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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理論貢獻——紀念鄭振鐸先生誕生一百周年
鄭振鐸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理論貢獻——紀念鄭振鐸先生誕生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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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學革命”——新文學運動,在整個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文學史)上的劃時代意義,在80年代之后,愈加清晰地顯示出來了。鐫刻在這一偉大的思想啟蒙(解放)運動史冊上的,有一串光輝的名字,鄭振鐸先生無疑是其中的一位。
  鄭振鐸(1898-1958),原名木官,字警民,主要筆名有西諦、CT等,原籍福建長樂,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溫州市)。少年時代在永嘉求學,因接觸中國傳統文學(包括民間文學)而形成文學興趣。1917年底由永嘉赴北京,并于次年初入學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后,通過廣泛閱讀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論著和以俄國文學為主的西方文學作品,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而在作為本校學生代表切實地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之后(注:參見鄭振鐸:《記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新觀察》1955年第2期。),更是進一步自覺地投身于正向縱深發展的新文化運動。自1919年秋至1920年夏,鄭振鐸在北京先后發起創辦了宣傳“五四”新思潮的進步刊物《新社會》和《人道》,在這前后又先后加入“聯合改造”、“批評社”和“曙光社”等進步團體,甚至還參加了北京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動(注:參見陳福康編著《鄭振鐸年譜》,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3月版。)。
  由此可見,鄭振鐸是典型的“五四”新青年,他吮吸了“五四”的奶汁,隨即又回報社會,以自己的思想與活動再施積極影響于更年青的一輩。他在這方面的最顯著的歷史功績,乃是于1920年底發起組織了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的第一個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他毅然放棄所學專業,改而在上海專門從事新文學活動(注:鄭振鐸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后,因應聘為上海《時事新報·學燈》編輯和進入商務印書館而放棄原學專業,開始專門從事新文學運動。),作為文學研究會的主要負責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鄭振鐸毫無愧色地成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最杰出的理論批評家之一,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理論建設,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談到“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理論建設,作出開創性貢獻由此影響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方向的,自然是“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如胡適,陳獨秀以及錢玄同、劉半農和周作人等人。而從鄭振鐸一輩的先驅者來看,傅斯年、羅家倫、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和宗白華等,也各有相應的勞作。乍看起來,鄭振鐸似乎只是其中的一位,并無太大的特殊點。然而,如果我們全面考察整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理論批評的風貌,結合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中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的梳理分析,便可以認識到:鄭振鐸所提出的關于“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一系列理論見解包括一些具體的觀點和主張,其實是更加切實并且創造性地闡發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倡導者所提出的基本的思想命題,既不乏理智的光芒,又有為他人所不及的學理深度。