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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學與現實  ——與何中華同志商榷
道德形而上學與現實  ——與何中華同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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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中華同志的《試談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問題》(見《哲學研究》1994年第4期。以下簡稱《試談》),從終極關照角度,提出了一種以“自律”為本質,以“只為行善而行善”為動機的道德尺度,在人們欲得利而求之、求又常陷無度量分界的今天,有積極意義,但其對功利主義倫理學的否定和市場經濟與道德互斥的結論,未免過于消極;關于市場經濟與道德間接統一和“嚴格劃界”的論述,也顯得無力,難圓其說。竊以為,這與作者采用的道德形而上學方法有關,與如何處置道德形而上學和現實的關系有關。本文就此談些粗淺看法,求教于何中華同志。
    一
  我同意《試談》對市場經濟特點的分析,即市場經濟以社會分工、利益的分化和獨立為前提;但不同意《試談》的結論,即因為市場經濟是功利性的他律,與道德必然發生沖突,形成互斥關系。分歧的焦點在如何看待道德。
  《試談》從目的性角度規定道德,賦予它終極的形而上意義。具體表現在:(1)確定道德為自律;(2)自律的道德和“只為行善而行善”的動機相聯系,且只能和它相聯系;(3)“只為行善而行善”的動機和終極目的統一,它出自“絕對命令”,是自足的,它本身就是目的。三個方面相輔相成,共同構成《試談》道德規定和立論的前提,其中第三個方面雖未在文中直接點明,卻是前兩個方面的底蘊,沒有它,便沒有學理上的邏輯徹底性和貫通性。
  道德形而上學作為道德的終極關照,有其合理的價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它提供目標方向,范導道德實踐,促使人們不斷批判現實,向它趨近。它成為人們心目中的道德理想,而任何社會都需要道德理想;沒有道德理想,現實道德便沒有超越、沒有發展、沒有歸宿。《試談》說,以效果為判定的功利主義倫理學至少有兩個困難:無法說明道德與法律的區別,無法說明道德的“慎獨”境界。其實,除非把道德看作純粹主觀的、個人的修身養性,道德與法律的區別、道德的“慎獨”境界并非必然同功利性行為不相容。我以為,主要問題不在那里,而在功利主義道德作為實然層面的現實道德,如果試圖擺脫終極關照,離開道德形而上學的范導,將失去“家園”、失去歸宿、失去生命力,淪為現實的奴仆、市場經濟的附庸,在對現實無原則的辯護中消解自身。
  但是,道德形而上學也有自己的局限。它是觀念的,而非現實的。觀念形態的“在者”始終有一個要不要化為現實,以及如何化為現實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哲學史上有兩種選擇:停留在觀念自身,滿足于成為純粹思辨的先驗邏輯設定;或者同社會實踐相聯系,外化為現實。康德是第一種選擇的代表,馬克思是第二種選擇的代表。選擇不同,結果大相徑庭。
  康德為確立道德的普遍性、必然性、絕對性,把道德的基礎從經驗的外在的對象轉移到先驗的主體的意志中來,認為道德律令不能從經驗建立,不能從“范例”引申,不能從“人類之特殊的自然特征”推演,由這一切所建立的道德律令都是“意志的他律”;只有舍棄了所有實質內容的“形式”,才是道德律令的最高原理,只有不講任何感性經驗而只是理應如此的行為,才是無條件的“絕對命令”。“形式”是康德倫理學的核心,也是其推論的基礎,其他概念或范疇均繞此核心旋轉。“善的意志”是對道德律令的絕對順從;“義務”是執行“絕對命令”,做其所要求的應做之事;“動機”是“只照你能意愿它成為普遍律令的那個準則去行動”(《實踐理性批判》,關譯本,第158頁);“自律”是絕對服從道德律令而又法出己立,也就是自由。康德的上述思想使他沉溺于道德先驗論。但是,在付出先驗論的沉重代價以后,問題卻并沒有因此得到所希望的徹底解決。為追求道德的完滿,康德不得不預設靈魂不朽;為使“至善”包含幸福,達到“德”與“福”的統一,康德不得不預設上帝存在;而為了能使道德自律成為可能,康德又不得不撇開人的社會關系、歷史背景、主客觀差異,把人人具有善良意志和自由理性、能夠作出合理的共同的選擇當作既成的前提。即使如此,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懸置著:道德如何實現,“絕對命令”如何在現實中貫徹執行。因此,“應當”是需要的,但僅僅“應當”是不夠的;“應當”是第一步,把“應當的”變為現實的、“形式的”變為實質的是不可缺少的第二步。