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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之一)
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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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在1932年曾說:我們中國這六七十年的歷史所以一事無成,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之所以失敗,“都只因為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拋擲在尋求建立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注: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獨立評論》第18期(1932年9月18日)。 )由于過去各專門史之間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適這個觀點不甚受人注意。其實,把所有問題都歸結于社會重心的缺乏固然太過寬泛,但若能跨越各專門史的樊籬,從社會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變的造因,并反觀思想演化對社會變遷的影響,似為今日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途徑。
  近代中國何以未能建設一個社會重心?胡適以為是因為中國離封建時代太遠、一般人對君主制的信念又因晚清的墮落而毀壞、再加上科舉制度使社會階級太平等化、人民窮而無資產階級、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勢力的智識階級等等。這些見解大多有所見,也都有點紙上談兵的味道,不十分切題;且有些理由如科舉制度,恐怕正是傳統社會之所以能有社會重心的重要因素。
  不過,胡適注意到的“不存在有勢力的智識階級”一點,卻是近代中國才出現的新社會現象,這就提示了認識這一問題的一個取徑。這個問題近年由余英時先生作出了進一步的解答,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從傳統的士到現代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大轉變。余先生并提出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在近代中國社會日益邊緣化的觀點,開啟了研究和詮釋這一問題的新思路。(注:參見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第6期(1991年8月)。更系統的論述參閱Ying-shih Yu,"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edalus,122:2(Spring 1993),PP.125-50.本文的思路受益于此兩文者甚多。)
  可以說,前近代中國社會的重心正是處于社會結構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這一社會重心的制度基礎就是從漢代發端到唐宋成熟的通過考試選官的科舉制。近代國人在西潮沖擊之下,常愛說“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如果當時中國的確存在劃時代的體制變動,科舉制的廢除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變動之一。
  科舉制使政教相連的傳統政治理論和耕讀仕進的社會變動落在實處,是一項集文化、 教育、  政治、 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體制(institution), 其廢除不啻給與其相關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約定俗成的習慣行為等等都打上一個難以逆轉的句號,必然出現影響到全社會各層次多方面的后果。但清季人在改革和廢除科舉制時基本只考慮到其教育功用(這樣的認知本身就是傳統中斷的一個表征)并試圖加以彌補,科舉制的其他重要社會功用一般不在時人考慮之中,自然也談不上填補,其社會后果卻是長遠的。
  廢科舉最深遠的影響是導致以士農工商四大社會群體為基本要素的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解體,而在此社會變遷中受沖擊最大的,則是四民之首的士這一社群,廢科舉興學堂的直接社會意義就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切斷了“士”的社會來源,使士的存在成為一個歷史范疇,而新教育制度培養出的已是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現代知識分子。士的逐漸消失和知識分子社群的出現是中國近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四民社會的解體使一些原邊緣的社群(如商人和軍人)逐漸進據中心,更可見邊緣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社群在政治上的明顯興起,而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中則處于一種日益邊緣化的境地。
  本文擬將中國傳統社會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識分子的轉化、知識分子在社會學意義上的邊緣化、以及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這一連續、相關而又充滿變化的社會進程納入中國社會發展內在理路和西潮沖擊下整個近代中國的巨變這一縱橫框架中進行考察分析。在缺乏大量個案研究的情形下,本文只能嘗試提出一個走向框架性詮釋的思路。由于現存社會統計資料的不足和不準確,本文在研究取向方面,特別注重思想演化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從當時人的心態變化入手來反觀社會的變動,希望能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從士到知識分子的社會轉化
  在傳統的四民社會中,“士大夫”已成一個固定詞組;由于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會來源,道德與政統是一體的。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雖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徑和選擇,從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賞的取向。換言之,士與大夫的內在邏輯聯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會吸引力。一旦科舉制被廢除,  道統與政統即兩分, 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social mobility)取向也隨之而變。與這一社會變動過程相伴隨的,是從改科考、興學堂到廢科舉的制度改革進程。