本著重估一切價值的思想方法,從建立在“民族文化反省”(注:關于“民族文化反省”問題,參見拙稿:《試論近代中國的“民族反省”思潮》,《復旦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基礎上的文化啟蒙主義立場出發,強調追隨世界文化潮流,為中國創造有助于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新文化(新文學)的文化使命感,鄭振鐸真正地堅持和弘揚了“五四”的這一文化精神。
      堅持新文學的使命和現實主義方向
  以“白話文學正宗論”為理論基石的“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發展,解及到中國新文學的建設問題,先有陳獨秀的“三大主義”的提出,迨至文學研究會成立前后,又有:“思想革命”、“人的文學”或“平民文學”一類旗幟的張揚,以及“為人生的藝術”的宣言。從當時文學界的新舊思想的尖銳斗爭的軌跡來看,誠如鄭振鐸后來所總結揭示的那樣:那“是一步步的隨了反對者們的突起而更為進步,更為堅定;他們扎硬寨,打死戰,一點也不肯表示退讓。他們是不妥協的!”(注: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原書系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就鄭振鐸而言,他在這一“扎硬寨,打死戰”的戰役中,主要是通過主編《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注:《時事新報》的副刊《文學旬刊》始于1921年5月,迨至1923年7月,改名為《文學》,系周刊,到1925年5月的第172期,又改名為《文學周報》而獨立出版。該刊由鄭振鐸主編,但從1923年年底起,部分編輯事務由葉圣陶承担。),始終堅持“五四”文學革命的立場,堅定而明確地“鼓吹著為人生的藝術,標志著寫實主義文學”,同時“反抗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抗以文學為游戲的鴛鴦蝴蝶派的‘海派’的文人們”,由此“比《新青年》派更進一步揭起了寫實主義的文學革命的旗幟”(注: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原書系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其中,在確立新的文學觀的基礎上而提出新文學的使命問題,與此相適應又加以倡導“血與淚的文學”而更具體地指示“五四”新文學的現實主義的方向,這幾個方面的有機結合,事實上構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
  鄭振鐸當時發表的最重要的論文之一是《新文學觀的建設》(注:鄭振鐸:《新文學觀的建設》,《文學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該文指出:中國的傳統的文學觀——無論是“娛樂派”還是“傳道派”都是“謬誤的,而且是極為矛盾的”,必須打破,換言之:
  我們要曉得文學雖是藝術也能以其文字之美與想像之美來感動人,但卻決不是以娛樂為目的的。反而言之,卻也不是以教訓,以傳道為目的的。文學是人類感情之傾泄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發生的。他的使命,他的偉大的價值,就在于通人類的感情之郵。從這段話看,似乎是回避了文學的思想內容的進步性問題,與當時的文學革命論的其他先驅者對于文學的思想性的強調不那么合拍,由此使“為人生”的問題變得抽象與模糊了,然而鄭振鐸又在其它論文中指出:“理性是難能使革命之火復燃的,因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面是為求光明的熱望所鼓動,一方面是為厭惡憎恨舊來的黑暗的感情所驅使”,殊不知“文學是感情的產品,所以他最容易感動人,最容易沸騰人們的感情之火”,“革命就是需要這種感情”(注:鄭振鐸:《文學與革命》,《文學旬刊》第9期,1921年7月30日。)。據此,鄭振鐸又認為:文學的使命就是“擴大或深邃人們的同情與慰藉,并提高人們的精神”——
  現在的世界是如何殘酷卑鄙的世界呀!同情心壓伏在殘忍冷酷的國旗與階級制度底下,竟至不能轉側。而人們的高潔的精神,廓大的心境也被卑鄙的實利主義,生活問題泯滅消滅而至于無有。救現代人們的墮落,惟有文學能之。(注:鄭振鐸:《文學的使命》,《文學旬刊》第5期,1921年6月20日。)很顯然,鄭振鐸在這里提出并闡述的文學觀,雖然也結合探討了文學與革命的關系,但是他卻堅持了文學的本體性,又把文學的本體性主要落實在人的感情問題上,換言之,他把“為人生的文學”或“人的文學”的關鍵理解為人類感情的溝通,這就避免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某些追隨者事實上從另一種角度接受并宣傳的那種“文以載道”的文學觀的偏頗。
