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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沈從文家世對其創作道路的影響
論沈從文家世對其創作道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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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論者都談及沈從文的“自卑情節”,認為“自卑情節”對其創作道路和作品風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這是對的。 但若進一步問:自卑情節又緣何而起?自卑感的產生要有一定的“落差”和“參照系”,這“落差”和“參照系”是什么?在作家整個創作中是什么東西站在不易望見的遠處,“遙控”著他的生活道路并滲透在他的作品風格中?答曰:是他特殊的家世。倘說“自卑情節”是他創作道路的近因,那么深深沉淀在作家心靈底層,隱于作品深處的遠因則是他的家世。他從軍隊出走并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在作品中所顯露的貴族氣息都與他的家世有極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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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從文出生于湘西一個軍人世家。祖父沈洪福曾一度作過云南昭通鎮守使和貴州總督,因創傷而病死家中。他所“留下的一份光榮與一份產業使他的后嗣在本地方占了個較優越的地位。”〔2 〕祖父因無子息而過繼來叔祖父和一個苗族姑娘所生的第二個兒子,這便是沈從文的父親。因此,沈從文有一部分苗族血統。父親從體魄到氣質都令家人以“未來將軍”相期許,但因社會變故,終其一生只作了個極普通的軍官,后在土著部隊里作一名上校軍醫。
  外祖父黃河清是本地最早的貢生,“守文廟作書院山長。”故母親極小就認字讀書,懂醫方。他的教育得于母親的不少,母親教他認字,教他思考和判斷。沈從文兄弟姊妹共九個,他排行第四。這樣一個在當地較顯赫而受人尊敬的軍人家世伴隨著牽藤繞蔓、地位差不多上下的親戚關系是不言而喻的。一位研究沈從文的外國專家曾說:“他(指沈從文)跟當地掌權者大都不是認識就是親戚關系。因此,他的小說可以構成一套家世小說的簡史。”〔3〕的確, 沈從文有些作品就直接描寫他家族和親戚關系。“家中那時經濟情形還好,我在物質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親戚小孩似乎皆好得多。”〔4 〕所有這些無疑從小培養著他的優越感。加之他父親因他明慧,自小便告訴他“祖父許多勇敢光榮的故事”,周圍人也以大器目之,潛移默化,無形中把他的人生砝碼加高。可以說沈從文的優越感這時已經成形,在心靈上刻下了一層不可磨滅的印跡。
  若往后他家世的爐火依然旺熾,且不說更好,沈從文可能躺在這優越感上平靜安寧,然而可能一事無成地抵達人生黃昏的彼岸。他那些充滿藝術魔力的作品就不可能問世,正如他自己所說:“假如命運不給我一些折磨,允許我那么把歲月送走,我想象這時節我應當在那地方作了一個小紳士,我的太太一定是個略有財產商人的女兒,我一定做了兩任知縣,還一定做了四個以上孩子的父親……我的生活是應當在那么一個公式里發展的。”〔5 〕但自父親“謀刺袁世凱”未遂而隱姓埋名輾轉東北后,家庭敗落了,經濟狀況每況愈下,“既已到了把老屋字契到處借錢度日的情形。”〔6 〕沈從文再也不能躺在貴族式的優越感大氅里作安寧無憂的夢。如果說這些還不足以撼動童年的他那顆頑皮貪玩、充滿幻想和獵奇意識的心,那么在14歲時家里送他去當兵,為曾在他父親手下當差而今升為團長的女兒蓮姑當差,給她“裝煙倒茶”,他才模糊地意識到擺在前面的路是多么狹窄和坎坷!這可能是沈從文第一次感到世態的炎涼,人情的冷暖,也只有這時他才開始思索一些人生的意義。他感嘆道:“有人從大族中把家從中落到破產么?有人在小孩時正當著這個頂壞的命運嗎?從這個來的,都能體會到那種情形。我的家,在我出世那一年,是還正給爹爹大抖特抖,讓一個姓龐的撫臺到家為我取名的,誰知這個名字卻在他14年后給人作副兵喊叫用!在口北的爹爹,也許還在兒子身上做著那好夢,誰知兒子卻應在15歲以前來把時間消磨在供人使喚的工作中。”〔7〕千年田地八百主,十年窮富多少人! 家庭的變故使他小小年紀就“要把母親同姐姐用眼淚灑在上面那小小包袱背起,跟隨家鄉中的叔叔伯伯到外面來獵食”〔8〕, 在生活漩渦里起伏低昂。一種從未有過的自卑感向他襲來!
