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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與中國社會變革評說
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與中國社會變革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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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國:悄然興起的“諾斯熱”說明了什么?
  在中國,“史學危機”已是談論了多年的話題,在一次更甚于一次的商業化大潮中,專家的呼吁不過如幾只“泣血杜鵑”的哀鳴,根本無濟于事。然而,在大洋彼岸只有200多年歷史、 也是世界上最為商業化的國家美國,道格拉斯·諾斯卻名噪一時。他通過對經濟史的研究,提出“制度變遷”理論,并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5年3月, 諾斯教授應邀來華,參加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大會,并作題為“制度變遷理論綱要”的演講。光明日報以“中國過渡經濟學誕生”為題作了報道。
  諾斯是美國“新經濟史”學派的代表人物。1989年,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興起》在中國翻譯出版, 諾斯開始為中國經濟學界所知曉;1991年,他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譯本,由中國兩家權威出版社出版;1994年,他的新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也在中國出版。至此,諾斯在中國經濟學界成名知名人物。在中國,一段時期以來,歷史及經濟史如此之冷,而諾斯卻如此之“火”,的確是一個強烈的反差。那么,中國的“諾斯熱”說明了什么?很明顯,諾斯在中國走紅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處在改革過程中,處在由傳統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過程中,用諾斯的專門術語講,就是處在“制度變遷”中,而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為我國的改革提供了某些頗有價值的參考。同時,“諾斯熱”也說明,中國的經濟改革遇到了傳統理論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二、經濟史:是遠離現實的“學問”嗎?
  中國改革需要制度變遷理論,呼喚過渡經濟學產生。這就是“諾斯熱”的原因。然而,改革模式的選擇,發展道路的選擇,不論我們是否愿意承認,它都與我們自己的不可割斷的歷史有關。正如諾斯反復強調的“你過去是怎么走過來的,你的過渡是怎么進行的”〔1〕。然而,可悲的是,諾斯的學說,被中國經濟學界所重視的,仍只是他的“經濟”而不是“史”。
  經濟學本來具有理論與歷史結合的傳統,這一傳統在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著作中,都得到很好的體現。然而,這一傳統,就資產階級經濟學來說,在大衛·李嘉圖那里就中斷了;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方法,在中國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忽視。這就使經濟學與經濟史逐漸成為兩個互不相干的分支,其發展命運也大相徑庭。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學由于黨的戰略中心轉移而日益興旺,而經濟史卻由于被人認為“遠離現實”而日益衰落,近乎無人問津。
  諾斯恢復了理論與歷史結合的經濟學傳統,開創了新經濟史學,并提出著名的“制度變遷理論”。他認為,經濟史的任務就是“按時序解釋經濟結構及其實績”。所謂“實績”,就是經濟學家通常所注意的問題,如生產多少,成本與收益的分配和穩定性;所謂“結構”,是指決定實績基本因素的社會特征,包括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技術、人口及意識形態;所謂“按時序”,就是指經濟史從時間上解釋結構與實績的演變,亦即“變遷”。然而,傳統的經濟史學由于缺少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能解決經濟史的核心問題,“即既要解釋清楚決定和衡量一種經濟體系實績的制度結構,又要解釋這種制度結構的變遷”。而諾斯則運用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方法和新古典經濟理論,建立了獨特的“新經濟史”,并提出著名的制度變遷理論。總之,新經濟史學就是“建立有關經濟結構的理論,解釋這種結構的穩定與變遷”〔2〕。
  那么,新經濟史是不是單純地解釋歷史,是不是真的象在有些人眼中那樣經濟史遠離現實呢?關于這個問題,諾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諾斯看來,經濟史研究與現實問題密切相關。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譯本序中指出:“歷史表明,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他在中國訪問期間,不止一次提到歷史與現實選擇之間的關系:“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過來的,就不知道今后前進的方向”。關于中國的改革,他的建議是:“了解周圍,認識自己,知道自己是如何走過來的,現在到了什么階段,然后再看有什么可供選擇的方案,以及可以選擇什么方案”〔3〕。可見,諾斯的理論, 不僅是注重“現實”的,而且是側重于“對策”的。因此,中國的改革呼喚過渡經濟學,需要制度變遷理論,同樣也需要經濟史。特別是,我們的改革是在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進行的改革,“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的信仰體系,這一切都是根本的制約因素。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非常敏感地注意到這一點:你過去是怎樣走過來的,你的過渡是怎樣進行的。我們必須了解這一切。這樣,才能很清楚未來面對的制約因素,選擇我們有哪些機會。”〔4〕
      三、東方與西方:其興衰更替的原因是什么?
