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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郭沫若的城市意識與城市詩(上)
論郭沫若的城市意識與城市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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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I20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019(2002)03-0042-08
  20世紀20年代中期,魯迅向國人介紹俄國現代“都會詩人”勃洛克詩歌的美學特色時說:“他之為都會詩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詩底幻想的眼,照見都會中的日常生活,將那朦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將精氣吹入所描寫的事象里,使它蘇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塵囂的市街中,發見詩歌的要素。”[1]他并且這樣呼喚中國現代城市詩的產生:“中國沒有這樣的都會詩人。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1]到了30年代,以《現代》雜志為中心的現代派詩人,開始介紹表現現代機械文明的美國現代“城市詩人”的創作。他們說,卡爾·桑德堡(C.sandberg)的《芝加哥》等詩,能夠以新的題材,新的字匯,新的技巧,表現出“城市的卑俗與復雜”,“憤怒的申斥與痛快的咒罵”。[2]現代詩的倡導者施蟄存更明確主張,中國現代詩歌要表現現代人的“現代生活”與“現代情緒”,所謂“現代生活”,就包含著“匯集著大船舶的港灣,轟響著噪音的工廠,深入地下的礦坑,奏著Jazz樂的舞場,摩天樓的百貨店……”,這些生活給予人們的情感,與“上代人”從他們生活中得到的情感是不相同的。[3]在詩人孫大雨、朱湘、李金發、艾青、卞之琳、徐遲、路易士、李心若、陳江帆、錢君等人的努力下,現代“城市詩”的探索和嘗試成為一種藝術創造的自覺,并顯示了自己的創作實績。當時的詩歌批評者就曾這樣說,美國意象派詩“不描寫都市和機器”,而30年代現代派詩人,“主要寫新的題材——前此為詩人所不屑注意的事物,他們用來當題材。這一點擴大了詩的天地,是這派詩人對于詩的貢獻”。[4]
  描寫現代都會生活和物質文明的城市詩,是20世紀新詩發展中現代性趨向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我們不局限于美國“芝加哥派”城市詩的影響為考察對象,就會看到,中國新詩的城市詩的早期形態,在“五四”時期就已經在一些留學生詩歌中存在了。郭沫若主要寫于日本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詩歌創作中,在這個方面的實踐,可以視為中國現代城市詩先驅性的探索和嘗試。
   郭沫若的城市詩意識的形成
  城市詩意識,即注重在現代城市中崛起的科學發展與物質文明的現代意識。金克木193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在論述30年代城市詩為人們提供了怎樣“新的感覺”的時候,認為這種“新的感覺”,“最可以用物觀來解說的”。他這里所謂的“物觀”,就是“新的機械文明,新的都市,新的享樂,新的受苦,都明擺在我們的面前,而這些新東 西的共同特點便是在強烈的刺激我們的感覺”;在詩的表現上,則“廢棄舊有的詞面, 代替從來未見過的新奇字眼,用急促的節拍來表示都市的狂亂不安,用纖微難以捉摸的 連系(外形上便是奇特用法的形容詞和動詞和組句式樣)來表現都市中神經衰弱者的敏銳 的感覺”。[5]在勃發著青春與創造氣息的“五四”時代,這種“物觀”,即“新的機 械文明,新的都市,新的享樂,新的受苦”的諸多物象,進入郭沫若詩歌創作視野,刺 激他詩的“敏銳的感覺”的時候,給他帶來的,主要不是“表現都市中追求刺激的病態 ”,[6]卻是一種現代城市文明意識的接受,認同,新鮮感,與這種“物觀”和自我精 神追求契合時所帶來的創造的興奮。
  曾與郭沫若同時在日本九州留學的張資平,于《女神》出版后不久發表的評論文章中引述好友沈敦輝的評價說,“《女神》是新詩界創作中的杰作,能使一般不飽和的新詩人自慚形穢。”[6]這是因為,《女神》所表現的時代精神內容,不僅僅包含了對于自然美的歌頌所洋溢的泛神論思想光輝,更包含了對于現代科學與物質文明發展所帶來“動”的精神的禮贊以及由這種禮贊所體現的鮮明的現代城市意識。在30年代,評論家已經指出了這一點:遠在日本的青年詩人郭沫若,“并不是‘五四’運動的直接担當者,當時,他是生活在日本的博多灣上,正因為這種關系,他更直接地接觸著20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因此,他在自己的詩中,不僅奏出了“大自然的Symphony(交響曲)”,也奏出了“黎明期高速度的前奏曲”;這里有“大都市的萬籟共鳴的Symphony,有物質文明的禮贊,有原始世界的憧憬,有托爾斯泰的禮贊,又有××的禮贊,有近代的形象(汽車,X光,energy等),又有神話傳說的形象(鳳凰,女神,Apollo Poseidon)”。[7]這種“大都市的交響曲”的特征,正是郭沫若詩歌中擁有的城市意識的體現。聞一多在他那篇評論《女神》的著名文章中,更進一步揭示了這種新鮮的城市意識背后所隱藏的20世紀特有的“動”的“時代精神”。他這樣說,《女神》不獨在藝術上“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20世紀底時代的精神”;“20世紀是個動的世紀”,“恐怕沒有別的東西比火車底飛跑同輪船的鼓進……再能叫出郭君心里那壓不平的活動之欲罷?”“這種動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業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細胞核。郭沫若底這種精神特質使他根本上異于我國往古之詩人”。[8]需要探討的是:《女神》作者的這種城市意識是怎樣獲得的呢?
