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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新哲學概念
論《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新哲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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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40年代,西歐無產階級的實際斗爭向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科學地論證新的世界觀、制定新世界觀的基本原理的迫切任務。1845年初,馬克思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及隨后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就是適應這種客觀需要而產生的標志著唯物史觀誕生的劃時代的著作。在這兩部著作中,后一部著作是在前一部提綱基礎上的論證,它不僅對于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歷史觀上所實現的革命變革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而且還對我們解決從70年代末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和它的真義的討論問題,有著重要的經典性的啟發意義。本文試圖通過對《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新哲學概念的解讀,來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世界觀作出一個粗線條的揭示。
    歷史唯物主義的定義
  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且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礎。馬克思新哲學概念的產生,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邏輯的角度來看,都是與唯物史觀的創立相表里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定義,從而也就標志著一個新哲學概念的最終形成。  
  《德意志意識形態》對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的闡發大致有如下四個方面:
  首先,馬恩闡明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對立。他們指出;“過去的一切歷史觀不是忽視了歷史這一現實基礎(引者按:指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就是把它僅僅看成與歷史過程沒有任何聯系的附帶因素。根據這種觀點,歷史總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種尺度來編寫的;現實的生活生產被描述成某種史前的東西,而歷史的東西則被說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這樣就把人對自然界的關系從歷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歷史之間的對立。因此這種觀點只能在歷史上看到元首和國家的豐功偉績,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論的斗爭,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歷史時代的時候,它都不得不贊同這一時代的幻想”[1]。在唯心主義哲學家那里,歷史被歸結為精神的發展,也即是說歸結為一種觀念的連續,這個連續是不依賴于創造出這些觀念的人以及他們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而自己實現的。這樣,歷史取得了一種全然唯心主義的性質。
  與此相反,馬恩認為,真正的歷史是從思辨終止的地方開始的。他們說:“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的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的科學開始的地方”[2]。“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事實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的活動”[3]。
  正是站在與唯心史觀根本對立的高度,唯物史觀才開始了它“真正科學”的歷史。馬恩是從對黑格爾、鮑威爾、施蒂納的“德國歷史編纂學”,甚至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全部舊哲學的批判中,方始得以描繪出現實生活的能動過程。
  其次,馬恩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前提;實質和結論。
  在指出了唯心主義歷史觀的荒廖之后,馬恩轉入到現實生活的描繪。他們的歷史觀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想象的、所設想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只存在于口頭上所說的、思考出來的、想象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出發,而是現實的人,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唯物史觀的前提即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4]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唯物史觀前提的這一確定,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表明,離開了人去研究社會是不可思議的,而離開了人的活動和活動的物質生活條件去談論人的問題,同樣是不可思議的。