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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科學邏輯研究綱領
經濟學的科學邏輯研究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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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81—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7023(2007)03-0010-07
  一
  自1988年《經濟邏輯學》[1] 的出版到2002年11月全國經濟邏輯會議在天津的召開,我國的經濟邏輯基本上是在形式邏輯的范式(即概念框架)中展開研究的。通常,經濟邏輯表現為形式邏輯的擴展與應用,這是它的基本定位。然而,我們認為實際上經濟邏輯(更細致的劃分是:針對經濟現象的稱作“經濟邏輯”,針對經濟學理論的,則應稱為“經濟學邏輯”。但在不做細致分辨時,仍籠統地合稱為“經濟邏輯”)應當在科學邏輯的范式中展開研究才更加合適,而不應當定位在形式邏輯上。原因在于,隨著國際上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進展,以及近年來國內對科學哲學(連同科學邏輯)的深入研究和廣泛傳播,為經濟邏輯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經濟邏輯的研究已經出現新的轉機,也就是面臨著從形式邏輯向科學邏輯的范式轉換。借助于這種范式轉換,有望實現我國的經濟邏輯研究的創新,從而很好地與國際接軌。
  現在,有必要先來交代一下經濟學理論、經濟學方法論與科學哲學(連同科學邏輯)的相互關系。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離不開經濟學方法論,而經濟學方法論則直接表現為科學哲學的通用原理在經濟學理論中的應用。那么,科學哲學與科學邏輯的相互關系又如何呢?簡單地說,他們就像一對孿生子,只是同一個科學方法論的不同表現或變形。如果需要突出科學方法論的哲學方面,它就以科學哲學的身份而出現;如果需要突出科學方法論的邏輯功能,它就以科學邏輯的面貌出現。在西方經濟學方法論與科學哲學文獻中,實際上已經提供了大量可供選擇的邏輯與方法論理念以及經濟學的思想素材。對于經濟邏輯研究者而言,只要我們善于批判性地學習,并善于做改造、轉換工作,就必定能夠從這一個豐富的思想寶庫或者說是強有力的方法論的工具箱中汲取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筆者在與任曉明合寫的《科學邏輯在知識創新中的作用》[2](即《邏輯與知識創新》一書第四篇,包括第15~18章)中已經詳細論述了科學邏輯在科學發現、科學解釋與科學辯護以及科學發展中的作用,闡明了科學哲學或科學邏輯的全套基本原理。不過,當時的寫作目的,不是針對經濟學理論的,而是針對知識創新的。然而,現在我們的目標是要轉向經濟學邏輯。
  按科學哲學與科學邏輯的眼光看,從總體上說,經濟學邏輯應當研究經濟學前提的邏輯性質、經濟學理論的形式結構、經濟學解釋(即說明)的邏輯、經濟學理論辯護的邏輯、經濟學理論發展的邏輯模式,等等。在下文中,我們將分別對此作綱要性的闡述,有的部分說得詳細,有的部分則說得簡略,這是有選擇性的。
  二
  關于經濟學假設或理論前提的性質,究竟是不證自明、毋庸置疑而且必然真的公理,還是虛擬的理想化的前提(在這種情況下,前提真假無關大局,只要推出有用結論就行)?這些假設或前提,究竟可不可檢驗(包括證實和證偽)?經濟學定律究竟是趨向性的還是必然性的?弗里德曼的工具主義,范·弗拉森的建構經驗論,還有科學實在論,還有因果整體論,等等,究竟誰對誰錯?