  談到這一點,還應指出,鄭振鐸在當時也闡發過另一種“文學工具論”。他鑒于世界進步文學的某些歷史經驗——例如,“稍治俄國文學的人,莫不驚異他們和社會關系之密接。由俄國文學,我們得了一個印象,就是文學的本質,實際上雖然不以改造社會為極致;不替社會建設一種具體的方案;可是激動改造的根本精神之物,當以文學之力為優”(注:鄭振鐸:《文學之力》,《文學旬刊》第57期,1922年12月1日。);又如“俄羅斯的藝術家與批評家,自倍林斯基與杜薄羅林蒲夫后,他們的眼光,差不多完全趨于‘人生的藝術’的立足點上”(注:鄭振鐸:耿濟之譯托爾斯泰《藝術論》之《序》,寫于1920年8月20日,轉引自陳福康編著《鄭振鐸年譜》。),因此鄭振鐸提出:
  應當把藝術當作一種要求解放、征服暴力,創造愛的世界的工具。(注:鄭振鐸:耿濟之譯托爾斯泰《藝術論》之《序》,寫于1920年8月20日,轉引自陳福康編著《鄭振鐸年譜》。)在這里,鄭振鐸的基本的文學觀也是辯證的:既承認以文學促進革命的必要性,如他表示,“把現在中國青年的革命之火燃著,正是現在的中國文學家最重要最偉大的使命”(注:鄭振鐸:《文學與革命》,《文學旬刊》第9期,1921年7月30日。);但同時又認定這一使命的落實要從承認文學的本體性問題入手,如上文所援引的那些話。結合鄭振鐸對于戲劇改革的意見來看,其表述得最為完碓:“純藝術的戲劇,決不是現在——尤其在中國——所應該演的。因為現在的丑惡,黑暗的環境中,藝術是應該負一部分制造光明的責任的”,所以新文學家就有兩重責任:“一重是改造戲劇,一重是改革社會”(注:鄭振鐸:《光明運動的開始》,《戲劇》第1卷第3期,1921年7月。)。
  正是本著上述對于新文學使命問題的正確把握,具體到新文學的創作思想和創作方法問題,鄭振鐸提出了“血與淚的文學”的命題。當然,從另一方面看,誘導鄭振鐸提出這一命題的實際原因,主要在于鴛鴦蝴蝶派舊文學的刺激——包括它們在當時對于新文學運動所作的反撲性的攻擊(注:近年來有學者對“鴛鴦蝴蝶派”作家作品乃至整個文學現象似有一種新的評判,對其客觀的文化意義和價值有所肯定,這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應該承認:“五四”時期文學革命論者對于“鴛鴦蝴蝶派”的批判,總的說來是正當的和正確的。)。鄭振鐸指出:
  “雍容爾雅”“吟風嘯月”的作品,誠然有時能以天然美來安慰我們的被擾的靈魂與苦悶的心神,然而在此到處是榛棘,是悲慘,是槍聲炮影的世界上,我們的被擾亂的靈魂與苦悶的心神,恐總非它們所能安慰得了的吧。而且我們又何忍受安慰?……我們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學,淚的文學,不是“雍容爾雅”“吟風嘯月”的冷血的產品。(注:鄭振鐸:《血和淚的文學》,《文學旬刊》第6期,1921年6月30日。)
  血與淚的文學,恐將成為中國文壇的將來趨向。你看,象這種不安的社會,虎狼群行于道中,弱者日受其魚肉,誰不感受到一種普遍的壓迫與悲哀呢?(注:鄭振鐸:《無題》,《文學旬刊》第44期,1922年7月21日。)在這里,鄭振鐸明確地把他所倡導的“血與淚的文學”當作鴛鴦蝴蝶派的“消閑”和“游戲”之作的對立面,而他對“血與淚的文學”的本質特征的闡述,不僅在理論上融合了“為人生的藝術”、“人的文學”或“平民文學”的題旨,而且由于把它視之為新文學的創作方向,因此這也是在實際上認定了新文學的現實主義所應含有的時代性和民族性的特質,由此比之一般性的提倡“為人生的藝術”而更加具體深刻了。
  鄭振鐸把“血與淚的文學”作為新文學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思想和方法予以倡導,其深刻性還集中地表現在如下的兩段話中:
  血與淚的文學不僅是單純的“血”與“淚”,而且是必要顧到“文學”兩字。尤其必要的是要有真切而深摯的“血”與“淚”的經驗與感覺。虛幻的浮淺的哀憐的作品,不作可以。(注:鄭振鐸:《無題》,《文學旬刊》第44期,1922年7月21日。)
  我們不立刻求我們的創作,能美麗如屠格涅夫,能精巧如莎士比亞;只求其能不落平凡,只求其能以自己的哭聲與淚珠,引起讀者的哭聲與淚珠而已。(注:鄭振鐸:《平凡與纖巧》,《小說月報》第12卷第7號,1921年7月10日。)
  從前一段話來看,鄭振鐸雖然承認文學的內容題材和思想傾向的相對獨立的意義以及與審美指向的有機聯系,或者說也是一般性地強調了新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理應充分表現為對于現實社會生活的關注,但是鄭振鐸卻沒有由此走向“題材決定論”,甚至明確反對那種僅滿足于關注題材問題而對之作虛幻浮淺的反映。鄭振鐸強調“必要顧到‘文學’兩字”,正是從文學的本體論立場出發,強調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必須重視審美內涵的天然性。對此,鄭振鐸還聯系到對當時創作傾向的分析指出:有些新文學作品,雖然它們“都是說家庭的痛苦,或是對勞動者表同情,或是敘戀愛的事實”,但“千篇一律,不惟思想有些相同,就是事實也限于極小的范圍。并且情緒也不深沉;讀者看了以后,只覺得平凡,只覺得淺薄,無余味,毫沒有深刻的印象留在腦中”,造成這種“思想與題材太淺薄太單調”的原因之一,在表現方法技巧上,或者“描寫的藝術太差了,……不能表現所描寫的人與事物的個性、內心與精神”;或者“藝術很好,卻又病于纖巧;似乎有些專注意于文字的修飾而忘了創作的本意的毛病”(注:鄭振鐸:《平凡與纖巧》,《小說月報》第12卷第7號,1921年7月10日。)。由此可見,鄭振鐸在這里強調“平凡與淺薄”的“致命傷”問題,其實是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理論批評史上首先提出了值得警惕的反對公式主義和概念化的傾向的命題——當然,與此時同時鄭振鐸也表明了反對形式主義的理論立場。鄭振鐸當時還有“提倡修改的自然主義”的理論主張,在他看來,“好的作品,所敘述總是極真切,浮光掠影的敘述,永遠不會成好作品,現在大部分的作品所欠缺的就是真字也”(注:鄭振鐸:致周作人信,1921年9月3日,轉引自陳福康《鄭振鐸年譜》。)。如此加上對于真的肯定和推崇,鄭振鐸對于“血與淚的文學”的現實主義性質的把握,無疑是更完整了。
