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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科學技術發展對重構形而上學的意義
論科學技術發展對重構形而上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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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0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2001)02-0101-05
  人類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生活世界依靠自身的邏輯構造了科學技術突飛猛進與形而上學日趨式微的一大景觀。這也是耐人尋味、富有深意的景觀,但迄今為止,人們對科學技術,尤其是對高科技的注視僅局限于時尚性的帷幕中,對高科技的理解仍停留在“便利工具”的層次上,即使上升到哲學層面也不過是把高科技看成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由于利弊相隨而喜憂參半。與此同時,各種以維護“人類尊嚴”、“道德倫理”、“終極意義”為目的的形而上學的努力可謂艱苦卓絕、前赴后繼。然而,歷史已經證明并仍將證明,離開生活世界的理論思維無論多么完美,注定難逃悖論的怪圈;難逃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吊詭”,生活世界無疑是形而上學無法超越的來源與歸宿。當前的生活世界中,科學技術的地位顯而易見。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科學技術雖然是人類創造的,后于人類而產生,但時間的先后并不表明存在論意義上的差別,科學技術一經產生便有了自身的生長能力,況且,科學技術并非中性,它的發展始終蘊含著人文價值,因此排除科學技術的形而上學是不充分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對重構形而上學具有重要作用。
  一、形而上學的重構面臨困境
  重構形而上學雖然是哲學的良好愿望,但現有的各種形而上學的努力只是重復著人類的主觀精神自戀,這也是在一個體驗“二律背反”日益深刻的時代不可避免的現象。總括各種形而上學的主張,大致可歸結為如下三類:
  (一)重構人類信仰。信仰的回歸有助于鞏固道德基礎。康德雖然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論證了形而上學的不可能,但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卻為信仰留出了地盤。而在現代社會世俗化的發展過程中,渴望神圣,企圖在一種新的宗教形式中找到人性所需要的安全感和意義一直是反思與批判現代性、理性、科學的基本動因。一些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的主張,如“自然的附魅”就隱含著回歸神性的企圖。丹尼爾·貝爾明確主張重構人類信仰。他認為,“現代人的真正危機是信仰危機,因為在經過理性主義對人的異化與虛無主義對一切的消解之后,現代人已成了后工業社會中技術意識、商品意識、消費意識的奴隸”[1]只有重構人類信仰才能避免人生意義的喪失及“整體的支離破碎”。
  (二)重構人類理性。理性的回歸是重構形而上學的主流。超越柏拉圖式的古典理性主義和笛卡爾式的近代理性主義的努力使理性回歸的方式異彩紛呈。反思理性、實踐理性、批判理性、交往理性等使理性的重構多了幾分自知之明的謙卑,少了幾分內圣外王,舍我其誰的自信,例如,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的主張被認為是“最低量的理性主義”,但相信憑借理性可以建設一個理想社會是各種形式的理性回歸的共同點。
  (三)重構人類詩性。詩性的回歸意味著生命本能的釋放,審美意識、人文精神的展現。詩性回歸之源可以上溯至古希臘的“灑神精神”、莊子的“逍遙游”,及至盧棱的“自然論”、尼采的“超人論”、狄爾泰的“生命哲學”、海德格爾的“做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就是做一個諦聽在的聲音的詩人”的主張、馬爾庫塞的“藝術救世”說,以及羅蒂的哲學與藝術合一人愿望……詩性回歸與神性回歸與理性回歸一道匯入重構形而上學的追求中,盡管這種追求也許是不自覺的,甚至以拒斥形而上學的名義來進行的。
  以上三類形而上學都不乏動所與合理之處,也不乏細致、嚴謹的邏輯論證,但無論哪一種思想體系都有難以再現昔日的輝煌,都無力担負起整合人類的內部精神世界與外部現實世界的重担,時至今日,形而上學的主張熱鬧喧器,形而上學的現狀卻徘徊不前,其形成有兩個淺顯又總是不被重視的原因:
  原因一:失去了特定的時間和空間