這樣,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理解為那種“見物不見人”的歷史宿命論,固然是對其真義的遠離,本世紀30年代以來甚囂日上的把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化的理解,也仍然未解唯物史觀之直諦。歷史唯物主義,正是從分析人們的物質生產與交往活動和人們之間的交往形式出發來具體地研究人的;離開了人們的物質生產與交往活動和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來談論人,就只能是抽象的人。馬恩之所以能夠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正是因為他們拋棄了以抽象的人作為出發點,轉而研究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找到了自己的新出發點。這個新出發點就是人類社會、人們的交往形式。
  這個新出發點取得后,馬克思、恩格斯進而提出了“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5]的命題,并對社會意識的產生、發展及其本質作了深刻的論證,指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6]。從而在歷史觀的基本問題上作出了唯物主義的回答,給一切唯心主義,甚至給最隱蔽的唯心主義當頭一棒。關于一切歷史性的東西的全部傳統的和習慣的觀點都被這個原理否定了。”[7]這就揭示了唯物史觀的實質。  
  那么,在這樣的前提下,馬克思恩格斯獲得的歷史觀是什么樣的歷史觀呢?他們自己是這樣說的: 
  “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程,并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然后必須在國家生活的范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并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8]。
  這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給歷史唯物主義下的第一個經典定義。  
  再次,馬恩對唯物主義社會觀的闡明。
  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由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是任何社會機體不可缺少的結構要素。馬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闡明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辨證關系,從而使人類社會的完整結構(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等)得到了全面的說明。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恩雖然還沒有十分精確地規定生產關系概念,但他們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所有制形式”、“所有制關系、”等術語來表達這一概念的意義。他們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展開了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辯證關系原理。他們說:“私有財產是生產力發展一定階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9]。又說,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歷史上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正是由于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水平決定的。
  馬恩從對物質生產和交往的矛盾運動分析中得出了生產關系(“交往形式”)概念,并把生產關系的總和理解為“市民社會”。雖然“市民社會”這一術語是沿用的,但是經過1843年從法哲學方面(《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4年又從政治經濟學方面(《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它進行的分析,“市民社會”一語實質上與馬克思后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闡明的“經濟基礎”、“社會經濟結構”概念是完全一樣的。馬恩通過對市民社會的剖析,闡明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的原理。他們說:“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所制約、同時也制約生產力的交往方式,就是市民社會”。“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它“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10]。  
  可見,通過交往形式、市民社會等概念的建構,馬恩不僅指出了物質生產是整個社會生活的基礎,而且還揭示了這個基礎本身發展的內在機制。這樣,社會生活的各個主要方面之間,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關系被揭明了。
  最后,馬恩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闡明。
  馬恩對社會生活各個主要方面之間相互關系的揭明,不僅使人們從橫的方面對整個社會結構有了清楚的認識,而且從縱的方面,向人們揭示出一種社會形態為另一種社會形態代替的規律,從而有可能把人類社會的進化看作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