  但他并不甘心給蓮姑當差,要是一般人會覺得理所當然,順理成章,而且還會因給團長家的小姐當差感到慶幸,覺得“被抬舉”,但沈從文絲毫不覺得寵幸,反覺得極大的羞辱,因為自己家世的參照系像一只眼遠遠地盯著他。
  在部隊當兵,依崇武的湘西人來看,本也不是很卑賤的職業,相反倒是一般“年輕人唯一的出路”,但從作家傳記和作品描寫來看,沈從文在軍隊時總是憂郁的、內向的、有所思的。倘說沈從文以前還是一個頑童,那么到這時已完全懂事了,他背負著家族對他的期望,要“好好的做人”,“我找錢,我找名譽”,不能讓家人和娘“長此隨到親戚飄蕩”。因此,他不像一般兵士那樣隨波逐流,放任自己。他并不甘心作一個無名兵卒,這絕不是他的家族所期望于他的。因此,他經常像一個冷靜的旁觀者,與周圍人并不合群,他的心常是孤獨落寞的。他雖然對綁架勒索、殺人剿“匪”等軍隊中家常便飯的事不能作出很清晰的判斷,但他總與這些保持距離,“不安于當前事務”而為人生遠景而凝眸。他常“爬上一個山,傍近一條河,躺到那無人處去默想,漫無涯sì@①去作夢,所接近的世界,似乎皆更是一個結實的世界。”〔9〕他因身體的瘦弱不能與人較力,便拼命寫字,并以此“拔擢我到司令部作司書生,薪水加到九塊三毛錢一月,名冊上寫的是上士,名義上我已經是師爺的。”〔10〕然而也終不過一個“上士司書”,將軍夢早已破滅。土著部隊絕非他終生寄食之地,恰巧“五四”運動波及到了遙遠閉塞的湘西,這呼應了他心靈中沉睡已久的向善向美的精神基因,于是他毅然決定拋撇了耗去他五六年青春的土著部隊,只身來到北京。“知識同權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11〕
  然而來到北京后,一下火車,都市的氣勢給了他巨大的威壓。他原以為能到北京讀書,結果考燕大得了零分。北京的親戚對他又不冷不熱,他又無固定經濟來源,常到同鄉、朋友處蹭飯吃。在他早期小說里就強烈流露出這種窮的窘迫和性的苦悶。郁達夫在《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信》里曾向像沈從文這樣的文學青年指明三條路,最上是找一點事情做,比如拉洋車,當土匪等;第二是弄幾個旅費回湖南老家;第三是去當兵,或作賊。但這三條路沈從文都沒有走。他的家世在他心靈上刻下的優越感,他父親給他講的祖父一些“勇敢而光榮的故事”及家庭對他的期望促使他要開辟自己的生活道路。他說“人雖是個動物……究竟和別的運動不同,還要生活尊貴。”家世的光榮記憶不許他去干那些偷雞摸狗、為人爪牙、充當炮灰的事情。他決心拿起筆來,用他只有小學三年級的水平,用一些文白雜糅、甚至語句不通的文字來寫文章,寫曾精心培育了他的優越感的故鄉湘西,寫他家族過去的光榮。從他的作品里,一起始便顯出一種高雅、清新脫俗的氣質,而隱含在那少年的憂郁、傷感情思中的則是一顆向善向美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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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心理學上看,人們總愿意選取自己一生最光榮、最受人尊重、最具心理優勢時的眼光去看待大千世界的人和事,因為在那時,人世的一切以最好的程序定格在他的記憶中。綜觀沈從文的整個創作,可以看出它們都表現出一種對自卑感的躲避和驅遣以及對優越感的追求,對于那種“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與偎依。
