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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巴格瓦蒂對國際貿易理論的貢獻
評巴格瓦蒂對國際貿易理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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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N.Bhagwati)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界聞名遐邇的國際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他的研究領域極為廣泛,涉及貧困化增長、市場扭曲條件下的政策干預、非生產性尋利活動、對逃稅和走私及非法貿易的福利分析、智力外流、移民與稅收政策的關系、自由貿易與環境標準及勞工標準、有效保護的一般均衡分析、開放經濟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戰略性貿易政策、項目評估中的影子價格、貿易制度的效率分析、“就業階梯”模型中教育與公平雇傭規則等諸多領域。本文不打算全面評介巴格瓦蒂在上述領域內所做的理論貢獻,而是圍繞他被公認的在三個領域內的主要學術成就(即貧困化增長理論、扭曲條件下的政策干預理論以及直接非生產性尋利理論)做一述評。
      一、貧困化增長理論
    早在1958年,當巴格瓦蒂還在劍橋大學讀本科二年級時,他偶爾翻閱埃奇沃斯(F.Y.Edgeworth)的早期著作,受到埃奇沃斯提出的“損害型增長”(indamnifying growth)概念的啟發,提出了“貧困化增長”(immiserizing growth)這一術語。他認為,在某些環境之下,盡管經濟擴張增加了產出,但產出的增長卻有可能導致貿易條件惡化,進而抵消擴張所帶來的收入效應,并且使正在增長的經濟中的實際收入減少。導致實際收入減少是三種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們分別是:由經濟擴張引起的進口品產出的增長,由價格變動引起的對進口消費的減少以及由價格變動帶來的進口品產出的增長。正是這三種效應所產生的機制,反而造成處于增長中的國家的實際收入下降。在隨后幾年內,巴格瓦蒂暫時停止了對貧困化增長的研究,然而,H.C.約翰遜196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卻再度引起了巴格瓦蒂對這一領域的關注。約翰遜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貧困化增長現象的存在:貧困化增長具有使社會福利降到低于增長前水平之下的含義;如果技術進步發生在受關稅保護的進口競爭行業中,或者說,如果該行業中密集使用的要素在密集程度上進一步被強化,那么,貧困化增長現象就會在國際貿易中不擁有壟斷支配力的弱國中出現。這就意味著,如果技術進步不是中性的話,那么,這種進步雖然提高了效率并增加了潛在的人均產出,但與此同時也使得資源朝著已發生了技術進步的行業轉移。如果該行業是出口行業,則該行業就會出現追加收益;如果它是進口替代行業,則技術進步帶來的收益將因為追加的保護成本過大而被抵消,最終使虧損超過人均潛在產出的增量而有余。與此同理,某一要素供給的增加將擴大潛在的實際產出,但同樣造成資源向密集性地使用該要素的行業轉移。根據羅勃津斯基定理(the Rybczynski theorem),如果該行業是受保護的行業,而且如果該行業由于生產成本過高而造成資源浪費,則資源的轉移便具有進一步被浪費的含義,使得虧損超過人均潛在產出的增量而有余。約翰遜認為,他對增長造成收入下降可能性的分析與巴格瓦蒂對貧困化增長的分析有著很大的不同,巴格瓦蒂的文章討論的是增長對貿易條件的負效應,而他的文章則與貿易保護有關。但巴格瓦蒂卻不這樣認為,他深受約翰遜的啟發,很快意識到貧困化增長的根源在于市場扭曲。巴格瓦蒂在隨后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中,不僅對約翰遜的論文做了回應,而且在闡釋貧困化增長和扭曲之間的關系方面做了進一步的引申,使之成為一般化的理論。他在這一領域所做的推進包括:第一,從分析貧困化增長的特例中推導出扭曲導致貧困化增長的一般結論。他認為,他本人采用的是傳統案例,在該案例中,由于扭曲發生在外國,使得來自增長的收益被來自貿易條件惡化帶來的虧損所超過,也就是說,平均貿易條件與邊際貿易條件之間出現了差距;在約翰遜分析的小國實行關稅的案例中,扭曲是由政策所強加的,其結果是關稅導致了次優狀態(sub-optimality)。