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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說的歷史意識
金庸小說的歷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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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3079(2003)02-0036-05
  引言
  和世上其他人一樣,金庸一生中做過無數選擇。他當初立志外交,后來辦報,寫社評和小說。曾經接受過國際上許多大學和學術機構的榮譽頭銜,但晚年最重要的職務之一,卻是接受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之聘,并準備招收歷史學的博士研究生,開設的專業課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對于生于憂患交作、長于外侮內亂的這一輩人來說,這些職業選擇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繞了一個大圈,實則正在情理之中,關懷始終如一。
  金庸最初是希望給學生傳授傳統文化,奇怪的是至今還沒有招到學生。一則報道稱,有在讀碩士生認為:“跟金庸學歷史,有點兒旁門左道的感覺,肯定不是治史的‘正道’。”(注:據稱,復旦大學一位在讀碩士生表示他絕不會去報考金庸的博士生。“去聽聽金庸先生的課還可以,但真的要把自己的‘終身’托付給他,去讀他的研究生,則未必合適。”他認為做小說叮以對歷史“不求甚解”,但治史就不一樣,治史需要考證、比較。”(http://www.k12.com.cn/student/liter/artical.php3?id = 331&cid = 2)完全輕看了寫作歷史小說需要的學養功力。)我相信年輕學子這樣認識,一定是受到了某些教授(我不輕言“學院派”)偏見的誘導。如眾周知,魯迅本來學醫,后來改行教授中國小說史,同時也寫小說包括歷史小說如《理水》、《鑄劍》、《奔月》等,卻從來沒有人批評他“旁門左道”。郭沫若也學醫,后來寫過歷史劇和小說,終以史學泰斗著名。我疑心真實原因,一是金庸小說無疑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學界一時還沒有從“暢銷小說”和“嚴謹學術”的對立中自我解脫;二是金庸要求的兩門外語門檻偏高。據說當年錢鐘書要求四門外語,把慕名而來的考生都擋在了門檻外。再說萬一有個把具備兩門外語聽說寫能力的年輕學子,今天都急著去大口吞噬WTO樹上的大桃子,誰還有興趣慢功細活兒,去咀嚼品味中國歷史呢?從這角度看,金庸的繹帳授徒,也許不逢其時。
  小說當然不等同歷史,但是小說家自有自己的歷史意識,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悠久“講史演義”文學傳統的語境中。本文所論,擬從金庸小說同時繼承了傳統“講史演義”作為開始,漸次論及作者的歷史演進觀念中的“革除暴政”、“宗教、民族融合”。限于篇幅不能展開,未盡之言容后詳議。
  一、武俠演史與葑菲芻蕘
  今之論說金庸者,多談其繼承俠義小說傳統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談到他同時也繼承了中國講史演義的深厚傳統。這是一個研究視野上的闕失。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辨析宋代“說話”和“演義”的區別,以為:
  “北宋‘說話’和南宋‘演義’之主要分野,正在于有無‘義’理作為主旨貫穿始終,蓋所欲‘演’者,道德評價之‘義’也,即羅燁以為說話人的責任正在于‘講論只憑三寸舌,稱評天下淺與深。’‘講論’即‘演’,‘稱評’者‘義’也。又言‘講歷代年載興廢,記英雄歲月文武。’‘英雄’一語,揭示蘊含有明晰的價值判斷;‘興廢’二字,則標示歷史演進之因果鏈環。故‘講’說者‘演’也,‘英雄’‘興廢’者‘義’也,從而形成了‘演義’一體,為當時‘講史平話’的新潮流派。今觀凡冠有‘演義’二字的講史,無不以理學判斷為其價值主干,就是這個道理。”(注:《“說三分”與關羽崇拜:以蘇軾為例》,《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關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關羽、關公和關圣》,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www.cass.net.cn/chinese/y-guangong/f16.htm)筆者多年以前曾有小文《<三國演義>還是<三國志演義>?》論及此節。(署名蕭為,1984年3月27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作為民間話語的俠義小說,一向重視演“義”,即使以包公案為核心的《三俠五義》也如是。但因武俠“快意恩仇”的思維方式和“自我了斷”的社會行為,已與現代社會的法治觀念格格不入,難以表現現實社會的種種恩怨是非,必然會借助古代社會作為背景展開,這也決定了金庸小說里充滿了歷史意識。