  信仰的最佳時期是中世紀;理性的最佳時期是近代;詩性的最佳時期是古希臘。時間的一維性的流動意味著最佳時期只此一次,不會再現。如果重構形而上學只是以回歸形而上學的方式出現,那么從一開始就注定這只能是一種不自量力的企圖。這種企圖不但違背了“時間是不可逆的”這一客觀常識,而且是一種逃避時間的徒勞掙扎。神性基礎上的“精神家園”、理性基礎上的“烏托邦”、詩性基礎上的“世外桃源”中固然沒有不公、沒有痛苦,但由于缺少矛盾和沖突呈現的基本上是靜態和重復的畫面,顯然與時間的一往無前是相矛盾的,時間不但不可逆,而且不可停,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與時間的連續性相對的是空間的廣延性。空間觀是自然科學的基礎,培根、笛卡爾、伽利略、牛頓等人開創的自然科學結束了上帝統治人類的歷史,人類開始以理性創造屬于自己的歷史。支撐理性“自信其是”的其實是一個確定性的幾何空間,但隨著人類實踐的擴展,自然科學認識的深入,確定性的幾何空間變得再度不確定,這種不確定使理性所追求的線性的歷史進步觀喪失了合理性。量子論、概率論、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以及現代系統科學、非線性科學、新的媒體技術的發展也使建立在機械時空觀基礎上的簡化論、還原論喪失了整合世界的功能。一方面,“信息爆炸”不斷模糊原有的分類界限,非中心、非整體、差異、斷裂紛紛由背景地位登上了認識前臺;另一方面,不斷發展的媒體空間也深刻影響著人類社會的時空構成。在這種背景下,后現代主義的產生是必然的,后現代主義的論證是有力的。經過德里達對“在場的形而上學”的解構、利奧塔對元敘事的懷疑、福柯對人的死亡的宣判之后,形而上學的重構日益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毋庸置疑,在“時空伸延”的新情況下,人只是一種結構的要素或功能,而非獨立的變量,這就使原來意義上的形而上學的立足點被抽空。
  原因二:游離于生活世界之外
  生活世界是形而上學的出發點。佛教也認為“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磐”。[2]經過胡塞爾、海德格爾、德里達三代哲學人的努力,“生活世界”在理論上最終于贏得了本體論地位,但實際上,尤其是生活世界借助市場經濟與科學技術而進一步世俗化后,各種形而上學的主張還是本能地游離于生活世界之外,甚至以關心人的尊嚴和價值為名拒絕世俗生活。然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今,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正方興未艾,相形之下,各種形而上學的主張倒像是無病呻吟的語言游戲。正如馬克思曾說過的:思想一旦離開了隱藏其后的物質利益便會使自己出丑。
  當com、www、E-mail、BBS……與日常衣食住行日益緊密地融為一體,思想者們不得不面臨又一個無法否認的真實:“我們今天生活在一片計算機的海洋里,計算機規定著所有個體的私人生活和所有社會的集體生活的幾乎每個行為,這種事情在三十年前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3]。
  當然,道德理想主義者可以義正嚴詞地批判現時代的“道德滑坡”,物質主義與享樂主義的盛行,批判科技對人的異化,但是,對信仰時代的宗教沖突與教會腐敗;理性時代的世界大戰與集權統治;以及滲透著人文熱情的法國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歷史畫面難道不更應該深刻反思嗎?啟蒙者如果不被啟蒙,其所建立的形而上學在理論上是幼稚的、任性的、值得懷疑的,在實踐中是非人的、血腥的、使人異化的。沒有人愿意重蹈覆轍,說到底,人性中超文化的“惡”是存在的,理性并不具有對惡的免疫力,理性永遠也征服不了感性欲望(無論這理性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以道德上的至善為政治生活的最高目的往往會損害每位公民自由地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批判理性雖然是有意義的,可是無法通約的對立著的意志如何才能達成一個理性的選擇?總之,游離于市場經濟與科學技術之外的形而上學如不給出充分的理由,將無法克服致命的懷疑。
  二、科學技術具有形而上學的因素
  亞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學定義為“關于存在之為存在的學說,其中有“在者”,也有“在”;《易經·系辭》中:“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此二者也是一體不二的。“道不離器,理在氣中”,道與自然萬物密不可分,甚至在屎溺中也有道的影子。形而上學如果要達到“道”,達到客觀真理的水平必然不僅是緩解主體“被拋在世”的精神痛苦的藥方、不僅是人類唯我獨尊、主觀自戀的理論體系,而且還應包括流動的生活世界,包括器物層面的東西。作為器物層面最先進的工具——科學技術,尤其是高科技不但具有形而上學的因素,而且對構成形而上學的幾大要素:時間、空間、人、語言等進行著深刻的改變。
