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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文學與文化研究中的意識形態批評
談文學與文化研究中的意識形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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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為社會文化批判概念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概念首創于法國哲學家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的《意識形態的要素》(四卷本1801-1815)一書,其法語詞“idéologie”可以直譯為“觀念學”。在托拉西那里,意識形態是哲學上的基礎科學,它致力于研究認識的起源、界限和性質。拿破侖執政時期,在托拉西周圍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主張共和的“意識形態家”(idéologues)團體,他們相信只有理性而不是暴力才能解決社會重建問題。拿破侖在否定的意義上嘲笑這些人為“不切實際的”空談家。
  馬克思是繼托拉西之后重點研究意識形態問題的思想家。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首創德語詞“Ideologie”(意識形態)概念,把意識形態看做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的社會意識形式。馬克思認為,之所以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因為占據了物質生產資料的統治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資料的生產。在馬克思那里,意識形態作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式總是掩蓋或扭曲現實關系,在整個社會生活里完成一種特殊的欺騙或神秘化功能,為既有的社會秩序服務。統治者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具有合法性并萬古長存,總要制造各種各樣的幻想,把自己打扮成全體民眾的代表,“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地位的新階級,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注: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頁。)因此在馬克思那里,意識形態主要是指維護現行統治的虛假的思想體系,或者說是使得社會控制關系合法化的某種固有的、非透明的邏輯程序。它具有虛假性、實踐性、整體性和階級性,反映了一定的物質狀況和階級利益。意識形態概念與異化、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等相關概念一起,構成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政治文化批判的核心范疇。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把社會結構分為四個層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式都被稱為“意識形態的形式”(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頁。),它們受到特定生產方式的制約。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文學藝術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是“更高地懸浮于空中的思想領域”(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頁。),與物質生產常常存在不平衡關系。伊格爾頓認為,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包含了兩種大相徑庭的意義,“一方面,意識形態是有目的,有功能,也有實踐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似乎僅僅是一堆幻象,一堆觀念,它們已經與現實沒有聯系,過著一種與現實隔絕的明顯自律的生活。”(注:伊格爾頓:《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馬海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頁。)實際上,這正是意識形態的兩面性,即一方面意識形態與社會生產方式有著對應關系,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又有著相對的獨立性。
  由于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包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人們的思想意識總是不可避免地與其物質生活狀況和利益相聯系,后來列寧便強調意識形態與生產方式的對應性,將在馬克思那里主要作為否定性概念來使用的意識形態概念改造成描述性的中性概念,把馬克思主義看做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相對立的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20世紀20年代末,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中,也從其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論證了意識形態是“用來表示特定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以及世界觀和與之有密切聯系的思維方式不可避免地聯系在一起的觀點。”正因為“一個對歷史怎么看,怎樣從特定的事實解釋全局都有賴于這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因此,“意識形態概念的重要因素是這樣發現的:政治思想與社會生活在整體上緊密聯系在一起。”(注: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李書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27頁。)