  很可能就像著名寓言《盲人摸象》所隱喻,每一學派(相當于一個盲人)都掌握一個局部真理,唯有整合之后才可能有完全真理。
  1. 經濟學方法論的演繹主義視角,在20世紀首先是由L·羅賓斯在專著《經濟科學的性質與意義》(1932)中所明確表達出來。追溯歷史,約翰·穆勒可說是在經濟學家中演繹主義方法論的先驅者、早期代表和核心人物。盡管在歸納邏輯史和科學哲學史上,他以“古典歸納主義的奠基者”和“穆勒(歸納)五法”而聞名。由穆勒所提倡,又為西尼爾與凱爾恩斯等人所共有的有關經濟學的方法論理念可以歸結為[3] 3-4
  1)演繹主義。這是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復雜性要求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只能通過演繹的方法才能達到。因為經濟現象中必定存在多因素復雜相互作用,而且實驗方法一般不可行,歸納法無法直接運用。
  2)“趨勢律”論題。這是認為,經濟學基本法則(相當于公理)在原則上是明顯正確的和無可置疑的,但在實際應用時卻顯得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因在于存在諸多因素混雜的情況以及無法消除的干擾。穆勒確信,已經構建的經濟學法則雖然為特定因果關系如何運行提供了一個準確的說明,但所展示的只能是一種趨勢或傾向。
  3)經驗性檢驗沒有特定科學實驗那樣的“判決性作用”,而僅僅具有輔助性作用。這種輔助性作用的具體表現是:正如穆勒所斷言的,經濟學基本法則的內在含義在限定條件下(包括界定了的背景及相關環境的特定參數)可以得到演繹和展開。然而,經驗性的證實或認證,對于確定已建立的經濟學理論的可應用邊界或范圍(決不是用于檢驗其真假),對于在事后去發現“干擾”因素何在,對于尋找或判定所遺漏的重大因素,等等,都有相當的作用。
  4)在表述經濟學基本法則時,經常使用“在其它情況都相同的條件下”的條款,至少可以從理論上(在意念中)排除“干擾因素”。穆勒所采用的這種理想化方法,在“趨勢律”的構成中起關鍵作用。
  在現代經濟學方法論文獻中,豪斯曼(1992)堅決支持這種應用“其它條件不變”來排除干擾的觀點。他認為,經濟事實都是復雜相互作用的結果,包含著所有的作用力,但是在構建理論時則應該使用演繹法,將最重要的作用納入考察范圍,而將其它作用排除在外。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用“其它條件不變”對于所有的額外作用力(“干擾因素”)做出處理。正如我們在微觀經濟學的消費者行為理論中所做的那樣,首先從理性經濟人的公理出發,假定消費者是完全理性的,偏好是固定的、可排序的,等等,推演出關于消費的無差別曲線,然后得出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在這種演繹主義的框架下產生關于序數性的效用價值論的命題。例如,餅干的價格上升,奶酪的價格也就跟著上升,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的話。
  從方法論視角看,經濟學家大致分為兩個陣營:經濟學的純粹理論家更加喜歡采用演繹法,而計量經濟學家更偏好歸納法。然而,如果以為演繹法和歸納法是非此即彼、涇渭分明的話,那必然是一種誤導。實際上,不少杰出的經濟學家是把歸納法和演繹法結合起來使用的。假說演繹法被認為同時包含歸納法和演繹法的兩重性。例如,在19世紀,馬歇爾在對廠商與社會福利條件的研究中,既用歸納法去考察實際行為,從中提升出原理,又用演繹法進行推理,兩種方法運用自如,得心應手[4] 94。而在20世紀的經濟學方法論中,則出現了一種極有價值的啟發性觀點——即認為有可能把“不證自明的原理”與“可檢驗性”耦合起來。例如,理性預期理論就提出了將原理與經驗觀察相互耦合的解決辦法。它認為,如果“理性經濟人”的原理有合理性,那么資料顯示的結果必然接近則是一種均衡狀態。理性預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薩特金就提出,要把理論與經驗研究放在同一邏輯基礎上,以溝通歸納法與演繹法這兩個極端[4] 96-97。
  2. 弗里德曼在20世紀經濟學家中被認為是“工具主義的方法論”的主要代表,因為他對經濟學前提無可置疑的真實性提出了工具主義式的反駁。他的核心論題是,經濟學可以有虛擬的理想化的前提,前提究竟是真還是假無關大局,不會影響推理的有效性,只要推出有用的結論就行。這種觀點引起強烈反響,對其批判最狠的是操作主義者薩繆爾森。薩繆爾森給弗里德曼的觀點戴上一頂帽子,稱之為“F—曲解”(意即弗里德曼的曲解)。他還將所謂“F—曲解”細分為兩種,一是說雖然理論假定缺乏現實基礎,卻與結果的有效性無關;二是不把簡化模型的虛擬性看作缺點,反而當作優點[5]。薩繆爾森譏諷道,弗里德曼的“經濟學假設的虛擬性”論題,就像西方人愛吃的甜圈餅(我們可以補充說,也像武漢人愛吃的“面窩”),中心部分是空的(比喻核心原理的不實在性)而邊緣部分卻是飽滿可口的(比喻所推出結論卻有實用性)。薩繆爾森言過其實了。弗里德曼的方法,無非是科學中常用的理想化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而已。筆者和閻坤如合作在《弗里德曼“經濟學假說虛擬性”的邏輯分析》[5] 一文中對此做了細致分析。