  這里的表現就在于,馬恩把人類歷史的發展劃分為兩個大的時期,這兩個時期由于人們生產自己物質生活資料的方式不同而在根本上互相區別。在第一時期內,生產、分工、所有制等方式以及社會關系還只有一種自然的品格,而在第二個時期內,它們就越來越為文明的發展所決定。他們較為詳細地分析了這第二個時期的幾個主要階段。其中第一階段是部落的集體所有制,這是與還處于原始狀態的生活方式相符合的。第二個階段是公社和國家的集體所有制,這是出于部落的聚集(形成國家)和由于商品的日益增長的交換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擴展。第三個階段是封建制,它是在野蠻民族破壞了巨大的生產力之后建立起來的。而第四個階段就是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這些對歷史發展各主要階段上占支配地位的、依次更替的所有制形式的劃分和分析,也就為社會形態理論奠定了基礎。
  而且,馬恩上述用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生產關系的變化,來說明上層建筑的變化,進而說明整個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的歷史觀,其目的不在于單純地闡述過去的歷史,而是要通過闡明近代市民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的根源,從歷史角度為下述問題奠定基礎,即為什么積極地揚棄資本主義制度既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為什么這一任務只能由無產階級來實現。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從他們的歷史觀中還得出這樣的結論:“生產力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產生出來的生產力和交往手段在現在關系下只能帶來災難,這種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與此同時還產生了一個階級、它必須承担社會的一切重負,而不能享受社會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會之外,因而必然與其余一切階級發生最激烈的對立;這個階級是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從這個階級中產生出必須實行根本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的意識。”無產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建立社會的新基礎”[11]。這無疑表明了唯物史觀在具有解釋性功能的同時又具有強烈的實踐性質。
    對德國思辨哲學傳統的清算
  《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從理論發展的自身邏輯來看,是因為馬恩覺得有必要澄清、擴大和深化他們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并借助這個唯物主義世界觀,來完成對全部德國思考哲學的批判。在后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寫道:“當1845年春……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鉆研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思想體系的見解之間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12]
  馬恩以“德意志意識形態”為書名,用“意識形態”概念來指稱鮑威爾、施蒂納所代表的德國思辨哲學,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先知,充分表明著新哲學概念的批判功能。19世紀初,法國經濟學家、哲學家D.德拉西用“意識形態”一詞來說明關于觀念的學說和關于人的心靈、意識和認識的全部科學。由于他們鼓吹自由思想,反對拿破侖君主專制制度,故而被拿破侖以蔑視的口吻稱之為“意識形態家”,意指一種普遍的幻想。馬恩把德國思辨哲學斥之為“意識形態”,正是對它作出了一個總體描述;“抽象觀念、自在和自為的原則、虔誠的心愿和詞句、康德式的意志的自我規定和市民們所應該成為的那種人的自我規定[13]。”
  作為一種傳統,德國思辨哲學家們把法國資產階級的革命行動移植到意識形態領域中去,認為由資產階級(特別是法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政治和社會斗爭,不過是目的在于使一些普遍理性原則如自由、平等、博愛等取得勝利的斗爭,這樣,社會革命在德國只需在頭腦中加以實現就行了。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就把法國大革命的一些原則改變成為道德觀念,并在自由的概念上建立起了他的道德形而上學。黑格爾則更為發展了這種唯心主義傾向,把絕對精神當成了歷史的決定性因素。黑格爾死后,他的思辨哲學被他的后繼者____青年黑格爾派發展到了頂點。他們當中“甚至沒有一個想對黑格爾體系進行全面的批判,”而只局限于抓住那些黑格爾體系中的某一方面來反對他的整個體系,或反對別人抓住的那些方面[14]。他們和黑格爾一樣,認為精神決定歷史的進程,認為通過對虛假觀念(如宗教觀念)的批判,人們意識的轉變必然要帶來的社會和國家的轉變。由此,他們產生了這樣的信念:為了改變世界,他們的“批判”、“批判的批判”比所有的革命都重要得多;而他們自己,是現代真正的英雄,他們的批判提供了歷史發展的動力。
  思辨哲學家們無論在歷史的本質還是歷史的動力問題上的唯心主義回答,在深度和廣度上對歷史唯物主義都有了進一步理解的馬恩看來,只不過是一場“哲學騙局”[15]。既使如費爾巴哈,恢復了唯物主義的權威,但他在歷史觀上仍然是唯心主義的。“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決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16]”。因為費爾巴哈只是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對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動,他仍然停留在理論的領域內,而沒有從人們現有的社會聯系,從現實生活過程和生活條件來觀察人和歷史,這樣,他也就沒有批判現實的生活關系,在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看到改造工業和社會制度的必要性和條件的地方,他卻重新隱入唯心主義,表明了他終止于“一位理論家和哲學家”的立場[17]。
