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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與“智”的撞擊——美、法女權主義批評之比較
“仁”與“智”的撞擊——美、法女權主義批評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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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法女權主義批評存在著差異,這是許多批評大家所承認的。它們的不同,主要在于批評方法、取勢、理論的借重、文學觀等方面。總括起來,美國女權主義批評是政治的,經驗主義的和現實主義的,尋求單一的女性主體,而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則是理論的,心理分析和解構的,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肯定多元女性主體。
   一、政治的、經濟主義的與理論的、心理分析和解構的
  可以說,自覺的女權主義批評始于政治運動。肖沃爾特明確指出:婦女真正將自己視作女權主義批評家,是在“革命的”1968年之后。[1]在幾千年的人類文學史中,作為“半邊天”的婦女不能占得一席之地,只可隱約地見到幾個影子,這是不公正的。即使初略地考察一下小說的起源,也可發現小說的興起原有婦女的一份功勞。小說作為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對婦女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婦女一開始便與感傷小說(小說雛形之一種)發生了聯系,她們或是作者或是讀者。當時在法國,人們認為婦女是愛情的權威,而愛情這情感在法國小說傳統中起了“主導作用”。(如約翰遜所云:“小說是個故事,一般說的是愛情。”)英國也出現了大量由婦女創作、閱讀的感傷小說,尤其是在18世紀。[2]實際上,從1660到1880年,發表的英文小說由婦女創作的占了三分之一。在十八世紀末,女小說家竟居支配地位,創作的小說“更勝一籌”。[3]
  面對文學中的這種男權統治,廣大知識女性在60年代末風起云涌的婦女運動的推動下奮起批判。在美國,反映這時期的女權主義批評的典型代表是凱特·米勒特的《性政治》(1970)。米勒特在書中用“父權統治”一詞來描述造成婦女受壓迫的原因。父權統治將女人置于男人之下,或視女人劣于男人。米勒特稱這種以不平等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來實施性角色行為是“性政治”。她認為性政治是父權統治的支柱,提出“需要改變整個世界,必須向所有建立的標準挑戰”。[4]可以說,《性政治》是部女權主義政治綱領。
  60年代的其他女權主義著作,如貝蒂·弗里艾登的《女性的神秘》(1963),瑪麗·愛爾曼的《思考婦女》(1968),埃魯·菲杰斯的《父權觀念》(1970)以及杰曼思·格里爾的《女太監》(1970),都可以說是婦女運動的產物。和米勒特一樣,他們都分析文學作品中的婦女形象。弗里艾登和格里爾側重分析婦女雜志中的婦女形象,雖然缺乏米勒特那樣的理論,但因其文章通俗,故在鼓勵“提高意識”中起了“重要作用”。[5]
  “提高意識”可視為婦女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出現于60年代末,由激進女權主義者發起。其口號是:“個人的就是政治的。”[6]女權主義理論家之所以提出“提高意識”,乃是因為她們認為父權統治的作用雖比比皆是,但多數婦女卻未必能看得清楚。因此,要使婦女能意識到男性統治的作用,婦女就須有一個接受教育的過程,這便是“提高意識”。“提高意識”就是提高人的認識(awareness),看清先前很少注意或完全忽視的男性統治的事實,把先前只在無意識層次所知覺和理解的東西推進意識層里。“提高意識”的關鍵作用,是使婦女將個人經驗與政治含義聯系起來。婦女習慣把自己的痛苦與苦難視為個人的不幸,但若在小組中(一般為12人)互敘苦楚與凄涼,這些痛苦與苦難就可能落入一種模式,雖有不同卻折射出婦女生活的共同特征。這樣,婦女就會認識到個人的不幸就不只是個人的問題了,而可能是社會問題,因而也是政治問題。因此,“提高意識”實為女權主義者將批評直接掛鉤于政治的表現。