  經濟學方法論理論家終于認識到,真理不在演繹主義(假定經濟學理論前提無可懷疑的真)或是工具主義(假定經濟學前提的非實在性)這兩個極端之上(即任何一極),而應在兩極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這樣才能構成新古典經濟學的合理基礎[3] 15-16。
  3. 科學哲學諸流派均已滲透到經濟學界,并找到了自己方法論的擁護者。
  1)經濟學中的“科學實在論”者確信,經濟學的“理論名詞”在現實世界真實經濟現象中有所指稱,科學的經濟理論給予人們有關現實世界經濟運行機制或者規律的真實描述。他們相信成熟的經濟理論代表或接近經濟學的真理。順便說,有些經濟學方法論譯著如《經濟學方法論新論》把“科學實在論”混淆于“存在主義”(使人想到海德格爾的“此在”之類),那是十分糟糕的。因為,他擾亂了讀者的頭腦,妨礙了經濟學學者對于方法論的正確理解。
  2)經濟學中的“建構經驗論”者確信,科學的經濟理論旨在給予人們有關經濟的可觀察世界的如實描述,成熟的經濟理論具有“經驗恰當性”,我們不必為它是否代表了“實在”的“真理”而操心[3] 168。這就像在物理學中,建構經驗論者只相信“可觀察量”,不愿意面對“物理實在”。他們說,現象背后的“實在”,我們既沒有權利斷定它有,也沒有權利斷定它無。對于科學家的研究工作來說,只要經驗上有恰當性就行了,深層次的真不真、實在不實在是不必過問的,也是不可能說清楚的。自以為可以說清楚,反倒容易犯“獨斷論”的錯誤。對于建構經驗論來說,經濟學家的目的不是去較好、較真實地描述世界,而是在于借助于理論恰當地建構事實。他們認為,任何解釋都是在一定條件下對于特定問題做出回答。相對于不同條件就要有不同的回答,根本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通用解答。例如,通貨膨脹或者經濟低增長現象,就不存在萬能的統一解釋。但是精細入微的描述和具體分析可以保證不同條件下做出對于特定現象的恰當解釋。
  3)經濟學中的“工具主義”者所關注的重點則在于,經濟理論能否成為有效的探索工具[3] 169。這樣看來,建構經驗論的立場是介乎科學實在論與工具主義之間的。
  三
  關于經濟學理論的形式結構,應當研究演繹系統化思想在經濟學理論中的表現,經濟學理論的邏輯構造,觀察語言、理論語言及對應規則(語義規則)在經濟學中的表現,數理形式演算在經濟學中的表現、特點和作用,模型在經濟學表述中的作用等等。
  科學理論可以看作由經驗定律、理論原理、對應規則、數學計算與模型這五大要素所組成的多重結構。這是一種有廣泛影響的科學哲學觀點(以竹尾治一郎的《科學哲學》為代表)[6]。對于經濟學理論也是這樣。
  首先要區分經驗定律與理論原理。所謂經驗定律就是關于直接可觀察條件、屬性及其規則聯系的普遍命題,它是可以直接經受實驗檢驗的。實驗所涉及的那些實體和屬性用“觀察名詞”來刻畫。例如物理學中的玻意耳定律(壓力與體積的反比關系)就是由實驗所得的經驗定律。所謂理論原理就是關于不可直接觀察的實體和性質規律,例如氣體分子運動論原理。由于理論包含表示不可直接觀察的“實體”或性質的“理論名詞”(例如氣體的分子),因此不能直接檢驗。由高層的理論原理可以推出低層的經驗定律;由氣體分子運動論原理可以推出玻意耳定律。在經濟學中也是這樣,就消費者的行為而言,人們總是選擇他們能買得起的最佳消費方式。它可以看作經濟家從大量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條經驗定律;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看作更高層次的“理性經濟人”的理論原理在邏輯上的一個推論。一般的說,“理性經濟人”作為理論名詞是難以直接觀察的。
  不過,抽象的理論名詞卻可以通過“對應規則”與觀察名詞連接起來,而獲得經驗上的意義。在經濟學中,商品的“價值”連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抽象的、難于直接觀察的,然而“價格”卻是可觀察的。價值規律起到了聯系價值與價格兩者的中介結構的作用,這就是經濟學中“對應規則”之一例。