  略微考察郭沫若“五四”時期的詩歌創作和經歷,我們可以這樣概括地說,富有求新精神的獨異的個性,日本現代的都市生活,近代科學思想的洗禮,美國民主詩人惠特曼城市詩的影響和接受,這些綜合的因素,在郭沫若“動”的精神特質與城市意識的形成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郭沫若自幼具有一種接受新鮮事物的敏感和好奇心。在嘉定(樂山)中學讀書的時候,他就非常不滿意于那里的教學的陳腐、落后和令他討厭的“煩悶生活”。“我在這時候只想離開故鄉,近則想跑成都,遠則想跑北京、上海,更遠則想跑日本或美國。”[9]在離開閉塞的四川,前往天津,參加投考陸軍軍醫學校復試的途中,他在一封家信里這樣寫道:“奇駭欲狂,夜渡黃河橋,長19里,山懸電燈,下映河水,光明四燦,黃白相間,水聲風聲,助人快意。”[10]從這里可以窺見郭沫若對于現代事物的敏銳和向往都市生活情境的迫切心理。來到福岡學醫的生活和都市環境,給郭沫若很深的影響。福岡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島的中心都市。西端為福岡市,東端為博多市。博多市東的盡頭,有一帶沿海的松林,稱“千代松原”,又稱為“十里松原”。松原中,離大學后門不遠處,有一座大的神社,叫箱崎神社。郭沫若到福岡后,就住在離大學后門不遠的一家與當鋪相當的規模很小的“質屋”內。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面,社前的甬道通向海濱的地方,展開了一片銀白的沙原。臨海處西側,有水族館和筑港事務所;東側有一座族館,是城堡般的西式建筑,名叫抱洋閣。據郭沫若自己說,“自歐戰開始以來,西歐的資本家因受戰事的影響一時遭了挫折,日本的資本主義便乘這個機會勃發了起來。那時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財政上采取積極政策的政友會的原敬內閣,對于產業熱特別加以煽揚,于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種各樣的小規模的工廠。”[9]在這里,他感受到現代都市生活的脈搏、節奏、氣氛和意象,接受日本社會現代物質文明生活的熏陶。他敘述自己與田漢一起參觀工業博覽會的情景:“福岡市中近正開著工業博覽會,分為第一第二兩會場。第二會場在西公園附近。出公園后先入第二會場觀覽”;“我們游了第二會場之后,又去游了第一會場。天色已經晚了。壽昌是坐八點二十分鐘的車回東京去的。
  我今后不專做讀書的工夫,我要多做做人的工夫了。
  我要把從前靜的生活,改成動的生活。
  這是留在我腦筋里的壽昌兄底最后一句話”。[11]很顯然,城市生活所擁有的現代工業文明,先進的科學成果,蓬勃向上的生活現象,正在浸潤著和改變著郭沫若的人生態度與精神追求。他贊同并向友人表述的這種由“靜”的生活向“動”的生活轉變的欲求,主要刺激的根源,就來自現代城市生活所表現的“近代文明一切事業之母”的“動的本能”。
  郭沫若在學醫的過程中,深深吸吮了西方現代科學的精神。在九州學習期間,他就積極弘揚科學精神,告訴自己友人,“我們現在正在組織一個‘醫學同志會’”,目的是為了打破和改造中國“不合理的舊醫學”的“迷信舊觀念”,“闡明”、“宣傳”和“普及”現代西方“新醫學底精神”。[11]稍后在給宗白華的信中,他討論東西文化精神對比時說:“我們既贊揚希臘文明,同時又不能忘情于我國固有的傳統,則科學文明當然不能加以蔑視”,“我輩肯定人生,則當于積極進取的動態中以求生之充實。我國固有的傳統精神亦正示授我們一個生活的指標,從希臘文明遞演出的科學精神亦正是我輩青年所當深深吸吮而以自為營養的一種資料。科學雖不是充實人生的一個全圓,但它是這個全圓的一扇重要的弧面”;他決心一方面要“喚醒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吸吮歐西的純粹科學的甘乳”,“我們要在我們這個新時代里制造一個普遍的明了的意識:我們要乘著個動的進取的同時是超然物外的堅決精神,一直向真理猛進!”