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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術分類與民初國學的學科定位
西方學術分類與民初國學的學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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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8.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766(2001)05-0075-08
  20世紀20年代后期,隨著整理國故運動走向衰歇,“國學”的學科定位或學術認同出現了問題。有的學者試圖用“國故學”來取代“國學”;有人則主張“國學”與“國故學”是兩回事,只有取消“國學”才能安頓“國故學”;更有人連“國故學”一起否定,又有人覺得“國學”一名可以接受[1]。然而不論“國學”還是“國故學”,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過是一個涵蓋寬泛的虛懸名號,尚未能確立自身的學術典范。尤其從清季興辦學堂開始,西方學科分類逐漸在中國教育體系中確立,學人對“國學”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正因其與當時流行于中國的西方學術分類較難吻合。
  東南大學的《史地學報》在1923年介紹北大《國學季刊》時說,“國學之為名,本難確定其義。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國學。分析為言,則中國原有學術,本可分隸各種學科,惟故籍浩博,多須為大規模之整理;而整理之業,尤以歷史為重要;而研究之中,莫不須用歷史的眼光。故該刊《發刊宣言》亦謂‘研究中國過去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審乎此義,可見《國學季刊》與中國史學前途關系至巨”[2]。該刊顯然接受“國學”這一稱謂,并特別看出“整理國故”與史學的緊密關聯(胡適即將國學定義為各類“中國文化史”);但更重要的是,《史地學報》提出了中國原有學術“分隸各種學科”這一直接關系到“國學”認同的關鍵問題。
  在民初新舊學科分類俱存的語境下,中國固有的主流學術,比如“經學”,怎樣融入胡適所謂的“中國文化史”?有些學科如“中國文學”(雖然概念尚在界定之中)已大致取得依西洋分類的學科資格,從事此類研究者是否愿意承認他們是在研究“史學”的一種?那些尚未容納在胡適“中國文化史”范圍內的“中國原有學術”又是不是“國學”呢?很明顯,“國學”也好,“國故學”也好,均尚未能確立自身的學術典范,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過是一個涵蓋寬泛的虛懸名號,且與新舊中西的學科分類都有所沖突(注:劉龍心已詳細探討了當時國學、史學與學術分科的問題,參其《學科體制與近代中國史學的建立》,收入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544-580頁。我與她看法相近處不再申論,而不甚相同處,除本文外,也可參考拙文《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在蒙文通看來,既然傳統中國學術的主流是經學,則國學幾乎就是經學的同義詞。他在1922年著《近二十年來漢學之平議》(后修改更名為《經學導言》)說:“近二十年間漢學的派別很多,可說是清朝一代的縮影,就說他是中國幾千年學術的縮影亦無不可。一部分是陳蘭甫、桂文爍的余波,是主張漢宋兼治的;一部分是不辨別今古的,卻還有乾嘉風流,這兩派都是前時代的余韻,也不甚惹人注意。最風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書、新聞紙,一說到國學,便出不得這兩派的范圍。兩派的領袖,今文家便是廣東的康先生,古文家便是浙江的章先生。二十年間,只是他們的兩家新陳代謝,爭辯不休,他們的爭議便占了漢學的大部分了。”[3]這里的“二十年來”指20世紀的前20年,則民初許多人所說的“國學”仍不過就是清代的“漢學”,其典范也還不出康有為和章太炎所代表的今、古文經學。
  或許正是針對蒙文通觀察到的現象,林玉堂便認為“國學”乃是一個與傳統“經學”對立的正面新詞匯。他認為“國學須脫離經學而獨立”,以形成其所謂“科學的國學”。林氏提出,“今日的人治經須與古人不同,就不必使六經為我們的注腳,卻須以六經為國學的注腳。清代學雖有離經說子、別成一家的人,但他獨立的動作還是有限的,敢暗謀而不敢明叛”。今日就須“拿國學研究我國各種文化現象”為目的,而“國學的規模可因科學的眼光而改造”。以前的經學家提不出什么問題,如胡適所列的各種“文化史”子目“都是前人所夢想不到的,而由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宗教文藝的人看他,都是急待考查的”[4]。