  自葛蘭西之后,西方意識形態概念在含義上開始從抽象思想體系向日常體驗和話語實踐層面轉化。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認為意識形態是“含蓄地表現于藝術、法律、經濟活動和個人與集體生活的一切表現之中”的世界觀,意識形態包括哲學、宗教、常識和民間傳說等,它能“‘組織’人民群眾,并創造出這樣的領域——人們在其中進行活動并獲得對其所處地位的意識,從而進行斗爭。”(注: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頁、第292頁。)葛蘭西強調意識形態的實踐功能,認為正是意識形態創造了主體并使他們行動。他提出的文化霸權理論便也同意識形態問題息息相關。他之所謂“霸權”意指統治的權力贏得它所征服的人們贊同其統治的方式,也就是說霸權的實現是一個協商和獲得共識的過程。霸權包括意識形態,但涵蓋了國家機器以及介于國家與經濟中間的機構如新聞媒體、學校、教會、社會團體等范圍。根據葛蘭西的觀點,贏得霸權就是在社會生活中確立道德、政治和智力的領導,其辦法是將自己的思想體系作為整個社會的構造,從而將自己的利益等同于社會的利益,“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一個社會集團統治著它往往會‘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來制服敵對集團,它領導著同類的和結盟的集團。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就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注: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也就是說,國家的統治表現在由軍隊、政府、法律機關構成的政治社會和非強制的市民社會,后者行使著文化霸權的功能。阿爾都塞更是把意識形態普遍化,將意識形態視為一種存在于特定社會歷史中“具有獨特邏輯和獨特結構的表象(形象、神話、觀念或概念)體系”,“人類通過并依賴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中體驗自己的行動”(注: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01頁、203頁。)。意識形態是對生存條件的想象的反映,規約并支配著每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正因為意識形態是對幻想現實的反映,它便不同于作為真實現實的反映的科學,在階級社會具有階級功能。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文中,他借鑒了拉康關于鏡像階段的嬰兒如何通過身份確認而形成自我的精神分析理論,指認意識形態是“個體與其真實存在條件的想像性關系的一種表征”,并且認為“意識形態擁有一種物質性的存在。……一種意識形態永遠存在于一種機器及其實踐中。這種存在是物質的。”(注: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見齊澤克編《圖繪意識形態》,方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頁、第164頁。)意識形態通過對社會現實的想象性關系而作用于主體,參與主體的建構過程,因此,意識形態對人的控制是無形的,甚至無意識的。受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的影響,美國伯明翰學派從威廉斯開始,便擯棄了過去那種將文化當作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騙局的簡單化的說法,把意識形態看作“意義和觀念的一般生產過程”(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i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55.),意識形態成了社會多元決定中的思想觀念的生產形式。
  雖然意識形態概念發生了從作為“思想體系”到作為被體驗的、慣常的社會實踐的含義轉變,但從整體上看,它仍然具有相當濃厚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色彩。在葛蘭西、阿爾都塞那里是這樣,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也是如此。法蘭克福學派繼承馬克思的批判傳統,將意識形態看作統治階級的社會意識形式。他們所說的意識形態除了包括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政治、道德、法律、藝術等領域之外,甚至還涵蓋了科學技術。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副標題就是《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在該書中馬爾庫塞宣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滲透到思想、文化、技術、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并使藝術整合到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之中。這種意識形態鼓勵人們盡情享受生活,并使其思維同質化,壓制了人們內心中批判性、反抗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在這個過程中,科學技術也同一般意識形態一樣,具有工具性和奴役性,因此科學技術本身成了意識形態。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是使統治合法化的各種思想意識的運作機制與程序。