事實上,在和池田大作的對談中,金庸不但大談他對《三國演義》、《水游傳》的持續閱讀,而且談到了對西洋“講史演義”如《薩克遜劫后英雄略》、《布魯達庫英雄傳》、《俠隱記》及《基度山恩仇記》等的濃厚興趣。在金庸小說里也不難找到這些小說的意象、間架或者人物敘事的變異。洋為中用,不拘一格,這也是金庸小說不同于傳統武俠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有好事者羅列過金庸長篇小說題材的歷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龍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為南宋,《倚天屠龍記》為元末,《碧血劍》為明末清初,《鹿鼎記》為康熙朝,《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飛狐外傳》為乾隆朝,《連城訣》為清末。(注:《金庸小說的時代順序》(http://www.its.caltech.edu/~awong/jin/.index.html).)所述雖多“查無實據”,但畢竟“事出有因”。亦可見他確有表現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勢的意圖。
  從講史演義的角度大體而言,金庸的小說作品可以分為這樣三類:
  第一類是依史敷衍,即按照歷史走向和人物關系作為大框架,虛構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間,如早期《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和晚期《鹿鼎記》描述明清時代的作品。
  第二類是以史點染,即以虛構人物故事為主,而以歷史的大框架作為背景,如中期《神雕俠侶》、《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這一類描述宋遼金元時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陽,是貫穿于《神雕俠侶》和《射雕英雄傳》的重大事件。
  第三類則是著意虛化歷史背景的,如我個人喜歡的《笑傲江湖》,以及《俠客行》等作品。即使這類作品,一樣有作家的強烈的歷史關懷在焉。
  清人王士禎曰:
  “小說演義,亦各有據……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故事,聞昭烈敗則顰蹙,曹操敗則歡喜踴躍,正此謂也。禮失求諸野,惟史亦然。”(注:《香祖筆記》卷一○。)
  錢鐘書引之,且曰:
  “即余所謂野語雖未足據以定事實,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詢于芻蕘,固以史家所不廢也。”(注:《管錐編》,中華書局版,第五冊,25頁。)
  可見“講義演史”雖然樸野,卻代表著千古民心,亦自有魅力價值,即使嚴謹如史學家也不能,或者不應當無視它們的存在。金庸小說從選材到風格的三變,亦可以窺見他歷史觀念的演進過程。
  作為當代最暢銷的漢語文學作品,金庸小說雖然不以“歷史小說”的面目出現,但是它的歷史意識和社會演進觀念,仍然會對讀者或大或小地產生影響。因此金庸封筆以來專注于修訂當初連載發表的作品,已經補苴罅漏,作了大量更改,尤其著重對史實和史觀采取了更為慎重而非放縱的方式。筆者曾經多次代表文學研究者,當面建議他出版一種保留最初發表面貌的作品版本,都被他含笑婉拒,或許就是一種證明。這也是筆者之論述不得不受到版本證據局限的緣由。
  二、革除暴政與反抗侵略
  “俠義小說”源于反抗暴政。我嘗言:
  “武俠小說上承司馬遷‘游俠列傳’宗旨,向以‘傳奇’(奇人奇事)為皈依。要突出風云際會,特立獨行,自必安排在‘天崩地解’之社會大變革中,尤其是暴虐肆行,民族沖突,政權易手的當口,才能充分凸現社會價值系統之激烈沖撞。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正謂此也。”“金庸小說泰半取材于鼎革之際,把握這個關目,正欲以民族存亡、文化絕續的大題目、大關節,來提調讀者的關懷,并闡釋他的‘俠義’觀念。”(注:《顯性與隱性:金庸筆下的兩個社會》,載《1998臺北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增訂版載http://sea.myrice.com/wuxiaa/study/z12.txt,引文見《老子》第十八章。)
  這是金庸小說第一期創作的基本色調。將明清易代的歷史演為傳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俠小說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說歷史敘事的邏輯開始。
  我曾分析過民初“新派武俠小說”的選材特點,略謂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有志竟成》中曾揭露出洪門“反清復明”的創立本意,引發了學術界探討“秘密社會”熱,明史研究也成這一時期的“顯學”,也不斷有新的史料或者遺民私記、稗官野史發掘出來,遂激發一批作家以明清易代為題材,形成武俠創作高潮。事實上香港“新派武俠”的創建者梁羽生及金庸本人的首部小說,也都是由此入手的。
