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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復興”的歷史考辨
“中國文藝復興”的歷史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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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02)01-0034-07
  20世紀初年的中國新型知識分子,在從事學術研究和新文化建構時,往往喜歡援引西 方的經驗來詮釋自己,展示自己的學術野心和文化抱負。其中,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 動、法國大革命等即屢被作為“我們的榜樣”而得到傳揚。
   一、“中國的文藝復興”諸說
  (一)以清代學術比附歐洲文藝復興
  眾所周知,“文藝復興”是歐洲14至16世紀以復興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和人文精神 的形式出現的、反封建反神學的一場人文主義運動。一個世紀以來,國人在非常不同的 意義上使用“中國的文藝復興”一詞。梁啟超率先拿“以復古為解放”的清代學術比附 歐洲的文藝復興,提出了“中國的文藝復興”問題。1904年,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 遷之大勢》第七章中,把清代二百余年稱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至20年代仍堅持 此說,影響很大。
  梁啟超對“中國文藝復興”的解釋,著眼于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表現方式和歷史意義 。他在談論清代學術時,牢牢地把握住文藝復興“以復古得解放”的特征,指出:“‘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于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 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1](P.4)不難看出,梁啟 超注重的是文藝復興“復古”的形式,因為就內容看,文藝復興實為古希臘文學美術乃 至人生觀的復活,從這層意義上說,“清代文藝復興”名實不符,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清代學術雖然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極大的價值,但清代文藝美術在中國文藝史美術 史上卻不占主導地位,中國清代雖有文藝復興的形式,但未能產生文藝復興的實績。梁 啟超對此有著明確的認知并深表遺憾,不過,他仍深信清代學術的方向和精神是不錯的 ,與歐洲文藝復興正相同,若借以時日,清學發展的結果必將是可觀的。二是清代學術 只注重文字訓詁考證辨偽,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 ,因此之故,其所收獲不如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大。文藝復興運動,沖破中世紀基督教禁 欲主義的束縛,回歸到希臘的感情主義,思想一旦解放,文化乃轉一新方向進行,蓬勃 而莫能御。相比較而言,清代學者中僅有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欲以“情感哲學 ”代“理性哲學”,“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其志愿確欲為中 國文化轉一新方向”,可惜的是,這樣一部“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此后未發生 應有的反響,直到梁啟超和胡適起,才充分認識到此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價值,許之為 清代哲學的中堅。
  梁啟超以中西比較的眼光審視清代學術,首倡“清代文藝復興”說,影響了包括丁文 江、蔣方震、傅斯年在內的一批學者對清代學術的認識,并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胡適。
  與梁啟超從學術變遷的形跡上串通清代學術和歐洲文藝復興不同,傅斯年主要從方法 論的角度談論清代文藝復興。他對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清代的 學問是對宋明學問的一種反動,“很像西洋Renaissance時代的學問,正對著中世的學 問而發”,可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在他看來,“宋明的學問是主觀的,清 代的學問是客觀的;宋明的學問是演繹的,清代的學問是客觀的;宋明的學問是演繹的 ,清代的學問是歸納的;宋明的學問是悟的,清代的學問是證的;宋明的學問是理想的 ,清代的學問是經驗的;宋明的學問是獨斷的,清代的學問是懷疑的”。總之,清代的 學問“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2](P.406-415)