  (1)封建莊園式的牧歌圖景。讀完沈從文的作品, 在我們心里總浮出一座孤城,一座封建宗法式的莊園,四面群山重疊,城下溪流環繞。在作家營造的這座莊園里,水整日長流,蔥蘢佳木,無言山巔,崖邊白塔斂日靜思,河中輾房逐水而歌,公家渡船悠然來去。這景象是一種時間抹洗不掉的牧歌圖景,是留在詩人心底的夢幻,是以一種藝術意象符號形式,將那勾魂蕩魄的遠古記憶和種族體驗轉換成恒定的存在。你看,在這莊園式的牧歌圖景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地方統治者分數種:最上為天神,其次為官,又其次才為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湘西·鳳凰》)。農民勇敢而安分,且敬神守法,“兵卒純善如平民,與人無侮無擾。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并很樂意担負官府所分派的捐稅”。一切事情保持一種淳樸習慣,遵從古禮。人們都純樸善良,不以苦難為苦,連妓女也那么渾厚,土匪、山大王也通人性。統治者并不驕橫跋扈,反而為人公正無私、慷慨大度,濟人危難。
  讀到這兒,我們總排除不了這樣的感覺:《邊城》掌水碼頭的順順及所描繪的人事秩序其實是他父輩們及由父輩們所建立的莊園式的等級格局在他心靈的折射,雖然它們喬裝打扮扭曲變形,但從中還可依稀辨認那一點原初的影子。而他筆下的船夫、水手、仆人其實就是以他們家的仆人為雛形,當然他們家不可能有那么多仆人,但湘西下層貧民整體上可說是湘西統治者的奴仆。作為一個世家子弟,家中的二少爺,沈從文童年自然處處擺滿鮮花,充滿和藹的笑臉,左右逢源。他童年所見的即他筆下所描摹的樣子。沈從文這種對于封建莊園式牧歌圖景的摹寫,雖是在“述祖”意識的驅使下,對家世的回溯,對一種優越感的追求,但客觀上為人們勾勒出一個理想世界的遠景,讓人們“從喧囂的塵世退出來,沉浸在一種藝術夢幻的靜謐遐思中”,這就是為什么沈從文的作品至今仍具有誘人的魅力所在。
  (2)“少爺”形象。沈從文本是一個少爺。雖后來家道日衰, 這一切皆成昨日黃花,但在他心底那份優越感,那種定格在腦海中的“少爺”的記憶,仍然刻在他大腦皮層里。到部隊后,先前做過他家仆人現在是他“頭頭”的因他是少爺,與團長是親戚,仍然客氣地喊他“四少爺”,且安慰他說:“你一年兩年就是官了,我要喊你做老爺,不止是少爺”(《闕名故事》)。所有這些,沈從文就借文學這個“白日夢”表現出來。最典型的如《燈》,且不管這個老戰兵是實有其人還是作者虛構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沈從文優越感里本來就有這樣一位仆人,為他飲食起居,為他個人婚姻大事操碎了心,把自己生命全部系附在他家族的興衰榮辱上。而沈從文則儼然一少爺,對他頤指氣使。讀完這篇小說,若對作家及其家世一無所知,我們腦海中一定會把沈從文幻想成這樣一個形象:一個在部隊當過兵、高大英俊、眼睛深邃而面帶憂郁,蓄著一撇萊蒙托夫式小胡子的貴族軍官,多少有點玩世不恭的世家子弟。
  我們知道沈從文曾一度追慕郁達夫“自敘傳”的寫法,尤其是他早期作品,雖后來轉向了,但在其作品中我們仍能看到作家自己的身影,或者完全是他本人,或者是變換了人稱、身份、略加偽裝而虛構的人物,但在精神氣質上與作家本人吻合。如《冬的空間》中的“我”和《主婦》中的男主人公等。王爾德在長篇小說《道連·葛雷的畫像》里曾借人物之口說:“凡是懷著感情畫的像,每一幅都是作者的肖像,而不是摸特兒的肖像,模特兒僅僅是偶然因素。”若這個前提能成立的話,那么我們看到沈從文很多小說寫到的男主人公大都是有教養的世家子弟,稟性高貴,富于犧牲精神。如《鳳子》寫那個離開北京來青島的“年輕男子”,“純潔如美玉,俊拔如白鶴,為了那種對于女人方面的失意”,尊重別人,犧牲自己,保持到一個有教養男子的本分。“無邊的大海,擴張了他思索的范圍,使他習慣于向人生更遠處了望。”而且后面一章《一個被地圖所遺忘的地方,被歷史所遺忘的一天》點明這位年輕男子出生于湘西鳳凰縣。我們難道不能從中看出沈從文本人的一點影子嗎?