[10]郭沫若生存的環境使他自覺接受西方現代科學精神的洗禮,自然也孕育了他在《女神》中對于物質文明贊美的情愫。他的以“動”的精神為特征的城市意識的形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聞一多批評說,“《女神》中底西洋的事物名詞處處都是,數都不知從那里數起,《鳳凰涅pán@①》底鳳凰是天方國底‘菲尼克司’,并非中華的鳳凰。詩人觀畫觀的是Millet底Shepherdess,贊像贊的是Beethoven底像。他所羨慕的工人是炭坑里的工人,不是人力車夫。他聽到雞聲,不想著笙簧底律呂而想著orchestra底音樂。地球底自轉公轉,在他看來,‘就好像一個跳舞著的女郎’。太陽又‘同那月桂冠兒一樣’。他的心思分馳時,他又‘好像個受著桀刑的耶穌’。他又說他的胸中像個黑奴。當然《女神》產生的時候,作者是在一個盲從歐化的日本,他的環境當然差不多是西洋的環境,而且他讀的書又是西洋的書;無怪他所見聞,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東西。”[8]這些批評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是現實生活的環境鑄造了郭沫若的城市意識。鄭伯奇當時評論《女神》的作者時就說:“他既然立足現實,便不能不贊美科學,贊美物質文明。他向地球說:
  我羨慕的是你的寵子,那炭坑里的工人,他們是全人類的Prometheus
  ——《地球,我的母親!》
  他又對輪船叫道:“哦哦,20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的嚴母呀!”
  ——《筆立山頭展望》
  他這種思想,在近代人心中都有的。”[12]所謂“近代人心中”的“思想”,就是 “贊美科學,贊美物質文明”的現代城市意識。
  同一篇文章中,鄭伯奇談到郭沫若擁有的這種“近代人”的“思想”時候又接著說:“他受恢鐵莽的影響正有不少。”這幾乎是論述《女神》作者與西方藝術接受關系的 一個共識。問題在于,過去人們很少從城市意識的角度來看待這種“影響”。民主詩人 惠特曼的《草葉集》,寫于美國資本主義初期和資本主義成熟期,其中不僅洋溢著一個 “不受法律保護的叛逆者”的民主、平等和人道主義的精神,同時也充滿著贊美現代工 業文明與一切新鮮事物的城市意識。他聲言:“我也歌唱著一個新的世界”,“我要寫 出物質的詩歌,因為我認為它們正是最有精神意義的詩歌”。在他的這首詩里,我們可 以聽到這樣明亮的歌唱:
  看哪,在我的詩歌里面,無數的大汽船正冒著煙,
  看哪,在我的詩歌里,僑民正不斷地來到這里上岸,
  看哪,在后面,土人的小屋,走道,獵人的茅舍,平底船,玉蜀黍葉,開墾的土地,土墻,森林后面的小村莊,
  看哪,一邊是西海岸,另一邊是東海岸,它們如何在我的詩歌中起伏著如同在自己的海洋上起伏一樣,
  看哪,在我的詩歌里面的牧場和森林,——,看哪,獷悍和馴服的動物,看哪,在卡瓦那邊,無數的野牛在草地上吃草,
  看哪,在我的詩歌里面,廣大的內陸的城池和土地,有著寬整的道路和鋼鐵和石頭的建筑,不斷的車輛和貿易,
  看哪,有著許多金屬滾筒的蒸汽印刷機——看哪,橫穿大陸的電報機,
  看哪,在大西洋的深處,美洲的脈搏通到了歐洲,歐洲的脈搏也通過來,
  看哪,強健而迅速的火車頭,它在前進的時候,喘息著,鳴叫著汽笛,
  看哪,農人在耕田,——看哪,礦工在開礦,——看哪,這無數的工廠,
  看哪,機器師在車床上忙著制造器具,看哪!在他們之中出現了穿工人服裝的更卓越 的法官,學者,和大總統。
  看哪,徜徉于各州的商店和田野,我日夜都被喜愛著,親近著,在這里聽著我的詩歌的大聲回響,——讀著最后來到的指示吧。
  ——《從巴門諾克開始》[13]
