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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病態依附——中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發展模式
遠離病態依附——中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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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附與自立
  二戰以后,自跨國公司大規模從事外國直接投資活動以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便有兩種發展模式的選擇:(1)主要依靠跨國公司及其外國直接投資活動,選擇“依附”發展模式。(2)象以往一樣,依靠當地企業和本國自身的資本積累走經濟“自立”之路。
  根據FDI的特點,可進一步歸結出發展中東道國依賴跨國公司“依附型”發展模式的兩種形式:(1)由天然地理位置所引致的勞動力依附型;(2)由自然條件引致的資源依附型(不包括勞動力,下同)。
  依附選擇的條件在前一種形式下表現為:選擇這種發展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可以吸引到足夠的外國直接投資以裝備當地勞動力,并通過主要依賴于外國直接投資,該國或地區可以基本實現充分就業和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
  1998年中國外國直接投資實際流入的凈存量是2611.17億美元。這些資本創造了1800萬個就業機會。這樣,在外企中的每一勞動力裝備了1.45萬美元的資本設備(261117/18=14500)。與其他經濟體相比,這一勞動力的裝備標準是相對較低。例如,同年度菲律賓的標準是1.664萬美元,其創造的就業包括直接和間接就業。
  到1998年為止,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是中國。到該年為止,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凈存量是2390.38億美元。假定每一發展中經濟體都會像中國一樣,有可能吸收到這么多的凈FDI。在此條件下,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采用依附發展模式,那么,這個國家的勞動力數量最多不能超過1800萬,人口最多不得多于3000萬(1227×18/726=0.42)。
  勞動力和人口數量限制僅僅只是實施這一模式的必要條件。豐富和便宜的勞動力幾乎是所有發展中經濟體的共同比較優勢。為了吸收到足夠的FDI,以便以充足的資本來裝備其勞動力,一個國家和地區就必須依賴于其他外在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地理位置。另一方面,東道國勞動力越少,采用依附發展模式就越容易。因此,這種依附發展模式似乎最適合于具有極好外在條件的小島國(具有良好交通網絡和位置,如新加坡和百慕大)。
  自然資源依附型的條件在于:東道國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這些資源相對于東道國的人口是如此豐富,以至于僅僅通過依賴這些資源的租金收入,經濟就可獲得健康發展。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都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稟賦,但是如果它們希望采用自然資源依附發展模式——僅僅依賴其自然資源去獲得足夠的租金/收入來供養其人民——那么,這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還必須滿足如下條件:1)其自然資源必須在世界上具有相對壟斷性,如中東地區的石油資源。2)自然資源相對于人口而言足夠豐富,以至于大多數人民能夠分享這種租金,并通過依賴于它而能享受一種現代化的生活。
  依附發展模式實施的必要條件是一國的人口數量。這種數量的多少會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增加。一般而言,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越多,越適合選擇自立發展模式,相應地,選擇依附模式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越少,就越適合選擇依附發展模式,相應地,選擇自立發展模式的代價也越大。中國和新加坡分別處于這兩個發展模式的極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其他混合模式也存在。
