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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全球擴張
經濟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全球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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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原因和內容
  作為一種經濟思潮,新自由主義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問世。1944年,奧地利經濟學家馮·哈耶克發表了《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對國家干預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展開了猛烈的抨擊。新自由主義派聲稱,國家干預經濟和調節分配的做法必將破壞公民的自由和扼殺人們的積極性。但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正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新自由主義派提出的關于國家控制市場可能出現危險的警告得不到各國政要的響應。在此后長達20年期間,新自由主義派的觀點始終未被西方國家統治集團所接受。
  從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開始,西方國家經濟在經歷了戰后的繁榮后逐漸走向停滯與衰退,1974年的“石油危機”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卷入經濟衰退的漩渦,形成了西方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失業與通貨膨脹并發的經濟“滯脹”。這種現象嚴重動搖了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的統治地位。在這種背景下,西方經濟學的其他流派紛紛對主流經濟學派進行抨擊和責難。其中,以對抗凱恩斯主義出現的三個主要派別是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這三者被統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新自由主義派以“薩伊定律”(供給創造它自身的需求)為理論基礎,認為通過市場供給作用的自動調節能夠達到充分就業,使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否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凱恩斯主義所確定的“非自愿失業”;信賴市場的自由放任可以達到經濟均衡的發展。總之,新自由主義的綱領是相信“市場萬能”,反對國家干預,減少對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稅,維護企業的利潤。20世紀70年代,代表壟斷資本利益的保守主義政府在歐美主要發達國家上臺。英國撒切爾夫人發起的私有化運動和里根政府推行的反通脹、反赤字政策,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上升為主流的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推動了80年代歐美發達國家反滯脹的改革浪潮。這一改革涉及到了宏觀調控政策的調整,其中包括實施貨幣主義的反通貨膨脹政策,緊縮的財政政策,壓縮福利開支,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即把國有企業私有化;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經濟政策的重大調整,如從重點刺激需求轉為重點刺激供給等等。
  新自由主義者提出了“全球化決定論”和“市場決定論”。他們認為,以蘇東劇變為標志的共產主義在全球的最終失敗和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最終勝利宣布了“意識形態的終結”和“歷史的終結”。([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市場成為永恒的、決定一切的力量。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資本沖破了一切障礙,勝利實現了全球化。資本力量擺脫了民族國家和社會力量的控制。大部分世界經濟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經濟交易基本上不是在國家空間或地域進行,而是在全球空間進行。資源配置、技術變革、收入分配和國家專業化等方面的決策在國家空間之外進行,國家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在世界市場上并不是國家在競爭而是企業和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競爭。進行決策的不是國家而是跨國公司,市場的指令(市場自由化和非調控化、私有化,把國家權力限制在維持秩序、財政平衡和價格穩定的范圍內)是唯一可行的政策。面對資本的全球化,民族國家和國家主權趨于消亡,惟一存在的是市場的主權。新自由主義為當代世界經濟制定的方案有三個基本方面:其一,不惜一切代價盡可能壓降通貨膨脹,從根本上控制財政預算赤字,實現對外收支平衡;其二,迫使國家完全取消貿易壁壘,向跨國資本開放其經濟,走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的道路;其三,對經濟實行私有化和非調控化,同時使市場作用絕對化,國家職能最小化。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核心是盡可能地弱化國家的作用,主張市場對經濟關系的絕對統治。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決定論”和“市場決定論”,適應了壟斷資本打破國內福利國家體制束縛、國外民族國家疆界和國家主權等障礙的需要,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理論和政策指導。
  而實際上,從1980-1990年期間西方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是:1991年發生了新一輪經濟衰退,包括英國和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普遍債臺高筑,國家、企業和家庭的債務存量均打破歷史紀錄,失業率更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經合組織國家的失業人數已達3800萬,相當于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人口的兩倍。這場經濟衰退對新自由主義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但是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由于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西方國家在冷戰中的勝利給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實行經濟轉軌后的前共產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甚囂塵上。與此同時,拉丁美洲也成了新自由主義的試驗場。智利、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魯等國紛紛把新自由主義視為發展經濟的理論依據。在這種背景下,人們不但看不到新自由主義的固有弱點,反而誤認為這是醫治經濟痼疾的萬應靈丹。
   二、新自由主義是強國欺騙和控制弱國的意識形態工具
  埃及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認為,新自由主義建立在兩個相互聯系的原則之上:一是金融的邏輯控制社會的一切;二是給市場以最大的自由。推行這兩個原則是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這是什么都由市場來控制的經濟邏輯,實質上表現了資本要控制一切的傾向。因此,新自由主義派的邏輯是建立在階級原則之上的,是為謀求金融資產階級的最大利益服務的。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后殖民時代向發展中國家灌輸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意在促使發展中國家實行“門戶開放”的政策,以便發達國家可以不費一槍一彈就將西方文化和商品源源不斷地輸送到發展中國家,同時又將大量財富運回本國。美國總統克林頓講得很清楚:“某些人把這種不斷增加的國際相互依賴視為對我們國家和我們作為美國人的價值觀的威脅。但事實幾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響不斷加強正是美國的價值觀——自由、自決和市場經濟。從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中獲益最多的正是美國公司。當世界其他國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國工人制造的美國產品。”([美]比爾·克林頓著、金燦榮譯:《希望與歷史之間:迎接21世紀對美國的挑戰》,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頁)從克林頓的話語中,可以發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推進全球化的初始目的在于從不發達國家獲取超額利潤,并占領其市場。它一方面為了侵蝕和瓦解以傳統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舊秩序”,另一方面又在強化一種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世界新秩序”。
