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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郭沫若的城市意識與城市詩(下)
論郭沫若的城市意識與城市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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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I20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019(2002)03-0024-06
   郭沫若的反抗城市的城市詩
  詛咒與批判城市的畸形發展造成的污穢、丑陋、罪惡以及由物質文明高度發展而產生的人的精神異化,始終是與城市詩產生相伴隨的現象。19世紀后半葉,波特萊爾的一些關于巴黎各種丑惡現象的書寫,已經顯示了都會詩探索“以丑為美”思想的光輝。惠特曼的《草葉集》里,對于工業進步,自由,健康等大聲歌頌,唱著“繁榮吧,城市——帶著你們和貨物,帶著你們的產品,廣大而富裕的河流”(《橫過布魯克林渡口》)這樣樂觀歌聲的同時,也對于城市發展所隱藏的“一切無窮無盡的卑劣行為和痛苦”(《我坐而眺望》),對于“隱藏”在城市繁榮背后的更深層次的人的精神異化現象,開始了批判性的思考:
  我已看穿了你也不比別人好,/從人們的歡笑,跳舞,饗宴,飲啜,/從衣服和裝飾的里面,從洗潔了的,修整了的面容里,/可以看出一種暗藏的,默默的厭惡和失望。/丈夫,妻子和朋友之間,對各自內心的一切彼此諱莫如深,/另一個自我,每個人的副本,總在閃閃躲躲隱隱藏藏,/無形,無聲,通過了城市里的街道,在客廳里殷勤而有禮,/在鐵道上的火車里,在餐桌上,在寢室中,在無論何處,/穿著盛裝,面帶笑容,相貌端莊,在胸膛下面隱藏著死,在頭骨里面隱藏著滅亡,……——《大路之歌》
  到了卡爾·桑德堡的城市詩里,對于城市的贊美與詛咒,已經構成了一種交織在一起的高亢聲音,如在《芝加哥》一詩里,“他詠支加哥是‘世界的宰豬場’,是‘邪惡’的,‘不正’的,‘野蠻’的都市”;“在《嘉萊的市長》詩中,用了強烈的對比法,寫出了資產階級的官吏怎樣苛求于他們的勞工”。[16]這些詩里充滿了“直覺地感到的他的怒恨的申斥與痛快的咒罵”[2]。《芝加哥》一詩里這樣寫道:
  世界的宰豬場/器具制造所,小麥的堆積地/縱橫之鐵道的玩弄者與國家的運輸所:/騷亂的,嘎聲的,喧囂的,逞賣膂力的都市:/他們告訴我,你是邪惡的都市,我相信他們,因為我曾看見你底涂脂抹粉的女人在瓦斯燈下勾引田舍間出來的少年。/他們又告訴我你是不正的都市,我回說,是的,我曾真實地看見強盜殺人,自由地逃走了,再去殺人。/他們又告訴我你是野蠻的都市,我底回答是:在婦人與孩子底臉上我曾看見了饑饉的顏色。/這樣回答了之后,我又向那些嘲笑我這都市的人們,我也報之以嘲笑,對他們說:來,給我看看那昂然奏著凱歌,驕矜著有生氣的,粗野的,強健的,狡獪的別的都市。/在堆疊職業的勞作中間投放著強烈的咒詛,這里是一個高大的重擊手與那些柔和的小城市作著鮮明的對照;/兇猛得像一條舔著舌頭預備開始戰斗的狗,狡獪得像一個與荒原搏斗的蠻人,……/——施蟄存譯,載《現代》第3卷第1期
  許多這樣的創作現象說明,反抗與詛咒城市的罪惡,以批判的視角描寫城市,觀照城市,已經成為世界城市詩發展潮流所形成的藝術傳統中一個重要側面。郭沫若歸國后生活的現實處境的轉變,使得他在很短的時間里完成了由贊美物質文明到詛咒物質文明,由歌頌城市到批判城市的轉變。他這方面的實績開辟了新詩創作中反抗城市的城市詩的藝術傳統。