  晚近西方意識形態學說依然一方面重視意識形態的日常性和體驗性,一方面強調意識形態的社會控制功能。在《意識形態導論》一書中,伊格爾頓列舉了意識形態的16種含義,從“社會生活中意義、符號、價值的生產過程”、“特定社會群體或階級的觀念體系”、“有助于使居于統治地位的政治權力合法化的虛假的觀念”,到“必要的社會幻覺”、“個體與社會結構相聯系必不可少的中介”等等。不過,伊格爾頓承認,意識形態“通常指的是符號、意義和價值觀用以表現一種支配性社會權力的方式,但是,它也能夠表示話語和政治利益之間任何意味深長的連接。”(注:See Terry Eagleton,Ideology:An Introduction,London:Verso,1991,pp.2-3,p,221.)按照斯洛文尼亞學者齊澤克的觀點,意識形態的實質是某種真理外表下所暗含的社會控制內容與其表述者主觀立場之間的聯系方式。(注: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幽靈》,參見齊澤克編《圖繪意識形態》,方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頁。)當代意識形態理論研究的重點便是意識形態作為社會意識的控制形式,“意識形態并不僅僅向人們提供用于指導世界觀的信仰體系,它還在各種社會行為者創造其賴以生存的知識世界的過程中起著根本性的作用。此外,意識形態還能掩蓋或轉化存在于行為者體驗的社會現實和不同的社會群體互相競爭的既得利益之間的矛盾,由此而形成社會現實中的集體意識。……意識形態被認為是構建和重建社會的一種方式,而個人意識和這一過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注:丹尼斯·K·姆貝:《組織中的傳播和權力:話語、意識形態和統治》,陳德民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1頁。)
    二、作為文學批評范式的意識形態批評
  早期的文學意識形態批評常常關注文學的社會政治內容,或者說,關注文學與社會意識之間的關系。在馬克思之后,最早將審美與文學和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的人物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沃羅夫斯基。他1910年在《馬克西姆·高爾基》一文中,在否定的意義上批評高爾基的《母親》中對無產階級人物的描寫表達的是一種“審美的意識形態”,“是對生活作出詩意的反映”,是無產階級意識尚未成熟的幻想化的表現。(注:沃羅夫斯基:《馬克西姆·高爾基》,見《沃羅夫斯基論文學》,程代熙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71頁。)可見,沃羅夫斯基是將意識形態看做關于現實的歪曲了的表象。其后,波蘭美學家英伽登1937年在《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一書里,提到了文學的意識形態意義。他把文學作品的意義層面區分為語音層、意義單位層、被表現的客體層、圖式化方面層與形而上學層,并認為,如果我們閱讀作品時“把注意力集中在客體層次上,它們在‘意識形態’意義以及審美相關價值的復調性方面就顯得非常空洞和貧乏。”(注:英伽登:《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陳燕谷等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4頁。)他這里的意識形態意義實際是指文學中所包含的社會文化意義和讀者對作品所作的社會政治解讀。
  普列漢諾夫說過,沒有一部完全缺乏思想內容的藝術作品。如果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齊澤克的觀點,把意識形態當作某種真理外表下所暗含的社會控制內容與其表述者主觀立場之間的聯系方式,那么,不僅法捷耶夫歌頌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反法西斯戰爭的《毀滅》和《青年近衛軍》是意識形態性的,連索爾仁尼琴反對蘇聯斯大林體制對無辜人的鎮壓的《古拉格群島》也是意識形態性的。列寧之所以稱托爾斯泰為1905年“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注:列寧:《列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見《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9頁。),是因為他從托氏創作的作品中看到了宗法制俄國社會的特點與宗法農民的思想體系,從而指出了俄國革命者研究托爾斯泰的必要性。因此,社會政治、道德對文學的滲透與制約可以說是意識形態影響文學的表現。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影響主要是社會政治、思想觀念對作家創作的滲透和某種文學體制對文學發展的規約。作家生活于一定的時代,各種哲學的、美學的、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觀念必然同作家產生這樣那樣的聯系,作家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哲學觀、美學觀、道德觀、政治觀、宗教觀等會直接間接地在作品中表露出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如杜甫的作品便有濃厚的忠君思想,清代文康的小說《兒女英雄傳》所渲染的名教綱常、榮華富貴、一夫多妻等思想,無不表露了封建的意識形態觀念。麥爾維爾的《白鯨》中流露的白人種族優異論和對美國式民主的稱頌使其打上了美帝國意識形態的烙印。
  其次,文學的意識形態批評還致力于勘察和辨析文學的意識形態意義與其實現之間的關系。作品建構的是一個充滿張力的文本空間,作者的意識形態立場有可能與作品現實的意義表達效果之間出現差異或不一致現象。喬納森·卡勒說,“語言既是意識形態的具體宣言——是說話者據此而思考的范疇,又是對它質疑或推翻它的基地。”(注: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李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頁)恩格斯在1888年《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認為“現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恩格斯曾經以巴爾扎克為例,指出他的同情心雖然是在貴族一邊,但卻毫不掩飾地贊美他政治上的死對頭——圣瑪麗修道院共和黨的英雄們(注: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頁。)。按照盧卡契的說法,巴爾扎克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偉大性,正是因為他對社會歷史的深入觀察與他的保皇主義意識形態出現了斷裂。這說明作品的客觀意義有可能和作者的政治觀點不一致,從而將作者的意識形態立場撕下了裂口。