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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適應理論研究述評
言語適應理論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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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H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397(2001)02-0057-08
  一 引言
  言語適應指說話者改變或掩飾自己的身份以期更被受話人接受的一種努力(柴爾斯等,1997)[11]。作為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理論之一,言語適應理論(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從70年代初由柴氏等人提出來,發展到今天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了。它最初作為社會心理學理論模式提出來主要用于解釋人們在交際過程中的心理動機,但今天其影響已大大超越了原有的理論目標,被廣泛用于社會語言學、語用學、話語分析、(第二)語言習得和交際學研究。本文將綜述這一發展過程和有待研究的問題。
  二 言語適應理論的提出和發展
  2.1 理論的提出。
  20世紀70年代可說是理論的建立時期。柴氏、泰勒和鮑里斯(Giles,Taylor,Bourhis)(1973),因不滿足于歐文·特立浦(Ervin-Tripp)(1964)、海姆斯(Hymes)(1967)、桑苛夫,(Sankoff)(1971)等對語碼變化、社會交際中言語的多樣性所作的分類和描寫(盡管柴氏等高度評價了歐氏等的貢獻),認為有必要提出某種理論來解釋言語交際中的言語多樣性問題。柴氏和波維斯蘭德(Powesland)(1975)等提出了言語適應理論,但最初完全是作為一種社會心理模式。其理論基礎是社會心理學中的相似吸引原則、社會交換原則、歸因原則和群體特征原則。相似吸引原則指在交際中說話人(addresser)的話語與受話人(addressee)的話語越相似,對受話人越具吸引力、越容易理解。社會交換原則指說話人在采取某一會話策略時權衡利弊得失,希望利大于弊,因為言語趨同有可能使說話人的社會身份特征受到威脅和損失。歸因原則指人們對他人的言語行為一般都要追究其動機和原因。群體特征指當交談的雙方分屬兩個不同的群體或社團時,說話人更多的是被視為其群體的代表,或者說具有類典型性(protypicality)。
  言語適應理論主要用于解釋言語風格變化中的言語趨同(convergence)、言語趨異(divergence)和語言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等交際策略的心理動機和情感因素等的影響。言語趨同指在言語交際過程中,交際一方改變自己原有的言語習慣或語體,以更接近說話對象的言語或語體。它可表現在發音、語速、停頓、語碼等方面。一般來說,言語趨同追求的是獲得對方的贊同、接受、喜歡或好感,增進理解和交際效果以及相互間的吸引力等。應該指出,它們往往是相互作用,同時存在。言語趨異指交際中的一方使自己的言語或語體變得與說話對象的言語或語體不同。言語趨異主要是為了保持說話人自己的社會身份特征和群體特征。言語保持指未作出任何改變,也就是說沒有趨同。Giles將它視為言語趨異的次類(subtype)。
  2.2 理論發展的特征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理論的實踐和發展時期。進入80年代以后,許多社會語言學家運用言語適應理論對以移民區和雙語或多語區為主的言語運用中的多樣性進行了大量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調查,碩果累累。除了柴氏本人的大量系列研究成果以外,主要的還有柯普蘭德(Coupland)的系列研究成果,克勞斯(Krauss),斯特里特(Street),畢貝(Beebe),鮑里斯,布拉戴克(Bradac),加洛伊斯(Gallois),卡蘭(Callan),庫爾馬斯(Coulmas),貝特(Burt),司各騰(Scotton),貝格(Berg),梅爾霍夫(Meyerhoff)等人也出版了不少著作,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在此,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細舉。