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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胡適五四時期的反“載道”——胡適對傳統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與發展
論胡適五四時期的反“載道”——胡適對傳統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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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73(2000)06-0009-05
  中國文學批評從傳統到現代,曾經歷了一個逐漸演化、變革的過程。在這個嬗變過程的自始至終,民族的特質或隱或顯,仍在實際上起著主宰的作用。但由于西方文化、西方文論、西方學術思想的滲入,使得中國文學批評的各個方面如文學觀念、文學理論、批評方法、批評模式乃至各種批評的輔助手段,均已呈現出與傳統迥然不同的形態,面貌已然為之一新。而在這個由舊向新、由傳統到現代的演變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先是晚清的梁啟超、王國維,而后才是“五·四”前后的陳獨秀、胡適。但最終促成其根本轉折,并為之自覺不自覺地作出種種努力,且較大地影響了整個現代中國文學批評進程的,則是后來居上的胡適。胡適對現代中國文學批評的影響,最為明顯的,體現在文學革命時,他“首舉義旗”對傳統文學觀念的沖擊,對現代文學觀念的建立,以及他在作出上述努力時,比之同時代人的似乎更為可取的對待傳統的比較客觀的態度。
  文學觀念的一代劇變,并非胡適一人之所能為,當是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們共同奮斗的結果。其中還有晚清文學改良派的一份功績。這是一般的常識也是歷史的實情。然而,當筆者為著切實地考察一番胡適為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轉變所做的一切時,卻出乎意料地發現,“五四”時許多予人以振聾發聵之感而今仍為人們所認可的文學觀念,尤其是那些最終“打倒古文學的武器”,如“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正宗”;“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引進西方悲劇的觀念,批評傳統大團圓的結局”;非“文以載道”,倡“言之有物”等等,最早竟都出自年輕的胡適!更出人意料的是,胡適所拿出的這些“武器”,目的本是為著“重新估定”傳統,但在具體言談中,卻不像人們以往所批評的一味地“否定傳統”,恰恰相反,其在提出新說時,對于傳統的文學觀念,還是能夠做到否定、變革與借鑒、發展兼顧并重的。無論其當時是有意或無意,自覺或不自覺,在“傳統”已經“聲名狼藉”(陳平原語)的特殊情境中,能夠這樣做,不僅是難能可貴,更為主要的,還為后來現代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昭示了應走的路徑。
  一、關于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
  “文以載道”是我們民族自古以來占主導地位的傳統文學觀念。一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幾乎可以相當于一部“文以載道”觀念的發展史:最早儒家的“興、觀、群、怨”和“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詩教說”中,便已濫觴有這種思想。以后,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厚道》、《征圣》、《宗經》等篇,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的名言對這一思想進行了提煉。唐時的韓愈、柳宗元更在此基礎上針對“前人纖巧堆朵之習”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明道”說。但“文以載道”一詞的出現是在北宋時。周敦頤的《通書·文辭》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此后,“文以載道”作為歷代正統文學觀念,牢固地占據了國人的心靈。
