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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社會心理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轉型的影響
論社會心理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轉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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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蘊茜 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南京210093)
  摘要:社會心理是影響制約人們思想與素質演化的重要因素。受社會普遍存在的保守拒變心理、專制權威意識、小農平均主義思想及冷漠的政治心理制約,近代知識分子領導的變革運動充滿艱辛曲折,而知識階層特有的群體至上意識、理想主義及功利主義文化觀,使他們無法解決群體與個人、理想與現實、學術與政治的多重矛盾,無法徹底完成改造社會與文化的使命。他們還受到傳統道德觀念影響,造成自身行為方式及心態轉型的不徹底性。但民族文化心理在時代沖擊下不斷發展,推動了知識分子由傳統向近代轉型。因此,社會心理對知識分子群體轉型產生了“促進——阻礙”的雙重效應。
  關鍵詞:社會心理 知識分子群體 轉型
  * * *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中國社會變動最急遽的時期,中華民族遭到列強欺侮,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沖擊,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結構中最具悟性與敏感的階層,率先覺醒,開始改造中國,挽救民族與文化的雙重危機。甲午戰后,維新派知識分子首次以群體姿態登上政治改革與思想批判的舞臺,揭開了知識分子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序幕。但是,他們無力獨立承當改造社會政治的領導角色,只能進行“托古改制”的變法運動。革命派知識分子群體則擺脫了傳統士人坐而論道的清談習尚,直接投身革命,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辛亥革命只完成了政治體制名義上的變更,中國社會實際上仍在傳統中徘徊。面對革命失敗、復辟尊孔勢力卷土重來,新文化派知識分子群體開始探索新的救國道路,掀起中國第一次規模浩大的批判傳統文化、改造國民性、創新近代新文化的運動,并初步實現了自身的同步轉型。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轉型經歷著變異中的矛盾過程。就政治思想與體制兩大層面而言,先進知識分子的轉變比較激進;就他們的內心世界而言,其傳統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和心態則變異緩慢,他們的公開政治訴求和潛在意識內核構成強烈反差。這是由于他們生活在社會中,時代所特有的社會心理必然對他們產生深刻影響,成為制約他們轉型的重要的影響,從社會歷史深層揭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轉型艱難的根本原因。
   一
  根據社會心理學的定義,社會心理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心理活動現象,是社會意識的一個方面。任何社會都具有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定勢,它的內涵被界定為:“特定時代、特定國家與民族(在階級社會里則是特定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普遍流行的習慣、感覺、情感、動機、理想、道德風尚和審美情趣等精神狀況”。[(1)]社會心理根植于一個民族的社會結構與歷史,具有相對穩定和獨立的特征,它是社會中人的行為的最直接的素樸動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人們思想與素質的演化。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必然深受社會心理的影響與制約,即使領導社會變革的先進分子也無法逾越這一定勢構成的障礙與局限。