  對劉復來說,這樣的國學正是“新國學”。他在1925年說,“我們只須一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中所做的工夫,可以斷定此后的中國國學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時還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績,總至少能開出許許多多古人所夢想不到的好法門”。他界定說,“我們‘新國學’的目的,乃是要依據了事實,就中國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詳的觀察與推斷,而找出個五千年來文明進化的總端與分緒來”[5]。這一“新國學”的提法因日本人的認可而強化,留日的何思敬從東洋文庫主任石田干之助那里聽說“中國有新國學之發生”,遂到東洋文庫去讀《國學門周刊》,“從中發見了頡剛先生的一九二六年的始刊詞及另外數篇,后來又見到他的孟姜女研究前篇,忽然我的心境好像來了一陣暴風,覺得中國學術界起了革命”[6]。
  本來清季劉師培、鄧實等人所重建出的“國學”不論在思想含義還是學術含義上都已是一種“新國學”(注:關于思想含義方面,參見羅志田《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觀念異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故北大國學門所謂的“新國學”,實際可以說是一種“新新國學”了。不過這一未能確立自身學術典范的“新國學”雖然意在標新,仍與舊學有著割不斷的聯系。正如胡適注意到的,在以北大為中心的整理國故運動開始之前,已有類似的“運動”出現:古學界青黃不接造成的學術寂寞使許多人產生古學將要淪亡的悲觀,結果“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包括夢想孔教復興者、試圖通過保存古文古詩以達到古學保存者、甚至靜坐扶乩者。胡適宣布,“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相反,“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7]。
  很明顯,胡適正試圖用“國學”這一認同來區別于破產的“古學”,并使整理國故運動區別于先已存在的挽救古學那“沒氣力的運動”。然前引蒙文通的觀察已提示了當時一般人的認知仍是經學國學不分,而胡適自己在其《〈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不僅在綜述清代“古學”時數次使用“經學”一詞,在論及將來意義的“整治國故”時,也無意中說出“這還是專為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這樣的話。吳文祺立刻發現這里含有新舊學術分科的沖突,指出“舊時經史子集的分類,實在是很可笑的;但這篇宣言卻于哲學文學……的名稱之外,別有所謂‘經學’的名稱的存在”(注:本段與下四段,吳文祺:《重新估定國故學之價值》(1924年2月),收入許嘯天輯:《國故學討論集》(以下徑引書名),上海書店影印群學社1927年版,第1集,33-35、38-39、41-44、49頁。)。的確,若新“國學”里仍有“經學”一科,又怎樣區分于舊式的“古學”呢?
  故在吳文祺看來,胡適的《宣言》雖“可算是一篇國故學上的空前的偉論”,但也有不足;且其“既不說明整理國故的必要與價值,更不說明國故的性質,而只定了許多整理國故的方法”。他進而說,“從來沒有人替國故學下過定義,我且來替它下一個定義吧:用分析、綜合、比較種種方法,去整理中國的國故的學問,叫做國故學”。吳氏主張,“中國過去的一切文化歷史,便是中國的國故”;而“整理國故這種學門,就叫做國故學;國故是材料,國故學是一種科學”。這其實基本不出胡適《宣言》所論,但其竟然可以說“從來沒有人替國故學下過定義”;當時少年新進那種目中無人、橫掃一切的氣概,于此可見一斑(注:按吳文祺比胡適小十歲,撰此文時不過二十出頭。當時青年讀書人大約也不太講究今日所謂“學術規范”,吳氏自己及本文多次引用的曹聚仁論“國故學”的見解,多半都是發揮或系統化毛子水先已提出的觀念,然皆不提及借鑒了毛氏的主張。)。不過他看出胡適所言主要側重“方法”,確有眼力。
  與鄭伯奇、曹聚仁一樣,吳氏也不同意國故學就是國學(吳文之撰寫在鄭后曹前)[1]。他說:“老先生們以駢文、古文、詩詞、歌賦、對聯……等為國學,聽見人家談整理國故,他們便得意揚揚地大唱其國學(?)復活的凱旋歌;而一般把學術看作時髦的裝飾品的新先生們,也在‘和老先生們同一的國學觀念’之下,大聲疾呼地來反對國學。”其實,“現在有許多人以抱殘守缺為保存國粹,或是詆整理國故為迷戀骸骨,完全是由于缺乏歷史進化觀念的緣故”;而歷史進化觀念的缺乏則因為“中國枉有數千年的文化,但是到現在還沒有一部完全的歷史”。研究國故則一方面可使人們知道歷史上一切制度學說是在不斷進化的,同時又是完成一部完整歷史的“重要工作”。