  清季從改科考到廢科舉,取士的標準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廢科舉前的10余年間,取士的標準已是鼓勵新舊學兼通。汪康年于光緒十五年(1889)應鄉試,以第三藝作騷體,不合科場程式,依舊例應不取;卻因在次題《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羅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認為“新舊學均有根柢”,欲以首名取,終因犯規以第六名中式。(注:事見汪詒年纂輯:《汪穰卿先生傳記》,收在章伯鋒、顧亞主編:《近代稗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194頁。)科場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實以“新學”中式。以晚清中國各地發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評卷分寸的伸縮余地,這當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國的情形。但揆諸后來的發展,以經世學為開端的“新學”興起后,其影響會逐漸延伸到科考之上,似為必然的趨勢。
  早期的取士標準變化可能更多是無意識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對科考的社會功能認識頗深而主動運用其功能者。 梁啟超在光緒二十二(1896)年時就曾致書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學政的江標以新學課士,尤其“于按試時,非曾考經古者,不補弟子員,不取優等;而于經古一場,專取新學,其題目皆按時事”。梁以為:“以此為重心,則利祿之路,三年內湖南可以丕變;”而湖南若能“幡然變之,則天下立變矣”。(注:梁啟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冊,第1843頁。)江標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經書院為基地,在那里設實學會,以史學、掌故、輿地、算學、交涉、商務六門課士,其中史學、掌故、輿地、算學更與經學和詞章并列為全省考試科目。(注:《湖南學政奏報全省歲科兩試完竣情形摺》,《湘學新報》,臺灣華文書局1966年影印本,第1冊,第47—48; 李肖聃:《湘學略》,岳麓書店1985年版,第222-223頁。)這一自上而下的引導,的確造成湖南學風相當大的轉變。
  科舉取士的標準改變,士人所讀之書即隨之而變。傳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標在湖南以新學考士,讀書人“遂取廣學會譯著各書,視為枕中鴻寶”。《泰西新史攬要》和《中東戰紀本末》等遂成為“談新學者皆不得不備之書”。(注:《三湘喜報》,《萬國公報》,第90卷(光緒22年6月),收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上海神州國光社 1953年版,第3冊,第376頁。)湖南舉人皮錫瑞即頗能領會改科舉的社會含義,他在光緒二十四年初得知科舉可能要變,立刻想到“此間聞變科舉之文,西學書價必大漲”,當即取閱“梁卓如所著《西書目表》,其中佳者,將購數冊閱之。”次日便與其弟其子等一起趕在漲價前到礦務局和豆豉店購新書報(新學未大興前新書報在礦務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注:皮錫瑞:《師伏堂日記》(1897-1900年的皮錫瑞日記分四次選刊在《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輯、1959年第1 — 2 輯、1981年第2輯,以下僅引年月日),光緒二十四年1月20日、1月21日。)
  買書者如此,賣書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廢八股,江西書商晏海瀾立刻慨嘆“廢時文去二千金貲本矣!”可知刻書賣書者當下就要受影響。但他們也跟得甚快,兩月后晏氏檢隨棚書至考試處出售時,已“多算學、醫書,而八股、詩、賦、楷法,皆棄不用”。當五月時,有人勸晏將已改廢科目之書“留之以待復舊”,皮錫瑞以為“其在十二萬年后乎?”主張不必留。晏氏幸虧未聽皮言,他后來發現“經學書猶有人買,是為五經義之故也”。(注:皮錫瑞:《師伏堂日記》,光緒二十四年5月20日、7月20日。)由于尚有“五經義”這一科目在,晏的損失當不如以前估計之大。但戊戌政變后科舉果然復舊,晏在新學書籍上的投資又面臨當下的損失(即使他有遠見將新學書保存到幾年后再次改科考時,資金的回收期也太長),改科考對書商的直接影響是很明顯的。
  對應試者來說,考試以新學是尚意味著中國腹地的讀書人可能因買不到“新學”書籍、或買到而熟悉程度不夠而競爭不過久讀新學書籍的口岸士子。山西舉人劉大鵬即大約到1895年赴京應試后,才了解到口岸人讀的是什么書。在集中補習新買回的新學書籍后,他終于醒悟到“當此之時,中國之人竟以洋務為先,士子學西學以求勝人。”這最后一點是關鍵性的:如果不學西學,就很難“勝人”。1902年,清政府又一次廢八股而改試策論。次年劉大鵬到河南開封再次應會試時,發現在山西還不多見的“時務等書,汗牛充棟,不堪枚舉其名目。凡應會試者,皆到書肆購買時務諸書,以備場中查對新法”。可知新學的傳播呈現出顯著的區域性,讀不同書籍的士人已不在一條起跑線上,科舉考試的公平性和選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注:參見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清華學報》(新竹),第25卷4期(1995年12月)。)
  這樣,不論是為了實行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志向,還是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純粹就是想改變生活狀況,只要想走仕進之路(以及獲得與此相關的教職),任何士人都必須轉向以西學為主流的新學。山西舉人劉大鵬是被動追隨者的一個顯例,而湖南舉人皮錫瑞則是一個主動追隨者,他在光緒二十四年初決定加入南學會時自述說:“予入學會,特講求新學。考訂訓詁,恐將束閣,不復有暇著書。”皮氏家境不豐,以教館為生,他的趨新可見明顯的社會層面的動機。他那時曾與偏舊而家有恒產的湘籍學者葉德輝交談,頗感嘆葉之所以能“不喜新學”,即因其“進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語殊可玩味,不能“進退裕如”的皮氏自己,就不得不放棄自己原來所長的考訂訓詁而講求并不熟悉的新學,以迎和當時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館地。(注:皮錫瑞:《師伏堂日記》,光緒二十四年1月20日、光緒二十三年11月14日。)
  在四民社會晚期,“耕讀”為業本已越來越成為一個象征,許多讀書人并不真的耕種土地,而是實行所謂“筆耕”。教書的館地對不能做官的讀書人來說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轉變直接影響到何種人才能得到教職。當戊戌年湖南新政勃興時,有一位“在滬上方言館多年,通西國語言文字”的師璜,即“聞湖南興西學,歸謀館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趨新士人雷見吾來請皮錫瑞代謀職,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謀事不難”。可知興西學即為通西文者開放館地,而停八股則新人謀事不難。到戊戌政變后科舉復舊,前此“各處書院求山長”的現象“今無聞焉”。同樣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當即可見境遇的判然兩別,科舉改革真是有人歡喜有人愁。(注:皮錫瑞:《師伏堂日記》,光緒二十四年閏3月1日、5月15日、光緒二十五年11月23日。)