  在一個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社會里,既有森林與曠野的歌唱,更有工業文明與城市發展的交響。郭沫若從惠特曼的詩歌里,得到民主與叛逆的精神熏陶,也受到了這種贊美現代文明聲音的沖擊。他說,在大學二年,正當他開始向《學燈》投稿的時候,無心地買了一本有島武郎的《叛逆者》,書里所介紹的三位藝術家,是法國的雕刻家羅丹,畫家米勒,美國的詩人惠特曼,因此又使他和惠特曼的《草葉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詩使我開了閘的作詩欲又受了一陣暴風般的煽動。我的《鳳凰涅pán@①》、《晨安》、《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等,便是在他的影響下做成的。”這個階段里,由于受惠特曼詩的影響,他所做的詩“崇尚豪放,粗暴”[9]。郭沫若在與田漢從福岡去二日市的路上,他一個人跳下火車,沿鐵路在田疇中步行,自然地想起了惠特曼的《大道行》中的詩句:“徒步開懷,我走上這坦坦大道,/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棕色的長路在我面前,引導著我,任我到任何方法。//從今后我不希求好運——我自己便是好運底化身;/從今后我再不唏噓,再不躊躇,無所需要,/雄赳地,滿足地,我走著這坦坦大道。”他說當時自己頗有“大道行”之慨,發誓“我想永遠在這健康的道路上,自由自在地走著,走到我死日為止”。[11]20世紀30年代初,有的評論者在論述美國“城市詩的先驅”桑德堡的時候,曾指出了這樣一個客觀的事實:“桑德堡的成功當然得力于恢特曼的地方不少;但是,技巧方面,他是顯然地進步了。”[12]20世紀初開始興起的美國城市詩與惠特曼之間的這種聯系和超越,幾乎成為人們的共識,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接近惠特曼的詩歌,在贊美現代工業文明題材與“豪放,粗暴”的藝術風格方面,對于郭沫若城市詩意識形成的深刻影響,當是不言而喻的了。
  個人的氣質與天賦,對于新鮮事物接受的敏感,是一個人藝術意識走向現代性的個性基礎。在日本都市生活里創作詩歌的獨特生存環境,現代物質文明與城市文化的熏陶,是形成城市詩意識與題材的直接源泉。惠特曼的贊美新興工業文明和城市生活的詩歌,成為郭沫若創作靈感爆發和意象選擇的刺激力。這些諸多因素的復雜與綜合的作用,在郭沫若詩歌創作的意識中,逐步形成了與他崇拜自然為特征的泛神論相并行的一種“另類”的觀念,即崇拜物質文明與現代工業成果的城市意識。贊美自然風物的鄉土意識與贊美物質文明的城市意識,泛神論的哲學與20世紀動的精神,贊美個人與贊美民眾的聲音,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體現了郭沫若詩歌中現代意識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同時也說明,郭沫若現代城市意識的獲得,與他凝聚了時代精神最高光輝的反叛精神和藝術的表現方式密不可分。錢杏村說:“《女神》里不但表現了勇猛的,反抗的,狂暴的精神,同時還有和這種精神相對稱的狂暴的技巧。大部分的詩都是狂風暴雨一樣的動人,技巧和精神是一樣的震動的,咆哮的,海洋的,閃電雷霆的,像這樣精神的集子,到現在還找不到第二部”;這些詩作里,“蘊藏”了“一種偉大的力”,是“20世紀的力的表現,震動的表現,奔馳的表現,紛亂的表現,速率的表現,立方的表現,……”,這些詩作集中“表現了20世紀的動的精神”;郭沫若“是一個自然的歌者,但后來是變為一個城市的歌者了”。[14]
   郭沫若早期形態的城市詩探索
  作為“城市的歌者”的郭沫若,他的城市詩的探索與實踐,并非桑德堡代表的“芝加哥詩派”那樣典型意義上的城市詩,它們帶有一種先驅者的半帶盲目半帶自覺的性質。