  吳文祺提出,“國故學是超乎文學、哲學……之外的一種科學,也是一種很重要的人人所必備的常識”。換言之,國故學是一個“總名”,包括考訂學、文字學、校勘學和訓詁學;“嚴格講來,只有以上這幾種學問,才是純粹的國故學”。故“應用國故學所整理出來的材料,只可謂之國故學的結果,決不可認為國故學的本身。我們假使所整理的是哲學,那末當然歸入哲學的范圍;文學,文學的范圍;政治學,政治學的范圍;經濟學,經濟學的范圍”。換言之,國故學不過是研究中國的文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都要“借重”的一種特殊基礎學科。這一觀點與前引《史地學報》關于“中國原有學術須經大規模之整理始可分隸各種學科”的主張非常相近,惟“近人往往不明白國故學的性質,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中國的文學、哲學……都硬撳到國學這個名詞里去”。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見解,國故學雖是一個“總名”,其所包括的卻都是經過新式劃分的傳統中國學問(將考訂、文字、校勘和訓詁視為獨立的“學”,顯然是新眼光的產物);所以,國故學雖與現代西方學術分類中的許多學科都有聯系,卻并非包含各種西式學門的“總名”。吳文祺與胡適的重要區別在于,胡適的整理國故用“文化史”的名目暗中將傳統中國學術直接轉換成現代西式學術,而吳氏則認為整理國故只是將傳統中國學術轉換成現代西式學術進程中一個必須“借重”的過渡環節,只是在此意義上才有所謂國故學,此后便是(世界通行的)的文學、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這些類別了。如果據今日已具“世界性”的西式學術分類看,吳文祺的觀念似乎相對更“合理”,因為許多“國故”的確不是“文化史”所能涵蓋的。
  然而這里也含有隱憂:吳氏已說“國故學是一種科學”,這樣一種無法納入現代西方學術分類的“科學”又是怎樣的“科學”呢?他自己的解釋是:“國故學的性質,很像數學。數學一方面是訓練思想的最好的方法,一方面又是各種科學的基礎。國故學在一方面固然是研究中國的哲學、文學……的基本學問,在別一方面,研究國故學的人,也可以藉此成我國人所最缺乏的重徵求是的科學精神。”這基本是轉述毛子水的見解[8],但數學為“各種科學的基礎”并不限于西方,而國故學則只是研究中國“哲學、文學……”的基礎,兩者的可比性實有限;且國故學是否能具有數學在西方科學系統中的地位,恐怕還難以形成共識。進一步的問題是,國故經整理而納入“各種科學”之后,這一“基礎”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曹聚仁注意到吳氏的看法,他說,有人“以為國故學乃暫名:國故之資料,未完全整理以前,其名尚可存在;或以為國故學乃統攝名,多[分?]之則為文學、史學、哲學……等等,合之即為一‘國故學’。國故學之本身,無特殊之本質可言也”。如果這樣,“國故一經整理,則分家之勢即成。他日由整理國故而組成之哲學、教育學、人生哲學、政治學、文學、經濟學、史學、自然科學……必自成一系統而與所謂國故者完全脫離”[9]。這并非假設,許嘯天便正式提出,要使國故成為學問,就需要“后代的學者肯用一番苦功”,從“一個囫圇的國故學”中一樣一樣地整理出“政治學、政治史、社會學、社會史、文學、文學史、哲學、哲學史、以及一切工業、農業、數理、格物”,并一一“歸并在全世界的學術里,把這虛無飄渺學術界上大恥辱的國故學名詞取銷”[10]。
  問題在于,“待各學完全獨立以后,則所謂‘國故’者,是否尚有存在之余地?所謂國故學者,何所憑藉而組成為‘學’”?曹聚仁以為國故學仍有其存在價值,其憑藉即“國故學之獨立性”。他說,由于“國故中所含蘊之中華民族精神,與他民族完全異其趨向”,故“國故雖可整理之以歸納于各學術系統之下,而與他文化系統下之學術相較,仍有其特點”。即使各學分立,將來“吾人欲知此大民族在此長期中所產生之特殊思想,必于此中窺其消息”(注:本段與下段,曹聚仁:《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國故學討論集》,第1集,74-75、64、68-69、71-72頁。)。這一見解與胡適當時強調的“歷史的眼光”相通,只要注重人與事本身的發展歷史,自然產生某種獨特性,這大概也是后來“區域研究”在西方興起的一個理論基礎。
  不過,這種“獨立性”與五四人最欣賞也最提倡的“世界性”相當對立,且很可能降低其“科學性”。曹聚仁再次援用了胡適的思路,他論證國故學的“科學性”說:“國故學者,記載此思想之生滅,分析此思想之性質,羅列此思想之表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關系,以合理的、系統的、組織的方式述說之者也。簡言之,國故學者以‘國故’為研究之對象,而以科學方法處理之,使成為一科學也。”所謂合理,即“客觀性之存在”;所謂組織,即“以歸納方法求一斷案,以演繹方法合之群義”;所謂系統,即“或以問題為中心,或以時代為先后,或以宗派相連續,于凌亂無序之資料中,為之理一綱領也”。簡言之,“國故先經合理的敘述而蕪雜去,繼經組織的整理而合義顯,乃入之于系統而學乃成”。這大致仍是胡適的取向,即某一“學”是否為“科學”主要視其運用什么方法怎樣“成學”,而不特別考慮其是否合于現代西方的學科分類。
