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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路遙小說創作的心理機制
論路遙小說創作的心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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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時期我國整個作家群落中,陜西作家群確實以其獨特的文化資源和創作靈性在文壇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里,歷史主義的史詩意識,道德主義的生活追求和神秘主義的文化傾向在新時期許多作家的文學創作中都有著或隱或顯的普遍體現,這也許是源遠流長的古老、厚重、博大的周秦漢唐文化遺緒深深積淀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結構心理中的獨特方面之一吧。毫無疑問,誕生并生活在這片鐘靈土地上的作家,從建國以來的柳青、杜鵬程等到新時期的路遙、賈平凹、陳忠實等也無疑深受其影響。在他們身上,那種恢宏壯闊的詩學氣象和沉重壓抑的精神苦難在其天人相生相克的深厚文化哲學意蘊背后,顯示出一種張馳有度、伸縮自如的審美詩學機制。而具體在路遙身上,一方面,他確實顯示了這種追求真、善、美相互統一的共同價值觀;另一方面,在其緊緊圍繞中國城鄉二元對立社會結構的切入點上,又體現了自己獨特的心理和精神世界。
      (一)
  肖云儒曾這樣說:“我感到,糾纏在路遙心中的大痛苦主要是兩點:第一,歷史發展性的規律和個人文化心理、倫理感情之間的沖突痛苦著他。……第二是精神勞動所需要的漫長的孤獨和他強烈的參與意識之間的沖突造成的痛苦。”也就是說,“一個路遙要求在藝術的模擬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精神的自我。一個路遙則要求在社會實踐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現實的自我。”他說:“從另一個視角看,這兩種痛苦是戀土情結、戀美情結和戀史情結沖突的結果。這三者之間最后又是統一的。路遙以及他的鄉親父老只有經受文化斷乳的痛苦,才能踏上歷史的康莊大道,進入生活的新境界。這是對黃土地最深情的愛戀。戀土與戀史由是統一。職業固然使他的價值在歷史實踐活動中得不到實現,但通過審美創造,催化了這種歷史創造,在精神上參與了這種歷史創造,美的實現也就轉化為史的實現。戀美與戀史由是統一。”(注:肖云儒:《文始文終記路遙》,《延河》1993年第2期。)之所以不憚其煩地引述這段話, 是因為確實比較準確地抓住了在路遙身上精神的自我與現實的自我之間的巨大沖突,在我看來,正是這兩者之間巨大沖突才使路遙深陷在巨大的精神困境之中:在文學創作層面上,以愛情(愛情是真善美的一種象征)與制度之間構成沖突;在個體生命層面上,以感性與理性之間構成沖突;在人生哲學層面上,以歷史與倫理之間構成沖突。但從作家主體生命體驗上來說,這三個層面上的沖突所編織的巨大的精神困境正構成一種兩極張力:農村與城市、鄉土情結與現代意識、道德與歷史、奮斗精神與自虐傾向,正是作家意識到這種兩兩相對的二律背反一步步把自己推向內心世界裂變的極致。所以,他在巨大精神困境面前必須尋找精神突圍的契機,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從這種精神困境中超越出來以使自己的精神世界達到一種新的平衡,于是,一種具有濃厚宗教情緒意味的審美機制就得以形成了。
  我們知道,路遙是在深刻把握了中國城鄉二元對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基礎上,在文學創作中通過精心編織愛情的經緯,從而借以現代性倫理的敘事話語來表現個人奮斗者們的煉獄之痛和終極關懷。所以,在路遙心中,正因為他既無法消除這深刻繁復的巨大沖突,又必須超越這人生中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于是,他索性把文學創作、個體生命和人生哲學(信仰)由三元并立經審美心理機制轉換成三位一體。當然,這無疑是別無選擇的一種最后選擇和精神升華,但這并不是說路遙已經解決了那巨大的精神困境;而是恰好相反,他用這種方式實際上只是走出了問題解決的第一步,而正是他邁開的這第一步,又使他必須傾付全力的代價才有可能使他達到另一個起點:這就是,他把個體生命的所有體驗、感受和認識都投入在文學創作的沖動之中,借此塑造和建構那真正的人生哲學(信仰),在他看來,這時的個體生命體驗在文學創作中的投入程度和對人生哲學(信仰)的終極追求是成正比的,生命投入越大、體驗越真、對人生哲學(信仰)所關涉的倫理道德即對善的要求就越能可靠地獲得,從而就越能獲得美感上的人性共鳴。
