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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馬斯洛的人性理論(一)  ——兼論人性的生物學基礎和社會學基礎
評馬斯洛的人性理論(一)  ——兼論人性的生物學基礎和社會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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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馬斯洛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在我國巳廣為流傳。馬斯洛心理學的最大特點,是以對人性的研究作為理論的出發點,它力圖通過對人的各種基本需要和潛能的考察了解,來尋找出健康人格得以成長和形成的條件。由于這一理論一掃弗洛伊德以來心理學和哲學中關于人性的種種悲觀看法,為我們揭示出人性的許多光明之處,其樂觀主義的精神令人感到鼓舞,因而深受人們的重視和喜愛。但是,正如它的成功之處引人注目一樣,這一理論中存在的疑點和問題也同樣引人注目。如果我們對這些疑點和問題不加分析而盲目地接受他的樂觀主義的人性理論,那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新的烏托邦的境界之中。為此,本文將通過對馬斯洛人性論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人性的生物學基礎和社會學基礎的辨析,以期能得到對人性的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認識。
      一
  馬斯洛人性理論的一個最基本的內容,是認為人性在其本質上表現為一系列基本需要。這些需要按其強弱層次分別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在這種需要的層次和序列中,當前一種需要得到適度滿足后,后一種需要就從一種潛在的狀態中呈現出來,上升到突出地位,并成為控制人的機體甚至決定其價值觀和人生觀的主導力量。馬斯洛認為,這些基本需要主要是由人的生物機體或遺傳因素決定的,而不是由環境和文化決定的。它是一種類似于動物的、但其力量和強度上更微弱的本能。他將這種本能稱之為似本能、弱本能或本能殘余,他認為,對于這些類似本能的基本需要來說,環境和文化只能起到滿足或阻礙的作用,而不能對它們的存在與否起決定性的作用。
  馬斯洛還認為,雖然人的行為是由其似本能和環境文化兩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并且,由于似本能在其力量強度上比較柔弱,它很容易被環境文化方面的因素所壓抑、控制、改變甚至吞沒,但是就人的需要和價值取向而言,似本能決定著人的最根本的需要和價值觀念。與似本能的基本需要相比,由環境、文化所創造出來的各種需要都只具有非本質的性質。因為這些需要和價值對人的身心健康并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即使未得到滿足也不會產生病態后果。但似本能所包含的基本需要則在人的心理和生物學意義上占有一個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們頑強地堅持要求獲得滿足,一旦受挫,就會產生嚴重的病態后果。
      二
  大體上說,馬斯洛的人性論可以視為20世紀心理學中本能論的一種新的理論表述。我們知道,從生物本能或遺傳天性的角度來解釋人性和人的行為的理論始于20世紀初期,是由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和英國社會心理學家麥獨孤分別提出來的。這種理論是將達爾文生物學中關于動物本能行為的概念運用到對人性和人類行為的解釋中來。這種理論以進化論為基礎,認為人和動物在其生物發展史上具有一種延續性,它們之間并不存在什么天然鴻溝。因此,既然動物的一切活動都是受本能所支配,那么,人的需要和行為也應當是由其生物本能所推動的。早期的本能理論曾將人的一切需要和行為都和本能聯系起來進行解釋,這種觀點后來遭到許多心理學家、尤其是行為主義者的強烈反對而一度陷入困境。但是在整個20世紀里,本能理論一直在以某些新的形式出現在心理學及相關科學領域之中。其中以生態行為學和社會生物學所提供的理論最為著名。這些理論以極其豐富的材料論證了本能或遺傳天性對動物和人類行為的重要影響作用,并認為本能或遺傳天性是推動人類行為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
