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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恩美和美國主流意識形態
譚恩美和美國主流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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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喜福會》一書的問世使譚恩美躋身美國暢銷小說家之列,隨后,《灶神娘娘》(1991)、《通靈女孩》(1995)和《接骨師的女兒》(2001)相繼出版,確定了她在美國亞裔文學史上的地位。(注:Paul Lauter,Richard Yarboroug,ed.,The Heath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Third Edition.Volume 2.Boston:HoughtonMifflin Company,1998.pp.2965-2977.)總觀西方學界對其小說的評論,大都集中于揭示小說的種族、性別、身份、階級、民族主義等方面的寓意。令人矚目的是,這些評論中有兩種相反的傾向:一種認為譚氏作品迎合了美國主流文化,助長了美國種族主義,另一種則將其作品視為對美國民族同化主義的對抗。(注:前者如趙建秀對《喜福會》的評論,Frank Chin et al eds.,The Big Aiii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Literature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Meridian,1991,pp.1-9;后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Melanie McAlister,“(Mis-)Reading The Joy Luck Club,”in Asian America:Journal of Culture and Arts,no.1,(winter 1992),pp.102-118.)針對這一分歧現象,本文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重新審視貫穿譚恩美四部作品中的母女關系及兩代人在美國社會中的邊緣地位,以及她們文化身份的重構,從而得出結論:譚恩美的文學創作既是對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彰顯,同時也對抗并消解了其中的東方主義思想。
      一
  母女沖突是譚恩美四部小說中共有的主題,(注:這一沖突在《通靈女孩》中表現在姐妹之間,但姐姐鄺始終充當著妹妹奧麗維亞的媽媽的角色,因此,“母女沖突”的說法已得到評論界的接受。)反映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華人移民身上兩種不同文化價值觀的碰撞,以及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中支配與從屬的權力關系。
  譚恩美作品中的女兒都出生在美國,在美國主流文化的浸染下長大,因此,她們對中國的東西有種抵觸情緒,對美國的一切趨之若鶩。她們從小拒絕說漢語,成年后嫁的是青一色的白皮膚美國人。《通靈女孩》中的奧麗維亞是畢業于伯克萊的職業攝影師,一個地地道道的美國加州人,唯有對自己的亞洲人特征極度敏感。《喜福會》中的麗娜·圣克萊爾甚至把眼睛撐大,夢想自己有一對白人的大眼睛。最能體現美國文化價值觀的要數韋弗利·龔。她小時候被譽為國際象棋神童,在獎章和獎品的包圍中長大,成年后做了稅務律師,享受著高薪和完全西化的生活,她光顧昂貴的時髦沙龍和飯店,出席交響樂演奏會等等。韋弗利的成功,或者說徹底的文化移入,使她成為美國東方主義所贊譽的“模范少數族裔”的典型代表。(注:“模范少數族裔”是美國東方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白人原本把亞裔美國人籠統地界定為“不可同化的異族”,為了做出平等的姿態,成功融入美國社會的外國人被冠之以“模范少數族裔”的名稱,而事實上這是對東方文化的進一步排斥。見E.M.Kim,“The Myth of Asian American Success,”Asian American Review,2:1(1975),pp.140-141;Lisa Lowe,Immigrant Acts:On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68.另見Sau-ling Wong,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Necessity toExtravaga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6.)