  以數字革命為基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設為中心、多媒體應用為內容的第二次信息革命和以轉基因生物體和克隆技術大突破為標志的生物技術革命不斷加快技術自身的更新速度,電子信息領域的過時技術已達到50%以上,如第一、二代計算機及其相應技術都歸于歷史學范圍了;高科技的發展使一些交叉科學,如信息生物學、基因組學、計算神經科學、納米科學等紛紛涌現。科學技術具有形而上學的因素可以從如下兩方面來理解:
  (一)根據充足理由律,沒有什么東西無理由而存在。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的序言中提出一個命題: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理的。科學技術的形而上學因素首先來自于它產生與發展的必然性。從宏觀上看,人類歷史的發展是由技術驅動著社會沿進化的中軸線不可抗拒地前進,社會技術革新是不可逆的。在海德格爾看來,存在與人的互屬關系每時每刻都在展示自身,而“在現代技術中隱藏著的力量決定了人與存在著的東西的關系”。很顯然,海德格爾把技術看成“道”的一種展現,技術的產生與發展在“是”的天命和真理中。“現代技術的本質在于座架,座架屬于展現著的天命”[4]。關于座架的作用,海德格爾在1966年回答《明鏡》記者提問時說:“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著,要求著,這股力量是在技術的本質中顯示出來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
  技術的本體論意義,使技術不僅作為實現人的各種目的的復雜工具的總和——一種單面結構而存在,而是流動的、多面的拓撲結構,通過Gestelle(構制)與Ereignis(同化事件)綻放自然與人的存在的意義。某種意義上,現代技術所展現出來的東西是環環相扣的,印刷術、汽車、電報……等高科技產生之前的技術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只是為人而存在的東西,而是作為整個技術系列的一部分,是高科技產生的準備。從深層次說,人們去發動技術,是“道”、“天命”的組成環節,人既發動技術,同時又被技術所征召,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技術的本體論意義愈加明顯。
  (二)科學技術蘊含著人文價值。科學技術的產生不可避免地受人們改造與控制自然的“權力意志”的驅使(這與從事形而上學思維的人們受“認知意志”所支配是相同的)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是一種“社會建制”(貝爾納),那種認為科學技術中性的觀點是膚淺的也是錯誤的。任何科技成果都凝聚著主體的智力、情感、意志和審美結構,馬克思把工業看成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展示,這是很有見地的。可以說,科學技術中蘊含的人文價值并不亞于文學、藝術、宗教……即使技術理性如沒有意志、熱情等非理性的滲入,也無法把自身的價值外化,社會的組織生活、生產的科層控制等不完全是冷冰冰的理性的結果,也有文化的積淀。在現實存在中,科學與人文是渾然一體的,它們的對立主要是人為的思想抽象,這種抽象有利于對現實的批判,但超過一定的限度,便會由真理變為謬誤。本質上,科學技術是形而上學所體現的精神的外化。芒福德認為,在任何時候,人的技術的擴張都主要不是簡單地為了增加食物供給與控制自然,而是為了利用科技巨大的內在資源,表現人類隱藏的超有機的潛力。
  以互聯網為例,這是一個以每月15%的速度高速擴展的新的場域,網絡不但為人類利用信息這個永不枯竭的資源提供了保障,而且使人類主體的社會性與共同性得到了空前的伸延與發展,數字化了的信息可以由計算機進行各種“運算”,不止數值運算,還包括邏輯判斷和思維推理。從發展趨勢看,“網絡”并不僅僅是一個信息源,它還是人們用來進行自我組織的一種方式,因為網絡不僅簡單地聯接眾多計算機,更重要的是聯接信息、人和人的智能,具有自組織能力的信息網絡空間充滿了活躍而富有生氣的人類集體存在。有人甚至把互聯網之外的生活稱為非主流的生活,互聯網在當今時代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有一幅畫面或許會更好地理解科學技術的形而上學因素:1968年,美國加洲Moutain Viewg一個租來的小樓里,12名科學夢想者開創了英特爾的事業,此時-1968年,美國正經歷著一段革命的歲月,人們涌上街頭舉行反戰示威;政治領袖們被暗殺;關于吸毒和暴亂的報道充斥報端,當時人們很難想象并贊同身為英特爾創始人之一的戈登·摩爾的論斷:“我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三十年后的現實證明他是對的。
  三、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形而上學的重構具有重要作用