阿爾都塞則認為,偉大的藝術與現實的聯系是通過藝術對意識形態的反叛關系即對意識形態的顛倒實現的。他在《皮科羅劇團,貝爾多拉西和布萊希特》一文中寫道,“在意識的任何意識形態形式中,不可能有其內在的辯證法而離開自身的成分……因為,意識不是通過它的內在發展,而是通過直接發現他物才達到真實的。”(注:阿爾都塞:《皮科羅劇團,貝爾多拉西和布萊希特》,杜章智譯,見陸梅林選編《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文選》,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509頁。)他認為盡管意識形態是主體形象化的對象,是對個體生活經驗的抽象,但偉大的藝術又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將意識形態的“他物”轉變成個人的形象,從而與意識形態的現實形成了特殊的差異性認識關系,即藝術的審美效果產生于個人的意識形態立場與現實的意識形態的距離。巴爾扎克等作家的偉大在于其作品呈現了作者與他的意識形態之間的抽象的真實關系,以“‘看到’、‘覺察到’和‘感覺到’的形式(不是以認識的形式)所給予我們的,乃是它從中誕生出來、沉浸在其中、作為藝術與之分離開來并且暗指著的那種意識形態。”(注:阿爾都塞:《一封論藝術的信——答安德烈·達斯普爾》,杜章智譯,見陸梅林選編《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文選》,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520-521頁。)
  晚近的文學意識形態批評對文體和敘事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托多洛夫曾經以體裁為例,說明“體裁在社會中演變,通過制度化與社會相聯系。……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體裁系統,后者同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相關聯。”“一個社會總是選擇盡可能符合其意識形態的行為并使之系統化;所以,某些體裁存在于這個社會,而在那個社會中卻不存在,這一事實顯示了該意識形態的作用,并有助于我們多少有點把握地確定該意識形態。”(注:托多洛夫:《巴赫金、對話理論及其他》,蔣子華等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頁。)通常認為,小說主人公的個體主義證明小說的興起與資產階級或市民意識形態有關。在諸如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之類的小說中,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得到鮮明的體現。魯濱孫·克魯梭的海上冒險就表現出濃厚的經濟個人主義色彩,經濟動機的首要性以及對簿記和契約的重視,這些都帶有明顯的資本主義特征。同樣,故事敘事中包含著意識形態。詹姆遜說,“審美行為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而審美或敘事形式的生產將看作是自身獨立的意識形態行為,其功能是為不可解決的社會矛盾發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決辦法’。”(注: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頁。)他在解讀巴爾扎克的《老姑娘》時,認為小說表面敘述的是求婚者追求科蒙小姐的故事,實際是“以貴族式的優雅與拿破侖式的活力之間的二元對立”暗示爭奪法國統治權的斗爭。
  究竟應當如何看待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問題?按照特里·伊格爾頓的說法,作家作為社會的人,必然進入到現實的意識形態符號秩序中去,文學生產通過語言與意識形態發生關系,即文學是通過特定語言與意識形態連結在一起的,但文學本身又通過語言而源源不斷地產生新的意識形態,因而文學自身又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意識形態不是一套教義,而是指人們在階級社會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們束縛在他們的社會職能上并因此阻礙他們真正理解整個社會的那些價值、觀念和形象。……一切藝術都產生于某種關于世界的意識形態觀念。”(注: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文寶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頁。)也就是說,文學活動本身具有意識形態性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經提出過“藝術生產”概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又有“意識的生產”或“精神的生產”的說法,伊格爾頓等當代學者將馬克思上述兩方面的思想相結合,進一步提出了文學藝術作為“意識形態的生產”概念,即文學不僅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與制約,它自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生產,可以反過來作用于意識形態。這是因為,意識形態對作家來說可能既是某種角色限制,但他在運用這種意識形態的同時也是在構想和操演新的意識形態,文學就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生產形式。既受意識形態制約,本身又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而作用于現存的意識形態,這就是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的兩面。
    三、作為文化研究范式的意識形態批評
