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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增加國家投入與增加農民收入
論增加國家投入與增加農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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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切實有效地增加農民收入,近年已成為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重大課題。再加上我國加入WTO,如果不采取切實有效措施,農民收入增加速度將進一步放緩,農民的不滿情緒將進一步增強。
  如何增加農民收入,目前占主導地位的有兩種思路,一是價格稅費改革思路,二是結構調整思路。但筆者認為,每一種思路和做法都不可能完全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必須從戰略的高度擺正“三農問題”的地位,不斷增加國家的投入,同時進行相關的配套改革。
   一、價格稅費改革思路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增加收入的途徑不外乎這幾個方面,一是增加產出,二是提高售價,三是降低成本(費用),或兼而有之。我國實行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各種農產品供給迅速增加,農民收入開始穩步增長。隨后,由于輿論等方面的宣傳作用,夸大了農民的實際富裕程度,加上由于農業生產資料和日用消費品價格的上漲,造成工農產品“比價復歸”現象;同時,由于鄉村組織改革所帶來的行政管理人員的迅速增加,農民稅費負担開始直線上升。由此,農民收入的增加開始處于停止甚至下降狀態。在不可能進一步提高收購價格的情況下,各界開始認為,農民收入下降與稅費負担過重有直接關系。于是,中央三令五申提出農民各種稅費負担堅決不能超過其年收入的5%的規定,并推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從總體上看,近年來農民平均稅費負担確有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1997年農村居民人均稅費負担額為109元,占純收入的5.12%。1999年兩項指標分別為100元和4.43%。2000年負担水平也沒超過上年同期水平(盛來運,2001)。從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情況來看,在2000年全省共減輕農民負担16.9億元,減幅達31%,農民人均負担由109.4元減少到75.5元,減少了33.9元,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99.80元。
  但是,農民收入為什么還是連年下降呢?除了農產品價格連續下降以外,據分析還由于農民收入差距擴大,農村居民稅費負担不平衡加劇,突出表現在中低收入農戶、以農為主的農戶和中西部地區的農民負担較重(盛來運,2001)。為了規范農村稅費征收,切實減輕農民負担,2001年中央出臺了有關稅制改革的7號文件,以指導各地試點工作。但是,7號文件規定的農業稅及其附加征收方式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農民稅費負担分攤不合理、不公平問題,即并沒有改變以前稅費負担中種地的有負担、不種地沒負担;種地多的負担重、種地少的負担輕的老問題。并且,以農業為主的純農戶或一兼戶負担額竟然比非農戶或二兼戶高出50%—80%。而純農戶或一兼戶作為中低收入戶又占我國總農戶的大多數卻是不爭的事實,從全國農村來看,大多數農民還是純農戶,除了種地沒有別的可干(楊雍哲,2001;劉保軍,2001)。從試點地區的情況看,有些鄉村為了保現有利益,虛報計稅土地面積和常年產量,人為加大了農業生產戶稅收和稅外附加的負担(盛來運,2001)。
  此外,農民的其他負担也十分沉重,如教育費用。據筆者家鄉調查,農民子女上幼兒園和小學的學雜費一年平均1200多元。另據湖北省調查,現在要供養一個孩子上中學,一年起碼要2000元。前兩年種20畝地勉強可供一個孩子上學,如果家中田少,還得從其他方面掙點錢補貼才行,現在即使種幾十畝地連娃娃上學都供不起(黃其正,2000)。
  目前,大多數鄉鎮機關里開工資的干部都有一百多號人,不斷增大的這些干部的工資和行政經費是導致農民負担過重的基本因素,一些鄉村組織甚至債臺高筑。
   二、結構調整思路
  許多人意識到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由于近幾年農業對農民收入貢獻減少,農產品主要是糧食出現階段性過剩,市場價格低落造成的(楊雍哲,2001)。于是,鑒于糧食過剩所帶來的價格下降和城市消費水平的提高,人們自然想到農業結構調整。而且,中央已決定對農業結構實行戰略性調整,即改劣質農產品為優質農產品,減少普通產品增加專用產品,減少過剩產品增加短缺產品,以及發展轉化、加工產品,發展區域特色產品,發展出口創匯產品等等,并在全國范圍內按三大版塊調整農業結構(楊雍哲,2001)。這樣就可以發揮不同地區各自的比較優勢,優勢互補,進而提高農業整體效益,增加農民收入。
  筆者認為,這項戰略性調整規劃不是推行成本太大,就是不切合實際。首先,地區間農業比較優勢的形成往往取決于自然條件和貿易條件。當然,我們看到了各地發展優質高效和出口創匯農業所帶來的示范效應,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發展優質高效農業是需要相關條件的,如大額的投資、靈敏的信息、必要的技術、暢通的流通渠道和廣闊的市場等等,這不是一般農民所具有或者能夠從事得了的。即使按公司加農戶模式,干具體農活的農戶也僅僅是掙一點小錢。如果也像西部地區那樣由國家出資保證優質高效農業的價格、市場和收入,我想農民還是很歡迎的。而這有沒有可能呢?其次,即使按此規劃各地發展相關農業,隨之而來就是產銷之間的銜接。那如何協調地區之間的農產品貿易條件呢?如何有效防止地區間的貿易壁壘?隨著我國加入WTO,農產品關稅將由目前的平均關稅為27%降至17%,而且對美國的某些農產品關稅下降的幅度更大;農產品進口配額將進一步加大。這將大大增加農民所面臨的進口農產品的競爭強度。隨著國外廉價農產品的大量進入,某個地區就一定會購進另一地區質次價高的農產品嗎?否則誰來保護農民的利益?