  總之,選擇和實施依附發展模式的條件并不為所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所具有。那些不適合依附發展模式的經濟,理論上而言,應采取經濟自立發展的道路。經濟自立發展是主要依靠當地企業和內部資本積累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只能通過當地企業的增長和發展,充分發揮國內(資源)比較優勢而實現。自立發展模式與完全排外和閉關鎖國的自給自足模式不同,也不同于沒有任何限制和選擇的引進外資政策。自立發展模式的核心在于培育和促進當地企業的發展和增長。開放政策,吸收FDI政策和對FDI的放松與管制等等,都是促進國內企業發展和成長、服務于富國強民目的的必要手段。因此,引入FDI應以不損害當地企業的發展為限制。在這里,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適當介入只是促進或迫使當地企業更好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相反。超過這一限制的FDI流入將阻礙當地經濟發展潛力的充分發揮(資源比較優勢),損害自立發展的基礎(當地企業)。相反,如果FDI流入是合適的,跨國公司將推動當地企業的增長和經濟自立的實現。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只能走依靠國內企業和產業“自立”發展道路,依附發展模式不適合擁有12億人口的大國。
  兩個參照系
  新加坡有意識地充分利用了它所具有的依附條件。自60年代開始,它便有意地推行一種主要依附在跨國公司及其直接投資之上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模式。之所以這樣選擇并不是因為當地缺乏金融資本等投入,而部分是因為當地制造業中的企業家嚴重匱乏,既便是家庭手工業水平,新加坡也沒有什么工業制造的傳統,部分是因為當時要求實行工業化的迫切。因此,新加坡的FDI政策自60年代起便是完全的實用主義,對TNCs及FDI的進入沒有任何所有權和行業分布上的限制。這些企業享有與當地企業完全平等的待遇。同時,為配合這種發展觀選擇,新加坡還實行外向型的戰略,并改造各種基礎設施,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嚴格要求當地勞動者守紀律、勤努力,提供各種職業培訓,花大力氣改進當地的教育體制向職業、工程、技術等方面轉移。1968年之前外企集中的行業主要是:石油精煉、紡織和服裝。1968年之后主要是電子、電器和精密儀器,這與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及比較優勢的變化相吻合。毫無疑問,TNCs及FDI活動在新加坡的發展中起著主導作用。但是,這種跨國公司占主角的局面并未對新加坡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反而使新加坡逐步步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戰后香港的發展卻沒有實行主要依附于跨國公司及其直接投資的模式,這主要得益于大陸企業家的大批涌入。50年代,香港政治前途不確定,外國對制造業的直接投資極少,這一時期香港的工業化主要是由當地華人企業家支撐的,只是到60年代中后期,香港日益變成一個勞動密集型產品有利可圖的出口基地之后,外國投資者才相繼涌入。這一時期,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流入的行業是出口導向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如電子加工、紡織、玩具、金屬制品、電器、塑料制品等。70年代,外國企業仍然主要集中在出口導向的紡織、電子、玩具、電器、金屬制品、鐘表等行業。這些FDI在1971年、1975年和1980年分別占當時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的73.2%、76.3%和67%。總體上看,外資對香港的介入是適度的,幾乎沒有主宰香港的任何一個行業,只是在少數當地企業技術水平落后的行業中,如塑料制品業,外國資本方占據主要位置。大部分外國直接投資是出口導向型的,這些外國企業通過對海外母公司反銷零部件,通過對母國或第三國市場出口最終制成品等方式促進了香港的整個出口。香港戰后經濟發展模式是非常獨特的,它雖然適合選擇第一種形式的依附模式,但卻沒有那樣做;走經濟自立之路時,它也不像其他NIEs那樣,在非熟練勞動力利用完全之后向資本密集型生產轉化,而是選擇了在勞動密集型框架內,向資本或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品上轉移,如服裝、電子、玩具業等。香港的發展模式是奇特的,也是成功的。
  經濟影響
  (一)對資源配置效率影響比較
  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在二戰后最初10年中,仍然繼續它們開始于30年代的初級進口替代實踐,進行非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由于受國內市場需求的約束,從1955年開始到60年代末期,大約15年時間中,它們接著推行二級進口替代戰略,進行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自70年代初開始至今,這些國家實行以出口促進支持的進一步進口替代(混合戰略)。在如上的戰略延續中,拉美NIEs資源比較優勢利用方面是這樣的:先沿著非熟練勞動力的資源比較優勢利用方向進行(初級進口替代戰略下),在非熟練勞動力未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受國內市場需求的限制,放棄資源比較優勢的利用而走上資源比較劣勢(熟練勞動力)軌道(ISI二級)和混合。
  東亞的韓國、臺灣,50年代在經過短暫的進口替代實踐之后,在60年代開始走上持續的出口促進戰略軌道:先是初級出口促進,后來是以重化工業支持的二級出口促進。整個資源利用的方面也是沿著比較優勢的演進進行的,通過初級進口替代和初級出口促進,實現為當地非熟練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利用,通過混合戰略實現的熟練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充分利用。