  “道”者何也?今人泛指思想體系、規律目的等。而古人之言“道”,各家的內涵并不相同。大多指儒家之道,也有指道家之道,還有指儒、道、釋混合之道,甚至指經國之方略大道。但無論其要說的是哪種道,歷史上,每次載道理論的提出,往往都帶有反形式主義、維護政治統治等色彩。而且就史實看,劉勰之前的理論批評,尚能辯證地看待文與道之關系,唐以后,逐漸向“載道”傾斜。故客觀地審視傳統觀念,其利其弊都相當明顯。一方面,古人反對為文而文,反對言之無物,講求內容與形式、人品與文品、道德與文章的完美結合,要求文學家的責任感、道義心。這方面,也就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優良的傳統。但另一方面,在反形式主義的同時,人們往往矯枉而過正,不適當地抬高了文學的地位,夸大了其功利作用。“文非有關世道不作”;文章當“傳先王之道,論圣人之言”;詩“必尊人倫日用”;“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當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可“經緯天地”、“救治人弊”等等,都是中國文人爛熟于心的古訓。不能說古人之言毫無道理。文學作為作家精神的產物,審美怡悅、消遣娛樂、熏染性情、拓寬視野是重要的功能,但教育引導之功利作用也不可否認。而后者,對于身處社會劇烈變革時的作家和一部分創作個性上偏重于道義審美的作家來說,可能會更為注重。即是說,從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看,我們應視文學為嚴肅的事業,并承認文學具有一定的社會功利作用。令人不滿的是古人委實過分抬舉了文學,且在有關文學本質的闡述上,對于文學的功利作用又加以了執其一端、不及其余的強調,以至于“在正統的古代文論中,政治功用就是文學的本質”[1](P75)。這就未免過于失當了。
  自命中庸的中國文人在文學本質問題上,為何竟會顯得如此極端、片面呢?這并非思想方法之失當,而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制約下,知識分子的生存條件及隨之滋生的依附意識使然。亙古以來,中國便是普遍的王權統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2](P549)身為臣子的知識分子即使職位再高也是帝王的子民。隋朝以降,科舉考試成了知識分子謀求出路的唯一途徑。知識分子通過科舉獲得功名利祿,功名利祿也造就了知識分子的依附意識。這種在王權政治、科舉制度下滋生的依附意識,使歷代文人大都心甘情愿地“食君之祿,為君分憂”,并在思想文化方面責無旁貸地為維護封建倫理道德和封建政治統治服務。在文學方面,則表現為夸大文學的作用,強調文學以載道為目的。歷代文人之所以如此地夸大文學的作用,與當時落后的農業經濟也有關系。因為,假如是在商業、航海業、農業并舉的實行民主制的古希臘城邦社會,或者是在商品經濟和各種傳播媒介比較發達的中國的今天,人們雖不會忽視文學,貶低文學,但也就會以比較正常的眼光來看待文學。可是在過去報紙、電臺、電視等媒介尚未出現的封閉的小農經濟社會里,人們賴以傳道的工具只有“文”(包括文章、詩歌、戲曲),于是,中國歷代文人近乎失衡地重視文學,夸大文學的作用尤其是功利作用,也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然而,這一來,弊端就極其明顯了。人們在抬高文學的同時,在實際上卻貶低了文學。“統治者視文學為政治附庸,文學家自己也大多傾心于為政治工具。”[1](P83)文學應有的獨立品格被削弱。尤其是到了明清兩代,明太祖創設的科舉考試時所作的八股文,專從儒家經典《四書》中出題,參試者“寫體會而代古圣賢立言”,更使這種載道思想變本加厲,“文學必包含圣賢之大道……不包含道義的,便不能算是文學”。[3](P153)正是在漫長歲月的發展中,這種思想也就年復一年,代復一代地沉淀下來,成為一種潛藏于中國文人意識深層的思維模式。而這種背離文學獨立品格,充當載道工具的思想和“文學為……”的思維模式,正是傳統“文以載道”觀念的要害所在。
  二、胡適等近現代先驅者群體對于“載道”觀念的反叛
  對傳統文學觀念的變革始于近代社會。鴉片戰爭前后,中華民族落后挨打的現狀,激發一批有志之士奮起挽救中華。在救亡圖存的實踐中,人們首先利用的武器是文學。于是,文學觀念的演變也隨之開始。雖然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理論家,還不可能對強大的正統文學觀念作出整體的審視,但西方進化論和西方美學思想的影響,更主要的是由于維新改良運動的迫切需要已促使其發生新變。要求文學貼近現實生活,以“今社會”為文學之本源,而不是“代古圣賢立言”;發揮文學的政治功利作用,為改良運動服務,而不是“事父”、“事君”,等等,已與千百年來代代相沿的以載道、維護封建道德為主的傳統文學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代表了這一時期的最高成就者,除了梁啟超先生,還有王國維先生。