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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主義?!    ——一場關于啟蒙研究的深入論爭
道德形而上主義?!    ——一場關于啟蒙研究的深入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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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論爭是由于張光芒的一篇文章——《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3期)引起的。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在2002年7月,隨著張光芒的《啟蒙論》和張寶明的《自由神話的終結》這兩本考察中國百年啟蒙運動的專著由同一家出版社的出版,論爭就已隱然開始了。這兩本專著考察的對象雖然都是中國百年來的啟蒙運動,但是由于方法論的不同,使得它們得出的結論也是截然相反的。兩位研究者也自覺地意識到他們之間的方法論的差異。因此在最近這場引人注目的有關“道德形而上主義”的啟蒙研究論爭之前,他們已經就啟蒙研究的方法論展開了一次論爭。這次論爭因為是由于兩位作者之間關于研究方法的歧異而產生的,所以主要局限在他們二人之間,論爭的文章也較少。
      道德形而上主義?——論爭的展開
    張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以下簡稱《道德》)是“道德形而上主義”啟蒙研究論爭的導火索。這篇文章先后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2年第4期)和人大復印資料《文藝理論》(2002年第11期)轉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論爭的展開。
    最先對張光芒的這篇文章感興趣的是一直從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的著名學者陳曉明。他很快發表了一篇近兩萬言的長文:《道德可以拯救文學嗎?——對當前一種流行觀點的質疑》(《長城》2002年第4期)來批駁張光芒從道德形而上學出發對中國近百年啟蒙的基本判斷以及對中國未來啟蒙的基本構想。隨后,《河北學刊》也開始有意識地參與到這場關于啟蒙研究的論爭中來。在《河北學刊》2003年第3期上,刊出了張寶明質疑張光芒《道德》一文的《從“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義的終結——對一個“啟蒙”與“反啟蒙”命題的破解》和張光芒的回應之作——《道德實用主義的陷阱——對張寶明的質疑與反質疑》。這兩篇文章一起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4期)和人大復印資料《文藝理論》(2002年第7期)轉載。與此同時,曾經刊發陳曉明的質疑文章的《長城》也在2003年第3期上發表了張光芒對陳曉明的回應文章:《再論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至此,這場圍繞著“道德形而上主義”的啟蒙研究論爭熱熱鬧鬧地開始了。
    感受到這一論爭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河北學刊》在2003年第5期上又以“百年中國新文學的道德形而上與形而下問題爭鳴”專欄的形式刊發了4篇論爭文章:《天文、人文與文化的超越性》(王曉華)、《與其南轅北轍,何若從身邊做起》(姚新勇)、《道德形而上視角對于文學的意義》(羅宗宇)、《如何拯救學術本身》(劉士林)。這些文章角度不同,觀點各異,表達了刊物對這一論爭的期待:“道德問題自古以來即為中國文化之中心命題,但近年來在后現代及全球化語境下,道德主義多遭詬病;而與此同時,又有人高擎道德主義的大纛。其實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簡單地消解或者高揚道德,而在于如何重新理解和闡釋道德與文化、文學及歷史的關系,如何重構新世紀的道德思想、道德哲學與道德精神。”(專欄“編者按”)刊物的這種有意識地參與使得這次論爭的文化建設意味更加凸顯。
    隨著論爭的展開,論爭的參與者日益增多。陳明在《博覽群書》2003年第8期發表了《張光芒啟蒙新論批評》(此文被人大復印資料及《文藝理論》2003年第11期轉載),張中鋒也在其著作《徘徊于審美與審丑之間》(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7)發表了與張光芒商榷的文章:《啟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難以形而上——就〈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與張光芒先生商榷》。這表明這次論爭正在向更廣的層面展開。