  香港影視界長盛不衰的武俠題材如霍元甲、黃飛鴻等,也立意于清廷腐敗,抵抗外侮,變法圖強,仍然是在延續這個主題。
  明清易代的外侮內亂,曾是橫亙在每個中國人心中揮斥不去的歷史情結。海寧查家更是身歷國難,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載記和口頭傳說,特別在經歷過抗日戰爭,民族危亡感最為強烈的一代人中,故金庸更容易切入這個主題。《書劍恩仇錄》(1955)、《碧血劍》(1956)、《雪山飛狐》(1959)和《飛狐外傳》(1960)成為金庸最早著手的篇目亦非偶然。這一時期展現在金庸筆下的主要秘密會社,是天地會傳說中的“紅花會”(紅花亭)及“山宗”、“華山派”,亦欲借助傳統的標識,顯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興 復故國、振興民族的主題。
  這一時期金庸小說的主要關注點之一,是討論朝廷暴政和官吏昏庸如何激發內亂外侮,以致生靈涂炭,民族蒙難的。也許是考慮到西部風情的旖旎絢麗,《書劍恩仇錄》以乾隆中期征戰大小和卓木,回部“抗暴應戰,神必佑我”為背景,上溯“天地會”反清復明的堅韌卓絕、又以民國初年盛行的“乾隆身世傳說”和“香妃傳說”漸次鋪敘故事。《碧血劍》袁承志和金蛇郎君的雙線結構,更像是一部表述《春秋》“大報仇”觀念的作品。但其開篇即以勃泥國華僑張朝唐明末回國趕考,遇見官兵搶掠,尤甚于匪的情狀,即是依據明人記載補敘的。《雪山飛狐》借鑒了《羅生門》的敘述手法,描述的卻是尋找明宮聚斂而后失落闖王“寶藏”的主題,也于史有據。金庸此篇小說的背景是關東,但今之河北蔚縣通往山西廣靈的古商道即名“飛狐口”,隋唐間確曾設“飛狐縣”。順便一說,此地古跡甚伙,值得一游。
  在《碧血劍》修訂出版時,金庸特意附上《袁崇煥評傳》這樣絕非虛構的歷史論文,雖然有點立足香港,夸贊粵人“英雄了得”的現實觀照,但更重要的是詳論明廷何以自毀長城,清兵何以長驅直入的一段史實。這也是寫作演義意猶未盡,故發為講史的意思。雖為熱門明史的一家之言,但也傾注了相當的學養心力,以致得意至今。(注:據2001年04月25日《人民日報》報道,“金庸將撰寫一部從中華民族起源直至近代的《中國通史》”,“采取的體裁是一篇一個一專題,或寫人或寫事,就像小說《碧血劍》附錄的《袁崇煥評傳》一樣,”可知金庸本人對這種敘史方式滿意至今。)倪匡曾謂:
  “《袁崇煥評傳》是一篇極有價值的論文,而且可讀性極高,近世堪與比擬的相類文字,只有柏楊的《中國人吏網》而已。”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袁崇煥評傳》是金庸對于《碧血劍》、《書劍恩仇錄》等第一時期系列作品主題的歷史學闡釋,亦明確無誤地展示了他欲以“武俠演史”的意圖。
  三、宗教圓融與民族融合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戰”僵持,是中世紀以來意識形態對立最為嚴重的時代,也是造成了東亞“儒家文化圈”內三個民族國家的長期分裂和對立的重要原因。這對本述“華夷之辨”的傳統理學史觀,無疑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從歷史思維來看,如何破解這種對立僵持,更需要借鑒歷史經驗,借助歷史智慧。這本是歷史學家份內的工作,如果他們本人沒有被二元對立的“冷戰思維”控制的話。可惜那時中國的史學研究中,急劇膨脹的恰恰是崇尚對立,反對融合的史學觀念。以今日之視野觀之,多數著作困于這種思維定式而乏善可陳。
  而金庸身處比較寬松的政治環境中,故得以從容發揮,演繹他對歷史的領悟。這固然與他因喪子之痛,個人心路歷程上對佛學有所參悟的關系密切,但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歷史演進的整體思索,已從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內化”歷程,用以屏除“夷夏大防”的傳統觀念。用佛學術語來說,這是破除了“知見障”,遂使其小說風格敘事為之大變,脫出窠臼,另辟蹊徑,更上層樓。
  我注意到,金庸在《天龍八部》書前“釋名”部分中說:“本書故事發生于北宋哲宗元yòu@①、紹圣年間,公元1094年前后。”在中國正統歷史記載中,這一年的主題詞是“紹圣”。一般以為,最終招致“靖康恥”的歷史大辱,就是從這一年宋哲宗親政,“紹述”乃父,再用王安石新法,貶謫“元yòu@①黨人”開始的。但金庸沒有理會這個史實,他為什么單單選定這樣一個歷史斷面,頗耐推考。
  最近筆者寫作《宋代理學與關羽崇拜》中“神道設教”一題時,恰好研究到金庸標示的這個年代。略謂遼曾數度改易國號,(注:遼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契丹”國號曰“大遼”,圣宗統和元年(983年)復改“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復號“大遼”。參陳述《<遼史補注>序例·后記》,氏主編《遼金史論集》第五輯,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8頁。)“澶淵之盟”之前更號為“大契丹”,據近年對于契丹小字的研究考釋,此刻的“契丹”已被詮釋為“中央”之意,“南下牧馬”也有與中原爭奪文化正統的意味。故宋真宗“神道設教”,以“天書降神封禪”大搞迷信,亦有宣示文化權威,有意用文化優勢主導兩國及周邊關系的確切意圖。