王氏《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雖無一字明指向“文以載道”,但對數千年來不容置疑的傳統文學觀的“載道”實質已產生懷疑:“‘自謂頗騰達,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負乎?‘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唐虞。’非韓退之之忠告乎?……如此者,世謂之大詩人矣!……所謂‘詩外尚有事在’……我國人之金科玉律也。嗚呼!美術之無獨立價值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托于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4](P243)其字里行間,對古代文人的依附意識,充當工具的思想觀念,表示了極其強烈的反感。只可惜“在當時是空谷靈音,孤聲絕響。不但無人共鳴,也無人了解”[5](P23)。
  對以“文以載道”為核心的傳統文學觀念的明確否定,發生在五四文學革命時,可以說,當時對于傳統的文學觀念,從“文以載道”的文學本質觀,到“貴族文學”的服務對象觀,直至“大團圓結局”的文學欣賞觀……無一例外地發起了沖擊。尤其是對于“文以載道”的批判,更是當時先驅者們“不謀而合”的舉措。其首舉義旗者便是胡適。1917年1月,當文學革命還未啟幕,胡適針對近百年來中國文學的種種弊病,提出文學改良的八項主張。首當其沖者,便是傳統的“文以載道”。其第一項“須言之有物”曰:“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一)情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二)思想……吾所謂‘思想’,兼蓋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6](P6)緊跟著,陳獨秀作為五四文學革命的發動者、胡適的聲援人,接踵發表了《文學革命論》,對“文以載道”也予以明確的否定。新文學運動就這樣在否定“文以載道”的凱歌聲中掀開了序幕。然而,在許多著作中,每當論及這一問題,我們卻幾乎看不到對于胡適的應有的評價。人們往往將包括反“載道”說在內的關于文學觀念、文學內容變革的成果歸功于陳獨秀,而對于相對偏重于形式變革的胡適在這方面的建樹則漠然視之。這實在是一個不應出現的忽略。
  誠然,對于“載道”觀念的“大張撻伐”,是五四先驅者們“不謀而合”的舉措;反“載道”中姿態最勇猛者,公論也不推胡適。然而,從現有資料看,胡適卻是明白否定“載道”說的第一人。在此之前,蔡元培編《文變》集并作《序》,論及“文以載道”時仍無否定意見;王國維雖發出了對于文人依附意識的強烈反感,其見解也極其深刻,卻無一字直指向“文以載道”。因此,假如不是泛泛而談,而是科學地尊重史籍的記載,那么,說胡適是我國近現代史上有文字可稽的明確否定“文以載道”的第一人,應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三、胡適反“載道”的思想成果及其給予我們的啟示
  要想準確評價胡適當年的貢獻,首先我們要對胡適同時代人反載道的成績有個大概的了解。
  海內外較早對五四的反載道鄭重評價的是香港學者司馬長風先生。其三卷本的《中國新文學史》的《導言》中有一節以“反載道始,以載道終”為題專論新文學史上先驅者們反載道的壯舉。文章的一些觀點及分析,筆者不敢茍同,但文章提到“自文學革命開始……那些披荊斬棘的先驅作家們,都一致的反對‘文以載道’的古文傳統。這本來非常正確,”可是,“對于‘文以載道’這件事了解不深透。他們只直覺的反對舊文學載孔孟之道”[5](P4)。其中,“對‘文以載道’這件事了解不深透”,“只直覺的反對舊文學載孔孟之道”一語,的確是見解高明,比較客觀地道出了文學革命初期先驅者們對“文以載道”這一傳統觀念的認識水平及當時反載道斗爭的大概情形。