另外,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雜志于1988年的3/4期出了專號,集中刊出了十幾篇論文。綜觀其二十多年的發展,它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2.2.1 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大。如前所述,適應理論提出之初,它只是一個社會心理模式(柯普蘭德,1995)[7],主要屬于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范疇。重點研究的是微觀領域中諸如風格變化和語碼選擇時的動機、認知與群體忠誠(group loyalties),以彌補傳統社會語言學中注重規范和規則的社會功能解釋的不足。研究者們如柴氏(1975,1976)等主要研究了相似吸引原則和歸因原則。相似吸引原則是適應理論的實質。言語適應的過程以此為原則,表明個體希望獲得社會的承認。斯馬德(Simard)、泰勒和柴氏(1976)根據海德(Heider)的歸因理論三因素(能力、努力程度和外部壓力)提出了適應理論修改模型。該模型認為,適應的有效性應從說話人評估和相互適應兩方面來考察(柴爾斯等,1997)。初期的適應理論只是一組預測聽話人對諸如言語趨同、言語趨異、語言保持等言語策略的社會評估的假設(柯普蘭德、柴爾斯,1988),因而注重內在因素的研究。柯氏(1988)認為在研究言語適應時,除了研究言語趨同、言語趨異、語言保持和言語互補等會話策略外,還應研究說話者的語言能力、對會話需要的注意程度和角色關系的處理。柯氏和柴氏(1988)[8]概括說,除了研究由言語趨同、言語趨異和語言保持構成的近似(approximation)策略以外,還應包括可理解策略(把話語清楚明白地表達出來)和人際控制策略(給說話者合適的角色選擇權)。這一概括把語言的和非語言的所有交際行為都納入了適應理論的研究范圍。
  80年代以來的另一個發展是區分了主觀適應和客觀適應。主觀適應比客觀適應更重要,更起作用。這種區分很有必要,因為與語言選擇和語言變化的客觀事實相比,交際策略的主動性和社會評估更與我們對社會言語行為的感受和信念直接相關。同時,主、客觀適應的區分也促進了對交際策略的大量研究。
  但是研究者們發現只研究內部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釋風格和語碼變化的原因。于是,他們把研究的目光轉向了外部因素。
  耶格爾·德洛爾(Yaeger-Dror)(1988)[18]在深化和拓展柴氏(1977)提出的影響群體力量(group vitality)的三個因素——移民分布(demograph)、機構支持、和社會地位——的基礎上,研究了群體力量對言語趨同的影響并提出了以下三個影響因素:地理與歷史因素、社會地位和語言學背景。地理歷史因素包括原來生活的地理環境、移民分布、機構支持。移民分布因素包括移民的數量、出生率、婚姻模式、居住時間等;機構支持因素包括學校、媒體、商業和政府機構的支持等。社會地位或稱社會結構因素,包括經濟、政治因素和母語的地位。語言學背景指官方或學術機構對語言使用的規范。耶氏的研究結果表明,當某一群體的力量小時,其語言必然朝居主導地位的語言規范趨同,反之亦然。不可忽略的是,與移入國文化(host culture)接觸越多,趨同越多。
  波伊德(Boyd)(1987)作了類似的研究,并從另外的角度提出了影響群體力量的三個因素:歷史的、地理的和態度的。他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移民群在母文化(home culture)背景下的社會和語言環境與群體力量具有內在聯系。從地理的角度看,原籍國(地區)和移入國(地區)之間的距離、與居住點的融入程度和自給自足與否都產生一定的影響。對移民群和移民原社區持群內還是群外態度的影響自不待言。
  基內西(Genesee)和鮑里斯(1988)[10]研究了影響受話者對語碼選擇變化的反應的四個相互作用的因素:情景語言規范、言語適應、群內偏愛(ingroup favouritism)和社會結構因素。他們的調查和研究表明,在某些情況下,語碼變化或言語趨同是社會規范的‘要求。比如,售貨員與顧客之間的對話,其社會規范的要求是“顧客語言總是對的”,如果售貨員不向顧客的言語趨同,對他的評估就會降低。反之亦然。將人們劃分為“我們”和“他們”會誘發對群外成員的偏見和歧視、對群內成員的偏愛。這會導致對群內典型成員的語言的喜愛和偏愛使用群內語言。如前所述,社會機構因素影響群體力量。
  2.2.2 學科單一性到學科交叉性。如柯氏(1995)[7]所指出的那樣,言語適應理論最初只是研究言語風格變化的社會心理模型,屬于社會心理學研究范疇。但是,隨著理論的發展和社會語言學家越來越多的關注,學科的交叉便不可避免。目前,它已成為了由社會學、社會語言學、和社會心理學交叉而成的一種交際理論。
