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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意識形態的運作過程    ——詹姆遜的意識形態理論
還原意識形態的運作過程    ——詹姆遜的意識形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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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529(2003)03-0054-06“意識形態”這個詞最初由希臘語“觀念”和“學說”組成,其本義指觀念形態的思想,是分析現實而得到的學說或抽象的理論體系。法國哲學家德斯圖·德·特拉西最早使用它,后來馬克思、葛蘭西、阿爾都塞等人都做了發揮,迄今沒有一致的認識。經典馬克思主義是在不同語境中使用“意識形態”這個概念的,它主要有3種較普遍的意義:1,指某特定階級或階層所共有的信仰體系;2,指與科學的知識或真理相對立的虛幻的信仰體系,稱之為虛假意識、虛假觀念;3,泛指一般意義上的產生意識或觀念的過程。意識形態也是文學批評的重要視角,曾得到了眾多批評家的重視,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尤以意識形態批評見長。美國文論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遜(Fredrik Jameson)極為重視意識形態的闡釋視角,而且他曾對意識形態理論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可以說在意識形態這個理論舞臺上,他和當代諸批評家進行了富有成效的交鋒、對話。
      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中的意識形態話語
    當代意識形態理論主要以特拉西、馬克思、阿爾都塞等人的意識形態理論為基礎。特拉西使用該詞時,已經強調了意識形態對人們理解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實際上已經暗含了其實踐功能和政治意圖。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中,有占有主要生產資料的階級與被剝奪主要生產資料的階級,這種支配關系形成了階級。一方面,社會需要通過動用國家機器來維持特定的階級關系;另一方面,社會還需要通過意識形態來調節社會矛盾和階級關系。而意識形態調節社會關系再生產的作用方式更隱蔽,作用效果更明顯。它能夠容忍在一定的條件下,盡可能地提供被支配階級獲取必要的東西及其發泄不滿的途徑,使他們能容忍自己的處境;同時也使支配階級相信其權力和社會地位的合法性,能促進他們做相對的讓步,以長久地維持這種狀況。意識形態維護了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及其統治地位,因此便具有了階級性。同時也不能否認,有時可能會因符合實際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真實性。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出發,馬克思主義要求從經濟基礎決定的各種要素出發去理解意識形態。
    葛蘭西對阿爾都塞有直接的影響。葛蘭西重視領導權——“政治,知識和精神上的領導”——的作用,它要求領導階級不但要有能力闡明各階級的利益,而且還要有能力成為領導“集體意志”,后者的作用更大。由此出發,葛蘭西認為,意識形態是“人們意識到自身及自身各項任務的領域”,其領導對象包括國家、道德和知識指導作用的發揮等。他進而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式不僅應該有對資產階級正面進攻的“運動戰”,而且還包括與資產階級進行長期斗爭的“陣地戰”。通過政治和意識形態斗爭,瓦解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起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全民集體意志,知識分子要承担起闡釋有機意識形態的任務。建立起“文化霸權”有利于獲得人民與同盟力量的支持,意識形態斗爭的勝利就成了革命成功的有效手段和保證。因此,無產階級要把“文化霸權”放在戰略地位上對待。這也意味著對領導權、知識及道德等文化因素的重視,這有助于克服用“階級斗爭”代替一切政治斗爭的狹隘作法,使人們從新的角度理解意識形態的功能和地位。重視文化對革命的積極作用和意識形態的功能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轉向,這極大地影響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意識形態研究也由此豐富起來。
    阿爾都塞是對當代意識形態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理論家,他的理論也影響到詹姆遜的意識形態理論。馬克思曾說過: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30頁。)
