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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
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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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吳承明)
  研究經濟史要有歷史學修養,又要有經濟學的基礎。我寫過一篇“論歷史主義”,是談歷史學理論的,可作為我以前所寫“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文的續篇。[1]本文擬談經濟學理論,可作為“方法論”一文的另一續篇。
  經濟學成為系統的科學,始于17世紀出現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本文所稱經濟學理論亦自此始。但不是說,在此以前的經濟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國、富民思想,田制、賦稅思想,義利論、本末論、奢儉論等思想,在研究中國經濟史中無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為經濟史作為一門學科,是隨著古典經濟學的建立出現的;又是從方法論著眼,因為經濟思想成為系統的理論之后,才具有方法論的重要意義。
  一、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
  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其他都屬方法論,經濟學理論是從歷史的和當時的社會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但不能從這種抽象中還原出歷史的和當時的實踐,就象不能從“義利論”中還原出一個“君子國”一樣。馬克思說過:“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2]這話也許有點過分,不過,“方便”可理解為方法。J·M·凱恩斯說:“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3]
  我在上述兩文中都提出,馬克思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即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研究歷史的最高層次的指導,但它也只是一種方法。[4]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研究經濟史中,也是一種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說:馬克思的經濟史觀,“如果我們使它只起工作假說的作用”,按即方法論的作用,“那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強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經濟理論上,“馬克思的分析是這個時期產生的唯一真正進化的經濟理論”。[5]熊彼特極有遠見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縝密的經濟學說史定名為《經濟分析史》,因為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他還指出,“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一個獨特的過程”,由于“理論的不可靠性,我個人認為歷史的研究在經濟分析史方面不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6]就是說,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史的方法,歷史又是研究經濟學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舉兩個例子。西方經濟學有兩次“革命”,即邊際主義革命和凱恩 斯主義革命。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觀的效用價值學說,與古典的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直接沖突,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猛烈攻擊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來的邊際理論中,效用價值說已逐漸淡化,在洛桑學派中乃至成為影子,在其他學派中被成本價值說所代替。而邊際分析作為一種方法,卻廣為流傳,至今不息。原來,邊際分析作為方法只是微分數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李嘉圖的地租論乃至馬克思對剩余價值增量的分析實際已有“邊際”的概念,在古典經濟學完全競爭的假定下,邊際收入與平均收入是一致的,到了不完全競爭、壟斷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邊際值就不能用平均值來代替了。因而,邊際分析方法不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蘇聯和在我國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革命,是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條件下產生的。它曾經喧赫一時,為許多西方國家所采用,但不過20年,即為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劍橋學派等學說所代替。凱恩斯學說本身,對于研究從來不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中國經濟史可說用處不大。但是,作為方法論,凱恩斯創立的宏觀經濟分析,其國民收入、總需求、總供給、儲蓄和投資、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等,則不僅為后凱恩斯主義者所繼承,也為非凱恩斯學派和社會主義經濟學所取用。更有,因此而興起的經濟增長理論,包括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理論,作為方法論,也已為我國所取用[7];我提到它,是因為在經濟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樣選用經濟學理論作為研究經濟史的方法?