  筆者并不反對我國農業結構調整,而且認為必須盡快調整。問題的關鍵在于必須要有切實可行的實施機制,否則,只能是紙上談兵。
   三、增加國家投入與增加農民收入
  在如何對待農民這個問題上,發達國家在處理工農、城鄉關系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
  戰后日本開始進行土改,政府買進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使其變成為自耕農,農產品供給迅速增長,農民收入迅速提高。1955年之前農民收入基本上高于城市職工(見表1)。由于大米消費持續減退,而單產還在增加,于是在1960—1970年間,日本大米過剩日趨明顯,轉產政策應運而生,1970年開始實施水田利用再調整,轉產面積1970年是33.7萬公頃,現在已達到77萬公頃,按國家→縣→市町村→個別農戶的順序予以均攤轉產面積,100%完成轉產面積,而“當然這要靠轉產獎勵金支持的”(?
井功,1997)。
  表1 日本各類產業得到財政補貼的數額及比例關系(10億日元)
年份 補貼金總額  農林水產  海運  煤炭中小企  中小企   尖端技術                    業、纖維  業、纖維1960  96.1     86.1    1.7    5.8    1.6    0.5   (100%)  (89.0%) (1.7%) (6.0%)  (2.6%) (0.5%)1965  246.9    190.1    13.6    20.1    21.8    0.8   (100%)  (76.9%) (5.5%) (8.1%)  (8.8%) (0.3%)1970  665.2    510.7    15.4    78.8    51.6    7.7   (100%)  (76.7%) (2.3%) (11.8%) (7.7%) (1.1%)1975  1352.2    1102.3   15.0    61.1    129.4   43.3   (100%)  (81.5%) (1.1%) (4.5%)  (9.5%) (3.2%)1980  2811.2    2473.8    9.5    48.8    243.7   34.6   (100%)  (87.9%) (0.3%) (1.7%)  (8.6%) (1.2%)1982  3034.7    2695.1    11.0   48.1    251.0   37.2   (100%)  (88.5%) (0.3%) (1.5%)  (8.2%) (1.2%)
  
  注:括號中數據為各類產業的財政補助在補助總額中所占比重
  資料來源:[日]小宮隆太郎等.日本的產業政策.國際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頁
  根據徐祥臨的研究,日本政府從1900年起一直在向農民撒票子,即實行農業補助金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的20年代,為了對付經濟蕭條,日本開始對農村進行大規模的補貼,戰后補貼規模不斷提高,而比例相對穩定(見表1)。到1974年,日本農民的收入水平又超過了城市的勤勞者(工人)。
  日本為什么要向農民提供大量的補貼呢?如果認為日本政府因為有錢才向農民提供大量的補貼那就錯了。這與日本的以農為本的治國理念直接有關。這種理念在日本叫農本主義。
  為什么我們不能像日本等國家那樣向農民提供大量補助呢?表面的理由可能是我國目前還比較窮,國家要辦的事很多。深層原因是與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有直接的關系。其實,歷史上我國一直是以“重農”而著稱于世,但解放以后我們卻走上了一條主要由農民和農業為國家的工業化提供資金的道路,利用“剪刀差”來完成原始積累(楊雍哲,2001)。由農民、農業提供建設資金,各國都實行過或正在實行,但我國農民、農業ひ禱峁┑淖式鴰郟蘼凼親式鷸藁故鞘奔渲ぃ際鞘瀾縞掀淥宜揮械摹8母錕乓院螅淙還沂未蠓忍岣吲┎肥展杭鄹瘢霉首釹冉募屏烤媚P筒饉闃な瞪卟固戎担≒SE)仍是負值(1986年日本的PSE已達75%,歐共體為50%,美國為42%,而1994年我國為-10.89%)①。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農業的投入,雖然數字是逐年增加,但相對于龐大的財政預算以及實際投入到農業中的卻是“九牛一毛”。如果按時期比較,財政支農支出相對規模的變化特點就更加清晰。1978—1980年,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13.07%,“六五”時期降到8.8%,“七五”、“八五”分別為9.08%和9.32%,而“九五”時期又降到8.2%,為財政支農支出相對規模最小的時期。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國家對農業投入的結構,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財政支農支出結構未發生重大變化,但與改革初期相比,結構調整幅度較大,主要表現在基本建設支出比例大幅度下降,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比例大幅度提高。基本建設支出占支農支出的比例由1978年的33.94%下降到20.85%,下降了13個百分點;同期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比例由22.3%提高到37.69%,提高了15個百分點。同時,后者一般占財政支農支出的60%以上。這樣,扣除60%以后,純粹農業所獲得的國家支持就少得可憐。
  另一方面,從我國行政、經濟體制來看,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見效慢、效益低(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較低)的農業上,既看不到“政績”,也解決不了“吃飯財政”,更不用說地方和全國財政收入的增加了。因此,部門利益、地方利益都把農業當作“口號農業”,必要的時候拿出來喊一喊,不解決多少實際問題。