道德固然要給“應當”留出位置,道德的重點、核心卻不在“應當”,而在現實;借用馬克思的話說:“……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說來,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8頁)恰恰這個問題康德不能解答。他說:“在絕對命令或道德律令,了解它的可能性是一個非常深奧的困難,它是一個先驗綜合實踐命題。關于這類思辨命題的可能性便很難了解,可以設想,這種困難在實踐命題也不會更小。”(《道德形而上學基礎》,唐譯本,第34-35頁)因為他看到,只要解答這個問題,就會陷入矛盾,把感性經驗的內容偷運進來而和道德律令不能來自現象界的觀點相沖突。他無以對付沖突,只得認定,解答道德何以實現、“絕對命令”何以在現實中貫徹執行,超出了理性的界限,是徒勞的。這樣,康德的道德成了空說,成了虛渺的形式主義。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在于徹底割裂道德形而上學與現實,視二者為互不貫通的兩界。
  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局限就其方法論而言,表現為在純粹理性思辨中確立主體地位、褒揚主體能動性。這也是傳統哲學的共同缺陷,它企望以先驗設定的無歧義性達致邏輯徹底性,避免悖論,建立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下都普遍適用的道德,卻反而陷入更深刻的矛盾,使道德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下都不適用。這種方法、這種思辨性道德已經受到人們(包括現代西方許多哲學家、倫理學家)的批判,不應簡單地拿來解釋今天改革開放中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
  按照唯物史觀,“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33頁)。道德的特點是自律,道德本身卻是經濟狀況、社會關系的產物。人們需要道德,為的是用它調節彼此間的關系。關系的先在性決定道德不能不受外在的感性經驗制約,以它為基礎,并在實踐中為它服務,由此形成現實道德,也形成道德形而上學的根據。如果說外在的社會關系已經蘊含了他律性制約,類似情形在道德自身中同樣存在。從發生角度看,道德總是由他律逐漸而化為自律。兒童原本沒有道德,兒童的道德是后天“外灌”的。已經形成的道德觀念、道德規范、道德關系先于個體抑或特定時期的人們而存在,規約著人們的道德實踐,成為道德判斷、道德評價、道德修養的參照。道德自律表現為將他律性道德內化為自覺自愿的認同和行動。達到自律的道德行為固然是高尚的,不能達到自律的他律行為也不能排斥在道德范圍之外;倘若完全排斥他律,道德的自律和“慎獨”境界就成為純粹個人的主觀體驗、內心修養。由于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環境不同,所形成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不同,對同一事物的看法差異很大,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什么叫有良心、什么叫沒良心,便無從判斷了。所以,自律與他律并非截然二分,許多情況下他律常常是自律的前提。
  人們從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是以利益為中介的。利益與人們一切活動努力爭取實現的對象相關;追求利益、以利益為尺度、以利益為動因,是歷史活動的共性。它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表現得極鮮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沒有消失。達到共產主義“不是直接依靠熱情,而是借助于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依靠個人興趣、依靠從個人利益上的關心、依靠經濟核算”(《列寧全集》第33卷,第39頁)。道德無法擺脫現實的糾纏,決定了利益始終是道德關注的焦點;道德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調節個人利益同集體和社會利益的關系,因此,利益關系或功利性行為蘊含道德問題是不爭的事實。功利主義倫理學看到這一點,在強調人應當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反對倫理利己主義,主張個人利益的滿足要與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實現相結合,“每一個人的行為或所遵循的道德規則應該為每一個有關者帶來最大的好處(或幸福)”,這是具有合理性的。功利主義道德當然不是現實道德的唯一代表,超越利益而行道德的也有人在,但無可否認,功利性行為是大多數人的行為,那么,多數人追求利益的行為有沒有道德的合理性呢?