  1921年4月,郭沫若從日本短暫回國。為倡導文學和完成醫學學業,后來,他又多次往來于福岡與上海之間。在他的感覺中,那種初歸國時渴望看見祖國“向著太陽飛跑”般“新生”的歡快,短暫地消失了。中國都會現實生活帶來的幻滅與失望,驅動郭沫若城市詩創造的一個走向:詛咒城市。他所乘海舟上的煙囪,已經不再是20世紀“名花”的“黑色的牡丹”,而變成了“黑洶洶的煤煙/惡魔一樣”(《海舟中望日出》)。他眼中的大上海,并非呼喚中的“和平之鄉喲!我的父母之邦!”(《黃浦江口》)他感到的是一片“幻滅”:“我從夢中驚醒了!/Disllusion的悲哀喲!//游閑的尸,/浮囂的肉,/長的男袍,/短的女袖,/滿目都是骷髏,/滿街都是靈柩,/亂闖,/亂走。/我的眼兒流淚,/我的心兒作嘔。/我從夢中驚醒了。/Disillusion的悲哀喲!”(《上海印象》)他在火車上所看到的,只是一群同胞麻木的景象:“哦!我怪可憐的同胞們喲!/你們有的只拼命賭錢,/有的只拼命吸煙,/有的連傾啤酒幾杯,/有的連翻番菜幾盤,/有的只顧酣笑,/有的只顧亂談。……啊!我的眼睛痛呀!痛呀!/要被百度以上的淚泉漲破了!”(《西湖紀游·滬杭車中》)看到都會生活現實的景象,飛奔火車中的人群,一個充滿美麗憧憬歸來的海外游子,唱出了發自內心深處的憤怒詛咒與“幻滅的悲哀”。面對大都會的“血海”,他甚至發出了“世界末日”到來的憤激。
  一道長堤/隔就了兩個世界。/堤內是中世紀的風光,/堤外是未來派的血海。/可怕的血海,/混沌的血海,/白骨翻瀾的血海,/鬼哭神號的血海,/慘黃的太陽照臨著在。/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大陸,陸沉了嗎!/——《吳淞堤上》
  “血海”是一個城市詩人心境幻化的“圖景”。浸透主觀愛憎情緒的這幅“圖景”和詩末發出的憤怒質疑,在并非具體物質文明而是情緒化的感覺景象描寫中,為反抗城市的城市詩由物境化到心境化批判的探索,嘗試了一種新的創造的可能性。
  都市現實引起的失望,是郭沫若產生反城市詩一個方面的原因;另一個方面的原因,是他對城市生活各個方面黑暗丑惡的具體感受和認識。這樣的認識與實感,使得郭沫若收入《前茅》中寫于1922年至1923年的幾首城市詩,《恢復》中的一些詩作,浸透了更為實在的城市處境與“革命情緒”。這里有一個情感與理智的轉變。傳統的自然贊美轉為現代的城市禮贊,是詩歌現代意識的一種進步,但當面對城市文化所給予的負面刺激的時候,自然本身又承担著反抗者的皈依與再度反叛的雙重角色。郭沫若有時以返歸“自然”美的追求反抗城市,說“我本是“自然”的兒,/我要向我母懷中飛去!”(《西湖紀游·滬杭車中》)說“污濁的上海市頭,/干凈的存在/只有那青青的天海!//污濁了的我的靈魂!/你看那天海中的銀濤,/流逝得那么愉快!”(《仰望》)有時又努力擺脫自然美的沉醉,進入關注下層社會艱難的人生與世間苦:“你厚顏無恥的自然喲,/你只是在諂媚富豪!/我從前對于你的贊美,/我如今要一筆勾消”(《歌笑在富兒們的園里》);“矛盾萬端的自然,/我如今不再迷戀你的冷臉。/人世間的難療的愴惱,/將為我今日后釀酒的葡萄”(《愴惱的葡萄》);“我的眼中已經沒有自然,/我老早就感覺著我的變遷”(《對月》)。前一種情感是以自然美否定城市,后一種情感是以人間苦難否定沉醉自然美的情緒。自然美并沒有改變,改變的是詩人對待自然美的情緒。這改變的實質,是從放棄浪漫情懷而向關注現實社會苦難的清醒的轉變。
  《上海的清晨》就是這樣的從“人間的愴惱”釀造出來的一首典型的反抗城市的城市詩。在一個大都會的清晨,一個還不曾被汽油的毒味窒息的清晨,詩人赤腳蓬頭地在大街上行走,與紛亂赴工的男女工人們分外相親。“坐汽車的富兒們在中道驅馳,/伸手求食的乞兒們在路旁徙倚。”我們可以把伸著的手互相緊握,自然的道路可以任我們走遍,而富兒們的汽車“只能在馬路上盤旋”。詩由現實層面貧富對立的描寫,轉而引向對城市人民命運的追問:
  馬路上,面的不是水門汀,/面的是勞苦人民的血汗與生命!/血慘慘的生命呀,血慘慘的生命/在富兒們的汽車輪下……滾,滾,滾,……/兄弟們喲,我相信,/就在這靜安寺路的馬路中央,/終會有劇烈的火山爆噴!
  為了這“火山爆噴”期待的實現,郭沫若將目光投向城市底層的不幸者們。他寫給城市失業的友人,激勵他們“不用悲哀”,要振作精神,“把這萬惡的魔宮打壞!”(《勵失業友人》)他決意告別“低回的情趣”和“虛無的幻想”,要超越精神上的“纖巧”和“否定”,“左手拿著《可蘭經》,右手拿著劍刀一柄”,走向粗暴的力的抗爭(《力的追求者》)。他感到擁擠不堪的“上海市上的賃家”,都像愴聚在“囚牢”里一樣,看不見樹的青影,聽不見鳥的叫聲,大家過的都是“囚在慘毒的魔宮”里的“囚徒的生涯”(《朋友們愴聚在囚牢里》)。他同情于印刷房里排字工人如“蒼白的黑影蠕動”,好像都是“中鉛毒而死的未來的新鬼”,為自己的“不成其為詩的詩”的付排,表示懺悔與請求“寬恕”(《黑xū@①xū@①的文字窟中》)。他期盼著黎明的到來,寄望于“含著滿腔的熱誠要把萬匯蘇活”的太陽:“轟轟的龍車之音/已離黎明不遠,/太陽喲,我們的師喲,/我們在赤光中相見!”
  郭沫若說:“我的歌要變換情調”,“我要保持著我的花瓣永遠新鮮”(《述懷》)。這些寫在“火獄中的上海”的詛咒之歌,抗爭之歌,和他寫于大革命失敗后的20年代末期的《傳聞》、《電車復了工》等詩篇,都根植于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都市社會,反映了詩人由現實生活激發的真實情感轉變的軌跡。關于這種思想感情的轉變,當時評論說,“《女神》以后的作者,對于物質文明,漸有鮮明的不滿。這個我們在《女神》中還找不出來。……到了《仰望》、《吳淞堤上》、《上海的清晨》、《勵失業的友人》、《朋友們愴聚在囚牢》里,直到十四期周報上的《詩二首》,才逐漸顯露。記得沫若有一次來信說,上海除了天的清潔,便是最令人可愛的兒童,在上海的也只有令人生厭,——這是多么沉痛的話呀!這個可以說是作者‘對于畸形的物質文明之反抗’。”[19]“以先在贊美物質文明的他,現在是詛咒物質文明了。在《筆立山頭展望》中,他感到‘一枝枝的煙筒都開著了朵朵黑色的牡丹呀!’而在《海舟中望日出》詩中,他唱的卻是‘黑洶洶的煤煙,惡魔一樣’了。”到《伯夷這樣歌唱》里邊,他“徹底地主張出了‘回到自然’”,“高揭起他的獨善主義來。他號召說:
  可憐無告的人們喲!快醒醒!/我在這自然之中,在這獨善的大道之中,/高唱著人性的凱旋之歌,表示歡迎!”[7]
  這種轉變給郭沫若提供了這樣的藝術空間:從城市生活中吸取反抗城市文化的題材,于情調的轉換中保持藝術“花瓣永遠新鮮”,將日常生活的抒情納入反抗城市的城市詩創造的軌道。郭沫若的實踐為新詩在這方面的探索,展示了具有開放性的啟示。
   郭沫若城市詩審美觀念的轉變
  城市生活帶給新詩的,不僅是書寫題材的擴大,更是審美感受的差異。與以自然為中心的傳統生活帶給人們的感覺不同,以物化生活為中心的現代都會生活的雜沓、喧鬧、繁復、深層精神異化等,給予人們許多新的感覺,使詩人藝術創造的探索獲得了許多城市詩所擁有的新的審美特征。郭沫若的城市詩意識里,就包含了他這方面美學認識的自覺。