  “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創立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命題。[8]但迄今還沒有一部完整的廣義政治經濟學。我前面所說的各種經濟理論,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怎能(即使作為方法)用于從來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國呢?這就是我在“論廣義政治經濟學”一文中所說的“統一性”問題。[9]其義有三:
  第一,經濟學的基本范疇有統一性。例如“資本”,在奴隸社會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完全形態后,馬克思才概括出資本的初始形態的發展軌跡。[10]解剖現代社會是解剖古代社會的鑰匙。
  第二,迄今人類各種文明社會都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前資本主義的遺存和未來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種農業經營方式,至少有六種在中國歷史上都存在過。[11]
  第三,我在“論廣義政治經濟學”中得出一個結論,即不管在“經濟學對象”上有多少理論爭論,實際上前資本主義的、西方的和當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種或這種經濟是怎樣運行的,它的機制如何?而這也是經濟史研究的主要課題。
  任何社會經濟都是在一定的機制下運行的,否則不能持久。各種社會形態的機制不同,但都有再生產問題,都有增長(負增長)的模式問題和發展周期性問題,都有主權者干預問題,等等。這其中,有些運行規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參照。在經濟史研究中,是把現有的各種理論,特別是對經濟運行和其機制的解釋,作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運用。至于選擇哪種理論,則如我在“方法論”一文中所說,“史無定法”,主要根據其理論對我們所研究的課題的適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來決定,可以選用某種理論中的某一點,也可在一個問題上選用幾種理論。要之,選用某種理論,主要是啟發性的,而不是實證性的。在經濟史論文中,時見“根據某種理論,應如何如何”語式,這是最笨的方法。
  在“論廣義政治經濟學”一文中,作為舉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 Quesney)和重農學派的經濟運行理論,D.李嘉圖、杰文斯(William S.Je-vons)等的地租論在研究封建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再如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以及他的增長理論,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長理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基礎上的,但他所謂“資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獲量為基數,如果不取其工資基金說(上一年收獲的谷物用于支付雇傭勞動工資部分),這一思路是適于農業社會的。[12]就是說,對于現有經濟理論,可以加以“改造”來利用。
  在經濟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從傳統經濟向現代化經濟轉換的歷史。這種轉換,過去強調工業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歐說,新思想始于14世紀以來的文藝復興,經濟變革始于16世紀以來的重商主義,馬克思指出,歐洲資本主義制度在16世紀即已建立,工業革命還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場擴大的結果。代表這種新史學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編的六卷本歐洲經濟史[13],它運用了當代的經濟學理論,尤其是凱恩斯學派的經濟理論。這種轉換,在中國相當于明、清、民國以至當代的五百年間,時間很長,所可選用的經濟理論是很多的。
  在學派林立的西方經濟學中,占主導地位的不外新古典主義和新古典綜合派。以A.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吸收了邊際分析方法,以P.A.薩謬爾遜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又吸收了凱恩斯經濟學,積累和日新月異,這就給我們選用提供方便。經濟史主要研究宏觀,但分析中離不開微觀,尤其市場理論,因為宏觀經濟學是以微觀理論為基礎的。在研究落后國家經濟時,劉易斯(W.Arthur Lewis)主張用古典經濟學模型,舒爾茲(Theodore W.Schultz)主張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時獲諾貝爾獎。我看各有短長。古典主義的人口與土地的悲觀論調,歷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強調。新古典的樂觀主義更符合中國歷史,但過份強調競爭和均衡價格,就難找歷史根據了。
  我以為,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或衰退,最終是看生產資源的利用或配置是優化了還是劣化了。在馬克思理論體系中,資源配置被歸結為勞動時間(包括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節約和在各部門間的分配。但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尤其物化勞動,是不能計量的,“抽象勞動”在經濟史上更無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把資源配置歸之于市場調節。新古典更引進邊際分析和導數方法,比較精確。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沒有土地和資源變量,而是歸入“資本”,這在經濟史研究中是難于處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談制度、經濟結構、社會背景以及文化習俗等問題,而經濟史要求整體觀察,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獵制度學派、結構學派等理論。我覺得,德國歷史學派的“國民經濟學”理論,對研究中國經濟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謂資源配置,并不完全決定于市場機制,近年來已有非市場機制、非價格信號的研究。歷史上,市場不發達、沒有生產要素市場的情況下,經濟仍可以有進步,更不用說重大政治軍事活動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對資源利用的影響了。我曾見到一些對明清時期江南特別是蘇南農村的研究,說明在不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和傳統技術的條件下,由于經濟因素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資源配置或資源合理利用。[14]這也是經濟史研究對經濟學的貢獻。