  馬斯洛的人性理論是對早期本能理論的批判性繼承。他不同意早期本能論者將人的一切行為都視為由生物本能驅動的觀點,而是認為人的需要和行為是由生物機體和環境文化兩種因素決定的。與早期本能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馬斯洛力圖區分出人性中的本質的方面和非本質的方面。他將自己列出的幾種基本需要視為人性中最具本質的內容,并認為這些內容主要是由人的生物學基礎所決定的。而在這些基本需要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需要則是由人的社會性因素,即環境和文化決定的,并認為這些需要只是人性中非本質方面的內容。應當承認,與早期本能理論相比,馬斯洛的確更多地看到了人的需要的復雜性和人的行為的可塑性。但是,他對于人性內容中以生物學為基礎的需要和以社會學為基礎的需要的劃分,以及將他列出的幾種復雜的需要全部歸結為由生物學基礎決定的內容,則仍然是缺少依據和說服力的。
  我們知道,在自然界的生存競爭中,任何物種都必須使自己的行為方式適合于它們的生存環境,不適應環境的物種就會被自然界淘汰。因此,即使動物的本能性行為也不是由它們的生物機體單方面決定的,而是由它們的生物機體和環境因素共同使然的。人與動物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動物沒有一個復雜的社會環境,它們主要是與自然界發生關系,因此動物的基本行為方式或本能性行為主要來自于機體對自然環境的適應性。而人除了生活于自然界之外,同時還生活在一個高度復雜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他既要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使之適應自然界,又要同人類社會發生關系并使自己適應于這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環境,而且后一種適應性對于人來說通常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此,人的基本行為方式就必然要受到這兩種因素的影響。盡管人的大多數需要和行為都有其生物學基礎,或者說它們是由于人的生物機體對環境的適應性而形成的,但是,在形成這些需要的過程中,如果環境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那么,我們就不能將這些需要看成是人的生物天性中固有的需要,而是應當將它們看成是人的生物天性和社會文化環境共同促成的需要。以馬斯洛列出的五種基本需要而言,我認為,除了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應主要從生物機體和遺傳天性中去尋求答案之外,其余幾種需要都必須大量地通過人的社會性因素才能給出正確的解釋。
  我們首先以安全的需要來看,應該說,一切動物都存在著這方面的需要。這種需要是因其生命或生存條件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威脅而產生的。但是在這種需要上,人和動物之間存在著重大差別,動物的安全需要僅在于得到充足的食物和機體免遭傷害,而人的安全需要則因其社會原因而變得異常復雜。對于人來說,安全需要最重要的方面在于使自己的生存條件有所保障,但人的生存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他們所處的社會條件決定的。人們通常不會象動物那樣只根據機體的需要來確定其安全的程度,而是根據他們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實際狀況來確定自己基本的生存條件和安全需要的標準。但是,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和國家、以及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在其生存條件方面常常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因此他們對安全的需要和標準也往往是極不相同的,一個僅能維持基本溫飽的農夫也許并不認為自己存在安全方面的問題,而一個百萬富翁或社會權貴卻可能終日為安全而担憂,因為后者常常必須為保證他們既有的生活標準和社會地位不受威脅而奮力拼搏。所謂居安思危,通常正是對后者而不是對前者而言的。毫無疑問,這種安全需要決不是由人的生物機體或遺傳天性決定的,而是由人的社會條件決定的。因為生物學基礎只能決定軀體需要上的安全問題,而不能決定生活標準和社會地位上的安全問題。我們還可以看到,在當代社會,大多數人對于安全的要求都不是僅在于滿足機體和生理方面的基本需要,而是希望使他們既有的或應有的生存條件得到一定的保障。
  尊重的需要也是如此。尊重主要是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概念,而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概念。尊重的需要首先是來源于人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比較之中。一個人要求尊重,意味著他要求在社會上享有一個恰當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受到他人應有的重視。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人感受到尊重的最重要的條件,是在于同社會其他成員的比較中,他得到了與其才能和貢獻相適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如果他所獲得的經濟、政治地位低于其才能和貢獻。那么,他就會感到自己未受到應有的尊重。