  那么,得以使路遙企圖擺脫巨大精神困境的審美機制是什么?一般而言,每個作家都有其獨特的審美心理,但由此作為一種機制存在于作家的觀念中,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一些作家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學創作、個體體驗與人生哲學(信仰)等基本是作為一種意義單元而存在,盡管這并不排除它們有時候被作家分別從其他角度加以綜合的考慮。所以,有的作家先有了人生經驗才進行創作而有的作家則為了創作才經驗人生。但無論怎樣,他們都是通過從感性與理性的方式去加深對文學創作的深刻理解。路遙則不一樣,他是把個體體驗和文學創作完全合一的。體驗即是創作,創作即是體驗,個人體驗和人生哲學有多深,文學創作也有多深。這里,異同點還是昭然的:有些作家只有在置身于文學創作活動時,這三種因素才在剎那的藝術靈感中達到了完全合一,此前,他們還各自保有其清醒的分辨力和獨立存在界限。而路遙則從投身文學活動開始,他就把三者視為一體,把生命和人生就典押給了文學。那么,不論是哪種情況,在作家審美心理中,又是如何實現三位一體的神奇遇合呢?大致說來,無論作家個體審美心理多么復雜,從其內在的方面區分主要有感性和理性兩種,從其與外在現實世界的關系來看,則主要有主觀的和客觀的區分。而由此在形成審美心理機制方面:有的作家內在與外在相一致,即或為主觀感性的或為客觀理性的兩種類型;有的作家則是矛盾的,即或為主觀理性的或為客觀感性的兩種類型。前兩種作家審美心理和文學創作是一致的;后兩種的審美心理和創作是沖突的。從路遙審美心理機制的構成來看,他無疑是屬于主觀理性這一類的。現代主義的作家一般都屬于主觀理性這一類,但是,他們的審美心理機制的形成本身就是對以城市為象征的現代文明為主體的關于現代化諸種負面影響的批判為基礎的;而路遙則與此卻明顯不同。路遙顯然意識到現代文明的進步性,但站在中國城鄉二元對立社會結構基礎之上,他從理性立場上對現代文明給予理性承諾,即顯然肯定其歷史進步性,但從情感上仍皈依鄉土;同時,由于個體生命體驗、文學創作和人生哲學的合一性,使他對那種現代主義的抽象理性和變形符號缺乏認同感,而代之以尋找具體的理性現象來體現其生命存在形式。于是,他的現實激情充滿了藝術想象,成為自己生命形式的精神漫游,藝術創作反倒成為其現實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這一意義上,路遙的現實激情和理性智慧所形成的審美機制得以使他從精神困境中部分地解脫出來。這就是路遙更加自覺地以非理性的生命激情自覺構筑起了現實主義的文學豐碑。
      (二)
  路遙曾說:“我在構思時有這樣的習慣:把對比強烈的放在一起,形成一種反差”。(注:《路遙文集》第2卷,陜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452頁。)這種反差包括主題、人物、情節、結構等各方面。 我認為,路遙這種奇特的色彩強烈的對比不僅體現在構思上,而且也體現在審美心理機制上,這就是在現實激情和理性智慧之間構成一種巨大的兩極張力。這種張力一旦被投射到文學創作活動中,使作家的身心經受著煉獄般的痛苦,但作家并不是由生命痛苦而失去理性智慧,對路遙來說,深度人生中的生命越痛苦,理性智慧就使他越加清醒。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中曾真實地表達了這一審美心理特征。他說:“毫無疑問,這又是一次挑戰。是個人向群體挑戰。而這種挑戰的意識實際上一直貫穿于我的整個創作活動中,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是這樣,《在困難的日子里》也是這樣,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種十分清醒的狀態下挑戰。”(注:《路遙文集》第2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頁。)所以, 在路遙的個體生命所經驗的人生世界中,從他的審美心理機制特征出發,在他的外在社會行為所體現的現實激情方面由三種單元構成即奮斗精神、宗教情緒、苦難意識,與此相對立在他的內在心靈活動中所伴隨的理性智慧則有孤獨感、堅毅固執和禁欲自虐。正是在作家身上、在內外兩極張力共構的審美心理機制的基礎上,路遙達到了精神突圍的最高峰。