  郭沫若闡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里的觀點,即藝術的黃金時代和社會一般的不相應,例如希臘藝術在現在的社會里絕對產生不出來,是因為產生希臘藝術的那個希臘的神話世界,“那是希臘的自然和社會關系透過了希臘人的幻想所點染出的世界,和現代的自動機器、鐵路、蒸汽機、電信等不能兩立。社會發展的結果把對于自然界的觀感上,所有一切的神話的關系,神話化的關系都排除了,我們對于藝術家所要求的是脫離神話的另一種空想,……譬如我們住在上海的中心——中國的所謂文壇現在是建設在這兒的——或者更是睡在東亞酒樓或遠東飯店的鋼絲床上,你聽見的只是汽車的咆哮,或者是黃浦灘頭的輪船拔錨,你能聽出甚么河洲上的‘關關雎鳩’嗎?有自鳴鐘掛在你的壁上,遇必要時你可以把鬧鐘放在你的床頭,你和你的愛人可以安安穩穩的睡到你所規定的時候,那里還會鬧到‘女曰雞鳴’的使你在半夜里起床?在避雷針之前那里還會有豐隆?在有無線電和飛機的交通存在面前那里還會希望要‘前望舒使先驅,后飛廉使奔屬’?……所以整個的一部《國風》,整個的一部《楚辭》在現代是不能產生出的”[20](P.109)。喧鬧的上海是“中國所謂文壇”發展的重地,以這樣地方生活為描寫對象的城市文學所產生的審美感覺,與以自然為中心的傳統文學所具有的感覺,已經是不可能完全一樣的。由以自然為中心,到以城市日常生活為中心,詩歌題材選擇的背后,隱藏著詩人審美觀念由傳統到郭沫若所說的“現代”的移動。郭沫若城市詩實踐的探索,反映了他這種審美感覺轉變的觀念。
  郭沫若自覺地引入現代科學的觀念、詞語,來概括和描寫現代的感覺與情緒,并在城市日常平凡的事物中,努力發掘新的感覺,創造詩意的意象。眺望博多海濱的一片松林,給予他的是“高擎著他們的手兒沉默著在贊美天宇”這樣新的感覺:“他們一枝枝的手兒在空中戰栗,/我的一枝枝的神經纖維在身中戰栗。”(《夜步十里松原》)太宰府迸放的梅花,激發他引吭高歌,唱出:“我要把我的聲帶唱破。”(《梅花樹下醉歌》)他用司湯達的名言“輪船要煤燒,我的腦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的新思潮”,說讀了這句警策的名言,“便是我今天裝進了腦的無煙煤了!”(《無煙煤》)都用的是現代科學觀念和詞語。《女神》序詩里,談到自己作品與讀者共鳴的關系,這樣說:“《女神》喲!/你去,去尋那與我的振動數相同的人;/你去,去尋那與我的燃燒點相等的人!/你去,去在我可愛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們的心弦撥動,/把他們的智光點燃吧!”他向眾多雄偉的自然景物和偉大的或富有創造精神的人物,都道一聲“晨安”。提到文藝復興的畫家達·芬奇的時候,他說:“啊啊!你在一個炸彈上飛行的D’annunzio呀!”(《晨安》)這樣大膽怪誕的想象所傳達的感覺,是超越經驗世界限度的,但又符合他的浪漫情緒運轉的軌道。他這樣寫春天在大自然的孕育中蓬勃發生:“遠遠一帶海水呈著雌虹般的彩色,/俄而帶紫,俄而深藍,俄而嫩綠。//暗影與明輝在黃色的草原頭交互浮動,/如像有探海燈轉換著的一般。”(《春之胎動》)海水細膩的彩色的變幻,黃色的草原頭明暗的交輝浮動,如探海燈光影的轉換,這些對于自然景物的感覺,沒有現代人的眼光和經驗,是無法獲得和體味得的。
  有時,日常生活中帶有或粗俗或丑陋特性的事物,本來不可能進入詩的形象,郭沫若的想象卻逆世俗美學觀念而行,將其引入詩中:
  我這瘟頸子的頭顱/好像那火葬場里的火爐;/我的靈魂呀,早已被你燒死了!/哦,你是哪兒來的涼風?/你在這火葬場中/也吹出了一株——春草。