  如果僅是考試內容改變,講舊學者尚有一些選擇余地,因社會上仍存在估計會復舊者。到科舉一廢,不會新學者就只能失館,已不僅是束修厚薄的問題了。如劉大鵬所慨嘆:“士為四民之首,坐失其業,謀生無術,生當此時,將如之何?”(注: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 990年版,第149頁。)這才是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傳統社會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讀,從耕讀到政教的路前已較難,但終未斷絕;如今此路不通,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上升性社會變動途徑不得不轉向。新辦的學堂不論從制度上和數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會階梯上升等的人卻并未稍減,社會動蕩的一個重要造因已隱伏在那里了。
  清季興學堂之舉,就值得再作考察。(注:這方面許多相關史實可參見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學林出版社1995年版。)清政府的改革科舉之時,已開始興辦學堂來填補科舉制的教育功用,這本是很有見識的舉措。但一種新教育體制并非一兩紙詔書在短期內便可造成,而清季舉國都已有些急迫情緒,終于不能等待學堂制的成熟即將科舉制廢除。舊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國教育乃成一鍋夾生飯。新學堂確實培養了不少“新人物”,卻未必養成了多少“新學人”。學子無學,是后來其社會地位逐漸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據章太炎在1897年的觀察,“浙中風氣未開,學堂雖設,人以兒戲視之。”(注:章太炎致譚獻,轉引自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頁。)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風氣尚未開,學堂不過被視為兒戲,余處概況可以想見。幾年后,風氣已大開,但學堂的教育質量仍不高明。1903年有人調查了江南的教育界,發現“仕宦中人,競言開學堂,不知學堂為何事也;地方紳士,競言開學堂,則以學堂為利藪也;士林中人,競言開學堂,只以學堂為糊口也。”(注:侯生:《哀江南》,《江蘇》,一(1903年4月),張@①、 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三聯書店1960年版, 卷一下, 第537頁。)觀此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趨奉;詔書一下, 人人皆競言開學堂。但事前并無人才物質的充分準備,許多新學堂也就難以起到原設計的建設性功用。
  真要廣泛推行新學,還有許多實際的困難。早在從八股改試策論時,就不僅許多考生不會做,更缺乏合格的閱卷者。這在戊戌時的湖南一直是使趨新士人焦慮而未能根本解決的問題,他們后來不得不在《南學會章程》中“添入愿閱課卷一條”。(注:參見皮錫瑞:《師伏堂日記》,光緒二十四年3月5日、18日、閏3月3日、4日、6日、11日。)改策論已師資不足,遑論新學西學。故南京、蘇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學堂”的情形是:“陸師學生派充師范,八股專家支持講席;以格言語錄為課本者有之,以夏楚擊碎學生首者有之。禁閱新報、禁談自由。”而“各府州縣之中小學堂以及私設之蒙學堂,則分科教授,目錄未知;官樣文章,胡盧未肖。”(注:侯生:《哀江南》,第537頁。)
  在辦學堂最著力的張之洞長期管轄的兩湖地區,在1903年時也甚感“苦無教習”,最多只能辦不太合格的中等學堂。當地的留日學生觀察到:“今日欲聘教習,求之中國,能教英文、算學者則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學者則未之聞也。”如要想聘請留學生,則“留學生之卒業者,寥寥無幾。即間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國人,則“言語既苦其難通,薪俸又嫌于過重”。結果,湖南的新興學校里,教習“無非調劑老朽之舉貢編修”。可知兩湖地區的情形與江浙基本相近。梁啟超認為這是那時全國普遍的現象。他在《新民說》中指出:當時各省雖“紛紛設學堂矣,而學堂之總辦提調,大率最工于鉆營奔競、能仰承長吏鼻息之候補人員也;學堂之教員,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竊甲第武斷鄉曲之巨紳也。”(注:《與同志書》、《勸同鄉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學書》,《游學譯編》,七(1903年5月)、六(1903年4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上,第396頁、385頁;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63—64頁。)
  教員如此,學生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梁啟超在戊戌年曾希望“異日出任時艱,皆[時務]學堂十六齡之子”。葉德輝即反駁說:“天津水師學堂、上海方言館、福州船政局,粵逆平定后即陸續創開,主之者皆一時名臣大僚;三十年來,人材寥落。豈今日十六齡之子異于往日十六齡之子?亦豈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異于往日名臣大僚?然則人材與學堂,截然兩橛,概可知矣;然則學堂與書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注:葉德輝:《@②園書札·與劉先端黃郁文兩生書》,長沙中國古書刊印社1935年《@②園全書》版,第7頁。)
  如果說葉德輝是因守舊而多見新學之不足,長期主持北洋學堂的新派人物嚴復也贊同此看法,他指出:“舊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養太遲,不成氣候。既有一二,而獨弦獨張,亦無為補。復管理十余年北洋學堂,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劭廉“篤實而過于拘謹”兩人外,“余雖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獨北洋學堂為然,即中興諸老如曾左沈李,其講洋務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軍,后之陸軍,其中實無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皆當時所謂健者,至今觀之,固何如乎?”(注:嚴復:“與熊純如書”,1918年5月17日,《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冊,第687頁。)科舉已去,學堂又不能培養出人才, 讀書人“無用”的潛臺詞已呼之欲出了。
  其實嚴復所在的水師學堂還算條件好者,前引“陸師學生派充師范”這一現象表明,晚清走強兵之路,其本身的成就固然有限,但各軍事學校因所學科目較新而辦學認真,漸成為清季新學人才的重要甚而是主要來源。我們只要看從嚴復到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等都曾是軍校學生,就可見一斑。實際上,從“新學”角度言,陸師學生任教習是遠比八股專家更合格的。不過,軍校畢業生本身也有限,短時間內仍不符當時全國各省府州縣都競開學堂的大趨勢。