因為當國際貿易中不存在壟斷支配力時,實行關稅必然引起扭曲并造成福利虧損,使得因實行關稅而帶來的虧損在經濟出現增長之后反倒進一步增大,最終造成貧困化增長。無論是在巴格瓦蒂還是在約翰遜的案例中,關鍵點在于,即便實行了最優政策,但是將增長后的狀態同增長前相比就可以看到,增長所帶來的收益仍然會被實際收入的增量虧損所超過。巴格瓦蒂還把分析的觸角延伸到傳統的兩種要素、兩種商品的貿易理論模型中,以考察扭曲造成工資差距的案例。他證明了這類扭曲引起生產可能性邊界內縮,并得出當存在著因工資差距而引起的扭曲時,貧困化仍然有可能發生的結論。正是通過上述推論,巴格瓦蒂得出了只要經濟中存在扭曲,貧困化現象就會發生的一般性結論。第二,分析兩國之間發生貿易情況下的貧困化增長。當一國的經濟增長與其他國家的增長同時發生時,在假定其中一個國家所面臨的提供曲線不變,并且假定該國在增長前和增長后均實行最優關稅的前提下,該國來自貿易的最初收益將會被貿易后的收益減少所超過,其原因在于國外發生的增長使外國的提供曲線發生移動,最終發生了貧困化增長現象。這一可能性同樣適用于一國在國際貿易中既無壟斷支配力又不存在國內扭曲的案例。在這類國家中,自由貿易顯然是最優政策,但是,在外國提供曲線不變的前提下,該國來自貿易的收益將會下降,致使來自增長的最初收益被一掃而光;如果外國的提供曲線進一步惡化,則增長后的均衡將顯示出貧困化特征。第三,從對貧困化增長的探討中推出了重要的政策結論。鑒于貧困化增長的根源在于扭曲,他進一步將貧困化增長區分為同要素市場不完全相關的內生型扭曲和由外國引起的內生型扭曲兩種類型。前者表現為工資差距因扭曲而拉大,后者同貿易中存在壟斷支配力有關,盡管擁有壟斷支配力的國家在增長發生之前實行的是最優關稅政策。他認為,通過取消政策強加的扭曲的方式(如在約翰遜的案例中取消關稅),或者采用旨在消除減少福利的扭曲效應的最優政策干預手段(如在巴格瓦蒂的原始案例中采用適當的最優關稅,或者在涉及因扭曲造成的工資差距的案例中采用要素使用與稅收兼補貼的政策并舉),將有望從根本上消除出現貧困化增長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只有當存在著同偏離充分最優狀態(full optimality),相關的虧損,而且只有當這類虧損在增長發生之后還在增加時,貧困化增長才會出現。
      二、扭曲條件下的政策干預理論
    巴格瓦蒂有關扭曲條件下的政策干預理論主要集中在他本人及其合作者撰寫的兩篇著名的論文中。他在1963年同V.K.拉瑪斯瓦米聯袂完成的《國內扭曲、關稅及最優補貼理論》一文中,簡明地將國內扭曲定義為 “國內商品價格比率同與之相對應的邊際替代率的偏離”。他認為,當存在國內扭曲時,有三個有關使用關稅的問題需要加以區分:第一,關稅政策是不是一定比自由貿易政策更為優越?第二,關稅政策是不是一定比其他形式的貿易政策更為優越?第三,假如可以在所有的貿易政策工具的范圍內做出選擇,哪一種工具是最優的?在他看來,通過對最優解(an optimum solution)特征的分析,就能有效地做出回答。那么,最優解有何特征呢?巴格瓦蒂寫道,最優解的實現條件為FRT=DRT=DRS,其含義為外國生產中的邊際轉換率(the foreign rate of transformation,FRT)等于國內生產中的邊際轉換率(the domestic rate of transformation,DRT),并且等于國內消費中的邊際替代率(the domestic rate of substitution,DRS)。如果一國在國際貿易中擁有壟斷支配力,那么競爭性自由貿易解將會以DRS=DRT≠FRT為特征;若引入某種適當的關稅,該國就能實現DRS=DRT=FRT;但若對進口品(或出口品)的國內生產給予補貼(或征稅),只能使DRT與FRT相等,卻會破壞DRS與DRT之間的均等。顯然,對國內生產實行稅收兼補貼的政策肯定要劣于最優關稅政策。在任何給定的以經驗為根據的狀態下,不可能設計出一種稅收兼補貼的政策,使之能夠實現一種解,這種解甚至比在自由貿易狀態下才能達到的解更優。巴格瓦蒂還提到,在國內出現扭曲的案例中,自由貿易使得DRS=FRT≠DRT。此時,適當的關稅可以使FRT同DRT相等,但卻會破壞DRS同FRT之間的均等;因此,不可能存在這樣一種關稅,即該關稅所實現的解比在自由貿易條件下所達到的解更優。總之,對國內生產進行適當的稅收兼補貼的政策,將會使政策決策者確保實現DRS=FRT=DRT,因此,該政策必然是最優解。由此反推,當國內出現扭曲時,采用關稅政策無疑要劣于關稅兼補貼的最優政策。巴格瓦蒂從上述推論中得出了有關國內扭曲案例的三個命題:第一,關稅不一定優于自由貿易;第二,關稅不一定優于出口(或進口)補貼;第三,某種有可能實現最大化福利的政策同對國內生產采用稅收兼補貼的做法有關。正如存在著針對在外國價格和FRT之間出現偏離的最優關稅政策一樣,同樣存在著針對國內價格與DRT之間出現偏離的某種最優補貼(或者起同等作用的稅收兼補貼措施)。至于這三個命題是否有政策上的可操作性,巴格瓦蒂認為,這個問題不能從純經濟的層面上來解答。要想完全滿意地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包括政治學和心理學在內的多學科入手。