  第二段話所涉及的問題則又更深入了一步。在這里,鄭振鐸是從“世界觀與創作”的關系層面上提出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思想與方法的另一條重要原則,即作家本人對于生活的認識、理解、把握的程度高低以及思想情感的深淺得失,對于創作起著重大的制約作用。誠如鄭振鐸在另一篇文中所說:“寫實主義的文學……的特質,實在于(一)科學的描寫方法與(二)謹慎的,有意義的描寫對象之裁取”,“寫實主義的文學,雖然是忠實的寫社會或人生的斷片的,而其裁取此斷片時,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解在中間”(注:鄭振鐸:《文藝叢談》,《小說月報》第12卷第3期,1921年3月10日。)。聯系到鄭振鐸又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首先提出希望知識青年“能夠快些覺悟、早些去和那坦明可愛的好朋友——農工——去一塊兒生活”即“到田間和工廠里去”的口號(注:鄭振鐸:《再論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新社會》第9期,1920年1月;《學生的根本上的運動》,《新社會》第12期,1920年2月。),還可以認定,鄭振鐸關于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思想和方法的理論見解的深刻性,表明他當年的確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的積極影響,但難能可貴的是,他畢竟沒有逾過真理一步,即在堅定不移地倡導“血與淚的文學”的現實主義方向的時候,也堅持著文學的本體論。
  誠如有的學者所指出:“五四”新文學運動其實含有兩種啟蒙,即“啟蒙的文學”(以文學為手段,承担起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任務)和“文學的啟蒙”(擺脫傳統的文學觀念,使文學與人的自覺聯系起來)(注:參見陳思和:《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兩種啟蒙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4期。)。由此去觀照鄭振鐸當時發表的一系列關于新文學運動的理論主張,正是他才較好地把這兩種啟蒙結合起來,至少在知識形態上是如此,而“血與淚的文學”的命題的提出,則是一個最典型的反映。順便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經驗表明,現實主義的創作思想和方法只有建立在文學的本體論的基礎上(即如鄭振鐸所說必要顧及“文學”兩字)才有真正的創造力和生命力,所以鄭振鐸的上述關于堅持新文學的使命和現實主義方向的主張的理論價值和意義也正在于此。
      正確介紹和詮釋文學原理和基本知識
  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文學的啟蒙”工作,除了確立新的文學觀念外,重要的一方面還在于輸入和介紹西方近代文學理論的一般原理以及有關文學的一系列基本知識,以此來規范和引導新文學的創作。如果說胡適和魯迅等人主要是在新文學的“文體論”問題上提出了建設性乃至經典性的論述的話,那么鄭振鐸在這方面的貢獻,則在于更加切實具體地介紹和詮釋了另一些其實也是相當重要的文學原理和基本知識,誠如鄭振鐸當年所說:鑒于“中國讀者社會的文學常識的缺乏是無容諱言的”(注:鄭振鐸:《明年的〈小說月報〉》,《晨報副鐫》1923年12月25日。),因而“我們現在的責任”就要極力介紹“正確的文學原理”,“把文學的根本常識,簡簡單單地介紹給大家”(注:鄭振鐸:致孫祖基信(1921年10月20日),刊《文學旬刊》第19期,1921年11月2日。)。
  鄭振鐸對于近代文學原理和基本知識的正確介紹和詮釋是多方面的,除了鄭振鐸推薦西方近代文學理論的代表作以及專門評述幾位重要的西方近代文學理論批評家的基本理論主張(注:鄭振鐸這方面的主要文章有《關于文學原理的重要書籍介紹》(《小說月報》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等。)外,還對文學體裁的分類問題系統地提出了建設性意見(注:鄭振鐸這方面的主要文章有《審定文學上名辭的提議》(《小說月報》第12卷第6期,1921年6月)和《文學上名詞譯法的討論》(《小說月報》第14卷第2期,1923年2月)等。),甚至還就“文學上名辭的音譯問題”以及“審定文學上的名辭”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深思熟慮的意見(注:參見鄭振鐸:《文學的分類》(《文學》第82期,1923年8月6日)、《詩歌的分類》(《文學》第85期,1923年8月27日)。)。上述這些工作,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理論批評史上,都帶有開創性的意義。