  在路遙的童年及青少年時期,饑餓、貧寒、卑微使他刻骨銘心,并深深烙在了他無限幽遠深邃的記憶之旅。所以,他發誓要走出農村,要走出父輩們的生活困境,要通過自我奮斗改變自己的生活道路。“活下去,就別想指靠別人,一切都得靠自己。”(注:《路遙文集》第2 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頁。)正是這種強烈而特定的個人奮斗心理,不僅生動體現在作家身上,也體現在作品主人公身上。因而,無論《在困難的日子里》、《人生》,還是《平凡的世界》那種夢魘般的現實生活場景所再現出來的逼真猶如一組組浮雕一樣鐫刻在對那個時代曾有過痛切記憶的讀者身上。但這并不是作者所要致力尋找的終極意義,而是在這刻骨鏤心的“吃飯哲學”背后,人們也不難讀到那種“物質上的矮子,精神上的巨人”這一唯一能夠支撐作家自我奮斗的根源所在。然而,當一個人過于早熟并超越同齡人而離開群體生存視野來尋覓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時候,他因為缺乏志同道和的奮斗者而陷入于一種巨大的孤獨之中,所以在路遙內在的心理世界中,他可能確實比別人更真切地體驗過“世界上最孤獨的人也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這句話的真實含義和價值。“情緒上的大歡樂和大悲痛往往都在孤獨中產生。孤獨中,思維可以不依照邏輯進行。孤獨更多地產生人生的詩情——激昂的和傷感傷痛的激情。孤獨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遙遠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對自己或環境作更透徹的認識和檢討。”“當然,孤獨常常叫人感到無以名狀的憂傷。而這憂傷有時又是很美麗的,我喜歡孤獨,但我也懼怕孤獨。”(注:《路遙文集》第2卷,陜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53頁。)可以說,這是路遙在個人奮斗精神支配下一種最清醒的道白。他對“孤獨”的這種“美麗”而又“懼怕”的審美心理感受,其實也正是他對個人奮斗所寄予的成功或失敗的“事功”心理反映。因成功,是美麗的孤獨,可能失敗,他又憂懼于孤獨的包圍。因而,在個人奮斗精神之上,他具有一種濃厚的宗教性情緒。
  路遙宗教情緒的彌漫自然有地域文化中那種神秘主義文化傾向的影響,但更多地來自于他在重重艱難中對自己所走過的曲折道路寄予一種可能成功的極大向往。所以,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時,對在二十歲左右“很可能在故鄉寂靜的山間小路上行走的時候,或者在小縣城河邊面對悠悠流水靜思默想的時候”所萌生的一定在四十歲之前要干一件大事的念頭,視為“命運之神的暗示”;在準備創作之前對故鄉毛烏素大沙漠那種“充滿虔誠的感想”和“接受精神沐浴”的神圣“朝拜”;在創作過程中他那種類似于舉行“神圣的宗教儀式”而像宗教徒那樣“艱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這種宗教情緒式的創作行為,在他的心理上就表現出極端地堅毅和固執。”(注:《路遙文集》第2卷,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見第5-6、8-9、44、396頁。)在他看來, 正是這種宗教情緒和堅毅固執能夠保證他獲得更加美麗的孤獨,走上個人奮斗的成功之路。所以,他理所當然視承受苦難和“刻意受苦受罪”正是考驗一個擁有宗教情緒的個人奮斗者所必須面對的原罪和災難,只有在原罪和種種災難面前,他才能說明自己孤獨的價值、固執的根由,也從而使作家更多地帶來某種畸形的殉難沖動和自虐傾向。