    巴格瓦蒂在1971年獨自發表的題為《扭曲與福利的一般理論》的論文中,對扭曲條件下的政策干預理論做了更為完整而充分的闡述,試圖把該領域的各種不同理論納入在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之中。他的具體做法是:首先,把20世紀70年代之前西方經濟學界在貿易與福利相互關系方面的理論進展歸納為以下七個方面,即市場不完全條件下自由放任的次優狀態,貧困化增長,市場不完全條件下不同政策的排序,關稅的排序,自由貿易和閉關自守,受限制的自由貿易與閉關自守的排序,以及非經濟目標與政策排序。其次,對扭曲的類型做了分類。他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對扭曲進行分類:(1)按扭曲的不正常狀態來劃分,扭曲可以分為FRT≠DRT=DRS,DRT≠DRS=FRT,DRS≠DRT=FRT以及在有效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上的不可操作性四類;(2)按扭曲是否受經濟政策的影響來劃分,扭曲又可分為內生扭曲和政策強加的扭曲兩類。一方面,當經濟在自由放任條件下顯現出市場不完全特征時,偏離于充分最優狀態的內生扭曲就會出現。于是,當一國在貿易中擁有壟斷支配力時,扭曲一(FRT≠DRT=DRS)就會出現,其根源在于外國的價格與FRT不相等;扭曲二(DRT≠DRS=FRT)由生產中的外部性所引起;當進口品的銷售商對進口品和國內供給的產品索取一個統一的溢價時,扭曲三(DRS≠DRT=FRT)將發生;當不同行業之間存在著因要素市場不完全而造成的工資差距時,扭曲四隨之產生。另一方面,四種形態的扭曲也可能是經濟政策引發的結果。于是,若一國實行關稅,則扭曲一將在貿易中不擁有壟斷支配力的國家出現;若關稅高于或低于最優關稅水平,則扭曲一也可能在貿易中擁有壟斷支配力的國家產生;若政府對生產實施稅收兼補貼政策,扭曲二將出現;扭曲三將會是對消費采用稅收兼補貼政策的結果;若對要素采用關稅兼補貼的政策將會導致扭曲四。此外,巴格瓦蒂還把政策強加的扭曲進一步細分為自發性的(antonomous)和工具性的(instrumental)扭曲兩類:前者如關稅引起扭曲一的案例可能是歷史偶然性的結果,因此,扭曲一屬于自發性的關稅強加的扭曲;后者如某國為了減少進口而使用關稅,因而造成了扭曲一,這種情況下的扭曲屬于工具性政策強加的扭曲。再次,在前面提到的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理論進展同這四種扭曲之間建立起相關關系:(1)不同類型的市場不完全條件下的次優性理論同內生扭曲理論之間緊密相關。因為在靜態福利的背景中,這類市場不完全造成了扭曲的不同類型,進而導致這類案例中有關自由放任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定理的失效;(2)當扭曲出現時,貧困化增長理論同福利的比較靜態有關;(3)有關市場不完全條件下各種政策排序的理論可用來針對不同的問題,如當發生內生扭曲時,可以將同扭曲與自由放任相關的各種政策工具進行排序;(4)關稅排序理論既同自發的扭曲又同政策強加的扭曲有關,其目標在于將針對特定扭曲而打算采用的不同層次的關稅政策進行排序;(5)對市場不完全和稅收狀態下的自由貿易和閉關自守的排序涉及零關稅與禁止性關稅這兩個層次的比較;(6)對受閉關自守狀態下非關稅政策(與之伴隨的是隱含的禁止性關稅)限制的貿易進行排序,涉及對所有自發性的政策強加的扭曲進行比較;(7)當出于非經濟目標的考慮而將某些變量從特定的值域(specified ranges of values)中排除出去時,有關非經濟目標的理論便與干預的最優特征以及不同政策的排序相關。最后,提出了由7個定理所組成的有關扭曲和福利的一般理論。在巴格瓦蒂提出的7條定理中,最能體現其核心思想的是定理三。該定理具體討論了針對4種扭曲狀態應采用的各種政策的排序問題。對于由貿易壟斷引起的FRT≠DRT=DRS,最優政策為關稅,次優政策是要么在生產中對生產要素征稅,但同時給予補貼;要么在消費中征要素稅,但給予補貼;對于由純生產外部性引起的DRT≠DRS=FRT,最優政策為征收生產稅,但同時給予補貼,次優政策是要么實行關稅(或貿易補貼),要么對生產要素征稅,但同時給予補貼,但在消費中征稅兼補貼則于事無補;針對由銷售者因收取遠高于成本之上的溢價而導致的DRS≠DRT=FRT,最優政策是消費稅兼補貼,次優政策為關稅,對生產中的要素課稅兼補貼同樣于事無補;對于扭曲四,最優為要素稅兼補貼,次優為生產中的要素稅兼補貼,第三優(the third best)的政策為關稅(或補貼),但消費稅兼補貼于事無補。