  以當時最有影響力的言論來說,陳獨秀反載道的姿態大概再激烈不過。他先是在1917年初的《文學革命論》中批評韓愈“誤于‘文以載道’之謬見……與八股家之所謂‘代圣賢立言’,同一鼻孔出氣。”不久,在兩篇《通信》中,他又再三指出:“舊文學與舊倫理,本是一個家族,固不得去此失彼。”他還在《答曾毅書》中指出:“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道’實謂天經地義神圣不可非議之孔道,故文章家必依附天經以自矜重。”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他對舊文學舊倫理舊政治之間的關系認識非常深刻,在當時再無第二人可以比肩,但只是從反舊文學載舊倫理舊道德的角度去抨擊“文以載道”。到了1918年底,周作人作《平民文學》。這時的周作人,已無須像文學革命初期的陳獨秀那樣通過抨擊舊文學與舊倫理、舊政治的關系來講明文學革命的必要性。他所面對的,是反掉了載道的舊文學后,應創作什么樣的新文學。在這一方面,他為新文學的內容劃出了幾個標準:“我們不必記英雄豪杰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我們不必記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所謂愚忠愚教——殉節守貞,全不合理。”[7](P115)其反對“文以載道”自不言而喻。但也只是從新舊文學內容轉換的需要,“反對作為內容的‘道’”,對“文以載道”的認識并未深入一步。直到1921年-1922年,沈雁冰、鄭振鐸在提倡為人生的文學時,對“文以載道”的了解才稍稍有所深入。沈雁冰在《什么是文學》一文中說:“中國舊有的文學觀念不外乎(一)文以載道。(二)游戲態度兩種。”而“道義的文學界限,說得太狹隘了,他的弊病尤在把真實的文學丟棄,而把含有重義的非純文學當作文學作品;因此以前的文人往往把經史子集,都看作文學。”[3](P154)鄭振鐸也提出:“中國人的傳統文學觀卻是謬誤的……一派是主張‘文以載道’的,他們以為文非有關世道不作。”這樣的文學觀,會“使文學干枯失澤,使文學陷于教訓的桎梏中,使文學之樹不能充分長成。[8](P161)與初期陳、周不同的是,沈、鄭兩人已注意到“文以載道”的種種弊病:(1)“太狹隘”,把文學拘在道義的界限里,無法表現生活的豐富性。(2)把真正的文學丟棄,把載道的非純文學當文學。(3)影響了文學的發展。這些意見都是從藝術本體的角度來認識“文以載道”。與初期相比,已有所突破。然而這時已是胡、陳初倡反載道的五年后。
  總之,就傳統文學觀念向近現代演變的發展軌跡看,五四時期的先驅者們,能義無返顧地高擎起反載道的旗幟,鮮明地表示了對于“文以載道”為核心的傳統文學觀念的整體否定,的確比近代時期的梁啟超、王國維邁出了一大步,而且是極具歷史轉折意義的關鍵的一步。此外,在某些方面,對傳統文學觀念的分析批判,也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這一切都為我們今天的反載道,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但從總體情況看,五四時期的反載道,成績還是有限的。先驅者們對于“文以載道”說形成的歷史、原因及其違背文學的獨立品格,充當工具的思想實質的認識,不能說混沌一片,毫無意識,但的確還少人論及。因此,大致來說,初期基本停留在“只聽反舊文學載孔孟之道”的思想水平上,發展期有所突破,對“載道”觀念削弱文學獨立價值的弊病有所認識,但總體來說,對于“文以載道”這件事,了解還是“不深透”的。
  在這樣的歷史情狀中,胡適也就難以超越當時的歷史局限。當他“非古人的‘文以載道’之說”,認為“宜以……情與思二者”代之時,其關注的重點,是在文學所言之“物”——情與思即文學的內容,而不是“文以載道”觀念的實質。可見,胡適的反“載道”,其實并未超出五四初期先驅者們“反舊文學載孔孟之道”的整體思想水平。但比之同時代人,胡適確又有著獨特的建樹。首先,他敢于率先否定傳統的文學觀念,又能夠獨具慧眼地肯定與這一核心觀念有關的一些優良的傳統,如堅持“言之有物”,堅持“文學關乎世道人心”等。這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五四初期他的一些言論中。比如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他說:“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xiòng@①絕千古也。”[6](P7)在《留學日記》中,他寫道:“文學不當與人事全無關系。凡世界有永恒價值之文學,皆嘗有影響于世道之心也。”[9](P355)“我們以為文學是社會的生活的表示,故那些‘與社會無甚關系’的人,絕對的沒有造作文學的資格。”[10](P92)可見,對于自古以來中國文人所看重的文學關乎世道人心的功用特點,胡適是深以為然的。其次,胡適對于古人過分強調“文非有關世道人心不作”的片面性又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曾對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發”的理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文學之優劣,果在其能“濟用”與否乎?作為文詞者,果必有所諷乎?