  近代中國仍然處于傳統農業社會,農業社會固有的社會心理對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影響。首先是保守拒變心理。中國二千多年來已形成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并滋生出中華民族保守拒變心態,它強調守舊、承繼、延續、崇古,造就了特有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惰性。雖然近代中國經歷列強的多次侵擾,傳統社會結構并未解體與變遷,保守拒變的社會心理因此延續,甚至因危機刺激而生成強烈的反彈心理,排拒異質文化,反對變革傳統。這樣,知識分子與民眾對于社會變革的心理承受力就被限制在狹窄的范圍以內,而且種種變革也只是在時代的推動下被動地進行,構成“侵略——變革”的強機制反應模式。如果沒有甲午戰敗,很難想象會有戊戌變法;如果沒有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也不可能有清廷新政和之后的辛亥革命。正如魯迅所說:“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枝毫毛!”[(2)]由于保守拒變的自縛式心理定勢,構成強大的社會壓力,也箝制著先進知識分子的變革探索,致使他們處于兩難的選擇:既要因應時代,又要因循傳統;既要因應世界潮流,又要顧及中國社會。因而,他們對傳統文化小心翼翼,始終難以擺脫中體西用的框架。這樣,群體之間的傳承多于超越,而且僅局限于表層的政治制度變革。及至新文化運動,一批激進分子進行反思,才開展對傳統文化的強烈批判,而對文化改造卻束手無策,沒有根本解決新文化建設的問題,傳統社會及其文化、心理卻依舊綿延傳承。
  其次,中國兩千年多來一直實行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君主專制權威功能被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以致人們由恐懼權威發展到信仰權威,建樹起根深蒂固的天命觀,權威意識成為中國人普遍的政治心理。盡管知識分子從近代以來一直批判封建專制淫威,但傳統天命觀與權威意識已積淀至深。中國人早已習慣于改朝換代,但不適應沒有君主,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要保皇,與其說是認同西方君主立憲政體,不如說是深切體認中國傳統權威政治對現實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他們自身殘存的權威意識在作崇。正因為如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國人頓感政治信仰失重,而新的國家權威信仰系統尚未確立,民主自治觀念未被人們廣泛接受,社會政治心理無法達成共識,人們思想處于混亂、迷失狀態,復辟與復古成為革命后的重要社會思潮與社會心理。正如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所說:“天子一旦從人們心目中消失,中國的政治生活無可避免地亂了套,因為這時國家元首沒有獲得通常那種思想意識上的公認,行使最終的權力。由一個朝代所體現出來的統治權,比剛宣稱的人民的統治權更為具體和明確的多,特別是因為當時還沒有什么選舉過程來把權力的某種形式賦予人民”。[(3)]權威信仰危機導致社會混亂,人們本能地呼喚能一統并安定局面的強人出現,這就是一部分知識分子淪為復辟與復古的領導參與者,而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將權力交給袁世凱的根本原因。孫中山說:“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響尚細,故一切舊思想,未能掃除凈盡。……故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練舊手段者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故余之薦項城,并不謬誤。”[(4)]因此,崇尚權威的社會心理使維新派知識分子無法實現從傳統向近代的根本轉型,而使革命派知識分子基于現實考量而將權力拱手相讓,辛亥革命被葬送。
  再次,中國一直是以小農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大國,在經濟發展中生成了濃厚的小農意識,這種社會心理導致人們自私冷漠的政治心理,同時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由此中國人幾千年來共同的理想便是平均平等的大同社會,這一心理制約了近代知識分子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從洪秀全開始,近代知識分子就開始設計平等平均、沒有競爭的大同社會。康有為的大同世界、章太炎的均平均田主張,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都試圖超越含有競爭的商品經濟。革命派知識分子普遍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放任競爭導致“貧富懸隔”,從而“生無數貧困者,而一方勝于競爭者積其富,日益以肆矣”。[(5)]所以,他們主張社會主義,沒有競爭,沒有貧富不均。“憫眾生之不平,悲世人之多難,故欲企此不爭無競之大同世界耳”。[(6)]這種試圖超越商品經濟階段的理想設計顯然與崇尚平均主義的小農意識密切相關。革命派的目的就是反對放任競爭,避免“強權而無公理”,[(7)]實現三民主義,而“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8)]革命派知識分子強調要超越西方資本主義,而直接建成沒有競爭、平等平均的社會主義。由此,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過程中,始終未能擺脫小農平均主義思想情結的糾纏,沒有為中國設計出一條科學合理的經濟發展之路。這也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全方位轉型受到了制約。