  馬恩花了全書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展開了對德國思辨哲學這一“意識形態”的清算,鑒于他們的論戰對象已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現實性,也限于本文的篇幅,我們不打算具體展開。我們在此探究的是馬恩對德國思辨哲學作為一種傳統的批判。除上述對思辨哲學的唯心史觀實質作了揭示外,馬恩根據唯物史觀,還對德國哲學傳統通過種種歷史的原因作了說明。在他們看來,德國唯心主義乃是從中世紀末以來德國經濟和社會狀況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映。
  馬恩深刻地看到,德國資產階級的歷史是了解德國哲學特征的關鍵[18]。他們指出,18世紀末德國的狀況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實踐埋性批判》中。當時,英法等國由于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而相繼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軟弱無力的德國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的這個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國市民的軟弱、受壓迫和貧乏的情況”[19]。甚至在1830年的革命以后,當自由主義在歐洲到處都深深扎下了根的時候,德國的資產階級還在堅持相信自由主義不過是為取得理性原則勝利的斗爭,這說明了他們在政治和社會領域里是很少成功的。
  德國落后的經濟社會狀況使它在面對政治問題時采取唯心主義的態度,也就產生德國思想家不依賴市民的那種虛假的獨立性。德國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掙扎,都沒有離開過哲學的基地,而這些哲學評論家的夸夸其談只不過是反映了德國現實的貧乏。馬克思恩格斯寫道:“從施特勞斯到施蒂納的整個德國哲學批判都局限于對宗教觀念的批判”[20]。因為觀念、思想、概念被看作是人們的真正枷鎖,只要同意識的這些幻想作斗爭就行了。
  從中可見,非批判性是唯心主義的必然歸宿。馬恩指出了這一點。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于是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21]。而唯心主義“改變意識的要求,歸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種方法解釋現存的東西,也就是說,通過另外的解釋來承認現存的東西”。因此,“盡管青年黑格爾派思想家們滿口講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詞句,而實際上他們是最大的保守分子”[22]這就指出了德國思辨哲學從其唯心史觀中不能脫免的空想性和保守性。思辨哲學家們宣揚的“批判的批判”的至高無上和全能,他們期許在思想和歷史領域中引起的所謂革命,只不過是杷“既有的一切無稽之談變為某種別的胡說八道”[23],對現在的世界并未有絲毫的觸動。
    共產主義概念與哲學的中介性
  上面我們簡要地考察了新哲學概念的解釋原則和批判原則,約略提及了它的實踐性質。下面就結合馬恩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批判,較為譯細地探究一下這種實踐性質和共產主義理論的關系。
  “真正的社會主義”是英、法社會主義的德國化,即思辨化。馬恩指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們接受了英國和法國的某些共產主義思想,“把這些思想和自己的德國哲學前提混為一團”[24] 。所以,這種社會主義不過是共產主義“在德國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國人的心靈太空中的變形而已”[25] 。社會主義被改變成為一種傷感的空想主義。
  這里的德國哲學前提指的是其思辨哲學的傳統,特別是指費爾巴的哲學信條。“真正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是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和“人的本質”。從這種哲學信條出發,只有“人”、純粹的、真正的人”才被看作是“歷史的終極目的”和“萬物的尺度”[26] 。而一切現實的關系和歷史的發展都被視之為“人”的自我展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都有其“狹隘性”和“片面性”,只有人道主義作為“合題”,是兩者的統一,是“人”的終極目的。這樣,一切現實的對立都消融在“人道主義”、“人”之中了。由此“真正的社會主義”一方面勸說無產階級“永遠不要參加政治革命”[27],另一方面則勸告資產者對人們施予普遍的愛。這種德國人慣用的手法表明了他們在解決現實的對立方面完全無能為力,只不過“以此來掩飾他們在現實的歷史上曾經扮演過的并且繼續扮演的可憐的角色”[28] 。
  作為對諸如“真正的社會主義”之類形形色色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超越,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共產主義概念與唯物主義歷史觀取得了高度的同一性。限于篇幅,試擇要述之。 
  其一,馬恩十分強調共產主義的物質前提。他們說:“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者實際上把過去的生產和交往所產生的條件看作無機的條件”[29]。共產主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不在于現實的私有制不合乎“人的本質”,而是“因為生產力和交往形式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它們在私有制的統治下竟成了破壞力量,同時還因為階級對立達到了極點”。同樣地,“只有交往和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樣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變成了它們的桎梏的時候,舊的分工才會消滅”[30]。這一對共產主義客觀必然性的論證,與依據抽象人性論的正  反合題得出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結論劃清了界限。