  相較而言,鄭振鐸對于近代文學原理和基本知識的正確介紹和詮釋,事實上對于整個新文學運動的理論建設乃至指導新文學創作的實踐方面起到了明顯的積極影響的,至少有如下幾端。
  關于“真率”與“質樸”的詩學觀。鄭振鐸指出:
  詩歌是人類的情緒的產品。我們心中有了強烈的感觸……總想把它發表出來:詩歌便是這種情緒的最好的工具。……我們要求‘真率’,有什么話便說什么話,不隱匿,也不虛冒。我們要求‘質樸’,只是把我們心里所感到的坦白無飾地表現出來,雕琢與粉飾不過是‘虛偽’的遁逃所,與‘真率’的殘害者。(注:鄭振鐸:《雪朝·短序》,原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6月初版。)這里是從堅持文學的本體論出發而闡述文學的真實性問題,所觸及的主要是對文學作品的“藝術真實”的理解。在鄭振鐸看來,“真實”并非是孤立的標尺,它是與“質樸”互為表里的,而兩者的表現形態均是作家(詩人)的情感,因此,文學(詩歌)的“藝術的真實”,歸根結底是作家(詩人)的思想情感的“真率”與“質樸”——那是作家(詩人)的“人格或個性的反映”(注:鄭振鐸:《雪朝·短序》,原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6月初版。)。由此可見,鄭振鐸提出的“真率”和“質樸”的詩學觀,其實具有文學的普遍性,即把“藝術的真實”視之為最基本的審美要求。再聯系到“五四”的白話新詩創作局面來看,鄭振鐸的這一詩學觀不僅堅持張揚了“五四”時代的思想解放(個性解放)的旗幟,而且也有針對性地提醒了新詩人對于藝術性的重視。
  關于文學的統一觀。這是鄭振鐸在介紹和詮釋近代文學原理和文學基本知識中的最具光彩的一筆。他借鑒英國著名文學理論家莫爾頓(Moulton,1849-1924)的理論而提出:應該“以文學為一個整體,為一個獨立研究的對象,通過與地與人與種類一以貫之,而作徹底的全部的研究”(注:鄭振鐸:《文學的統一觀》,《小說月報》第13卷第8期,1922年8月。),由此出發,鄭振鐸稍后還進一步闡述了“世界文學一體化”的觀念:
  我們研究文學,我們欣賞文學,不應該有古今中外之觀念,我們如有了空間的或時間的隔限,那末我們將自絕于最弘富的文學的寶庫了。
  我們應該只問這是不是最好的,這是不是我們所最被感動的,是不是我們所最喜悅的,卻不應該去問這是不是古代的,是不是現代的,這是不是本國的,或是不是外國的,而因此生了一處歧視。(注:鄭振鐸:《文學大綱·敘言》,原書商務印書館1927年4月初版。)這些觀點,無疑都是正確的。
  另外,鄭振鐸還有意識地在中國首先倡導兒童文學,這不僅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作為新文學創作的一個組成部分)的理論建設奠定了第一塊基石,而且結合著《兒童世界》(周刊)的編輯活動和相應的著譯,還直接促使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形成。從理論倡導上看,鄭振鐸指出:
  兒童需要精神上的糧食,正象他的需要物質上的糧食一樣……同樣的,為了適合兒童的年齡與智慧,情緒的發展的程序,他的‘讀物’,精神上的糧食,也是不能完全相同的。……凡兒童讀物,必須以兒童為本位……這個原則恐怕是打不破的。(注:鄭振鐸:《兒童讀物問題》,收鄭爾康、盛巽昌編:《鄭振鐸和兒童文學》,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83年7月。)至于兒童文學的宗旨,鄭振鐸還吸收外國兒童文學理論家麥克·林東的意見而指出這樣三點:“使他適宜于兒童的地方的及其本能的興趣及愛好”;“養成并且指導這種興趣及愛好”;“喚起兒童已失的興趣與愛好”(注:鄭振鐸:《兒童世界宣言》,《時事新報·學燈》1921年12月28日。)。總之,“兒童本位”、“精神糧食”和“興趣及愛好”這三個關鍵詞,表達了鄭振鐸提倡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最基本的思想。另外,鄭振鐸還說:雖然安徒生講過“人生是最美麗的童話”,而以中國當前的情況看,“如果‘地國’的樂園不曾實現,人類的這個尋求恐怕永沒有終止的時候”(注:鄭振鐸:《稻草人·序》,原書商務印書館1923年12月初版。)。由此可見,鄭振鐸倡導兒童文學的思想理論的出發點,依然是追求“文學的啟蒙”與“啟蒙的文學”的結合,但又可貴地著眼于“中國的最可愛最有希望的第二代”(注:鄭振鐸:《天鵝童話集·序》,原書商務印書館1925年1月初版。)。
  還是在鄭振鐸認真嚴肅地做著上述工作的時候,已經有人對這一工作的價值意義作了充分的肯定,如陳望道致函沈雁冰說:鄭振鐸“提議先輸入文學原理和文學常識”,是“很有理由”的,“尤其是目下的急務”(注:陳望道:《討論文學的一封信——整理中國文學和普及文學常識》,《民國日報·覺悟》1922年11月12日。)。回顧當時新文學運動的理論建設的實際情況,此當為不刊之論。
      倡導對于外國文學的學習和研究
  “五四”新文學運動對于外國文學的介紹在整體上是重視的,鄭振鐸作為當時重要的翻譯家之一也做了大量的翻譯介紹工作。不過,就鄭振鐸而言,并且較之同時代其他翻譯家,他更重要的理論貢獻在于從學理上充分論證了學習外國文學經驗以及對之作深入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切實地掃除了“中國人何必吃外國藥”(注:此語轉引自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期,1918年10月。)一類的陳腐觀念。