  胡適的朋友陳源卻不能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現在的國故學者十九還不配去整理國故。他們大家打的旗幟是運用‘科學方法’,可是什么是科學方法?離開了科學本身,那所說的‘科學方法’究竟是什么呢?一個人不懂得什么是科學,他又怎樣的能用科學方法呢”?國故既然是“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則整理的工作“是不是一個僅能讀幾本線裝書的人,挾了‘科學方法’所能夠勝任的”?他主張應“讓經濟學者去治經濟史,政治學者去治政治史,宗教學者去治宗教史”[11]。很明顯,陳源并不承認有什么超越于西方現代學術分類的抽象“科學方法”,實即根本不承認“國故學”為“科學”。
  究竟怎樣才算“科學”,或國學與已通行于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西方學術分科怎樣銜接,的確是使當時學者困擾的問題。陳獨秀在1923年就提出,“國學是什么,我們實在不太明白。當今所謂國學大家,胡適之所長是哲學史,章太炎所長是歷史和文字音韻學,羅叔蘊所長是金石考古學,王靜庵所長是文學。除這些學問外,我們實在不明白什么是國學”。他認為,“國學”這一名詞,“就是再審訂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確的觀念,因為‘國學’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個名詞”[12]。這里陳獨秀大致已按西方學術分類來認識國學,但在他的認知中只有章太炎一人長于歷史,王國維所長仍是文學;而魯迅在1922年已經注意到王國維為《流沙墜簡》寫的長序,認為“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13]。兩人都認可王國維所治為“國學”,然而其在西來的學術分類中究屬何學,卻缺乏共識。
  1925年清華學校設立研究院,年初制定的《研究院章程》規定,“先設國學一科,其內容約為中國語言、歷史、文學、哲學等”。具體的研究對象,則包括中國經籍、近世所出古代史料,以及“其他人事方面,如歷代生活之情狀、言語之變遷、風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學藝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遷徙、動植物名實”等[14]。這抽象的分科和具體的研究對象顯然是有差距的,如“自然方面”的內容便不太容易納入前面列舉的學科。同年9月,研究院主任吳宓又說,“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15]。前后定義也不甚同,前者是在“國學”之下按照西學分科,后者則對分科態度含糊(注:不過后者有可能是因應校長曹云祥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曹氏當時指出,研究院要“研究中國高深之經史哲學;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學方法,并參加中國考據之法”,以“尋出中國之國魂”(曹云祥:《開學詞》(1925年),《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1卷,263頁)。)。
  北大國學門的顧頡剛嘗試解決這一問題說:“所謂科學,并不在它的本質,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質乃是科學的材料。”科學的材料無所不包,自然也包括“中國歷史的材料。所以國學是科學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學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可與科學對立的東西”。由于科學的“純粹客觀性”,它既“是超國界的”,也是超時代的(即“不受制于時代的古今”)。這樣,“在我們的眼光里,只見到各個的古物、史料,風俗物品和歌謠都是一件東西,這些東西都有它的來源,都有它的經歷,都有它的生存的壽命;這些來源、經歷、和生存的壽命都是我們可以著手研究的”(注:本段與下段,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2:13(1926年1月6日),1-3、5、9-10頁。)。各種“東西”都成為科學研究的“材料”后,“科學”便使它們平等,惟其在科學面前的“平等”實際也掩蓋了各自的“來源、經歷、和生存的壽命”,后者乃是曹聚仁所說的“獨立性”之基礎。既然“科學”是超越的和普遍的,國學的存在價值就產生了問題,許多否定國學或反對研究國學的人恰以此為其立論的基礎(詳另文)。
