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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制度變遷對東亞經濟一體化影響
試論制度變遷對東亞經濟一體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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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14.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73(2007)06—0022—05
  目前,在亞太地區的區域合作中,亞太經合組織居于最高層次,因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對此非常重視。但是APEC畢竟是個龐然大物,擁有21個成員,其政治、經濟、文化、歷史背景差異巨大,要把它們整合在一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對中國來說,除了重視亞太地區的區域合作外,還必須關注東亞區域合作。而當前東亞地區發展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以經濟合作為主,盡管東亞經濟一體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還存在許多障礙因素,制度變遷與經濟一體化的脫節是其中之一。很多學者認為,在東亞,特別應該強調改革創造效應所帶來的整體上制度趨同的效果,因為正是制度的多樣化和差異性使得東亞區域合作的制度成本過高。正如青木昌彥所指出的,日本及東亞其他國家的制度變遷與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有著互補性關系,制度轉變將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互相促進[1]。更進一步地,東亞經濟一體化與東亞制度變遷之間存在一種良性循環關系,未來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將與東亞國家的制度變遷互動發展。
  一、制度變遷對經濟的影響
  認為制度變遷對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實際上是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論思想。要分析制度變遷對經濟的影響,首先要了解何為制度和制度變遷。
  在社會化進化的過程中,那些能夠減少不確定性,有助于人們對未來建立長期預期,保護經濟行為主體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經濟行為主體合作,能夠保證個人利益,從而保證社會整體利益實現的行為規范,就被篩選并固定下來,成為制度[2](P23)。當然,制度并非單純指經濟制度,而是涉及到經濟發展的各方面的制度。從一定意義上說,人類經濟發展史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相互交織的歷史,從中可以概括,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實質,制度則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制度變遷就是制度為了更好地促進創新而不斷調整的過程。
  下面以經濟制度對經濟增長作用作為實例來論證制度決定論思想。從生產要素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程度上看,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生產要素是勞動和自然力;在封建經濟條件下,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生產要素是土地和勞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生產要素是資本和勞動。這種影響經濟增長的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要素,隨經濟制度的演變而不斷變換角色的史實,已經隱含著經濟增長的體制決定論的朦朧真理。與自然經濟體制和封建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體制是迄今為止最具效益,同時又是相對公正的經濟體制;由于它的基本經濟結構是市場經濟,故而保持了市場經濟的高效性;它融入了宏觀管理機制、社會保障和法律保證制度,因此,又保持了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國民收入的相對公平性及平等競爭的法律環境。這些優點不僅有效地克服了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個別企業的計劃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而且在集中了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各自優勢的同時,又較好的克服了各自的內在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增長不僅取決于制度,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經濟體制的優劣。如何使經濟體制向好的方向來發展?毋庸置疑,制度變遷是一個好方法。制度變遷歸根到底是政府決定的。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政府的經濟作用是客觀存在的,并不能因危機的發生而抹殺政府先前的功績。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存在著策略調整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客觀環境。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要大跨度地濃縮工業化的歷史進程,所依賴的最根本的力量就是最具生命力的現代化體制,即進行制度的變遷。制度創新或制度變遷的過程,既不是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也不是誘致型的制度變遷,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就是政府與市場主導力量之間建立在收益互相遞增和風險共担基礎上的互惠性制度變遷;對于區域經濟發展來說就是各國制度有一定的趨同性,這樣才能使各國均得到實惠,從而減少合作的成本。