  (3)附在“臣民”身上的優越感。 不少論者證明沈從文在刻意表現那蘊藏在湘西下層人民身上的勤勞、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樸的品德,努力挖掘他們身上的人性美,在他們身上寄托著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傾注著作者鮮明的愛憎情感。在《邊城·題記》中,沈從文也說:“對于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到,我從不隱諱這點感情。”這是事實,至少在客觀上或者說在讀者眼中達到了這樣的效果。然而我們掀開這層倫理評判的簾幕向作家隱秘的內心窺視,向作品更深處漫溯,難道不能發現點別的什么嗎?表面上看,如有的論者所說的,沈從文企圖構筑一個純潔的湘西世界以與“昏天黑地”的都市文明相抗衡。除此之外,我們難道不能說他是在尋求那久已失落的優越感嗎?美學家桑塔耶納曾把藝術表現區分為彼此相關的兩項:“第一項是實際呈現出的事物,一個字,一個形象,或一種富于表現力的東西;第二項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遠的思想感情。”我們考察當時沈從文自卑的心態就可明白這一點。在他《第二個狒狒》、《棉鞋》、《一封未曾付郵的信》等小說里,便可見到那流露在字里行間遭受屈辱與壓抑的卑微感。他曾憤慨道:“到這世界上,像我們這一類人,真算得一個人嗎?”〔12〕他的確無所憑依,四顧茫然。然而人是不慣于長久用自卑心理去構筑他的夢幻,而總想把整個世界置于他的眼目下,以高貴的姿態瞰視之。于是他把筆伸向他的故鄉湘西,伸向下層人民的情感和道德世界,尋找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將火一樣的顏色涂在他們身上。然而在描寫湘西人民美好品質的同時,作家不易察覺地在上面建筑起自己的優越感,建立起屬于他自己的一個“王國”,筆下的人物就是他的臣民。他自己可能意識到然而多半可能沒意識到這一點,因為沈從文在他的同鄉面前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當然,我們也不否認這時他作為一個城里人,城里的紳士俯視湘西下層人民所帶來的優越感這個因素。倘要細分的話,作為城里人,后來甚至作為城里的紳士的沈從文更多地意識到了湘西兒女自由舒展的人性中存有的致命弱點:既單純又麻木,是天真又似渾噩,浪漫中含野蠻及在未來社會中的不折則曲前景。但我們絕不可忽視、否認他的受人尊敬家世,曾用優越感溫熱了他的童年,并使他產生超越的欲望。故作為前者更多的是清醒的理智,作為后者更多的是一種獲得了優越感迷醉的熱情。這里我們可以拿魯迅和沈從文作一比較。他們都是從敗落的家庭中走出來的子弟。魯迅童年時因祖父下獄而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親重病,他作為長子不得不來往于當鋪與藥店之間。故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感一直沉淀于魯迅心靈里,對他“孤獨陰冷”性格的形成有極大影響,使他憶及故鄉和親人時,總難免有蕭索敗落之感,使其鄉愁蒙上一層厚重的冷色調。好在他母親的娘家在農村,“使我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自序》)。樸實的農村環境,誠摯的農家伙伴,田園風景,民間社戲……又從小給魯迅敏感的心靈以難以忘懷的慰藉和溫暖,“都曾是使我思鄉有蠱惑”,“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朝花夕拾·小引》)。這才使他的作品現出一片亮色,尤其是后來當46歲的魯迅那滿是傷痕的心終于接納了許廣平后,在愛情轉篤之時寫就是《朝花夕拾》才有那么多戀鄉懷舊的柔婉華章。