  盡管形而上學的重構面臨著困境,但只要人類存在著,根植于其思維本性的形而上學的沖動(或稱元敘事的需求)就無法終結,正如杰姆遜指出的:“我們注定離不開敘事,因為個體和文化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組織、詮釋和理解它們的經驗的。”[5]無法終結的形而上學的重構不是形而上學的簡單回歸,而是一種根本性的轉折。這一轉折不是通過批判科學技術,與科學技術爭奪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實際上,科學技術成為意識形態的主要構件是客觀上可能與需要相結合的結果,而非單純的人為選擇)而是重新確立一個立足點,借助科學的啟示搭建全新的思想框架,為人類完成自身的使命提供精神支持和動力。科學技術在形而上學的重構中的重要作用表現在:
  (一)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形而上學的重構有啟發意義
  無數歷史事實證明,僅僅著眼于意識領域并不能解決意識領域出現的問題。“在歷史的轉折點,只靠深思是無法解決面對人類感官這一任務的”(本杰明)。科學技術的崛起與形而上學的衰微似乎使科學與人文的對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這種對立也表征著融合的可能,“反者道之動”。“現代科學的綜合化、主體化趨勢內在地規定著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從沖突走向交融……科學的深化便包含著人化,純科學的終極必然與人相通、與價值匯流。”[6]回顧哲學史,不難看出,形而上學的歷史是摧毀一個又一個阿基米德點的歷史,從“上帝”到“生活世界”的過渡中,以伽利略、牛頓為代表的第一次科學革命;以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為代表的第二次科學革命以及以相對論、量子力學為代表的第三次科學革命在形而上學的成長過程中功不可沒。時至今日,科學技術的發展對重構形而上學更加具有啟發意義,尤其在重構形而上學必須先要思考的問題上:
  1.人是什么?
  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早就鐫刻在德爾菲神廟中,這也是一個長期蔽而不明的問題,要靠漫長的歷史來揭曉答案。世代生成的人類與其個體一樣,只能限定在生之前與死之后的經驗時段內,關于生之前與死之后的猜測都只能屬于超驗的領域。出世的形而上學(主要是宗教)對“人是什么”的回答無論對錯都無法考證,而入世的形而上學(主要是哲學)對“人是什么”的回答雖然千差萬別,但都是以人為本,并以此為出發點去尋找人的尊嚴和價值。儒家學說、啟蒙哲學、存在主義、生命哲學、語言哲學、實用主義、實踐哲學莫不如此。實際上,出世的形而上學也是以人為本,只不過其精神旨趣向內而不是向外。然而,“以人為本”,“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一個前提條件是人有本性,但什么是人的本性?!理性?意志、欲望?自由?創造?這些概念哪一個也不能單獨抽象出來概括人的本性。“社會關系的總和”也談不上是人的本性,因為它是外在因素對人的內在規定。
  人的時間性存在使它一直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人的本性即使有也是動態的,“在世界各地,人類和各個國家都確切無誤地依照尼采的形而上學行事;力量的目標無需加以規定,因為它就是它自己的目標,在追求它的過程中,即使停止甚至減速片刻都會落伍,都會比不上別人,力量決不會停止不前的”[7]。在意志的動態追求中,個人的不由自主、社會的不公平、人類的美好愿望無法實現的境況并非異化,而是人的本質處境。靜態的理性設想是主觀的、片面的,反倒可能是對人的異化,一個形而上學的理想得以實現的、人的“尊嚴”和“價值”得到保障的社會未必真的適合人這種動物去生存。瑞典、瑞士等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無法排除的是無聊、麻木、性解放、吸毒等諸如此類的現代異化癥。
  在“人是什么”的問題上,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助于我們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由人的生存工具變成了人的生存依托,人的力量體現在技術發展的鏈條中,人必須適應科學技術系統的發展,否則將可能變成系統的異物而被排除。技術決定論(或自主技術論)認為技術根據它自身的邏輯塑造人類發展而不是服務于人類的目的,這種說法雖不悅耳,但更接近事實。埃呂爾指出,一旦技術系統被使用,它們就需要高度的一致性,而不管使用者的意圖如何,它們也統治著使用者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技術的后果與影響是內在于技術的。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至少從一個角度表明,人并不是自然演變的最終目的,從大的時空背景著眼,人也是工具。尼采的偉大在于他的先見之明:一切存在物都要被超越,人也應被超越。“人是伸展在動物和超人之間的一根繩子……人之偉大在于他是一座橋梁,而不是目的;人之可愛在于他是一個過渡和下降。
  2.時代需要什么樣的形而上學?