忽必烈總結“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注:《元史·張德輝傳》:“歲丁未(1259年),世祖(忽必烈)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己久,令其性安在?’對曰:‘圣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向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從另一角度講是以和平方式實現了自然融合。我提出宋遼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文化競爭”(the cultural struggle,即沖突——融合模式),這在中國的南北朝就曾初見端倪。魏征比較漢魏六朝以來大江南北風習差異后認為:
  “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居、各去長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注:《北書·文苑傳》,《隋書·文學傳序》亦同。)
  我曾以此立論,提出唐所以盛,主要是由于“‘南北文化’,即五湖以來交融發展的黃河流域經濟文化,與東晉南遷以后,由中原士族融合開發的長江流域經濟文化的一種‘大整合’,其實力自能超勝秦漢,雄視古今。”其中宗教作為極其活躍的思想文化要素,經歷了極富中國特色的、相對平和的“三教論衡”,進行了另一層次上的“大整合”。(注:參拙作《二教論衡與唐代俗講》,《周紹良先生新開九秩紀念文集》,中華書局,1997年出版。(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524)。)而李白、杜甫、王維作為盛唐詩風的代表,分別被稱為“詩仙”、“詩圣”、“詩佛”的背后,亦有著“三教圓融”的思想文化大背景。(注:參拙作《文化:中國詩歌史的大視野》,《<仲華五千年 詩歌一萬首>序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744)。)這與近年美國人亨廷頓所說的“文明沖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沖突——重建模式)(注:參看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中譯本)。該書將“儒家”改為“華夏”,又將中國、韓國、越南等一起改稱為“華夏文明”(Sinic Civilization),東漢則仍然單列為“日本文明”。一合一分,有論者認為“均極有深意”。)是相關而又性質不同的兩組概念。
  金庸曾表述過類似看法,他談到“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時說:
  “在外族入侵的時候,我們民族有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大的危機,又都是七次大的轉機。歷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后,我們華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來了,我們民族再融合,又壯大,如此循環往復。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贏,要是打不贏,這個國家或民族就會垮臺。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注:《金庸的中國歷史觀——在北京大學的講演》,焦小云記錄,《明報月刊》1994年12月號。)
  談到被動性的“文化融合”是壯大中華民族的基本途徑,似應考慮到“文化競爭”并非完全“被動融合”,還有“文化主導”的問題。拉雜不贅。
  以此為標志的第二時期,金庸小說題材開始前溯宋遼金元,由《射雕英雄傳》(1957~1959年)、《神雕俠侶》(1959~1962年)、《倚天屠龍記》(1963)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說,復以《天龍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遼、金、西夏、大理糾葛正熾的時代。雖然沿襲了“朝代更易”作為小說大關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爭逐中突出了“文化競爭”,寫作也開始走了“偏鋒”。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張無忌和蕭峰的復雜經歷或身世之謎作為關目或者敘述線索,展開民族間糾葛恩怨,最后發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性紐結故事,而置《宋史》、《明史》或演義小說《大明英烈傳》中角逐大下、影響全局的歷史事件于不顧,亦不正面描寫重要人物及事件。(注:襄陽之戰是一例外,我想主要是突出“俠之大者”的宗旨,但郭靖守城的描寫并不精彩。)連涉及明朝的開國雄主朱元璋的描寫,也故意做了低調處理,對傳奇人物的劉伯溫、徐達等元勛更是置若罔聞,卻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為人熟知的明教為主,別開生面,重新建構解釋王朝易手的因果關系,甚至帶出一股“反講史演義”的味道。