  正如謝拉·C·道在《經濟學方法論》(2005,中文版)中所說,模型在經濟學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經濟學模型”是介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資料之間的媒介,通常它采用圖解方式或數學方程式呈現出來。她把經濟學模型劃分為四個類型。(a)作為理論檢驗工具的模型。在經濟學中,模型=理論的特殊表現形式,它意味著理論是可檢驗的。例如,新古典廠商理論斷言,廠商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這就有待檢驗。(b)應用經濟學模型。應用經濟學家建立模型是為了說明實際問題,由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性,我們只能對理想模型的簡化形式進行間接檢驗。(c)作為思想實驗工具的模型。貨幣主義者盧卡斯指出,理論經濟學的功能之一就是,用虛擬的實驗機制模擬現實經濟情境,以便檢驗出低成本的政策措施來。(d)作為交流方式的模型。
  在經濟數學中,大量使用模型,模型=傳達核心思想的方式。例如,菲利浦斯建立了一個流體模型,用以類比凱恩斯經濟學的收入—支出模型,使得凱恩斯的思想變得一目了然[4] 110-114。有時候,對于同一個經濟學理念,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可以應用不同的模型加以刻畫。比如,對于效用最大化的理念,通常就有兩種模型:(1)貝克爾模型;(2)博弈論模型。貝克爾是家庭經濟學的先驅者,他把他的理論建立在“家庭等級制度模型”上,他用社會成本理論分析家庭內部的分工。在這里,家長是完全利他主義的,其行為目的是一心一意為了家庭其他成員和家庭整體利益,而家庭其他成員的目標則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博弈論模型討論的是與對手有相互依賴性的決策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例如,婚姻就是家庭成員之間的合作博弈。兩個模型的差別在于,前者關注改變家庭關系的經濟因素,后者關注隱含在偏好中的非經濟因素等等。對于同一個問題,還可以有女權主義理論解釋。女權主義者理論關注的是,在貝克爾理論中只是隱含著偏好和價格。另外,她們更關注的是社會習慣。不同的模型各自引出不同的結論。
  有些模型同時也是一種類比,一種隱喻。實際上,隱喻、類比與模型之間并沒有絕對分明的界限。亞當·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著名隱喻,從今天的觀點看,實際上是經濟控制論的負反饋自動調節機制的通俗表述,它既是模型也是類比。近20年來,由麥克格勞斯凱伊所倡導的“經濟學修辭學”(更一般是“科學修辭學”)正在興起,隱喻的重大的方法論功能重新被發現。隱喻不再僅僅被看作一種“文學描寫”的手段,一種外在于邏輯觀點的語言修飾的工具,一種輔助性的提高說服力的手法,而是被提高到類比、模型一樣的方法論地位,因為它同樣對科學探索和科學創新具有助發現的啟示作用,因為隱喻的合理運用照樣可以影響人們的探索路徑和觀點的內在邏輯[4] 113-115。
  四
  關于經濟學的解釋,尤其應當歸入經濟學定律的解釋,研究它的邏輯結構,研究演繹—規律模型與歸納—統計模型在經濟學中的具體表現,經濟學的因果性解釋只是定律解釋的一個特例。還要研究經濟學預測與經濟學解釋的邏輯對稱性等等。
  經濟學家總是用經濟規律來消解經濟現象之謎,尋找原因或根據,來回答經濟生活中所提出的為什么問題。這就是對經濟現象做出科學說明,也叫做科學解釋。亨普爾的解釋理論近年來備受經濟學家的青睞。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碰到大量有待解釋的經濟現象。舉個簡單的例子說,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近幾年來,許多普通家庭的生活費中用于購買食品的費用比重減少了,用于購買冰箱、彩電、洗衣機等家用電器的部分卻增加了。這類現象自然可以用經濟學中的“恩格爾定律”來解釋。一般地說,經濟學解釋是將用于解釋的經濟學規律覆蓋了被解釋的經濟現象,并將其歸入規律之中。這種模型有覆蓋律模型之稱。它又劃分為演繹—規律模式與歸納—統計模式這兩大類以及中間類型,若有必要還可以進一步細分。若由以規律(普遍全稱命題)和初始條件(單稱命題)為前提,以被說明的陳述為結論這樣的演繹論證來進行解釋,則稱之為演繹—規律模式(D—N模式)。若換作概率性的內容,則成為歸納—統計模式(I—S模式)。恩格爾定律是一條概率統計定律。因此,某個家庭隨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購買食品的費用比重的減少,將以很高的概率被統計規律與先行條件的組合所確證。
