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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科學的人文價值
論科學的人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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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科學的人文價值問題,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被忽視,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科學具有非常顯著的工具價值或技術價值,并且科學通過技術對近現代社會的確產生了無比巨大的影響,以致人們常常用功利主義的觀點來看科學,甚至將工具價值或技術價值看作是科學的唯一價值,而嚴重忽視了科學的其它價值,特別是科學的人文價值;二是由于受當代流行的狹隘的科學主義科學觀和人文主義文化觀的局限,使得人們難以看到科學的人文意義或人文價值。科學主義的科學觀將人類文化區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科學世界;另一個是人文世界。于是,當科學主義者強調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和科學方法的獨特性,否認人文學科的科學性并宣布其在認識上無意義的同時,實質上也排除或否認了科學的人文意義或人文價值。而人文主義的文化觀則進一步加劇了所謂的科學世界和人文世界的分離和對立。在不少現代人文主義者的視野里,似乎只有人文學科或人文文化才具有人文價值,科學不僅不具有人文價值,而且同人的尊嚴、自由和發展是相對立的。在這樣的科學觀和文化觀的支配下,科學的人文價值問題當然無從談起。然而,科學主義的科學觀和人文主義的文化觀其各自的偏頗性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偏頗性分別在邏輯實證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那里幾乎發展到了極點,現在該是超越它們的時候了。本文對科學的人文價值的探討,就是超越狹隘的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一種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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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科學主義的科學觀和人文主義的文化觀在20世紀(特別是在西方社會)有著非常廣泛的影響,甚至迄今為止在許多人的心目中還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應當看到,探討科學的人文價值問題還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礎的。例如,我們可以在著名科學史學家喬治·薩頓和科學哲學家M.W.瓦托夫斯基那里挖掘到許多深刻的思想。
  盡管薩頓的科學史觀帶有濃厚的實證主義色彩,但同時也包含著不少超越狹隘的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因素。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他的所謂的“新人文主義”思想。薩頓的“新人文主義”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新人文主義不會排斥科學;它將包括科學,也可以說它將圍繞科學建立起來。”(注: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陳恒六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第124頁。)在薩頓看來,人文主義,也就是教育和文化,本來是或者應當是人類共有的利益。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一群人的專利品。每一種沿著正確方向開展的創造性活動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還是對它的一種貢獻。凡是增加生命的智力價值的所有努力(從最謙卑到最崇高的努力)及其結果都是對它的一種貢獻。而“科學是我們精神的中樞;也是我們文明的中樞。它是我們智力的力量與健康的源泉,然而不是唯一的源泉。無論它多么重要,它卻是絕對不充分的。我們不能只靠真理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說新人文主義是圍繞科學而建立的原因。科學是它的核心,但僅只是核心而已。新人文主義并不排除科學,相反將最大限度地開發科學。它將減小把科學知識拋棄給科學自己的專業所帶來的危險”。(注: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陳恒六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第124-125頁。)
