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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社會轉型時期高校知識分子的心理困境
試論社會轉型時期高校知識分子的心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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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我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正經歷著一場全方位的轉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和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選擇、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正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如果我們把目光集中到教育科學文化領域里來,其巨大的變化與發展并不亞于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中國比以前任何時候更需要知識、更需要知識分子,市場經濟為廣大知識分子提供了比以前幾十年多得多的生存空間、寬松環境、機會選擇和經濟回報。然而,當市場經濟及其政治、文化、社會效應所帶來的自由與機會真正逐漸降臨到知識分子頭上時,他們所面臨的不是勝利的喜悅和歡欣,而是沉重的思考、選擇和責任,他們也從來沒有這樣急切,這樣傍彷,這樣迷茫。這種變革也使他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選擇、生活態度、心理情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著轉換、裂變與震蕩。
  作為知識分子群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知識分子,由于其在社會中所處的特殊位置、環境和所担當的特殊角色、使命,在這種社會變革、轉型中更有著自己特殊的心理感受和行為選擇的種種心理困惑。
      一、待遇的改善與相對剝奪感的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教育在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已有了充分的認識,黨和國家已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來考慮。根據中國教育的現狀,國家已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出臺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綱要》,也采取了一系列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加快教育事業發展的具體舉措:加大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確保教育經費的增長比率高于財政收入增長的比率,完善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辦學政策,擴大高等院校的辦學自主權,放寬辦學政策,拓寬辦學渠道,鼓勵高校“產學研”一體化,提高教師待遇等等。改革開放的十五年,是全國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生活改善最大的時期,無疑也是高校知識分子待遇提高最快的時期,其生活狀況的改善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對教育的投入偏少,教師的待遇偏低,但短期內仍難以使這種狀況有根本的改觀。“待遇低、要求高、責任重、工作苦”,仍是教師包括高校教師的普遍現狀。隨著各項改革的全面鋪開和深入,其他各行業是在勞動、人事、工資等方面的自主權越來越大,在每次教師提高工資時,某些行業的往往提得更多,幅度遠遠高于教育戰線。事實上,與其他行業相比,教師并未從調資中得到更多的實惠,其實際收入水平且有下降之勢。據統計,1990年教師收入水平在十二個行業中排行“老九”,而1992年底已是“老九”不保,排列到第十一位了。教師與其他行業人員的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之勢。他們所付出的辛苦勞動與社會所給予的回報、補償是否平衡呢?與其他行業相比,他們能否心安呢?據南方某大城市的調查表明,高校教師普遍表現出較強的相對剝奪感。這種相對剝奪感來自于對自身利益判斷與評價,當認定自己本應得到的東西沒有得到時,就會感到自己被剝奪了,從而也會產生社會分配不公的感覺。這種心理感受具體表現為:其一,高校教師對自身職業的收入、聲望、實權及整體社會地位進行評價時遠遠低于社會其他群體對他們的評價:其二,在一般高校教師的心目中,從事體力勞動的個體戶、工人、售貨員等的收入要比其他群體高;而對他們的社會聲望的評價則低于其他群體;其三,在對人們獲得收入、聲望、權力和整體社會地位的各項決定條件的重要性進行評價時,高校教師對學歷、專業技術等知識因素的評價遠遠低于其他群體。其四,高校教師對于“付出了勞動心血就會有相應的報酬”、“現在社會分配比較合理公平”等命題更多地抱否定態度。上述各種評價和態度取向上的差異,明顯地反映出高校知識分子群體存在著一種較強的否定性心理感受,比較其他群體而言,他們對自己的現狀更為不滿意,社會不公平感(尤其是收入分配不公感)更為強烈,由此產生的相對剝奪感也更強烈。
      二、“下海”“上岸”兩傍徨