      形式與原則:論爭的焦點
    從自己數年來的啟蒙研究的成果出發,張光芒在《道德》一文中,試圖對中國百年來的啟蒙運動進行診斷。他從《啟蒙論》所建構的中國啟蒙思想體系出發,把道德形而上學看作是啟蒙哲學的形式基礎。以這種角度來觀察百年來的中國啟蒙思潮,他就很敏銳地看到兩次啟蒙高潮都有道德形而上學層面的缺失。因此他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怎樣處理道德形而上與形而下的關系的?”這樣一個命題作為百年中國新文學研究的突破點。他得出的結論也是獨特的,他發現,在中國百年的啟蒙運動中“五四”和“新時期”這兩次所謂的啟蒙高潮中,都染上了“道德實用主義”的“軟骨病”,反而是文學史上被貶抑的“十七年至文革文學”中蘊涵著啟蒙所需要的形式哲學的因素:“1949-1976年文學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將道德實用主義上升為革命道德形而上主義,還原了道德主義的先驗本質。由于它的內涵與古典傳統道德主義已經不同,不妨稱之為紅色道德形而上主義。在這一層面上,文學的政治性已與主流政治話語失去了直接關聯,而成為一種自足自律的審美道德體系”;“這說明十七年至文革文學必然蘊含著某種魅力獨具的審美精神,它隱藏在文化/文學價值的深層結構之中。我認為這種深藏于內的審美力量之所以強大就在于它建構起了一種道德形而上主義”。“恰恰是兩次啟蒙高潮缺乏道德形而上主義的建構姿態,卻沉淪在道德實用主義、道德形而下的層面上。從深層文化意蘊言之,這正是啟蒙文學的最大缺陷,只是這種缺陷被完全掩蓋在紛亂的旗幟背后,以致讓人難以察覺”。從突出1949-1976年文學中所蘊涵的啟蒙所需要的形式哲學的因素出發,張光芒給了這段文學以很高的評價。
    為了避免誤解,張光芒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一再強調,這段文學的啟蒙意義主要是形式層面的而非內容層面的,論爭還是由此展開。陳曉明正是從張光芒對“紅色道德形而上主義”的正面評價處發難,把張光芒的觀點當作“代表了時下的卷土重來(也許從來就沒有退潮,從來就占據主流)的看法”來看待的。這種看法把“道德性的話語提升到某種高度,把它作為重新規劃文學史的尺度標準,把它作為文學的本質,把它作為審美的決定性因素”。由此陳曉明認為,由于“意識形態訴求經常采取了道德的姿態,道德與意識形態乃是一個硬幣的二個背面”。因此“道德并不構成文學藝術作品的決定性因素,文學藝術作品的思想力量也不是道德形而上或形而下這種概念所能概括的”。
    這種峻急的態度在許多論爭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張寶明、姚新勇、陳明、張中鋒。這些文章雖然論述的方式不盡相同,但都表達了同樣的對道德形而上主義的警惕和担心。張寶明感到張光芒對1949-1976年文學的評判“令人心驚膽戰”,他所担心的主要是張光芒所主張的“道德形而上主義”對啟蒙的消解。
    張光芒面對發難,先后發表《道德實用主義的陷阱——對張寶明的質疑與反質疑》、《再論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為自己的啟蒙研究進行辯解。張光芒看到發難者在方法論上都把啟蒙思想的形式原則與啟蒙運動的實際相混淆,因此他強調“剝離”的必要性。
    張光芒的堅守得到了一些論者的響應。王曉華在《天文、人文與文化的超越性》一文中把張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義”的啟蒙訴求看作是對人文世界超越性的欲求。他認為:“既然對于超越性的拒斥與中國當下文化的欠缺有因果關系,那么,包括張光芒在內的人文知識分子對于超越性的追求就是完全合理的。”羅宗宇也在《道德形而上視角對于文學的意義》一文中支持張光芒以“道德形而上主義”對百年文學的考察。他認為:“它給文學研究尤其是啟蒙文學研究帶來的是一種歷史理性與價值理性相統一的學術理性。”
    但是在反方那里,張光芒的解釋并沒有得到諒解。陳明和姚新勇在隨后的文章中仍然表現出對“道德形而上主義”的担心,他們甚至比張寶明、陳曉明走得更遠。陳明担心張光芒的啟蒙研究最終會走到啟蒙的對立面——宗教的窠臼里去:“道德、形而上,接下來,對了,自然是宗教。”“所以,有必要提醒,在張氏鼓吹的結構中,如果不明確感性對理性在邏輯和價值上的優先性,而一味強調雙方結合的重要性,就會走向啟蒙的反面,走向烏托邦,走向宗教。”姚新勇也把張光芒的啟蒙研究作為一種“不良學風”的代表。
      論爭如何深化?