  當代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R.M.索洛寫過一篇“經濟史與經濟學”。[15]他不滿于這兩個學科的現狀:“經濟學沒有從經濟史那里學習到什么,經濟史從經濟學那里得到的和被經濟學損害的一樣多”。他主要是批判當代經濟學脫離歷史和實際,埋頭制造模型。但他也指出當代經濟史也象經濟學“同樣講整合,同樣講回歸,同樣用時間變量代替思考”,而不是從社會制度、文化習俗和心態上給經濟學提供更廣闊的視野。他說,經濟史學家“可以利用經濟學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經濟學家“同樣的一碗粥”。這對當代西方一些“新經濟史”的批評是很中肯的。的確,經濟史有廣闊的天地,無盡的資源,它應當成為經濟學的源,而不是經濟學的流。
  三、經濟學中的經濟史論
  亞當·斯密《國富論》第三編“論不同國家財富的不同發展”是一篇經濟史論,他先從利潤和風險研究提出一個經濟發展的“自然順序”,即首先發展農業,然后發展工業,最后是國際貿易。但詳細考察了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各國的經濟變化后,卻得到相反的結論,他慨嘆歐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這種考察證實了斯密在《國富論》一開篇就揭橥的論點:人類社會的進步歸結于分工和專業化帶來的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分工是由交換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因而,他在經濟史論最后一章,就轉而討論“都市商業對農村改良的貢獻”了。[16]
  作為一種經濟史觀,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出了各種經濟發展階段論。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經濟發展分為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農工商業時期。這初看與斯密的自然順序一致,但其論點是,一國在第一階段應以自由貿易為手段,力求發展農業,在第二階段,要用“限制商業政策”,按即保護關稅,來促進工業的發展。到第三階段即農工商業時期,如當時的英國,可“再行逐步恢復到自由貿易的原則”,“進行無所限制的競爭”。[17]B.H.希爾德布蘭德是按交換方式提出三階段論,即自然經濟、貨幣經濟、信用經濟。第一階段是農民民主社會;第二階段是自由經濟。他的第三階段帶有理想味道,使交換不依賴于貨幣,以克服貨幣經濟帶來的貧富懸殊。[18]K.畢歇爾批評了以上兩種觀點,提出自己的三階段論。第一階段是封閉的家庭經濟,包括種族社會和中世紀的莊園,是內部生產和消費的經濟,毋需交換。第二階段是城市經濟,指中世紀包括郊區農業的城邦經濟,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交換的經濟。第三階段是“國民經濟”階段,開始于中世紀晚期,這時生產者為市場而生產,消費者自市場購買商品,商品要經過許多流通環節達到消費者手中。畢歇爾實際上已提出市場經濟的概念了。[19]
  到20世紀初期,經濟學家對經濟史的最大影響,當推J.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了。他在《經濟發展理論》[20]一書中提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內在因素的創新過程。即由引進新產品、引用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控制原材料新來源、企業新組織形式所建立起來的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或新的組合,所推動的。而“企業家”是執行這種新組合的人。不過,熊彼特明確指出他的經濟發展理論是專指資本主義時代的。在他后來的著作中,并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最后將導致“非人身化和自由化”,“革新本身已降為例行事務”,“企業家”失掉作用,資本主義將自動地進入社會主義,不過他所謂社會主義,“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經濟從私人領域移到公共領域”而已。[21]
  60年代W·W.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對經濟史學也有廣泛影響。他把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分為六個階段,但把工業化以前的幾千年統歸入“傳統社會”,所論實際是工業化的階段論,即為起飛創造條件的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消費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22]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飛”理論和“主導產業”理論。起飛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投資凈值由占國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時有一個或幾個主導制造業迅速發展,帶動其他產業跟進。他認為中國經濟的起飛始于1952年,各國由起飛到成熟約需60年。
  領域十分廣泛的當代經濟學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經濟史理論》。他說,世界經濟史可看成“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具有一個可以認識的趨勢(至少到目前為止)的過程”;這就是由習俗經濟和命令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新石器時代的和中世紀初期的村社經濟都是由習俗支配運行的,酋長或王只是傳統本身的東西。命令經濟常是由軍事統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經濟作用。中世紀的封建主義實際是這兩種經濟的混合。由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是漸進的、各地區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復的,但總要發生。這種轉變的起點是商業的專門化,專業商人的出現。他們要求保護財產權和維護合同,這是舊制度無能為力的。于是,重商主義時期在歐洲出現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業競爭,導致殖民主義擴張、接下去,就是“市場滲透”階段。希克斯用歷史回顧法從四個方面詳述了這種“滲透”,即“適應市場經濟的貨幣、法律、信用制度的確立;政府財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領主制破壞、貨幣地租和農業的商業化;自由勞動代替奴隸勞動、勞動力市場的出現。這一切,導致工業革命。”[23]希克斯是在經濟史理論上首先全面論述市場經濟的。他還用他在《價值與資本》(該著作使他獲得諾貝爾獎)中提出的理論解釋工業革命;其性質不過是資本由在商業和手工業的流動狀態進入固定狀態。