  當時的論者即以為,以“舉貢編修、八股名家”這樣的“老朽無學之人”來教書,只能誤人子弟。其實這里所謂的“無學”,是指無西學。若以其授西學,大約真會誤人子弟。如果他們只傳授舊學,結果又如何呢?而且,當時留學生的西學程度,是否像一般人認知的那樣高呢?少年胡適所受教育之新與舊,很能給我們一些其所處時代的啟示。
  胡適在家鄉安徽績溪上莊受過9年傳統的私塾教育, 轉入上海的新學堂梅溪學堂,6 個星期后即因能糾正老師的“國學”錯誤而一日之中跳升了四班,后來到更有名的澄衷學堂,一年中仍能跳升四班。靠著國文的優勢,他得以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英文算學之上,兩年后考入號稱“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的中國公學,同學皆為因抗議返國的留日學生,但胡適在學校里竟然以英文好著名,算學也“毫不費力”,反而將功夫用在學做舊詩和寫白話文章之上。(注:本段及下四段,參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8頁。)
  胡適的經歷提示我們對當時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認識。首先是上海新學堂的國文不如績溪上莊的私塾。胡適除了在中國公學時外,一向是以國文占優勢的。但他的“國學”,在那時其實并不很高明。他對“經義”,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對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小學”,他的工夫也相當差。但這樣的胡適在上海卻一向以國文吃香,可知那時十里洋場的國文已大衰。但上海學堂的“新學”水準,則還是相當不錯的。胡適在中國公學竟然以英文和算學見長,可見那時許多留學生,也只是徒有虛名而已。至少從日本回來的許多留學生在“新學”方面的知識水準實際上遠不如上海有些私立中學校的學生,而這些留學生恰多是各地新學堂受過訓練者,則同為新學堂,其間的差距也可以相當大。
  實際上,可以說正是清末的城鄉差別、特別是安徽鄉間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風氣的傳統蒙學教育造就了后來被認為是啟蒙大師的胡適。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國許多口岸地方,傳統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其一個后果就是傳統教育最講究的“讀書寫字”的基本功已較前薄弱。那種眼睛盯著少數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國傳統教育,只有在與口岸沒有怎么“接軌”的鄉間還基本存在。而胡適正靠著鄉間“國文”的訓練,在那“邯鄲學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學堂,打出了自己的天下。也是靠著舊學的基礎,再加上澄衷學堂的英文訓練,他就能擊敗全國各地的許多學子,一舉步入了庚款留學生這一真正全國性的少數精英群體。
  胡適的經歷同時體現了近代中國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的轉變。早期留學生多邊緣人物而少“良家子弟”,到科舉改革時,留學已漸成學子的眾矢之的。嚴復在1902年觀察到:“近今海內,年在三十上下,于舊學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憤悱之意,欲考西國新學者,其人甚多。上自詞林部曹,下逮舉貢,往往而遇。”(注:嚴復:《論教育書》,《外交報》(1902),《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上,第113頁。)胡適自己在1910年赴京考試前給母親的信中就曾說, “現在時勢,科舉既停,上進之階惟有出洋留學一途。”這種心態到民國后已成普遍現象,民國“以官費留學為賞功之具”(許多人愿領此賞,就最說明問題)。胡適在美國讀書時“留學界官費者居十之六七。”他注意到:今日“國內學生,心目中惟以留學為最高目的”。他們“以為科舉已廢,進取仕祿之階,惟留學為最捷。”那時一旦得一本科學位歸,即被“尊之如帝天”。世風的轉變是極為明顯的。
  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的轉變提示著近代中國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大變,即四民之首的“士”這一舊的社會群體的逐漸消失和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知識分子”這一新的社會群體的出現。“士”的消失意味著四民社會已成為歷史,而四民社會的解體本身也是現代知識分子不得不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造因之一,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且互為因果的關系。
  士的來源既因社會變遷而中絕,其在社會上的領導作用也就空出。傳統的士作為四民之首這一社會角色的一個含義就是士為其他三民的楷模,分配給大眾的社會角色是追隨。如劉大鵬所言:士“平居鄉里,所言所行,使諸編氓皆有所矜式。”(注: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第69頁。)榜樣與追隨者的社會分工能夠為雙方接受并維持,各社會群體間就保持著一種相對穩定的有機聯系,雙方都不存在要辨明地位高下的必要。隨著四民社會的解體和新觀念的引入,傳統的社會分工遭到質疑,過去認為不言而喻的事情現在卻需要論證了。林白水在1904年時指出:“現在中國的讀書人,都是以上流社會自命的;凡不讀書的人,如工農商兵、共會黨里面的人,都說他是下流社會。”(注:林懈:《論合群》,《中國白話報》,1904,《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下,第909頁。)以是否讀書分上下流,本是傳統的觀念, 但必須加以強調,則是社會已在變動的表征。
  “讀書人”正是過渡時代的士與知識分子的共同點。從士轉化為知識分子那一兩代人,在身份轉換時確有某種困境。由于新學先已成課士考士之途,清季最后十年科舉考試產生出來的近代中國最后一代社會學意義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態上恐怕已與傳統的士大不一樣;反之,這一代士人與中國最早一代的知識分子,其社會存在雖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態方面,卻每有相近之處。當讀書人的主體已是知識分子之時,上一代的“遺士”有時也不免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所復蓋。反過來,早期知識分子的心態和行為上,也處處可見士的余蔭。
  士與知識分子的一個根本區別就是參政與議政。士集道統與政統于一身,有務本的責任,故要有遠慮;對于眼前的國是,也必須有以因應。對他們來說,“澄清天下”同時落實在“人心”和“世道”兩方面,即不僅意味著作“社會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實際政治活動的參與。一句話,他們必須既議政又參政(議政與參政的區分也是一種“現代”的區分,對傳統的士來說,議不過是參的一種形式而已)。