  區別于梁啟超和傅斯年,今人蔣廣學則在精神實質上將清代學術與歐洲文藝復興聯系 在一起。他指出:“清學的秘密就在于它像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一樣,為人學產生和發 展開拓道路。……(清代)杰出的思想家們所做的事可歸結為一句話:孕育科學和民主的 新‘人學’。”[3](P.339)這一超脫皮相的觀察,極具創見,揭示了清學的“秘密”在 于“為人學產生和發展開拓道路”,從而將清學與“五四”文化運動聯系起來,這一認 識無疑有助于我們了解“五四”的傳統學術淵源。
  (二)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比附歐洲文藝復興
  提到20世紀中國的文藝復興,人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新文化運動,而著名記者黃遠庸 是最早將文藝復興與新文學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學者。1915年10月,他在致章士釗的一封 信中呼喚文學革命的降臨:“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至根本救濟 ,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國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 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 復興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4]黃遠庸直擊文學改革的 癥結,呼吁從提倡新文學下手,將淺近文藝普及到下層社會,使之對一般人的人生產生 影響。此說未能獲得章士釗的贊同,卻被胡適引為同調,視之為“中國文學革命的預言 ”。黃遠庸的文藝復興說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當然不可能直接論及五四新文化運 動,可以說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毫不相干。但就精神實質而言,他已將新文學運動與文藝 復興運動等量齊觀,與胡適“五四”時期的看法前后呼應。我們從胡適1922年寫就的《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有關說法不難推知,胡適的“中國文藝復興”說與黃遠庸的提 法之間具有內在的精神聯系。胡適說:“古文學的公同缺點就是不能與一般的人生出交 涉。大凡文學有兩個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現著 作人的性情見解,有人就是要與一般的人生發生交涉。那無數的模仿派的古文學,既沒 有我,又沒有人,故不值得提起。”[5](P.133-134)胡適把文學能否與一般人生發生交 涉作為其是否有在現代存在價值的理由,這顯然是受到了黃遠庸的啟發。
  胡適在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導言”中論及清代學術時,對梁啟 超的“清代文藝復興”說表示了有限度的贊同,但他又不為其所囿,而是順著梁的思路 ,用文藝復興指稱他那個時代正在進行著的思想文化革新事業。胡適1922年2月15日的 日記有這樣一則記載:那天他赴文友會,一位外國人宣讀了一篇論文《中國文藝復興的 若干問題》,丁文江認為“中國文藝復興”一詞應如梁啟超所說的,只限于指清代的學 術變遷,不應包括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明確反對丁文江的觀點,而贊成原著把五四新 文化運動看成中國的文藝復興。[6](P.267)
  現有史料表明,胡適是直接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比附歐洲文藝復興第一人,他在“五四 ”后的多次講演中,常常喜歡用中國的文藝復興來概括五四新文化運動。而這一比附見 諸報章,則以1919年元旦出版的《新潮》雜志為最先。《新潮》是北京大學一群深受啟 蒙思潮影響的青年學生,在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新派人物的支持和幫助下創辦的, 是宣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正是在胡適的影響下,它取了一個“The Renaissance ”的英文名字,意即“文藝復興”。該刊中文刊名與英文刊名不取同一意思,而分別以 “新潮”和“文藝復興”稱之,表明新潮社成員把當時的新思潮運動與歐洲的文藝復興 運動相提并論。羅家倫后來在《話五四當年》一文中說得很清楚:“《新潮》的英文名 稱是‘Renaissance’(文藝復興),乃是表示我們的新文化運動很像歐洲的文藝復興運 動。”[7](P.3-4)然而,把當時的新思潮運動稱為“文藝復興”,并不是他們自己的發 明,而是受胡適的影響。