  在當地東道國經濟發展戰略所確定的框架內,跨國公司逐漸滲入并施加影響。外國跨國公司及其直接投資活動對拉美和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的介入性質和程度是不同的。這造成了FDI對兩地區資源配置效率影響性質及影響方式的差別,從而大大加深兩地區經濟效果的對立:一方面是拉美國家二元結構的深化、持續、分配不均和對外國企業依附的加深及整個經濟增長的艱難;另一方面是東亞國家二元結構的逐漸消除,較均等的收入分配和當地企業的蓬勃成長及整個經濟持續強勁的增長。這種對立雖不完全由外國跨國公司所引起,但是它們的介入卻大大加深了這種程度。
  (二)對結構效率影響比較
  就外國跨國公司進入對東道國結構效率的促進而言,大體上有兩種截然對立的方式:其一是直接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外國跨國公司對當地結構效率的促進,主要是通過大量的高技術高效率的FDI進入實現的。但是這種促進方式,卻會對當地東道國的整個自立發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其二是間接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外國跨國公司對當地結構效率的影響是通過少量高技術、高效率的外國企業直接進入、引導帶動大量當地企業生產效率或技術水平不斷升級而實現的。
  原因及判斷
  經濟發展戰略對FDI介入性質和程度的影響:(1)經濟發展戰略對FDI類型存在一種隱含或間接的選擇。進口替代型戰略(初級、二級及拉美的混合)會鼓勵市場尋找型FDI的進入,而出口導向型戰略則吸引來出口加工型/勞動力尋找型FDI。(2)經濟發展戰略對FDI進入的行業還有一種導向作用。從戰略內在性質而言,進口替代型戰略著眼于彌補最薄弱環節(補短),促使工業化升級;出口導向型戰略則在于發揮既有優勢(揚長),并促使整個經濟的增長。因此,在開放的FDI政策下,實行二級進口替代戰略的拉美國家對最弱行業的鼓勵和保護最多。相應地,外國直接投資滲入最多,獲利最豐的也是這些國家最不發展,但是有發展潛力(從而增長率也最高)的現代工業部門:而在實行初級出口促進戰略的東亞NIEs中,比較優勢行業受到刺激和鼓勵,相應地FDI介入最多的也正是這些國家當地的比較優勢行業。(3)經濟發展戰略對FDI滲入的數量有一種約束或提供一種范圍,進口替代戰略是在東道國最沒有發展的行業中引進FDI,這里當地企業本身就很脆弱,或根本就不存在。
  表1 外國直接投資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及其機制比較
         拉美NIEs                 東亞NIEs發展戰略     初級進口替代→二級進口替代→混合戰略   初級出口替代→初級出口導向→混合戰略         非熟練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未利用充分時,便  沿著資源比較優勢的利用方向:由非熟練資源利用方面   轉到熟練勞動力的利用上,使資源配置從資  勞動力→熟練勞動力,其中前一階段用兩         源比較優勢偏離到資源比較劣勢的利用上   個戰略階段,兩個市場來完成         初級進口替代:非耐用消費品差異品;二級  初級出口導向時,勞動密集型出口部門;  1.行業分布  及混合:耐用消費品高技術、高投入中間品  混合階段,資本密集型出口部門,中間品         行業                   生產。FDI                             初級出口導向時,勞動密集型;混合階段是介 2.技術    資本或技術密集型              資本、技術密集型。入性 3.貿易戰略  主要面向當地市場              初級出口導向時,出口;混合階段時,出口質                              及部分當地市場。  4.市場、行為 購并;大量廣告支出             #介入程度     初級出口替代時,少,處于邊際狀態;二級  初級進口替代時,無;初級出口替代時,適         以后時處于主導地位:大量介入       度;以后,漸增但仍然處在適度范圍         ①使當地資源配置越來越遠離其比較優    ①順應資源比較優勢變化,從而促進當         勢,從而惡化宏觀資源配置效率②在當地   地宏觀資源配置效率;②當地外部市場影響性質     市場上形成壟斷或寡占位置,從而惡化當   銷售,不與當地直接競爭,從而促進當地         地微觀資源配置效率③使當地企業越來越   企業的成長,并促進當地微觀資源配置         邊際化                  效率的提高         ①直接的大量介入,從而增加資本/技術密  ①直接介入很少或適度(以不排擠當地企影響方式     集型生產;②收購當地企業;③脅迫當地企  業為限)從而直接影響小;②間接影響大         業的生產經營類似于外國跨國公司