  遺憾的是,《試談》雖然講“康德的倫理思想帶有濃厚的先驗論色彩”,“難以說明倫理原則的歷史生成”,卻沒有在自己對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終極關照中注意防止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局限;雖然指出“唯物史觀為我們的探討奠定了方法論基礎”,卻沒有在自己對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現實關照中加以體現。誠實守信、文明經營等凡是和功利有關的,都被劃入非道德之列,自律、義務、只為善而善等成了一道屏障,徹底阻隔了道德同他律、外在目的、社會利益關系的聯系,由此得出的結論當然是市場經濟拒斥道德。但這實際上等于再次確立道德與現實為二界,重新進入康德倫理思想的“框架”,也就難于避免康德倫理學的命運——空的,至少是多數人無法做到的,而脫離現實的空的無法做到的道德,即使形式上再高尚,實踐中又有什么意義!
  道德形而上學的合理性應當肯定,但肯定道德形而上學的合理性不能否定道德現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是不能否定功利性道德存在的必要性及其積極意義。承認功利性道德是道德,而不是非道德,市場經濟對道德就不是僅有拒斥、沖突,而是還有需要、融合。
    二
  市場經濟對道德的需要、融合表現為二者的統一。《試談》將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統一視為間接統一、間接肯定關系,“間接統一”在這里很費解。雖然唯物辯證法強調事物的普遍聯系,但談到對立統一時總是把它看作事物的直接關系——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它們的對立是直接的,它們的統一也是直接的;退一步講,如果事物的統一是間接的,它們的對立也是間接的。無論如何,直接的對立、拒斥和間接的統一肯定不成對,不能構成二律背反。把不成對的東西拉在一起,賦予對立統一意蘊,很難自圓其說,結果形成一實一虛。就直接拒斥、間接統一的東西而言,直接拒斥是實,間接統一是虛。
  首先,“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人類道德的進步奠定歷史基礎”按其本來的意思,應合理地理解為:道德獲得植根的土壤,從市場經濟中汲取營養,發展自身,這種發展較之以往是一種進步,較之更高的道德是向它趨近的一個環節。市場經濟的不可超越性,決定了道德必然要經過此在階段的一番磨礪,方可提升自己。但如果市場經濟引發出來的東西處處和道德作對,人們在功利目的驅使下的行為即便不是反道德的,也是非道德的,市場經濟與道德水火不容、直接拒斥道德,它怎么能成為道德的基礎?道德又怎樣在這種基礎上進步?或許《試談》的意思是說,市場經濟創造的巨大財富為道德進步奠定了物質基礎,即使如此,上述問題仍然存在。在市場經濟拒斥道德的前提下,第一,這一物質基礎的建立勢必是以道德淪喪為代價的,它的進一步擴大將使道德做進一步的犧牲。第二,物質基礎是道德進步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唯物史觀非常看重這個條件,但認為僅有這個條件是不夠的。道德進步作為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復雜歷史過程,不僅需要物質財富作基礎,而且需要生產物質財富中形成的社會關系、價值觀念等的強有力支持。《試談》所謂市場經濟拒斥道德,不是指物質財富拒斥道德,正是指市場經濟發展中形成的社會關系、利益關系、價值觀念拒斥道德。這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成為否定性的,道德不能從中得到自身發展的促進動因,金錢恐怕只會是萬惡之源,不會是道德進步的基礎。
