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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的哲學觀與經濟理論的發展
經濟學家的哲學觀與經濟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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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縱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歷史,充分論證了經濟學家的哲學觀對經濟理論發展的影響,并探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學家應有的哲學觀。
  關鍵詞 經濟學家 哲學觀 經濟學 斯密 凱恩思
  * * *
  縱觀經濟理論的發展史,人們不難看出,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的分析總是離不開當時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以及經濟學家個人經歷和素質的影響。這一影響到底有多大,似乎難以用具體的數字反映出來,但毫無疑問的是,經濟學家的哲學觀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它對經濟學家理解和把握現實經濟活動的切入點、分析方式和結論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而經濟學家的哲學觀本身又是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他個人經歷的綜合反映。經濟理論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理論突破,都首先是以經濟學家哲學觀突破常規為先導的,以至于有些西方學者呼吁,突破現代經濟理論停滯不前的局面,關鍵在于經濟學家哲學觀的創新。
   一、斯密的哲學觀與經濟學的創立
  斯密被譽為經濟學的“鼻祖”,他第一個創立了系統的經濟學體系,在他之前,曾有不少人致力于經濟學的研究,可為什么直到他,經濟學才得以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他正確的哲學觀。據稱,斯密的哲學觀受一本叫做《蜜蜂的故事》小冊子的影響:在蜜蜂王國里,蜜蜂都在非常有秩序地工作著,這一秩序來自生存本能的需要,因為,沒有什么結構比保持這樣一種集體生活更適于生存了。這種秩序,后來被斯密稱為“自然秩序”。在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觀察中,他敏銳地發現了這一“自然秩序”的存在,并且將它大膽地引入了經濟問題的分析之中,從而構建了一所標志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科學的輝煌殿堂。
  斯密的成就,得益于他扎實的倫理學基本知識和專門訓練,以及把既存的觀念引入經濟問題的分析的靈敏的職業反應。因此,與其說斯密的最大貢獻是對經濟問題的深刻分析,不如說是其方法論或經濟哲學觀的空前成功,使以斯密“自然秩序”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學派的經濟思想在經濟理論的午臺上長久地占據著主流地位。“自然秩序”是貫穿斯密理論體系的一個主題思想。在他看來,它是人們行為的最終結果也是最好的結果。“經濟人”假設作為現代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假設前提,也是斯密第一次提出并給以充分論證的,這一成就也得益于斯密從蜜蜂行為中所獲得的啟示,只不過,對人類行為的分析中他更注重理性的因素。在斯密看來,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但是,就在人們追求自己利益的過程中,整個經濟能達到一種秩序和和諧,這種和諧既是個體行為的最終結果,也是最為理想的狀態。斯密用“看不見的手”對這種類似于蜜蜂王國的“自然秩序”進行了形象的描述,這一切都是在市場上通過自愿的交換完成的,“市場機制”就此第一次在斯密的理論中得到了充分的分析和贊譽。
  在“自然秩序”哲學觀的指導下,斯密對政府的職能、行為及其后果也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認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政府應當充當“巡夜人”的角色,以保護國家安全,維護財產制度為己任,對經濟活動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應該增加賦稅,高筑債臺,對經濟活動進行種種干預,因為經濟運行自身能夠達到最理想的狀態,政府的干預不說有害,也至少是多余的。
  斯密的理論得到了他以后一百多年經濟發展史的充分證明,并由此奠定了他在經濟理論史上的地位。這一理論后又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的理論驗證,而終于形成了一個類似于經典物理學理論體系的一個嚴密宏偉的科學理論。
  斯密以后第二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馬歇爾,他一方面受斯密“自然秩序”的影響,另一方面將物理學中的一些哲學觀和分析工具引入了經濟分析之中,如均衡觀和邊際分析工具,從市場中供給和需求兩個相矛盾力量的均衡分析中,發現了市場運作的來龍去脈。到了現代的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體系進一步把場論、群論等數學觀和工具引入這一理論體系之后,古典經濟學的宏偉殿堂便告成就了。
  經濟學家的哲學觀雖然以個別杰出經濟學家的理論為機體,它實質上反映了整個社會科學的進步軌跡。所以,一個成功的經濟學家必然不是局限于經濟學學科之內理頭研究的,而是從諸多方面汲取營養以滋養培育其正確的哲學觀然后運用于經濟分析之中才獲得成功的。
   二、凱恩思的哲學觀與凱恩思經濟學的興起