  民初知識分子大體上認同于士這一社會角色,也力圖繼承士的社會責任;但他們相對要超然一些,多數是像胡適一樣傾向于“講學復議政”,即停止在議政階段,作“社會的良心”,把直接參政置于第二位。更有人試圖將學術與政治分開,干脆鉆進象牙塔,像胡適所說的“回到故紙堆中去”,不問世事(這恐怕更多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故他們對政治可議而不參,也可視而不見,完全不議。前者是新文化運動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雖被魯迅視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計”,但確實是五四之后幾年間許多知識分子“自己愿意”的。(注:“魯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第3卷,第25頁。)
  當然,個別趨新士人如蔡元培,專門提倡讀書人不做官不議政(雖然他實際上既議政又做官),多少表現了時代的變化,即士的逐漸消失和知識分子越來越居讀書人的主流。像章太炎和梁啟超這樣最后一代的士,早年處于思不出其位的時代,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那時的議政就是參政。他們晚年都基本以講學研究為主,看上去很像知識分子。實際上,他們像傳統士人一樣,是參政不成之后才做學問。但社會既然已大變,他們到底也只能是議得多而參得少。章、梁等不得不議政多于參政,甚而有時不問政治,都體現了從士的時代化為知識分子時代的社會大潮;他們在思想上仍欲為士,但社會存在卻分配給他們一個越來越近于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給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筆悲劇的色彩。
  這一點最為對章、梁具同情態度(不是陳寅恪所謂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者所忽視,他們常以自己后起的知識分子心態去解讀傳統士人,以為章、梁晚年專意講學是已由政治活動中“覺悟”出來,故投入更長遠的思想文化之中;而對其終不能完全脫離實際政治,每表示惋惜。(注:陳寅恪就注意到:論者每惜梁啟超“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以為先生之不幸”;其實,“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參與政治,乃“勢不得不然”,“實有不獲已之故”(《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頁)。自稱思想滯留在曾國藩、 張之洞之間的陳寅恪對梁啟超確有“了解之同情”。)須知主張學術與政治分流、以為實際政治“骯臟黑暗”,都不過是現代知識分子才有的固定認知,對傳統的士來說,政治本應該是“清明”的,其出現“骯臟黑暗”的現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負有一定的責任,更有糾而正之的義務。對他們來說,學問本身是為政治而做,專意學術只是參政不成之后的退路。
  所以對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參政甚而只議政,都多少存點耽誤學術工夫的遺憾。而章、梁等雖也常常被迫回歸學術,卻是作為天下無道、不得不退隱以挽救人心的被動選擇;他們要想參政那種“待時而起”的傳統情結一直都在,肯“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減。故其并不專意于學術,總是又議政又參政,一有機會甚至一有可能,他們仍舊要“出山”身與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北伐之時,久已不談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異常活躍,不僅大發政論,更或直接或間接奔走于各勢力之間,只是到后來發現其想認同的北方已無希望,才漸漸歇手。(注:參見羅志田:《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歷史研究》1997年6期。)
  梁啟超在1927年5月給他女兒的一封信, 頗能表現過渡時期士與知識分子心態的異同。他自稱那時“天天在內心交戰苦痛中”,蓋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組黨,而他又討厭政黨生活。“因為既做政黨,便有許多不愿見的人也要見,不愿做的事也要做,這種日子我實在過不了。若完全旁觀畏難躲懶,自己對于國家,良心上實在過不去。”梁氏最后擬取妥協的辦法,就是對政治議而不參。可是新一代的讀書人丁文江,卻主張梁“全不談政治”,專做學問。梁啟超又覺得“這樣實在對不起我的良心”。(注:梁啟超:“給孩子們的信”,1927年5月5日,收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第1130頁。)丁文江所說,其實只是他對梁在學術上發展的一種希望,因為丁氏自己那時就在直接參政。胡適晚年自述說:“我對政治始終采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注: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頁。)梁、丁、胡三人對政治參與的態度,正可見身歷從士到知識分子過渡的當事人心態轉變的痕跡。
  簡言之,清季民初讀書人在社會學意義上從士轉化為知識分子比其心態的轉變要來得徹底。士與知識分子在社會意義上已截然兩分,在思想上卻仍蟬聯而未斷。民初的知識分子雖然有意識要扮演新型的社會角色,卻在無意識中傳承了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及其對國是的當下關懷。身已新而心尚舊(有意識要新而無意識仍舊),故與其所處之時代有意無意間總是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這是民初知識分子的許多行為在當時即不全為時人所理解接受,在今人看來也充滿“矛盾”的一個根本因素。作為一個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社群,知識分子可以與其他各社群都有所關聯,但其浮動性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與其他社群的疏離,而疏離的結果就是自身的邊緣化。
      二、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章太炎在1918年時說:“六七年來所見國中人物,皆暴起一時,小成即墮。”因為近人“不習歷史,胸襟淺陋”,所以其得勢就如“無源之水,得盛雨為潢潦”,當然不能持久。既然“一國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間主干之位遂虛”,造成“一國無長可依賴之人”的局面。(注:章太炎:“對重慶學界演說”,《歷史知識》,1984年1期, 第44頁:《救學弊論》,《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頁。)太炎的話提示著一種“時勢造英雄”的含義:民初社會政治都呈亂象,所以“盛雨”頻仍,“暴起一時”的人物確實不少。而類似新文化運動那樣新舊分明的“盛雨”,在促成新的“潢潦”之時,顯然還要沖去一些“舊人物”。
  以太炎自己而論,他的學養和“歷史”知識,當世可說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時“暴起”,民國建立后幾年間,不但沒有成潢潦的跡象,反已有過時之虞。當胡適在五四前后以少年而“暴得大名”之時,昔日也是少年成名的章太炎其實仍在壯年,但在民國后的思想界已基本處于較邊緣的地位了。在士大夫一身而兼“道統”和“治統”兩者重心的時代,象曾國藩這樣的士人不論居廟堂還是處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道治二統的分離及知識分子與大眾的疏離,正是歷史知識決不遜于曾國藩的章太炎就連在道統中也不能久居“中間主干之位”的根本原因。