  80年代興起產權制度學派[24]的經濟史理論,D.C.諾斯于1981年出版《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25],他并以此獲諾貝爾獎。諾思認為,人類受個人能力和環境限制,只有通過交換才能獲得經濟增益,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礎上的。他認為,產權是交易的根據。國家給謀求收益最大化的個人和團體設定產權,用以交換后者提供的稅賦,以實現國家歲入的最大化。制度則是實施產權、約束個人和團體的行為、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規則,包括認可規則和約束行為的道德觀等意識形態。這種產權和制度結構的有效與否,是決定經濟興衰的關鍵。由于人口、資本存量、知識存量是增長的,加以其他原因,導致結構的變革,促使經濟向進步方向發展,這就是經濟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產權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經濟史上往往是增長時期少,停滯或衰退時期多。
  諾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經濟史的經濟理論不外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古典經濟學強調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得出一個悲觀模型,但它“不失為一種探討19世紀中期以前一千年間人類經驗的頗有裨益的出發點”。新古典經濟學以儲蓄率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通過市場調節,達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識積累和邊際替代能力,是一種樂觀模型,可以解釋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經濟的發展。但它完全忽視了產權、制度、意識形態等因素;而沒有這些,單憑市場上相對價格的變動是不能解釋歷史上的重大變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東西全部包括進來了,它強調所有權和國家的作用,強調技術發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稱是一項重大貢獻”。不過,馬克思經濟學過于理論化,而新古典模型擁有機會成本、相對價格、邊際效益等遠為精確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是忽視了交易費用,以為不花成本就能實施所有權,以至“個人和社會的收益相等”。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諾斯反復論證交易費用的重要性,并且,“專門化的增益越大,生產過程的階段便越多,交易費用也就越高。”他在結論中說,“專業化增益和專業化費用之間不斷發展的緊張關系,不僅是經濟歷史上結構和變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現代政治經濟績效問題的核心”。[26]
  綜看上述經濟學家的經濟史觀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換關系的擴大作為歷史發展的線索,亞當·斯密的分工和專業化理論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場經濟作為經濟現代化的標準,或者是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論述現代化過程。眾所周知,馬克思曾提出人類社會相繼出現的五種經濟形態或生產方式。在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過渡中,馬克思是十分重視商業和市場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一篇題為“交換與生產力”的經濟史論。[27]它講歐洲商業脫離行會手工業,出現專業的商人階級,造成城市間的分工,從而出現工場手工業,競爭導致商業政治化,出現保護關稅、貿易禁令、殖民主義以至戰爭。而其最后結果是大機器工業的建立(馬克思和19世紀所有的經濟學家都不曾用過“工業革命”一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商業資本是資本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業支配著產業”,因而,“它在封建生產的最早的變革時期,即現代生產的發生時期,產生過壓倒一切的影響”。[28]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規律”,“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座標和縱座標”。[29]根據這一理論,我在1986年寫了一篇“試論交換經濟史”。[30]我是用廣義的分工和廣義的交換概念,并把交換這個“縱座際”理解為歷史,原來,人類在學會“生產”(指變革自然)150萬年以前就有交換了,交換的發展譜寫著人類編年史。現在我想補充說的是:馬克思的五種社會經濟形態是歷史哲學的命題,不是經濟史的命題。在經濟史上,沒有奴隸制者有之,沒有封建制者有之,越過“卡夫丁峽谷”者更有之。[31]中國實際上就是超越資本主義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的。但是,資本主義可以超越,市場經濟卻不能超越,如果一個國家想現代化的話,我們曾經想超越,現在還得回來補課。至于我在“試論交換經濟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來有一點還是有用的,即它可說明,歷史上的商業發達,不一定是市場發達;歷史上的商品經濟,不等于就是市場經濟。這里,J.R.希克思的“市場滲透”說,D.C.諾斯的“結構變革”說,值得我們注意。
                       (責任編輯:詹小洪)
  [1]兩篇拙作分別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和1992年第1期。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1頁。