  但是,因此就把譚恩美的作品視為對美國種族主義的逢迎,未免失之偏頗。筆者認為,小說中第二代中國移民所體現的美國文化價值觀表明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化。斯圖爾特·霍爾談到有關意識形態的表述理論時認為,表述這一概念實為一種聯接(combination):“聯接即是一個結構(structure)(有機的結合),而非任意組合……,各部分之間便存在著結構關系,即操控與從屬的關系。”(注:英語中articulation一詞有“思想的表達”之意,又可以指“關節或牙齒之間的互相聯接、咬合”,見陸谷孫主編的《英漢大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91頁。斯圖而特·霍爾的articulation theory實際上包含了這兩種意思。參見David Morley & ChenKuan-Hsing.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 NewYork:Routledge,1996,p.115.)就意識形態而言,其表述通過各個社會階層/群體之間支配與從屬的權利關系表現出來。譚恩美作品中第二代華裔的文化移入彰顯了美國主流意識形態,而母親的東方文化觀念及由此而起的母女之間的不斷沖突則是其中權力關系動態運作的直觀反映。
  小說中的母親們大都是二戰時從中國移居美國的。她們雖向往美國天堂般的生活,卻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因為她們身上有抹不去的封建中國的烙印,帶著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價值觀,這正是母女沖突的本源。喜福會對于母親們來說是在異鄉生存的支柱,但在女兒眼中卻等同于不光彩的華人秘密團體;奧麗維亞雖然得到姐姐鄺的母親般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懷,但她始終對姐姐充滿敵意,因為有一個衣著怪異、講著蹩腳英語的姐姐總使她成為同伴的笑柄。母親們認為女兒應遵從母命,母女應親密無間,女兒們則崇尚美國的個人主義。因此,淑媛逼著毫無天分的女兒學鋼琴,林冬四處炫耀韋弗利的象棋天才,魯玲翻看露思的日記,女兒們則回之以抵制、憤怒和反叛。正如一些學者所言,譚恩美作品中的母女沖突實際上是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沖突,是東西方兩種文化的碰撞。(注:張子清:《中美文化的撞擊與融會在華裔美國文學中的體現》,載《外國文學評論》1996年第3期。)從意識形態范疇來看,這一沖突是兩個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權力關系的外化。完全西化的女兒身上體現了占支配與主導地位的美國強勢文化價值觀,這使她們與作為中國文化化身的母親處于對立位置。
  應該說,小說中的女兒和母親其實都是白人至上的美國社會中的“他者”。女兒們盡管全面接受了主流文化,但仍時時被邊緣人的無歸屬感所困擾:“移民的第二代既不被祖先文化也不為主流文化所接受,他們的黑頭發黃皮膚注定他們無法在美國社會中輕易混入大眾人流。因此,盡管他們生在美國,受美式教育,想做美國人,但卻由于他們的‘他者’身份和昭示與主流迥異的外表而被排斥在邊緣。”(注:E.D.Huntley,AmyTan:A Critical Companion,Greenwood Press,1998,p.71.)
  這一現實通過小說中女兒們遭遇不同程度的種族歧視展現出來。《喜福會》中許露絲與男友的母親喬丹夫人初次相見時,顯然不受歡迎。喬丹夫人先暗示說她兒子以后要做醫生,而醫生和他的妻子得符合社會的約定俗成,繼而她又明示“越戰太不得人心了”(注:Amy Tan,The Joy Luck Club.New York:Ivy Books,1989.p.125,p.83.)。可見,在美國人眼中,黃種人不配做白人醫生的妻子,而且他們根本分辨不出中國人和越南人。而《接骨師的女兒》中的種族偏見表現得更為微妙。卡門夫婦對兒子阿特的現任妻子露思彬彬有禮,送她“可愛的生日禮物”,但在家庭聚會上,我們看到,他們對第一個兒媳米里亞姆態度更加隨意、親熱,他們都是美籍烏克蘭人,因此,從膚色、衣著品位到情感,他們都更像一家人,讓露思感到自己并未真正被卡門家所接受。
  可見,即使華裔美國女兒極力迎合美國主流文化,她們同母親一樣,始終逃脫不了白人至上的美國社會中的邊緣人境遇。如果說她們的文化移入凸顯了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化,那么,她們與母親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及其共同的他者地位則外化了主流意識形態中支配與從屬的權力關系。
      二
  譚恩美對東方主義思想的對抗和消解集中表現在小說人物文化身份的重構上。作為生存于“世界之間”的邊緣人,兩代人的困境是顯而易見的。小說中的母親既向往美國的和平、富有、自由、平等,又擺脫不了頑固的舊信仰、舊觀念;女兒極力融入主流社會,卻由于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和偏見,感受到自己與白人社會之間無法消除的距離。這一兩難境地給她們心理上帶來痛苦,造成她們不同程度的精神或主體分裂。(注:關于兩種文化的交匯對美國亞裔心理發展的影響,參見Derald Wing Sue,“EthnicIdentity,”in Asian Americans: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Polo Alto:Scienceand Bhavior Book,1973,pp.140-9.)然而,在她們找尋自我的過程中,破碎的人格得以重新整合,文化身份得以重構。這一過程譚恩美對美國東方主義意識形態所做的有力反駁。