  三種類型的形而上學:信仰的回歸、理性的回歸、詩性的回歸,無一例外地是“以人為本”的形而上學,“以人為本”是形而上學從奴隸社會產生至今3000多年時間里天經地義的價值取向,但在新的時代的飛速發展面前卻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虛無主義、享樂主義及廉價廉俗的幸福觀不是因為形而上學的缺乏,而恰恰是“以人為本”的形而上學的結果,是原有的形而上學無力整合新的形勢所導致的。
  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標志的新的時代需要新的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能夠超越“以人為本的立足點,轉變以人為目的的價值取向,走出主觀精神自戀,體現人的甘為階梯、功成身退的境界。
  新的形而上學是各種虛幻現象得以消除的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不再固執于主體的優越性。1983年,鮑德里亞發表了《命定的戰略》,他提出,以信息、媒體和商品形式出現的客體形成了“仿真流變”,并不斷地誘惑主體去創新和仿真,最終擺脫主體的控制,從而開始了一個客體主導主體的時代。他認為人的“物化”是勢在必然的正常現象,我們應該放棄控制或改變客體的戰略,改為采用“更加物化”“客體的命定的戰略”。在《2000年已經到來》中,他描述了三種形式的“歷史的終結”;一種來自于“宇宙大爆炸”說,宇宙的膨脹使歷史運行到沒有任何意義的“超空間”(hyperspace);第二種來自于“熵”的概念,仿真像熵一樣,在內向爆炸之后走向死寂,主體的厭煩使歷史達到停滯狀態;第三種來自技術,一旦技術達到完美的程度,歷史也就終結了。
  鮑德里亞的哲學思想有深刻之處,但他所提出的“后現代的形而上學”尚欠真、善、美的感召力。新形而上學的真就在于人對自身的處境有真實的認識,如果精神是位旅行家,人的生命只是它暫時的載體,拉長思想的視野則會發現,與其說是人走路,還不如說是路走人;新形而上學的善就在于人能擺脫自我中心的困境,不再醉心于低級無聊的事情,而是面向未知領域,從事科學研究,完成人的使命;新形而上學的美就在于人不需要精神鴉片,不再消極地被命運拖著走,而是接受即定的命運,把大無畏的精神態度注入生活。
  為時代所需的形而上學將是全面提高真、善、美的層次的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以充滿力度的動態的“真、善、美”代替有惰性成份的靜態的“真、善、美”,以人是自然界發展的過渡的觀念取代人是自然界發展的目的的觀念。由于“此在”的人是在非選擇的情況下來到世間,又是在非自愿的情況下離開世間,因此,以人為目的形而上學很容易陷入對彼岸的向往、對超驗的幻相的迷戀;以人為目的的形而上學的另一弊端是無限抬高主體的優越性,把自然客體當作滿足主體物質欲望的對象、把社會客體當作爭權奪利、隨意改造的場所、把他人當作“工具”。而以人為自然界發展的過渡的觀念首先可以開闊人類視野,在空間上突破以人類為中心的束縛,在時間上跟上歷史的不斷加速的節奏;其次可以克服局限于狹小的人類系統所解決不了的矛盾、悖論、吊詭……有利于解決地域性民族性爭端,使主體間團結一致,使人類生活恢復整體性意義;最后以人為過渡或工具的形而上學是大智大勇的體現,能使深層次的審美意識、人文精神得以發揮。
  (二)科學技術的發展是重構形而上學的必要環節
  1.提供重構形而上學的輔助設施
  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從創世論到進化論……沒有科學的輔助,形而上學就只能停滯在蒙昧與迷信的水平,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對重構形而上學的輔助作用列舉如下:
  ——貝塔朗非的系統論、申農的信息論、維納的控制論、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論、哈肯的協同學、鄧聚龍的灰色系統理論為形而上學的重構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
  ——從1969年全世界第一個計算機網ARPANET誕生,到80年代隨著微機的發展而產生的局域網LAN,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國際互聯網INTERNET的迅速發展,計算機成為聯接整個社會的基礎設施。信息網絡使人類主體沖破了時空的限制。“一個事件對另一個事件的影響是沒有延遲的,電對神經系統的延伸,創建了器官構造彼此相關的統一場。”(麥克盧漢)互聯網的發展有利于形而上學的重構走出“主體自我中心”的困境。