  而沈從文呢,也親歷了家族的衰落帶給他生活和心靈的震蕩,但他的心與周圍環境卻是相融的。他在家中是老四,衰敗及炎涼之感被他母親和上面的兄姊過濾了。他只知貪玩,由于受人尊敬的家世那架子還擱在那兒,椽木已破損,但瘦了的駱駝比馬大,優越感依然像大氅一樣包裹著他的心,就是后來他到軍隊,第一次體味了世態的炎涼,但他對于現實人生殘酷的那一面只是看而沒有親歷,而且在部隊像藤蔓一樣的親戚關系依然護衛著他。比方說他舅父就是縣長,卸任后不久又作了“警察所長”;姨父“在本地算是一個大姆指人物,有錢、有勢,從知事起任何人物任何軍隊都對他十分尊敬,從不敢稍稍得罪他”(《從文自傳·女難》)。這些親戚即或對沈從文及其家庭無任何垂顧,但就往那兒一站,對周圍人無疑是一種威懾力。《從文自傳》最后一段寫到他把讀書的打算與上司說及時,上司讓他拿了三個月的薪水,還給了一種鼓勵:“你到那兒去看看,能進什么學校,一年兩年可以畢業,這里給你寄錢來。情形不合,你想回來,這里仍然有你吃飯的地方。”試問,無一些關系和背景能得到這樣關照?我們不會忘記《我的教育》里一個不愿作炮灰的逃兵第二次被抓回槍斃的情景。而這些恰恰成全了沈從文對故鄉湘西及其人生形式的眷戀與懷念,加之他又是那樣一個重感性的人,不習慣用理智的分析來彌補體驗的不足,造成了他那“向遠景凝眸”的性格。
  按一般心理邏輯,沈從文因自己顯赫的家世,可能瞧不起他的“臣民”,與他們在情感上有一道鴻溝。中外文學史上這樣的例子也不在少,為何他要把湘西下層人民寫得純樸善良,充滿無限的溫愛情調呢?這一方面是歸因于沈從文世界觀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另一方面,我們試想一想,若他鄙視、否定了他筆下的人物,也就否定了支撐他的優越感的藝術世界,他再到何處尋覓他的優越感呢?此時支撐他活下去,與“昏天黑地”的都市抗衡的恰恰是這寶貴的優越感呀!他當時正受著自卑情結的困擾,他曾這樣憤慨道:“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塵。這一粒灰塵,在街頭或任何地方停留都無引人注意的光輝。”“多少文章就是多少委屈。”(《虎雛》)而在故鄉純樸的人事中,他則是這人事的中心。因此,沈從文當然要借助文學之夢重新飛到故鄉,借故鄉的人和事,重新活在“他所主宰的環境中”,而把自卑情結趕出心靈的視野。
  最后一點要說明的是,沈從文作品大都是以悲劇氛圍結束的,其中人物皆被無常命運捉弄,最后皆佇立于空茫中。正如劉西渭所感嘆的:“當我們放下《邊城》那樣一部證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我們的情思是否墜著沉重的憂郁?我們不由問自己,何以和朝陽一樣明亮溫煦的書,偏偏染著夕陽西下的感覺?為什么一切良善的歌頌,最后總理在一陣凄涼的幽噎?為什么一顆赤子之心,漸漸褪向一個孤獨者淡淡的灰影?”〔13〕究其因,一方面是沈從文所描繪的湘西在現實中不存在,現代文明已剪破了湘西人生畫幅的邊角。另一方面難道不能說是他家族的式微在他童年心靈上刻下的凄涼色調在作品中的表現?
