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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大學一解
梅貽琦大學一解
梅貽琦     阅读简体中文版

原載《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制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則文明人類之經驗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類之生活要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個人,曰社會。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學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歷史,其目的雖鮮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試一探究,則知其本源所在,實為希臘之人生哲學,而希臘人生哲學之精髓無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yself)。此與我國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嘗有異致?孔子于《論語·憲問》曰,“古之學者為己”。而病今之學者舍己以從人。其答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進而曰,“修己以安人”,又進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無它,即學問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獲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則又明示修己為始階,本身不為目的,其歸宿,其最大之效用,為眾人與社會之福利,此則較之希臘之人生哲學,又若更進一步,不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為己足也。

  及至大學一篇之作,而學問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見顯著。《大學》一書開章明義之數語即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論其目,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屬明明德;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屬新民。《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知類通達,強立不反二語,可以為明明德之注腳;化民成俗,近悅遠懷三語可以為新民之注腳。孟子于《盡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茍子論“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圍,而其泛論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規律,亦無非闡發新民二字之真諦而已。總之,儒家思想之包羅雖廣,其于人生哲學與教育理想之重視明明德與新民二大步驟,則始終如一也。

  今日之大學教育,驟視之,若與明明德、新民之義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則可知今日大學教育之種種措施,始終未能超越此二義之范圍,所患者,在體認尚有未盡而實踐尚有不力耳。大學課程之設備,即屬于教務范圍之種種,下自基本學術之傳授,上至專門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課程以外之學校生活,即屬于訓導范圍之種種,以及師長持身、治學、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舉措,茍于青年不無幾分裨益,此種裨益亦必于格致誠正之心理生活見之。至若各種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程之設置,學生課外之團體活動,以及師長以公民之資格對一般社會所有之努力,或為一種知識之準備,或為一種實地工作之預習,或為一種風聲之樹立,青年一旦學成離校,而于社會有須貢獻,要亦不能不資此數者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學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則所謂體認未盡實踐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謂明德,所謂己,所指乃一人整個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謂整個之人格,即就比較舊派之心理學者之見解,至少應有知、情、志三個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則不然,大學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僅屬知之一方面而已,夫舉其一而遺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極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論之,目前教學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擴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礎為好奇心與求益心,故貴在相當之自動,能有自動之功,所能收自新之效,所謂舉一反三者;舉一雖在執教之人,而反三總屬學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學,恐灌輸之功十居七八,而啟發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義,釋以今語,即為自我之認識,為自我知能之認識,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學子亦不易為之,故必有執教之人為之啟發,為之指引,而執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盡,過此即須學子自為探索;非執教者所得而助長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論語》謂之善誘,《學記》謂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誘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學中之教學方法,即僅就知識教育言之,不逮尚遠。此體認不足實踐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與情緒二方面,既為尋常教學方法所不及顧,則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為教師之樹立楷模,二為學子之自謀修養。意志須鍛煉,情緒須裁節,為教師者果能于二者均有相當之修養工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與以自然之流露,則從游之學子無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謂身教,所謂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為此兩方面之品格教育,而與知識之傳授不相干也。洽學之精神與思想之方法,雖若完全屬于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實則與意志之堅強與情緒之穩稱有極密切之關系;治學貴謹嚴,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堅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辦。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則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根于心者,修養之實,曰生于色者,修養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設學子所從游者率為此類之教師再假以時日,則濡染所及,觀摩所得,亦正復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學記》所稱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試問今日之大學教育果具備此條件否乎?曰否。此可與三方面見之。上文不云乎?今日大學教育所能措意者僅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為教師者果能于一己所專長之特科知識,有充分之準備,為明晰之講授,作盡心與負責之考課,即已為良善之教師,其于學子之意志與情緒生活與此種生活之見于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歷年既久,相習成風,即在有識之士,亦復視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種責任完全諉諸他人,曰“此乃訓育之事,與教學根本無干。此條件不具備之一方面也。為教師者,自身固未始不為此種學風之產物,其日以孜孜者,專科知識之累積而已,新學說與新實驗之傳習而已,其于持志養氣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嘗一日講求也;試問己所未能講求或無暇講求者,又何能執以責人?此又一方面也。今日學校環境之內,教師與學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習慣與時尚,舍教室中講授之時間而外,幾于不相謀面,軍興以還,此風尤甚;即有少數教師,其持養操守足為學生表率而無愧者,亦猶之櫝中之玉,斗底之燈,其光輝不達于外,而學子即有切心于觀摩取益者,亦自無從問徑。此又一方面也。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系,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此則于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至學子自身之修養又如何?學子自身之修養為中國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學之重心所寄。《大學》八目,涉此者五,《論語》、《中庸》、《孟子》所反復申論者,亦以此為最大題目。宋元以后之理學,舉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學耳;其派別之分化雖多,門戶之紛呶雖甚,所爭者要為修養之方法,而于修養之必要,則靡不同也。我儕以今日之眼光相繩,頗病理學教育之過于重視個人之修養,而于社會國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養性幾不復為入德育才之門,而成遁世避實之路。然理學教育之所過即為今日學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學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為個人之修養,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別言之:

  一曰時間不足。今日大學教育之學程太多,上課太忙,為眾所公認之一事,學生于不上課之時間,又例須有多量之“預備”功夫,而所預備者又不出所習學程之范圍,于一般之修養邈不相涉。習文史哲學者,與修養功夫尚有幾分關系,其習它種理實科目者,無論其為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猶木工水作之習一藝耳。習藝愈勤去修養愈遠。何以故?曰,無閑暇故。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系之復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節取而有所發明,對復雜繁變者宜如何應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閑暇不為也;人生莫非學問也,能自作觀察、欣賞、沉思、體會者,斯得之。今學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過此種種自修功夫之資料之補助而已,門徑之指點而已,至若資料之咀嚼融化,門徑之實踐以致于升堂人室,博者約之,萬殊者一之,則非有充分之自修時間不為功。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則咀嚼之時間,且猶不足,無論融化,粗識門徑之機會猶或失之,姑無論升堂人室矣。

  二曰空間不足。人生不能離群,而自修不能無獨,此又近頃大學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學》一書嘗極論毋自欺,必慎獨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難,與人相處而慎易,獨居而慎難。近代之教育,一則曰社會化,再則曰集體化,卒裹Z舍悉成營房,學養無非操演,而慎獨與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乃僅就智識之切磋而為言者也;至情緒之制裁,意志之磨勵,則固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勵,示鑒戒而已。自“慎獨”之教亡,而學子乃無發有“獨”之機會,亦無復作“獨”之企求;無復知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適當之分寸,浸假而無復和情緒制裁與意志磨練之為何物,即無復和《大學》所稱誠意之為何物,充其極,乃至于學問見識一端,亦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力排眾議。晚近學術界中,每多隨波逐浪(時人美其名曰“適應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由來有漸,實無足怪。大學一書,于開章時闡明大學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今日之青年,一則因時間之不足,再則因空間之缺乏,乃至數年之間,竟不能如怕黃鳥之得一丘隅以為休止。休止之時地既不可得,又遑論定、靜、安、慮、得之五步功夫耶?此深可慮而當亟為之計者也。

  三曰師友古人之聯系之闕失。關于師之一端,上文已具論之,今日之大學青年,在社會化與集體生活化一類口號之空氣之中,所與往還者,有成群之大眾,有合夥之伙伴,而無友。曰集體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體,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體,于是人我相與之際,即一言一動之間,亦不能不多所諱飾顧忌,馴至舍寒喧笑謔與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來。此目前有志之大學青年所最感苦悶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聞見,而輔仁進德者也,個人修養之功,有恃于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賴于友朋之督勵者亦半;今則一己之努力既因時空兩間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論,而求友之難又如此,以何怪乎成德達材者之不多見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論,后人有尚友之錄,其對象皆古人也。今人與年齡相若之同學中既無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猶可于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苦不易。史學之必修課程太少,普通之大學生往往僅修習通史一兩門而止,此不易一也。時人對于史學與一般過去之經驗每不重視,甚者且以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殺已往,而創造未來,前人之言行,時移世遷,即不復有分毫參考之價值,此之易二也。即在專考史學之人,又往往用純粹物觀之態度以事研究,馴至古人之言行舉措,其所累積之典章制度,成為一堆毫無生氣之古物,與古物物學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無殊,此種研究之態度,非無其甚大之價值,然設過于偏注,則史學者與人生將不復有所聯系,此不易三也。以上三端,所論皆為明德一方面之體認未盡與實踐不力,然則新民一方面又如何?大學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為大學生新民工作之準備;二為大學校對社會秩序與民族文化所能建樹之風氣。于此二端,今日之大學教育體認亦有未盡,而實踐亦有不力也。試分論之。
 