  還在留美期間,胡適即把醞釀中的文學革命比之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語言革新運動, 此后,他便多次把五四文學革命,進而把整個新思潮運動叫做中國的文藝復興,認為只 有這樣才能揭示這一運動的歷史意義。由于胡適的不斷鼓吹,加之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 地位和影響,他的“五四文藝復興”說頗為一些人接受,終于衍變成思想界對于五四新 文化運動的一種有代表性的理解。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胡適的“中國文藝復興”說并不孤單,與之同調的還有自由主 義者蔣夢麟。早在五四運動爆發后一個月,蔣即在《新教育》雜志撰文,暢談對五四運 動的看法,認為“五四學生運動,就是解放的起點。改變你做人的態度,造成中國的文 運復興。”而改變人生——生活的態度,方法在于“推翻舊習慣舊思想,研究西洋文學 、哲學、科學、美術。把自己認作活潑潑的一個人。舊己譬如昨日死,新己譬如今日生 。要文運復興,先要把自己復生。”[8]蔣夢麟在五四運動之后僅一個月的時間,就做 出這樣明確而有意義的價值判斷,實在具有驚人的世界歷史眼光。
  蔣夢麟還從中西歷史的對比中尋找五四運動的不足及發展方向。他在《這是菌的生長 呢還是筍的生長》一文中指出,歐洲“文運復興的起始,也只是要求人類本性的權利( 如思想自由、感情自由),后來引到發展自然界的新觀念和研究的新方法”,拿歐洲文 藝復興進行對照,五四新思潮只注重思想一方面,是不完全的,這說明五四新文化運動 “才是文運復興的初期”,還要做第二段功夫,即發展科學和美術,因為“沒有科學和 美術,生活是不會豐富的”。這既是蔣夢麟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看法,也是對五四新 文化運動未來走向的一個指示。[9](P.110)
  (三)中國的文藝復興乃中國人生態度的復興
  在現代“中國文藝復興”諸說中,新儒家學者梁漱溟的見解值得關注。梁是“五四” 期間標舉“新孔學”義旗的急先鋒,他不僅反對以反傳統為價值取向的新文化運動,也 反對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糊里糊涂的中西調和說,而是充分發揮自己深刻的思想能力,透 過儒家文化的歷史表象,深入到先秦原始儒學和宋明新儒學的真精神,謀求中國本有的 人生態度的復興,從而成為現代新儒學思潮的精神領袖。
  梁漱溟高度贊賞蔣百里關于文藝復興是“人的發現”的說法,對蔣夢麟改變人生態度 的倡儀也極表同情,而對“五四”期間具有西化傾向或中西調和傾向的種種“中國文藝 復興”說表示不滿。他指出:“有人以清代學術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其實文藝復興的 真意義在其人生態度的復興,清學有什么人生態度復興的可說?有人以五四而來的新文 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其實這新運動只是西洋化在中國的興起,怎能算得中國的文 藝復興?若真中國的文藝復興,應當是中國自己人生態度的復興,那只有如我現在所說 可以當得起。”[10](P.539)那么,梁漱溟“現在所說”的究竟是什么呢?不過是儒家人 生態度的復興,即以孔子為代表的“適宜的第二路人生”的復興。
  梁漱溟的中國人生態度復興說,開啟了現代新儒家保守價值取向的先河。后繼的新儒 家學者在談論中國文化重建問題時,普遍具有道統意識和“復古”傾向,強調文化發展 的歷史延續性。例如錢穆認為,“新中國之新文化則仍當從舊中國舊文化中翻新,此始 得謂之是復興。若必待徹底毀滅了舊中國舊文化,赤地新建,異軍突起,此又烏得謂之 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復興。”[11](P.5)可見,新儒家的“中國文藝復興”說不是棄舊圖 新,而是“返本開新”。
   二、胡適的“中國文藝復興”說
  1917年,留美歸國途中的胡適,讀到薛謝兒女士(Edith Sichel)著《文藝復興》(Rena issance)一書,將其改譯為“再生時代”。40年后,追憶平生功業,最令胡適感到自豪 的,是其對于“中國文藝復興”的貢獻。胡適自1923年應允為中華教育改進社撰寫《中 國之文藝復興》的專論起,到1958年發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止,曾多次以中國的文 藝復興為題演講。1933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所作《今日中國文化的趨勢》六講結集出版 時,干脆名之曰《中國的文藝復興》,此后,他在論及新文化運動時,仍一再比附歐洲 的文藝復興運動,因此之故,他贏得了“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的美譽,美國學者格里德 撰寫的胡適思想傳記,直接取名為《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大概也有這方面的意思 。
  在胡適那里,“中國文藝復興”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異名而同實。早在留美期間, 胡適即已萌生了以歐洲文藝復興指導他進行文學改良的思想,其時美國正處于以新詩運 動為先導的思想、文藝的革新時期,從歸國后胡適推行新文化運動的程序和內涵來看, 他以“中國的文藝復興”來涵蓋五四新思潮運動,正是從美國的文藝復興中獲得靈感的 。當然,胡適根本上還是受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各國國語運動的影響。我們雖然無法 確知胡適對歐洲文藝復興這段歷史有何等程度的了解,但從他自倡導白話文、倡導語言 革新運動入手推進新文學運動的進行來看,他對新文化運動與文藝復興相似之點的把握 是有獨到之處的。