  (2)新人文主義“將贊美科學所含有的人性意義,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聯系在一起”。(注: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陳恒六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第125頁。)薩頓的科學史觀包含四個指導思想:①統一性思想;②科學的人性;③東方思想的巨大價值和④對寬容和仁愛的極度需要。用薩頓的話來說,這四個指導思想像瓦格納歌劇中的主旋律那樣始終貫穿在他的著作中。如果進一步分析薩頓的這個“主旋律”,我們便不難發現,在這個“主旋律”當中似乎還有一個更為核心的東西存在著,那就是“科學的人性”。可以說其它三個指導思想都離不開“科學的人性”,或者說都是“科學的人性”這一思想的展開。薩頓認為,科學如同藝術或宗教一樣具有人性。盡管科學的結果總是抽象的,但是,“一旦你研究了它們的起源和發展,這種理論就像帕臺農神廟一樣變得具有人性了,而且極為富有人性。實際上,兩者都由人所建立,本來就是人類幾乎獨有的成就。由于它們的人性,它們以天然物體不可能有的方式觸動著我們的心”。(注:喬治·薩頓:《科學的歷史研究》,劉兵等譯,科學出版社,1990,第2頁。)在他看來,科學不但本身具有人性,而且“我們必須使科學人文主義化,最好是說明科學與人類其他活動的多種多樣關系——科學與我們人類本性的關系。這不是貶低科學;相反地,科學仍然是人類進化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標;使科學人文主義化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義,更為動人,更為親切”。(注:喬治·薩頓:《科學的生命》,劉jùn@①jùn@①譯,商務印書館,1987,第51頁。)
  (3)新人文主義“使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和圣徒結合成單一的教派。它將進一步證實人類的統一性,不僅在它的成就上,而且也在它的志向上”。(注: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陳恒六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第125頁。)薩頓批評舊人文主義者和某些科學家,只是通過科學的物質成就來理解科學,而不能真正理解科學的生命。傲慢的文人們喜歡宣稱他們所起的作用更高級、更重要,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研究的對象是生命中永恒的要素,而科學家們所關心的只是轉瞬即逝的事物。相反,一些科學家和發明家似乎對人類經過漫長的歲月慢慢積累起來的全部藝術和知識的財富一無所知。他們不但不能領略過去的魅力和高尚,而且還以為藝術家和歷史學家都是一些毫無用處的夢想家。薩頓指出:“由于舊人文主義者的冷淡疏遠,也由于某些科學家的狹隘,然而首先是由于掠奪成性者的不知足的貪婪,產生了所謂‘機械時代’的罪惡。這種‘機械時代’必然消逝,最終要代之以‘科學的時代’:我們必須準備一種新的文化,第一個審慎地建立在科學——在人性化的科學——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義。”(注: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陳恒六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第125頁。)
  (4)科學史是舊人文主義者與科學家之間的橋梁。薩頓說:“在舊人文主義者同科學家之間只有一座橋梁,那就是科學史,建造這座橋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文化需要”。(注: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陳恒六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第51頁。)在他看來,從最高的意義上說,科學史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其中,科學的進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的歷史經常作為背景而存在。讀科學史,也就是讀人類歷史中最美好的一個方面,使我們學習到人類努力的連續性和科學與智慧的傳統,從而得到一種新的價值觀,那就是新人文主義。而科學史學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橋梁:不但在國際間建造起橋梁,而且在每個國家之內,在生活(好的生活)和技術之間,在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建造起橋梁。
  很明顯,薩頓的科學史觀的確帶有濃厚的實證主義、理想主義以及抽象的人性論色彩,有許多觀點(包括作為一個“教派”的新人文主義觀點)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至少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他的科學史觀也蘊含著一個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對科學的人文價值的肯定和重視。這一思想不僅蘊含在薩頓的多部科學史論著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貫穿在薩頓編寫的科學史著作中。只要打開薩頓的巨著《科學的歷史》,我們就會感受到十分濃郁的人文氣息:它不僅有助于我們領略科學史的人文價值,而且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思考科學的人文價值問題。(注:See also:George Sarton,A History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Press,1953.)
