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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工黨主流意識形態形成和變化的原因
英國工黨主流意識形態形成和變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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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 D5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9789(2002)02-0031-36
  在英國政黨發展史上,工黨是一個在20世紀初才誕生的后起之秀,它憑借著工會的支持,打著勞工主義的旗號,以工人階級代言人的身份走上了英國政治舞臺;在站穩了腳跟之后,工黨就將社會主義作為它與其他政黨區別的標志,很快取代自由黨成為英國兩大政黨之一;工黨現在又憑借第三條道路理論的優勢兩次擊敗保守黨,成為英國政治權力的中心。本文試圖從工黨主流意識形態形成和變化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工黨的演變及其原因。
   一
  英國工黨是工人運動的產兒,工會集體黨員占工黨黨員中的絕大部分,工黨的經費主要來自工會的捐款,工黨的階級性是工黨吸引選民和取代自由黨的關鍵因素(注:Keith Laybourn & David James eds.,Philip Snowden:The First Labour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Bradford:Bradford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1987,pp.36—7.)。如果沒有工會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如果工人階級沒有選舉權,就不會有工黨的產生。可以說,是工人階級將工黨送上了英國政治舞臺,因而使得工黨被置于工會的控制之下。關于這一點,最好的例證是,工黨最初就取名為“勞工代表委員會”,顧名思義,就是這個黨要代表勞工的利益,讓工人階級在議會中擁有發言權。為了使名稱聽起來像一個政黨,在1906年更名時,工會反對將“勞工代表委員會”更名為“社會主義黨”,堅持取名為“工黨”,以表明它是工人階級的黨。許多工會領袖更是認為工會應該是新成立的工黨的“父親”(注:Bill Simpson,Labour:The Unions and the Party,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73,pp.61,36.)。因此,在工黨創立之初,作為工黨指導思想的主流意識形態只能是勞工主義,工黨的議員是清一色的工人階級,工黨中工人階級黨員占到98%。
  在勞工主義的旗幟下,工黨依靠自由黨的支持,其力量不斷發展和壯大,1900年工黨黨員只有376000人,1918年達到3013000人,增加了8倍多,具備了與保守黨和自由黨抗衡的實力,其結果必然導致工黨在政治上的完全獨立。而且,英國政黨政治中,一個新興的政黨要想在大選中獲得較多的選票,必須顯示自己與其他政黨的不同之處,并具有自己獨特的意識形態。因此,工黨需要在思想和政策上表現出區別于自由黨的個性特征(注:J.H.Stewart Reid,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55,P.222.)。勞工主義不能將工黨與自由黨明顯地區分開來,勞工主義的主張甚至可以被保守黨采納。
  除了勞工主義,19世紀中期以后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對工黨的產生也是極為重要的,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費邊社會主義(注:Willard Wolfe,From Radicalism to Social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23.)。英國工人運動的特點就是爭取勞工的現實利益,無論是早期的倫敦通訊社,還是聲勢浩大的憲章運動,其最終的目的就是提高工人的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他們并不主張改變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開始改變了工人階級的觀念,戰爭期間,英國政府對經濟實行了臨時管制,由國家組織和控制生產、流通和消費的諸多環節,此舉不僅對英國獲勝有積極影響,而且使勞工受到了啟發和教育。勞工主義不反對資本主義,但如果社會主義能解決失業問題、能提高工人階級的工資和社會地位,即公有制比私有制能帶來更多的好處,工人階級更沒有理由反對。于是,奉信勞工主義的工會對社會主義產生了好感,工人階級感到社會主義主張實際上包容了勞工主義的要求。
  工黨要想成為一個大黨并上臺執政,就不能滿足于勞工主義,工黨領導層中的大多數人都傾向于采取能廣泛地吸引更多選民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工人階級態度的轉變,為社會主義取代勞工主義成為工黨的主流意識形態掃清了道路。
   二
  社會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的確立,保證了在經濟和社會目標上,工黨內部沒有根本的分歧,爭論只在這個共同的理想框架內進行。工黨所考慮的已不是在“舊的已經腐朽的制度內支離破碎的調整,而是要完成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注:Tudor Jones,Remarking the Labour Party from Gaitskell to Blair,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6,P.18.)。正如工黨領袖艾德禮在1937年回顧工黨30年的經歷時指出的那樣:盡管工黨每個議員的“社會背景不同”,但是他們都“擁護社會主義”(注:[英]艾德禮:《工黨的展望》,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導言,第1頁。)。