  其二,馬恩十分強調無主階級革命在實現共產主義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充滿了關于概念能夠創造世界和毀滅世界這一哲學信念,他們當然也就會認為某一個人能夠通過消滅某種概念而消滅生活分裂”[31] 。而馬恩沒有像唯心主義者們那樣想入非非,認為對事物認識就可以代事物本身或消滅其存在。在他們看來,“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達到目的本身,都必須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32] 。
  所以“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在狀況的現實的運動”,而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實的前提產生的”[33] 。這就是說,私有制所導致的無產者與資產者之間的對立是現實的、真實的,憑借“對人的本質的認識”是不能通向“真正人類的生活”的。馬恩關于實現共產主義具體途徑的這一結論,已經同靠理論上的演繹達到共產主義的思辨學說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批判,是在馬恩完成了對德國思辨哲學的批判和建立革命理論時提出來的,它表明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多大程度上把哲學與共產主義理論聯系起來,意識到新的哲學是一種革命的理論,并進而涉及到革命的實踐,從而成功地把哲學概念從理論批判過渡到對現實世界的批判和革命改造。理性的最后召喚在于揚棄純粹理性自身。馬恩的哲學概念證明了:不僅改變物質關系只有用物質力量才能實現,就是改變人們的意識,也只有改變人們的實際活動才有可能。他們寫道:“哲學家們那樣當成職業,也就是當成行業來從事的那種與現存關系脫節了的意識的變化,其本身就是現存條件的產物,是和現存條件不可分離的。這種在觀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奮起的情形就是哲學家們面對世界的無能為力在思想上的表現。他們的思想上的吹牛每天都被實踐所揭穿”[34] 。從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非哲學立場,我們才能理解在他們的書中何以有那么多貶斥哲學自身的文字:“哲學騸局”、“哲學騙子”、“靠哲學過活”、“哲學學徒”等等。他們以哲學的否定為起點的哲學創造,最終又回到非哲學,哲學在實際改變世界的過程中作為中介被揚棄了。
  如此而觀,馬恩的哲學概念就與共產主義理論取得了同構。他們寫道:“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說來,全部問題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35] 。在這里,馬恩明確指出實踐的唯物主義即是共產主義,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理論即是哲學的實踐原則。從這個上意義上理解實踐范疇,主客體對立之排除就不再只是一個哲學(理論)命題,而是革命主體無產階級能動改變世界,使之革命化的過程。換言之,要揚棄現實狀態下的勞資二元分立,不是在理論上解釋它,而是通過消滅阻礙二者統一的社會基礎──資本主義制度來實現。   
  所以,把主客體對立之排除抽象為一個超歷史的實踐概念,并試圖以此去構筑一個馬克思關于“實踐”的哲學體系,恰恰是對馬克思的哲學概念作了不正確理解的結果。近年來學術界聚訟不已的“實踐的唯物主義”一語,實質上還是要求哲學唯物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實踐化,走向對哲學理論自身中介狀態的揚棄,而不是去建構一個關于“實踐”的唯物主義哲學形態。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新的哲學概念“對于其他的一定體系來說,不再是一定的體系[36]。
  綜上所述,馬恩提出的新哲學概念,具有理論原則和實踐原則的雙重意蘊。就其解釋功能和批判功能而言,新哲學概念有著無可爭辯的理論形態。但是解釋原則又并非止論,實踐性、中介性又是新哲學概念的顯明特征。而且,就其理論形態而言,也只有把實踐性、中介性作為靈魂、作為原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和它的真義才真正得以體現。注釋
  [1][2][3][4][5][6][8][9][10][11][13][14][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頁;第30~31頁;第30頁; 第23頁 ;第30頁;第29頁;第42~43頁;第410~411頁;第40~41頁;第77~78頁;第214頁;第21頁;第20頁;第51頁;第47頁;第211頁;第211~212頁;第21頁;第22頁;第45頁;第535頁;第536~537頁;第576頁;第661頁;第551頁;第79頁;第516頁;第551頁;第78頁;第40頁;第440頁;第48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7~118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10頁。
   [21][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頁;第121頁。
  
  
  
湖洲師專學報16-21,27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郁建興/胡世明19951995 作者:湖洲師專學報16-21,27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郁建興/胡世明19951995
2013-09-1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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