  老杜之《石壕》、《羌村》諸作,美感具矣,而又能濟用。其律詩如“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則美感而已。
  作詩文者,能兼兩類,上也。
  白香山抹倒一切無所諷諭之詩,殊失之隘。[9](P171-174)
  由上可見,由于當時的歷史局限,胡適還無法對“文以載道”作出進一步的分析,但他對于文學的功用特點和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系的闡述,以及從中表現出來的他對傳統的某些合理內核的深刻領悟,卻能給我們以啟迪,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傳統的文學觀念。相比之下,同為先驅者的陳獨秀就不如胡適。他雖能一針見血地指出“載道”的本質離“八股家之所謂代圣賢立言者也不遠”[11](P127),他對于“載道”使文學“獨立存在之價值”被“破壞無余”[11](P127)的現象也有著類似靜安先生的深刻的認識,但在反“載道”時,卻連“言之有物”的傳統也不贊成,認為“言之有物”易“失文學本義”,有重蹈“言陳腐之物”陋習之可能,其理由是:“載道與否,有物與否,亦非文學根本作用存在與否之理由。”[11](P127)陳氏之言不能說毫無道理,但為反文學載孔孟之道,竟連“言之有物”的傳統也視為與“文學本義”格格不入的對立物,這種對于傳統的認識就缺乏全面辯證的眼光。
  有必要言明的是,筆者之所以注意到胡適在這方面的建樹,不單是由于他在同時代人中的特別表現,更主要的是因為海內外現代文學研究的某些偏頗。因為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當代的一些研究者反而遠遜于80多年前的胡適。比如說,有的研究者一說起反載道,就將與“文以載道”有關的一切,如文學的功利作用、作家與社會人生的關系、作家的責任感道義心等統統否定,理由是:文學“不應與任何功利打算混為一談”。于是在他的議論中,用文藝“改良社會”的魯迅和“為人生的文學”都有了“載道”的嫌疑。[5](P6)還有的研究者雖不否定文學的功利作用,但在分析20世紀文學功利觀的發生時,也不能從文學的本質去把握傳統功利觀中蘊含著的合理的內核,只是單純地從傳統的思維模式尋找根源。
  的確,對于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及文學充當工具的實質、“文學為……”的思維模式,我們是應當時刻警覺的,唯其如此,文學才不會成為政治的附庸,才能繁榮我們的文學事業。然而我們反“文以載道”,不等于要將與這一核心觀念有關的一切統統都否定。周作人曾說過一句精彩的話:“傳統之力是不可輕侮的。”[12](P128)其不可輕侮,原因固然很多,但最為關鍵的是因為傳統本身還有著許多符合民族審美要求、符合藝術本體規律和體現文學本質特征的合理的成分。
《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9~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鐘軍紅20012001“文以載道”是我們民族自古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反“載道”是我國近現代文學變革的重要內容。通過胡適與其他先驅者的比較可以看出胡適反“載道”的理論建樹及局限,進而探討了傳統“載道”觀的歷史形成及其在文學上的表現。胡適/“文以載道”/文學觀念HU Shi/the idea of literature/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to co-nvey Confucian dectrines收稿日期:2000-08-15On Hu Shi's Objection to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to ConveyConfucian Doctrines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Fourth MovementZhong Junhong(Deparment of Chinese,Guangdong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3)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to convey Confucian doctrines hasbecome the prominent literary idea of our nation since ancienttimes,while the objection to this theory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in this century.  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Hu Shi and other literary pion-eers,this paper shows the contribution and limitation of Hu'sobjection to this conventional idea,and also analyzes the for-mation of this theory in the traditional modes of thought aswell as its expression in literature objectively and reasonably.鐘軍紅(1951- ),女,海南海口人,廣東職業技術師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廣東職業技術師范學院 中文系,廣東 廣州,510633 作者:《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9~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鐘軍紅20012001“文以載道”是我們民族自古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反“載道”是我國近現代文學變革的重要內容。通過胡適與其他先驅者的比較可以看出胡適反“載道”的理論建樹及局限,進而探討了傳統“載道”觀的歷史形成及其在文學上的表現。胡適/“文以載道”/文學觀念HU Shi/the idea of literature/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to co-nvey Confucian dectrines收稿日期:2000-08-15
2013-09-1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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