  崛起于20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美國城市詩,有它產生的特殊現實生活背景,有它自身的題材、語言與風格的獨特追求。邵洵美敘述了這樣一個詩學發展中公認的事實:“機械文明的發達,商業競爭的熱烈:新詩人到了城市里。于是鋼骨的建筑,柏油路,馬達,地道車,飛機,電線等便塞滿了詩的字匯。”如梵多倫(Van Doran)的《得獎詩選》序說:“以前的詩,音調與情感,都是溫柔的。現在的詩是堅硬的了,有邊緣,又有結構;又有一種勇敢的突出的思想的骨干。詩人已不再以催眠讀者為滿意;他要去驚動他,喚醒他,震撼他使他注意;他要威逼他當讀詩的時候要運用他的心靈”;因此,“新詩人的文字是粗糙的;題材是城市的;音節是有爆發力的。他和讀者的關系,是人和人的關系;他已不再是個先知,也不再是個超人;他不再預言了,他只說明;他也不再啟示了,他只廣告”。[2]桑德堡1914年以《芝加哥》一詩獲列汶孫獎金,“遂有大名”,“其所歌詠的對象,均為都市與農村中之勞工苦役,亦悲天憫世之流也”。[15]“他歌唱支加哥底摩天樓,霧,郊游的小舟,大旅館窗外的夕陽,流氓;他歌唱女工,煉鋼工人,掘芋薯人,剝玉蜀黍人;他歌唱草磧,林莽,鐵軌和馬路。正如他以前的美國詩人惠德曼(Walt Whitman)一樣,他突破了歷來對于詩的題材之選擇的傳統的范疇,把一切與日常生活接觸的所見所聞都利用了。”[16]
  郭沫若的城市詩探索與實踐,稍晚于桑德堡。他沒有桑德堡那樣的城市詩創作的現實環境與自覺意識。泛神論的影響使他更傾心于在贊美自然和古代典籍中尋找詩的題材,就一種意義上講,這可以說是他不自覺的一面。但是,他所擁有的城市意識,又使他突破題材選擇的“傳統的范疇”,將現代物質文明的迅速發展,大都市的脈搏和日常生活的事物、意象,納入自己詩歌選擇與創造的視野,在這個意義上來看,他的努力又是非常自覺的。新月派詩人朱湘當時就看出了這一趨向。他說郭沫若詩里有一種“浪漫主義的精神,求新的精神”,使他努力搜求“新的題材”;“他覺得從古代的文明里面,是決找不出新題材來的了;于是一轉而向現代的文明里面來找他所想得的題材。他覺得一般的人,終生拘束在經驗世界中,未免太狹隘了,于是展開了他的玄想之翼,向超驗世界中飛去,想找到一種嶄新的題材。他又覺著一般人的感覺,只限于不多的幾個方面,并且朝于斯夕于斯的未免太陳濫了,于是努力去尋求別人所不曾經驗過的感覺,以作他的詩材。”[12]這樣,郭沫若的城市詩的題材選擇,構成的大都市“萬籟共鳴的Symphony(交響曲)”(《筆力山頭展望》),就不同于資本主義發達處境中的桑德堡,而呈現出自己感受與攝入所形成的獨特個性色彩。
  在《女神》、《星空》等詩集中,郭沫若對于城市詩的探索和實踐,是由多個層面的抒情內涵構成的藝術世界。新穎題材與意象的攝取選擇,演奏出了一曲時代精神的合唱。這里“有大自然的Symphony(交響曲),有大都市的萬籟共鳴的Symphony,有物質文明的禮贊”,“有近代的形象(汽車,X光,energy等)”,穆木天將這種在當時帶有超越性的贊美現代文明的作品,稱為是“具有開快車的精神的詩作”。[7]
  在物質文明和現代科學成果的禮贊方面,郭沫若第一次將許多現代性形象寫入詩中,如汽車,飛機,炸彈,X光線,全宇宙的energy(能)底總量,電氣,一座大公司的電燈,炭坑中的炭塊,被給予熱情禮贊的炭坑里的工人,象征了20世紀文明的摩托車前的明燈,在大港灣停泊的數不盡的輪船,“停泊在風雨之中”的輪船,城市中無數閃爍明滅的電火光,“Violin和Piano的結婚”的音樂演奏會,英吉利森嚴陰聳的大廈,幽囚著愛爾蘭自由戰士的剝里克士通監獄,給人帶來快樂與悲哀消息的電話與電信,輟課中給了自己解放與自由的掃除工人,地震,火葬場,海上時明時滅的燈臺(燈塔),暗影與明輝不斷轉換著的探海燈,資本制度下失業的工人們……,這些現代的科學成果,城市的日常生活事物以及許多新鮮的意象,大量地涌進郭沫若的詩里,給他的作品帶來了與傳統詩歌絕然不同,也與當時的其他新詩比較起來題材更加開闊的新鮮的氣息。