  五
  關于經濟學理論辯護的邏輯。首先要區分發現的語境(context)與辯護的語境,研究類比、隱喻與模型在經濟學理論中的助發現作用。研究經濟學探究的模式與經濟學假說的檢驗,經濟學的局部證偽的邏輯圖式,迪昂—奎因的整體論論題等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證偽的邏輯圖式”。
  波普爾對這一問題做過較透徹的研究。他主張,在理論的檢驗中所采用的邏輯只是演繹邏輯,其中心在于證偽。他強調,證偽的邏輯是嚴密的演繹邏輯。可以通過用證偽逐個消去假定的成份,最終確定現有理論中的最佳理論。具體消去程序如下。
  假定在背景知識K的基礎上,由某一核心假定h加上先行條件C推導出一個預測E,如果觀察、實驗的結果否決了E,那么由于假定h蘊含E,非E就反過來證偽了h。波普爾的證偽消去法可圖解如下:
  B3R613.jpg
  其實這是一個不恰當的演繹推理。觀察事實非E所證偽的應當是,也就是“背景知識K、核心假定h加上先行條件C”的組合,矛頭不一定直接指向核心假定本身。因此,當預言E被否決時,不應當草率斷定以核心假定為代表的范式整個地被證偽(即“整體的證偽”),因為有可能只是某個輔助假定有錯的局部問題(即“局部的證偽”)。在這里,我們實際上是要采用迪昂和奎因所提出的整體論觀點來校正波普爾的證偽邏輯圖式。迪昂和奎因不把科學的理論看做一個孤立的核心假定,而是包括核心假定、輔助假定、作為理論前提的背景知識、作為初始條件的觀察命題等等組成的整體。看來證偽邏輯并沒有像波普爾所設想的那么簡單,但波普爾絕不是一無是處。如果把證偽局限于某一個大的理論范式的具體假說的證偽,也就是“局部證偽”,波普爾的證偽邏輯就可以成為妥當的局部證偽圖式:
  B3R614.jpg
  將和一起放進前提之中的根據是,在這一研究的具體語境或局部問題中,背景知識和先行條件以及觀察命題非E的真理性都無可懷疑。于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合法的演繹論證。這就是用迪昂和奎因的整體論校正后的“局部證偽的邏輯”,它的妥當性是沒有疑義的[3] 169。
  如果將上述公式中的K換成H(輔助假說),證偽的邏輯圖式仍沒有變。現在舉一個經濟學的案例來說明它的應用。在消費者行為理論中最引人注目的反常事實莫過于“吉芬商品”了。著名的經濟學規律需求律斷言,一種物品的價格上升,隨之而來的是其需求量的下跌(兩者呈反比關系),在圖中表示為完整的雙曲線型的需求曲線(見圖1)。可是,所謂“吉芬商品”卻破壞了反比關系。
  B3R615.jpg
  “吉芬商品”的雅號從何而來?原來,維多利亞時代的經濟學家吉芬爵士發現,在愛爾蘭大饑荒中,土豆漲價而需求量反而增大。它在圖中表示為下端呈回歸形態的需求曲線(見圖2)。還有另一種極端情況,那就是所謂炫耀型商品,它也是破壞了正常的反比關系,但是它在圖中表示為上端呈回歸形態的需求曲線(見圖3)。電視中報導過,武漢漢正街服裝市場上有一種女裝標價80元時好多天沒人買,后來個體老板靈機一動,提價為680元,沒幾天就有人為女朋友買走了。這就是炫耀型商品。
  B3R61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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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問吉芬商品的消費量隨價格上揚而增加的反常事實,究竟證偽了什么?從迪昂—奎因的整體論觀點看,所證偽的并不是需求律(或需求曲線)的核心部分h,而只是證偽了暗含在背景知識中錯誤的輔助假定KC(即假定需求雙曲線在兩端可順勢無節制地延長)。事實上吉芬商品的曲線沒有沿著一般需求曲線一點點遞減,反而突然轉向,拐了個彎,在下端呈回歸形態。寫成正確的局部證偽圖式(也可以用橫式表示),則是:
  B3R618.jpg
  關于經濟學理論發展的邏輯模式,主要借鑒科學哲學中的綱領方法論與科學革命論的邏輯構架。作為案例,我們可以對它作有選擇的邏輯分析。
  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簡稱MSRP)。這個理論結構模型的特點在于:一是研究綱領并非單一的理論,而是由某種根本信念所支撐的整個理論系列組成,它是開放的、可調節的。二是綱領具有精致的結構,分為“硬核”與“保護帶”兩層。硬核是綱領中的不可觸動的深層核心假說與根本信念;硬核周圍有一層必須經受檢驗壓力的由眾多輔助假設所組成的保護帶。面對反常情況,保護帶可以通過調整輔助假設來消解反常,維護硬核并促進綱領通過內部的理論交替而取得進步。研究綱領有進步與退化之分,前者不斷產生新預言,后者喪失啟發力。啟發規則也有正面與反面之分。這些我們已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經濟學應用》[7] 一文中作了細致分析。