  長期以來,高校知識分子生活于清貧、辛勞之中,特定的社會角色使他們不僅在工作中須盡職盡責,盡心盡力,而且還得作道德、人格上的典范,為人師表。“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燭成灰淚始干”,確是他們人格和精神的真實寫照。可以說,“安貧樂道”是他們的典型性格心理特征。
  而市場經濟是帶有明顯的趨利性的,物質利益表現出空前的吸引力,利益機制在調節人們的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市場經濟的發展,正使整個社會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發生著歷史性的轉變,高校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也不能不受到沖擊。生活的窘迫和生存的危機使一部分高校知識分子不得不放下清高和面子,放棄“君子固窮”、“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傳統觀念,希望通過“下海”來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況。90代初,在一片沸沸揚揚的“下海”聲中,一批批高校知識分子或撲通往商海里跳,或跳槽改行,或創實體,辦企業,做生意,或兼職,提供智力、科技服務,搞信息咨詢、設計策劃,甚至擺攤設點……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見仁見智,各盡其力,拼搏于商海或第二職業之中。他們或者“不顧身家性命”,不要檔案戶口、工資關系,破釜沉舟,背水一戰,徹底“下海”,或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揚長避短,發揮自身優勢,利用一技之長,一業為主,兼營別樣,搞“多種經營”,“下海不離岸”,半入江風半入云,兩頭掛靠,留著退路,或者“孔雀東南飛”,奔赴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另謀高就,擇枝而棲。他們緣何下海,究其因由,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一是在原來的工作崗上收入太低,生活寒酸、拮據,想下海改變這種狀況;二是在原單位難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想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一顯自手;三是有自己的一番事業,想有所成就,苦于沒有必要的物質條件,想“下海”獲得較好的經濟條件后,以便順利地進行自己的事業;四是想換個工作、生活環境,出去闖闖,體驗一下外面世界的生活、檢測一下自己的能力,希望在社會中學些新的“有用”的東西,以適應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凡此等等。
  在早先的“下海”族中,有的成功了,舊貌換新顏,完成了自己社會角色的轉換,改寫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然而,市場經濟的大海,有著既能挽救人也能毀滅人的雙重特性,這是一個充滿機遇的世界,也是一個充滿風險的世界,是一個造就英雄,通向成功的世界,也是一個優勝劣汰殘酷無情,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世界。畢竟,學院書齋教壇講臺與商海是大不一樣的。長期在高校這種特定的環境和文化氛圍中生活慣了,一種全新的生存生活方式于他們來說確是一場挑戰,市場經濟為他們提供了機遇,也檢測著他們的素質、心理、實力。表層的行為表現適應似乎不難,但真正的心靈契合,徹底地適應卻絕非容易之事。近年來,經過商海、市場的洗禮,一些“下海”者卻又悄悄上岸了,陸續返回院校,重操舊業。當年,他們是抱著種種動因和目的以不小的決心而離開這塊陣地的,如今,他們經風沐雨之后,重返故園,其復雜的心態和因由決非三言兩語可道清,但這種現象確實引人注目。“下海”人緣何又“上岸”?以下幾點似可作為注腳:其一,一些人本身素質與市場經濟的要求并不相適應。他們在學校可能是好教師、科研骨干,然而,畢竟商海與學壇不同,他們有些并不是經商的“料子”,如此就短避長,只能是一種錯誤的選擇。其二,是觀念上的不適應、市場經濟是趨利性的,利益機制起著關鍵作用,在商海中“錢”是第一位的,是最高價值目標,要“下海”,就必須追利逐利,作為過去的儒者人師,長期的熏陶和素養,所形成的思維方式、思想觀念、性格特征、行為慣性在短期內是難以改變的。“下海”后,離開了原來的文化群體,又不能馬上徹底融入商人群體之中,在文化心理上成為“邊際人”,兩不靠,在得到時感到新的失落,從而在心理的苦痛和矛盾中,重新選擇“上岸”以解脫。其三,當初匆忙下海,未選準門路,被大潮卷進去欠缺周密的考慮,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現實生活。而在心理上也只作成功的預期,而缺少對付困難、風險的準備,一旦碰到困難,便心灰意冷,“回頭是岸”。其四,市場經濟本身充滿著風險,目前我國改革尚未完全配套,社會保障機制在短期內難以建立起來,激烈的競爭和風險使人安全感嚴重缺失。歷經艱險之后,還是覺得平靜的校園、基本的保障、平靜的心靈的可貴。鑒此種種因由,在歷經“走一回”、“試一次”的親身體驗之后,權衡比較,再次作出行為的選擇,應該說是比當初的急切更為冷靜和明智。
  “下海”者,大多數仍留在商海里,有些已然“上岸”,而留在“岸上”的,仍不免心里癢癢的,安于現狀確非大家所愿,橫下心來一闖,也決非容易可作出的決定,他們在觀察著、思考著,在猶豫傍徨、權衡選擇著,是利是弊?是得是失?何去何從?市場經濟將會長久地撩拔著他們的心扉,使高校知識分子處于一種不安和躁動之中。
      三、尷尬的學術與心理的失落