  作者筆下的母親不堪忍受悲慘命運,為奔向美國這塊想象中的樂土付出了巨大代價。她們有的隱姓埋名,改換年齡身份,如《灶神娘娘》中的江偉麗,《接骨師的女兒》中的魯玲;有的在逃難中被迫拋棄子女,如《喜福會》中的龔林冬。當她們踏上美國的土地時,卻發現自己在這個“自由平等”的國家被視為東方異類而遭到排斥。這一現實給她們心靈帶來的打擊和創傷幾乎是毀滅性的。長期的壓抑使映映·圣克萊爾感覺自己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注:Amy Tan,The Joy Luck Club.New York:Ivy Books,1989.p.125,p.83.),整個一生都被一種迷失自我的恍惚與困惑折磨著。魯玲為成為美國公民,不得不改換身份,結果,長期隱藏真實情況造成了她日后近乎老年癡呆的記憶缺失。
  然而,作者通過講故事的方式讓這些歷經磨難的母親們重拾記憶的碎片,重塑一個完整的自我。《灶神娘娘》中薇麗的故事在全書二十六章中占了二十個章節,因此這一母親形象被認為是譚恩美塑造的突破“沉默東方人刻板形象”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注:Veronica Wang,“Reading and Fantasy”,in MELUS,vol.12,no.3,(Fall 1985),p.31.)在封建男權社會的舊中國,名叫江薇麗的她沒有地位,沒有自我,沒有說話權;吉米給了她“溫妮”的名字,帶她踏上美國的國土同樣未能改變她的邊緣身份:在美國人眼中,她只是一個說洋涇浜英語的東方女人。為了生存,她還必須抹去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前半生的歷史。當溫妮開始回憶并講述江薇麗的故事,讓過去的自己發出聲音時,一個支離破碎的自我才開始漸漸整合。小說末尾,溫妮把曾一度象征沉默和寬容的灶神娘娘的塑像供在女兒房里,堅信她會保佑打破沉默的女人,象征著她已能勇敢面對自己的過去與未來。
  《接骨師的女兒》中魯玲的主體性借助回憶自己的母親得到宣揚。魯玲的生母寶姨是繼《女勇士》之后出現在華裔美國文學中的另一個無名女人。《女勇士》中“我”的姑姑因與人通奸私生一子而被迫跳井自殺,她的名字從此在家族的歷史中消失。寶姨同樣違反社會禁忌在婚前懷孕,丈夫又在成親途中被情敵殺害,因此她產下魯玲后只能以奶媽的身份在婆家出現。更為悲慘的是,她由于吞下沸騰的墨汁自殺未遂而成了啞巴,喪失了表述自我的能力。但與湯亭亭筆下的無名女人不同的是,寶姨的歷史通過她的日記和魯玲的回憶保留下來。魯玲最終記起母親的真實姓名——谷流星,不僅恢復了母親的真實身份,更為重要的是,她長期困擾家人的健忘癥奇跡般地消退了,并且能以健康的心態和幫她回憶往事的唐先生一道開始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這一小說結尾喻示魯玲成功地找回了失去的自我,與溫妮一樣在排斥異族文化的美國主流文化語境中張揚了自己的“中國性”,重塑了第一代華人移民的文化身份。
  美國學者貝爾·胡克斯認為記憶是一種張揚自我的手段,是“一種抵抗行為,一種政治姿態,它挑戰了導致我們無名無聲的強權政治”。譚恩美作品中的母親通過重憶和重述過去愈合了心靈的創傷,同時積聚了反抗主流文化壓迫和宣揚自我主體性的勇氣。重現第一代移民被掩埋的歷史,讓受美國東方主義意識形態壓迫而沉默的母親們發出自己的聲音,是作者與霸權文化強有力的對抗。
  融入主流文化的移民后裔的文化身份危機感并不亞于她們的母親。她們內心全盤接受了美國文化,卻無法改變自己的中國血統。這種“我是誰”的困惑和不知何去何從的身份危機感導致了她們的人格分裂,因此,她們抑郁,煩悶,迷茫,處理不好與丈夫的關系。只有當她們最終接納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國血統時,一個完整統一的文化身份才得以構建,她們能夠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精美最終回到中國,與母親逃難時被迫遺棄的兩個姐姐團聚,表明她與已經不在人世的母親的和解以及對母親所代表的東方文化的接受。奧麗維亞的中國行雖未能完成她找尋父姓的心愿,卻讓她找到了自己的中國血統。她與自己的女兒繼承了姐姐的“李”姓,她承認了自己血液中的東方文化成分,中西文化在她身上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如果母親通過回憶與講故事宣揚自我,重構主體,從而使小說成為對抗東方主義的文本,那么女兒最終在祖先文化與西方文化中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又是如何解構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呢?霍米·巴巴在揭示文化身份的二元性意義時說:“對認同(identification)而言,身份決不是先驗的東西,也不是成品,它只能永遠是向著總體性形象接近的一個難以捉摸的過程。”(注: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 NewYork:Routledge.1994,p.51.)