  本世紀的世界經濟大危機使斯密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市場機制”的運行不再如斯密所述的那樣能實現經濟生活的最優運行,薩伊的供給自發地創造需求的命題在現實面前也顯得力不從心。理論與現實的不一致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傳統理論,尤其是其貫徹始終的靈魂——“自然秩序”。與傳統斯密經濟學相對立的各種經濟理論也紛紛亮出了旗幟,其中,最有意義的便是凱恩思的政府干預理論。
  與作為學者型的斯密不同,凱恩思一開始便是以政府行政家的眼光注視經濟活動的發展變化的。多年的政府工作使他有充足的機會從一個新的更宏觀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經濟生活,由此形成了一種新的不同于往昔經濟學家的哲學觀和方法論,概括地說,他首先意識到經濟生活中宏觀和微觀之間的關系并不象薩伊所說的那樣供求自動均衡的定律都適用,微觀的全理性并不意味著宏觀上的合理,宏觀不是微觀的簡單疊加,這種思想中已經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系統論的哲學觀,在這種觀念指導下,他細致地剖析了宏觀經濟運行中供求之間的矛盾關系,并且敏稅地發現了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起因于人們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和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這樣,就進一步從相對微觀的角度,找到了宏觀經濟現象的原因。
  多年政治活動所塑造出的哲學觀不僅使他認識到經濟自身運行中所自發產生的一些宏觀不經濟效應,更使他對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應有的地位有了一個新的認識。為此,他提出了聞名于世的“需求管理政策”,主張政府不應該對經濟生活袖手旁觀,而應積極參與進去,利用政府政策的力量改善經濟的運行狀態,實現充分就業的穩定發展。
  如果說凱恩思經濟學僅僅是針對醫治“經濟危機”所開具的“政策藥方”的話,那么他所作的僅僅是提出了一些政策主張而對經濟學并無大的建樹,可這種評價顯然低估了凱恩思在經濟理論發展史中應有的地位。凱恩思經濟學的真正意義在于他第一次從政府的角度,從宏觀的角度對經濟生活的把握,而且將政府行為引入了經濟活動領域。二戰后,西方國家持續多年的經濟繁榮是凱恩思理論最有力的證明,凱恩思也由此成為經濟史上一位劃時代的重要人物。
  凱恩思的成就,一方面歸因于其經歷賦予他的一個頗具創新意義的哲學觀,一方面也歸因于他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前者在一定意義上是后者的結果。凱恩思處在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迅速變革的時代,經濟組織日益多元化,生產規模空前擴大,經營范圍超越國界,而與單個資本的迅速膨脹相對應的人類生存環境和公共設施建設卻相對惡化。其中最突出的在于壟斷性的產生,壟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有效需求,因為,壟斷價格把有效供給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人為地限制了人們的需求,“羅斯福新政”為解決這一些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綻出了一線光明,這一實踐也進一步為凱恩思經濟學的創立提供了一個實踐上的指南。
  凱恩思的理論成就中,我們能更深刻地認識到,一個人的經歷是如何塑造一個人的哲學觀,而一個經濟學家正確的哲學觀又是如何把他引入一個新的理論天地的。凱恩思的經歷也昭示了這么一個成功之路,即從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汲取思想,從一個又一個新的理論角度去認識和把握經濟活動。他的成功反過來也與他之前的無所成就而被困撓于傳統理論之中的經濟學家們不能在哲學觀上創新的被動面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然而,任何理論都不可能長久地被人們視為真理的,因為現實的經濟活動總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到了七十年代,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使凱恩思經濟學處于異常尷尬的境地,受到了各種新理論的沖擊。
   三、各種實證經濟學的發展
  面對滯脹局面,一大批實證經濟學家迅速地成長起來,他們的特點在于用理論模式的演澤來代替對實踐問題的切身感受,用大量的數學公式來代替繁索的語言表述。這種風格使經濟理論變得玄而又玄,使理論模式顯得比對實踐問題的分析更為重要,而唯一能支撐其理論大廈的似乎是理論或模式的可預測性,但這一預測性常常受到實踐的嘲弄,以至于誰也不敢相信某一理論所開具的藥方能夠治愈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端,形成了類似于管理理論的叢林局面。這一階段的經濟理論常被人們稱為“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政府行為及其后果仍然是經濟學家所考察的主要對象。但經歷了滯脹以后,經濟學家對政府的無能為力表現出了明顯的不滿,一些經濟學家開始重新回歸到“自由放任”的經濟哲學觀,掀起了一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熱潮,另一些經濟學家則試圖給出政府新的行為模式。但客觀地說,經濟學觀點明顯的政策效果也不再出現了,不管是求全責備也好,經濟學自身功能的局限也好,公眾和政策部門對經濟學觀點的采用已經很小心了。
  另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我們已經很難從經濟學家的理論里得到多少新的經濟哲學意義上的啟示了:或許是各種經濟哲學都已試過了,而效用并不盡如人意。可以說,經濟學缺乏一種能產生象斯密或凱恩斯那樣具有明顯的哲學基礎和實踐性的東西,經濟學正面臨著一個“哲學觀和方法論”上的貧困境地,正如霍布斯在《經濟學的貧困》一書中所闡述的那樣。