  首先,鄭振鐸本著“文學的統一觀”和由此派生的“世界文學一體化”之說而強調指出:
  文藝是沒有國界的。印度人的一首戀歌,被遠在冰島的人民讀之,也如出于他們自己之口似的同樣的受感動。北歐人作的一篇故事,不同種類不同俗尚的日本人、中國人讀之,也如北歐人一般的能了解,能贊美。我們已在許多世界的名著里,見到我們在我們名著里所不能見到的美的情緒、沸騰著的熱情、現代人的苦悶,以及偉大的思想了。(注:鄭振鐸:《最后一頁》,《小說月報》第16卷第4號,1925年4月。)這段話其實也是介紹和詮釋了一條文學原理或基本常識。然而,由此出發鄭振鐸初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個重大的爭論問題并明確地指出:“因此,我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分些創作的工夫,去注意到世界名著的介紹,不能視‘創作’過高,而以‘介紹’為不足注意”(注:鄭振鐸:《最后一頁》,《小說月報》第16卷第4號,1925年4月。)。
  其次,鄭振鐸主張盡可能翻譯介紹世界各國優秀的文學作品,其中針對當時新文學陣營內部關于外國詩歌能否(適合于)翻譯的爭論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在鄭振鐸看來,根據一般的文學原理,文學作品是能夠翻譯的,因為無論外國人還是中國人,人們的思想是共通的,所以可以從一種文字轉移到另一種文字中來,即使是文學作品的風格,同樣也可以轉移,而就詩來說——
  詩的本質與音韻是分離的;人的內部的情緒是不必靠音韻以表現出來的。……詩的音韻,雖是不能夠移植,而其本質卻是與散文一樣,也是能夠充其量的轉載于原文以外的某種文字上的——就是:詩也是能夠翻譯的”(注:鄭振鐸:《譯文學書的三個問題》,《小說月報》第12卷第3期,1921年3月。)。這樣的論述,顯然有著理論的說服力。可以說,隨著在學理上解決詩的可譯性問題,“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對于外國詩歌的翻譯介紹很快地呈現出新的氣象,這里就含有鄭振鐸的理論貢獻。
  復次,為促進介紹翻譯外國文學并提高其水平,鄭振鐸不比較深入地探討了文學翻譯的有關問題,由此提出了文學翻譯的三原則,即:
  不僅是要譯文能含有原作的所有意義并表現出同樣的風格與態度,并且還要把所有原作中的‘流利’(case)完全都具有。(注:鄭振鐸:《譯文學書的三個問題》,《小說月報》第12卷第3期,1921年3月。)從這三原則來看,盡管留下了受嚴復提出的“信雅達”的啟迪的痕跡,但是鄭振鐸對此所作的具體的詮釋,則是相當深刻地總結了“五四”前后的文學翻譯工作的經驗教訓,從而也更切合于對此后的文學翻譯工作的指導。
  還值得指出的是,鄭振鐸倡導對外國文學的學習與研究,又以自己的相應的研究成果,在文學論等方面為同時代的人們初步地成功地構建了某種學術范式。且以那本《俄國文學史略》(注:《俄國文學史略》,署鄭振鐸編纂,商務印書館1924年3月初版。該書第十四章“勞農俄國新作家”系鄭振鐸約請瞿秋白補寫。)為例,從由鄭振鐸編纂的前十三章的內容看,可謂在中國首次完整系統地勾勒了俄國文學發展史的基本線索,或者說是對俄國文學發展史的基本風貌作了鳥瞰式的把握。此書有幾點是值得重視的:(1)重點評述介紹俄國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作品,這是抓住了俄國文學史的特質和長處;(2)對于19世紀以來俄國幾位最重要的作家的評述無一遺漏,這表明對俄國文學史的認識是準確的;(3)對于俄國文學史發展的歷史文化背景予以充分重視,同時也對各種文學領域的相應成績予以肯定,這是反映了研究視野的開闊性和切入視角的全面性;(4)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批中小作家的文學成績予以客觀評述,這不僅與當時中國文學翻譯界對于他們的關注相適應,而且有助于引導人們對之提高重視的程度。總而言之,盡管受歷史條件的限制,鄭振鐸對于俄國文學史的把握與理解在今天看來不免有若干疏漏,但這樣的研究與介紹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卻是積極的,并且多有學術上的價值。
      弘揚科學的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其在客觀上所形成的軌跡與態勢之一,確如胡適當年就揭示并予以提倡的那樣:輸入學理——研究問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注:參見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12月。)在這里,所謂“再造文明”無疑是表明了“五四”知識分了精英的明確的文化使命感和相應的奮斗目標,而“整理國故”則被視之為方法途徑的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就建設新文學而言。當然,由于胡適當年的表述尚欠嚴密,再加上其它一些非文化的原因,所以“整理國故”問題的提出,在客觀上也留下了若干消極性,以致影響了人們對于這一文化命題的理解和把握。不過,以鄭振鐸來說,他的理解和把握卻是正確的,因而在接手主編《小說月報》伊始,就在該刊組織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討論,并且自己撰文明確表示:“我主張在新文學運動的熱潮里,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注:鄭振鐸:《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小說月報》第14卷第1號,1923年1月。)。