  在中國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政治心理是影響社會變革的重要因素,也是社會心理的重要層面。在近代,中國人的政治心理大致可以劃分為五種類型:第一,站在時代前列知識分子的激進政治心理。第二,在官僚體系中,頑固守舊勢力反對一切社會變革的保守政治心理。第三,一般在野的舊式文人士大夫持保守立場,在地方政治中反對變革;一般接受西學影響的知識分子則傾向支持政治變革的立場,但從事各種專業,因受政治環境和社會、家庭的影響,政治心理淡漠。第四,構成社會絕大多數的農民,政治心態仍保持傳統的小農意識層次,雖然要求改變自身的境遇,但因落后與封閉而不能形成獨立政治力量,常受各種政治勢力的利用或欺編,成為它們實現政治訴求的工具。第五,城市市民與勞動者忙于生計,無暇參與政治,但他們深受專制統治之苦,對變革具有較大的適應能力。總之,中國絕大多數國民生活在傳統社會,普遍缺乏近代公民素質,正如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說:“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端也”。[(9)]公德是指團體結構中個人與團體關系的價值標準。中國的社會結構是根據血緣關系向外推延的,個人不能超越血緣規范直接同國家實體構成關系,因而國與家、公德與私德是同構存在。國民過于注重家庭、家族及個人的私利,“舍個人主義外更無他物也。”[(10)]這里所指并非作為價值觀的個人主義,而是只知有已不知有人的自私自利。這種社會心理導致多數人對政治的冷漠與麻木心態。孫中山痛切感受到,許多中國人自私狹隘,不顧民族和國家的利益,形似“一盤散沙”。他說:“我國人多不知國與己身之關系,每顧個人之私事而不為國出力,不知國與己身之關系如身體之于發膚,刻不可無。”[(11)]魯迅在《藥》和《阿Q正傳》中塑造出中國各階層人物的群象,集中筆觸揭示了他們對近代社會變革的冷漠與麻木心理,“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12)]在這樣的政治心理構成的氛圍里,先進知識分子震聾發聵的吶喊只能被廣袤的荒漠所吞沒,很難在社會深層激起回音,即便是譚嗣同、秋瑾那樣悲壯的犧牲,喚醒的也并非普遍的國民,而只是少數知識分子。這樣一來,知識分子的理想與冷漠麻木的社會反響構成又一心理反差,從而使理想與現實的沖突滲入社會心理層面。因此,當進行社會變革時,知識分子懾于落后的社會政治心理,不得不采取迂回、妥協的方式,削弱了變革應有的沖擊力量(維新派采取“托古改制”的變法模式),或一味迎合社會民眾心理,以非理性情緒來達到理性的目的(辛亥革命利用反滿情緒來實現建立共和之理想),只有少數知識分子如嚴復、梁啟超及后來的新文化派知識分子把改造社會的目光轉向開啟民智、改造國民性上,但更多的人對現實失望而感到悲觀,理想被漸至拋棄,走上退卻與保守的回歸之路,康有為、章太炎、嚴復、周作人等均陷入這一歷史循環。
   二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轉型除受社會整體心理意識影響外,還受知識分子階層特有的心理意識制約。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由于受傳統社會與文化的濡染已形成獨特的階層社會心理,其重要的社會心理就是群體至上意識。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缺乏個性和主體意識,而是依附與從屬于家庭和社會,傳統社會及其價值觀念只重視家族與社會群體利益,抹煞個人的獨立性和存在價值。因而知識分子的個性受到壓抑,形成某種被縛心態,與保守拒變社會心理導致的自縛心態相互匯合,阻礙了他們擺脫傳統社會的束縛,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從另一方面考察,群體至上心理易于形成群體意識,先進知識分子由此以群體為演進主體。但是,過于膨脹的群體意識與救世意識,導致知識分子更加不惜犧牲個人利益,遏制個性的發展,代之以群體的奮爭。正如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所批評的,晚清社會忽視人的精神個性,不少人雖有感于外侮,有雄圖宏略,但只能鼓動“群體意識”,圖謀抗爭變革。他們“緣救國是圖,不惜以個人為供獻”。[(13)]這樣,知識分子的先進群體雖然不斷出現,卻缺乏獨立的個性與主體意識,而受著群體意識的制約與束縛,從而使價值觀念的轉型受到阻礙,最終致使其群體轉型沒有進至個體的深隱層次。如梁啟超一度與孫中山合作,鼓吹革命與暗殺,但為康有為等人干預,基于群體利益只得退至保皇立場,其個人的志趣與選擇遂被窒息。