      三、直接非生產性尋利理論
    巴格瓦蒂及其合作者用直接非生產性尋利(the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DUP)活動所下的定義是:DUP活動能夠獲取貨幣收益,卻無法生產出直接或間接地通過增加產出而進入效用函數的產品與勞務,也不能向經濟提供生產這些產品與勞務的投入品。因此,這類活動使用了真實資源,卻沒有提供產出,導致一個經濟可以獲得的真實資源減少,并且使一個經濟中的消費可能性可獲得集的收縮。DUP活動雖然不屬于盜竊行為,但這類活動一般都與政策干預有關。巴格瓦蒂及其合作者從DUP活動產生前和產生后經濟是否出現扭曲或非扭曲(最優與次優)狀態出發,在純理論的意義上將DUP活動區分為四種類型:(1)經濟的初始狀態和最終狀態均為扭曲狀態。這類案例有尋求配額租金、尋求溢價(關稅收入)、逃避關稅或走私;(2)經濟的初始狀態為扭曲狀態,但最終狀態卻為非扭曲。例如,通過(或不通過)賄賂來取消關稅的游說活動;(3)經濟的初始狀態為非扭曲,但最終狀態卻是扭曲的。這類活動有尋求壟斷、尋求關稅和逃避最優關稅等;(4)經濟的初始和最終狀態均為非扭曲。例如,偷竊行為和導致零關稅的游說等。在前兩類DUP活動中,資源的浪費發生在次優狀態下,因此,反而有可能通過抵消初始扭曲來提高經濟的福利水平;在后兩類DUP活動中,資源的浪費發生在最優狀態下,因此,不可能通過減輕初始扭曲的“程度”來提高間接的福利改進效應,但其間接作用或最終效應卻有可能使福利得以改善。
    此外,巴格瓦蒂及其合作者進一步將DUP活動分為兩個范疇。范疇一:政策引起的DUP活動或外生DUP活動。在這個范疇內,引起DUP活動的政策干預被看做外生的、不變的既定扭曲,而DUP活動又被看做在既定扭曲下引入的一種間接扭曲,并由此來分析DUP活動所帶來的效應。這個范疇內的DUP活動是巴格瓦蒂等人分析的重點。范疇二:影響政策的DUP活動或內生的DUP活動。在這個范疇內,巴格瓦蒂及其合作者構建了一個將政策內生化的一般均衡類型的“政治—經濟”模型。他們認為,對于模型中“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的參數變化,必須求解出整個體系中的內生政策變化(即政治方面的效應)以及這類變化對該體系的最終福利的影響(即經濟方面的效應)。
    正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巴格瓦蒂等人專門探討了以下幾個有關福利分析的問題:第一,如何衡量引起尋求稅收收入活動的關稅保護成本。巴格瓦蒂等人采取了兩種可替換的方式來計算保護成本:(1)用生產的“真實”移動來衡量生產成本,并在此之上加上消費成本;(2)將“真實”生產成本分解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不考慮尋求稅收收入的DUP活動,以便分析實行關稅導致生產遷移而造成的成本;第二部分探討因尋求稅收收入的DUP活動而促使生產進一步遷移而產生的附加的成本或收益。第二,討論了當關稅引起尋求稅收收入的DUP活動時,受關稅保護的進口行業的國內產出反而下降的情況。當沒有尋求稅收收入的DUP活動時,進口關稅使國內產出水平高于自由貿易條件下的產出水平,一旦關稅引起了尋求稅收收入的DUP活動時,便會導致資源從該行業抽離,有可能使國內產出水平低于自由貿易水平。第三,討論了尋求稅收收入時要素的影子價格。巴格瓦蒂等人認為,對于存在關稅扭曲的小國開放經濟,如果關稅引發了尋求稅收收入的DUP活動,會影響到原來的要素影子價格,特別是當全部收入被尋求時,要素的影子價格就成了市場價格。因為如果全部關稅收入被競爭性地尋求,則在被尋求的稅收收入的均衡點上,所有要素支付的都是市場價格,要素稟賦的邊際變動所帶來的價值的變化就是要素的市場收入或市場價格,因此,要素的影子價格就是其市場價格。第四,對尋求稅收收入的DUP活動有可能改善福利的分析。當全部稅收收入被尋求時,不會帶來福利的改善;假設只有一部分稅收收入被尋求,而剩余部分用于收入轉移,則有可能出現DUP活動促成福利改善的效應,也就是說,資源向尋求稅收收入并帶來零產出的DUP活動轉移,或者說一部分資源的浪費能夠改善福利。何以如此?這是因為產生DUP活動能改善福利這一悖論的根本原因,在于DUP是在次優環境下進行的,政策引發的DUP活動實際上造成了“雙重扭曲”,即政策本身隱含的直接扭曲和DUP活動隱含的間接扭曲。由此巴格瓦蒂認為,有關這類環境的許多傳統的政策結論都應做出修正。此外,如果存在著初始的負的要素影子價格,則真實資源被抽離并被用于零產出的尋求稅收收入的DUP活動上,則這類DUP活動能夠提高經濟的現有價值。
      四、簡要評價