  除此之外,人們對尊重的需要也是同他們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系的。不同時代的人對尊重的看法往往大相徑庭。例如,要求將一切社會成員視為平等的人類個體來予以尊重的觀念只能產生于盧梭和康德的時代而不會產生于孔子和柏拉圖時代,其原因在于,在孔子和柏拉圖時代,與上述尊重觀念相反的等級觀念通常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就同一時代或同一社會來看,不同的人對于尊重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人們常常是根據他們既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地位來理解尊重二字的意義的。民主國家的人和專制國家的人,社會上層人物和下層人物,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在尊重的要求和尺度上往往相差甚遠。從社會心理學上講,可以說尊重是與人在社會中的角色相聯系的。一個人扮演著什么樣的社會角色,就會要求受到什么樣的社會尊重。一位餐館小工決不會要求受到總統般的尊重,而一個國家元首如果被安排在三流賓館下榻,則會被視為極大的侮辱。
  固然,尊重的需要也確有其生物學基礎。從生物學角度講,尊重具有生存意義,它反映了人類個體在社會群體中所獲得的生存地位。一個人受到的尊重越多,則表明他取得的社會生存地位越高,這也正是人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社會尊重的重要原因。但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看到,構成這種需要的因素極其復雜,要充分理解這一需要的根源和意義,必須將人的生物天性和社會性存在的各種因素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和說明,簡單地用人的生物機體、本能或遺傳因素去作出解釋顯然是極其錯誤的。
  愛的需要在馬斯洛那里表述得有些含混,大概也是因為“愛”的概念本身就過于模糊。“愛”并不是一個具有嚴格意義的科學術語,它的應用范圍可以非常廣泛,馬斯洛將愛的需要解釋為對朋友、心愛的人、妻子或孩子等各種親密關系的需要,是與孤獨相對立的概念。但這一解釋并不能使我們很好地把握住這個概念的確切含義。如果就這個概念的習慣用法來予以分類,它通常包含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①親子關系上的愛,如父愛和母愛。②性愛或情愛,即兩性關系上的愛。③生活中的伙伴或朋友之間的友愛。④)個體對一定的社會組織、以及對民族、國家或整個人類的愛,表現為對組織、民族、國家或人類的關懷和獻身。
  對于以上幾種愛的需要來說,親子關系上的愛大概是最具生物學特征的,一般地說,父母對子女的愛通常表現為一種無條件的利他行為,即不圖回報的關心和愛護。這是任何其他類型的愛都無法比擬的。但是,這種無條件的利他主義又正好反映出人性中極端自私的一面,因為這種利他主義的目的旨在使行為個體和親族的基因得到保持和繁衍。正如美國社會生物學家威爾遜指出,“‘無條件’利他主義旨在為近親效力,其強度和頻率隨著親屬關系的疏遠而急劇下降。”〔1〕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愛的需要并不是僅僅存在于人性之中,它也同時表現在幾乎所有較高等的動物身上。這就是說,親子關系的愛并不是人性中獨有的,而是人與其他動物共同具有的天性。
  第二種愛,即性愛或情愛是以性為基礎的,但人類的性愛關系無論在其內容和形式上都已大大超越了單純的性行為。馬斯洛本人也看到這一點,他將愛與性區別開來,認為二者不是同義的。性可以視為一種純粹的生理需要,而愛則是一種更高級的需要。這就是說,在人類性愛關系中,除了性的需要之外,還包含著兩性之間的相互關心、愛護和相互幫助的需要。我們知道,自有文明的歷史以來,人類的兩性關系就主要是通過家庭來維系的。但家庭既是兩性關系的紐帶,又是經濟關系和文化生活的紐帶。這樣就使人類的兩性關系變得極為復雜。人們在性愛需要上不僅受到性因素的影響,而且還深受經濟、文化以及其他各種社會性因素的影響。例如,人們通常更喜愛同自己的人格、氣質、價值觀念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相同的異性而不那么喜愛在這些方面同自己差別很大的異性;人們也常常選擇那些在經濟和社會地位方面相當的異性而不太選擇這方面過分懸殊的異性。我們還可以看到,兩性之間的相互關心和愛護常常是由于經濟關系、價值觀念、生活情趣等方面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性關系的原因。相反,純粹由性關系維系的愛情往往是極不牢固的。這些情況表明,即使是人的性愛上的需要也滲入了大量的社會性因素,而不是僅僅由生物機體決定的。