  語言使用是個動態過程。而傳統的社會語言學以規范人們進行交際的社會語言規范和規則來解釋語碼變化。其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忽略了會話者的動機和認知等社會心理因素的影響(基內西、鮑里斯,1988)[10]。社會心理學研究在缺乏人際適應過程相互作用時使用的語言策略。那么,社會語言學與社會心理學相結合能解釋社會語言規范被遵守和被違背是說話者的動機、認知和情感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一問題。在這方面,鮑氏(1979,1985),基氏和鮑氏(1982),波爾(Ball)(1984)等人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和貢獻(可從研究領域的擴大中看出來)。
  由于言語趨同、言語趨異和語言保持被視為言語互動交際策略,交際學理論和言語適應理論獲得了共同的理論目標和研究對象。言語適應理論超越了初期作為社會心理模式的預測功能,而成為了情景性互動交際通用模式(a generalised model of situated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柯普蘭德、柴爾斯,1988)[8]。柴氏等在1987和1991年改稱為“交際適應理論”(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CAT)。在此基礎上,加洛伊斯和卡蘭(1988)[9]研究了說話者的類典型性與地位和同等關系(solidarity)的預測評估關系,并得出了如下研究結果:(1)適應指數比實際的非言語行為更能預測說話者的同等關系等級;(2)CAT對互動交際行為的評估更傾向于使用相對標準而非絕對標準;(3)被評為同等關系等級高的說話者不一定要表現最典型的行為,而是遵守準則;(4)以類典型說話者的行為為評估依據表明受話者的期望可以違背,效果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出乎意料的違背行為只要是遵守友好和禮貌規范的都會獲得積極的評估;(5)CAT認為,雖然言語趨同的目的是尋求贊同和表達同等關系,但言語趨異是為了否認同等關系,表明差異或優越性;(6)最能預測對說話者地位的評估的是說話者的說話行為,如語速。
  2.2.3 由靜態研究到動態研究。早期的言語適應理論研究試圖制定一組準則來預測:什么條件下言語趨同、言語趨異和語言保持會發生、它們的相互關系和評估效果(柯普蘭德,1995)[7]。因而,言語適應理論的研究最初具有明顯的經驗主義傳統。這種靜態的研究方法受到以下兩方面的影響而發生了改變。一是其理論自身的發展。2.2.1和2.2.2能充分說明這一點。越來越多的實際研究表明說話人的言語變化不但受內部因素的影響,而且還受外部因素(如社會身份、群體力量)和情景因素(如情景規范)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所以,越來越不可能通過對情景的擬構(situational configuration)預測出具體的適應過程和結果。換句話說,理論自身的發展要求改變以往的對語言和社會情景的經驗主義研究方法,以便能洞悉出特定的言語變化時的局部的社會心理過程(ibid.)。二是社會心理學本身一直在反省自己的認識論基礎。包括柴氏、柯氏,波特(Potter)等在內的適應理論學者們和許多社會心理學研究人員對一直統治著社會心理學的經驗主義假設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不僅僅是作定量研究,還可作定性研究;在研究語言和情景時要更加重視推理的方法。
  由于言語適應理論越來越重視言語交際中的動態過程和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言語適應理論模型由預測性模型發展成為了解釋性模型(interpretive)。
  三 適應理論的研究范疇
  3.1 宏觀適應研究與微觀適應研究。