    要對巴格瓦蒂所做的重要理論貢獻做出全面評價,對于這篇短文來說,實在勉為其難。正如本文在開頭已經闡明,文中主要述評巴格瓦蒂做出重要貢獻的三個主要領域,因此,本文的評價部分亦緊密圍繞這三個方面來進行。若是將這三個領域中他所做出的研究成果聯系起來,我們看到的是一條清晰的一以貫之的思路,也就是說,這三種理論在分析線索上不僅是一脈相承的,而且是逐層推進的。它們從三個不同側面分別探討了存在扭曲條件下各種貿易政策的福利效應。筆者認為,巴格瓦蒂在對貿易的福利分析方面所做的貢獻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由貧困化增長理論擴展到對扭曲的全面分析。巴格瓦蒂在闡述貧困化增長理論時,第一次將經濟增長、貿易條件、福利效應三者放在一起進行全面考察,論述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那些在國際貿易中居于壟斷地位的國家的經濟增長反倒有可能造成福利惡化。他覺得,導致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貿易條什的惡化最終造成的虧損將超過經濟增長本身帶來的好處。他的分析著重討論了經濟增長、貿易條件及福利效應之間的關系,尤其是注重論述福利何以惡化的條件。在他之前,還沒有人做過類似的分析。貧困化增長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該理論被認為給當時正在實行進口替代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理論支持,而且還對約翰遜和C.F.迪亞斯—亞歷簡德羅等一大批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和貿易理論家施加了影響,促使他們提出了在關稅扭曲的經濟中技術進步或資本流入有可能導致福利惡化的命題。此外,更為重要的是,貧困化增長理論促使他進入對市場扭曲問題的思考。他本人認為,這一點促使他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哈根與哈伯勒有關自由貿易在一定條件下劣于封閉經濟的命題。
    第二,分析扭曲與福利的一般理論框架成為主流經濟學家分析各種政策福利效應的標準工具。在巴格瓦蒂之前,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接受一種類似于非此即彼的推論,即自由貿易的基礎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當市場失效或扭曲時,自由貿易就不再是最優的政策。巴格瓦蒂高出一籌的地方就在于,他進一步討論了當出現市場失效或扭曲時,應當如何在各種政策工具中進行比較,并選擇出相對來說最優的政策工具。巴格瓦蒂將以往各種有關外部性和非經濟目標的理論納入到新古典主義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之內,通過對各種政策干預所帶來的福利效應的比較,指出市場外部性和非經濟目標不能成為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的理由,由此而證明了最優的政策也就是最適合于特定條件的政策工具。他的論證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包括保護主義在內的許多問題的認識。因此,他在這一領域突破性的貢獻集中于兩點:一是改變了早期人們以市場失效或扭曲而試圖放棄自由貿易的想法,開創了促使各國在市場失效或扭曲條件下重新考慮尋找最優政策工具的新視野;二是由于創立了一整套可供貿易理論學者使用的標準分析工具,因而在解決長期困惑自由貿易理論的若干方面邁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第三,直接非生產性尋利理論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空間。巴格瓦蒂將對DUP活動的分析與對其福利效應的分析乃至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等多個領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為反映現實中各種政策的制定過程和對實際效果的討論提供了一幅更為廣闊而清晰的畫面。本文難以從各個相關學科的角度來討論他創立的直接非生產性尋利理論的重要意義,而只能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探討。我們認為,巴格瓦蒂的DUP理論對于推進國際經濟學研究的意義在于:一是突破了A.克魯格原有的“尋租”分析的較為狹窄的空間,使之一般化地擴展到包括追求數量干預的DUP活動,追求價格干預的DUP活動,由數量干預引發的游說活動(即A.