    據此,阿爾都塞強調,法律、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是生產關系再生產的保證。意識形態的功能,“統治階級根據自己的利益調整人類對其生存條件的關系所必需的接力棒和跑道”,是通過教育、宗教、文化建設等國家機器實現的,它屬于私人領域,有相對的自主性,各階層的人能在此表達自己的要求和權利。他認為,意識形態有其規定性:首先,起作用的條件的無意識性。人總是存在于既定的社會關系之中的,意識形態先于個體而存在,并對個體發生作用,但作用的方式是無意識的。因此,“意識形態根本不是意識的一種形式,而是人類‘世界’的一個客體,是人類世界本身。”(注: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第203頁。)一般情況下,形象或概念的表象體系是意識形態的存在形式。其次,意識形態是社會歷史生活的基本結構。阿爾都塞認為,特定的歷史主體形成了該時期社會的主體,并呈現出不同種類總體的形式,再由某種更復雜的特殊類型將其統一起來。恩格斯認為,作為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意識形態通過強制、調和等手段發揮功能,使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從這種意義看,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種基本結構,它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其內容可能不同,但作為社會歷史的基本結構,其作用是其它領域難以替代的。再次,“意識形態是真實關系與想象關系多元決定的結果”。(注: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第203頁。)即“個人與其生存的現實環境的想象性關系的再現”。意識形態的實踐性在于“體驗自己的行為”,通過概念、形象體系借助于想象性機制再現出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而影響到人的行動。意識形態還可以再現人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真實關系,但想象機制是意識形態實踐中的支配因素。因此,意識形態的性質是想象性的,它支配、主導著真實關系,有濃厚的虛假、主觀和非科學的色彩。意識形態的實踐性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特定的主體的相互作用中。個人成為主體是意識形態產生作用的條件。阿爾都塞指出了形成意識形態的4個步驟:1,社會召喚個人成為主體;2,個人把社會視為主體,屈從于它,并最終形成主體;3,主體與社會主體間的相互識別,以及主體對自己的識別;4,主體把想象當成現實,并據此確定自己的行為。阿爾都塞進而指出了意識形態是無處不在的,就是反思意識形態時也難以避免其局限,不可能有純客觀的、中立的“事實”和真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承認意識形態的虛假性,即自稱掌握了真理的意識形態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從多個視角說明了意識形態及其運作方式,理論本身的包容性增強了其闡釋有效性。它克服了其他意識形態理論的脫節:“那就是精神狀態與社會制度之間的脫節,人的主觀世界中意識形態的作用,與意識形態外部的起源及其在社會現實各種歷史性制度中所發揮的功能之間的脫節。”(注:詹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第281頁。)他強調意識形態的想象性本質,對于分析文學作品的意識形態有明顯的親和力,由此提出的“癥候閱讀”大大增強了其理論的實用性。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及其“癥候閱讀”都為詹姆遜建構自己的意識形態理論提供了選擇的余地。
      精神分析學的影響
    在精神分析學派中,弗洛伊德和拉康對詹姆遜意識形態理論的影響較大。弗洛伊德認為,意識與潛意識處于對立的狀態,意識是對潛意識進行改造和裝扮的產物。闡釋的目的便是從文本的表象中尋找出潛意識的信息,這種闡釋模式的基礎是“表征與被壓抑的思想之間,顯意與隱意之間,掩蓋與被掩蓋信息之間的差別”。(注:詹姆遜:《快感:文化與政治》,王逢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13頁。)它吸引詹姆遜去尋找意識形態表象下掩蓋的潛意識內容,即真實的動機和意圖。
    詹姆遜對拉康的接受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主體的不確定性,即主體是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弗洛伊德認為,主體受欲望和本能沖動的支配。但拉康認為,主體與外部的社會文化標志(即他者)相互作用,它們的作用形成了主體的無意識。因此,相對于主體來看,“無意識就是他者的話語”。主體的建構離不開自我的想象;自我不是孤立的,無意識(或語言)是聯系自我與他人的中介。這樣,主體成了自我與環境之間作用和重構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詹姆遜贊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觀,即“個人與其生存的現實環境之間的想象性關系的再現”。(注:《保衛馬克思》,第203頁。)這意味著他也把意識形態視為一種想象性的建構,事實上意識形態自身在主體建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認為:
    這個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便是在那些秩序的國度里植入主體的地方;無論符號秩序(換種說法,社會自身的共時性網絡和位置與角色的運動系統)還是實在秩序(換種說法,歷史本身的歷時演進,時間與死的國度)都在它們的結構上激烈地超越了個人經驗。(注:貝爾:《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第258頁。)從這個角度看,由于人是在先在的社會形式與語言中存在的,通過意識形態的“體驗和想象機制,個人主體建立起與社會集體系統之間的”關系。由此可以斷定,作為“必不可少的幻想和敘事的地圖”,意識形態必將在任何社會中為主體安排好位置,從而發揮其意識形態功能。其二,拉康的真實概念和象征概念也影響了詹姆遜,這使詹姆遜能恰當地看待意識形態的功能。我們可以從構成拉康的人的主體性的想象、象征、現實來理解意識形態的功能。想象界主要關涉個人與自我之間的想象(或意象)關系。象征界是種秩序,它規劃了個體的生命活動。語言的介入是象征界發生作用的前提和主要方式,語言表達出了無意識的信息。現實界指未經語言作用的原始世界。“現實”指直接的生活機能和作用,由于沒有通過象征和想象的環節,它沒有名稱,不能被言說。想象和象征是產生現實性的前提。事實上,詹姆遜強調,拉康的現實絕對拒斥任何象征的再現,這種象征的再現最終要退隱到想象中去,我們處于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象征秩序中,任何思想都不能脫離象征秩序。這樣,“拉康的真實實施時拒斥任何象征化,而象征卻不是虛假的。象征在結構上既為真實所決定,又為真實所解構。若在真實世界的迷宮里行動,象征是一幅不可或缺的地圖。”(注:謝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學》,陳永國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73頁。)對于詹姆遜而言,由于意識形態仍然是個體與現實之間的建構過程,所以它必定受制于先在的社會形式,在結構上由真實所決定,但本身又被真實所解構,這構成了意識形態的不確定性。意識形態有助于建構主體和指導主體的行動,這種實踐功能使任何人都離不開它。鑒于此,很難對意識形態作出價值判斷,這樣,對意識形態的關注需要轉化為對意識形態如何滿足歷史需要的關注,即意識形態運作的語境,這必然建立起意識形態與歷史之間的關聯,這也構成了闡釋學的主要任務。
    任何時代都有自身的需要,這種需要常影響到意識形態的實踐,形成了文本意識形態的語境。這要求面對具體的語境,辯證地思考意識形態的歷史性。作為闡釋的主符碼,歷史始終是意識形態的決定因素,它表現為個別主體的個案史或社會群體的集體歷史。對詹姆遜而言,一方面,歷史意味著對那些“從必然王國進入集體王國”的集體抗爭的事情的敘事,從未來的意義上重估的社會歷史事件;另一方面還意味著詭計:“歷史就是傷人的東西,它拒絕欲望,給個人和集體的實踐設定了無情局限的東西,它將其公開意圖變成了可怕的、頗具諷刺意味的逆轉。”(注:Fredrik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Cornell University, 1981),p.102.)歷史也因此具有了確定性和不確定性,但作為缺席的原因,歷史始終起著決定意識形態的作用。歷史化意味著要恢復遭受意識形態壓制或歪曲的歷史特殊性。任何文本都充滿了個人政治欲望、階級話語和文化革命的空間,可由此展開對文本的意識形態的分析。
      詹姆遜的意識形態觀
    詹姆遜的意識形態理論有著廣闊的理論背景。在西方后現代社會的語境中,他是在與當代諸理論家的對話中確立起自己的意識形態理論的。詹姆遜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很難再繼續套用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了,階級難以反映社會的經濟結構,而且很難找到馬克思時代的貧困階層了。但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思維比喻方式,作為一種科學的分析方法來使用,這樣,它仍有其闡釋的有效性:可以用它進行認知測繪,以分析個人所屬的群體及其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注: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Twentieth 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1974), p.7.)因此,應該以相對的辯證的態度對待它。對待其意識形態概念也應如此。意識形態有如下的規定性:
    其一,由于不能用價值判斷和絕對的觀點對待它,就需要針對社會語境,在各種互動的關系中去理解它。從這個角度看,意識形態是階級對話的產物,為了達到維護某種局面的目的,不同的利益集團通過對話表達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再在雙方都有所妥協的情況下達成共識。
    其二,意識形態主要通過“意識形態素”(Ideologem)體現出來。意識形態素是“社會之間基本上是敵對的集體話語中最小的意義單位”。任何意識形態都無法自行顯現出來,需要通過文本敘事表現出來,但敘事文本常把“意識形態素”作為表現對象,這樣,意識形態就成了“意識形態素”與敘事文本的中介,意識形態可以通過敘事文本體現出階級之間對對方的批判性反思。稱為“意識形態素”還意味著是能夠被辨識出來的最小單位,例如,在《失樂園》中,彌爾頓試圖證明上帝對人類是公正的,同時上帝也是迫害人類的暴君。詹姆遜把體現在文本中的這個矛盾稱為“意識形態素”,由此作者展開了對英國資產階級社會的沉思。
    其三,意識形態帶有階級的偏見性,出于維護本階級利益的需要,任何階級的理論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夸大了自己的合理性,并極力貶低其它階級理論的合理性。從這種意義上講,這種歪曲打上了意識形態色彩。從某種程度上講,任何文化或文本(包括理論文本)都有其意識形態性。正因為如此,需要指明這些偏見,同時對此進行批判性反思。其原因在于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需要,這種需要都要通過該時期社會中的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表現出來。通過自己的言說,支配階級試圖證明目前的狀態是最好的:“我們的社會秩序并非總是你們想變成的那種形式,但在眼下它是你們所能希望的最好形式。”(注: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p.56.)而且將其價值和體制普遍化和自然化,并不惜歪曲現實。而被支配階級也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通常以偷偷摸摸或欺騙的策略,企圖抗爭和破壞支配性價值體系。為此雙方都要對現實進行削足適履式地剪裁,以自圓其說。從這種意義上講,意識形態是階級斗爭的“戰場”。