  FDI政策對TNCs及FDI介入性質或程度的影響:(1)FDI政策會賦予TNCs及其FDI活動一個比較明確的角色,即東道國相對于TNCs/FDI的發展觀選擇問題。韓國及東亞NIEs的FDI政策始終都把跨國公司及其FDI活動定格在“促使其經濟自立”上,因此,TNCs及FDI只是促使東道國國內企業成長的工具,任何破壞、限制、阻礙當地企業發展的企圖、可能及行為等都是絕對不允許的。二級進口替代及初級進口替代下的拉美NIEs卻不是這樣。它們的FDI政策都把TNCs及FDI看成是解除其所面臨的“外匯、資本”約束,并實施它們的進口替代型發展戰略的“生力軍”。因此,這些TNCs及FDI和當地企業沒有什么區別,完全有權享有“同等待遇”,甚或由于不加限制,或給予優惠政策而享受“超國民待遇”。表面上,似乎是當地企業與TNCs平等待遇;本質上,這種FDI政策卻是在“歧視”當地自己的企業!把規模巨大,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放在與當地企業同一起跑線上,結果不言自明。(2)FDI政策會在TNCs及FDI進入上設置種種規制。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對FDI介入的股權限制;二是確定FDI準入的行業。前者直接約束FDI進入的形式和程度,會為當地企業的日后擴張打下基礎;后者則影響著FDI的行業分布,具體類型和介入數量等。(3)FDI政策還確立明確的績效要求,并通過積極主動的激勵措施對TNCs及其FDI活動進行引導。這種“要求”和“刺激”將增加FDI進入的數量,并影響其流向,而且還直接影響FDI對當地資源配置、結構效率的促進方式。
  表2 FDI對兩地區NIEs結構效率的不同影響
 #       拉美NIEs              東亞NIEs影響      促進                 促進影響方式    直接方式               間接方式        ①外國跨國公司主宰和壟斷,從而惡   ①當地企業蓬勃成長,逐漸與外國跨國公司        化微觀資源配置效率②放大對宏觀    相抗衡,并因此促進微觀資源配置效率②間經濟后果    資源配置的扭曲③當地企業邊際化,   接促進資源比較優勢的利用③整個經濟越        整個經濟的依附加深          來越自立④當地企業外向經營,繼續發展        ①二元經濟加深,深入到每個重要產   ①二元經濟逐漸消除②收入分配日益平均與經濟績效聯系 業部門②收入分配惡化③經濟增長    ③經濟增長持續進行,人均收入持續提高        愈來愈難
  經濟發展戰略及FDI政策的聯合影響。就發展戰略與FDI政策的組合來看,為了保證一定程度的TNCs及FDI的介入,并假設這種介入為促使東道國良性“自立”發展所必需,那么,便可以有這樣的配合:選擇一種TNCs進入的可能區間較小的發展戰略,并配合以一種較寬松的FDI政策;或者是以一種FDI進入空間較大的發展戰略配合一種較緊縮的FDI政策,二者均可。反之,如果發展戰略與FDI政策之間的作用方向相同,則會走入極端:要么是完全戒絕FDI的進入,如初級出口導向與緊的FDI政策組合;要么是FDI泛濫成災,大量涌入,造成對東道國經濟的主宰。
  國際比較的幾點判斷
  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戰略、政策和績效的比較分析顯示:
  (1)跨國公司及其FDI活動對拉美和東亞NIEs的經濟影響是截然不同的,就資源配置效率而言,它對東亞NIEs是一種“正放大效應”,并以間接影響為主;對拉美則是一種“負放大效應”,并以直接影響為主。就結構效率而言,FDI的介入促進了兩地區結構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東亞是以間接方式實現的,從而促進了當地企業的成長和東道國經濟自立目標的實現;在拉美則是通過直接方式實現的,從而使當地企業“邊際化”,以及這些國家對外資依附程度加深,FDI的不同影響大大加深了兩地NIEs經濟發展績效之間的對立。
  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在于東道國發展戰略、發展觀、FDI政策的不同選擇及其組合上:東亞始終以經濟自立為目標,并把TNCs看成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和手段,因此,FDI介入的性質和程度完全局限在“逆向”配置的戰略和FDI政策的框架內,處在“適度”水平。而拉美NIES自50年代前后則把TNCs看成是國內投資、外匯、短口的補充者,并把TNCs與當地企業一視同仁,甚或以“超國民待遇”待之,因此,在戰略與FDI政策的組合上也基本上以“同向”配合為主旋律,尤其是二級進口替代戰略時期,FDI介入的數量很多,程度很高,造成對當地經濟的支配。
  可以認為:對于只適合選擇“自立”模式的國家和地區——韓國、臺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而言,雖然限制、有選擇地約束TNCs及其FDI活動是不能直接導致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自立發展目標的實現,但是,無原則地放縱FDI是絕對不能“自立”起來的,結果只能能被動地、被強迫式的“依附”。整個國家只是這些TNCs全球發展環節上一個產品銷售地或是資本密集型生產基地。反之,如果采取審慎的、有選擇的FDI政策,適當程度的FDI/TNCs介入還會對這些國家整個自立目標的實現起重要的促進作用——或者是作為催化劑,譬如香港;或者是作為“教師”,譬如臺灣,或者是作為“侍女”,譬如韓國。
  (2)根據對戰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引進外資的經驗教訓的比較研究,就引進外國直接投資而言,大體上有兩種成功戰略:其一是主要依靠跨國公司及其外國直接投資的依附發展模式,這以新加坡為代表。這種模式只適合地理位置優越,人口較少或資源比較豐富且人口較少的國家和地區。理論上講,只要發展中東道國擁有外國直接投資生產所必需的某種或某些投入資源或原料,并且這種資源相對東道國的人口而言是非常豐富的,以至于單純依靠這種“生產要素租金”便可以獲得“現代化”的生活,那么,依附模式選擇的條件便存在。從跨國公司的角度看,這種結合也符合其垂直一體化的經營戰略要求。新加坡的依附發展模式屬于地理位置所引發的勞動力依附模式,它以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為基礎。其二是依靠當地企業并充分利用跨國公司有利影響的自立發展模式,這以韓國、臺灣為代表。與主要依靠跨國公司的依附發展相反,自立發展是以當地民族企業為主體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它是通過民族企業的成長、壯大來實現本國資源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從而促使整個經濟健康發展的。與此相對應,也有兩種失敗戰略:其一是完全排斥跨國公司及其有利影響的自給自足發展模式,這以改革開放前的我國及同期的印度為代表。其二是不符合采取依附發展模式的條件,但卻引進了過多外國直接投資的病態依附模式,這以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廷為代表。