  例如《倚天屠龍記》把朱元璋一伙說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中人打下的,故其國號稱“明”字。這一說法應當源自著名的歷史學家吳晗。(注:《明教與大明帝國》,《清華學報》第13卷,1941年,第49~85頁。輯入《吳晗史學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吳晗是明史專家,金庸借助包括方臘參加的“食菜魔教”亦是明教流變的說法鋪演歷史,“魔教”之名因此大振于武俠小說,成為金庸后來善用的某種意識形態象征。近年學者已證明方臘與明教風馬牛不相及,朱元璋則與白蓮教等其他秘密教派關系更為密切,至多吸收過某些明教的教義禮儀而已。又摩尼教傳入中國的歷史是由西域考古發現所揭示的。從羅振玉在《國學從刊》1911年第二冊上刊布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波斯教殘經》開始,日人羽田亨,西人沙畹(Chavannes)和伯希和(Paui Peliot),以及王國維、陳垣等相繼發表論文,形成學術熱點。有關情況綜述可參馬小鶴《摩尼教研究的文化史意義》(哈佛——燕京學社網:http://www.harvard-yenching.net/xueshu/zhongya/mani/006.htm)。)但我測度金庸的本意,還有意在借助這一神秘的西來宗教異質文化,打破佛、道兩教斗法的單一格局,不僅極大地增加了小說情節人物的變數,而且便于吸取波斯、中東的文化元素,為這一時期的多民族文化的沖突與融合鋪設于史有據,卻又更加絢麗多姿的背景。我曾言:“金庸以其異域風情,神秘傳說,美麗人物,加諸小說鋪敘描寫之中,時有唐人韻味。”正是指此。金庸對于宗教和民族觀念的探討,成為金庸中后期創作的主題,以儒的至大至剛,道的恬淡無為,佛的悲天憫人以及丐幫的民間立場,營建歷史的總體文化氛圍,鋪染背景,結撰故事,塑造人物,于是少林、武當、全真等宗教史人物開始進入了小說中心舞臺。對于史料的選擇運用,也因之不拘一格。他承認:
  “成吉思汗的事跡,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書。這部書本來面目的怪異,遠勝《九陰真經》,書名《忙豁侖組察脫必赤顏》(《蒙古秘史》)。”(注:《<謝雕英雄傳>后記》,三聯版。)
  作為獨立記載,《蒙古秘史》不但可以同《元史》互參互補,很多方面的史料價值還在《元史》之上。其游吟詩人式的口語特點和馬頭琴般的慢調風格,也多少影響了金庸此后的敘述風格和節奏,另話不提。
  金庸在第三時期創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記》(1969~1972年)中還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龍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組織結構、崇拜儀軌而言,這些“教派”無疑具備著某些近世新興狂熱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點卻在“其興也忽焉,其亡也忽焉”,從叱吒風云到內斗陰謀,最終戛然解體的過程。《俠客行》(1965年)和《笑傲江湖》都沒有具體的時代背景,但現實觀照非常明顯。無意索隱,不必深究。
  《鹿鼎記》是金庸的“金盆洗手”之作,也被他的朋友倪匡認為“《鹿鼎記》可以視為金庸創作的最高峰、最頂點。”乍一看去題材上又回復到明清易代,敘事也重新回到了講史演義體,無非通過韋小寶的虛構經歷,實寫康熙一朝的內外大事。其實骨子里,即歷史觀念已與早期創作截然不同,故書后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機密奏折》,算是金庸忍耐不住,再次以學者面目赤膊上陣,一如《碧血劍》后談袁崇煥。他以為“從批示之中,可以見到康熙英明而謹慎,同時對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寬仁。”(注:《鹿鼎記》附錄《康熙朝的機密奏折》。史學界對康熙密折制度的集中議論,源于1962年為籌辦紀念曹雪芹誕生200周年展覽,圍繞曹雪芹生日、家世及其與清廷關系的討論,第一歷史檔案館因此公布了曹家、李煦以及其他一些人家的機密奏折。)還說:
  “我認為過去的歷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中華,大好山河淪亡于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我想寫幾篇歷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于異族,只是‘輪流做莊’。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希望將來寫成學術性文字。”(注:《金庸的中國歷史觀》。)