  1918年后,生產資料公有制被工黨廣泛地認為是英國社會和經濟變革的必要條件(注:Jose Harris,“Labour's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in Duncan Tanner and others eds.,Labour's First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0.)。這種一致性反映在兩次大戰之間及其戰后工黨的一系列理論和政策上。在工黨黨章頒布后不久,1918年6月,工黨又頒布了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工黨和新社會秩序》,將黨章規定的目標具體化(注:G.D.H.Cole,A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from 1914,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9,pp.65-71.)。1918年黨章和1918年的工黨綱領,被認為是“社會主義一代”的起點(注:S.H.Beer,Modern British Politics,London:Faber,1982,P.153.)。艾德禮明確地指出:1918年的工黨黨章是工黨“意識上的變革”,它標志著工黨“已經采取社會主義作為它的目標”,1918年的工黨綱領“是一個充滿信仰和熱情的宣言……是一個毫不妥協的社會主義者的文件”(注:[英]艾德禮:《工黨的展望》,前引書,第24、26頁。)。整個20年代,工黨都在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希望獲得下院的多數以保證其上臺組閣,實行國家控制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及廣泛的國家社會服務的理想。1927年工黨發表了名為《工黨與國家》的文件,該文件強調國家進行干預和控制,保證擴大社會服務的范圍,主張對基礎工業實行公有制。1931年大選失敗后,工黨痛定思痛,決心加快實現黨章既定目標的步伐。1934年,工黨提出了綱領性文件《為了社會主義與和平》,重申了《工黨和新社會秩序》的大部分內容,擴大了原來的國有化范圍。1935年工黨的大選宣言,將社會主義重建政策作為文件中最突出的一個章節(注:Iain Dale,ed.,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0,pp.46-7.)。1937年的文件《工黨的現實綱領》制定了五年計劃,明確表明工黨執政后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共同體。1940年,工黨宣稱:社會主義的英國已不再是烏托邦,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目標(注:Paul Adelman,The Rise of Labour Party,London:Longman,1977,P.79.)。1945年的競選綱領充分地體現了工黨的社會主義思想,公開宣稱“工黨是社會主義的黨,并以此為榮。工黨最終的國內目標是建立大不列顛社會主義共同體”(注:Iain Dale,ed.,op.cit.,pp.54-6.)。
  1945年,工黨在英國大選中第一次取得了壓倒性勝利,它表明了英國民眾對工黨提出的國內外新政策的向往。由于住房短缺和大量失業現象的長期存在,英國民眾十分渴望一種新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以免二戰后再次被拋進失業的深淵。選民希望工黨的社會主義新思想和主張能夠解決戰后英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艾德禮在回憶工黨取勝的原因時指出:“人們渴望一個嶄新的政策,不愿意重復過去的老政策,是工黨取得壓倒性勝利的首要原因”(注:Francis Williams,Twilight of Empire:Memoirs of Prime Minister Clement Attlee,New York:A.S.Bames and Co.,P.8.)。麥克米倫也坦率地承認,丘吉爾“把社會主義在英國的最后實現描寫成具有蓋世太保式的政治特色”是一個“錯誤”,1945年大選開始之前,保守黨“就失敗了”(注:[英]哈羅德·麥克米倫:《時來運轉:1945—1955》,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9頁。)。
   三
  工黨上臺后的一段時間內,確實滿懷信心地實施了社會主義計劃,將20%的私營企業國有化,建立了普惠制的全民衛生保健體系。然而,1947年以后,國有化企業的弊端開始出現,福利開支逐年攀升致使財政不堪重負,英國經濟出現危機。在1950年的大選宣言中,工黨對社會主義的熱情明顯地減退了(注:Iain Dale,ed.,op.cit.,pp.66-78.)。
  社會主義與平等是聯系在一起的,由于艾德禮政府后期國有化企業表現出來的弊端,以及戰后英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50年代英國人開始重新探討平等的問題。以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為代表的主流觀點是:“過去的質的、政治的差異,現在變為人與人之間的量的、經濟的差異”,如果“想把在社會大廈底層的地板抬高”,有可能“把摩天大樓變成一座小平房”(注:[英]拉爾夫·達仁道夫:《現代社會沖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6頁。)。正是在階級沖突逐漸緩解、甚至英國已進入無階級社會的觀點四處傳播的背景下,工黨內部的修正派對傳統的工黨社會主義信條提出了批評,認為古典的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私營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結果使“資本主義剝削”的概念伴隨著資本家權利的喪失而消失了(注:C.A.R.Crosland,“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in R.H.S.Crossman,ed.,New Fabian Essays,London:J.M.Dent & Sons LTD,1970,P.37.)。
  1956年,《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書發表,修正派代表人物克羅斯蘭在書中通過對50年代英國社會的分析,指出英國1914年以前的傳統資本主義特征已徹底改變,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特殊階段”。它雖然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但“確實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它的確實現了傳統社會主義的某些目標,并在這個范圍內具有社會主義的特點”。克羅斯蘭認為應當重新制定社會主義的目標,公有制只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注:C.A.R.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1956,P.115.)。