  回顧當年新文學陣營的人們圍繞“整理國故”問題所發表的種種意見,就局限于較純粹的文化學理范圍的言論來看,鄭振鐸的理論主張是閃爍著深邃的理性思考的光芒的。首先,鄭振鐸認為:在整個新文學運動中,提倡新文學建設與“整理國故”兩者并不矛盾,甚至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而表現出一致性:因為“這種運動的真意義,一方面在建設我們的新文學觀,創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卻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礫堆中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拭下去”(注:鄭振鐸:《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小說月報》第14卷第1號,1923年1月。);鄭振鐸進而不肯定了“整理國故”的本身的學術意義,即可以“去建造許多古所未有的功績,去寫作許多古所未有的批評著作,去把向來混濁不清的文藝思想與常識澄清”(注:鄭振鐸:《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上冊,1927年6月。);另外,鄭振鐸又提出了“整理國故”(具體如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整理領域)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一方面以現代的文學批評的眼光,來重新估定中國古文學的價值,一方面以致密謹慎的態度去系統的研究中國自商周以迄現代的文藝的思想與藝術。(注:鄭振鐸:《小說月報第十五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號征文啟事》,《文學》第94期,1923年10月29日。)以上幾個層次的意見,無疑是環環相扣,互有聯系的,構成了對于“整理國故”和中國文學史研究問題的理性思考。這樣的理性思考的基本的積極的文化意義,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因肯定“整理國故”為整個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在實際上便是在糾正“五四”時期某些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某種偏激言論主張的同時,真正地堅持了“五四”的文化方向;二是因提出“整理國故”的正確的觀念、態度、方法乃至下手途徑,從而把“五四”的文化批判精神和科學思想方法,具體地引入了學術研究領域。應該說,這兩點的結合,便是鄭振鐸所反復倡導的“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注: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如果說,這樣的理論主張是接受了胡適的影響的話,那么應該說:第一,如果我們實事求是地承認胡適的意見是合理的,則理當也肯定鄭振鐸意見的正確性;第二,把鄭振鐸的意見與胡適的主張相比較,則可以認定鄭振鐸的闡發,以其更具體更明確甚至更具有可操作性,將施積極的影響于“五四”以來的現代學者從事“整理國故”和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工作。
  鄭振鐸本人對于“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也是身體力行的。就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而言,他一生既寫下了許多重要論著,又整理編輯了大量的史料。而在那些重要的學術論著中,也隨時提出了許多帶有方法論的啟迪意義的見解,這些見解其實又是他對“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結合具體的研究工作而提出的補充性的闡述。
