學家的這種非科學行為,是基于他們本人的更深層的心理因素。
  科學家竭力維護常規范式的行為,基本上出于一致性歸屬的心理需求。科學家對于常規范式的保護,并不是真正頑固守舊、愚昧僵化,而是出于保持理論體系與對象體系一致性的目的。因此,他們對于“新發現”的第一反應不是去把它扼殺在搖籃之中,而首先是急于用已有的理論去解釋,力圖把發現的事實歸并到規范范疇之中。維護規范范式的行為,首先就是表現出提高規范的評價和增加規范的價值。這樣就會加強規范的向心力和依戀感,并使科學家有信心和心安理得地、輕易地維持科學世界的協調和一致。
  在維護傳統規范的行為中,還有一種典型的表現形式,即維護的群體性和積累性。不少科學家對于“新發現”和規范之間的差距,可能早就了然于胸,對于規范的解釋力也是心存狐疑。但由于規范的普信程度和悠久的根基,即使是極富才智、完全能創建新理論的科學家,也往往只在邊緣“曲線救國”,如麥克斯韋、赫茲、洛倫茲等偉大科學家對于“以太”的態度即是如此。這樣的群體性和積累性,或許也是幾乎所有的科學革命革得不徹底的一個重要原因。
  人們的選擇、估價和喜好向長期習慣的觀念、觀點和所處群體的這種自然轉移與歸屬,是態度體系中情緒體驗驅發心理動機的明顯作用。當科學家能運用自己稔熟的觀點解釋所發現或所存在的任何現象,就不會焦慮不安,不會因科學家必須具備的追求真理的“類”特征而遭受不協調的心理壓力;當科學家與自己所歸屬的群體意見一致,就不會因引起群體中其他人們的反對或攻擊而受孤立和遭排斥。所以,科學家與普通人完全一樣,會自動趨向令他們感到和諧、安全、平靜、愉快、舒暢等情緒體驗的行為模式。按照馬斯洛(A.H.Maslow)的理論,這是人類機體和心理基本需要等級中強優勢力量的需要。當強優勢力量的基本自然需求一經滿足,相對弱勢的需要便會出現,此時人們就會強烈要求高級情感體驗和精神價值實現的滿足。
  這就使我們轉入了“態度體系”作用科學研究的另一側重部分,即包含更多認知成分的高級情感體驗的心理活動。
  確切地說,態度體系的這一部分,對于“發現”向“新理論”過渡的可能性的實現,起著關鍵的心理動力和催化作用。這一過程所隱含的科學家的心理活動,決非簡單地趨向一般情緒的滿足,在很大程度上,還可能是逆向的過程:忍受痛苦,滿懷憂患,備嘗艱辛。既然內在的壓力迫使科學家趨于自然的情緒滿足,那么造就“創造性”的“必要壓力”必然來自外在環境的刺激,并且必然是強大的刺激。
  社會心理學認為,外在情境的刺激和人們對于刺激的認知鑒定,不僅會導引情感的激起,而且令激起的程度不斷增強。這種基于“刺激—認知—激起”模式的行為反應是很奇特的,和一般情緒激起不一樣,常表現為對抗式的逆向形式。這和科學革命往往產生于社會變革、社會思潮新舊迭代之際的情形,是相一致的。歐洲文藝復興,孕育了哥白尼的“日心說”;牛頓體系是宗教革命的思想產兒;十九世紀末的哲學大論戰,為相對論的誕生準備了觀念土壤。
  任何了解二次世界大戰后異軍突起的法國布爾巴基學派的人,都不可能不被他們體現出的高度的責任感和時代感、赤誠的愛國心、激進的變革和創新精神所震驚,其發端完全基于一種對于民族文化傳統的深切熱愛和對于極端落后的法國數學現狀及其頑固的、普遍的保守思潮的強烈不滿。
  這種情形有點類似社會心理學中的“受挫—破壞”行為模式。巴克爾(R.G.Barker)、丹鮑(T.Dembo)和勒溫(K.Lewin)曾進行過一項著名的試驗。讓一些孩子們看一個裝滿玩具的房間,但不允許他們進去,只能站在外面看著這些東西。等了一會兒之后,再讓他們去玩這些玩具。但對另一些孩子則一開始就讓他們玩這些玩具。前一種受到挫折的孩子們把玩具摔在地上,或往墻上扔,表現得很有破壞性,而后一些未受挫折的孩子卻很平靜。
  布爾巴基在建立他們的理論體系時,就表現出激越的反傳統、破壞舊框架的行為特征。這種帶有認知成分的感情體驗,其激起的動機就是為了達到激起之后的平衡。其表現形式就會是逆情感體驗過程的,具有某種程度的反常、偏執、激越和破壞常規的形態。
      三、作為心理的認知積淀——信仰與價值觀——對于科學理論建構過程的作用