  郭沫若并不如清末一些詩歌革新者開始那樣,只是一味搜尋一些新名詞入詩,“以自表異”,也不是出于對物質文明的盲目崇拜而發出熱情贊美的歌聲。郭沫若是在現代物質文明與科學成果的發展中看到了祖國新生與民族解放的希望與憧憬,看到了個人精神沖破封建束縛而得到張揚的力的源泉。“在民族解放的狂潮中,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方向民族資本主義建立的方向努力,一方強烈地執行自己的反封建反帝的任務。”[7]這種運動,同時“也形成為一種人文主義的運動吸收世界嶄新的文化”,他們在“更直接地接觸20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與更加憎恨國內軍閥統治的黑暗混亂中,“對于新的時代更強烈地感著憧憬”。[7]在一些愛國青年的眼里,“工廠、煙囪,成為了一種新的美,成為了一種新的憧憬的對象”[7]。郭沫若在這些新生、奇異而又宏大的形象中,找到了完成“自我爆發”的詩歌里自我表現的精神依托。在對于一切偉大的“力”的表現的追求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那種種豐富的物質文明的形象,摩托車,煙囪,Energy,煤炭,X光,輪船,工廠,巨炮,都積極地成為他的詩歌中的形象了”。[7]新的物質文明成為蘊藏與傳達新的精神追求的淵藪,時代精神在新的意象中得到升華與弘揚到極致的表現,在這個意義上看,郭沫若寫的一些表現“大我”的“自我爆發的詩歌”,都間接地體現了城市詩的精神與個性。《我是個偶像崇拜者》是改造世界的偉力和創造精神的一曲英雄贊歌。《匪徒頌》和《晨安》在對宏偉自然景象與著名革命“叛徒”的歌頌中,洋溢著城市歌者泛神主義與“泛革命主義”的精神。《電火光中》提供的是一個現代都市思考者的現實圖景。詩人在蘇武、米勒、貝多芬這些具有強烈精神力量的歷史人物思考中,抒寫城市詩人擁有的獨特感覺。《天狗》里的自我爆炸式的自由與自信的精神,在民俗傳統意象與現代科學概念詞語的融合里得到了完美的體現。“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線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我飛跑,/我狂叫,/我燃燒。/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爆發性的自我表現的要求,力的表現的要求,這些大聲呼喊的力量背后,站著的是一個城市詩人的強大形象。由內在情緒的夸張,轉到外在力量的呼喊,便是《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展現的自我圖景。郭沫若塑造了完全屬于他自己的城市詩人形象:
  無數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壯麗的北冰洋的情景喲!
  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來了的滾滾的洪濤喲!
  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喲!
  啊啊!力喲!力喲!
  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Rhythm喲!
  如果換一個角度,可以從這些歌唱里看到,這種力的贊歌,力的雕塑,使一個城市詩人熱烈洶涌著的內在情緒得到了意象的凝定。贊美物質文明與贊美新的科學成果,在深層的意蘊上,乃是詩人超越諸種形相描寫所傳達的更具有城市詩人特色的充滿反叛與力的情緒與精神。施蟄存評論桑德堡說,“他底詩,不但是描寫出了大眾生活的諸種形相,而且還泄露著一種革命的情緒”;“這使他‘更有能力去描寫真實的,繁榮過度的美國’”。[16]我們在郭沫若這些詩里體味到的“毀壞”與“創造”的“情緒”,也屬于城市詩人這種特有的品格。直接描寫現代都市生活的脈搏與精神本質,是城市詩題材的最主要方面。現代大都會生活以活躍的姿態直接進入詩的抒情中心。1920年6月間他寫的《筆立山頭展望》,為人們所熟知和稱贊。這首詩可以說是郭沫若城市詩探索中最為耀眼的一顆明珠了:
  大都會的脈搏喲!
  生的鼓動喲!
  打著在,吹著在,叫著在……
  噴著在,飛著在,跳著在……
  四面的天郊煙幕朦朧了!
  我的心臟呀,快要跳出口來了!
  哦哦,山岳的波濤,瓦屋的波濤,
  涌著在,涌著在,涌著在,涌著在呀!