  東方,或者說中國落后于西方是近代以來的事實。多少年來,中國人藐視乃至詛咒它,而不少學者又試圖解釋它,從而找到中國落后的原因。
  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大量接觸西方文明,然而,多少年來對西方文明的理解一直停留于皮毛。例如,西方對中國朝野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先進技術。中國為什么屢戰屢敗?最簡單的回答就是西夷“船堅炮利”。由此推論,中國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技術落后。所以,提出:“中體西用”,即保持中國的傳統體制而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殊不知這正是中國近代以來歷史悲劇的核心。事實上,中國并不是沒有先進技術。眾所周知,我國四大發明是撼動西方封建制度,并引起近代西方經濟革命的重要原因。例如,指南針開拓了遠洋貿易,事實上是地理大發現的重要前提;造紙術和印刷術引起了近代第一次信息革命,并且是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的重要條件;而火藥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方式,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諾斯指出:“火藥、指南針、優良的船舶設計、印刷術和紙張在西歐的擴張中起了作用”〔5〕。然而, 在西方轟轟烈烈地進行近代化的同時,中國卻一切如故。而到后來,洋務派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船不可謂不堅,炮不可謂不利,卻依然一敗再敗。所以,只靠先進技術不能救中國。
  為什么中國的先進技術不能引起中國的經濟革命?為什么中國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同樣不能導致中國的迅速發展?諾斯教授的制度變遷理論似乎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東方世界為什么落后與西方世界為什么興起,是同一個問題的正反面。1973年,諾斯出版了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興起》。在這本只有幾萬字的小書中,他研究了西歐國家9世紀以來的經濟史, 并全面解釋了西方近代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他認為,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有其狹隘性,即它們不考慮制度方面的因素,過多地強調了技術方面的作用,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術性因素。他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6〕而近代中國的落后, 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落后。
  傳統的增長理論,一般都把制度因素看作既定的,因而往往將制度因素排除在外,通過物質生產要素,特別是技術的變化說明生產率的變化和經濟的增長。然而,根據諾斯的研究,在技術和其他物質要素不變時,生產率也可能變化,也可以實現經濟增長。例如:17~19世紀中期,海洋運輸技術并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但由于海洋運輸變得更安全和市場經濟變得更安全,因此,船運制度和市場制度發生了變化,從而降低了海洋運輸成本,使海洋運輸生產率大大提高。所以他得出結論說:在技術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通過制度創新或變遷也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事實上,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和資本積累這些物質要素的變化,本身就是經濟增長。因而,不能用這些物質要素的變化來解釋經濟增長。
  那么,制度是怎樣決定經濟的增長呢?諾斯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建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而有效率的組織的產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產權。使私人收益接近社會收益,即消除“搭便車”行為,保證創新活動的行為主體得到最低限度的報償,其目的就是對人的經濟活動造成一種普遍的激勵效應。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實現經濟增長,那就是因為該社會沒有為經濟方面的創新活動提供激勵,沒有為私人收益確定產權制度的保證。諾斯不僅用上述觀點解釋了西方世界的興起,還具體說明了英國和尼德蘭在西方世界中首先崛起的原因。這就是這兩個國家最早進行了產權結構方面的變革,從制度上激發和保護了經濟領域內的創新活動。
  諾斯的上述理論,也可用來解釋我國傳統計劃體制下的低效率:即產權界限不清,個人或組織創新活動的收益不能得到保證,從而使經濟組織缺乏激勵機制。因此,我國的改革,應著重從明晰產權,保證創新收益,消除“搭便車”行為,建立激勵機制入手。我國的改革從“放權讓利”起步,大方向是正確的,但并不能解決體制上深層次的問題,因而改革的最終結果還是要觸及產權結構。當然,產權明晰并不等于私有化。諾斯始終認為: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并不是絕對的,“有時將國有資產繼續保持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是必要的。”〔7 〕關鍵在于建立一個公平的、有效競爭的市場。
      四、變遷成本: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變革為什么走走停停?