  因此,有沒有開發與發展中西部生態農業的勇氣和魄力來解決我國的農民收入問題,是我們能不能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現在,中央多次表明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態度和決心,關鍵就取決于部門和地方的貫徹落實。這依然繞不開部門和地方利益,所以,改革和理順部門和地方利益是發展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前提之一。
  增加國家投入并不是直接分錢給農民,這里也有分配機制問題。正如上文所述,日本是通過“村”組織來實施的,即通過代表農民利益的基層農協來實施國家農業政策。在我國農村,必須切實貫徹落實村民自治法,精簡鄉鎮、村干部,徹底改革政社合一的舊體制,把設立小政府、大社會——即社區型合作經濟組織作為改革目標。結合村民自治,建立政經分離下的社區型合作經濟組織,在我國農村建立起保護農民利益的制度和組織基礎。
  增加國家投入還表現在增加國家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上。現在農民子女上學不僅要交納與其收入極不相稱的學雜費,還要繳納教育集資,實際上農民出了雙份的錢,這在城市中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提高農民素質,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光靠希望工程是不行的。
  增加國家投入還表現在有條件的地區在發展小城鎮建設、提高城市化水平上國家不僅要提供優惠政策,還應該援引城市中實行的經濟適用房的優惠政策措施。現在農民要想取得“市民”資格,必須花幾萬元,再購買商品房,與現在的城市居民相比又出了雙份的錢。我們都知道提高城市化水平的經濟社會意義,但讓農民付出如此沉重代價的城市化之路卻成了問題。
  增加國家投入還進一步表現在農業結構調整中增加財政補貼。調整紡織業結構,國家的援助政策是財政補貼、核銷銀行呆壞帳、提高出口退稅率、妥善安置下崗職工等。如何從經濟利益上來引導和保證農業結構調整,筆者認為必須借鑒日本農業和我國紡織業結構調整的經驗。
  總之,增加農民收入必須要有新思路,必須從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到,大力增加國家投入才是解決當前我國農民收入問題的鑰匙。而且國家目前的經濟實力不是不能做到,關鍵就看我們的態度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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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農業總投入課題組.關于支持和保護農業的研究經濟研究參考,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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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問題京31~34F2農業經濟導刊陳阿興20022002“三農問題”是世界性、長期性問題,其核心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又是收入問題。面對加入WTO的挑戰,如何切實有效地增加農民收入,已是擺在我國政府和社會各界面前現實而又緊迫的課題。對此,政府和有關人士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觀點。但我國的農民收入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這是否說明我們以前的思路和做法有問題?筆者認為,在解決農民收入問題上,應當向發達國家學習,大力增加國家投入,同時進行相關配套改革,只有在農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的基礎上,才能形成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和發展。農業收入/稅費改革/結構調整/國家投入陳阿興,安徽財貿學院國際經貿系 蚌埠 233041 作者:農業經濟問題京31~34F2農業經濟導刊陳阿興20022002“三農問題”是世界性、長期性問題,其核心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又是收入問題。面對加入WTO的挑戰,如何切實有效地增加農民收入,已是擺在我國政府和社會各界面前現實而又緊迫的課題。對此,政府和有關人士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觀點。但我國的農民收入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這是否說明我們以前的思路和做法有問題?筆者認為,在解決農民收入問題上,應當向發達國家學習,大力增加國家投入,同時進行相關配套改革,只有在農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的基礎上,才能形成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和發展。農業收入/稅費改革/結構調整/國家投入
2013-09-1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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