  表3 二級進口替代下拉美NIEs與韓國的FDI政策
     FDI政策    拉美(二級進口替代戰略)      韓國(混合戰略)   ①所有權要求  無任何要求;除少數中間、原料品行業 合資為主,獨資特例;當地優先考慮1.  ②行業分布   外,所有工業行業對TNCs開放,特別  行業:重化工業行業;出口行業,不準進          是消費品行業——耐用品,非耐用差  與當地企業競爭,更不用說收購當地入          別品行業;             企業,且還有逐漸退出要求;上  ③進入方式   可以收購當地企業;2.利潤匯出上     無限制               投資額20%以下3.績效要求      無出口要求;           所有開放行業允許當地銷售;     外銷產品;技術培訓,幫助要求;4.鼓勵體系     無區別提供;保護市場;稅收減免;中           間品進口減稅            只給戰略上優先部門提供5.引入TNCs的FDI活  減輕“雙缺口”約束;提供與當地企業  促進經濟自立;區別對待TNCs,保護動的目的       同等待遇;              當地企業成長;
  (3)自立發展的核心是扶持當地企業的發展。發展中大國和地區追求和實施“自立型”發展戰略時,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介入程度要作必要的限制和引導,還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備,以免陷入“病態依附”發展的深淵之中。
  (4)我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經濟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立發展模式是我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對外開放的必然選擇。自立發展不同于完全排外、閉關鎖國式的“自力更生,獨立自主”,也不是對外國直接投資完全無限制地引入。它始終是以培育、促進民族企業成長、壯大為核心。放寬或加強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控制僅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應以不損害我國企業的成長為限;同時,跨國公司只是促使我國企業發展的一個配角,而不是相反。超越了這些限度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將會遏制我國經濟發展潛力(即資源比較優勢)的發揮,并會損害自立發展的根基(即我國企業)。反之,如果外國直接投資介入適度,則跨國公司還會促使我國企業的成長及經濟自立目標的實現。既然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和檔次應以我國企業的競爭能力為限度,那么,在我國企業競爭力較強的行業可以適當多引進外資,跨國公司的規模也可以大一些。在我國企業競爭力較弱的行業或新興行業,引進外資的數量要有所限制,跨國公司規模也要基本上與我國企業的水平相當。
  我國目前引進外資中存在的片面認識是“追求經濟增長”式引進外資,而并非尋求“促進國內企業發展及提高競爭力”式引進外資。
  附圖 F631e10.JPG
  結論
  第一,國際比較顯示,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國只能走依靠國內企業和國內產業“自立”發展道路。依附發展模式不適合我國這樣一個12億人口的大國。
  第二,目前引進外資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國在一步步滑向“病態依附”發展模式。在“發展主義”和“增長主義”引進外資指導思想的引導下,在三資企業已在我國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在我國即將加入WTO的大背景下,即便現在的引資規模“適度”,在未來幾年時間里,我國也難免會陷入由于外國跨國公司過度介入而造成的“病態依附”的深淵之中。
  第三,當務之急是重新審視我國引進外資的指導思想,以及引進外資的戰略和一些具體做法,盡快、平衡地走到“自立”發展模式的軌道上來。目前,我國引進外資中存在著對于引進外資目的的片面認識,即“追求經濟增長”式的引進外資,而不是“促進國內企業發展及提高競爭力”式的引進外資。在理論探討和實際工作中,總是把我國這樣一個只能走“自立發展”道路的發展中大國和一些可以走“依附發展”模式的小國,譬如新加坡相比較,從而誤導我國引進外資戰略的正確選擇。
《國際貿易》F63投資與證券宋泓20012001宋泓 中國社科學院世經政所 作者:《國際貿易》F63投資與證券宋泓20012001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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