  [3]《現代外國經濟學論文選》第八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頁。該文簡化,我是從凱恩斯原文譯出。
  [4]恩格斯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頁。列寧說:“歷史唯物主義也從來沒有企求說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學的’說明歷史的方法”,《列寧選集》第1卷第13頁。
  [5]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經濟分析史》第二卷,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95、96—97頁。
  [6]前引熊彼特書第1卷,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9頁及注3。
  [7]我國計劃經濟原用蘇聯的物資平衡表,80年代引進投入產出法,曾用過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以后曾試用過索洛(Robert M.Solow)、喬根森(Dale W.jorgenson)的增長模型和丹尼森(Edward F.Denison)的增長因素分析法。現正結合優選法,建立自己的增長模型。這種廣集眾長的方法論精神,愿為我國經濟史研究者所取法;故略作介紹。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6頁。
  [9]拙文載《經濟研究》1992年第11期。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7頁。
  [11]西斯蒙第(Jean C.L.S.de Sismondi):《政治經濟學新原理》,1819年出版,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編。
  [1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出版,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上卷第315—316頁。
  [13]Carlo M.Cipolla edited,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1972—1976年出版,中譯《歐洲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88—1992年出版。
  [14]例見拙作“論二元經濟”,《歷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5]RobertM.Solow,"EconomicHistory 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ol.75,no.2.May 1985。
  [16]前引斯密書上卷,引語見第16、349、371頁。
  [17]李斯特(Fredrich List):《政治經濟學家的國民體系》,1841年出版,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引語見第105頁。
  [18]Bruno Hildbrand,Natual-Geld-und Kreditwirtschaft,1864年出版。
  [19]Karl Bucher,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1893年出版。
  [20]Jaeeph Schumpeter,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1912年出版,通用1934年哈佛大學經濟叢書修訂英文版。
  [21]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1942年用英文出版,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64—165、515頁。
  [22]羅斯托(Walt W.Rostow):《經濟成長階段——非共產黨宣言》,1960年出版,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原分5個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是他1971年在《政治與增長階段》一書中所增加的。
  [23]希克斯(John R.Hicks):《經濟史理論》,1969年出版,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引語見第9、58頁。
  [24]該學派稱新制度學派(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因與50年代興起的以加爾布雷斯(JohnK.Galbraith)為首的新制度學派(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中譯名相同,我將它改譯為產權制度學派。
  [25]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Change inEconomic History,1981年出版。中譯本《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又《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本文引語見商務版第7、61、200、203頁。
  [26]諾斯在本書中提出衡量費用、信息費用、依循費用、代理費用、怠工和投機費用等詞,在他文中也將運輸、利息、市場交易等費用計入。后來他在本書改寫中將交易費用分成兩類,即制定契約所需費用和執行契約所需費用。見他的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Performa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7。
  [27]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58頁。這里是用廣義的交換即Verkehr,《選集》譯“交往”。
  [28]《資本論》第3卷第369、376頁。
  [2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6頁。
  [30]拙作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1]“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頁。我認為王種經濟形態就是這樣一種理論。
  
  
  
經濟研究京3~9F11理論經濟學吳承明19951995 作者:經濟研究京3~9F11理論經濟學吳承明19951995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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