  當然,用系統的觀點看,胡適對中國文藝復興的解說,是在種種矛盾的敘述中展開的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關于文藝復興的范圍。胡適有時候在廣泛的歷史意義上,將自北宋初期以來一千年 的學術發展稱之為“中國文藝復興階段”,視宋人大膽疑古、小心求證的新精神為文藝 復興的第一時期,把明代王學之興,尤其是市民文化中戲曲、小說的新精神視為第二時 期,清學的勃興為第三時期,1915年以后的新文化運動為第四時期。有時又將文藝復興 狹義地限定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且此種界定在當時便被廣大青年學生所接受,后來又為 許多自由派學者所堅持,至今仍在港臺及海外學術界流行。
  2.關于文藝復興的思想淵源。1951年,胡適為約翰·德·法蘭西斯(John De Francis) 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與語文改革》(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寫了 一篇書評,指出“中國所有的語文改革,無論是白話文運動也好,提倡拼音也好,毫無 例外的都是由國際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運動)來領導。并一致地受到民 族主義者(包括國民黨)的反對。”[12](P.262)胡適通常將國民黨置于白話文運動乃至 廣義的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這從他1928-1929年間向國民黨發難的幾篇文字中可以看 得很清楚。國民黨是民族主義者,而胡適以及胡適的新文化同事們都是國際主義者,新 文化運動的資源不是傳統文化,而是來自西方的刺激和啟導。
  可是1925年9月,胡適在武昌大學講“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時卻說:“新文學之運動, 并不是由外國來的,也不是幾個人幾年來提倡出來的,白話文學之趨勢,在二千年來是 在繼續不斷的,我們運動的人,不過是把二千年之趨勢,把由自然變化之路,加上了人 工,使得快點而已。……新文學運動是中國民族的運動”。一個多月后在美國,胡適更 系統地把他所謂的“中國文藝復興”定義為“按照我們自己的需要、根據我們的歷史傳 統去制定方案以解決我們自身問題的一種自覺嘗試。”這樣一種民族主義的定義,與五 四前后面向西方的新文化運動相去甚遠,但與北伐前廣州的國民黨言論倒有幾分相似。 [12](P.73)
  3.關于文藝復興的內容。文藝復興的主調是推崇人的價值,發揚以人為中心的文化, 即所謂的人文主義(Humanism)。這調子有兩個主題:其一是恢復古代希臘、羅馬的燦爛 文明,含有“復古”的意味,即此而言,清代學術與歐洲文藝復興“絕相類”,但它只 是文藝復興的形跡,而非靈魂和實質;其二是對俗世事物的重視與發揚,即通過對神性 的剝離,凸顯人的世俗性,從超越的世界回復到現實世界,從神性的禁錮下把人解放出 來,恢復其人性,這便是蔣方震將文藝復興稱為“人的發現”與“世界的發現”的原因 。
  胡適早年常把語言文字改革運動說成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放大一點也只是一個文學的 運動,這與他的美國經歷有關,也與他對文藝復興把握的側重點有關,他對文藝復興中 的美術藝術及人生態度甚少注意,這方面與蔣夢麟恰成對照。1915年,胡適萌發并申述 了文學革命、語言革新的想法,但遭到任叔永、梅光迪等諸多留美同學好友的圍攻。當 時他就引據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經驗來說服他的反對者,要他們明白,白話文學運動不 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特例,它是一個具有普遍性意義、合乎規律的運動。
  歸國后,胡適進而把新文化運動與當年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提并論,認為新文化運動“ 實在是個徹頭徹尾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一項對一千多年來所逐漸發展的白話故事、小說 、戲劇、歌曲等等活文學之提倡和復興的有意識的認可。中西雙方[兩個文藝復興運動] 還有一項極其相似之點,那便是一種對人類(男人和女人)一種解放的要求。把個人從傳 統的舊風俗、舊思想和舊行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 。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自由的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 ”[13](P.181-182)必須承認,胡適從“人的解放”這層意義上詮釋文藝復興,觸及到 了文藝復興的實質與核心,比僅從文學革命的意義上概括文藝復興要深刻得多。
  胡適于1935年1月4日在香港大學演講《中國文藝復興》時說道:“所謂‘中國文藝復 興’,有許多人以為是一個文學的運動而已;也有些人以為這不過是把我國的語文簡單 化罷了。可是,它卻有一個更廣闊的涵義。它包含著給與人們一個活文學,同時創造了 新的人生觀。它是對我國的傳統的成見給與重新估價,也包含一種能夠增進和發展各種 科學的研究的學術。檢討中國的文化遺產也是它的一個中心的工夫。”[14](P.41)這是 迄今我們所見到的胡適文字中對“中國文藝復興”最精到的界說。