  克羅斯蘭根據他對英國社會性質和階級結構變化的分析,提出資本主義制度在舊階段的發展規律已不存在,不僅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矛盾的激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理論已經過時,而且根據以所有制為核心的生產關系來考察社會性質的原理也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工黨內的修正主義思潮對工黨產生了巨大影響,直接引發了工黨在堅持還是修改傳統的社會主義目標問題上的激烈爭論。
  70年代以后,英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非體力勞動性質的職業大幅度增加,到70年代末已超過職業總量的三分之一。相反,傳統制造業迅速衰落,工人階級人數大大減少。按照英國傳統的社會階層劃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工人階級人數日益減少和中產階級人數不斷增加。據統計,在80年代,英國大約有58%的人是工人階級,39%的人屬于中產階級(注:Arthur Marwick,British Society since 1945,London:Penguin,1996,P.329.)。而且,工人階級中的上層與中產階級的下層的界線已很模糊。在1958年的民意調查中,超過英國人口半數的人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注:Bill Simpson,op.cit.,P.109.)。在1972年的社會調查中,20%的體力勞動者將自己劃入中產階級范圍(注:Arthur Marwick,op.cit.,P.208.)。這些中產階級以及中產階級化的工人階級收入較高而且穩定,工作環境好,其生活情趣以及政治態度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從資本主義私有制中得到了好處,他們反對工黨傳統的社會主義政策,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幫助窮人的,如果股票行情好,國家富裕就是幫助了窮人。社會貧富之間的差距始終存在,不能因此而感情用事地投工黨的票(注:Chris Hamnett,Linda McDowell and Philip Sarre,eds.,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London:SACE Publications Ltd and The Open University,1994,pp.48,207.)。體力勞動者對公有制、工會權力和社會福利的熱情也迅速衰退,他們開始反對工黨的高稅收政策和福利政策,在他們看來用自己納稅的錢獲得福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贊成保守黨提出的公房私有化的政策。
  1979年的大選在工黨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標志著工黨開始失去技術工人的選票,尤其是英國南部的技術工人。1983年大選的情況更加明顯,工黨的工人階級選票從1979年的55%又下降到49%,來自英國南部工人階級的選票只有26%,低于保守黨的42%和自由—社會民主聯盟的32%。中產階級的支持率下降到20%左右(注:Eric Shaw,The Labour Party since 1979,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27.Martin J.Smith and Joanna Spear,eds.,The Changing Labour Par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15.)。保守黨共贏得工人階級選票的36%,其中在擁有私房的工人階級中,保守黨得票44%,工黨只有31%(注:[英]彼得·詹金斯:《撒切爾夫人的革命》,新華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頁。)。很明顯,工人階級的大部分已經不支持工黨了,繼續支持工黨的絕大多數來自于蘇格蘭和英國北部地區傳統的工人階級。事實證明,從1979年開始,工黨不僅得不到中產階級的支持,而且漸漸地從一個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政黨轉變為老北方的工人階級的政黨,逐漸失去了南方工人階級的選票(注:[英]戴維·科茨:“工黨政府:舊的制約與新的參數”。載楊雪冬、薛曉源主編:《“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頁。)。工黨越來越成為窮人和失業者的黨,在經歷了80年的政治生涯之后,工黨幾乎回到了其成立之初的起點上(注:Peter Taylor,“Changing Politics”in Paul Cloke,ed.,Policy and Change i n Thatcher's Britain,London:Pergamon,1992,P.5.)。
  1945—1979年,工黨核心的工人階級選民人數開始下降,工人階級內部的階層也出現分化,因此70年代人們已開始就工黨還是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工人階級政黨是否已經衰落等問題展開了爭論(注:Tom Forester,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Holmes & Meier Publishers,1976,pp.124-6.)。但來自工人階級的選票尚能夠滿足工黨在大選中的需求,戰后35年工黨執政的時間基本上與保守黨持平,那些支持工黨的傳統制造業的工人階級擁護工黨的社會主義思想,因此,在工黨內部的斗爭中,那些堅持社會主義立場的傳統派的觀點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但1979年和1983年連續兩次大選的結果證明了這樣的事實:階級和投票意向之間已沒有必然的聯系,僅僅依靠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傳統體力勞動者的支持已不能保證工黨取得大選的勝利。