  值得欣慰的是,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已經開始對諸如生態平衡、環境保護等問題的高度重視,他們把人類自身經濟行為的后果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些問題在先前的經濟學家眼里基本上被忽略,而是作為一種“外生性”的東西。當人類經濟活動進行到一定階段時,這些“外部性”問題便會成為經濟發展中的突出難題,因而,經濟學的內容和研究領域都大大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的范圍而變得更加全面和綜合。經濟學研究視野擴展的另一個方面則表現在把諸如政治過程,制度因素等問題納入經濟分析框架的努力,最后,在傳統分析范式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將現代科學理論最新進展的成就如系統論、信息論、博奕論等工具引入了經濟學的分析之中,可以說,經濟學已進入一個高度綜合的時代。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對這個時代人類幾乎所有的行為特別是經濟行為進行準確的描述和分析。
   四、中國經濟學家的使命
  從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中可以看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經濟學,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經濟學,而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不可避免地打著他所處的時代和民族的烙印,所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任務只能由中國的經濟學家來完成,對西方理論的任何迷信都注定是要在中國的經濟現實面前失敗的。
  中國第一代的經濟學家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哲學觀、方法論和理論體系的訓練下成長起來的,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打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烙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特點是其分析的簡明與深刻,這一點連西方經濟學家都不得不佩服,但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分析并不能代替他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特點的揭示,很多經濟學家曾致力于依循馬克思分析的框架和風格構建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但很少有人能從僵化的教條中走出來,所以,成效不大,往往既缺少馬克思經濟理論特有的理論邏輯的嚴密性,又缺少對現實生活的解釋力和可操作性。改革開放以來,不少經濟學家又熱心于西方經濟理論的學習和引入,應該說有所成效,但從一個極端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不能真正解釋中國的實際情況,也不能對實踐真正有所指導。
  兩種努力失敗只說明,對中國具體經濟問題的分析只能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不能食洋不化,更不能從一個教條走向另一個教條。
  確立一個正確的哲學觀是構建針對中國情況的經濟理論體系的前提。就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反對政府干預,給經濟組織以充分的自主權仍是我們構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這是由我國經濟發展中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征所決定的,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里,我國長期采用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經濟活動的主體,尤其是企業缺少一個企業所應具備的種種特征,如利潤中心,高度自主,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居于主宰地位,這些與我們改革的目標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極不相容的。在體制轉換過程中,如何給政府行為重新定位自然而然成為核心問題,而幾百年的經濟史和經濟理論史已無可辯駁地將正確的觀念——讓市場在自發運行中創造奇跡,擺在我們面前。
  與這一觀念密切相連的是政府職能轉換,和企業組織結構的調整。這種調整的核心是企業產權結構的變化,這一變化目的又在于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成為與社會化大生產和規模化經營相適應的高效率的生產組織形式。縱觀歷史,產權結構及企業組織結構的演變便是一部世界經濟發展史,也是一部市場經濟發展史。
  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的經濟分析作為現代經濟理論突破的一個新的生長點也應同時成為中國經濟學家研究的切入點。這是一個事關人們生活質量的大問題,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特別對于只關心經濟增長而忽略環境保護現象較為嚴重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然是一個以市場為核心,包容社會主義經濟活動所有方面的一個綜合性極強,既有哲學指導又有現實基礎的一個科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霍麗)*
  
  
  
延安大學學報:社科版34-37F11理論經濟學楊建龍19971997 作者:延安大學學報:社科版34-37F11理論經濟學楊建龍19971997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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