  如果說,薩頓將科學史看作是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的橋梁的話,那么,瓦托夫斯基則將科學哲學看作是上述兩種文化的橋梁。他說,“科學和哲學之間的關系不僅涉及科學是什么,或科學思想是如何發生的問題,而且也涉及到科學思想與其他類型的思想——常識、文學藝術中的人性研究以及創造性的藝術家的思維的非常方式等——的關系。因此,科學哲學提供了兩種文化之間的聯系,力圖以某種首尾一貫的方式將它們彼此聯系起來”。(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科學哲學導論》,范岱年等譯,求實出版社,1982,第7頁。)瓦托夫斯基在他的《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科學哲學導論》這部厚厚的著作中通過詳細考察科學思想的起源與發展,科學的結構與方法論以及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其目的就在于將科學“當作一種人文的研究”,從而達到“對科學的人文理解”。在他看來,“從哲學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義上說,對科學的人文學理解,就是對科學的哲學理解”。(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科學哲學導論》,范岱年等譯,求實出版社,1982,第588頁。)無疑,瓦托夫斯基對科學的人文理解,同樣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思考科學的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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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討論科學的人文價值問題,對于薩頓所批評的那些“舊人文主義者”來說,顯然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在他們看來,似乎只有人文學科或人文文化對人才具有“終極關懷”的意義和價值,而科學只具有“工具理性”或技術價值,與人文價值毫無任何關聯。這正是“舊人文主義者”的狹隘性之所在!毫無疑問,人文學科或人文文化的確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但是,如果將人文價值看作是對人具有“終極關懷”意義上的價值,更確切地說,看作是與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密切相關的那種文化價值,那么,在這種意義上說,人文價值就不可能、也不應當是人文學科或人文文化的“專利”。更進一步說,如果超越“舊人文主義”的狹隘視野,我們便不難看到,科學文化同人文文化一樣,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并且是別的文化無法替代的人文價值。筆者認為,科學至少具有以下四種人文價值:
  (1)思想價值。科學最重要的人文價值之一是它的思想價值。關于這一點,是許多人文主義者所大為忽視的。他們或者將科學的本質歸結為技術的本質,又將技術的本質歸結為“座架”,是對人和自然的“限定”和“強求”:讓人和自然只是在技術的可用性方面相遇,在物質化和加工的方式中相互涉及;或者受實證主義的影響,將科學看作是一堆無思想的“經驗命題”或“觀察陳述”的集合,而與時間、地點、環境和人無關。然而,他們竟沒有想到科學也是一種人類的思想;科學思想史不僅是整個科學史的核心,而且它在整個人類思想史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常常有人認為,科學思考的對象只是自然界,并不關注人,因而不可能給人以“終極關懷”。其實,這種見解是相當偏頗的,也是難以經得起推敲的。首先,科學思考的對象不僅僅是自然界;其次,即使科學關注的是自然界,也不能因此否認其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難道許多描寫自然的音樂、繪畫、文學作品和關注自然的自然哲學就沒有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嗎?顯然,判別一種文化是否具有人文價值其依據并不是它所思考、描繪或研究的對象是什么,而是是否有益于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愛因斯坦曾經深刻地闡述過音樂(藝術)和物理學(科學)之間的區別和聯系。他說:“音樂和物理學領域中的研究工作在起源上是不同的,可是被共同的目標聯系著,這就是對表達未知的東西的企求。它們的反應是不同的,可是它們互相補充著。……這個世界可以由音樂的音符組成,也可以由數學的公式組成。我們試圖創造合理的世界圖象,使我們在那里面就象感到在家里一樣,并且可以獲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達到的安定。”(注:《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許良英等譯,商務印書館,1976,第284-285頁。)由此可見,藝術和科學同樣都是人類的創造。它們的區別在于,藝術用音樂或繪畫來描繪這個世界,而科學則用數學來描繪這個世界。但是,應當看到,數學、音樂和繪畫都是人類的共同的語言。(注: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陳恒六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第102頁。)其中,數學是人類“思想史中的一個要素”,它和音樂一樣,是“人類性靈最富于創造性的產物”。(注:A.N.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何欽譯,商務印書館,1959,第20-21頁。)我們從愛因斯坦關于科學與藝術的類比中不難領悟到科學的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尤其是它的思想價值。