  在胡適看來,西方近代文化由于經過了基督教的洗禮,要想回復到古典意義的希臘羅 馬文明是不可能的,但卻有助于西方人創造性地復興古典文明,將西方文化推進到一個 新的階段。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文藝復興與其說是“復古”,勿寧說是“創造”,因此 之故,胡適早年不將“Renaissace”一詞意譯為“文藝復興”,而是將其直譯為“再生 ”。雖然此后胡適還繼續使用“文藝復興”這個譯名,但顯然突出了其“再生”的含義 。所謂“再生”,并不等于恢復、復古,而是包含了復古與創造,是二者的統一。[15] 正如美國學者格里德所指出的,在胡適看來,“再生”“不是通過任何實際意義上的古 老文明的再生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創造一種新文明來實現的”,但新文明的創造即文明 “再生”的基礎,是對傳統的繼承、改造和揚棄。因此,胡適竭力要從中國那豐厚的歷 史遺產中精選出與現代觀念完全一致的成分。“這個信念激勵著他在中國的現代經驗與 歐洲的文藝復興之間找到了數量眾多的相似之處。”為了突出自己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 中的領導者地位,胡適特意指出“這場新的運動卻是由那些懂得他們的文化遺產而且試 圖用新的現代歷史批評和探索的方法來研究這個遺產的人來領導的。在這個意義上說, 它也是一場人文主義運動”,而復興的“目標和前途就是一個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再 生”。[16](P.336-337)由此可以推知,胡適認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即是文藝復興,便是 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成復興傳統文化基礎上創造新文化的運動。國人往往把胡適視為民 族文化虛無主義者或全盤西化論者,這是極大的誤解。筆者曾撰專文討論過這一問題, [17]此不贅述。從胡適將“文藝復興”譯作“再生”涵義來看,胡適的中西文化觀既不 如保守主義者那么傳統,也不像激進主義者那樣全盤西化,發表于1919年12月的《新思 潮的意義》中揭橥出的十六字方針,最足以表白胡適的文化心跡和文化理想,即:“研 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18]
   三、“五四文藝復興”說質疑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胡適那里也即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這種比附自有其合理的一面, 因為兩者都是歐洲和中國思想文化走向現代的轉折點,都致力于“人的解放”,高揚人 的價值。正如劉再復所說,“從文化運動的精神實質來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倒是與 文藝復興運動相通的,這就是,東西方這兩次歷史性的文化運動,都是高舉‘人’的旗 幟,其戰略都在于對人的重新思考和重新發現。”[19](P.28)但是“五四”又有其特殊 性,這種特殊性源于中國不同的文化傳統以及“五四”時期的特殊歷史條件和“五四” 知識分子所面臨的特殊歷史使命。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績不如歐洲文藝復興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價值重估”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的革命,著重于意識形態的轉換 ,是在“救亡壓倒啟蒙”的時代條件下確立中國民族文化傳統的現代語境并探及其終極 命運的。強烈的政治功利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深層思想動力,在狂熱的浮躁心態驅使 下的吶喊和宣傳,取代了科學的、嚴謹的學術研究,形勢的急迫和時間的短促都不允許 “五四”人從容地從事文化建設,爭論、批判、破壞多于建設,這種狀況使得新文化運 動的成果不能鞏固,隨著意識形態潮流的轉移,“五四”思想主流必將發生逆轉,“五 四”以后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如果說歐洲文藝復興事實上打開了西方近代史的大門, 五四新文化運動則試圖打開這扇大門而終究未能完全打開,此后也屢有反復,思想文化 革命最終讓位于政治革命。
  (二)五四新文化運動并未特別關注歐洲文藝復興