  二、東亞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制度變遷的必要性
  東亞經濟合作意義重大,兩位澳大利亞學者李瑞智、黎華倫認為“東亞的經濟活動將迫使世界各國進行內部大調整……”[3](P101)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東亞一直缺少強大與持久的國際團結,各國之間尋求與接受某種共同性的步伐相對緩慢。
  東亞的區域經濟合作是從東盟的合作開始起步的,東亞在傳統上一般指的是東北亞,東南亞各國則強調東盟作為一個獨立的整體。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說過:“當提到東亞時,我指的是韓國、朝鮮、日本、中國、越南,它們與東南亞不同,后者是一個中國和印度文化的混合物。”[4](P113) 1967年,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成立,雖然它是亞洲一個重要的區域組織,但其真正的經濟一體化進程直到90年代初才開始。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東亞經濟團體”的設想。1992年組建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1993年1月正式啟動。1995年,東盟國家首腦在泰國曼谷舉行會議,正式提出了召開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倡議。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東南亞和東北亞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美國對危機的態度冷漠,使東南亞國家感到失望,從而與其關系有所疏離;二是東盟各國經過這場危機的沖擊,群龍無首,力量大為削弱,在國際舞臺的聲音顯得微弱;三是這場危機不僅把韓國卷了進去,也讓日本、中國以及香港、臺灣地區備受沖擊,這既顯示了東亞經濟互相依存度頗高,也暴露了“東亞模式”所存在的問題。基于這種情況,東盟再強調“東盟意識”是不行的。為了整合并充分利用東北亞的力量,東盟不再局限于原來的“東南亞整體”,而是主動把自身當作東亞的一部分,中、日、韓三國為自身的利益也需要重視東南亞,由此,東南亞與東北亞開始經濟合作的新歷程。同年12月,東盟(當時是9國)—中、日、韓第一次領導非正式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在這次會議上,東亞領導人就應付亞洲金融危機、深化地區經濟聯系達成了許多共識,對加強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發出了明確的政治信號。1999年11月,第三次東亞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會議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列出了在經濟領域、社會領域、政治領域和其他領域的合作重點。這次會議在推動東亞合作的原則、方向和重點領域上達成了共識,是東亞合作的一個重要轉折點。2000年11月,第四次東亞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新加坡召開。這次會議就落實1999年領導人聲明的合作重點提出了具體措施,同意就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和全面經濟合作問題進行研究,并決定成立由各國高官組成的“研究小組”,就領導人達成的共識和“東亞合作展望小組”提出的建議進行研究和落實。東亞各國已經確定了重點合作領域,落實了開發湄公河流域等一批具體合作項目,達成了進行貨幣合作的“清邁協議”,區域經濟合作開始步入實質性階段。2003年10+3會議上,中日韓3國領導人簽署了《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標志著三方合作進入新階段,原來10+1的對話機制正在向3個10+1的自由貿易區模式發生變化。
  目前,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已經遍布了各個領域。東亞13個國家迄今已在雙邊貨幣交換,資本流動監控,早期金融預警,經濟評估與政策對話,亞洲債券基金方面開展了有效的雙邊或多邊合作,2004年中日韓三國之間的貿易總額達3224億美元,中日韓與東盟各國之間的貿易總額也接近3000億美元,東亞區域內的貿易呈現出快速發展的勢頭[5]。可以預期的是,在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引領之下,東亞經濟地區主義的腳步會越來越快,但是依然需要深層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制度創新,這是因為:
  首先,從經濟上看,東亞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和各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導致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緩慢。
  日本是發達的后工業國家,2005年人均GDP達到34510美元;新加坡和韓國是新興工業化國家,2005年人均GDP分別為21230、12020美元;越南、緬甸、老撾都屬于低收入國家,2005年人均GDP仍然低于1000美元[6];其他國家則是處于工業化階段的中等收入國家。因為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對關稅、產業保護等政策取向不同,對開放市場的承受能力也不同。東亞各國目前的任務是發展本國的經濟,但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不同的制度,使各國面臨的問題不太一樣,在國家合作時承担的經濟責任和義務也有所不同,因此對相互合作達成共同目標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二戰以來,東亞政府普遍比較重視國有企業和大私營企業,中小企業受到約束和限制,國營企業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顯示其弊端。泰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其他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或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對國營經濟的擴張采取了限制措施,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從競爭性領域到傳統上認為的應由國家壟斷經營的領域都有了進一步私有化的取向。但是,由于政權力量的介入、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以及大量的尋租行為,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以私有化為標志的經濟自由化體制是不完全的,有的甚至僅僅是使公共壟斷權力從國家轉移到與政府官員有密切關系的私人手中。