  譚恩美小說中兩代美籍華人身份構建的模糊性、變化性和調適性是毋庸置疑的。東方主義認為“東西方文化之間有絕對性、系統性的差異”,“東方人是不可同化的異類”。譚恩美小說中華裔文化身份的構建對于把東西方文化完全割裂開來,并把亞裔人限定為“完全一樣”、“永久不變”的美國東方主義是一種有效的解構。
  文化身份的不確定性還表現在它的雜交性。在譚恩美的作品中,母親在強勢文化的背景下揭開了塵封已久的歷史,勇敢面對自己的中國文化身份;女兒在兩種文化的碰撞之中接受了自己的中國文化血統,母女沖突最終和解。這種新的文化身份在兩代人身上的確立顯然基于中西文化的有機結合。巴赫金曾言,這種雜交性本身便具有顛覆力量,它喻示著語言的雙聲性:既然主流話語是單一的、同質的,它就不具備“雙聲”能力,也無法進行“雜交性構建”;若假定它具備這種能力,便意味著它單一同質的權威性會消弱(注:Robert Young,Colonial Desire:Hybridity in Theory,Culture and Rac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5,p.22,p.23-24.)。因此,對于單一同質的美國意識形態范式而言,華裔文化身份的雜交性構建對其固守東西方文化不可兼容的東方主義話語是巨大的挑戰。霍米·巴巴把巴赫金的雜交性理論進一步演化為“對霸權文化的挑戰和反抗”,羅伯特·楊也表達了類似觀點:“雜交即融匯,……它越來越趨向于表示少數族裔文化中的質疑性話語。”(注:Robert Young,Colonial Desire:Hybridity in Theory,Culture and Rac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5,p.22,p.23-24.)
  除了二元性及雜交性,文化身份的流動性也是其解構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身份不是“成品”而是一個“難以捉摸的過程”,這意味著華裔身份是一個不斷前進、變化的過程,不具有任何固定不變的特性。斯圖爾特·霍爾認為文化身份不僅是“是什么”(being)而且是“成為什么”(becoming)的問題,它屬于過去,也同樣屬于未來。因此,鑒于美國東方主義把東方(人)僵化為一成不變,文化身份的流動性無疑顯示了它顛覆性意義。
  譚恩美作品中的母女矛盾遠非像普遍存在于每個家庭中的“代溝”那樣簡單。她們分別代表著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即美國主流意識形態所包含的權力關系中統治與從屬的兩個對立方面。固守中國傳統觀念的母親與全盤接受美國文化的女兒之間相互抵觸和排斥彰顯了壓制東方文化的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然而,母女矛盾最終得以化解,兩代人共同接納了東西方兩種文化,建構了華裔的雙重文化身份。東西方兩種文化在譚恩美小說中兩代華人移民身上的有機統一和她們基于此而重塑的具有不確定性的文化身份有效地對抗并消解了美國東方主義意識形態。
當代外國文學南京57~6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蕾蕾20032003西方評論界對譚恩美的作品有兩種相反的態度,一種認為她迎合美國主流文化,另一種認為她與美國民族同化主義對抗。本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其作品進行重讀,認為一方面,貫穿其創作始終的母女沖突以及兩代人在美國社會共有的邊緣人境遇彰顯了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中的權力關系;另一方面,小說人物文化身份的重塑顯示了其文學創作對美國東方主義的抵制與消解。譚恩美/意識形態/東方主義/文化身份作者單位:廣州暨南大學外語系 作者:當代外國文學南京57~6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蕾蕾20032003西方評論界對譚恩美的作品有兩種相反的態度,一種認為她迎合美國主流文化,另一種認為她與美國民族同化主義對抗。本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其作品進行重讀,認為一方面,貫穿其創作始終的母女沖突以及兩代人在美國社會共有的邊緣人境遇彰顯了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中的權力關系;另一方面,小說人物文化身份的重塑顯示了其文學創作對美國東方主義的抵制與消解。譚恩美/意識形態/東方主義/文化身份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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