  從研究的范疇來看,適應研究可分為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宏觀研究的主要是方言的變化、語言變化、語言現代化和語言發展等問題。庫爾馬斯(1989)主編的《語言適應》(Language Adaptation)[6]一書中的大部分論文論述了語言適應過程中的一些宏觀問題,其中以他自己的論文作為首篇,進行了理論上的高度概括。他認為適應是個過程,不局限于某一個時代。因為語言反映語言社區的社會現實,因此,語言不但要能滿足特定的交際需要,還必須能勝任語言交際中的所有需要。即語言這個符號系統必須能充分履行某一語言社區的各種交際功能。世界上的語言千差萬別在于它們的語言使用的方式和履行的交際功能的不同。所以當由于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原因語言突然被賦予新的任務時,語言會突然顯得力不從心,不能履行其應該承担的功能。這種社會的發展和語言變化的不同步性要求語言必須不斷地適應新的交際要求,滿足新的社會需要,否則一種語言就有可能消亡或被取代。任何語言都必然經歷不斷適應的過程。適應得越好的語言就越有可能成為越重要的語言,如英語、德語和日語等。它們完全適應現代教育、社會、經濟、科學、技術和管理等現代交際的需要。發展中國家的語言現在需要適應,是因為它們還不能滿足這些需要。就整體而言,宏觀上的語言適應是個逐漸的、連續的、悄然的(unnoticed)過程,由客觀因素催化產生。但是在出現語言危機時,主觀干預是必要的。此時,語言適應成為了政治目的。如為了保持語言的統一性、準確性、高雅性和純潔性。充分適應是動態的,具有潛在的可變性。語言適應的成功與否取決于語言社區的意志。
  在個案研究方面,除了《語言適應》中介紹的以外,還有普林斯(Prince)(1988),耶氏(1988)[18],貝格(1988)[16]等人運用適應理論對方言變化的研究。
  微觀研究主要是具體的言語交際中的風格變化和語言選擇等。在言語交際中,言語趨同除了能獲得前面提到的效果以外,還能達到適應對方的言語習慣和社會權威[12]、或改變說話雙方業已存在的社會關系的性質(司各騰,1988)[5]的目的。語碼選擇(轉換)是微觀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柴氏等人認為,作為言語趨同的語碼轉換是為了獲得贊同等。對此,貝特和司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貝特(1994)[5]認為,言語趨同的效果是模糊的,有時獲得贊同,有時卻獲得反感;言語趨同并不總是被視為是適應;過分的趨同還會被受話人視為一種威脅。司氏(1988)[15]雖然同意言語適應理論模型和標記理論模型有許多相似之處并接受它,但他運用標記模型(markedness model:MM)對語碼轉換作出了大不相同的解釋。他認為,語碼代表著一組權利和義務(rights and obligations:RO sets)。說話人通過使用有標記的語碼(即語碼轉換)來向受話人表示這種權利和義務關系的改變,暗示自己的多重身份,獲取交際權勢(interactional power)。這是以說話人為中心,而不是以受話人為中心。
  3.2 短時適應和長時適應。
  短時適應指在某一特定的交際場合,說話人根據受話人的情況對自己的言語(包括用詞、語速、語法和語音等)所進行的臨時調整,說話人可根據不同的目的采用言語趨同、言語趨異或語言保持(不改變自己的言語習慣)不同的策略。短時適應一般屬于微觀研究。長時適應指一個人移居到另一個地區或國家后為達到融入其中的目的,有意識地或不知不覺地使自己的口音向新地區的口音靠拢,或者學會新地區的口音、方言或語言。嚴格說來,長時適應發生在群體間的互動交際中,屬于宏觀研究的范圍。
  對長時適應具有充分解釋力的理論是人種語言學身份理論(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ELIT)。ELIT已被發展為SAT的一部分,用以解釋群際間的適應過程。ELIT認為,說話者的社會與個人身份影響其語言態度,其語言態度又反過來影響其對另一語言群體的交際行為是采取言語趨同還是言語趨異的傾向。而且,語言態度還影響說話人對群內成員和群外成員的習慣性取向(habitual orientations)。加洛伊斯與卡蘭(1988)[12]和貝格(1988)[16]在這方面運用ELIT做了比較獨到的深入的實證研究。
  長時適應中的言語趨同的目標一般是新語言社區的交際規范和具有代表性的類典型成員(prototypicality of a person)所使用的語言。規范或稱社會規則構成人們在各種場合的行為規則的共同期望(shared expectations)。在實際的交際中,人們在遵守規范時具有彈性。類典型成員是能最大限度地縮小(most minimises)群內成員間的差異、最大限度地擴大(maximises)與群外成員的差異的成員。類典型成員提供了一個考察社會影響過程的錨點(anchor point)。群內保持一致的壓力導致在態度和行為方面朝最具類典型性的成員的言語趨同。值得注意的是,當兩個語言群體擁有相似的規范時,最遵守規范的不一定是最具類典型性的成員。