  時至70年代,美國女權主義批評家仍未脫離“婦女形象分析”模式。肖沃爾特的《她們自己的文學》(1977),埃倫·莫艾斯的《文學婦女》(1976),以及吉爾伯特和格巴的《閣樓上的瘋女人》(1979)都帶有這種模式的痕跡。若說她們與米勒特有何區別,主要差異之一是在分析婦女形象時,后者側重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而前者側重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此外,米勒特在《性政治》中表現出的如火山般的勇氣與熱情,雖與60年代末風起云涌的婦女運動的磅礴氣勢相吻合,但她的譴責或許多于冷靜的思考與批評。相形之下,肖沃而特、吉爾伯特和格巴就沉穩得多,分析似較精辟。肖氏劃分的“女性”、“女權”“女人”三階段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她痛斥傳統文學史將女作家縮減到幾個影子的錯誤做法,認為婦女確有“自己的文學”。但是,無論是米勒特還是肖沃爾特,是莫艾斯還是吉爾伯特和格巴,其批評方法都是“在批評閱讀中用婦女經驗來分析婦女形象”。為此,凱尼恩干脆稱這種方式為美國式女權主義批評方式,并明確指出其“內在的弱點是它假定了小說與自傳之間過于緊密的關系。”[7]
  在法國,情形卻大相經庭。法國女權主義者很少將女權主義批評與政治直接掛鉤。其出版的著作,專論女作家的甚少,亦不怎么分析、比較婦女形象。她們認為“美國的”(有時稱作“英美的”)女權主義批評是“幼稚的”經驗主義和人文主義,其理論膚淺。魯思維思曾注意到,“在法國圈子里,‘英國的’是一貶義詞。”[8]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家對心理分析和后結構主義,尤其是拉康式的新心理分析理論和德里達的解構主義,表現出一種特殊的親切。這可能與法國的具體國情有關。
  其一,有些法國婦女組織在一建立時便與心理分析發生了聯系。1968年的五月革命,使法國婦女有了第一次政治覺醒,至當年秋出現了幾個激進的婦女組織,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心理分析與政治”(psychet po),中堅人物是安托萬內特·富格和埃萊娜·西蘇,財神爺是西爾維亞·鮑森納。該組織一開始就與心理分析結下了不解之緣。她們說:“現有的討論性欲的唯一話語就是心理分析話語。”[9]
  其二,1968年后,巴黎知識界出現了一股心理分析熱。依據謝麗·特克爾所見,法國出現心理分析文化是在革命左派崩潰后。“人們……現在轉向心理分析思想,以求解釋所發生的事情。”[10]70年代初,拉康作了一系列講座,其方式和影響可謂前所未有。或許正是拉康的心理分析促使法國女權主義運動由具體的政治目標轉向更抽象的女性理論化。
  其三,從歷史上說,法國婦女的創作傳統比英美弱。英國19世紀就有婦女創作傳統,有些女作家已進入文學神殿(如奧斯汀,勃氏姐妹,艾略特)。美國19世紀也出現女作家作品列入暢銷書的現象(雖受到男性同行的貶低但卻不可忽視)。法國在本世紀前半葉未曾見有杰出的女作家,沒有伍爾夫,沒有格特魯德·斯泰因。西蒙·德·鮑娃成就雖顯赫,但她在《第二性》中卻悲傷婦女作品(包括她自己的)沒有真正的放肆膽量,就毅力和自信來說,較之斯泰因遜色得多。再者,法國的婦女運動與美國的亦有不同,法國婦女直到1946年還無選舉權。這些歷史上的原因,迫使法國女權主義者去利用剛在法國出現的拉康式心理分析和德里達式的解構主義。可以說,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在時間上是與它們同步的。