  在路遙并不算多的創作隨筆中,和一些與路遙曾密切相處的人所寫的諸多評論和回憶文章中,我們看到在路遙身上,有許多非尋常作家所具有的奇異的精神現象。據李沙鈴在《無愧人生和世界》中說到路遙曾在一次地方作家會議上有一段極為精彩的演說,他說:“說到底,作家就是自己在對自己開槍,自己在打自己,只有戰勝自己,作品才能步入‘大音稀聲’之境……”(注:李沙鈴:《無愧人生和世界》,《延河》1993年第2期。 )一位現代思想者汪暉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一個最終了解寫作過程是一個自己反對自己的過程的人,才能體會到寫作如同命運一樣的含義。”(注:汪暉:《〈我不能相信自己—余華隨筆選〉序》,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7頁。)兩相比較, 路遙思想的深刻警拔更令人產生一種心靈的顫怵。路遙對生活苦難的理解甚至達到了一種病態的崇拜。因此,當他以忍受苦難的方式換得外在行為的現實激情與內在心理的理性智慧以審美張力對立兩極的最大平衡的時候,他覺得忍受苦難并不算什么;相反,在他身上忍受苦難和制造苦難的沖動一樣強烈。在創作《平凡的世界》的時候,一方面他多次表達了為完成這一文學工程而愿“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注:《路遙文集》第2卷,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頁。)“我將要進行的其實是一次命運的‘賭博’。(也許這個詞不恰當),而賭注則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注:《路遙文集》第2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頁。)為了“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樁宿愿”(注:《路遙文集》第2卷,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頁。),“你要么超越這個極限,要么你將猝然倒下。”(注:《路遙文集》第2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45頁。)另一方面,一旦他接受了命運的挑戰,反倒從精神上“獲得了大解脫,大寧靜,如同修行的教徒絕斷紅塵告別溫暖的家園,開始餐風飲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注:《路遙文集》第2卷,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頁。)。因而他“有一種急不可待投入災難的沖動”。并且在文學創作中以一種清教徒的方式,“要排斥舒適,要斬斷溫柔,只有在暴風雨中才可能有豪邁的飛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彈撥出絕響。”(注:《路遙文集》第2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頁。)請注意,正是在這里,在苦難意識背后,作家已有了一種殉難沖動。在這一點上,有兩位作家對他影響很大:一位是杜鵬程,一位是柳青。路遙在《杜鵬程:燃燒的烈火》中坦率地說:“他的(指杜鵬程——引者注)自我折磨式的偉大勞動精神,都曾強烈地影響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過他,默默地學習過他。現在,我也默默地感謝他。在創作氣質和勞動態度方面,我和他有許多相似之處。當他晚年重病纏身的時候,我每次看見他,就不由想到了自己的未來。我感到,他現在的狀況也就是我未來的寫照。這是青壯年時拼命工作所導致的自然結果。但是,對某一種人來說,他一旦獻身于某種事業,就不會顧及自己所付出的代價。這是永遠無悔的犧牲。”(注:《路遙文集》第2 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頁。 )他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還針對自己為拼力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時告誡自己:“如果不抓住命運所賜予的這個機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轍。這就是真正的悲劇,永遠的悲劇。”(注:《路遙文集》第2卷,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5頁。)只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路遙他那獻身于某種事業的永無追悔的犧牲精神和自我折磨式的偉大勞動精神,這構成了一個作家獨具魅力的存在方式。