  而胡適這一輩對章太炎等人的退居邊緣也起過直接的作用。胡適自己曾深受章太炎的影響,在其1922年寫的《五十年中國之文學》中,認為章的《國故論衡》足以“成一家言”,是兩千年來中國可稱得上“著作”的7、8部書之一,評價不可謂不高。但他同時宣布,“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而太炎正是代表“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在進化論影響下的近代中國,這等于是宣判了章在思想界的“死刑”。故胡對章捧得雖高,封殺得也不留絲毫余地,在他筆下,頗有“成績”的章太炎終因其“反背時勢”而不能脫“失敗”的結局。(注: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卷二,第147—157頁。)
  這樣,知識分子有意無意間也對其自身的邊緣化作出了“貢獻”。由于尊西崇新已成清季民初的主流,新興知識分子與遺留的士兩者之間如果出現競爭,通常是前者取勝。但當知識分子將傳統的士擠到社會的邊緣時,他們實際上也促成了整個讀書人的邊緣化。士為四民之首意味著士在社會上扮演領導角色,四民社會解體后知識分子因其浮動性和邊緣化卻未能完全接替這一社會的領導角色,近代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的地位實明顯不如當年的士。
  科舉制廢除所造成道治二統兩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載體士與大夫的分離。清季所設學堂,最初不過是要養成新型的“大夫”以應付新的局勢。特別是京師大學堂,入學者本是官員,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且清季士人心態已變,張百熙為管學大臣時就主張讀書不為做官。他在1904年對新進士金梁說:“京師人才所萃,來者皆志在得官,君當以求學問為先,官豈可求,惟學問必求而始得爾。”(注:金梁:《光宣小記》,章伯鋒、顧亞主編:《近代稗海》,第11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頁。 )可知彼時不僅政治中心與論說中心兩分,而主事者竟然以為分開才是正常,士人觀念已大轉。民國后學生已平民化,蔡元培長校后更要驅除“科舉時代思想”,提出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但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學僅為學術研究之機關,而不再是官吏養成之地,則有良好訓練的官吏又從何而來?從清季到民國的政府及彼時讀書人,顯然未能認真考慮此一重大問題。科舉之時,士是大夫的來源,大夫也是士的正當職業。如今士與大夫分離,前者變成主要議政而不參政的職業知識分子,則勢必出現新的職業“大夫”即職業官吏。科舉既去,又無新的官吏養成體制,意味著為官不復要求資格。民國官場之濫,即從此始;國無重心,亦因官場之濫而強化。中間主干之位既虛,遂給邊緣人造成機會。由于缺乏新的職業官僚養成體制,使政統的常規社會來源枯竭,原處邊緣的各新興社群開始逐漸進據政統。近代軍人、工商業者和職業革命家等新興權勢社群很快因“市場規律”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國的選官制度已去,而沒有真正引進西方的選舉制度時,新的大夫漸漸只能如梁啟超所說,多從不事生產的社群中來。大夫既然不從士來,傳統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將入相”一途。軍人在近代中國的興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勢。費行簡所說的“民國成立,軍焰熏天”,便是時代的寫照。有人曾與報人王新命談選女婿的標準,要“三十歲以下,又成名又成業者,且非軍人。”王回答說:“在科舉已廢的今天,三十歲以下能夠成名成業的非軍人,實不可多得。”(注:沃秋仲子(費行簡):《民國十年官僚腐敗史》,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8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頁; 王新命:《新聞圈里四十年》,臺北海天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頁。 )這正是典型的時代認知。
  不過,將并非都能相,“出將入相”也終非正途。王新命的話,其實也不無士大夫意識的殘存。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他顯然忽略了近代從邊緣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業者,特別是近代漸具獨立身份認同的紳商。(注:參見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國的伴生物的時代,更出現了像孫中山那樣的職業革命家這一新的社群。(注:從社會史或社會學取向來研究職業革命家者,我尚未見到,其實也是大可開拓的領域。)不管讀書人主觀上是否有與這些新興社群爭奪社會權勢的愿望,它們的興起在客觀上促進了讀書人在中國社會中處于一種日益邊緣化的境地。
  “官不如紳”的現象在晚清已漸出現,咸同時辦團練是一個“上進”的捷徑,而團練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紳士辦理。也就是說,這條路對沒有轉為紳的官吏是不通的。太平天國時期軍事行動的飄忽無常以及一些團練的官方化,使得官府在所謂地方公事方面也不得不經常依靠紳士的配合。在教育方面,書院雖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長卻必須由士紳担任。從社會層面言,后者所得是實利。到清季實行新政時,更常常是任用紳士多于任用官員。據馮友蘭回憶,他的父親清季在武昌為官時,就有朋友“勸他辭去湖北的官,回河南當紳,說紳比官員更有前途。”這已漸成一種時代認知,所以“當時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幾個月,回原籍就轉為紳了。 ”(注:馮友蘭:《三松堂自序》, 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4頁。)
  在科舉制廢除之后,紳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成分。到民國時,商人地位的上升更明顯伴隨著一種“思出其位”的強烈政治參與感。楊蔭杭在20年代初觀察到:“民國以來,官之聲價低,而商之聲價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知‘辦實業’之虛名,猶之前清買辦皆捐‘候補道’之虛銜也。”這樣就出現了一種他稱為“商客”(相對于政客)的新群體,他說:“中國真正之商人,皆樸實厚重,守舊而不與外事,其周旋官場、長于奔走開會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種: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注:本段與下段,參見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1年9月27日《申報》), 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21頁。)