  其次,市場經濟直接拒斥道德是實,間接肯定道德是虛,這在《試談》關于主體性與道德自律的關系的論述中表現得最清楚。作者在集中談了市場經濟對人的主體性存在方式的肯定如何通過自覺、自愿、自主的選擇表征自律性,從而同道德具有一致性后,話鋒一轉:“市場經濟對道德的肯定作用,并不是當下實現的,相反,它只有經過長期的人文精神的升華,才能夠變成現實”,“不具備人們在‘此在’狀態下的操作意義”。換句話說,“市場經濟對人的主體性存在方式的肯定,有助于道德自律的實現”是將來的事情,不是現在的事情,就現實而言,它只為道德自律提供人文前提,此外再無別的意義。這不僅從主體性層面已經將市場經濟對道德的肯定大大消解了,而且還留下一個疑團:人文精神不等于道德,當然也不等于道德自律,它怎樣經過升華,使市場經濟當下不能實現的道德肯定將來變成現實?我認為,在“間接統一”的意義上,它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第一,這種實現不會一下從天上掉下來,沒有積累而產生飛躍顯然是錯誤的,它只能一步一步來。第二,每一步都須和道德的歷史生長有直接關系。主體性是人之為人的本質特性,主體性行為是對象性行為,它可以表現在人的眾多活動中,表現在眾多對象性關系中,既可能產生正效應,也可能產生負效應,既有對道德的肯定,也有對道德的否定。倘若主體性和道德的歷史生長沒有直接正面的肯定關系,就無所謂“有助于道德自律的實現”。第三,在我國現實情境下,市場經濟對主體性存在方式的肯定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確立主體的基本原則是利益原則,承認人們有不同的利益,承認人們不同利益的正當性、合理性,才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從而打破人身依附關系,塑造獨立人格,使企業或個人成為商品的當事人、法人、市場的主體;主體性展示的基本途徑是競爭,競爭向未來敞開著可能性空間,有利于主體克服自身惰性和宿命傾向,促使人們不斷打破此在時空局限,對生存狀態及其方式進行創造性建構,并在普遍交往中擴展和保存主體能力、主體的本質力量。兩個方面都與功利性聯系在一起,而功利性是《試談》予以道德否定的,這樣,市場經濟對主體性存在方式的肯定有助于道德自律的實現的觀點就不知何以為據了。
  《試談》所以強調“間接統一”,為的是和道德形而上的出發點保持一致,避免同市場經濟直接拒斥道德相沖突。如果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統一不是間接的而是直接的,在直接統一的分析中,即在直接統一的具體展開中,必然涉及到功利主義倫理學問題;但市場經濟與道德具有統一性又不能否定,無法回避,只講拒斥不講統一難以讓人接受,也無所謂二律背反,“間接統一”就成為既避免矛盾又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的選擇。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卻與初衷大相徑庭:一方面,原本正確的結論(“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人類道德的進步奠定歷史基礎”、“市場經濟對人的主體性存在方式的肯定有助于道德自律的實現”),現在反而不能成立了,它們以現實問題的姿態出現而又缺乏現實根據,只是形式,只是空泛;另一方面,讓“統一”以間接的身份屈從于“拒斥”,反而導致沖突,即“拒斥”實際上完全排除了“統一”。
  和市場經濟拒斥道德相對應的二者的統一,是直接統一,不是間接統一,至少包含直接統一的方面。市場經濟對道德的拒斥并非對道德全體的拒斥,主要是對傳統道德和超前道德的拒斥。這兩類道德或者由于賴以存在的現實基礎被打破,或者由于賴以存在的現實基礎有待時日尚可建立,都與市場經濟有不相適應的地方,發生沖突在所難免,而對那些和自己相適合的道德,如敬業、守信、互利、文明經營、熱忱服務、平等競爭等等,市場經濟不僅不反對,而且十分需要。“拒斥”固然打碎了某些美好的東西,但也打碎了某些歷史陳腐和道德虛偽,為道德生長開辟出新的空間。就這一點而言,它正是人類道德進步的展現。不可否認,市場經濟作為“實利經濟”,激發了人們的私欲;在利潤誘導下,在競爭過程中,唯利是圖、假冒偽劣、坑蒙拐騙、不擇手段大撈一把等不道德甚至極端反道德的現象大量發生,人們常以此作為市場經濟反對道德的證明,作為道德代價論的現象根據。我倒以為,事情還有另一面。如果每個人都依據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地行動,市場經濟便無法維系,無法運行、無法存在,個人在與他人的沖突中也無法達到自己的“外在目的”,大家最終都將“同歸于盡”。意識到這一點,市場經濟、市場主體必然要求建立規則,約束自己的行為,其中包括敬業、守信、互利、文明經營、平等競爭等等道德規則,無序現象和反道德現象激發了這種要求。遵守規則得益長遠,違反規則毀于一旦,這里,“外在目的”扮演了道德“助產婆”的角色,道德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道德相輔相成,融合一起,其統一性反而獲得客觀必然性支持。