  禁錮的頭腦中生出一縷新意的感覺,他竟用“火葬場”這樣城市“丑”性的意象傳遞給讀者!以城市“丑”的日常生活意象,傳達獨特的感覺,獲得了一種具有美感的詩意,這種由波特萊爾創造的“以丑為美”的現代性詩學,因為要進入沒有詩意的城市世俗生活的層面,努力在沒有詩意的物象中發現詩,需要有一種“穿透熟悉的表面向著未經人到的底里去”的“敏銳的感覺”,以發現“未發現的詩”(朱自清語)。事實上,在這些事物中,這種詩意美并不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看,與其說這是一種詩的美的發現,還不如說是詩的美的被創造。郭沫若的詩就是以他獨特的感覺和想象力,在城市枯燥、繁復、機械、骯臟與丑惡的事物中,巧妙地組合和構造出一種富有詩意的境界來。事物的機械性與丑惡性已經被忽略了。用火葬場與一株春草的組合來隱喻死寂靈魂中的新生,以黑色的牡丹來形容大輪船煙囪上的黑煙,以摩托車前的明燈來形容日出時太陽的旭光,……這些現代經典性意象所帶有的現代美的產生,根源于詩人詩歌的眼光與感覺由傳統向現代性的轉變。這是一種“內在的科學精神”,“在他眼里機械已不是一些無生的物具,是有意識有生機如同人神一樣。機械底丑惡性已被忽略了;在幻象與感情的魔術之下他已穿上美麗的衣裳了呢”。[8](P.114)
  郭沫若根據自己的一次生活經歷與藝術感覺的體驗,曾經這樣說:“在火車中觀察自然是個近代人底腦筋。”[11](P.124)我的理解,這里說的“近代人的腦筋”,就是現代人的思維和感覺。這段話的具體內涵,也可以這樣理解:即使是傳統的自然和歷史的題材,如果用現代眼光和思維,也可以發現和寫出一些現代性的東西來。例如,在一些歷史題材的作品里,郭沫若能在傳統性的意象里,呼喚一種富有現代性的意識和情感。被郭沫若稱為“實際上就是‘夫子自道’”的《湘累》里的屈原,就這樣慨嘆道:“從早起來,我的腦袋便成了一個灶頭;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煙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煙霧,飛起火星,我的耳孔里還烘烘地只聽著火在叫;灶下掛著一個土瓶——我的心臟——里面的血水沸騰著好像干了的一般,只進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這樣的一些感覺,這里的一些比喻,顯然都是屬于現代人所有的。對于自然,也因感覺者的觀念不同,呈現的意象的美感內涵就不盡一樣。郭沫若在異國中的夕陽西下的景象是:“遠遠的海天之交涌起薔薇花色的紫霞,/中有黑霧如煙,仿佛是戰爭的圖畫。/太陽喲!你便是顆熱烈的榴彈喲!/我要看你‘自我’的爆裂,開出血紅的花朵。”(《新陽關三疊》)這樣的感覺,想象,明顯帶著一個詩人的現代眼光與個性色彩。郭沫若留學期間,為投身文學事業,初歸上海,在由博多往門司的途中,滿懷喜悅和興奮的心情下寫《新生》一詩,里面所書寫的,就更屬于現代人眼光與感覺中的自然:
  紫羅蘭的,/圓錐。/乳白色的,/霧幃。/黃黃地,/青青地,/地球大大地,/呼吸著朝氣。/火車/高笑/向……向……/向……向……/向著黃……/向著黃……/向著黃金的太陽/飛……飛……飛……/飛跑,/飛跑,/飛跑。/好!好!好!……
  這首詩寫于1921年4月1日,屬于《歸國吟》的首篇。詩人明顯受了立體派詩的影響,用特別短促與快速的節奏,將自己乘火車時瞬間的感覺和印象,與自己充滿憧憬與樂觀的情緒,凝定在詩句中。它叫出了“郭君心里那種壓不平的活動之欲”(聞一多語),為詩人渴望祖國新生的急切歡快的心境,留下了形象的寫照,也顯示了一個城市詩人審美觀念變異的痕跡。這種以“近代人的腦筋”觀察自然的詩,與他《女神》中其他一些歌詠自然的詩相比較,可以說完成了由浪漫到現代,由傳統詩到城市詩的審美意識的蛻變。