  法國女權主義自視“清高”,不屑于美國女權主義者的實用主義、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法國的四大女權主義批評家克麗斯蒂娃、伊麗嘉蕾、西蘇和莫娃雖都承認婦女要有實際政治運動,但其思維卻主要停留在心理文學試驗領域。克麗斯蒂娃認為在文本中超越象征便意味政治反抗。西蘇堅持主體性改造必須先于社會改造。事實上西蘇反對將女權主義看作與男人的運動相似,認為追求權力實際是模仿而不是超越陽物中心秩序。伊麗嘉蕾也認為婦女必須能欣賞自己作為女人的快樂,應把此快樂看作女性自我意識的起點。莫娃意識在理論上與西蘇和伊麗嘉蕾有所對立,提出從政治上解構“婦女”一詞本身,但在創造什么樣的女性本體問題上,她卻想到女性同性戀,并創造了女同性戀史詩《女游擊隊員》。實際上,莫娃在想象性文本的創作中,對形式和主題的關注與這幾位有許多相同之處。
  法國女權主義熱衷于批評理論,為此人們有時用“法國性”(Frenchness)來指稱它的這一特點。構成這種“法國性”的是新心理分析學說和后解構主義理論。安·羅莎琳德·瓊斯在《刻畫女子氣質:法國女性理論》一文中,歸納了四種法國女權主義批評模式:1.解構主義;2.聆聽沉默;3.解碼女性符號;4.文體政治。[11]實際上這四種模式都逃不出心理分析和解構主義的范疇,都是運用這兩種理論圍繞著語言這一核心,來批評陽物中心論。
   二、現實主義的與現代、后現代主義的
  美、法女權主義者在文學觀點上也存在著分歧。
  美國女權主義者相信語言能反映現實,因此她們熱衷于“生活的真實寫照”和“現實主義”女性人物描寫,崇尚作為文學形式的現實主義。米勒特在《性政治》中分析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人物時,理論的立足點就是語言對應于現實,人物對應于作家。她忽略了文學作品的虛構本質,為此受到科拉·凱普蘭的批評。凱氏指責她將作者與小說中的主人公等同起來,把小說人物讀作真實的歷史人物,視文學一向為作者意識的有意識表述。[12]吉伯爾特和格巴也有這種傾向。[13]
  肖沃爾特也未擺脫現實主義的文學觀。其一,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她將分析的重點放在現實主義作品里。其二,她提出的“雌性批評”(gynocriticism)的基礎,是假定文本與生活不可分割,二者是模仿與被模仿的關系。依據瑪麗·伊格爾頓的見解,“雌性批評閱讀最流行的讀法是從現實到作者到讀者再到現實:在作者的文本中有一作者理解并真實描寫的客觀現實;讀者欣賞文本的可靠性,并將它聯系于自己對生活的理解。”[14]
  法國女權主義者受到后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認為語言的意義不能確定,它不能反映客觀世界;現實只是一種“虛構物”。針對雌性批評,法國女權主義者阿莉絲·加丁恩提出“女性分析”(gynesis)的概念。它描述的是女人即女性藉以被發現和表達的過程。瑪麗·伊格爾頓就雌性批評和女性分析了精辟的比較和分析,并認為它們各自反映了英美和法國女權主義批評的區別。[15]我們試將這些區別列表如下:
  雌性批評
  1.相信作為文學形式的現實主義,關注“生活之真”;
  2.相信可以控制作者;
  3.女性經驗是真實的試金石
  4.作者、人物、讀者可在女性意義的探索中結成同盟;
  5.強調“婦女”,視其為真實的生物實體;
  6.解放即是發現人的真實自我。
  女性分析
  1.堅持現實是一“虛構物”,關注本文意義的自由玩弄;
  2.作者已死;文本萬歲;讀者萬歲;
  3.不追求女性經驗敘述,強調女性欲望;
  4.不特別強調女性作者和女性人物,崇尚先鋒派敘述結構;
  5.強調“女人”,視其為一“寫作效果”而不是一個人;
  6.解放是放棄一個(人的)真實自我。
  在這里,我們的確看到美、法女權主義者“不是相互對話,而是各說各的一套”。
  在討論這二者的區別時,似應提及肖沃爾特和莫娃在解讀弗吉尼亞·伍爾夫時的分岐,因為伊格爾頓認為二者的分歧“可看作一場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間的爭論。”[16]
  伍爾夫在《自己的房間》里不僅討論了婦女成為作家的物質條件,而且也討論了其心理條件。她認為心靈像身體一樣,也有兩個性別,心靈的正常和舒適狀態是最有益于創作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心靈中的男女性兩個方面是“和睦相處的”。她說:“在男人的心靈中,男人管束女人;在女人的心靈中,女人統轄男人。正常和舒適狀態存在之時,亦是二者和睦相處、精神互相合作之時。如果一方為男人,心靈的女人部分必須仍有作用;而一個女人也必須與她身上的男人交合。”[17]伍爾夫由此得出結論:偉大的藝術家都有一顆雙性同體心靈。她認為莎士比亞是這樣的,濟慈、斯泰因、庫伯、柯勒律治也是。”人必須是女化的男性(woman—manly)或男化的女性(man—womanly)。”[18]