緣于這種群體至上社會心理的影響,又形成了知識分子脆性心理結構。一個缺乏獨立個性的人慣于依附群體活動,一旦離開群體,便喪失依持與動力,奮爭精神隨即萎縮。傳統知識分子慣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準則來標榜自己的人生追求,這種表面上看似富有彈性的心理結構,實質上卻是知識分子心理脆弱的保護膜,它折射出他們心理承受力的脆弱以及偏向極端的心理表征。從康有為、嚴復、章太炎,到吳虞、周作人等,晚年都潛心研究或皈依佛教,即使是魯迅也曾一度逃遁現實,更多的人則埋首書齋,鉆研學術,以求得到精神解脫,這是近代知識分子共同社會心理發生效應的結果。群體至上意識驅使他們為變革社會的群體目標奮斗,同時,感驗到發揮自己的才智與能力,實現自我的價值。當目標達到后,他們便喪失了自我,茫然失措,不知未來發展方向;而當目標無法企及時,他們則逃避社會,采取以苦求安的方式泯滅自我,以達到心理平衡。這種病態心理無疑是知識分子主體意識和獨立人格恢復的精神障礙,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它具有更大的麻醉作用,致使大批知識分子向專制政治屈服,在書齋中尋求寄托,以逃避變革社會的偉大斗爭。
  從孔子時代起,中國知識分子就塑造與追求自己的理想社會。現實社會的黑暗與殘酷,激起他們的救世意識,不少人沉湎于理想社會的構想與設計,以期拯救世人與平衡自己失落的心理。及至近代,這種傳統思維方式仍然延續不斷,洪秀全設計的人間天堂,康有為規劃的破除“九界”的大同世界,譚嗣同的仁學理想,孫中山企圖“畢其功于一役”、迅速實現三民主義社會的藍圖,都是在新時代構造的理想社會大廈。至于其他構想,更加五光十色,有人接觸到點點滴滴的無政府主義就提出廢國家、廢政府、廢私產、廢家庭的主張,章太炎、朱執信等人則對零星的社會主義思潮充滿興趣,李大釗等人則一度崇尚無政府主義……
  理想主義使知識分子脫離現實,如章太炎等就對革命和未來企望過高,以為在革命的廢墟上能立刻誕生一個天堂般的世界。因而,他們忽視清除封建專制根基的艱苦斗爭,甚至敵友不分,為袁世凱獨裁張目,對未來的斗爭則流于口號式的吶喊。當然,對理想社會的設計與追求,確實激發了人們的奮斗精神,但它不能取代現實變革道路的研究與探索。而現實與理想社會的巨大反差只能通過艱苦扎實的治理與建設才能消弭,這就需要大批知識分子付出堅韌而艱辛的勞動。它除了熱情與理想之外,更需要冷靜的科學的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由于舊勢力的抗拒,而知識分子又缺乏經驗,變革事業常會出現失誤與挫折,從而使理想目標變得更加渺茫,這往往使具有脆性心理結構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產生失望,甚而淪為悲觀主義者,以致站到變革者的對立面橫加指責與批判,或者回歸傳統,加入保守拒變的行列。
  知識分子作為文化的傳承者,其文化心理對民族文化發展及自身轉型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中國傳統文化是倫理型文化,重人文道德,輕科學知識,重實用理性,輕思辨抽象,具有鮮明的功利主義價值取向。知識分子受此影響形成了“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道計功”的精神特質,加上傳統政學一體化氛圍的熏染,知識分子視學術為踐道的工具,過于強調學術對社會政治的干預功能。由于近代特殊的時代環境,使知識分子更以急功近利的心理對待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為達到變革社會政治的目的,他們常常雜糅中西文化,自覺不自覺地將民本思想與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進“平等”觀念,比附于墨子的“愛無差等”,將西方“議院”制與古代明黨制相提并論,章太炎將現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孫中山則將“自由”與中國人的“自私”相等同……他們力求融匯中西,縱貫古今,讓人們直接跨越傳統的障礙去接受近代西方民主學說,但實際恰恰阻礙了人們對西方民主思想的正確認識與吸收,也制約了他們自身對西方民主真諦的理解與把握。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匆忙引進西方政治學說,但并不加以深究,即使以學者為主體的五四知識分子群體在打出“科學”與“民主”旗號后,并未對二者作形而上的理論建構,也未作全面而具體的闡釋,致使人們始終對“民主”與“科學”只有模糊而空洞的概念,沒有實際而清晰的理解,這導致文化改造的變形與錯位。因此,急功近利的文化心理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難以很好地把握政治與學術文化的關系,難以很好地完成引進西方文化同時改造傳統文化、建構民族新文化的歷史使命。
   三
  知識分子作為個人,同時又要受到四周人文環境及社會道德的影響。道德情感作為社會心理的一個層面對近代知識分子群體轉型起著更為隱蔽、也更為深刻的影響。