  前者前清已有,即商人之捐候補道者,周旋于官場;民國后此類仍有之,并出現“自官而商”的新類型:“軍閥官僚一朝失職,以刮地皮所得,放之破產政府,盤剝重利,尚不失為時髦之財閥。此類變相之官僚機器附屬品,亦所謂商客也。”而“流氓式之商客,為民國特產,在前清無發展之余地。此其人本與商業無關,充極其量,不過有數紙股票。然開會時之口才優于真正之商人,選舉之運動力強于真正之商人。凡商人舉代表見官長,無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電報有所陳述,無一次不列名。”這些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為政客”,有時甚至“口罵政客而實行政客之行為”。
  楊氏雖留學生,顯然仍存傳統士人的優越感,對商人“思出其位”這一現象頗不滿。但他敏銳地觀察到這與當時新興的社會行為方式甚而新的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相關:民國以來,“朝開會,暮開會;壇上之言,皆名言也,然從此而止,下壇后未嘗有所行。朝打電,暮打電;電文之言,皆名言也,然從此而止,電報外未嘗有所行。”這已漸成一種職業:“更有一種新人,吃一種新飯,謂之吃會飯。蓋其人本無職業,專以開會為職業。其人非無技能,但其畢生所有之技能,盡用于開會。試舉其特長:一曰能演說,聲音嘹亮;二曰能擬電稿,文理條暢;三曰能算票數,若干人得若干張;四曰能廣告,使大名出現于報章。”(注:本段與下段,參見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2年2月26、28 日《申報》),第530、532—33頁。)
  他進而分析說:“吃會飯者,分為二類:一曰官派,一曰民派。官派之吃會飯者,即議員也,今日不甚通行。通行者為民派。此其會名,雖千變萬化,隨時勢為轉移,然其會中人物,萬變而不離其宗。這些人“終日仆仆,可謂忙矣,然未嘗成一事。僅為電報局推廣營業,為報紙擴充篇幅”。故“開會之消磨人才,與科舉等”;同樣,“集會結社之長,等于終南之捷徑”。楊氏雖意在挖苦,卻無意中觸及了問題的實質:開會既與科舉類,則此“終南之捷徑”即上升性社會變動的一種新途徑,亦與科舉等,正體現出社會的新變化。這大約是后來“開會文化”的濫觴,其社會功能在于既為電報局和報紙制造了就業機會,更確保了“吃會飯者”的存在與發展。
  這其中尤以商界地位的上升和商人參與意識的增強最為明顯,故“民國以來,有兩機關最忙:一曰電報局,一曰商會。遇有問題發生,此兩機關幾無不效勞者,殆藥中之甘草歟?”以前商人見面,皆說本行之事。如今則“身為商人,偏喜談官場之事;身為潔白之商人,偏欲干預官場齷齪之事。”官吏之除授,“商人為之挽留、為之拒絕”;官職之設廢,“商人出而建議、出而攻擊”。與新社會行為伴隨的是在此基礎上產生出新的價值觀念:“昔人以市井為小人,今日以市井為圣人。圣之則拜之,拜之則效法之。于是舉國上下,皆以市道行之。宣傳者,廣告也,市道也。商賈謂之廣告,不商不賈而登廣告,謂之宣傳。”(注: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0年7月7日、1922年4月5日《申報》)第49、564頁。)
  如果楊氏所說的宣傳與廣告的關系可確立,則商人的參與政治恰給民國政治行為打上了他們特殊的烙印。以政治興趣為主的“商客”這一政商之間邊緣小社群的出現是民國社會(以及政治)非常值得研究而尚乏關注的現象。開會發電報等新行為可以成為一些人社會地位上升的憑藉,尤其具有提示意義。從楊氏充滿挖苦的口吻中不難看出科舉制廢除后原來與讀書人關系最緊密的政治現在卻成為一些商人的興趣所在,且至少部分為商人所盤踞;而逐漸開始退居社會邊緣的讀書人對此不僅感到不習慣,更甚不滿意。
  四民社會本是一個有機組合,士的消失與其他三民的難以維持其正業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商人與軍人等傳統邊緣社群的興起只是“正統衰落、異軍突起”這一近代中國的顯著特征在社會結構變遷之上的部分體現,與此同步的還可見一些居于各民之間的新邊緣社群的出現。同時,伴隨這些社會變遷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迄今未得到足夠重視的現象,即原有的政治、軍事群體的社會組成及其行為都逐步呈現非常規化。比商人和軍人的積極政治參與更加突破常軌的,是“游民”和“饑民”這類新邊緣社群對政治軍事的參與。
  科舉制剛廢除時,劉大鵬已經注意到“世困民窮,四民均失其業”的現象,他也已提出“四民失業將欲天下治安,得乎?”的問題。(注: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第155、157頁。)約20年后,楊蔭杭發現當時的情形已更嚴重:“有土而不能農,有巧而不能工,有貨而不能商。”魯迅在1907年已觀察到“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楊氏更發現“人民無事可為,于是乎多游民;人民生計斷絕,于是乎多饑民。饑民流為盜賊,盜賊編為軍人,軍人兼為盜賊。游民流為地棍,地棍選為議員,議員兼為地棍。”(注: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5年9月25日《時報》),第898頁;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46頁。 )既存社會結構已解體,而新的社會結構尚未穩固確立,整個社會遂漸呈亂相。
  科舉制本具有“通上下”這一重要的社會功能。在傳統的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中,士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政治含義就是士與其他三民的有機聯系以及士代表其他三民參政議政以“通上下”,而科舉制正是士與其他三民維持有機聯系的主要渠道。傳統中國士人是以耕讀為標榜的。多數人是在鄉間讀書,然后到城市為官。而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憂告老,多半要還鄉。人員的流通意味著信息、資金等多渠道的流通。概言之,科舉制在中國社會結構中實起著重要的聯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處于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在新教育體制下,大學(一段時間內也包括中學)畢業基本在城市求職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城市,不像以前一樣要落葉歸根。這意味著以前整個社會的循環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中止,其一個影響深遠的社會后果,即中國的城鄉漸呈分離之勢。
  據章太炎所見,因讀書人不返鄉造成的近代城鄉之別約始于興學堂。蓋興學堂主之最力者為張之洞,由于張氏“少而驕蹇,弱冠為勝保客,習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務為豪舉。”此風氣也影響到他辦學堂:“自湖北始設學校,其后他省效之。講堂齋廡,備極嚴麗,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章氏以為,“學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給學生以優厚待遇的本意在勸人入學,但“學子既以紛華變其血氣,又求報償,如商人之責子母者,則趣于營利轉甚。……以是為學,雖學術有造,欲其歸處田野,則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祿利是務,惡衣惡食是恥。”不僅不能任艱難之事,其“與齊民已截然成階級矣。”(注:章太炎:《救學弊論》,第100頁。)