  科學作為一種人類的思維活動,它的人文價值在于:第一,科學有助于人們豐富知識,開拓視野,更新觀念,不斷提高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水平;第二,科學思想不僅本身具有十分豐富而深刻的哲學意義,而且還強有力地影響著哲學、藝術等人文學科和人文文化的更新和發展。石里克說過:“所有過去的哲學進步都是來自科學的知識和科學問題的研究。”(注: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陳維杭譯,商務印書館,1984,第7頁。)當然,這種說法未免過于絕對化,但是,的確在歷史上沒有一種別的文化能夠像科學那樣如此強有力地影響哲學,以致許多偉大的科學家往往就是偉大的哲學家。科學思想不但深刻地影響著哲學,而且影響著整個文化。正如懷特海所指出的,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科學方面所產生的宇宙觀壓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舊觀點而獨步一時”。(注:A.N.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何欽譯,商務印書館,1959,第Ⅲ頁。)可見,科學思想的意義和價值大大超越了自然科學的范圍,甚至在整個人文文化中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2)智力價值。科學最重要的人文價值之二是它的智力價值。毫無疑問,科學有利于人的智力(理智)的發展,而藝術有益于人的情感的修養。從這個角度看,科學的人文價值不僅是十分明顯的,而且同藝術的人文價值所處的地位是對稱的,并且其作用是互補的。這也是許多人文主義者所大為忽視的方面。在他們那里,有兩個嚴重的誤區:一是將人的本質歸結為情感、意志、本能等這些非理性的存在,這樣一來,似乎只有藝術等人文文化才對人具有“終極關懷”的意義;二是將科學和理性看作是外在世界的邏輯,因而對“人”的自由和發展來說不僅是無意義的,反而是有害的。這些觀點的狹隘性和偏頗性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理智(理性)與情感(非理性)相比,對人自身的發展來說,至少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的確,人必須注重情感的修養,不能只強調理性而排斥非理性,否則,正如某些人文主義者所說的,人將變成一種“單向度的人”,而世界將變成一個“機械”的世界。但是,人也必須重視理智的發展。可以說,理智也是人區別于其他動物最根本的標志之一。離開理智的發展,人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與發展,這是最最簡單的道理。如果只強調非理性而排斥理性的發展,人就會變成另一種“單向度的人”,而世界也許將會變成一個“瘋狂”的世界。因此,人的情感修養和理智發展,對于人的自身發展來說,同樣都是不可缺少的。其次,將科學和理性歸結為與人無關的外在世界的邏輯也是相當片面的,正如前面所說的,即使是處在科學最深層的那種最抽象的理性形式——數學,也是人類的語言,是人類思想史的要素之一,怎么能將科學與理性純粹看作是外在世界的邏輯呢?
  科學作為一種人類的智力活動,它的人文價值在于:第一,學習或研究科學不僅能夠使人獲得各種知識,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夠不斷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質。正如藝術的意義和價值并不等于其作品的意義和價值一樣,科學的意義和價值也遠遠超越其成果的意義和價值。它們都有其比現有的作品或成果更深層次的意義和價值,那就是有助于全面提高人的素質;如果說,藝術之路是提高人的藝術修養和發揮人的藝術才能的最佳途徑的話,那么,科學之路則是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和發揮人的理智才能的最有效的途徑。而且,這兩條道路是相輔相成的,因為,“理解科學需要藝術,而理解藝術也需要科學。”(注:喬治·薩頓:《科學的生命》,劉jùn@①jùn@①譯,商務印書館,1987,第20頁。)第二,科學不僅有利于提高人的智力水平,而且它具有直接的智力探險意義。不管人們取得的每一項重大科研成果最終是否有其實用價值,人類攀登每一個科學高峰,都意味著是一次智力探險。應當看到,雖然技術上的實用價值是科學的最重要的價值之一,但并非是它的唯一的價值。事實上,在科學和數學中,有不少領域及其研究成果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似乎并不可能產生某種重要的實用價值,有的甚至只能停留在智力探險意義上,也許永遠不可能有其實用價值。然而,依然有許多科學家和數學家活躍在這些領域,并用他們畢生的精力去推進學術的發展。這從另一個側面表明,科學及數學也具有重要的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這種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體現在,人們每取得一項重大的科研成果,都意味著人類在智力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3)精神價值。