  實際上這也是對《鹿鼎記》的主題的一種詮釋,只是更像政治家的總結。中華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時期,也還是有魯迅所謂“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過程。我有文章分析過康熙帝確立融滿入漢文化政策的過程,限于篇幅不贅。(注:胡小偉《納蘭詞到<紅樓夢>——試論滿漢文化融合的“青萍之末”》,原載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明清論叢》1999年12月創刊號,輯入《納蘭性德從話》,北京出版社以)2000年2月(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180)。)
  余話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說過:“讀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e)。”這也正是喜歡金庸的讀者能夠從他的作品中感悟到的。金庸本人也喜愛讀史,并且從中總結了很多,他以為:
  “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注:《金庸的中國歷史觀》。)
  這已是針對現實的感言,可惜無法用他喜愛的武俠形式表達出來了。
  金庸武俠小說在中國文學的天空中已經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他的作品不會是轉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顆行星。雖然可能因為距離的原因,顯得不那么耀眼,卻多了一份歷史的深邃。
  收稿日期:2003-02-08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礻右右
  
  
  
嘉興學院學報36~40,4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胡小偉20032003金庸小說是當代最為暢銷的漢語文學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會作為背景展開,所以充滿了歷史意識。此文對金庸的歷史意識和社會演進觀念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從“講史演義”開始,將金庸小說分為三類,繼而漸次論及其歷史演進觀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金庸/小說/歷史意識/Jinyong/novel/historical awareness.The novels by Jinyong are the best sellers among the literature works inChinese.Jinyong's novels are all set in the ancient society as thebackground,thus full of the awareness of the history.This paper makes arational analysis of Jinyong's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his idea of thesocial evolvement:starting with“historical novels”,the paper classifiesJinyong's novels into three parts,then discusses about Jinyong's idea ofabolishing the tyranny and religion and his idea of ethical merge in hishistorical evolvement concept.CLC:I207.42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080  胡小偉(1945-),男,四川成都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嘉興學院學報36~40,4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胡小偉20032003金庸小說是當代最為暢銷的漢語文學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會作為背景展開,所以充滿了歷史意識。此文對金庸的歷史意識和社會演進觀念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從“講史演義”開始,將金庸小說分為三類,繼而漸次論及其歷史演進觀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金庸/小說/歷史意識/Jinyong/novel/historical awareness.
2013-09-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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