  意識形態批評在晚近中西方文學文化研究中越來越多地逾出政治利益的框架,滲透到社會心理、性別、種族、國家以及身份認同等領域。弗洛伊德對文化無意識根源的追溯讓人們注意到意識形態對人的心靈的塑造。在弗洛伊德看來,人的本能與社會環境之間既相互沖突,又相互妥協,文化的力量與傳統對個體的構造是無形的。弗氏曾經將個體的人格結構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并將超我比作意識形態。他說,道德化的自我即超我仍然蓄積并保留著社會意識的力量與傳統,這樣的意識形態慣性是不依賴于經濟狀況的,“所謂唯物論者即錯在看輕這個因素(按:即超我)。我們拋棄了它,以為人類的‘意識形態’只是任何時期經濟基礎的產物或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這確是真理,但可能不是整個真理。人類不完全生活于現在;超我的意識形態保存過去,保存民族的傳統,而這種傳統則只是逐漸受現在的影響,讓位于新的發展,也只能通過超我的活動,才能在人生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完全不依賴于經濟的條件。”(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2頁。)它們有時會侵襲、滲透到無意識和本我中去,占領無意識領域,使主體把想象性的狀況當作事實狀況,并以此來行動。
  因此,文化研究中的意識形態批評重在揭露各種文化形式中所隱含的意識形態策略,即社會意識的控制形式。美國文化批評家理查德·歐曼(Richard Ohmann)的《英語在美國》一書,以美國大學常用的14種寫作教材為例,指出這些教材僅僅致力于傳授寫作技巧與規范,而忽視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不僅把學生作為無階級、無性別的學習者,甚至選用的范文還包括越戰時期五角大樓的文件,旨在把學生培養成國家的馴服工具。(注:See Richard Ohmann,English in America,A Radical View of the Profess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伊格爾頓認為,美學話語作為情感話語是一種身體性的話語,因為身體是所有的精神活動和情感活動的物質基礎,現實關系在身體上的投射和作用,也就是意識形態的作用,“審美只不過是政治之無意識的代名詞:它只不過是社會和諧在我們的感覺上記錄自己、在我們的情感里留下印記的方式而已,美只是憑借肉體實施的政治秩序。”(注:特里·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王杰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頁。)資產階級常常巧妙地利用“身體政治”兜售自己的意識形態。奧地利學者賴希(W.Reich,1897-1957)在《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中曾經舉過這樣一個例子:二戰時期德國納粹招募海軍新兵的宣傳畫畫面用摩登女郎的形象來描繪外國,旁邊配有這樣的文字“到外國旅行去——參加海軍吧!”這就利用了青年人性壓抑的心理。在阿多諾看來,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所生產的藝術品,以色情、享樂等夢幻化的形式美化了資本主義現實,它對幸福的許諾具有引誘人們追逐金錢的作用,從而隱秘地宣揚了資產階級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充當了統治者的工具。比如美國電視劇《達拉斯》(中文譯名《豪門恩怨》),是圍繞著金錢和刺激轉,人們都過著奢侈生活,開好車,喝好酒,從而阻礙了作品社會政治態度的表達,不致挑起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爭吵。再比如描寫影片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的數部英美影片,從最早的《劫后余生》,到50年代的《冰海沉船》和最近風靡一時的《泰坦尼克號》,它們所渲染的危難中的人性表現,掩蓋了泰坦尼克船上的等級劃分、民族差異以及部分英國船員充當逃兵的事實,對船長史密斯、總設計師安德魯紳土風格的禮贊,與沉船后一些英國報刊上關于逃生人群中“中國人、日本人最起勁”的不切實際的報道形成對比,頌揚其文化與種族優越感的意識形態性暴露無遺。“這種可以任意確定某種沒經證實的內容的科學的偏向,充當了統治的工具。這種意識形態,被用來強調和有計劃地宣傳現存事物。文化工業具有概括記錄的趨勢,正因為如此,所以它也能無可辯駁地對存在事實預先作出估計。它通過一再忠實地重復迷惑視線的現象,不斷地把現實的現象美化為理想,而輕而易舉地克服重大的錯誤信息與公開的真實情況之間的矛盾。”(注: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洪佩郁、藺月峰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頁。)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描寫一個窮家女子愛上了一個富家子弟,最終獲得了幸福美滿的姻緣,這樣的故事所包含的意識形態信息自不必說,而一個下等人如何通過自己的個人奮斗擠入社會上層,過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這樣的故事更是給普通人提供了欺騙性的神話般的滿足。
  近來文化研究中的意識形態批評關注各種晚期資本主義的權力關系,如將全球化等同于政治上的自由化、經濟上的市場化和文化上的盎格魯一撒克遜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意識形態,標榜市場經濟無所不能的神話般的力量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根深蒂固的男權主義意識形態,張揚“人權高于主權”進而干涉別國內政的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等,其特征是將某個有限或特殊的命題或范式普遍化,或將少數集團或國家的利益說成是人類的普遍利益,進而造成一種似是而非的偽普遍性。賽義德在《東方主義》中,指認西方學者所說的東方其實是西方意識形態的話語建構,此之所謂東方既有某種神秘色彩,又是專制、愚味、無知、落后的代名詞,是長期處于強勢的西方對處于劣勢的東方的殖民話語壓迫方式。美國學者羅伯森在《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一書中,提醒人們注意全球化進程中甚囂塵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所包含的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的危險性,主張全球化必須堅持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1975年,勞拉·莫維發表了論文《敘事電影的視覺快感》,指出西方電影中婦女的從屬者位置。表面上看,她們占據著屏幕的中心,但是她們既是電影中男性角色的色欲目標,又是觀眾席上男性觀眾的色欲目標。男性觀眾不僅在男性角色的成功追逐行為中體驗到快感,且很快與角色認同,確認了一個更強大的自我,從而強化了男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可見,從意識形態角度觀察各種文學與文化現象仍然大有可為。