科學最重要的人文價值之三是它的精神價值。科學的精神價值更是許多人文主義者所否認的。當然,其根源還是同他們對科學的功利主義或實證主義理解有關。對科學的功利主義和實證主義理解其共同的缺陷在于,它們看不到科學是人類最重要的創造性活動之一,而且其創造性不僅僅體現在技術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精神上。前者充其量只是從科學的外部來理解科學,將科學簡單地等同于技術;而后者由于過分強調科學世界和人文世界的截然區別,從而嚴重忽視了科學在精神上的創造性。其實,作為一種創造性活動,科學世界也是一個十分豐富的人文世界。科學活動同藝術活動一樣,也充滿著人類的激情,充滿著最高尚、最純潔的生命力,永遠激勵人們去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薩頓甚至認為,科學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報酬是真理的發現,而科學已經產生的和正在產生的無窮無盡的財富只不過是它的副產品而已。(注: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陳恒六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第21頁。)愛因斯坦也贊同這樣一種觀點:“對真理的追求要比對真理的占有更為可貴。”(注:《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許良英等譯,商務印書館,1976,第394頁。)可見,將科學的價值僅僅歸結為功利價值,正如將藝術的價值僅僅歸結為商品價值一樣,這是相當膚淺的。
  科學作為一種人類崇高的精神活動,它的人文價值在于:第一,不斷提高人類的精神境界。愛因斯坦積極倡導“用創造性的工作所產生的成果為提高人類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貢獻”。(注:《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許良英等譯,商務印書館,1979,第50頁。)在他看來,人們從事科學、藝術等活動,“所有這些志向都是為著使人類的生活趨于高尚,把它從單純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個人導向自由”。(注:《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許良英等譯,商務印書館,1979,第149頁。)這就是愛因斯坦所提示的科學的精神價值以及科學的精神價值和藝術的精神價值兩者深刻的一致性。第二,以科學精神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科學不僅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且還帶來了巨大的精神財富。這種精神財富既包括科學知識,也包括科學精神。應當看到,科學精神對于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化的社會,不僅是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而且也是充滿科學精神的社會。弘揚科學精神不僅有助于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各項體制或規則的確立、改革和完善,使整個社會更加務實、理性和高效,而且有助于營造一種積極進取、勇于開拓、大膽創新、奮發向上的精神和文化氛圍,從而促進整個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
  (4)審美價值。科學最重要的人文價值之四是它的審美價值。盡管“科學美”似乎并不屬于傳統的美學體系,然而,科學的審美價值應當是毋庸置疑的。在薩頓看來,“許多科學家同時也是優秀的作家(想想伽里略、笛卡爾、帕斯卡、歌德、達爾文),許多科學著作的形式是美的,此外,他們的內容也常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科學家們,他們是鑒賞家,很容易從其他理論中識別那些優美雅致的科學理論”。(注:喬治·薩頓:《科學的生命》,劉jùn@①jùn@①譯,商務印書館,1987,第38頁。)他批評舊人文主義者們“只是通過科學的物質成就來理解科學,卻不去思考科學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內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斷地從自然的內部提取出來的美”。(注: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陳恒六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第10頁。)薩頓的論述是有充分依據的。的確,古往今來在科學史上有許多科學家贊賞科學之美,從不同的角度論述科學美并被科學美所深深地吸引!開普勒深受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影響,堅信宇宙根本性的“數學的和諧”即所謂“天體的音樂”,是行星運動真實的可以發現的原因。(注:W.C.丹皮爾:《科學史》,李珩譯,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193頁。)在愛因斯坦看來,“從那些看來同直接可見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種復雜的現象中認識到它們的統一性,那是一種壯麗的感覺”。