  這里所說的新的感覺,與郭沫若對未來派詩歌的接受有關。20年代初創作《女神》時期和稍后,郭沫若接近未來派詩歌,對它的理論主張和詩歌探索,并沒有表示贊許和肯定。他甚至認為,未來派只是“徹底的自然主義”,是“沒有精神的照相機、留音機、極端的物質主義的畸形兒”,未來派的詩“我敢斷言它沒有長久的生命”。他說馬利奈蒂的《戰爭》一詩,除了在形式上做到了宣言里的追求,“它始終不是詩”。我的感覺,郭沫若所注重的,只是未來派的“求新”精神。“它的精神只消用一句話便可以表達,便是新的印象應該用新的表現”,“新的感覺要用新的表現”。[11](P.248-250)正是這種追求新的感覺和新的表現形式的審美趣味,使郭沫若接近了未來派的詩。郭沫若擁有一種在“不拒新”的時代里“吸收新思潮而不傷食”的精神品格。[14](P.77)他總是“努力去尋找別人所不曾經驗過的感覺,以作他的詩材”[21]。機械文明社會快節奏的現實生活與未來派、立體派藝術的接受,在郭沫若心靈中的融合,使他對現代社會飛動的速度,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和愉悅的共鳴。他在現代機械文明的生活中,努力去發現,去體驗一種全新的詩的感覺,甚至在他投身大自然中的時候,也不會忘記去尋找和體味各種新的感覺。他向宗白華敘述自己和田漢兩人從博多往二日市、太宰府乘火車時的感覺說:
  我們現在正在火車當中呀!我們是要往太宰府去的。太宰府離此處還遠,由博多驛車行至二日市,可十英里。由二日市至太宰府尚有二英里的光景。今天天氣甚好,火車在青翠的田疇中急行,好像個勇猛忱毅的少年向著希望漲滿的前途努力奮邁的一般。飛!飛!一切青翠的生命燦爛的光波在我們眼前飛舞。飛!飛!飛!我的“自我”融化在這個磅礴雄渾的Rhythm中去了!我同火車全體,大自然全體,完全合而為一了!我憑著車窗望著旋回飛舞著的自然,聽著車輪@②韃的進行調,痛快!痛快!我念著立體派詩人Max Weber底The Eye Moment(瞬間)一詩……。
  郭沫若當時用英文讀著美國立體派詩人麥克司·韋伯的這首《瞬間》詩,他說,“此詩在火車中誦著才知道它的妙味。它是時間底紀錄,動底律呂。”他當時就翻譯了這首未來派詩:
  立體,立體,立體,立體,/高,低,高,更高,更高,/遠,遠在天際,天際,天際,遠,/平面,平面,平面,/彩色,光輝,記號,汽笛聲,鐘聲,哨聲,彩色,/平面,平面,平面,/眼,眼,窗眼,眼,眼,/鼻孔,鼻孔,煙筒底鼻孔,/呼吸著在,燃燒著在,吹噴著在,/叫喊著在,吹噴著在,呼吹著在,吹噴著在,/幾百萬底物相相重疊,/幾千萬底物相相重疊。/眼中作如是觀,實體底眼中作如實現,/黑達森江畔,/無窮地流瀉,無疆地奮涌,/涌,涌,涌,涌……
  然后郭沫若說:“最后一句借河流自然音律表示全宇宙之無時無刻無晝無夜都在流徙創化,最妙,最妙,不可譯,不可譯。飛!飛!飛!飛!我正在車中做著我的立體詩時,火車在一個小車驛上停止了。車掌來檢票,我把車票握在手中,同壽昌兄從窗眼中望出去。我還念著飛!飛!……哦哈!車票從我手中飛去了!車已發,尚緩緩前進。我迫不及思索,便也從窗眼中飛了出去。”[11](P.121~124)
  這段早已為大家很熟悉的材料,今天重讀起來,似乎可以給我們一些新的思考:它體現了郭沫若自身孕育的詩歌審美現代性追求的特征。郭沫若很興奮于這次新的體驗和感覺。他自己說:在火車中觀察自然是“近代人底腦筋”,在火車中誦讀《瞬間》這首詩才能知道它的妙味。郭沫若無意中揭示了一個重要發現:除了火車這個機械文明的物質因素帶來的興奮之外,在現代科學與機械文明提供給人的新的特定環境中,人的生命渴望與追求,人與自然的融合,可以找到一種與往昔生活情緒與音律表現來說都是全新的感覺與形式。立體派詩《瞬間》的誦讀與翻譯,在這里已經是郭沫若接受新的感覺與形式的一個象征符號。幾個月后在往門司火車上所寫的《新生》,就是以立體派形式書寫自己新的感覺的一個嘗試。