  在長時適應研究中,方言變化是個重要的課題。雖然從原則上講,方言變化與適應并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聯系。但是特魯吉爾(Trudgill)(1986)和普林斯(1988)[14]的研究表明,適應事實上是方言變化的內在動力。方言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說話者不必與操目標方言者發生任何互動交際就可以經歷方言變化。即無須一個適應對象共同在場。普氏的研究對象(一位移民歌唱家)的方言變化還具有外語學習中的中介語的變化特征,即她的適應后的個人方言(idiolect)既不像她原來的方言(D1),也不像目標方言(D2),而是介于二者之間的第三種方言(D3)。此研究成果對第二語言習得研究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四 適應的本質特征
  如前所述,適應理論研究的是作為交際策略的言語趨同、言語趨異和語言保持背后的心理動機和認知過程與聽話人對說話人的言語輸出的評價,也就是研究言語交際中說話雙方的心理機制,因而具有以下三個本質特征。
  4.1 主觀性。
  適應的主觀性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對言語趨同、言語趨異和語言保持的評估與受話人的主觀體驗緊密相關。布拉戴克、穆拉克(Mulac)和豪斯(House)(1988)[4]的研究表明,言語交際中的地位和能力的評估等級并不與詞匯的多樣化正相關,而是與受話人是否感覺說話人是向上或向下言語趨同或言語趨異相關。向下言語趨同和向上言語趨異都獲得了更高的評估等級。對交際中的一致性的評估等級與聽話人感受得到的說話人的努力相關。說話人不但對自己,而且對說話對象和交際情景也不斷地作出主觀性評估。
  適應的程度、話語的組織和構成原則、交際中的社會權勢關系的建立和操作以及認知結構都受意識(ideology)的影響[1]。
  感知的群體力量與感知的群體邊界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當人們認為群體邊界難以逾越并感覺群體力量小時,會竭力保持自己的語言。相反,當人們認為群體力量大時,會感覺群體內的邊界松散和開放(貝格,1988)[16]。語言群體認同他們自己的言語和行為的程度取決于主觀感覺的群體力量,而不是對群體力量的客觀評估標準。[18]
  4.2 非對稱性。
  由于言語和會話風格中的許多因素隨情景的變化而變化,會話雙方可能改變不同的絕對量(absolute amounts),因而適應不必對稱。畢勒斯、克勞斯(1988)(Bilous & Krauss)認為[3],在某一情景中的適應方向和對稱性首先取決于交際雙方關系的性質。正因為如此,適應的過程中會出現過分適應(overaccommodation)和適應不足(underaccommodation)。由于適應不是單向性的而是多向性的,所以當說話者的話語超越了當時情景下的最大值時(optimallevel),或者說“合適的”或“很協調的”行為標準時,會產生過分適應。如家庭護理人員對年邁者的保姆式語言(baby-talking),庇護式語言(patronising talk)和卑謙式語言(demeaning talk)。適應不足指傲慢的說話方式或回避說話,也可指不給受話人在互動交際中足夠的權利和空間。這表明沒有足夠的參與或關懷(柯普蘭德,1995)[7]。但應區分過分適應和過度適應(hyperaccommodation)。過度適應指在使用某一變項時超出了目標語中使用的頻率,過度適應可由認知顯度解釋(耶格爾·德洛爾,1991)[17]。
  4.3 以受話者為中心。
  如前所述,言語適應理論認為,說話人的言語趨同或言語趨異是以受話人的言語特征為目標的。柯氏和柴氏(1988)說,言語適應理論十分重視以受話者為焦點是受到了貝爾(Bell)(1984)[2]的“聽眾設計”(audience design)的啟發。風格和語碼的選擇是基于聽眾與說話人的由近到遠的關系作出的。交際中對語式和語場的選擇和研究也是處于優先考慮受眾的結果(recipiency considerations)。他們還認為,以受話人為中心可大大地擴展適應理論對社會語言策略的研究范圍;可以將交際性適應全部看成是以受話人為取向的話語策略,說話人由此可將自己的話語去適應受話人的特點。貝爾(1984)認為,在語言變化的各層面上,人們主要是回應他人。說話人為其聽眾設計自己的言語風格。在場景、話題和參與者這三個影響語碼選擇和風格變化的因素中,對話者(interlocutor)更具決定性效果。柯氏等人認為,說話者的言語變化更多的是因為受話人的改變,而不是話題的改變。桑柯夫(1980)也認為對話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盡管約瑟夫(Youssef)(1993)的研究表明其它因素也具決定性作用)。列維(Levin)和林(Lin)(1988)[12]的研究不但證實了貝爾的觀點,而且還發現說話人從表面看是向受話人的言語風格趨同,其真正目的是順應受話人的地位和社會權威而不是他們的實際言語。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順應群體范式(stereotypes of groups)。