  肖沃爾特對伍爾夫的這種雌雄同體見解不滿。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她用一章的篇幅來陳述自己的看法。她認為伍爾夫的見解是種逃避主義,不足以解決性政治問題。她說:“雌雄同體是幫助她逃避她自己的痛苦女性、使她能扼殺和壓抑其憤怒和抱負的神話。”[19]“雙性同體心靈……是理想藝術家的烏托邦投影。”[20]此外,肖沃爾特對伍爾夫在書中運用的創作技巧(重復,夸張,滑稽模仿,怪誕,多重視角)亦大為不然,視此書“極端的非人格”,“躲躲閃閃,戲語連篇”,盡和讀者“玩游戲”。
  然而莫娃的見解卻與肖沃爾特的迥然有異。莫娃認為肖沃爾特之所以對此不以為然,乃是因為她覺得“伍爾夫的作品不斷地逃避批評家的觀點,總是拒絕固定在一個統一的視角上”,“相信文本應該反映作者的經驗,而且讀者越感到經驗真實,文本就越有價值”。[21]莫娃覺得肖沃爾特的這些觀點是傳統的人文主義的表現,而這便意味著肖氏未能看清傳統人文主義“事實上是父權意識的一部分,在其中心,立著一個天衣無縫的統一自我——無論是個人的或集體的——這自我通常被稱作‘男人’……這個統一自我,事實上是陽物自我。”[22]顯然,莫娃是從另一角度解讀伍爾夫的。
  首先,莫娃認為伍爾夫實踐的是“一種我們可稱作‘解構’的創作形式”。在這種實踐中,伍爾夫“揭露了語言拒絕固定于底層的基本意義”。因此伍爾夫文本的飄忽不定,視角的重疊多變,均可看作,“拋棄了支撐父權意識的形而上唯實論”。[23]顯而易見,莫娃的這種解讀方式是德里達解構理論的具體運用。德里達把語言的構成看作是意義的無窮遲延,把對意義的基本絕對穩定的追求視作形而上學。既然能指可自由玩弄,意義就不可能有最終的統一。
  其次,莫娃認為伍爾夫懷疑人文主義的本體觀。她列舉兩個事實來說明伍爾夫在本體觀上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影響。一是伍爾夫夫婦創辦的出版社出版過弗氏的著作,一是1939年弗氏到倫敦時,伍爾夫去拜會過他。同時,莫娃引證克麗斯蒂娃的理論,來說明伍爾夫拒絕所謂理性的或說合邏輯的創作形式乃是對象征語言的“突破”,而她的雌雄同體觀則旨在解構男性/女性二元對立。由此可見,莫娃的解讀方式是完全對立于肖沃爾特的。正如伊格爾頓所言:“肖沃爾特發現瑕疵的地方莫娃卻發現了優點;肖沃爾特看作回避公開作出政治承諾的東西莫娃卻視為革命實踐的潛能;肖沃爾特相信伍爾夫多重人格的運用意味著拒絕面對現實,而莫娃卻歡迎伍爾夫樂于徹底破壞一元自我觀即西方男權人文主義的中心觀念。”[24]
  關于美、法女權主義批評在文學觀上的分歧,吉伯爾特和格巴在《鏡與妖:對女權主義批評的反思》一文中亦有論述。[25]她們以“鏡”與“妖”來分別比擬美、法女權主義批評。她們認為高舉“鏡子”的女權主義批評家是理性的,依賴著“經驗主義”,“常常根據文學‘是客觀和事件的反映’這種假設來工作,其所提出的工程“無論怎樣都具有政治性,所以它們有時也并非完美無缺”,這是“因為當描述的鏡子變成了規定行動的工具之時,……批評家能在鏡中看到的只是她所想看到的東西。”而實踐女妖藝術的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家的假設與鏡子派批評家迥然不同。她們“更激進、更浪漫”,“不認為闡釋文學文本是批評家應參與的政治活動”,主張“文學不是經驗的再現”。她們崇尚女性欲望,視欲望為力量的源泉和分析的主題。為了把“女性”從父權制束縛中解脫出來,她們提出“女性寫作”(西蘇語)或“女性語言”(伊麗嘉蕾語)或“詩歌語言革命”(克麗斯蒂娃語),將女性主體性置于文本、性欲或符號序中。
   三、尋求單一女性主體與肯定多元婦性主體
  何謂女性本體(identity)?它存于何處?對于這些問題,美、法女權主義者往往因其所立的角度不同而得出的答案亦有異。
  尋求本體,實際就是解答“我是誰?”這個問題,也就是尋求主體(subject)。那么主體是什么呢?