      (三)
  由此,從作家審美的心理機制的形成看,路遙的人生軌跡本身所構成的正是建國以來的一部個人精神變遷史,他的這種以個人奮斗意識為核心的精神現象,無疑成為那個時代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本身所規定的歷史發展軌跡的一種注腳。確實,正像這種制度自身所曾具有的合理性那樣,任何一種個體乃至有限群體的現實突破還并不能證明這種合理性已經喪失。但是,這種企圖取得現實突破的行為意識本身,又恰好代表了一種企圖突破定式的變式趨向。這從作家審美心理機制兩極構成的現實激情和理性智慧所分別包含的內外兩方面即心理和行為單元構成就能證明。然而,從作家的審美心理機制的結構——功能角度出發,作家的這種心理和行為的單元構成只有投射在具體的文學創作中,讓讀者在充分地進入文學閱讀接受過程中,方能領略到作家的“心靈詩史”和“行為詩史”的復合性和完整性。但是問題恰好在于,當作家把文學創作、個體體驗和人生哲學(信仰)通過審美心理機制的兩極張力由三元并立轉化為三位一體時,只解決了作家自身生命體驗和人生哲學的問題,而作家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卻在兩極張力中本來為達到一體化所不得不選擇的敘事經緯,因為與其人生哲學外化的社會行為必須構成一種相反的作用力,才能加強與作家的人生哲學(信仰)和個體心理體驗的完全合一。所以,為了顯示作家的個人奮斗精神,他不得不選擇宏大的社會生活場面借以襯托個人奮斗力量的存在,顯示其真實性;為了展示作家的宗教情緒式的熱情,他不得不以客觀立場來顯示中立性的價值訴求,以其節制來表現傾向性;為了陳述作家苦難意識的典型性,他不得不以建功立業的“豐功偉績”來顯示承受苦難的同時所獲得人定勝天的蓬勃生命。但是,真正悲劇的是,作家企圖通過文學創作達到精神突圍的新一輪困境就接踵而來了。
  在路遙的小說創作中,作家總是將其在現實激情支配下的主人公設計成一種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只有這樣,他才能在對宏大的生活場面,價值中立的客觀立場和敢于迎受苦難命運的樂觀精神的冷靜敘述中達到與作家的審美心理機制相契合的目的。但這種達到深度人生后所獲得的理性智慧卻是一柄“殺手锏”,智慧即痛苦,越智慧,越痛苦;越痛苦,越清醒。正是這種悖謬,使路遙在文學創作中又不斷地回過頭反觀自身,從而將自己心理行為世界的真實內涵在“超我”的監督下實現了層層過濾,這又正是他審美心理機制兩極張力不可調合的一面。比如在他的小說中有許多關于“兩小無猜”的溫馨的情愛描寫,這不過是對他童年及青少年時期苦難生活的一種過濾;比如在許多小說中,還有關于“雨雪”的描寫,而洪水的泛濫也成為他使主人公命運逆轉的關鍵,這實際上是他自幼年起對陜北干旱氣候的一種憂懼的反映;比如他關于愛情婚姻模式中城市女性與農村男性這種類型的藝術編織中,女性總是比男性在家庭地位、知識等背景方面有無與倫比的“來頭”,這種巨大的反差實際上也表現了作家在城鄉二元對立社會結構中的一種希望突破現實生活的曲折的“向往”和“焦慮”的反映。正是這種受壓抑的“無意識”在作家童年苦難生活和青少年時期立志自我奮斗所深深鐫刻的心理印痕,使路遙在自我奮斗中總有一種如履薄冰或苦苦等待的心理痛苦和焦慮,這幾乎使他和高加林、孫少平等曾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使他隨時有可能面臨像他們那樣不得不再次回到農村的悲劇性命運。所以,如果說《人生》是路遙自身人生愿望在得以滿足后“后怕式”的一種心理回顧的話,《平凡的世界》則是他將這種“后怕式”的心理回顧轉化成“積極地尋找前景”的“前瞻式”后怕心理的一種正當釋放。于是,他真正精神狀態的心理感受如伴隨著個人奮斗而產生的孤獨、固執、禁欲、壓抑、焦慮等因素進入不了他的理性智慧的視野,正像他的理性智慧只能容納與個人奮斗者相伴隨的另一種心理感受如向上、樂觀、正義、剛毅、甚至滿足等一樣。