  在第二節中,曾把科學研究的“軟性背景”分成兩部分:情感的和認知的。這一節就準備討論科學研究的認知背景和這一背景對科學研究產生作用時科學家所具有的心理表征。在認知系統中最具有心理表現的因素,無疑是信仰和價值觀。由于信仰和價值觀所反映的對象和所起作用的不同,我們將分別進行探討。
  信仰和價值觀都是一種觀念,都具有先驗、固有等屬性的典型特征。但信仰所不同的是,它是關于屬人的宇宙自然界之間關系的一種觀念。
  信仰的本質屬性,確定了信仰影響科學研究過程的形式。信仰之所以在科學研究尤其是科學危機向科學革命躍變的過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與信仰的作用形式有著密切的關系。信仰的關于宇宙自然界普遍性觀念的屬性,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科學革命即將爆發前的騷動中,不是通過改變具體對象及其關系的某個假設,也不是直接轉化為構造性命題和關于這些命題之間關系的命題,而是以普遍原則化的命題形式或命題概念進入科學研究的具體過程,且這一“進入”具有對于整個過程的泛化和滲透性。這就使得信仰具有對于科學研究過程和科學家個人來說成為必須依從的最高原則、最高規范和最普遍命題的特性。這種“依從”,不是外在的指令,而是一種自覺的心靈皈依和自然的行為表達。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的過程,是信仰的本質屬性在其中起作用的最精妙的范例。
  起先是狹義相對論的創立。其整個演繹理論體系建筑在兩條基本先驗假設“模型”之上:1.光速不變原理,2.狹義相對性原理,即慣性系之間完全等價。兩條原理是對于時間和空間及其關系在此體系中的原則性、規范性的最一般“假設”。但愛因斯坦為什么對“空間—時間”作這樣而不是那樣的假定,決非是由物理學本身決定的。除了數學演算和實驗事實方面的一些直接外因之外,對“空間—時間”的深沉的“信仰”或“信念”,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愛因斯坦畢其終生,堅持“宇宙的普遍和諧”和“自然規律的必然因果性”信念;這兩條信念使得愛因斯坦超越了他的所有前輩和同儕,最終站到了牛頓的肩膀之上。1831年,英國物理學家法拉第(Farady)發現電磁感應現象,并首次提出“場”的概念,導致統治所有科學領域達二百年之久的牛頓“質點”力學的大廈開始搖晃。1862年,當麥克斯韋提出光的電磁說,并用著名的兩組微分方程,把當時已知的全部光和電磁現象定量地、完美地表示了出來時,經典力學的絕對統治地位就終于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自此以后,在物理學家眼中,不得不存在兩個自然界:一個是由浸游在“以太”中的質點及它們之間的超距作用力所構成的自然界;另一個則是不斷在振動著的“場”。“但這一變化卻導致了一種無法長期容忍的理論基礎上的二元論,”〔3〕愛因斯坦始終認為,自然規律對于一切自然界, 即任何參照系都應該是一致和平等的,不存在有某種獨享特殊地位和權力的自然界。按照因果律與世界統一和諧的本性,愛因斯坦最終尋找到黎曼(rieman)幾何的完全新穎的“空間—時間”度規,最后終于把經典力學和電磁場理論統一在一個和諧的自然界——引力場中,完成了廣義相對論的構造。
  然而在愛因斯坦的整個后半生,“嚴格的因果性”信仰,使得他始終抵觸現代物理學的最新前沿——量子理論,直至其生命的最后時刻。
  信仰在科學研究中被轉化為原初的普遍規范和結構完整的先驗“模型”,對其心理表征的分析,格式塔心理學不失為較有說服力的觀點。格式塔心理學強調人類傾向于形成一個“完美的格式塔”,即一個完整統一的模式或形式,或是有機一致的知覺領域。實驗表明,人們傾向在一個簡單的知覺的意義上,按照鄰近性、相似性、共同界線和單一性的原則,把對象歸類。這種原則傾向完美形式的表達,并引導人們由此構造經驗對象。格式塔心理學的結論,不僅表明人們先天具有“完美形式”的意向動力,而且揭示了人們為保持“完美”的行為連貫性特征。愛因斯坦后來熱衷于“統一場論”而幾近“退隱”的行為,是這種連貫特征的很好佐證。