  在哲學的認識論中,主體被看作現象客體的對立面,是感覺或意識之總和。對客觀世界的解釋、知覺、認識都取決于主體,因而客觀世界的意義也依賴于主體。因此,主體成了構成現象世界的復雜而又統一的場所。這里,主體與客體并存,但主體卻又是一,是客體的操縱者,是意義與行為的發生地。這是一個獨尊的、統一的單一主體。這是種人文主義主體觀。當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時,他運用的就是這種人文主義的見解,把本體和存在(being)視作個人存在的相互依賴的因素,將個人視作意義之源的統一控制中心。
  但還有一種主體性見解。它與上述的人文主義主體觀相對立;它解除個人(或說主體)中心,因它否認個人先于語言而存在并把握著語言,相反卻認為主體乃因語言而確立。因此在這種主體性見解中,主體是一構造物(made),沒有中心,可被改造;它不穩定,是一失去中心的主體(decentered subject)。例如,在拉康的分析中,主體的形成要經歷幾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嬰兒不分自我與其他,這是拉康稱作“想象的”存在狀態,沒有中心自我,不區別主體與客體。第二階段是“鏡子”階段。嬰兒在此階段仍處于這種“想象的”存在階段,但已開始將某一整體(unity)投進鏡子(不必為真實的鏡子)中破碎的自我意象,制造了一個“自我”。當嬰兒見到鏡中的映象時,他或她就意識到注視的“我”與被注視的“我”間存在一種分裂,因為映出的他(other)看起來有個整體并能控制自己,而注視的“我”卻沒有。但他或她見到的意象仍部分是想象的。最后一個階段是嬰兒進入語言的階段。嬰兒一旦進入語言便確定其在象征序的主體位置。在這個序里,主體既在語言中產生同時又受制于(subjected)先于其存在的象征法律。由于主體是在語言中產生的,所以它既依賴于(在鏡子階段實現的自我和其他的)差異,又依賴于進入語言內的“我”的位置。所以拉康認為主體概念是通過“我”與“非我”的區分產生的。拉康在這三階段中劃分的想象序和象征序,對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家影響極大,尤其是對克麗斯蒂娃。
  從整體上看,美國女權主義所持有的是人文主義的主體觀。在討論女性主體性時,她們強調婦女經驗和女體主體。一方面,她們猛烈地抨擊男性文學標準,認為它既拒絕又不能表現婦女經驗;另一方面,她們又崇尚婦女作品,認為婦女作品至少是表現或探索女性經驗和本體的場所。長期以來,婦女不僅在政治、經濟而且在語言、文學領域受男性剝削、壓迫,被男性客體化、邊緣化。婦女要抵御這種剝削、壓迫和邊緣化,要改變自己無史、被湮沒的現象,就要確立自己的本體。為此女權主義批評家做了兩方面的工作:1.要求建立婦女文學傳統以填補父權傳統和歷史的缺口;2.鼓勵婦女積極利用當今的社會結構以確保新發掘的婦女傳統不僅能延續不已而且能對父權結構產生持續影響。[26]可以說,米勒特、肖沃爾特、吉爾伯特和格巴所做的工作都屬這個范圍。她們似乎想說明:女性經驗等同于女性本體,或者女性主體對位于女性經驗。她們的推理似乎很簡單:女性無史(即看不見,無本體),要建立女性歷史就要強調女性經驗,因為女性經驗是男性所沒有的,是男性無法表現的,是被男性歪曲、壓制的,所以穩定了女性經驗就穩定了一個空間,一個女性可立于其中的空間,一個女性主體藉以棲居的空間。
  法國女權主義者所持有的是上述的第二種主體觀。她們認為女性主體是變化的,不連貫、不穩定和不統一的,婦女要肯定女性本體首先需要具體研究產生本體意識的特定條件以及確立主體的種種基本條件。而她們切入問題的角度主要是心理分析和解構主義。
  德里達認為西方形而上學話語的基礎是構造了一個幻想的至尊主體,把男人理想化。哲學伊始,人類就把自己視作認識論的中心參照點,而認識論就是建立在一套等級對立之上的。在這種二元對立中,男人向來居于受崇地位,男人與自我、主體、出場、法律相同一,女人卻處于劣勢,與其他、缺場、混亂相同一。解構主義旨在暴露和解構這種對立,視解構這種形而上邏輯為其最終目的。我們前面提到的四位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家都受到拉康的心理分析和德里達的解構理論的影響,尤其是西蘇、伊麗嘉蕾和克麗斯蒂娃。她們提出一個理想王國,一個太初女性空間,這空間與母親之聲聯結在一起,脫離了象征序、性別角色、其他性和父親法律。西蘇就相信這個理想王國因有母親之聲而成了一切女性創作的源泉,為此她發布“女性寫作”宣言《美杜莎的笑》,號召婦女用“身體”寫作,表現女性力比多和無意識。在《出擊》一文中西蘇直接運用德里達的解構理論,批評男尊女卑的二元對立。她說:“哲學、文學、陽物中心主義之間存在一內在聯系。哲學本身即以貶低女人開始。將女性秩序置于男性秩序之下,似乎是這部機器運轉的條件。”[27]她認為男人也有女性氣質,女人也有男性氣質,所以“差異自然不能依據社會確定的性別來劃分。”[28]“差異最為明顯的地方是性快樂層次。”[29]因此要解構陽物中心主義就要有一真正的性欲解放,即改變婦女與自己身體以及男人身體的關系,落實到文學上,就是要創作女性文本。