  這種新的感覺與表現形式,是屬于現代城市詩所特有的,也是只有“近代人”所特有的。郭沫若介紹的未來派的“宣言”里說,“自從偉大的科學的發見出世以來,人的感覺已完全更新,未來派的基礎便建設在這上面。”[11](P.242)由重視情感的表現,到重視感覺的發現,特別是重視新的感覺和經驗的開掘,重視用“近代人的腦筋”對于新的感覺與經驗的發現與捕捉,這不僅僅是未來派、立體派,也是整個世界詩歌發展走向現代性美學嬗變的趨勢。郭沫若對于詩的新的感覺與經驗的發掘和表現,正是這種美學嬗變趨勢的一種體現。他的《女神》及其他詩集里一些初期形態的城市詩的探索與實踐,在詩歌美學上的突進,根本處就在這里。忽略了郭沫若城市詩這種新的感覺的發現,也就看不到他詩歌中的美學轉折與突進。朱湘說:“郭君雖然沒有發現到什么新的感覺,但他在題材的搜求上,有一點與柯羅勒立相吻合,便是從超經驗世界中尋求題材。”[21]這話的后半句是說對了的,但前半句就值得討論了。他說,英國浪漫派詩人科羅律治,“為要發現一些別人所向未經驗過的感覺”,于是他就去吸鴉片煙,居然從中發現了兩種感覺:一種精神與軀殼解體的奇異感覺,一種灰心的感覺。[21]其實如前面所論述的,郭沫若的城市詩,無論在日常生活題材中,或想象中的超驗世界的題材中,都有新的感覺的尋求和發現。這種新的感覺,不應只限于個人的生理體驗,而是與現代社會的發展進步密切關聯的新的詩的經驗,詩情或詩意。40年代初期,朱自清在介紹金赫羅(Harold King)的《現代史詩——一個懸想》一文里,提出了在“現代商工業的加速的大規模的發展”中建設“建國詩”的理想。他說,建國的主要目標,是現代化,也就是工業化;“我們迫切的需要建國的歌手。我們需要促進中國現代化的詩。……我們也需要中國詩的現代化,新詩的現代化;這將使新詩更富厚一些”。[22](P.351~352)這里隱約提出了城市詩建設與新詩現代化關系問題,可惜這個問題后來沒有多少回響。郭沫若的“雛形”期城市詩的價值在于,它不僅僅提供了新的感覺與現代性審美轉變的信息,同時也為我們展示了新詩實現自身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途徑。
  收稿日期:2002-01-15
荊州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24~2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孫玉石20022002描寫現代都會生活和物質文明的城市詩,是20世紀新詩發展中現代性趨向的一個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詩歌創作,在這方面的實踐,可視為中國現代城市詩先驅性的探索和嘗試。在這一系列詩作中,他由重視情感的表現,到重視感覺發掘,特別是重視新的感覺和經驗的開掘,重視用“近代人的腦筋”對新的感覺與經驗的發現與捕捉,從而實現了詩歌美學上的突進。其“雛形”期城市詩的價值在于,它不僅提供了新的感覺與現代性審美轉變的信息,同時也為我們展示了新詩實現自身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途徑。郭沫若/城市意識/城市詩/審美/Guo Moruo/urban awareness/urban poetry/aestheticsOn Urban Awareness and Urban Poems of Guo Moruo(Ⅱ)  Sun Yushi  Chinese Department,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Urban poetry which depicts modern urban life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is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modern