  傳統道德的核心是忠孝觀念,它是中國封建倫理思想的主干,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已成為社會普遍推崇的道德習慣,并成為一種心理積淀,盤桓于人們內心深處,左右著人們的心態與行為。由于維新派知識分子剛剛走出傳統陣營,忠君思想對他們影響較大,尤其是康有為更致力于忠君保皇。在戊戌政變前,維持派很多人士預感到兇兆,亟謀歇手避禍,而康有為卻堅持到底。康廣仁曾說:“伯兄思高而性執,拘文牽義,不能破絕藩籬”,因而對光緒“感激知遇,不忍言去”。[(14)]這時,康有為已不僅僅是對光緒個人的感恩圖報,而是對清廷的效忠。1899年康有為建立“保皇會”,公開以“忠君愛國”相號召。光緒死后,康有為繼續倡導保皇,最終充當“張勛復辟”的重要角色,成為清廷為數極少的孤臣孽子。類似康有為的,還有王國維、辜鴻銘等名流。盡管他們認同西方政治體制,并吸收西方文化,但卻無法卸脫社會道德的影響,在深層心理上帶著濃厚的忠君觀念,并主導自己政治行為上的重大選擇。
  如果說忠君觀念隨著帝制覆滅而在知識分子心靈中逐步消隱,那么孝道觀念因浸透著脈脈血緣親情而更具深厚的存在基礎,直至新文化運動對傳統道德大張韃伐之后,知識分子中不少人仍受孝道意識影響。孫中山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15)]一些知識分子對封建綱常名教批判言辭激烈,而在靈魂深處不自覺地留下傳統倫理道德的濃重陰影。一生標榜自由主義的胡適大力倡導婚姻革命,但他自己的婚姻卻完全由其母一手包辦。胡適私下告訴友人:“吾之就此婚事,全由吾母起見,故從不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16)]為盡孝道而犧牲愛情,映射出孝道觀念對知識分子心理的影響,甚而連反封建反傳統最為徹底的魯迅亦未擺脫。為了孝順母新,魯迅接受了舊式婚姻,但內心痛苦異常,悲憤地表示:“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帳”,[(17)]直到二十年后才打消充當道德犧牲品的消極念頭。
  傳統倫理道德還包括遵從禮制、男女有別等腐朽觀念,它們均在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留下投影。戊戌變法主要參與者王照,因為族中有人在服內生子,遂“斥為非禮,不令入王氏譜”,而他本人“自居母喪,其婦亦孕”,他就“逼婦自裁”。[(18)]這些知識分子往往政治觀念激進,而心態行為卻因受道德風尚影響遲滯不前。被胡適譽為“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的吳虞,其女與男同學通信,他竟然痛斥為“不守規矩,不顧名譽”,如若再犯,“吾若知之,斷不能堪。置之死地,不能怪我。”[(19)]吳虞主張一夫一妻制,但一生連納三妾,并一度沉湎妓院,在行為與心態上與傳統士大夫并無二致。傳統道德已滲透到知識分子潛在心理意識層,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產生深刻影響,構成知識分子徹底轉型的掣肘因子,導致知識分子在心理深層轉型的曲折性和不徹底性。
  近代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初期,傳統因素不易輕易滌除,而社會心理又具有相對穩定性和隱蔽性,變革觸角難以企及,因此其變遷最為緩慢而艱巨,對知識分子轉型構成一定的障礙。但是,近代社會畢竟在發展,社會心理也受到影響而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對知識分子轉型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近代西方列強侵擾與西學東漸畢竟沖擊與改變著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由于西學的先進性與科學性,中國本位文化很難予以同化,因而造成文化心理上的被動,加上政治、經濟方面的失敗,更導致民族文化心理的嚴重傾斜,不少知識分子的文化自卑意識和落后意識隨之萌生。為了使民族文化心理獲得平衡,必須重新尋找本位文化在世界文化總格局中的位置,一些士大夫進行了文化反思,試圖重塑自信的民族文化心理。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國知識分子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由排斥拒絕發展到被動接觸,再進至主動學習,文化上的世界中心意識、盲目自尊意識也趨向瓦解。早在鴉片戰爭后,經世派就喊出“師夷長技”的口號,洋務時期更進一步,官方明文禁止稱西方人為“夷”,改稱為“洋人”。一些洋務派人物如鄭觀應、張之洞、曾紀澤等則把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加以類比,這表明文化世界中心主義日趨衰落,代之以朦朧的國際意識,維新派先驅馮桂芬提出改革原則是“法后王”與“鑒諸國”,[(20)]“中體西用”的新型文化架構由此發軔。盡管這仍是以本位文化為主導,西學引進只停留在器物技術層次,但它畢竟代表了官紳階層文化心理的更新。及至1890年代,許多知識分子已經開始越出“中體西用”的框架,學習西方擴展到制度與文化層次。