  知識,是人類最可貴的資源和財富,歷史的經驗一再證明,誰掌握和運用了知識,誰就擁有了財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這一真理已越來越被人們所掌握。而知識分子——作為知識主人的集中代表,對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強大作用,也已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就是競爭,而市場的競爭更重要的是知識、技術、人才的競爭。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生產率正日益成為一個國家、地區、企業、公司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擁有開發高新技術的能力、不斷更新產品,提高產品的科技、知識的含量日益成為決定企業實力的主要因素,這已成為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共識。在一些地區,爭購新成果、搶買專利技術已成為一種新的景象,重獎、重酬、重用知識分子,重視他們的研究成果,已成為不少地方、單位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具體措施。
  然而,與這種理性認識相去甚遠的是高校知識技術成果的現實命運和學者、學術的尷尬境地。
  作為中國科技的兩大支柱是中科院和高等院校。1990年,高校取得9360項科技成果,但多數未能得到應用。國家實行專利法以來,高校累計科技成果7萬余項,然而申請專利的僅有9270項,僅占14%, 而被應用的則更少,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成果大多數被束之高閣。
  所幸的是,近年來,高校實行“科技工作面向經濟主戰場”的方針,高校科研課題已有70%直接來自各級政府和廠礦企業,使科技成果的開發、轉讓、推廣和服務將有較大的改觀,高校自辦科技產業也已逐步興起,“產學研”一體化的辦學模式正被越來越多的高校所采用。高校中有高新技術項目的理工科專業技術人員正日益吃香起來,日漸受到企業、政府和社會的重視。
  然而,高校的專業技術人員并非人人都是如此幸運,那些從事基礎理論研究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教師們卻備受冷落。社會的發展不僅需要應用技術,從長遠來看,也更需要基礎理論和人文精神以及對社會的終極理性關懷,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根基深厚的、國情復雜的國家的當代社會變革一時派不上用場或派不上好用場的關于社會的思想者、理論研究人員,比科技人員意義更為重要。社會變革,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更需要提高人的整體素質和培養全社會的人文精神,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然而,這些知識分子含莘茹苦、甚至投入畢生精力、傾注全部心血的學術研究成果卻書難出、文難發,這已成為一個普遍的難題和學者們的共同命運。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版社作為獨立的自主經營者,以經濟效益為第一追求目標全在情理之中,而以社會效益為重,甚至賠本出一些好的學術著作,確已是難能可貴的。山東人民出版社幾年來每年拿出50萬人民幣資助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諾大的中國又有幾人能成為幸運者呢?而就讀者而言,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使廣大人們向世俗化、功利化、實用化、短期化轉化,“下里巴人”,日將人眾,“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在所難免。教授、學者們不再吃香,不再是當年人們崇拜的對象,學術著作與通俗文學相比,其市場的冷落不能不令這些知識分子尷尬。即對這些在高校執著于自己事業的學者們來說,學術就是生命,面對此境,那種心理感受個中滋味豈可一言道盡!
      四、安全感的缺失與緊張的心理壓力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化,全員聘任制的全面展開,以及工資、人事制度配套改革的進行,高校系統競爭機制已全面引入,這對于提高師資總體素質、教學質量,是必不可少的,而高校知識分子的競爭壓力也無疑大大增強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誰也不會輕松,誰也難保鐵飯碗,高校知識分子也不例外,過去的那種安穩感、清靜感、安全感正在逐步消失,社會的轉型使人們處于不安和不適之中。
  現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快速”,現代科技正加速發展,“日新月異”已難稱其實。社會轉型期,社會對新知識、新理論、新觀念的需求也日益增強。高校知識分子一方面作為科技、知識、理論的創造者和新觀念的倡導者,領導著技術、知識、理論的新潮流,站在時代前沿,但另一方面,現代科技理論的發展,綜合性、多學科性、邊緣性的特點日見突出,作為單個的知識分子其知識結構難免老化,知識量不足,知識面偏窄,作為知識傳播者須全面掌握動態,及時調整自身知識結構,補充、拓展,深化自己的知識,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現在,科技發展和知識更新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快,其總量的增加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因而高校知識分子的壓力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大。