  且以他的最負盛名的代表作《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和《中國俗文學史》(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30年5月初版;《中國俗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38年8月初版。)兩書所涉及的文學史觀念問題為例。依據法國文學批評家泰納(Tainc,1928-1893)的“時代,環境,民種”的三要素說以及丹麥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Brandcs,1842-1927)重視考察“文學主潮”演變的理論,鄭振鐸指出:文學史著作不僅僅是“作家傳記的集合體,卻也不能不著于作家的自身的生活的記述”,“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將這個人類最崇高的創造物文學在某一環境、時代、人種之下的一切變異與進展過程表示出來,并表示出:人類的最崇高的精神與情緒的表現,原是無古今中外的隔膜的”(注: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結論》。)據此,鄭振鐸也聲明,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學術意圖,就是——
  寫一部比較的足以表現出中國文學的整個真實面目與進展的歷史。(注: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自序》。)在鄭振鐸提出上述文學史觀念之前,中國學者和某些外國學者已經編寫出版了多部中國文學史專著,但鄭振鐸經分析研究,負責任的指出:這些著作都是不完備的,有的“連文學史是什么體載,他也不曾懂得”(如林傳甲),更多的則是“沒有什么自己的主張與發見”(如謝無量和曾毅)(注:鄭振鐸:《我的一個要求》,收入《中國文學論集》,開明書店1934年3月初版。),至于英人翟理斯(Gilcs,1845-1935)的《中國文學史》(1911年),“有地方未免太誤會了,有許多地方并且疏漏得利害”(注:鄭振鐸:《評Giles的〈中國文學史〉》,收《中國文學論集》。)。因而鄭振鐸還提出:中國人應新寫一本“比較完備些的中國文學史”,其至少要注重這樣兩點:“(一)文學上的完全知識;(二)中國文學的片斷的研究的根據”(注:鄭振鐸:《我的一個要求》,收入《中國文學論集》,開明書店1934年3月初版。)。由此可見,鄭振鐸所把握的文學中觀念,不僅是在理論上對于泰納、勃蘭兌斯的意見的闡發,而且在結合分析總結了以往中國文學史著作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見解,其中特別強調對“文學在某一環境、時代、人種之下的一切變異與進展過程”的揭示,特別強調反映文學史的“真實面目”并追求知識形態上的“完備”性,這都是抓住了文學史觀念中的關鍵問題,也是充分反映了他對“近代的文學研究精神”的理解的準確性與深刻性。更值得指出的是,根據鄭振鐸的理解,文學史著作在揭示文學史現象的真實面目與發展過程時,其最終應該著眼于“人類的最崇高的精神與情緒的表現”,兩者的結合乃構成文學史著作的基本線索。回顧“五四”以來的學術史可知,人們對于文學史著作的基本線索提出過種種意見,如“活文學”(與“死文學”對立)線索,“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對立)線索、“人民性”(與“非人民性”對立)線索、“民主性精華”(與“封建性糟粕”對立)線索,乃至“法家文學”(與“儒家文學”對立)線索,如此等等。相比之下,鄭振鐸的文學史觀念的科學性是顯而易見的。
  最后不妨指出:“五四”以來的中國學術文化界的進步是巨大的,單就對于中國傳統文學的整理與研究而言,包括鄭振鐸在內的“五四”新人物(還如胡適、魯迅、郭沫若、朱自清、聞一多、阿英等)的辛勤勞作,不僅在具體的研究成果上,重要的還在于近代科學精神的倡導和弘揚方面,其成績和積極的深遠的影響,并非當時的那些舊式學者(甚至王國維、章太炎、梁啟超、陳寅恪等)所能比肩的。當然,“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自有它的一些可以理解的缺點和不足之處,但這并不意味著所謂造成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何況“五四”初期的某些偏頗之處,也已是由“五四”一代人物自己提出糾正意見并付諸實踐的,“整理國故”和對中國文學史的科學的整理研究,即是典型一例,至于鄭振鐸在這方面的相應的學術活動的理論主張,至今看來還是非常可貴的。
文學評論京17~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文華19991999本文認為,鄭振鐸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文藝理論上,他鼓吹為人生的藝術,堅持新文學的現實主義方向和使命感,是新文學運動最杰出的理論批評家之一。在文學啟蒙上,他做了大量的開創性的工作。在對中外文學的研究中,他成功地構建了某種學術范式,具有很高的學術造詣。朱文華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作者:文學評論京17~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文華19991999本文認為,鄭振鐸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文藝理論上,他鼓吹為人生的藝術,堅持新文學的現實主義方向和使命感,是新文學運動最杰出的理論批評家之一。在文學啟蒙上,他做了大量的開創性的工作。在對中外文學的研究中,他成功地構建了某種學術范式,具有很高的學術造詣。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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