    三
  探討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是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途徑或方法,阻遏“道德滑坡”,達到經濟與道德同步發展,道德形而上關照的最終目的也在于此。
  《試談》提供的基本途徑是“嚴格劃界”;從事商業活動時,“充分堅持物質利益原則,并把它置于至上的地位”,“一旦退出商業領域,介入其他社會生活層面時,則應放棄金錢尺度的效益原則,而把道德尺度置于至上地位,成為富有同情心、樂于助人,按倫理原則行事的人”,“防止二者相互‘僭越’”。
  我以為,“劃界”的方法在操作意義上難以行得通。這樣說并非否定道德與經濟的區別,而是基于以下考慮:道德與經濟有范圍、對象的不同,在范圍、對象交叉重合時又有方式方法的不同;但不具有這樣的涵義,在社會生活中有兩塊空間,一塊是經濟域,一塊是道德域,經濟域奉行物質利益原則,遵循金錢尺度,道德不應涉足,道德域奉行倫理原則,遵循道德尺度,經濟不應涉足。相反,道德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的空間跨越性無損于它的相對獨立性,倒是截然二分的做法引出實踐的種種困惑。一個商店售貨員工作時和他(她)下班后到另一家商店購買自己心愛的商品時,哪種商業活動,哪種不是商業活動?我們什么時候、依據什么確定他(她)應當遵循金錢尺度抑或遵循道德尺度?當前人們深惡痛絕的現象,有些發生在商業活動之外,如見死不救、見義不為;大多數恰恰發生在經濟領域——制假售劣、短尺少秤、欺行霸市、權錢交易等,哪個不與經濟活動、商業活動有關?這就提出一個問題,道德從經濟領域劃分出去行還是不行?回答是否定的。此外,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市場經濟屬社會存在、經濟基礎、生產方式序列,它對人的影響是全面的深刻的;一個深受市場經濟熏陶的國家、民族、個人,其道德觀念、價值觀念、文化觀念乃至思維方式、行為(生活)方式無不打上市場經濟的烙印。我們無法保證一個退出商業領域的人其道德觀念和行為不受其市場觀念和行為影響制約。綜上所述,關于“劃界”,我的看法,一是劃不清,不僅不存在一個不受道德影響的經濟域,而且不存在一個不受市場經濟影響的純粹的道德域;二是不能劃,不能留下一個道德“空場”,特別是經濟領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進行道德建設的問題上,還是應當堅持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卻為我們提供了解決新情況、新問題的方法論原則,即實踐基礎上抽象與具體、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在現實性中把握邏輯的先在性,在有限性中把握道德的無限超越性。依據這一原則,我的基本觀點是,銜接統一道德形而上學(長遠目標)與現實(當前目標),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規范。
  道德形而上學中的合理思想是不能拋棄的;其終極關照視野中的“應然”盡管不是現實,甚至與現實相沖突,卻給人們帶來理想和希望、激情和動因,使生活賦有“意義”,拋棄它們,世界難以想象。不能丟棄道德形而上學不等于把盡善盡美整天掛在嘴邊,并作為衡量現實的唯一尺度。道德建設的立足點是現實,借用恩格斯批評空想社會主義時的一段話說,社會主義的任務“不再是想出一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斗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沖突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23頁)。這不僅因為道德產生的根源在現實,道德生長進步的根源也在現實,而且因為道德形而上學不過是道德現實的理論升華,道德現實是道德形而上學的對象化、外化,是通向道德形而上學的步驟、環節。現實道德離開道德形而上學是“死”,道德形而上學離開現實道德是“空”。任何由道德形而上學標示的道德理想都不會立刻實現,它只能體現在現實道德一步步的進展中,那么,因現實道德的局限性而否定它,說它不是道德,就是毫無道理的。