tendency of the 20th-century new poetry'sdevelopment.Guo's Goddess and other poetical writings could be viewed as a kind of pioneering exploration and experiment of China's modern urban poetry.In his poetical writings,Guo began with the emphasis on representing emotions and then turned to the exploration of perception,especially to exposure of new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His poems focus on the discovery and seizureof new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by means of“modern man's brain”and thus achieve a breakthrough in poetical aesthetics.The value of Guo's earliest urban poetry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provides new perception and information of modern aesthetic conversion and meanwhile displays an important way to modernize the new poetry itself.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孫玉石(1935—),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荊州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24~2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孫玉石20022002描寫現代都會生活和物質文明的城市詩,是20世紀新詩發展中現代性趨向的一個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詩歌創作,在這方面的實踐,可視為中國現代城市詩先驅性的探索和嘗試。在這一系列詩作中,他由重視情感的表現,到重視感覺發掘,特別是重視新的感覺和經驗的開掘,重視用“近代人的腦筋”對新的感覺與經驗的發現與捕捉,從而實現了詩歌美學上的突進。其“雛形”期城市詩的價值在于,它不僅提供了新的感覺與現代性審美轉變的信息,同時也為我們展示了新詩實現自身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途徑。郭沫若/城市意識/城市詩/審美/Guo Moruo/urban awareness/urban poetry/aesthetics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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