  其次,從政治上看,東亞各國的政治制度呈現多種形態和政府主導型的創新壓抑了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日韓等國建立了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一些新興工業化、準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正在形成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與自身傳統相結合的管理制度,還有一些經濟較落后的國家政治體制尚不成熟和穩定。政治制度的不同不僅使各國的利益和要求存在很大的差異,而且使各國彼此之間的信任度也大為削弱。中日就因為政治制度的差異造成意識形態的分歧,加之歷史因素,難以相互合作充當東亞區域一體化的領導人。而政府指導型創新在初期促進經濟發展后,暴露了不少弊端。一方面,難以保證政府政策選擇的最優化,因為社會經濟的日益復雜必然對政府分析處理信息的能力提出嚴峻的挑戰,而政府及其官員也必然受到有限理性的限制,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政府協調失誤在所難免,一旦錯誤釀成,則損失巨大;另一方面,政府對經濟運行的直接協調壓抑了社會經濟的自我協調能力和社會的自組織能力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國家包辦代替最終會壓抑微觀經濟主體乃至整個經濟的創造力。
  最后,從文化教育上看與北美和歐盟普遍以基督教文化為背景相比,東亞地區文化呈現多樣性,文化認同感的相對缺失增大了經濟合作和一體化發展的難度。在東亞地區,東方固有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兼有;佛教、儒教與伊斯蘭教、基督教影響同在。在印支三國和泰國佛教文化是主流;緬甸和印尼是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并存的國家;日本居民多信仰神道教和佛教等。與此同時,東亞民族構成復雜,有“民族博物館”之稱,宗教與民族問題交織,形成的問題難以在短期內解決。如,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因種族問題,緊張狀況時有發生。民族問題又加大了文化認同的難度。
  東亞國家和地區一向有重視教育的傳統,教育優勢和勞動力素質較高也是東亞經濟成功的重要基礎。然而東亞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以至文化傳統也有嚴重的弊端,那就是注重知識的灌輸,而忽視創造力的培養和發掘;提倡“中庸”,不愿冒險等。這種制度和文化特質隨著東亞的迅速崛起,其經濟中創造力不足的缺陷變得越來越突出。
  三、如何在制度變遷中促進東亞經濟一體化
  東亞歷史上的社會結構、制度和文化方面與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別,因此在學習和吸收現代文明的要素方面,需要付出更為昂貴的代價。因此,在東亞社會結構、制度以及文化信念朝向適合經濟增長的方向變化的過程中,要經歷更多的痛苦和磨難。因而總結過去、立足現在、展望未來,是東亞各國在體制變遷中推動經濟一體化的必修課。
  第一,東亞各國在經濟制度變遷中要注重金融和企業的變革。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和血液,所以進一步完善金融體制,推進金融交易自由化,金融監督法制化、規范化勢在必行。1997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首先對原有的金融機構進行整頓和改革,如泰國的金融公司從1997年底的91家削減到1999年3月的24家[2](P226)。金融風暴并沒有使東亞各國和地區在金融自由化的道路上退縮,相反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加快了金融自由化。韓國放寬了外資持股比例,提前開放債權市場,并且從1999年4月到2000年年底兩個階段開放外匯交易,中國則計劃在2006年底將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
  東亞地區大企業結構存在不少弊端,直接影響國家經濟,中小企業數量眾多,但其抗風險能力弱,兩者都需要實行制度變遷。各國十分重視大企業的結構重組,例如,韓國1997年開始著手進行企業結構調整,這些調整可歸結為提高企業的透明度、取消相互間的債務担保、改善財務結構、確立企業集團的核心產業、明確控股股東和經營主管的責任,而到1998年8月已經有11家大型公有企業被宣布出售。東亞金融危機后,各國政府積極設法解決中小企業的流動資金問題,幫助它們進行債務重組和結構調整。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制和出售等多種形式,從轉換經營機制和規范運作兩個方面推進國有中小企業改革。通過努力,中國中小企業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世界銀行及其下屬民營經濟發展機構國際金融公司發表的《2007全球商業環境報告》,列舉了前一年商業改革取得突出成績的前十名國家和地區,中國名列第四,是東亞地區唯一進入前十名的國家。中國的改革成績具體表現為簡化了企業登記程序,新的公司法把注冊時間從48天縮短到35天,并調低了開辦企業所需的最低資本金額,方便了創建新企業[7]。
  在著力改革的同時,必須注意的是,東亞國家在金融自由化后,政府若完全放棄對銀行、公司債務的風險承担,會使公司面臨巨大的壓力,因為原來的高負債是政府與民間合作的產物,現在政府撒手不管,讓企業單獨承受改革的代價是不公平的,公眾對企業的信心也必然會喪失,加之利率的迅速上升,企業將面臨破產的邊緣。