  隨著高校教學改革的深化,學生對教學的要求也越來越挑剔,其學習興趣和對課程的選擇隨著市場需求關系而變化,學習自主性日益增強,要求有更多的選擇余地,教師的教學必須適應多方面、多層次的需要,教學的壓力明顯增大。
  市場經濟的另一個原則就是效率原則,即以最少投入獲得最大的效益。高校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原則就是精簡高校,為降低辦學成本,提高教師待遇,精簡人員,壓縮編制是必然之勢,教師數與學生數之比也在增大,教師承担的工作量必將大幅度增加,過去一些高校,教師上半年課,輪休半年脫產搞科研的狀況幾乎已不可能。而且,由于近年來高校教師斷層現象嚴重,年輕教師不得不肩挑重担,頂上去;教師隊伍不穩,流失、短缺,也是高校面臨的一個難題,在崗位的教師不得不超負荷運轉,一個上幾門課,身兼數職的比例正在增加,其任務可謂重矣。
  高校教師總體上仍屬低薪階層,在社會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物價指數不斷上漲的情況下,他們還得費心盡力去為生計、為養家而考慮、操勞,工作的壓力已然不輕,生存的壓力日見其重。
  社會轉型、變革給人們帶來的心理壓力已是每個中國人所面臨的現實在問題。據有關專家統計,我國人民90年代疾病的變化是傳染病發病率下降,心理疾病的發病率上升,心理健康保健已現實地擺在人們面前。高校骨干教師早夭短命現象已引起人們廣泛的社會關注,而今,在社會呼吁要關心高校知識分子身體健康的同時,其心理疾病也不可忽視。北京一家心理咨詢中心統計,在前去咨詢人員中,高校知識分子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心理問題多涉及工作競爭和壓力,對自身前途感到焦慮和緊張。
      五、沉重的使命感與浮躁心氣
  知識分子向來被譽為社會的理性和良心,是人類的基本價值精神的維護者和理性的運用者,勇于承担道義和責任的價值選擇態度和強烈的使命感是他們的顯著特征,他們以極敏感的神經感觸著社會,以冷靜的頭腦思考著社會,對社會的不合理現象給予懷疑和批判,他們既是社會文化和思想的傳承者,也是社會思想和文化的創新者。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在一個民族的文明進程中,當兩種文化發生沖突、撞擊、融匯、整合之時,知識分子便作為一種“變壓器”而出現、存在。這時,他們的肩頭承担著頗為沉重的雙重任務:一方面,他們需要熱情地學習、汲取先進的文化并將其精神傳播到全社會中去;另一方面,他們又需要審慎地用一種新的視界去察析、轉化、重建傳統的文化,使之以嶄新的風范適應新的時代要求而延續、發展下去。現在的中國社會,無疑正處在這樣一種重要的文化轉型的時代。在這種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高校知識分子不僅是時代新文化的敏感的承受、傳播者,而且也是傳統文化的自覺的創造性轉化者,還得承担起社會文化、思想、觀念的整合的任務;他們不僅要積極地“入世”,積極參與,投入到改革和現代化進程之中,為其鳴鑼開道、推波助瀾,而且也要相對“出世”,對社會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進行冷靜的、理性的審視、探索,提供理論上的參照、指導。無疑,這使命是很艱難的,可以說,當今中國社會是最需要思考、理論、冷靜、理性、價值導引和秩序整合的時代。
  然而當今社會的急劇變革和轉型,社會的脈搏猶如潮水涌動,驚濤拍岸,潮起潮落,社會事物瞬息萬變,各種社會熱點和潮流迅速變換,真叫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經商潮、公司潮、兼職潮、炒股潮、下海潮、出國潮……頻頻拍打著人們的心扉。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牽引著整個社會的功利化、行為短期化,攪得人們已再難妄然入眠。高校知識分子雖生活于較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之中,但市場經濟的大潮早已沖垮校園高高的圍墻,風卷殘云般震撼著他們的心靈。本來就“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知識分子,在這強烈的沖擊波前還能保持“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的悠閑之心和瀟灑之態嗎?諾大一個中國再也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高校知識分子已斷然難守其靜而超然物外作冷眼觀,普遍處于一種躁動和不安之中。
  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在新舊體制并存的情況下,在市場經濟的大潮前,高校知識分子在短期內仍將難以徹底走出轉型期的心理困境。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高校知識分子的生存和發展不僅要靠政府的關心、社會的同情,更有賴于社會變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更有賴于其自身在行動上不斷積極的參與,投入,在理論上積極地探索、創新,在思想上觀念上變革、適應,在心理上調整、平衡。○*
  
  
  
吉首大學學報:社科版89-93G4高等教育申群喜/聶景倫19961996 作者:吉首大學學報:社科版89-93G4高等教育申群喜/聶景倫19961996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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