  這種努力保持一致性或把不一致性減少到最小程度的傾向性行為,主要是受對所持有的信念的“強度估價”的影響。這種“強度估價”實質上是一種行為評價,在評價的過程中,行為的模式、目的、標準和心態,都是構成行為評價的要素。探究這些要素的相關聯系,將引致我們進入“價值觀”的范疇。可以這么說,價值觀是科學研究過程中科學家行為的目的、標準和規范,也是科學研究行為價值評價的出發點和根據。
  對于價值觀的定義,歷來沒有統一的表述。一般認為具有兩方面的內容:1.作為人類社會自身活動和聯系的觀念,如道德、理想、善惡、是非、責任、義務等等;2.作為行為實踐規范及行為效果的判據,如正當或不正當,應該或不應該,必須或不可以等等。第一方面內容屬于“目的”范疇,第二部分內容則屬“手段”范疇。行為實踐的社會效應,就是“目的”和“手段”作用于社會后的效果。所謂的價值判斷,其實也就是分別對于“目的”和“手段”的價值判斷。
  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一般是處于三種價值觀交互作用影響之下:第一,以科學本身為對象的“科學價值觀”;第二,以整個人類普遍、共同關系為對象,產生于一定時代的社會宏觀文化背景下的一般“社會價值觀”;第三,特定的人物在其特定生存“時—空”系中所產生的“特殊價值觀”;這一價值觀體現了這樣一些條件:民族、地區、階層、知識等。科學家行為的價值效應,依賴于三種價值觀交互作用的結果。從歷史上看,科學價值觀和一般社會價值觀的沖突是經常的情形。
  科學哲學界一般認為存在三種類型的科學價值觀:1.理想主義或稱理性主義的科學價值觀,2.實用主義的科學價值觀,3.人文主義的科學價值觀。
  “理想主義”科學價值觀是歷史最悠久并最為科學共同體普遍接受和流行的價值觀。它具有以下的一系列表述:科學就是“純思維”,科學本身就是“目的”,科學只關心“事實”的真實。科學目的中性論,本質上就是“泛目的”論。目的泛化不僅極易導致與一般強目的、規范性的社會價值觀產生沖突,同時也常由于科學應用的手段和目的的分裂而引起心理不平衡。
  “目的泛化”從行為心理學來講,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行為者的每一行為都內含著動機性目的,當“無目的”觀念指導行為者的行動時,必然會與內在目的發生抵觸。抵觸的結果,一般會屈從內在的目的。其次,“目的泛化”使得本來伴隨著達到目的的“手段”也在觀念上產生了“泛化”認知。這樣的“理想”觀念就容易引起雙重心理逆向體驗。其一是“手段—目的”系的逆向行為顯現,其二是,當“手段—目的”系違背科學家的一般社會價值觀時,必然又經受一次逆向體驗的折磨。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其它國家的大多數科學家本來都是自愿地、出于純科學目的的從事鈾核裂變及其鏈式反應研究的,如哈恩(O.Hahn)、玻爾(N.bohr)、約里奧·居里(F.Joliot—Curie)、 弗米等著名科學家。但當全世界都燃燒起戰火,人類和平受到嚴重威脅時,一方面,德占區的科學家們只是“屈從”于法西斯的淫威在從事研究工作,而同盟國的科學家們,出于對人類和平的熱愛和消滅侵略者的雙重目的,群起倡議美國政府盡快研制和生產原子彈,同時也積極投入原子彈的研制工作。但另一方面,為了維護普遍的人類價值觀,采取把科學應用于制造毀滅性的殺人武器的手段,是任何一位理想主義的、正直的科學家內心所不情愿的。當得知投在日本長崎和廣島的兩顆原子彈,造成了20萬居民的傷亡,愛因斯坦陷入了深深的負疚罪責痛苦之中。