克魯格意義上的“尋租”),由價格干預引發的游說活動,避開數量干預的DUP活動,避開價格干預的DUP活動等領域;二是否認“尋租”理論在福利分析中一直認為“尋租”必然帶來負福利效應的結論,指出當一種扭曲再加上另一種扭曲時,其結果不一定是福利的虧損,而可能是福利的改善;此外,DUP行為在短期內造成福利虧損,但最終不一定會導致真實資源的浪費;三是推進了對被稱之為“哈伯格三角”(Harberger triangle)的“無謂虧損”(the deadweight loss)的度量。巴格瓦蒂指出,在考慮貿易保護的成本時,不能限于只計算“無謂虧損”,還應加上DUP行為造成的損失,因此,其成本比用“哈伯格三角”計算出來的虧損還要大;四是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巴格瓦蒂創立的DUP理論還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這就是該理論同B.巴拉薩、I.M.D.利特爾、T.西托夫斯基、M.F.G.斯科特等人所進行的關于保護的福利效應分析一道,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放棄進口替代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即將結束本文之際,筆者還想特別提到,巴格瓦蒂在國際貿易研究領域取得的許多理論成就早就贏得了國際經濟學界同行們的高度評價。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同樣在國際經濟學領域做出過重要貢獻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薩繆爾森在一篇題為《巴格瓦蒂時代及其他》的文章中,將戰后以來繼俄林、瓦伊納與哈伯勒之后國際貿易理論取得重大進展的20世紀印年代至90年代盛贊為“國際貿易的巴格瓦蒂時代”。2003年,巴格瓦蒂被授予“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杰出資深會員獎”(the Distinguished Fellow Award),以表彰他對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理論所做出的杰出貢獻。該獎項被認為是最能同諾貝爾經濟學獎相媲美經濟學動態京93~98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馬穎/周劍麟20042004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世界各國紛紛采取大幅度降低關稅和取消配額等數量限制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成為一種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它是通過數量和價格雙重控制機制來實施的,已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我們應采取提高產業競爭力、推行國際化標準戰略、構建我國的技術貿易壁壘體系等積極措施,跨越國外的技術壁壘。注:許多資料來源于王振滔先生本人。高啟杰袁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System of the Lands Belonging to the Escaped Families during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CHEN Ming-guang馬穎 周劍麟 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作者:經濟學動態京93~98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馬穎/周劍麟20042004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世界各國紛紛采取大幅度降低關稅和取消配額等數量限制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成為一種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它是通過數量和價格雙重控制機制來實施的,已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我們應采取提高產業競爭力、推行國際化標準戰略、構建我國的技術貿易壁壘體系等積極措施,跨越國外的技術壁壘。注:許多資料來源于王振滔先生本人。高啟杰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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