  總之,在路遙個體生命現實激情的浪漫化和理想化面前,我們卻發現在作家的文學創作中的理性智慧表現出極端的冷靜和現實。當他的現實激情高揚到極致時,卻在文學創作中以出奇冷靜的筆調揭示出那激情下面平凡乃至卑瑣的一面;而當他的智性人格一旦落入低谷時,作家又通過理想化的筆調來彌補著主人公精神人格的缺損和想象性前提的喪失。所以,在他的藝術活動中,我們總看到他在作為一個“凡人”像神性英雄那樣對自己所開拓出的這條個人奮斗之路是那樣艱辛而輝煌表示著欣賞;而另一方面,他又用一種神性英雄夢幻式的回顧把自己曾作為一個“凡人”在實際生活背后所孕育的失敗意義和挫折感卻毫無猶豫地忽略不提了。所以,他把希望留給文學,把絕望留給自己。在這一意義上,路遙的生命似乎是用人定勝天的樂感文化注定要跟自己的生命極限進行一場極富命運暗示意味的馬拉松式長跑,這個跑道就是用文學鋪就的。當他加速度地似乎已看到勝利的曙光時,他預感到最終的勝利者卻是以自己過早地倒在文學的萬里征途中而告終。這正是如路遙所說:這是“悲劇,一場悲劇”,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作家個體自然生命的悲劇,卻是作家個體精神生命一次真正的凱旋。
  收稿日期:1999年12月30日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107~11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占彪20002000在路遙的小說創作中,現實激情與理性智慧之間兩極共構的張力和平衡是其小說創作審美心理機制的核心所在。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路遙把文學創作、生命體驗和人生哲學三元并立的意義單元經審美心理機制轉換為三位一體的神奇遇合,從而使其外在社會行為和內在心靈活動在文學創作中既表現出高度和諧的平衡,又產生出與眾不同的張力:即一方面個體生命體驗在文學創作中的投入程度和對人生哲學(信仰)的終極追求是成正比的,生命投入越大、體驗越真、對人生哲學(信仰)所關涉的倫理道德即對善的要求就越能可靠地獲得,從而越能獲得美感上的人性共鳴;另一方面,在現實人生中充分體驗浪漫情懷,在文學創作中卻表現出一種冷靜超脫;在現實生活的心靈世界里,他是一位詩人,而在文學創作的人生實踐中,卻是一位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路遙的悲劇是其個體自然生命的悲劇,卻是作家個體精神生命一次真正的凱旋。路遙/審美心理/詩學機制陳占彪,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上海 200062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107~11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占彪20002000在路遙的小說創作中,現實激情與理性智慧之間兩極共構的張力和平衡是其小說創作審美心理機制的核心所在。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路遙把文學創作、生命體驗和人生哲學三元并立的意義單元經審美心理機制轉換為三位一體的神奇遇合,從而使其外在社會行為和內在心靈活動在文學創作中既表現出高度和諧的平衡,又產生出與眾不同的張力:即一方面個體生命體驗在文學創作中的投入程度和對人生哲學(信仰)的終極追求是成正比的,生命投入越大、體驗越真、對人生哲學(信仰)所關涉的倫理道德即對善的要求就越能可靠地獲得,從而越能獲得美感上的人性共鳴;另一方面,在現實人生中充分體驗浪漫情懷,在文學創作中卻表現出一種冷靜超脫;在現實生活的心靈世界里,他是一位詩人,而在文學創作的人生實踐中,卻是一位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路遙的悲劇是其個體自然生命的悲劇,卻是作家個體精神生命一次真正的凱旋。路遙/審美心理/詩學機制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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