  伊麗嘉蕾也描寫這種烏托邦式的女性空間。她企圖通過解構現實主義的思想和力倡女子氣質這一修辭范疇而非“自然”范疇,來創造一種女性語言。在《窺見另一婦女》一書中,她提出什么是女子氣質問題。她認為弗洛伊德在分析“她如何誕生”時把婦女當作“其他”,當作一個有別于正常“主體”的異體。伊麗嘉蕾指出弗氏的主體觀包含的思想是女子氣質只可在俄狄浦斯階段見到,在此之前任何“主體”都是男性的。她戲謔地問:弗洛伊德怎么沒想到子宮妒忌或乳房妒忌?[30]在她看來,男性話語范圍里不會有女性主體,因為這種話語像男性性欲一樣,是線性的,單一的,不能具體表現女子氣質。女人若在這樣的話語中說話,要么是跟著男人鸚鵡學舌,要么只作為一個沒有具相的“主體”。因此,女人要講話,要改變父權制,必須先有自己的具體本體感。就此,伊麗嘉蕾提出這本體可以從身體的具性中獲取。顯然,伊麗嘉蕾將女性本體放在女性身體的具性即女性性欲里。
  克麗斯蒂娃就是這一烏托邦空間說得更清楚。她明確將它定在想象序即符號序里。這是她擴展拉康的象征序的區別的結果。克麗斯蒂娃認為象征序將陽物視作父權法律的表現,這一法律統治了人類社會。想象序卻是母親序(她稱之為符號序),聯結于兒童全身流動的口腔、肛門驅力。這些驅力的沖動都聚集在她稱作“考拉”的地方。當后來因閹割情結使然,兒童確定其在象征序中的位置時,考拉內的東西受到壓抑,但其影響卻可通過節奏、聲調等在語言話語中辨析出來。這些驅力像語言,但還未整理成語言。它們是“符號”材料,要讓這材料成為“象征的”,必須要使它們穩定,而這就涉及壓抑這些流動的、有節奏的驅力。由于這些心理和生理驅力是在俄狄浦斯情結前產生的,所以它們與母親的身體有聯系,故而“符號的”就必然與女性身體發生聯系,而“象征的”則與父親法律發生關系。這樣,女人便成了“其他”,立于象征序之外;她成了先于話語的沉默。另一方面,由于俄狄浦斯情結之前兒童沒有性別意識,所以“符號的”又不為女人所獨有。克麗斯蒂娃分析了先鋒派作家,認為他們進入的是符號序,洛特雷阿蒙和馬拉梅等人的現代主義詩歌,構成了一個“革命性的”創作形式。[31]這種現代主義詩歌因其承轉意外,斷行少句,不落俗套,缺乏邏輯結構而威脅著“講話人”與讀者的統一主體性,“主體”便不再被看作是意義之源,因而可能“擴散”,不具統一性。因此可以說,克麗斯蒂娃將女性本體放在符號序里,并將先鋒派式的文本視作其具體表現方式。
  綜述三位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家的觀點,我們可以認為主體在法國女權主義者眼里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位置,而且由于這位置是由語言(或文本)構成的,故而它是不穩定的,非統一的。
  謝莉爾·B·托斯尼曾將女權主義批評比喻為“花被褥”。[32]構成這“花被褥”的是批評方法上的多元: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黑人的,女同性戀的……美法女權主義批評只不過是其中之兩元,所以它們間的分歧是在摧毀父權統治的大前提下批評方法、切入問題的角度以及借鑒的理論的不同而已,不足為怪。女權主義作為一個自覺的女權主義意識的活動,是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正因為是前所未有,它才沒有現成的理論與方法可直接運用于自己的目的;它需要“拿來”并加以鑒別,這是一個摸索著前進的過程。美、法女權主義批評存在的分歧正是這個過程的一個具體表現。“鏡”未必能照出全貌,“妖”亦未必能惑人耳目。它們各有所見與未所見,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二者的分歧是仁與智的分歧,二者的撞擊是仁與智的撞擊。這種撞擊不會消弱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相反卻只會增長其生命力。“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注釋:
  [1]伊萊恩·肖沃爾特:《女權主義和文學》,載彼特·科利爾等主編:《當今文學理論》,政體出版社1990版,179頁。
  [2]德博拉·卡梅倫主編:《女權主義的語言批評》,Routledge,1990,44頁。
  [3]德博拉·卡梅倫主編:《女權主義的語言批評》,Routledge,1990,52頁。
  [4]瑪麗·伊格爾頓主編:《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2頁。
  [5]瑪吉·漢姆:《女權主義批評:作為當代批評家的婦女》,圣馬丁出版社1986年版,28-33頁。
  [6]參見赫斯特·艾森斯坦:《當代女權思潮》,G.K.Hall & Co.,1983,35頁。
  [7]蓋爾加·凱尼恩:《描寫婦女:當代婦女小說家》,冥王星出版社1991年版,5頁。
  [8]伊萊恩·肖沃爾特:《女權主義和文學》,載彼特·科利爾等主編:《當今文學理論》,政體出版社1990版,181頁。
  [9]伊萊恩·肖沃爾特:《女權主義和文學》,載彼特·科利爾等主編:《當今文學理論》,政體出版社1990版,184頁。
  [10]伊萊恩·肖沃爾特:《女權主義和文學》,載彼特·科利爾等主編:《當今文學理論》,政體出版社1990版,185頁。
  [11]載蓋爾·格林等主編:《制造差異:女權主義文學批評》,Methuen,1985,96-106頁。
  [12]見科拉·凱普蘭:《激進女權主義和文學:重新思考米勒特的性政治》,載伊格爾頓論文集,157-170頁。
  [13]瑪吉·漢姆:《女權主義批評:作為當代批評家的婦女》,圣馬丁出版社1986年版,62頁。
  [14]瑪麗·伊格爾頓主編:《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9頁。
  [15]瑪麗·伊格爾頓主編:《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9-11頁。
  [16]瑪麗·伊格爾頓主編:《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11頁。
  [17]羅伯特·康·戴維斯等主編:《當代批評與理論》,朗曼出版社1989年版,616頁。
  [18]羅伯特·康·戴維斯等主編:《當代批評與理論》,朗曼出版社1989年版,619頁。
  [19]伊格爾頓論文集,25頁。
  [20]伊格爾頓論文集,30-31頁。
  [21]托里爾·莫娃:《性欲/文本政治》,載伊格爾頓論文集,39-40頁。
  [22]托里爾·莫娃:《性欲/文本政治》,載伊格爾頓論文集,43頁。
  [23]托里爾·莫娃:《性欲/文本政治》,載伊格爾頓論文集,44頁。
  [24]瑪麗·伊格爾頓主編:《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18頁。
  [25]拉夫爾·科恩主編:《文學理論的未來》,程錫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177-209頁。
  [26]見鮑爾·史密斯:《洞察主體》,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135頁。
  [27]戴維·洛奇:《現代批評與理論》,朗曼出版社1988年版,289,291頁。
  [28]戴維·洛奇:《現代批評與理論》,朗曼出版社1988年版,289,291頁。
  [29]戴維·洛奇:《現代批評與理論》,朗曼出版社1988年版,289,291頁。
  [30]見鮑爾·史密斯:《洞察主體》,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142頁。
  [31]托里爾·莫娃:《性欲/文本政治》,載伊格爾頓論文集,45頁。
  [32]謝莉·B·托斯尼:《批評的花被褥》,載阿特金斯主編:《當代文學理論》,麥克米蘭出版社1989年版,180-191頁。
  
  
  
國外文學京20-26J4外國文學研究胡全生19971997 作者:國外文學京20-26J4外國文學研究胡全生19971997
2013-0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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