  這里只是簡單舉例說,拉特西斯有關傳統廠商理論的案例分析,已被認為是在經濟學文獻中自覺運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一個經典性范例。拉特西斯認為,廠商行為理論只是新古典經濟學總綱領在微觀經濟學領域的一個子綱領,具體包括完全競爭、不完全競爭和壟斷理論等不同理論變體在內。首先,根據總綱領硬核的要求廠商必定被假定為理性經濟人(核心假定還包括私有產權與市場經濟機制)。接著,廠商對子綱領的硬核還作了進一步的要求:(1)廠商追求利潤極大化;(2)掌握完全的信息;(3)決策有獨立性;(4)暫且先假定以完全競爭的市場為背景。當然,鑒于硬核的性質是關于終極實在的形而上猜想,對它既不可能又無必要作直接檢驗。為了把綱領的硬核轉化為綱領的“保護帶”,關于廠商的具體理論,對核心命題還必須補充一些輔助假說,諸如:(1)產品是無差別的;(2)廠商數目對給定市場來說是足夠大的(以致他們沒有一個人對市場價格能單獨產生可觀的影響);(3)允許廠商自由進入或退出市場。所有這些涉及非壟斷性的輔助假說按其邏輯性質而言,在原則上是可能獨立受檢驗的。新古典綱領在廠商問題上的正面啟發法,其總方針是推究出種種理論的比較靜態的特性,而更具體的程序性指令則是:(1)把市場分解為買方和賣方;(2)具體規定市場的結構;(3)給出產生行為假定的理想化定義;(4)確定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5)把這種情境轉換為微積分中的極值問題,并考察其一階層導數和二階層導數,以便作數學處理,等等[8]。可見,拉特西斯的突出優點就在于,他在運用綱領方法論評價廠商理論時,能夠密切聯系實際情況將硬核、輔助假說、正面啟發法等基本概念表述得一清二楚,并做到一一對號入座。
  本文的討論只是以少數案例為樣板,起著展示與引導作用。當然,還有無窮盡的層面和問題有待于有志者共同來開發。
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武漢10~16B3邏輯桂起權20072007
經濟學邏輯/經濟學方法論/科學哲學/科學邏輯
  logic of economics/methodology of economics/philosophy of science/logic of science
A New Research Programme on the Science Logic of Economics  GUI Qi-quan  (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In this article, we put forward a new research programme on the logic of economics, which is called the programme of logic of science. It is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programme of traditional applied formal logic plus the logic of language and the programme of game theory. It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nature of economic principles,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economic theory, the explanation of economics, jus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經濟學邏輯的一種新研究綱領,即科學邏輯綱領,它既不同于傳統的應用形式邏輯加語言邏輯綱領,也不同于博弈論綱領。它主要研究經濟學原理的性質、理論的形式結構、經濟學解釋、辯護及理論發展的邏輯。
作者: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武漢10~16B3邏輯桂起權20072007
經濟學邏輯/經濟學方法論/科學哲學/科學邏輯
  logic of economics/methodology of economics/philosophy of science/logic of science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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