  20世紀7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興起以后,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向發展中國家大肆宣傳和灌輸新自由主義,一些發展中國家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冠冕堂皇的話語所迷惑,盲目追隨新自由主義政策。正如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陳岱孫教授在199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的,西方國家在國內甚至國際經濟生活中推行國家干預政策,卻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
  西方國家自身貿易保護主義加強,卻常以新自由主義“市場萬能”的神話迫使發展中國家放棄其經濟保護措施,使經濟轉變為自由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家隨后發現,由富國經濟控制的全球市場根本沒有自由可言,經濟民族主義更加嚴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2年人文發展報告中指出,富國設立的國際貿易壁壘使發展中國家每年損失5000億美元,相當于發展中國家所獲外援的70倍。
  新自由主義要求發展中國家盡可能地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同時讓渡主權給由發達國家占支配地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貌似推行市場自由化——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國家經濟,而實質上是圖謀由最強國家担負起組織和管理世界經濟的任務,阻止弱國擁有保護自己市場的機制和手段,保證其企業對弱國市場行使霸權。所謂“市場決定論”,有意掩蓋了壟斷資本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支配世界市場的要害。
  費多托娃在《俄羅斯的改革為什么失敗》一文中認為,俄羅斯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選擇了右翼激進主義的資本主義方式,即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由于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休克療法”方案與俄羅斯的實際國情存在著多方面的不相符,“休克療法”實施后,俄羅斯的經濟形勢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惡化,經濟危機、財政危機和社會政治危機相互交織并日益加深,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也在拉美盛行至今。實行新自由主義模式,把拉美地區經濟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經濟,從而使拉美各國更加依賴于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其經濟地位變得更加脆弱。在拉美各國因推行新自由主義獲得迅速的經濟增長的同時,收入不平等現象大量增加,失業率急劇上升,財富分配不平衡,社會貧困現象嚴重。在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發生后,窮人和就業不足者占到大多數拉美國家人口的30%至50%。墨西哥在經過10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后,政治動亂、罷工和農民起義正在震撼著這個國家。
   三、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世界性金融危機和政治動亂
  世界經濟目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與新自由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向全球的擴張和滲透密切相關。一方面,市場自由化和減少國家對經濟、特別是對金融部門控制的政策并沒有導向一個更加自由的市場,相反,經濟非調控化促進了市場、特別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壟斷化,使各個國家屈服于資本對社會福利國家制度的進攻和喪失國家的經濟主權。取消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和規模空前的金融投機使世界經濟陷入混亂和無序狀態。
  隨著國際金融市場擺脫國家的調控,金融投機日益猖獗,虛擬資本膨脹驚人,產生了“實際”經濟與“金融泡沫”之間的矛盾。“實際”經濟是指物質生產,即能夠創造產品和服務實際價值的人類勞動。“金融泡沫”是指目前的資本主義金融投機所創造的巨大的“金融上層建筑”。有價證券投機只不過是實際勞動創造的實際經濟的表現形式。但是“金融泡沫”遠遠大于“實際經濟”的增長率,與實際經濟的比例失調嚴重。目前,已達到1:30-1:50。“金融泡沫”使世界經濟成為“賭博經濟”。“金融泡沫”與實際經濟之間的差距不可能無限地擴大下去。1987年華爾街的“黑色星期一”、墨西哥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等便是“金融泡沫”破裂所帶來的嚴重后果。金融泡沫持續膨脹,猶如不斷積蓄的火藥桶,威脅著世界經濟體系和經濟形勢。“在新的金融手段和高科技武裝起來的商貿技術的結合中隱藏著致命的破壞力量,它能夠引起一種摧毀性的連鎖反應,與原子武器相比,金融體制今天成了破壞穩定的大危險。”([德]漢斯—彼德·馬丁、哈拉爾特·舒曼著,張世鵬譯:《全球化陷阱》,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頁)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鼓吹“市場萬能”,反對國家干預,國家被迫削減公共開支,取消社會福利體系,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失去了社會緊張狀態緩沖器的作用。新自由主義造成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分化以及絕大多數居民人口的貧困化。世界上20%最富裕國家與最貧困國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已從1960年的30:1增長到1995年的82:1,并且第三世界在許多方面變得更糟。1998年末,24個最發達國家占世界人口17%,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為80%,而發展中國家占世界人口的83%,僅占世界生產總值的20%。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是從發達國家整體利益和資產階級利益出發的,它實際上給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帶來了很大的危害。如果社會的貧富分配不均所導致的經濟危機和社會沖突積累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戰爭將是一種最可能的排氣閥。
  新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思想正在走下坡路,一些學者認為已陷入危機。甚至在世界銀行、聯合國計劃開發署、聯合國貿發會議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近來的報告中,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也受到質疑。西雅圖反對世貿組織部長會議的游行示威,布拉格、日內瓦、尼斯等地非政府組織活動都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斗爭形勢。“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新自由主義都是真正的分享民主制度的最直接敵人”,“它已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危機”。([美]羅伯特·麥克切斯尼:《諾姆·喬姆斯基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載《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12期)
中國黨政干部論壇京43~45F11理論經濟學吳茜20022002吳茜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 作者:中國黨政干部論壇京43~45F11理論經濟學吳茜20022002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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