  對于親密伙伴和朋友的需要的確是人性的一個重要特征。與前面兩種愛的需要相比,這種愛就更需要從人的環境和文化等社會性因素方面來予以理解。人是群居性動物,孤獨無助的人類個體是很難在競爭的自然界和社會中生存下來的。早期的人類社會是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親族社會。在面對外部世界的挑戰時,個體對親族集團的依附以及親族內部的友愛關系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這使人們學會了在親族內部的友愛和互助,但對于親族以外的其他人類群體或個體則往往表現出冷漠和敵視的態度。隨著社會的擴大,親族社會逐漸解體,親族成員之間的關系也漸漸淡化。在這鐘情況下,人們必須尋找其他方式來使自己免于孤獨無助的狀況,這就自然地產生了對親密伙伴、朋友的需要和對一定社會組織或群體的歸屬感。但是,這種友愛與歸屬的需要與親子關系的愛存在著重大區別,后者是無條件的,因為“愛子”尤如“愛己”;前者則通常表現為一種有條件的利他主義,它是建立在相互回報或社會交換原則基礎上的。它是為了得到他人的關心、幫助或支持而付出,或通過對他人的關心、幫助或支持而得到相應的回報。按照威爾遜的說法:“這種‘有條件’利他主義,根本上說則是自私的。這種‘利他主義者’期待社會能報答他自己或他的近親。他的優良行為是經過老謀深算的,常常是有意識的,并受到糾纏在一起的社會法令和要求的制約。這種‘有條件’的利他主義能力可能是通過個體水平的選擇進化而來的,并深受變幻莫測的文化進化的影響。”〔2〕這就是說,人類親族之外的友愛行為是基于社會條件的一種生物學選擇,而不是由其生物機體所決定的一種簡單的“愛”的需要。
  至于第四種類型的愛,即對組織、民族、國家或人類的愛,則可視為第二和第三種愛的延伸和發展。組織、民族和國家是放大了的家庭,對人類的關懷和獻身精神則是反映著個體與族類之間的共生關系。但這鐘愛似乎從來就不是無條件的,而是以個體和所屬群體的利益為轉移的,因而它通常都帶有強烈的階級或集團、民族、地域以及宗教和文化傳統的色彩。正如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人們對其他組織、民族或國家的關懷通常遠不如對自己的組織、民族和國家的關懷;在階級社會中,被剝削階級很少會表現出對剝削階級的友愛;同一文化傳統的人比不同文化傳統的人在感情上更容易溝通;盡管基督教很早就宣揚友愛,但在近代以前,西方基督教會和教徒們對異教徒卻常常表現得極端敵視和殘酷。
  由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人類的各種愛的需要中,除了親子關系的愛以外,大部分的愛的需要都不是由人的生物機體、本能或本能殘余決定的,而是由人的社會生活方式所決定,并且會隨著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
  馬斯洛人性理論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也許是他的自我實現的概念。雖然這個概念不是由馬斯洛首創的,但是他為這個概念賦予了豐富的內容和特殊意義。他將自我實現的需要定義為人的“自我發揮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種使他的潛力得以實現的傾向。這種傾向可以說是一個人越來越成為獨特的那個人,成為他所能夠成為的一切。”〔3〕正如“一位作曲家必須作曲,一位畫家必須繪畫,一位詩人必須寫詩,否則他始終都無法安靜。一個人能夠成為什么,他就必須成為什么,他必須忠實于他的本性。”〔4〕
  馬斯洛將自我實現的需要與前面幾種基本需要區分開來。他認為前幾種需要是一種缺失性的需要。就象人的機體需要維生素一樣,這種缺失性需要如果未能得到滿足,就會導致心理疾病。但是自我實現的需要不是一種缺失性需要,而是一種成長性需要或超越性需要。它的目的不是為了緩解緊張、恢復平衡以消除心理疾病,而是要使內部的潛能得到更充分的發揮。成長性需要與缺失性需要不同,缺失性需要的滿足必須來自人的外部世界,而成長性需要的滿足則是來自人的內部世界;缺失性需要在滿足方式上是間斷性的和有頂點的,而成長性需要的滿足則是持續不斷的和沒有極限的;缺失性需要的滿足僅僅是避免了疾病,而成長性需要的滿足則導致積極的健康。也許人們會提出,既然自我實現需要是使內部潛能得以發揮的傾向,那么,人們在滿足缺失性需要的過程中,不也在發揮他們的潛能嗎?但按照馬斯洛的理論,當人的潛能僅僅用于滿足缺失性需要的時候,這并不意味著他已經有了自我實現的需要。因為這時潛能的發揮僅是為其他需要的價值服務的。與此相反,自我實現的需要自身就是價值,它是一種人的內在的“存在價值”。當人處于自我實現的階段時,其潛能的發揮和表現不是為任何缺失性需要服務的,而是唯發揮而發揮,唯表現而表現。這種發揮和表現本身就是價值,因為它使人的成長動機得以實現并導致了積極的健康。