  萬籟共鳴的Symphony,
  自然與人生的婚禮呀!
  彎彎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灣,停泊著的輪船,進行著的輪船,數不盡的輪船,
  一枝枝的煙筒都開著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20世紀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嚴母呀!
  作者原注:“筆立山在日本門司市西。登山一望,海陸船廛,了如指掌。”充滿生氣的博多灣海邊都市的景象由此可以想見。詩人登高遠眺,心潮澎湃,大都會的脈搏,生的鼓動,萬籟的交響,自然與人生的婚禮,天上地下的各種嘈雜而美妙的聲響,瓦屋的波濤,喧鬧而充滿生命感的海灣,停泊著的或行進著的無數輪船,那些輪船煙筒上開著的一朵朵“黑色的牡丹”,……這幅典型的“近代文明”的圖景,激動著年輕的心。他把全部熱情與贊美,獻給了這個大都會動人心魄的交響。從意象,節奏,氣氛,表現形式,到作者與近代文明契合的心境,都是新詩題材里前所未有的。《筆立山頭展望》不愧為20世紀中國現代詩歌史中最早的一首現代大都會的贊美詩,是中國現代城市詩中一篇開山性的力作。
  《女神》的批評者對這首詩的接受與贊賞,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郭沫若的探索帶給人們怎樣強大的精神沖擊。20年代初,他們就認為,映射在《女神》20世紀動的精神,《筆立山頭展望》“最是一個好例”,“恐怕沒有別的東西比火車底飛跑同輪船的鼓進……再能叫出郭君心里那種壓不平的活動之欲罷?”與陶淵明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等詩境相比,“一則極端之動,一則極端之靜”,“郭君底這種特質使他根本上異于我國往古之詩人”。[8]這首詩“贊美物質文明,科學,這種思想卻是近代人的,今世紀的,我們不可不有這種時代精神的謳歌者”。[17]30年代末期,人們仍然認為,“在那些具有開快車的精神的詩作中,尤以《筆立山頭展望》為最有特色”;“這真是‘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Rhythme’了。這真是20世紀的形象,這真是20世紀的物質文明的禮贊了。在這種高速度的力的表現中,詩人已一點都沒有表露著自己‘返自然’的傾向了。……這一首《筆立山頭展望》,可以說是達到了詩人的力的表現最高峰。如查拉圖一樣,詩人站在他所達到的高峰上,贊美著太陽,歡迎著日出。他那登峰造極的精神,使他達到了那樣一個頂顛”。[7]到了40年代,評論家仍是充滿理性地肯定,這首詩“抓住了作為宇宙之本質的動的精神”,唱出了這種精神,“這個動的宇宙觀是由歌德所啟示的吧,然而在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中他也找出了它的淵源。‘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就是嗎?他演繹成了現代的語言:‘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這就成了生活中的信條,行動的綱領”。[18]
  郭沫若以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自我心境為題材,還寫了一些杰出的抒情詩,如《心燈》、《日出》、《晨安》、《雪朝》、《電火光中》、《演奏會上》、《我是個偶像崇拜者》、《新陽關三疊》、《匪徒頌》、《勝利的死》、《地震》、《夜》等。從城市詩的角度來讀這些詩,對詩中的情感和意象,就會發現它們的彌足珍貴的價值。他在《日出》中唱道:
  哦哦,環天都是火云!
  好像是赤的游龍,赤的獅子,
  赤的鯨魚,赤的象,赤的犀。
  你們可都是亞坡羅的前驅?
  哦哦,摩托車前的明燈!
  20世紀底亞坡羅!
  你也改乘了摩托車么?
  我想作個你的運轉手,你肯雇我么?