  顧氏自己并不覺得這是個大問題,因為他本將國學定義為“中國的歷史,是歷史科學中的中國的一部分”。他進而說,北大國學門“并不是(也不能)要包辦國學的。我們需求于別種科學的專門人才之處真是非常的多”。如果各種科學都發達,“中國方面的各科的材料都有人去研究,那么我們的范圍就可縮小,我們就可純粹研究狹義的歷史,不必用這模糊不清的‘國學’二字做我們的標名,就可以老實寫做‘中國歷史學門’了(要放大一點,可以稱‘東方歷史’,或單稱‘歷史’,都無不可)”。這似乎是說,由于研究中國材料的別種科學尚不發達,故“歷史科學中的中國部分”乃以“國學”為名暫時兼代其他有關中國的“科學”之職能,則“國學”仍是一個過渡性的名稱。
  無論如何,顧頡剛希望能“不必用這模糊不清的‘國學’二字做我們的標名”這一點提示著“模糊不清”的確是當時國學的明顯特征。主張“國故學”是“科學”的曹聚仁正據此以否定“國學”的正當性,他說,“科學之研究,最忌含糊與武斷,而國學二字,即為含糊與武斷之象征”。本來“各科學之命名,當合論理之規范。如天文學,吾知其研究之對象為天文;地質學,吾知其研究之對象為地質”。而“國學定名之初,非經長期之考慮,但見陳吾前者為隆然之遺產,漫名之曰‘國學’而已(夸大狂白熱時,則名之曰國粹,以傲四夷)”。惟既以國學為名,則“對象即為‘中國’,其勢必將取中國之疆域、山川、都邑、人口、物產為資料;然按之事實,夫人而知其不若斯也。由斯可知國學之為名,不但不足代表其對象,且使人因名而生誤會”。這樣的國學“但有一名足矣,實之存否不計也”[16]。不過,曹氏個人固可從學理上區分“國故學”與“國學”,在多數時人認知中,兩者基本是一回事。
  蔡尚思稍后恰反曹氏之道而行之,他將國學界定為:“國是一國,學是學術,國學便是一國的學術。其在中國,就叫做中國的學術。既然叫做中國的學術,那就無所不包了。既然無所不包,那就無所偏畸了。乃今之學者,或以國學為單指中華民族之結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國學為中國語言文字學(吳文祺),還有以史學眼光去觀察一切的(如章學誠、章太炎等),以及誤認國學為單指國文(其人甚多不易枚舉)與中國文學的(海上一般大學多以中國文學系為國學系)。”這些人“皆僅得其一體,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卻始終以為,中國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國學二字范圍外”[17]。蔡氏所言不無隨意處,如將章學誠也納入“今之學者”,其對吳文祺的主張顯系誤讀;然其意在強調國學之“大全”,的確與多數人的主張異趣。
  而鄭振鐸又從這“大全”處看到了國學的問題,曾為整理國故正名的鄭氏到北伐后已轉變態度,以為“‘國學’乃是包羅萬有而其實一無所有的一種中國特有的‘學問’,‘國學家’乃是無所不知而其實一無所知——除了古書的訓詁之外——的一種中國特有的專門學者”(注:鄭振鐸:《且慢談所謂“國學”》,《小說月報》20卷1號,10頁。關于鄭振鐸曾經支持整理國故及其態度轉變,參見羅志田《新舊能否兩立:二十年代〈小說月報〉對于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歷史研究》2001年待刊。)。明明長于“古書訓詁”卻被認為“一無所知”,實際是將“古書訓詁”排除在學術和“知識”之外。那時除了少數像胡適那樣鉆研過西方“考證學”的留學生外,很少有人知道“古書訓詁”不僅是“中國特有”,它也可以是西學的一部分;但其在通行的西學分類中的確較難定位,鄭振鐸或者便是據此得出國學“包羅萬有而其實一無所有”的結論。
  在整理國故尚未風行之時,樊抗父曾主張“中國固有之學術”可“因世俗之名以名之”為“舊學”[18]。但那時若真名之為“舊學”,恐怕就沒有多少人愿意從事了;必以科學化的“國學”或“國故學”名之,方有吸引力[19]。整理國故的影響之一,便是各中學皆開設“國學”一課。時任中學教師的錢穆即因教學所需而于北伐前后編撰《國學概論》一書,他在《弁言》中指出:“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范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注:錢穆:《國學概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63年影印1931年版,1頁。錢穆立論之時,“國學”本身已由高潮轉向衰歇,鄭振鐸等人的態度轉變即是一證。)
  由于中西學科分類之間確有一些難以彌合的差異,而時人認知中新舊中西的對立和沖突使“調和”變得困難;且“國學”本身也有其內在的缺陷,從清季國粹學派開始就有排斥歷代學術主流而從邊緣重建“國學”統系的傾向(雖然其“國學”又以包容寬廣為特色)[20];但一個并非枝節的原因是其風行時間畢竟太短,“國學”或“國故學”終未能形成自身的學術典范,在學科認同上缺乏一個廣泛接受的界定。正是國學與西式學術分科未能成功銜接這一點,成為當時及稍后一些人主張“國學”不成其為“學”的立論基礎。