  馬斯洛認為,雖然自我實現的需要是人性中固有的,它“明顯地植根于人種的生物本性中”,〔5〕但這種需要在人身上只是潛在性的,而不是現實性的。它的現實性表現有賴于兩個方面的基本條件。其一是有賴于前面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的需要和尊重需要的滿足。因為根據需要的層次理論,當一個人的缺失性需要未得到滿足時,自我實現這種高級的、精神性的、超越性的需要不會自動出現。其二是要有合適的社會文化條件。因為“這種高級的、精神的‘動物性’過于怯弱的柔嫩,很容易喪失,很容易為強大的文化勢力剝奪,因而只有在一個促進人的本性的文化中,它才能廣泛地實現,從而得到最充分的發育。”〔6〕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迄今為止的一切人類社會中,第一個方面的條件對于絕大多數人類個體來說尚是不容易得到滿足的。而且馬斯洛還認為,有史以來的大多數已知文化的實際所作所為,主要是壓抑而不是促進了人性中的自我實現需要的充分發育。這正是在現實生活中自我實現的人出現得如此之少的重要原因。
  我認為,馬斯洛關于自我實現需要的觀點的確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馬斯洛確實為我們提供了某些自我實現的人類個體來證明人性中這種需要的存在,這也是令人欣慰和鼓舞的。可是,對于馬斯洛的這一觀點,我們仍不能不提出以下二點疑問。
  第一個問題涉及到物種本性與其行為表現之間的關系。馬斯洛斷言,自我實現的需要是作為人類本性而普遍存在于人類個體身上,但在現實生活中自我實現的人又是極其罕見的。在美國的歷史上及當代社會中,馬斯洛只找到幾十個這樣的例子。這是不能不令人懷疑的。我們知道,在生物學的普遍規律中,物種的本性總是要通過它們的行為表現出來。雖然在個體的基因中往往存在著某些隱性成分,但這種隱性成分又總是能夠通過同類其他個體中大量的顯性反映而得到證明。按照馬斯洛的說法,人們必須在首先滿足了前面幾種缺失性需要之后才會出現自我實現的需要。但是從整個人類進化和文明發展史上看,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人們都不得不為各種缺失性需要特別是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終身奮斗,這就意味著當時的人們幾乎不可能出現自我實現的需要。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這種需要才終于在人類極少數優秀分子身上顯現出來。我認為,這種說法是違反基本的生物學規律的。
  第二個問題涉及到人的基本需要同文化之間的關系。馬斯洛認為,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才能顯現出來,但迄今為止的大多數人類文化并不適合于這種需要的充分發育。因而它在絕大多數個體身上還僅僅是潛在性的而不是現實性的。這種觀點也是難以使人相信的。因為從進化論和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人類社會和文化應當是一種生物學目的的選擇的結果。人類創造文化首先是為其生物學目的服務的,雖然在個別歷史上或社會中,文化與人的需要之間可能會出現某些沖突或不協調的狀況,但從總體上講,人類文化同人的需要兩者在其發展方向上仍是一致的。如果某種需要確實是人的生物本性中固有的,那么它就必然會反映在人類的文化之中,并使這種固有的需要在歷史上和各種社會文化中都能表現出來。我們很難相信迄今為止的大部分人類文化都是和人的基本需要相悖的說法。因此,如果自我實現的需要已確實在當代社會的個別優秀人物身上表現出來,那么,我們完全可以將它看成是人類社會和文化發展到某種特定階段的產物,而不必將它理解為人類生物本性中某些隱性因子的突然顯現。也許在今后的人類社會中會有更多的自我實現的人涌現出來,但即使是這樣,我們也應當更多地從人的社會或文化的因素中去尋找原因,而不是從人的生物機體或遺傳天性中去尋找原因。
      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馬斯洛人性理論中存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在于,一方面,他力圖區分出人性的本質方面與非本質方面,強調人性在其本質上是由生物學基礎決定的,而不是由社會學基礎決定的。另一方面,他又將人性中由這兩種因素決定的內容混淆起來,并簡單地用生物機體或遺傳天性去解釋人性中許多極其復雜的需要,從而忽視了復雜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對人性的重大作用和影響力。這樣,就使馬斯洛將人性的內容看成是靜態的或固定不變的,它只是在不同的社會條件和文化環境中表現的隱性或顯性的,而不會隨社會條件和文化環境的變化而發生任何變化。我認為,盡管20世紀的本能理論已從生物學基礎上為我們揭示出人性中的許多重要特征,但我們仍然不應將人性簡單地歸結為人的生物學本性。其理由十分簡單,因為人是自然界和社會文化的雙重產物。人類創建社會和文化是為了滿足他們的需要,但反過來看,人類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又會促進人的需要的發展,這樣就形成人的需要和文化發展的相互影響的關系。如果人性僅僅是由生物學基礎決定的,那么,人和其他動物之間在其基本需要方面就不應當存在重要區別。但是,如果我們必須把人性和動物的本性區分開來,力圖把握住人性中比動物本性更豐富和更夏雜的方面,那么,我們就必須要借助于人的社會學基礎才能給出正確的解釋。