對此,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一針見血地指出:體力勞動者人數的下降以及失去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大多數選民的支持,是1979年以后工黨幾次慘敗的根本原因(注:Philip Sarre,“Recomposition of the Class Structure”in Chris Hamnett,Linda McDowell and Philip Sarre,eds.,op.cit.,P.120.)。人民的價值取向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而變化,工黨出現了30年代以來的最嚴重的意識形態危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83年以后,工黨在金諾克的領導下,對國內外的諸多重大政策進行了反省和調整。工黨承認了市場經濟和私營企業的作用,已不再片面地強調公有制;認為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應該是進行協調而不是命令式的干預;工黨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對工會的行動進行評判;工黨新的福利思想是經濟發展在前,福利支出在后。史密斯任工黨領袖后,對工黨組織進行調整,廢除了工會集體投票制,實行一人一票制,降低了工會在工黨內部選舉中所占的比例。史密斯逝世后,年輕而充滿變革精神的新領袖布萊爾提出了“新工黨、新英國”的口號,廢除了黨章第四條中關于公有制的內容,修改后的第四條肯定了市場和私營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工黨的目標被具體化,具有很強的時代感(注:David Powell,What'Left?-Labour Britain and the Socialist Tradition,London & Chester Springs:Peter Owen,1998,Appendix 1:Clause IV,pp.287-288.)。
  在工黨自我調整的同時,保守黨開始陷入困境,1997年大選前,英國經濟出現明顯回落,“撒切爾主義”失靈了,選民又開始把希望寄托在了工黨身上。當然,工黨想重新上臺執政,不會繼續保守黨的政策,更不能重復它以前的路線。為此,吉登斯在1994年發表了專著《超越左與右》,為“第三條道路”的出臺作了理論上的鋪墊。布萊爾上臺后,吉登斯于1998年5月發表了《第三條道路》,系統闡述了“第三條道路”的構想(注:[英]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同年9月,布萊爾發表了《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一書,詳細地闡明了工黨“第三條道路”的新思想。布萊爾認為,“第三條道路”“力圖吸取反對派和中左翼的基本價值,把它們運用于社會經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世界中,而這樣做的目的是擺脫過時的意識形態”(注:[英]托尼·布萊爾:“第三條道路”,載楊雪冬、薛曉源:《“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前引書,第25頁。)。它表明新時期英國社會和經濟的變化要求工黨制定一個與之相適應的指導思想,而工黨提出這種政策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注:[英]帕特里克·哈林頓:“第三條道路——答布萊爾”,載楊雪冬、薛曉源:《“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前引書,第163頁。)。
  工黨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和變化反映了在資本主義國家里,一個政黨要想上臺執政,就不能受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它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政策,使黨的綱領同大眾的需求吻合起來。只有這樣,它才有生命力,才能得到選民的擁護和支持。為此,它可以拋棄一切條條框框的限制,只是根據對它上臺或執政是否有利這惟一的標準,來決定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工黨1918年的綱領性文件《工黨和新社會秩序》指出:“除非工黨的主張最好地體現了時代的要求,否則就不可能保持它的地位”(注:DuncanTanner and others eds.,op.cit.,P.8.)。工黨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和變化對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腳。
歐洲LL京31~36D1社會主義論叢劉成20022002勞工主義、社會主義、第三條道路理論,分別是英國工黨不同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勞工主義使工黨走上了英國政治舞臺;憑借社會主義的旗號,工黨取代自由黨成為英國兩大政黨之一;第三條道路理論,又使其東山再起,成為英國政治權力的中心。英國工黨100年的發展史,就是工黨不斷調整其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主流意識形態與英國的現實情況吻合,工黨就能得到選民的廣泛支持,反之,就會在大選中失敗。英國工黨/勞工主義/社會主義/第三條道路劉成,1964年生,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作者:歐洲LL京31~36D1社會主義論叢劉成20022002勞工主義、社會主義、第三條道路理論,分別是英國工黨不同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勞工主義使工黨走上了英國政治舞臺;憑借社會主義的旗號,工黨取代自由黨成為英國兩大政黨之一;第三條道路理論,又使其東山再起,成為英國政治權力的中心。英國工黨100年的發展史,就是工黨不斷調整其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主流意識形態與英國的現實情況吻合,工黨就能得到選民的廣泛支持,反之,就會在大選中失敗。英國工黨/勞工主義/社會主義/第三條道路
2013-09-1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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