  可知后來逐漸引起世人注意的讀書人之“脫離群眾”,部分也因傳統的耕讀生涯中止所致。到民國后,章太炎進而觀察到:“自教育界發起智識階級名稱以后,隱然有城市鄉村之分。”所謂“智識階級”,其實就是教育制度改革的產物。太炎敏銳地認識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識階級地位,輕視鄉村,”就產生了城鄉“文化之中梗”。(注:章太炎:“在長沙晨光學校演說”,1925年10月,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下冊,第823頁。 )民初的知識分子學西人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正是那時城鄉已分離的明證。但這個問題在很長時間內并未得到時人的重視,也沒有產生出什么因應的措施。
  城鄉分離使社會情形更趨復雜,讀書人既然留居城市不像以前那樣返鄉,鄉紳的社會來源遂逐漸改變。鄉紳中讀書人比例的降低意味著道義的約束日減,而出現所謂“土豪劣紳”的可能性轉增,這是鄉村社會秩序動蕩的一個重要原因。劉大鵬在1926年注意到:“民國之紳士多系鉆營奔競之紳士,非是劣衿、土棍,即為敗商、村蠹。而夠紳士之資格者,各縣皆寥寥無幾。”(注: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第336頁。)
  一般而言,民初中國的土地兼并仍不算特別厲害。然而中國鄉村本不怎么互通,經濟剝削和社會壓制在不同地區可能有很大差異。在“天高皇帝遠”的邊遠(離縣城遠也是一種邊遠)地區,或出現非常規勢力的地區(如大軍閥的家鄉),不講規矩的土豪可能偏多,的確存在剝削或壓制特重的事例。在這樣的地區,農民在經濟上和社會待遇上被逼向邊緣者必眾。
  有些地方的民間社會自有其制衡約束的體制,如四川的袍哥便很起作用,故四川貧困地區的農民當兼職土匪(棒老二)的不少,參加紅軍的卻不多,但在民間社會制衡不能起到有力作用時,那些地區反對既存秩序和既存體制的情緒必強,正所謂革命的溫床。即楊蔭杭看到的“不逞者烏合,即可揭神圣之旗”。(注: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5年9月25日《時報》),第898頁。)在這些地方,鬧革命(革命而曰“鬧”,尤具啟發性)的主張實最有吸引力。與城市的新興社群及新社會行為一樣,鄉村這些變化也是整體社會結構紊亂的后果。
  楊蔭杭以為:“民國之事,敗于營棍子老卒者半,敗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決,猶之營棍子老卒,不配言國權威信。”(注: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1年9月19日《申報》),第414頁。)他觀察到20 年代中國總體社會景象是:各級當權者是政客軍閥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會上具道德廉恥者多隱遁,老百姓又無心于國事,商人中有“商客”,讀書人已處邊緣,且學人中復有“學客”(詳后)。這一片亂相的癥結恰在于章太炎所看到的中國已無社會重心這一問題。
  楊氏自己也注意到這一點,他指出:“國家固應有柱石,所謂中心勢力也。共和國家以大多數之民意為柱石。即降而至于軍閥國家,亦有統一之武力為之柱石。”但當時“民意既棄如弁髦,各藩鎮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勢,中央政府則自認為空空洞洞、飄飄蕩蕩之物,是雖有‘國家’而無‘柱石’也。無柱石,是無國家也。”在這樣的社會中,誰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楊氏的方案是“造成一種中心勢力,以大多數之民意為基礎”,(注: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0年11月30日《申報》),第141頁。)但那顯然只能是一種美好而遙遠的理想, 在這樣的中心勢力未能造成之前,失去的社會重心總要有人來填補。剔去營棍、土棍、商客、學客等在楊氏眼中的貶義,他們無非體現出一些新興社群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愿望和實際的努力。在眾多邊緣社群中,邊緣知識分子恐怕是既有參與意識也最有競爭力的一個。
  
  
  
開放時代廣州5~26K3中國近代史羅志田19991999本文將中國傳統社會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識分子的轉化、知識分子在社會學意義上的邊緣化、以及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這一連續、相關而又充滿變化的動態進程,納入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理路和西潮沖擊下整個近代中國的巨變這一縱橫框架中進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從當時人的心態變化入手來反觀社會的變動,以嘗試提出一個走向框架性詮釋的思路。This author tries to roll the followig three processesinto a holistic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the changing ofthe  ancient  "shi"into  modern  interllectuals,  theperipherization of the orthodoxy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ingof the peripheral intellectuals. These three processes aresubsequent and closely interrelated,forming the main trend of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embedded in shiftingsociety.羅志田,生于1952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及論文多篇。(成都 610000) 作者:開放時代廣州5~26K3中國近代史羅志田19991999本文將中國傳統社會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識分子的轉化、知識分子在社會學意義上的邊緣化、以及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這一連續、相關而又充滿變化的動態進程,納入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理路和西潮沖擊下整個近代中國的巨變這一縱橫框架中進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從當時人的心態變化入手來反觀社會的變動,以嘗試提出一個走向框架性詮釋的思路。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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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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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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