  “實用主義”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狀態正好和“理想主義”行為模式和心理狀態相反。“實用主義”科學價值觀,從本質意義上講,就是科學工具論。科學研究完全作為一種工具或手段,服從于其它非科學目的。從這一點來講,如果“目的”一旦是邪惡的、非道德的,那么選擇同樣罪惡的手段,從觀念上來講是理所應當的,從心理體驗而言,也必然是欣然可接受的。這就往往導致雙重的反一般社會價值觀的效應。而當特定的“價值觀”,如狂熱的民族主義、極端的理想主義等同向催化時,其后果將是災難性的。二次大戰中,有一位極端仇視猶太人的納粹醫學博士希爾特,為了他的人種問題的研究寫信給秘密警察頭子希姆萊,要求創立一間猶太人骷髏和頭骨的收藏室。信中那血淋淋的字句:“猶太布爾什維克的政委……我們可以設法弄到他的頭顱,以獲得一份具體的科學文獻。”后來希爾特對頭顱感到不滿足,想要完整的骨架。于是奧斯威辛集中營又向他提供了一百五十副骨架。這位科學家劊子手,如此心安理得,并那么感到愉悅和滿足,這不僅極端違反科學價值觀,也是人類一般社會價值觀所決不能容忍的。這一情形,是“實用主義”最為奇異的心理現象。
  社會心理學對此提供了兩個角度的分析線索。其一是認知歸屬或認知滲透。當存在某種認知標記時,如上例中那位納粹醫學博士,抱有真誠的“愛國心”,強烈的“民族感情”,甚至還有某種“替天行道”的責任心和義務感;并且當這些標記成為極強的情境壓力和穩定的感受或知覺時,行為者原有的或本應有的、規范的“價值觀”所造成的心理壓力,就會由認識到這些標記而被輸導、釋放。第二個線索是責任擴散。個人在群體中的行為有時會比他們單獨時有更小的個人責任感,個人往往會由于生存環境中整體情感的導向,自然地趨從,甚至導向非道德的行為。社會心理學也稱這種心理現象為“冒險轉移”。
  “人文主義”科學價值觀,是當今最為流行、方興未艾的觀點。其特征是把科學目的和人文目的融合起來,承認科學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即科學知識既是真理的也是有效的,既是目的的也是工具的。這一觀點把科學和倫理揉和在一起,強調科學的人道化。
  由于“人文主義”科學價值觀是較近涌現的新思潮,很難作出較嚴肅的分析研究。但其中隱含著某些還未明了的成份,有必要引起人們的關注。“人文主義”科學價值觀和“實用主義”科學價值觀,在實踐行為的某些本質方面,具有曲異同工的后果,有時是一個分幣的兩面。什么是真正的人類“文明”,怎樣應用科學這個“工具”才算是有益于人類的和符合人性的?人們不會忘記,希特勒在向全世界開動侵略機器時,所標榜的那個使人毛骨悚然的“理想”,就是聲稱雅利安種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優秀、最符合人性的人種,其余一切人種都是劣等的,必須予以全部徹底消滅。用科學手段殘殺無辜和消滅兇惡敵人,誰更“道德”、“文明”或有“價值”一點呢,“科學價值觀”有時就是這樣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我們在這里想要提示的是:在科學發展中,必須同時關注某一國和整個人類世界的科學、某一位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的科學、某一領域和全部自然界的科學之間的關系。*
  〔1〕W·I·B·貝費里奇:《科學研究的藝術》P33,陳捷譯。
  〔2〕〔3〕《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P123;P122,許良英等譯。
  
  
  
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34-41B2科學技術哲學王宏19961996 作者: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34-41B2科學技術哲學王宏19961996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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