  海邊城市環天火云的壯麗景象,用摩托車前的明燈比喻初生的太陽的現代感覺,現實與神話,個人與自然對話中所體現的與日常生活聯系帶來的新穎與親切,使這首常見題材的詩完成了由傳統的自然美禮贊向城市詩的現代美禮贊的轉換。
  這些詩里,有的沒有明確以描寫城市題材的姿態出現,但以城市人的意識和眼光,洞照自然景象和日常生活,都能在抒情中始終貫穿著一個詩人的城市詩意識和情緒,城市題材和城市意識在詩里成為一種隱性的存在。《勝利的死》,寫的是愛爾蘭獨立軍領袖、新芬黨人馬克司威尼在獄中不食英粟絕食73日而死的事跡。詩里寫了英國森嚴陰聳的大廈,剝里克士通監獄的大門,一群不可數盡的兒童在大廈前面跪著祈禱,從志士故鄉可爾克市發來的電信,他的妹子向她的友人打來的電報等等,……顯然是以一個城市詩人的姿態唱出的最高亢的一曲“自由不死”的贊歌。《新陽關三疊》,寫詩人獨自一人坐在海邊的石梁上,眺望西去的太陽思念故國。詩里的意象,抒情姿態,卻遠離傳統的《陽關三疊》的自然吟詠和離情別緒,將人們帶進全新的現代生活的“圖畫”:“遠遠的海天之交涌起薔薇花色的紫霞,/中有黑霧如煙,仿佛是戰爭的圖畫。/太陽喲!你便是顆熱烈的榴彈喲!/我要看你‘自我’的爆裂,開出血紅的花朵。”《心燈》這樣寫自己對于光明的渴求:“連日不住的狂風,/吹滅了空中的太陽,/吹熄了胸中的燈亮,/炭坑中的炭塊呀,凄涼!//空中的太陽,胸中的燈亮,/同是一座公司底電燈一樣,/太陽萬燭光,我是五燭光,/燭光雖有多少,亮時同時亮。”典型的城市意象與個人孤寂情感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城市意象化為了個人情感的意象。《無煙煤》引用司湯達的名言入詩:“輪船要煤燒,/我的腦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然后感嘆道:司湯達喲,“你這句警策的名言,/便是我今天裝進了腦的無煙煤了!”照過街道的云衣燦爛的太陽笑著好像對自己說:“沫若喲!你要往哪兒去喲?/我悄聲地對他說道:/我要往圖書館里去挖煤喲!”工業文明與城市意象巧妙地進入了自己抒情的想象。有時詩里所寫的看去與城市沒有什么關系,但詩人的感覺與情緒卻仍然是屬于城市詩的范疇。如夜色,這一純粹的自然現象,本來是無所謂城市與非城市的,但詩人對于夜的不同感覺,不同方式的傳達,在詩里所呈現的卻有了很大的差異。郭沫若的《夜》就是這樣的:“夜!黑暗的夜!/要你才是‘德謨克拉西!’/你把這全人類來擁抱,/再也不分什么貧富、貴賤,/再也不分什么美惡、賢愚,/你是貧富、貴賤、美惡、賢愚一切亂根苦蒂的大熔爐。/你是解放、自由、平等、安息一切和胎樂蕊的大工師。/黑暗的夜,夜!/我真正愛你,/我再也不想離開你。/我恨的是那些外來的光明,/他在這無差別的世界中/硬要生出一些差別起。”對于夜的感覺,在夜中挖掘的哲理思緒,用“夜”的平等反抗“外來的光明”帶來的不公,都是城市意識的表現。一些非城市題材的城市詩里,富有個性色彩的日常生活與壯麗的自然景象,與城市現代機械文明、城市人的個性追求結合在一起構成雄麗的詩的世界,它們背后隱藏著一個超越傳統詩歌境界的城市詩人的強大身影。
  收稿日期:2002-01-15
荊州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42~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孫玉石20022002描寫現代都會生活和物質文明的城市詩,是20世紀新詩發展中現代性趨向的一個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詩歌創作,在這方面的實踐,可視為中國現代城市詩先驅性的探索和嘗試。在這一系列詩作中,他由重視情感的表現,到重視感覺發掘,特別是重視新的感覺和經驗的開掘,重視用“近代人的腦筋”對新的感覺與經驗的發現與捕捉,從而實現了詩歌美學上的突進。其“雛形”期城市詩的價值在于,它不僅提供了新的感覺與現代性審美轉變的信息,同時也為我們展示了新詩實現自身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途徑。郭沫若/城市意識/城市詩/審美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孫玉石(1935—),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荊州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42~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孫玉石20022002描寫現代都會生活和物質文明的城市詩,是20世紀新詩發展中現代性趨向的一個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詩歌創作,在這方面的實踐,可視為中國現代城市詩先驅性的探索和嘗試。在這一系列詩作中,他由重視情感的表現,到重視感覺發掘,特別是重視新的感覺和經驗的開掘,重視用“近代人的腦筋”對新的感覺與經驗的發現與捕捉,從而實現了詩歌美學上的突進。其“雛形”期城市詩的價值在于,它不僅提供了新的感覺與現代性審美轉變的信息,同時也為我們展示了新詩實現自身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途徑。郭沫若/城市意識/城市詩/審美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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