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成都75~82K4中國現代史羅志田20022002從清季興辦學堂開始,西方學科分類逐漸在中國教育體系中確立。“國學”或“國故學”在此分類中究屬何類,這是困擾20世紀20年代許多學人的問題。一種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將中國的“國故”整理使之能夠納入哲學、文學、史學等新式分類,但隨之產生的問題是,這一進程結束后還有“國學”或“國故學”的存在余地嗎?如果有,則“國學”或“國故學”便實際超越了西學分科;而后者又被時人看作成為“科學”的必要條件,這又違背所謂“新國學”即“科學的國學”之定義。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議反映出當時學人其實更多是從思想而非學術的角度看待“國學”。國學/國故學/學術分類/西學/經學Chinese Learning/academic classification/western science/Clas-sical LearningWestern Academic Classification and the Subject Orientation of Chinese LearningLUO Zhi-tian(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Beginning from the school-opening in late Qing Dynasty,west-ern academic classification gradually takes its position in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What category does Chinese Leaning belong to?This is a great puzzle for many scholars in the 1920s.A typical view is to transform Chinese Learning and put it in philosophy,literature,history of other new classifications.T-he next problem is,after such a process,is there still room of existence for Chinese Learning?If there is,Chinese Learning actually surpasses western academic classification.Yet the la-tter is considered the prerequisite of science at that time,which violates the definition of"new Chinese Learning"as"scie-ntific Chinese Learning".All these disputes show that scholars in those days treat Chinese learning from an ideological ang-le rather than from an academic one.羅志田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作者: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成都75~82K4中國現代史羅志田20022002從清季興辦學堂開始,西方學科分類逐漸在中國教育體系中確立。“國學”或“國故學”在此分類中究屬何類,這是困擾20世紀20年代許多學人的問題。一種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將中國的“國故”整理使之能夠納入哲學、文學、史學等新式分類,但隨之產生的問題是,這一進程結束后還有“國學”或“國故學”的存在余地嗎?如果有,則“國學”或“國故學”便實際超越了西學分科;而后者又被時人看作成為“科學”的必要條件,這又違背所謂“新國學”即“科學的國學”之定義。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議反映出當時學人其實更多是從思想而非學術的角度看待“國學”。國學/國故學/學術分類/西學/經學Chinese Learning/academic classification/western science/Clas-sical Learning
2013-09-1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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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革命先行者民國之父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本名孫文,字載之,號日新、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是醫師、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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