  如果把新文化運動看成是“五四”知識群體的一項事業,那么,以新文化運動比附文 藝復興就有以偏概全之病。美國學者格里德稱:“除了啟蒙運動外,歐洲的文藝復興也 提供了一種‘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們有意識地加以利用的靈感。”[16](P.336)這一 基本判斷用來指稱胡適是恰如其分的,但提倡新文化的主將,未見得都像胡適那樣認同 歐洲的文藝復興。比如陳獨秀,便對法國大革命更感興趣,他獨尊法蘭西,關注人權、 生物進化論和社會主義,文藝復興則未能進入其視野。對于晚清和民國初年主張改革的 政治家和思想家——不管是溫和派還是激進派——來說,法國大革命遠比文藝復興更接 近其現實關懷。只有回到學術文化建設時,“遠在天邊”的文藝復興,方才引起國人的 熱切關注。陳平原指出:“如果排列歐洲思想運動對中國人的深刻影響,晚清崇拜的是 法國大革命,五四摹仿的是啟蒙運動;至于文藝復興,始終沒有形成熱潮。即便在其已 經浮出海面的二三十年代,也仍局限于很小的學術圈子,無法讓青年學生(此乃20世紀 中國思想文化界風潮涌起的原動力)如癡似醉。在一個以‘西學東漸’為主要標志、以 ‘救亡圖存’為主要目標的時代,相對冷淡‘遙遠的’文藝復興,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 了。”[20](P.339-340)可見,胡適特別強調中國的文藝復興,不免帶有自夸的意味。
  (三)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外發型”的思想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雖也從一定程度上試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思想資源,但就總體而言, 它是“外發型”的思想文化變革,歐美各式各樣的時髦理論為其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力 。這種“外發型”的思想現代化運動缺少來自傳統的“支援意識”,它后來遭到“全盤 反傳統”的指責,實非無由。魯迅在1936年曾略帶偏激地指出:“新文學是在外國文學 潮流的推動下發生的,從中國古代文學方面,幾乎一點遺產也沒攝取。”[21](P.339) 正是在西洋化色彩太濃,缺少傳統基礎這層意義上,周作人不贊同胡適以中國的文藝復 興指稱五四新文化運動,他只是在描述現代散文的進展時,才謹慎地使用“文藝復興” 這一詞匯。1926年,在為俞平伯重刊《陶庵夢憶》作序時,他借題發揮:“我常這樣想 ,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 興的產物。”[22](P.267)此即是說,僅僅是外國文學、外國思想的橫向移植,是不足 以稱之為“文藝復興”的。
  西方文藝復興采取的策略是“復古”,即復興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他們在復興古 代燦爛文化的旗幟下,張揚嶄新的人文主義觀念,讓人帶著他們應有的尊嚴和價值在大 地上崛起。與此不同,五四運動不是在“復興古代文化”的旗號下進行的,相反,是在 打倒古代文化的極端旗幟下進行的,即便在熱衷于整理國故的胡適那里,“非古”的意 識也遠甚于“復古”的意識。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從整體上說“五四”文化運動是 一種文藝復興式的運動是不太確切的。在五四文學運動中,沒有一個新文化先驅者打出 復興古代文化的旗號。當胡適“五四”后認定五四運動是文藝復興的性質時,并未著眼 于五四運動的總體文化精神,而是著眼于文學形式。他的思路是這樣的,在我國古代存 在著一種燦爛的白話文學,但是,這種文學病死了,近一千年中,中國就不斷地發生致 力于復活這種文學的活動,“五四”就是這種活動的繼續。如果從純文學形式著眼,“ 五四文藝復興”是說得過去的。但是“五四”文化運動并不僅僅是一個白話文代替文言 文的運動,如果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界定為白話文運動,本身就是片面的。劉再復認為: “從歷史內容的角度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它確實是要喚醒在歷史上曾經燦爛過的文 化精神,即古希臘、羅馬的文化精神,并以這種精神否定中世紀的極其黑暗的文化精神 。因此,復興古代文化精神,不僅是它的策略,而且也是它的實質。而‘五四’新文化 運動則是與古代文化精神背道而馳的,它不是復興古代的文化精神,而是全面地、徹底 地否定、批判古代的文化精神,它不承認中國古代歷史具有一種特別有益于民族的生存 和發展的文化精神,值得仁人志士們去復興,去為之奮斗。他們覺得唯一的出路,就是 要與傳統決裂,重建新的文化模式,培育新的文化精神。”[19](P.28)
  雖然劉再復凸現“五四”的反傳統一面有些偏激,未能對提倡新思潮者作出具體的區 分,但若就總體精神傾向而言,“五四”留給后人的印象無疑是批判文化傳統,再造文 化新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破天荒的變革,它不是傳統內的變革,而是 傳統的轉換;它不是傳統的延續,而是走向現代性的革命。盡管它沒有鞏固自己的成果 ,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畢竟為中國思想文化發展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它的成果 值得后人繼承,它的局限和教訓正待后人超越。此后的數十年時間里,我們幾經曲折, 曾偏離過“五四”開拓的主流方向,但最終又回到了這個航線上來,向更新更高的時代 進發。
  收稿日期:2001-12-15