  五 有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言語適應理論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變化,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其廣泛的應用研究使其學科交叉性日益突顯,隨之也開拓出更多新的研究課題:群際接觸與群體力量的關系,身份范疇對言語適應的影響,標記性與交際權勢的關系,社會身份和交際規范對言語適應的影響,臨時適應中的言語變化與長時適應中的個人方言、群體方言以及語言變化的關系,建立長時適應理論模型還應研究哪些機制和過程,確定類典型成員的標準是什么、何時確定、怎樣確定,怎樣才能充分解釋不同情景下的適應策略背后的相互交織的復雜動機,怎樣確定某一特定的言語變化是規范要求的結果還是適應的結果,言語適應理論的合理使用范圍和與其它理論模型的合適結合點等等。
  研究言語適應理論的方向應是將它與別的學科交叉起來。維索爾倫(Verschueren)(1999)的《語用學新論》作出了很有意義的成功嘗試。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一批交叉研究的成果。
  [收稿日期]2000年1月10日
《語言文字應用》京57~64H1語言文字學劉正光20012001言語適應理論由柴爾斯等人于70年代初提出,發展到今天已近三十年。其豐富的研究成果和新穎的理論視角受到了社會心理學、社會語言學、交際學、語用學、話語分析、第二語言習得的歡迎和接受,成為了一種很重要的具有學科交叉性質的理論。本文將綜述它的發展過程和研究成果以及有待研究的問題。言語適應理論/述評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reviewReview of 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Liu ZhengguangIn its nearly thirty years of development,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originally a socio-pyschological model,put forward by Giles,et al in the early seventies of the last century,has offered a large body of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and instructive ideas for sociolinguistics,communication stady,pragmatics,discourse analysis,as well as(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has become an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explanatory power.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give a review of both its development and issues to be further studied.劉正光(1962——),男,碩士,湖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湖南大學西語系 湖南 410082 作者:《語言文字應用》京57~64H1語言文字學劉正光20012001言語適應理論由柴爾斯等人于70年代初提出,發展到今天已近三十年。其豐富的研究成果和新穎的理論視角受到了社會心理學、社會語言學、交際學、語用學、話語分析、第二語言習得的歡迎和接受,成為了一種很重要的具有學科交叉性質的理論。本文將綜述它的發展過程和研究成果以及有待研究的問題。言語適應理論/述評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review
2013-09-1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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