(注:《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許良英等譯,商務印書館,1979,第347-348頁。)正是這種“壯麗的感覺”,使科學家產生一種對“宇宙的宗教感情”,其表現形式是:“對自然規律的和諧所感到的狂喜的驚奇”。(注:《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許良英等譯,商務印書館,1976,第283頁。)狄拉克宣稱:“必須把簡單性原理改為數學美原理。研究工作者,在他致力用數學形式表示自然界時,主要應該追求數學美。他還應該把簡單性附屬于美而加以考慮。”(注:狄拉克:《數學和物理學的關系》,載《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1982年第2期,第13頁。)楊振寧高度贊美對稱性方法,他說:“當我們默默考慮一下這中間所包含的數學推理的優美性和它的美麗的完整性,并以此對比它的復雜的、深入的物理成果,我們就不能不深深感到對對稱定律的力量的欽佩”。(注:轉引自朱亞宗:《對稱性方法初探》,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984年第2期,第18頁。)可見,科學家們對美有其獨特的心靈體驗和追求。
  當然,應當看到,科學有所談論的美與藝術家所談論的美的確是有所區別的。畢竟,科學家面對的大多是理性世界,而藝術家面對的大多是感性世界。顯然,科學所體現的“簡單”、“對稱”、“和諧”、“統一”等等那種美,同藝術(例如,音樂、繪畫、詩歌等等)所展現的美是難以相提并論的;而科學家在攀登科學高峰時所享有的那種“壯麗的感覺”,與藝術家在藝術的百花園中培育藝術花朵時所具有的那種美的心靈體驗,也有很大的差別。因此,若將科學美等同于藝術美看來是不恰當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關于科學的審美價值及其人文價值的探討。
  科學作為一種人類特殊的審美活動,它的人文價值在于:第一,大大拓展了人們的審美空間。傳統意義上的美學往往只局限于探討感性世界的藝術美,而科學活動將對美的追尋延伸到了理性世界,并且人們的確在理性世界的最深處找到了那種“壯麗的感覺”,并感到“狂喜的驚奇”。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在追求真理的同時也在追求著美;科學家發現真理的過程同時也是發現美的過程。當然,這種美在日常生活和藝術生活中是難以感受到的,也許只有在攀登科學高峰的過程中,特別是登上某個高峰的那個時刻,人們才能深切地體驗到這種“深奧的美”。第二,給人的生命以自由、快慰和更深邃的意義。盡管科學美與藝術美在形式上或直觀上有很大差別,但是它們有著同樣的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那就是給人的心靈深處以自由和快慰。當然,藝術美給人的生命帶來更多的愉悅成分,而科學美則給人的生命注入了更深邃的意義。
  綜上所述,就人文意義或人文價值而言,科學完全可以同最為典型的人文文化——藝術相提并論,或者說科學與藝術具有同樣重要的人文價值。科學同藝術一樣,都是人類最富有創造性的活動;藝術用音樂、繪畫等語言抒發人的情感,而科學則用數學的語言表達人的思想;藝術有助于增進人的藝術修養,而科學有利于提高人的智力水平;藝術和科學都在追求著崇高的精神境界;藝術在不斷追求美和發現美,而科學在不斷追求和發現真理的同時也在不斷追求美和發現美,它們都給人的心靈深處以莫大的自由和快慰,使人變得更加純粹和高尚。因此,科學不僅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而且科學的人文價值與藝術的人文價值具有明顯的互補性。
自然辯證法研究京56~60,69B2科學技術哲學孟建偉19981998本文在研究薩頓的科學史觀和瓦托夫斯基的科學哲學觀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科學的人文價值問題。文章認為,如果將人文價值看作是與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密切相關的那種文化價值,那么,科學至少具有四種人文價值,即思想價值、智力價值、精神價值和審美價值;就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而言,科學完全可以同最為典型的人文文化——藝術相提并論;科學與藝術不僅具有同樣重要的人文價值,而且兩者是互補的。孟建偉,1955年生,北京市委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在職博士生。 郵編:北京100044 作者:自然辯證法研究京56~60,69B2科學技術哲學孟建偉19981998本文在研究薩頓的科學史觀和瓦托夫斯基的科學哲學觀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科學的人文價值問題。文章認為,如果將人文價值看作是與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密切相關的那種文化價值,那么,科學至少具有四種人文價值,即思想價值、智力價值、精神價值和審美價值;就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而言,科學完全可以同最為典型的人文文化——藝術相提并論;科學與藝術不僅具有同樣重要的人文價值,而且兩者是互補的。
2013-09-1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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