  第二,即使在全球化時代,也很難要求各國政治體制趨于同化,因而東亞各國應該尊重他國的選擇,把政治體制改革重心放在國內——繼續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致力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在政府主導型制度下的政府過度干預使東亞經濟和制度的創新能力受到損害,市場機制發育遲緩。金融危機發生后,人們對政府主導型體制進行更深刻的反思,認識到在新的經濟科技發展水平上,建立和維護有效率的市場比產業政策更能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日本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政府對經濟的指導和干預政策促進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正是在政府對經濟的判斷錯誤及政策的失靈下才一步步走向長期蕭條。而過度的“經濟自由化”又是東亞各國必須避免的,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并不等于完全的權力下放。香港地區經濟自由化程度很高,曾被認為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可是在周邊急風暴雨的危機中也未能獨善其身。所以,完全超然的政府也是不適當的,在任何情況下,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規范、透明、可預期的環境,都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
  第三,文化和教育要雙管齊下。
  文化是制度賴以生長的土壤,是決定制度演變方向的一種無形而又無所不在的力量,制度的演變是從習慣的邊際演變開始的,任何制度的演變歸根結底都是文化的發展和重構。政府是文化的發展和重構的關鍵因素之一。首先政府在制度變遷的作用體現在整合社會意識形態、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從事經濟建設,保證經濟能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下發展。權威主義和集體主義都是東亞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兩者為東亞早期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但是,隨著經濟科技特別是現代高科技及其產業化的迅速發展,以市場選擇為手段、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動力、以個體為主體的自主創新等西方文化傳統顯示了一定的優勢。因而,東亞政府要引導本土文化在保持自身文化色彩的同時,吸收西方文化的優秀成分,使各國文化有一定的趨同性。其次,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產權的改變、各利益集團中相對收入狀況的變化都會引起意識形態的變遷[8],依此原理,政府應保證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分配公平,以此來維持社會的穩定,這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尤為重要,因為這樣才能在保證國家穩定的前提下,促進各民族文化融合。
  在教育領域,發展和改進科技教育事業,增強創新能力,培養創新型人才。為了使經濟充滿創新的活力,除了要有鼓勵創新的經濟制度環境以外,還需要建立能夠大量培養創新型人才的教育制度。東亞金融危機暴露了東亞各國在新科技革命條件下創新能力以及培養創新型人才方面的不足,缺乏高新技術產品參與國際競爭。事實證明,一個經濟體如果沒有較強的創新能力,它在國際經濟和科技分工中將永遠處于不利地位,永遠只能生產低附加值的產品,甚至被別人掌握經濟命運。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使人們獲得了知識,提高了技能,從而增加了人們對新的工作機會的適應性和在工作中發揮專門才能的可能性,這是教育的知識效應;另一方面,人們在接受高級教育之后,可以改變不正確的價值判斷,提高紀律性,增強對社會和工作的責任感,促進受教育者在參與經濟活動中提高工作效率,這是教育的非知識效應。這兩種效應的綜合作用,是通過人員素質的提高促進勞動生產率,進而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向前發展。
  收稿日期:2007—06—15
湘南學院學報郴州22~26F8世界經濟導刊梁曉丹20082008
東亞/制度變遷/經濟一體化
   East Asia/system change/all-in-one process of economy
A Tentativ Discussion of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System on the all-in-one Process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es In face of the grand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llectivizing of the regional economies, 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supposed to fully promote the all-in-one process of their economies. However, East Asian economy is confined by many elements, of which is the system change of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It is therefore of urgent need to discuss whether the system change is a must or not and hence put forward the system change scheme.
面對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區域經濟集團化并行的局面,東亞各國必須全力推動本地區經濟一體化。但是,東亞經濟一體化面臨著許多制約因素,其中東亞各國制度變遷與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脫節對其影響甚大。因此,分析東亞經濟一體化過程中體制變遷的必要性,提出行之有效的體制變革方案刻不容緩。
作者:湘南學院學報郴州22~26F8世界經濟導刊梁曉丹20082008
東亞/制度變遷/經濟一體化
   East Asia/system change/all-in-one process of economy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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