當人們缺乏“應然性”認識,沒有理想、沒有信仰、沉溺于世俗享樂而振振有詞時,宣揚道德形而上學有積極意義;當人們對“應然性”已有認識,并且年年月月不離口時,重要的就是找出達致它的具體途徑和方法。我們過去的經驗教訓,包括把道德原則(以政治的形式)凌駕于經濟建設之上,主要還是沒有處理好理想與現實的關系。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思想道德領域,都普遍存在以目標代替過程、以愿望代替可能的傾向,仿佛一個躍進就可以實現現代化,一場運動就可以實現思想革命化,而當人們要求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時,極“左”思潮的特征就是在純而又純的旗幟下對現實百般挑剔和指責。結果,經濟建設倍受挫折,思想道德面對信仰危機,理想反而損害了理想,目標反而障礙了目標。今天,我們在經濟建設領域里汲取了以往的教訓,強調尊重客觀規律,推行分階段、有步驟、循序漸進的戰略方針,采用過去一直被批判的市場經濟體制。在精神建設領域、道德建設領域我們應當汲取什么教訓?是否也要尊重客觀規律?是否也該分階段、有步驟、循序漸進?答案是肯定的。但實際上,人們很少談精神建設、道德建設的客觀規律問題,不清楚它的階段、步驟和循序漸進的歷程,也沒有對過去的經驗教訓進行與之相稱的總結。換言之,在精神建設、道德建設領域里仍然是一般號召多,具體措施少,改革更少。這個問題不解決,即使經濟與道德涇渭分明,仍然可能重蹈以往覆轍。找出某些形式,將理想與現實在其中統一起來,是當前一項緊迫任務。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規范是道德形而上學與現實統一的歷史形式,它必須采取這種形式,否則“統一”也為虛無縹緲。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德規范的根據,是市場經濟帶來社會全面轉型,原來習以為常的東西被打破,人們需要明確以什么為參照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能夠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德規范的,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與市場經濟相一致。社會發展以市場經濟為中心,道德提倡卻是另外的東西,必然導致二者不協調,或者市場經濟舉步維艱,市場主體在某種道德尺度面前瞻前顧后,無所適從;或者道德建設難以成功,它對個體來說可能色彩紛呈,對社會整體必定效能不高。二是與終極理想相銜接,成為向共產主義道德運動的環節。如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德規范失去與共產主義道德的歷史關聯,背離我們長期不懈追求的道德目標,演生成別的東西,它對我們便沒有意義。敬業、守信、公平、互利、遵守市場規則等能夠滿足上述條件,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規范。它們不是唯一的,是僅就與市場活動直接聯系意義而言的,從整個社會的角度,還可以有其他規范。它們不那么“高級”,有顯明的功利色彩,需要精心引導,一旦條件成熟便應不失時機將其升華,但在目前情勢下,它們不失為可行的選擇,若能在現實中得以執行(這本身就是一個艱難的過程),社會道德面貌將為之一新。
  市場經濟與道德是一對矛盾,這對矛盾的解決不能采用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形式。馬克思說:“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的實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1頁)這應是今天我們努力實踐的取向。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哲學系)
  
  
  
哲學研究京010-016B8倫理學魯鵬19951995 作者:哲學研究京010-016B8倫理學魯鵬19951995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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