因為人類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人類創建起了高度復雜的社會和文化,從而使它發展出了高度復雜的需要。由于這些需要是與人的社會學基礎相聯系的,因此它必然要隨著歷史條件、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以及個體的社會地位等諸種因素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人性的內容不是靜態的或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和變化發展的。我們不可能確定出一個適合于所有人類社會的“完滿人性”或“健康人格”的概念,而是只能在具體的社會和文化條件下去討論人性內容和健康人格的問題。
  注釋:
  〔1〕〔2〕威爾遜:(論人的天性》,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頁。
  〔3〕〔4〕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頁。
  〔5〕〔6〕馬斯洛等著:《人的潛能和價值》,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頁。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成都哲社版99~104B4心理學王一多19981998通過對馬斯洛人性理論的核心內容——人的基本需要的考察分析,指出馬斯洛的人性理論存在著以下基本錯誤:一方面,他力圖嚴格區分出人性的本質方面與非本質方面,強調人性在其本質上是由生物學基礎決定的,而不是由社會學基礎決定的;另一方面,他又將人性中由這兩種因素決定的內容混淆起來,簡單地用生物機體或遺傳天性去解釋人性中許多極其復雜的需要,從而忽視了復雜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對人性的重大影響以及人性的變化發展情況。人性/基本需要/本能論human nature/basic necessity/theory of instinctA Comment on Maslow'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 Also Deal With the Bi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Bases of Human NatureThe core contents of Maslow’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re reviewed. Some basic errors in the theory are pointed out. Maslow attempted to differentiate the essential from non-essential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stressing that human nature is intrinsically determined by the biological and not the sociological base. On the other hand, he confused the contents in human nature which are decided by these two factors, simply explaining many complicated necessities of human nature with creature body or inheritance. Thus he neglected the great influence of complex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in human nature.西南民族學院管理系副教授(成都,610041) 作者:西南民族學院學報成都哲社版99~104B4心理學王一多19981998通過對馬斯洛人性理論的核心內容——人的基本需要的考察分析,指出馬斯洛的人性理論存在著以下基本錯誤:一方面,他力圖嚴格區分出人性的本質方面與非本質方面,強調人性在其本質上是由生物學基礎決定的,而不是由社會學基礎決定的;另一方面,他又將人性中由這兩種因素決定的內容混淆起來,簡單地用生物機體或遺傳天性去解釋人性中許多極其復雜的需要,從而忽視了復雜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對人性的重大影響以及人性的變化發展情況。人性/基本需要/本能論human nature/basic necessity/theory of instinct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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