  意識形態批評是研究文學、文化與社會歷史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在一定意義上,意識形態的運作目標是隱藏并神秘化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結構和社會關系的真正實質,所以意識形態批評担負了一種去神秘化的解蔽功能。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的意識形態批評有或隱或顯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傳統的印記。佩里·安德森說,“鑒于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進行徹底的、不動搖的批判,可以說它是由其自身的動力迅速地帶進文化批判的領域。”由于二十世紀人文社會科學出現了社會文化轉向,政治、社會、人生中的許多問題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探討對象,這一潮流也波及文學研究本身,“大多數文學理論直接或間接提倡對社會作某種探討”(注:佩里·安德森:《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余文烈譯,東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頁。),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形態批評作為一套激進的批判資本主義的話語體系和理論范式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我們應當看到,文學、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系是十分復雜的。從傳統意義上說,意識形態主要是維護既存現實的思想體系或表象系統,因此是一個偏于社會政治的認識論和社會學范疇,而藝術卻主要與審美化的情感和直覺有關,也就是說,意識形態范疇不能完全涵蓋藝術概念。此外,作為精神個體交往活動的形式,文學活動固然以一定的物質條件為前提,受到統治階級思想的影響,但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超乎一般物質交往之上的,是作家自由的創造,因此包含著人們對超越性精神境界的追求,又常常超越了當下的意識形態。依照盧卡契的說法,“只要某種思想僅僅是某個個人的思維產物或思維表現,那么無論它是多么有價值或反價值的,它都不能被視為意識形態。某種綜合的思想即便在社會上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它甚至也不能直接變為意識形態。某種思想或思想整體若要變成意識形態,它必須執行某種非常確切的社會功能。”(注:盧卡契:《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下卷,白錫kūn@①等譯,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487頁。)。所以,準確地說,文學與意識形態有關,但并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馬克思曾經談到過“跳出意識形態”的可能性(注: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8頁。),文學無疑可以成為跳出意識形態的方式之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的意識形態批評屬于偏重于社會政治歷史的社會學批評,它有助于揭示社會層面的內容,但它有時會對文學與文化的其他特性關注不夠,又有它的局限性。(注:關于此方面以及其他相關方面的研究可參看王元驤《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與非意識形態性》(《高校社會科學》1989年2期)、馬馳《藝術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河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1期)、胡亞敏《論詹姆遜的意識形態敘事理論》(《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11期)、南帆主編《文學理論新讀本》等論著。本文寫作參考了它們中的一些觀點或材料,特此說明,并表示感謝。)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方方)下加土
文藝理論研究滬54~61J1文藝理論汪正龍20032003本文辨析了意識形態含義上的變化,即從抽象思想體系向日常體驗和話語實踐層面轉化,并考察了意識形態從社會文化批判范疇演變為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范式的基本歷程。文章指出,由于意識形態的運作目標是隱藏并神秘化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結構和社會關系的真正實質,意識形態批評担負了一種去神秘化的解蔽功能,屬于批判資本主義的激進話語體系的一部分,但不應以此忽視意識形態視角觀察文學與文化問題的局限性。馬克思/意識形態/文學/文化汪正龍 南京大學中文系,江蘇 南京 210093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54~61J1文藝理論汪正龍20032003本文辨析了意識形態含義上的變化,即從抽象思想體系向日常體驗和話語實踐層面轉化,并考察了意識形態從社會文化批判范疇演變為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范式的基本歷程。文章指出,由于意識形態的運作目標是隱藏并神秘化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結構和社會關系的真正實質,意識形態批評担負了一種去神秘化的解蔽功能,屬于批判資本主義的激進話語體系的一部分,但不應以此忽視意識形態視角觀察文學與文化問題的局限性。馬克思/意識形態/文學/文化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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