  (4)夢中的愛情。我們再看作品中關于男女愛情的描寫。 眾所周知,沈從文小時患過病,這場病使他身體瘦小羸弱,這使現實中的沈從文在愛情上極度自卑。他在一封信中說“我的自卑處,是覺得如一個奴隸蹲到地上用嘴接近你的腳也近于十分褻瀆你的。”〔14〕然而這可是他所期望于自己的么?不!他絕不甘心如此!然而這又是不可挽回不可更改的事實。這樣,他的身體和心靈產生了矛盾,它們像拉鋸一樣在沈從文生命中斗爭著。怎么解決這個矛盾?沈從文采取“尋夢”的辦法,把筆伸到他的故鄉湘西,決心去尋回那在受人尊敬的軍人世家的護衛下應屬于他的那份年輕、健碩和英俊,應得到的那份美輪美奐的愛情。有時我們禁不住要這樣假設:《邊城》中的儺送其實就寫的是沈從文自己,只不過拐了一個彎讓人不易察覺而已。而翠翠則是作家夢幻中的理想的情人。雖然我們不愿作這樣“索隱”式的聯想,但作家的自白又隱約地透出它們之間的對應關系。當他寫完《邊城》后,他在《水云》中說道:“我的過去痛苦的掙扎,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于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故事上,才得到排泄與彌補。”就是當他在現實的愛情上獲得成功時,但“情感上積壓下來的一點東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這份情感其實就是自童年起一直沉淀在沈從文生命中想實現而沒能實現的壓抑已久的愛情。雖然現實中的沈從文是個“蒼白臉眼睛羞澀”〔15〕的人,總把自我形象置于一種很卑下的地位,但他寫到的愛情,全都是大膽、勇敢甚至粗野的愛。筆下的男子大都是完美無瑕、“神工鍛造”的,從他們身上“我們立即可以認出‘自我陛下’,他是每一場白日夢和每一篇故事的主角。”〔16〕
  另外,沈從文對故鄉湘西的女子從來都有一種優越感。在《湘西散記·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中,曾描寫一個叫夭夭的小婦人對他“一見鐘情”的場景。“我幾乎本能的就感到這個小婦人是正愛著我的。……我們若稍懂人情,就會明白一張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臉,同一件稱身軟料細毛衣服,在一個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是一種如何的幻想”,而當他上船后,這女子還為他唱《十想郎》,他“竟站在河邊寒風中癡了很久”。沈從文似乎又一次回到那優越的夢中。經過上面的考察后,我們必須說明下面兩點:
  第一,不能說沈從文所有的作品都籠罩著他家世的影響,都是他對優越感回溯的體現,但他家世所帶來的優越感(或者說是一種自卑感,這是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的確影響著他的創作道路和作品風格。從中興到敗落家世中變遷出來的子弟往往終生都在竭力尋那家世輝煌的舊夢,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曹雪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現代文學史上如魯迅、胡適、巴金、曹禺、何其芳等都可說是循著這條心跡,只是表現形式不一樣,有的正面尋覓,如沈從文;有的負面摒棄、否定,如巴金,但家世對作家生活、創作道路及作品風格起著重要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第二,家世的影響往往沉淀于作家內心深處,它往往喬裝打扮,穿上一件厚重的“迷彩服”,顯露出來的面目已扭曲變形,這為我們的考察帶來了困難,常有捉襟見肘之感,但在沈從文整個生活、創作道路中,我們仍能看到其家世或隱或顯的影子。*
  注釋:
  〔1〕孔慶東:《試談沈從文的自卑情節》,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年第1期,第180—190頁。
  〔2〕〔4〕〔5〕〔9〕〔11〕沈從文:《從文自傳》。
  〔3〕〔美〕金介甫:《應該怎樣認識沈從文》, 《吉首大學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1—2期,第181—184頁。
  〔6〕〔7〕〔8〕沈從文:《卒伍》,見《沈從文文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333頁。
  〔10〕沈從文:《夜》,見《沈從文小說選》第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頁。
  〔12〕沈從文:《老實人》,見《沈從文文集》第1卷,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頁。
  〔13〕劉西渭:《咀華集·籬下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第69頁。
  〔14〕《沈從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15〕張充和:《三姐夫沈二哥》,見《新文學史料》1988 年第4期,第157頁。
  〔16〕弗洛伊德:《創作家與白日夢》,見《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頁。
                   (責任編輯 王平)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泊去白加俟的右部
  
  
  
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武漢87-9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獻文19961996 作者: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武漢87-9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獻文19961996
2013-09-1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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