  中國整個近代以來的歷史,都是劇烈的“制度變遷”史。然而,100多年來為什么走走停停,甚至出現幾次較大的反復? 諾斯的“路徑依賴”和“鎖定”理論有助于理解這個問題。根據諾斯的理論,制度變遷是由已有的歷史選擇所決定的,如果所選擇的路徑是錯誤的,制度變遷有可能被“鎖定”,從而陷入停滯。中國近代以來的制度變遷,出現了多次錯誤的選擇:從“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從自由資本主義到中央計劃經濟,無不使中國的發展“鎖定”。當然,象中國這樣的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傳統、又同樣背負沉重歷史包袱的民族,不經過一系列的“折磨”是難以實現制度變遷的。正如諾斯指出:“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從部落經濟向現代經濟演變過程中經常陷于困境”〔8〕。看來, 制度變遷過程中的停滯和反復,并非中國獨有。
  然而,上述解釋還遠遠不能說明中國100多年來曲折的歷史:為什么看來完全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如市場經濟制度,并不能被順利采納,為什么并不合理的、無效率的制度,如封建經濟制度和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卻不能那么輕易地被放棄?關于這個問題,諾斯是通過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以及利益集團壓力理論加以說明的。
  諾斯說:“選擇依賴于每個選擇的成本與收益”〔9〕。 他根據對美國經濟史的多方面定量研究指出:制度變遷與技術進步有相似性,即推動制度變遷與技術進步的行為主體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當然,不同的行為主體,如個人、團體或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動機、行為方式及其產生的結果可能是不同的。可他們都要服從制度變遷的一般原則和過程,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之比對于促進或推遲制度變遷起著關鍵作用。只有在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情況下,行為主體才會推動直至最終實現制度變遷。在美國歷史上,金融業、商業和勞動力市場方面的制度變遷都是為了實現社會總收益的增加而同時又不使個人收益減少。否則,這些變革就不可能實現。
  用諾斯的理論也可以說明我們今天的改革,改革既有社會收益,也有社會成本,而在改革中,每個個人及其利益集團都在權衡各自的利弊得失,即收益與成本,只有在其收益大于成本時,才會贊成改革,推動改革,否則就會反對改革。而只有改革在整個社會收益大于社會成本時,改革的力量才會大于保守力量,改革才能真正啟動并取得進展。然而,在制度變遷的例子中,也有社會收益明顯大于社會成本而改革沒有實施的情況。對于這類問題的解釋,可以進一步求助于諾斯的意識形態與國家理論。他認為,決定社會制度變遷的因素,除收益與成本外,還有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治制度。因此,盡管某些改革措施,如價格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就業制度等,從理性上講是正確的,但卻無法實施。因為這些改革總要觸動某個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而每個利益集團的行為又受到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結構的制約。“我們的文化,我們的信仰體系,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一個國家政體起著根本性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仍然決定著我們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從短期看,集權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經濟增長率。從長期看,法制、保證合同執行的制度規則才是真正保證長期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10〕
      五、路徑依賴:制度變遷與一個民族的歷史有什么聯系?