    如何把這場關于啟蒙的“基礎性問題”(王曉華)的論爭深入下去也是一部分論爭者所關心的問題。在論爭的目標上,許多論者包括《河北學刊》都希望這次論爭能夠對新世紀的中國文化的走向產生影響。王曉華認為:“在他們(張光芒和張寶明)的爭論中,許多漢語文化急需解決的問題凸顯出來。”因此王曉華與羅宗宇一樣,在文章中已經流露出與張光芒在《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相類似的學術構想:重建中國的啟蒙哲學。
    這種重建當然不能借助于意氣之爭所帶來的研究結論。因此,論爭者對論爭本身所出現的情緒化的傾向也有所警惕。劉士林在《如何拯救學術本身》(人大復印資料《文藝理論》2003年第11期轉載)一文中就是希望這場論爭能夠限制在學術層面上。他認為:“一種真正可以生產出意義的學術對話需要何種條件才能成立?它顯然不是只有說話的熱情和沖動就可以達成的,而是需要一些我們稱之為先驗條件與規則的東西做基礎才行。”
    有鑒于論爭中存在的“獨斷論化”和“霸權主義化”,劉士林就論爭的“批評對象的準確內涵問題”、“以己之矛,攻子之盾”的論證方式、論爭者的主體意識3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關于第一個方面,劉士林以為應該尊重論者所持的概念的準確性內涵;關于論證方式,他希望論爭者能夠注意觀念的經驗有效域,不應該超越論者的觀念有效域來解構對方的觀點;關于論爭者的主體意識,劉士林希望論爭者能夠“為人類生命中的高尚精神而思考和否定”。他認為,這是一切人文論爭的價值尺度。一句話,論者希望在這次論爭中,“為知識活動奠定一些基本的游戲規則和價值尺度”。因此,這次論爭如何深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目標在于重建中國的啟蒙哲學;方式應該限制在學術層面。
      2004年的新動向
    2004年第一期《河北學刊》又推出了4篇后續文章。張寶明在《文學、道德與知識分子的良知及使命》一文中對張光芒、陳曉明、劉士林的觀點一一作了回應,指出文學與道德的關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問題,而是如何擺正道德的定位問題;無論是把道德作為文學的救命稻草還是作為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歸的思維模式;道德的理性與非理性的雙重因素決定了知識分子應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張全之的《道德形而上缺失與新文學創作的世俗化》則從相反的方向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層缺失,指出其肯定現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訴求,從而使信仰世界出現“真空”。影響所及,使新文學創作在世俗化傾向上越走越遠。楊慶東在《道德形而上主義與人文精神的資源》中進一步指出,中國啟蒙運動過于注重道德實踐的個體性與個人中心主義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義,這直接導致了整個啟蒙運動關于現代性道德偉大謀劃的失敗。在當下道德實用主義盛行的文化語境中對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尋人文精神資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潘正文的《“道德形而上主義”之爭與文學的二難選擇》試圖以更為辯證的態度來理解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文學之爭,認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來一直未曾解決的二難選擇問題,即文學的審美主義性質與啟蒙理性的反審美主義之間的內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問題的解決,必須緊扣中國語境和中國文學的二難性質,這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而不應該以西方的后現代背景作為道德虛無主義的借口。這幾篇文章觀點、角度及立場紛紜不一,或補缺罅漏,或拓新空間,從不同的層面和側面推進了討論的深廣度。
    正如該刊意識到的,“這些文章在提出新問題的同時也留下了新的缺憾,正可謂拋磚引玉。”的確,這場討論雖然以道德形而上與形而下為核心命題,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重寫文學史、重新理解文革文學、啟蒙文學,以及文化、哲學、美學、當代道德建構等多層面的問題。它所涉及到的啟蒙與現代性、道德與信仰、文化重建與人文精神等等,更是當下學術思想領域的一系中華讀書報京⑨J1文藝理論徐仲20042004啟蒙,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命題。最近,在學術界圍繞著道德形而上主義展開的一場關于啟蒙研究的論爭,就是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以自己的理解對中國啟蒙運動的不同想象。這次論戰從一開始就接觸到啟蒙研究的方法,隨著論爭的展開,有關啟蒙哲學的形式、原則,甚至論爭本身都成為論爭的焦點,因而這是一場深入到研究對象和學術內部的論爭。敘事形式/性別政治/女性主義敘事學基金項目: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入選者研究課題(413118002)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譯者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Bakhtin's Reception and the Discourse Divers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Take Qian Zhongwen As an Example
  ZENG 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ura"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Walter Benjamin's works,especially in his discourse of art.In the academe community there are different estimates of his attitude about the modern art which has lost"aura".We try to analyse this question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joint-cutting"and the"contrast"in the works of Walter Benjamin in this paper.歐陽友權 中南大學文學 作者:中華讀書報京⑨J1文藝理論徐仲20042004啟蒙,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命題。最近,在學術界圍繞著道德形而上主義展開的一場關于啟蒙研究的論爭,就是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以自己的理解對中國啟蒙運動的不同想象。這次論戰從一開始就接觸到啟蒙研究的方法,隨著論爭的展開,有關啟蒙哲學的形式、原則,甚至論爭本身都成為論爭的焦點,因而這是一場深入到研究對象和學術內部的論爭。敘事形式/性別政治/女性主義敘事學基金項目: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入選者研究課題(413118002)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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