    其四,由于意識形態的運作與其背后的歷史現實及社會活動實踐密切相關,因此闡釋就是要找出思想——形式產生和實踐的歷史語境及辯證逆轉。前者表現為意識形態是如何產生的;后者表現為意識形態如何被使用和利用的。如:追求個性、自由,在資產階級上升時期,有力地反對了封建主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有助于建立資產階級的個性主體。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自由和個性的觀念也得以擴張,它掩蓋了晚期資本主義時期主體精神分裂的事實,實際上參與了資本主義支配性意識形態的共謀,或者說它已經成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以此誘使個體選擇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實際上以資產階級的價值重寫了尊重個性的普遍價值,結果,這起到了維護資本主義現實的作用。因此要從其實際運作過程中把握其“辯證時刻”。
      歷史、敘事與烏托邦
    根據歷史自身的需要分析文本的意識形態,這可從詹姆遜闡釋學的3個視界表現出來。第一視界把文本視為象征性的建構,意味著對不能夠解決的社會矛盾的想象性解決;第二視界把文本視為個人話語的言說,要從個人的言語中揭示出其階級依據;第三視界把文本視為文本意識形態交鋒的場所予以闡釋,這是生產方式發展不平衡造成的結果。這樣的闡釋意味著詹姆遜把階級及其斗爭視為意識形態產生的根源,歷史也依據自身的需要對意識形態進行重新編碼。但貫穿這3個視界的是對形式的意識形態的分析。由于任何文本都是歷史困境的象征性反應,因此要在社會歷史與觀念之間建立起敘事的中介,并且把美學趣味的變化置于社會歷史變化的大背景之下。這樣,通過對形式的分析,以找出形式的意識形態性及形式中積淀的意識形態,從而把對意識形態的研究置換成對其敘述形式——政治無意識——的研究。
    詹姆遜認為,任何文化都具有意識形態性。意識形態無時、無處不在,有其歷史規定性,具有多種功能。海登·懷特認為,詹姆遜的意識形態理論源于阿爾都塞:“意識形態不是——對詹姆遜而言——對可感知現實的謊言、欺騙或歪曲,而是屈從或超越難以忍受的社會生活關系的意圖。”(注:《抵抗的文化政治學》,第92頁。)鑒于意識形態對文化和文學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詹姆遜把意識形態視為結構性的存在:
    意識形態是一種雙重結構,其基本結構特征可作為一種虛假意識描述為自我展示的可能性——一種觀念或信念系統、一種抽象價值、一種意見或偏見——也可描述為一種初始敘事、一種有關對立階級集體性格的最終階級幻想。(注: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92頁。)
    由于每個社會都存在著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方式殘余,這決定了社會中的意識形態沖突。從這種語境中產生的文本必然會帶上這種信息,有的文本以理論的方式直接表達出來,有的通過文本的表層內容(如作品的主題、人物的觀念等)表現出來,有的通過形式表現出來。這樣,意識形態表象表達了潛在的政治無意識內容,而對這種意識形態的分析便可以揭示出其潛在的內容。從這種意義上講,意識形態充當了政治無意識的敘事形式。
    詹姆遜承認,任何文化實踐及其產品都有其社會現實的背景,都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實質性或想象性的解決,這反映了人要求克服現實異化狀態的愿望,文化反映了人們對集體統一體的“烏托邦”追求,文化既是意識形態的,又是烏托邦的。因此,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密不可分。
    烏托邦的作用可以從詹姆遜釋義的3個層面表現出來。在個人欲望的層面上,烏托邦常表現為對自由和欲望的追求與滿足,但欲望和自由總有其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據、其語義和語境的歷史性,這也就使烏托邦同時獲得意識形態性。在階級社會中,以賦予價值自然性和普遍性為手段,或通過對社會整體的承諾等方式來抹殺差異,烏托邦就作為一種因素參予了意識形態的具體運作,成為為意識形態霸權或反霸權辯護的工具。事實上,從階級社會中意識形態話語的斗爭中便能看到烏托邦所起的作用:當支配性意識形態以自然化和普遍化的策略確立自身合法性和統治地位的時候,實際上也承諾了通過維持現狀實現決不可能達到的理想,從而成功地利用了烏托邦的力量服務于自己的意識形態實踐。同樣,對抗性意識形態也通過瓦解現行價值體系和體制來作為承諾達到某種理想的條件,可以說,斗爭雙方都把烏托邦作為手段來抹殺社會的差異或導致社會的分化,在借用烏托邦力量的過程中,烏托邦就參予了意識形態的斗爭。其實,在這里,烏托邦、普遍性和始源性代碼都被用作使階級話語獲得自然性或普遍性的目的,以期在意識形態斗爭中取得主動權。在詹姆遜釋義的歷史層面上,同樣能看到烏托邦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從社會形態的更替看,每種社會形態都是不平衡的,是對抗性意識形態與生產模式共存的狀態,這種狀態為未來的更合乎人性的理想社會形態留下了空間。這樣,各階級操縱的意識形態就會出面,聲稱自己是未來理想社會形態的代言人,這種承諾形成了有利于維護自己意識形態霸權的歷史觀。盡管如此,詹姆遜仍看到了歷史發展對這些烏托邦承諾的拒絕。一方面,意識形態紛紛標榜了自己的烏托邦理想;另一方面,歷史現實總是無情地粉碎了這些烏托邦承諾。烏托邦存在并參予了社會實踐和文化革命,但總被否定,這種矛盾也反映了烏托邦欲望持久存在的現實。詹姆遜傾向于從共時性的角度來描繪社會狀況及其中的沖突,這較好地闡釋了意識形態的運作。但從歷時性上看,詹姆遜仍認為生產方式的替換是“不可避免的”。這反映了其歷史觀對終極的社會集體統一體的烏托邦理想的訴求,這種烏托邦在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雙方的意識形態中都能表現出來,只不過支配性意識形態標榜自己更靠近烏托邦的目標而已。這可以從詹姆遜的解釋中得到印證:
    就其表達集體統一體而言,不管什么類型的階級意識都是烏托邦的……不管什么類型的已成形的集體或有機組織——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完全一樣——在自身之內都不是烏托邦的,而僅僅就此而言,那就這些集體自身是某種獲取的烏托邦或無階級社會的最終具體的集體生活的輪廓方案而言。它們才是烏托邦的。(注:《抵抗的文化政治學》,第91頁。)
    從意識形態與歷史構成的反諷關系中,詹姆遜看到了意識形態的烏托邦性。
    從詹姆遜的3個釋義視界都可以看到文化與意識形態、烏托邦的共謀,其關系密不可分。實際上,這還從更寬泛的意義上反映了詹姆遜的文化觀,即文化有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雙重功能。作為對現實壓制的反彈,文化必然要給人以理想和希望,這種承諾必將指向集體統一體的無階級、更合乎人性的烏托邦,也許從目前看,絕無實現的可能,但現實的維度會促成人類對這種“集體夢想”的永遠追求。而文化的歷史維度又決定了文化作為階級象征的功能,意識形態對烏托邦的利用使二者處于共謀關系。這樣,文化、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便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同構關系。
      詹姆遜意識形態理論的困境
    在詹姆遜意識形態理論的背后還有更深刻的動機,這種動機也構成了其意識形態理論的矛盾性,從而使其產生了難以克服的局限。晚期資本主義把人們置于一個特殊的后現代語境,對詹姆遜而言,要回應后結構主義的挑戰,還要重建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有效性,這使他只得調和兩種闡釋主符碼。他試圖努力超越善與惡的二元對立,這促使他的理論“實踐”局限在理論文本的建構上,相信理論能代替實踐對現實發生作用。在這種調和中,其理論失去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鋒芒,即對不平等現實的批判和改造。結果,詹姆遜便遭到更為嚴重激進的理論家的非難。由于僅限于理論上的操作,詹姆遜的意識形態只能作為階級話語沖突的符碼而存在,這種象征性結構既為真實所決定,同時又消解了真實,但又需要它的示意。這種意識形態觀與其歷史觀密切相關:歷史是存在的,但永遠不可能被把握,人們只能通過文本去接近歷史。當以對待歷史的方式對待意識形態時,詹姆遜便只能從文本的意義上來看待意識形態了,結果造成了他在政治上的矛盾或乏力。詹姆遜對烏托邦的矛盾看法,也源于其歷史觀的矛盾。他認為,一方面歷史的發展無情地粉碎了個人的欲望、集體與社會的規劃;另一方面,生產方式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從這種運動中能把握到歷史的真實。這種歷史觀決定了他對烏托邦作用的懷疑,盡管他強調烏托邦的功能有助于調動起社會集體的力量,但毫無疑問的是,對烏托邦的不適當強調仍然可能造成強勢話語的壓迫,也有可能使集體力量被導向歧途。
    詹姆遜意識形態觀的矛盾更深層地源于他置身于其中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有明顯的特點:國家削弱了對政治、經濟的干預,社會本身的調節能力增強,這有助于預防、弱化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階級的區別也不太明顯了。商品邏輯滲透到一切領域,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空前擴張,科學技術從思維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劇了人的異化處境,這都加劇了人精神上的分裂。同時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給人以更多的民主與自由的承諾,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給西方社會帶來的民主也加強了,人們在平面化的生活中有了更自由的感受。而且中產階級大量涌現,這都使確立無產階級的標準及其在階級斗爭中的主力軍地位變得困難起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詹姆遜認為發達國家中已不存在階級了,馬克思的階級學說已經過時,需要發展,以適應時代的需要。隨著西方消費社會的發展,它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對抗話語有極強的包容性,為此,有必要通過在限定的文本空間內的努力以發揮其政治潛能,詹姆遜及其同道就在象征和形式的層面開辟了文化革命的空間,以實施其反霸權的戰略。正因為如此,他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理論模式,把文本實踐與現實拉開了距離,把現實視為無法把握的客體,僅限于在文本內把握現實,但文本化的現實畢竟不是現實,文本的實踐有助于現實人們的審美實踐,通過社會活動達到改變和改造現實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大小是確實應該受到質疑的。