江蘇大學學報:社科版鎮江34~40G0文化研究董德福20022002在中國現代思想學術史上,曾出現過多種類型的“中國文藝復興”說,或以清代學術 比附歐洲文藝復興,或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歐洲文藝復興等量齊觀,或認為中國儒家人 生態度的復興才稱得上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胡適的“五四文藝復 興”說。就形式和精神氣質方面看,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歐洲文藝復興相同,都致力于“ 人的解放”,高揚人的價值,以文明的再生為目標。但從歷史內容一面看,五四新文化 運動是“外發型”的思想文化運動,完全不同于歐洲文藝復興的“復古”策略,兩者不 可同日而語。中國/文藝復興/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China/the Renaissance/the New Culture Mo vement/Hu-ShiHistory Discrimination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DONG De-fu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Party Committee,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 3,Jiangsu,China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ideology,there emerged many kind s of theory about“The Chinese Renaissance”.Some comeared the academic rese arch in Qing Dynasty to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and some equalize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ith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and others regarded the reviv al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life as the Renaissance in China.Among them,th e most influential one is the theory of“May the fourth Renaissance”present ed by Hu Shi.It is true that as far as the form and spirit are concerned,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s similar to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Both advocated emancip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value of man,and took the revivalof civiliz ation as their objective.But in terms of content,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s an ideology and culture movement sparked by external factore.I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which adopted a “backto-the ancient s”policy.江蘇大學 黨委宣傳部,江蘇 鎮江 212013  董德福(1965-),男,江蘇溧陽人,江蘇大學黨委宣傳部副教授,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 生,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 作者:江蘇大學學報:社科版鎮江34~40G0文化研究董德福20022002在中國現代思想學術史上,曾出現過多種類型的“中國文藝復興”說,或以清代學術 比附歐洲文藝復興,或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歐洲文藝復興等量齊觀,或認為中國儒家人 生態度的復興才稱得上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胡適的“五四文藝復 興”說。就形式和精神氣質方面看,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歐洲文藝復興相同,都致力于“ 人的解放”,高揚人的價值,以文明的再生為目標。但從歷史內容一面看,五四新文化 運動是“外發型”的思想文化運動,完全不同于歐洲文藝復興的“復古”策略,兩者不 可同日而語。中國/文藝復興/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China/the Renaissance/the New Culture Mo vement/Hu-Shi
2013-0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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