  ——虛擬現實采用現代計算機技術生成一個由視覺、聽覺、觸覺、及味覺等組成的逼真的感官世界,主體可以直接用人的才能和智慧對這個生成的虛擬實體進行考察和操縱,并且可以實時交互、實時參與,虛擬現實把“在場”與“不在場”結合起來,打破原來的思維與存在作為基本哲學范疇的局面,也為人類活動從低層系統進入高層系統創造了條件。
  ——納米技術是以STM等一類掃描探針顯微鏡為手段,在納米尺度(0.1-100納米)上研究原子、分子結構的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原理,按人類需要制造特定產品和創造納米級加工工藝。如果納米成了21世紀新的精度標準,那么不但將導致現有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且在認識上填補了人類在宏觀與微觀之間連接知識之不足。
  2.改變從事重構形而上學的主體
  新的形而上學可以從二方面來理解,一是人的認識與“道”相符從而自覺轉變思想意識,完成人的過渡性的使命。二是隨著人本身經歷著改變,一種新的現在無法想象的思想意識會自然產生。科學技術對認識主體的改變已初見端倪:
  ——在由原子到比特過渡的時代,人的感性的身體不斷為抽象信息所侵入,身體成了一個發散性的思維組織過程和系統化的電腦知識連結起來的場所。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態》中認為,在后現代,知識的創造者與運用者都需具有將知識轉化成電腦語言工具的技巧。德克霍夫預測,我們將創造一種集體心智,它將超越任何個人的能力,一個復雜系統可以以類似于生命有機體的方式運轉[8]。
  ——電腦每18個月就比原來聰明一倍,科學技術的發展加快了電腦自我設計的時代的到來。在一些科技精英眼里,古代的四大要素:地、火、水、風正在被硅晶片、網線、合成塑料和玻璃所接替。相信人類總有一天能夠創造出可超越自身的有限認識能力的智能機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的人數“多得出奇”[9]。
  ——目前已出現用實驗方法,將外源基因導入動物體內,使其在動物染色體基因組內穩定整合,并能遺傳給后代的轉基因動物。另外無性繁殖的克隆技術已獲得重大突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倫理困惑,如“父將不父、母將不母、子將不子”,但同時也表明:改變人的生物特征在技術上已不存在困難。
  [收稿日期]2000-10-16
《東岳論叢》濟南101~105B2科學技術哲學陳慧平20012001科學技術與形而上學都是由于人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但長期以來,它們卻以對立的形式存在著。轉變形而上學的價值取向,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從對立走向融合既是當今社會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大勢所趨,也是形而上學繼續存在的理由和使命。這種轉變任重而道遠,與高揚主體性的啟蒙哲學相比,多了一層悲壯色彩,更需要博大的胸懷、開闊的視野。科學技術/形而上學/生活世界陳慧平(1969-),女,廈門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廈門大學 哲學系,福建 廈門 361005 作者:《東岳論叢》濟南101~105B2科學技術哲學陳慧平20012001科學技術與形而上學都是由于人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但長期以來,它們卻以對立的形式存在著。轉變形而上學的價值取向,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從對立走向融合既是當今社會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大勢所趨,也是形而上學繼續存在的理由和使命。這種轉變任重而道遠,與高揚主體性的啟蒙哲學相比,多了一層悲壯色彩,更需要博大的胸懷、開闊的視野。科學技術/形而上學/生活世界
2013-09-1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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