同樣,詹姆遜的意識形態理論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他主要是在象征和形式的意義上談論意識形態的,這樣,他通過文本意識形態的斗爭,以利于開辟文化的反霸權空間,但這種努力對現實中意識形態斗爭的作用就要受到質疑了,因為文本把握的現實與現實之間畢竟有差異,我們就要考慮文本中意識形態的實踐價值。此外,還與他對現實階級狀況的把握有關。我們認為,階級之間界限的模糊并不能否認階級存在的客觀事實,也不是否認階級存在的理由,意識形態及資本仍然是劃分階級的重要依據,而且承認階級劃分的意識形態標準和資本本質的不變,也就意味著階級分析的有效性。鑒于此,就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闡釋的有效性。詹姆遜對馬克思階級理論有效性的懷疑和否認,正是其理論發展的必然邏輯,也是他在理論上進行調和的必然結果,也許這正是其理論外國文學京54~59J1文藝理論李世20042004在傳統意義上,意識形態反映了統治階級的意志,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在后現代語境中,詹姆遜對它做出了獨特的解釋。本文從詹姆遜的意識形態理論入手,梳理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和精神分析學對他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影響,分析了其理論中意識形態與歷史、烏托邦之間的關系,進而反思了其意識形態理論的難以克服的困境。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精神分析學/詹姆遜/歷史與烏托邦關于計算機網絡對詩性語言的影響將另文討論。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譯者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Literature Anthropolog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ZHOU Hong 1,HUANG Jian-bo 2
  (1.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2.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Beijing 100081,China)Literature anthropology in literary circle belongs to a new school 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s mainly within the category of culture study;whereas literature anthropology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is a sub-study of anthropology.The presently obvious problems existing in literature 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anthropology can roughly be summed up as "three insufficiencies":insufficiency in attention paid to literature anthropology within the circle of anthropology;the consequent insufficiency in research time and efforts;insufficiency in theory construction including inadequate efforts in theoretic introduction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李世濤 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北京 10007 作者:外國文學京54~59J1文藝理論李世20042004在傳統意義上,意識形態反映了統治階級的意志,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在后現代語境中,詹姆遜對它做出了獨特的解釋。本文從詹姆遜的意識形態理論入手,梳理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和精神分析學對他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影響,分析了其理論中意識形態與歷史、烏托邦之間的關系,進而反思了其意識形態理論的難以克服的困境。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精神分析學/詹姆遜/歷史與烏托邦關于計算機網絡對詩性語言的影響將另文討論。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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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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