  中國的改革為什么是今天這個格局而不是另一種,如俄羅斯的那種格局?這個問題我們不可以用“存在就是合理”這一哲學定理來簡單地加以解釋。事實上,我們今天的改革的格局,是改革以來一步步歷史所決定的,是我國建國40多年歷史所決定的,往深遠里說,它是由我國近代以來一個半世紀歷史所決定的,并與我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著不可分的聯系。用諾斯的理論來解釋,這就是“路徑依賴”。
  什么叫路徑依賴?諾斯認為:制度變遷過程與技術變遷過程一樣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所以,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縮環軌道迅速優化;也可能順著原來錯誤路徑往下滑,甚至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之下而導致停滯。
  諾斯用路徑依賴解釋了英國和西班牙英屬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歷史發展和不同的結果。 同樣, 我們也可以用來解釋西方與東方(中國)從14~15世紀開始的一盛一衰的歷史。路徑依賴理論告訴我們:在歷史長河中,有那么多的十字路口,每一步選擇都可能是影響深遠的一步。因此,在制度變遷或改革過程中,每走一步都應慎之又慎。
  另一方面,路徑依賴理論還告訴我們,在制度變遷過程中,每一步選擇都與過去的選擇分不開,與歷史分不開。諾斯指出:“改革路徑的選擇是歷史在起作用,經濟的發展也是如此。無論是政治制度本身,還是信仰制度都與歷史密切相關;它們的產生和演變受過去的影響,同時也限制了當前和過去改革路徑方式的選擇。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過來的,就不知道今后前進的方向。這一點對我們研究過渡經濟學的人尤為重要”。所以,我們在制定改革措施,即進行路徑選擇時,必須考慮具體國情、特別要考慮歷史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重視改革史的研究,重視建國以來歷史的研究,以及我國經濟史的研究。“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過來的,就不知道今后前進的方向。”〔11〕
      六、經濟學人:要不要研究一點中外經濟史?
  諾斯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譯本序》中指出:“學者們已涉及到中國的歷史,并進一步發現系統地分析政治和經濟問題尤其有價值。然而,必須再一次強調歷史的重要性。中國現存的詳盡的制度知識(knowledge of the institutions)及其是如何演化的, 這亟待作分析。”諾斯的話可謂語重心長。但遺憾的是,中國的歷史研究、特別是經濟史研究被忽視得難以想象:人才缺乏、經費缺乏、成果也自然缺乏——貧困的經濟史。
  美國歷史短,又最商業化,卻重視經濟史研究,甚至發展出“新經濟史”;中國歷史悠久,且不如美國那么商業化,卻忽視經濟史。為什么?一個頗“經濟學”的解釋是:中國貧窮而美國富裕,中國因為貧而沒有更多的資源用于不能直接創造財富的“學問”。然而,經濟史正是研究一國為什么窮而另一國為什么富的學問,正是研究窮國怎樣變成富國的學問,同樣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不同的是經濟史是“按時序解釋經濟結構及其實績”的。
  諾斯對經濟學的貢獻,不僅僅是開創新經濟史學和制度變遷理論,更重要的是,他恢復了經濟學的理論與歷史結合的傳統,給我們一個新的解釋歷史和研究經濟理論的方法。通過諾斯,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史研究對于社會變革與發展以及對經濟學本身的變革與發展的重要意義。
  最后應該強調的是:中國有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有中國特殊的國情,因而也應有中國的改革理論或“制度變遷”理論。如果中國的改革不得不求助于諾斯的話,那就不能不說這是中國經濟學的悲哀。我們必須牢記,我們要建立的體制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沒有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深刻了解,沒有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就不可能找到一條正確的“路徑”,那么,中國的改革恐怕要真的被“鎖定”了。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
                    〔責任編輯:王剛〕*
  注釋:
  〔1〕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綱要》,載《改革》雜志1995年第3期。
  〔2〕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序言和論題), 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66頁。
  〔3〕《諾獎得主諾思答京城聽眾問》,載《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
  〔4〕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綱要》,載《改革》雜志1995年第3期。
  〔5〕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序言和論題), 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66頁。
  〔6〕諾斯:《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7〕《諾獎得主諾思答京城聽眾問》,載《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
  〔8〕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綱要》,載《改革》雜志1995年第3期。
  〔9〕諾斯:《制度創新的理論:描述、類推與說明》, 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02頁。
  〔10〕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綱要》,載《改革》雜志1995年第3期。
  〔11〕《諾獎得主諾思答京城聽眾問》,載《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
  
  
  
學習與探索9哈爾濱11-15F11理論經濟學高德步19961996 作者:學習與探索9哈爾濱11-15F11理論經濟學高德步19961996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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