當然,在普遍的文化心理中,保守和排外勢力相當強大,而且與列強侵略造成的社會反彈心理相互溝通,形成頑固的拒變逆流。但就先進知識分子而言,主導文化心理已經轉為勇于學習、吸收并同化外來文化,康有為、梁啟超等就嘗試建構新的文化體系,以融匯中西,引導中國社會變革,并塑造新的國民。以后隨著科舉制的廢除,大批學生留學海外或進入新式學堂,接受外國社會文化與心理影響,知識分子具有了更為開放的文化心理,因而他們能夠更加廣泛、系統而深刻地汲取西學,能夠更好地完成改造社會與文化的任務,并同時全方位地改造自己。可見,近代民族文化心理的變化與進步對于先進知識分子自身的文化轉型具有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看來,近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心理,對先進知識分子群體轉型產生了“促進——阻礙”的雙向效應:一方面因新的時代精神不斷滲透與擴展,促進了愈益增多的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向近代轉型;另一方面它又以傳統的強大惰性力掣肘知識分子前進與轉型,致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轉型步履維艱,留下了迂回曲折的歷史足跡。
  注釋:
  (1)王秀芳:《論普列漢諾夫的社會意識兩種形式學說》,見《哲學研究》1984年第1期。
  (2)《吶喊·頭發的故事》,《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31頁。
  (3)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58頁。
  (4)《在上海國民黨歡迎會上的演說》,見《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85頁。
  (5)朱執信:《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并行》,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436頁。
  (6)君平:《天演大同辨》,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873頁。
  (7)《在北京湖廣會館學界歡迎會的演說》,見《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3頁。
  (8)《在桂林廣東同鄉會歡迎會的演說》,見《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6頁。
  (9)《新民說·論公德》,見《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214頁。
  (10)梁啟超:《論幼稚》,見《欽冰室文集》卷十一。
  (11)《在中國同盟會葛侖分會成立大會的演說》,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3頁。
  (12)《墳·娜拉走后怎樣》,見《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50頁。
  (13)《墳·文化偏至論》,見《魯迅全集》第一卷,第38頁。
  (14)《康幼博茂才遺書·致易一書》,見《戊戌六君子選集》第六冊,第1頁。
  (15)《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見《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1頁。
  (16)石原皋:《閑語胡適》,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6頁。
  (17)《熱風·隨感錄·四十》,見《魯迅全集》第二卷,第41頁。
  (18)胡思敬《王照》,見《戊戌變法》第四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頁。
  (19)《吳虞日記》(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頁。
  (20)馮桂芬:《校bīn@①廬抗議》卷二。
   (責任編輯 朱劍)*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分加阝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84-90K3中國近代史陳蘊茜19971997 作者: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84-90K3中國近代史陳蘊茜19971997
2013-09-1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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