  大學有新民之道,則大學生者負新民工作之實際責任者也。此種實際之責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準備,相當之實驗或見習,而大學四年,即所以為此準備與實習而設,亦自無煩贅說。然此種準備與實習果盡合情理乎?則顯然又為別一問題。明德功夫即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準備,而此則已大有不能盡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論之矣。然準備之缺乏猶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動稱通與專之二原則。故一則曰大學生應有通識,又應有專識,再則曰大學卒業之人應為一通才,亦應為一專家,故在大學期間之準備,應為通專并重。此論固甚是,然有不盡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論亦固可以略救近時過于重視專科之弊,然猶未能充量發揮大學應有之功能。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于新民之效。夫社會生活大于社會事業,事業不過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謂全部人生寄寓于事業也。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此通專并重未為恰當之說也。大學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間,而既須有通識之準備,又須有專識之準備,而二者之間又不能有所軒輊,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況中資以下乎?并重之說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專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說又窒礙難行,則通重于專之原則尚矣。

  難之者曰,大學而不重專門,則事業人才將焉出?曰,此未作通盤觀察之論也,大學雖重要,究不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雖為大學應有之任務,而造就專才則固別有機構在。一曰大學之研究院。學子即成通才,而于學問之某一部門,有特殊之興趣,與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將以研究為長期或終身事業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級之專門學校。藝術之天分特高,而審美之興趣特厚者可入藝術學校,軀干剛勁,動作活潑,技術之智能強,而理論之興趣較薄者可入技術學校。三曰社會事業本身之訓練。事業人才之造就,由于學識者半,由于經驗者亦半,而經驗之重要,且在學識之上,尤以社會方面之事業人才所謂經濟長才者為甚,尤以在今日大學教育下所能產生之此種人才為甚。今日大學所授之社會科學知識,或失之理論過多,不切實際,或失諸憑空虛構,不近人情,或失諸西洋之資料太多,不適國情民性;學子一旦畢業而參加事業,往往發見學用不相呼應,而不得不于所謂“經驗之學校”中,別謀所以自處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則泰半自經驗之學校得來,而與所從卒業之大學不甚相干,以至于甚不相干。始恍然于普通大學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過一出身而已,一資格而已。

  出身誠是也,資格亦誠是也。我輩從事大學教育者,誠能執通才之一原則,而曰,才不通則身不得出,社會亦誠能執同一之原則,而曰,無通識之準備者,不能取得參加社會事業之資格,則所謂出身與資格者,固未嘗不為絕有意識之名詞也。大學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從事于新民而已矣,夫亦豈易言哉?不論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向其通識之有無多寡,而但以一紙文憑為出身之標識者,斯失之矣。

  通識之授受不足,為今日大學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漸為有識者所公認,然不足者果何在,則言之者尚少。大學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據通之原則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則其所據為專之原則。通則一年,而專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顯而易見者。今日而言學問,不能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分;曰通識者,亦曰學子對此三大部門,均有相當準備而已,分而言之,則對每門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則于三者之間,能識其會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類之多,歷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此則所謂通也。今學習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許其進入專門之學,于是從事于一者,不知二與三為何物,或僅得二與三之一知半解,與道聽途說者初無二致;學者之選習另一部門或院系之學程也,亦先存一“限于規定,聊復選習”之不獲已之態度,日久而執教者亦曰,聊復有此規定爾,固不敢從此期學子之必成為通才也。近年以來,西方之從事于大學教育者,亦嘗計慮及此,而設為補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為展緩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學年始分者;二為第一學年中增設“通論”之學程。竊以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頗有可供攻錯之價值;可為前途改革學程支配之張本。大學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為粗制濫造之專家乎,抑為比較周見洽聞,本末兼賅,博而能約之通士乎?胥于此種改革卜之矣。大學亦所以新民,吾儕于新民之義誠欲作進一步之體認與實踐,欲使大學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擾民之實,亦胥以此種改革為入手之方。

  然大學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學生成與參加事業而始見也。學府之機構,自身亦正復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學嚴然為一方教化之重鎮,而就其聲教所暨者言之,則充其極可以為國家文化之中心,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之匯點(近人有譯英文Focus一字為匯點者,茲從之)。即就西洋大學發展之初期而論,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初年,歐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運動焉,而此三大運動者均自大學發之。一為東西兩教皇之爭,其終于平息而教權復歸于一者,法之巴黎大學領導之功也;二為魏克文夫(Wyclif)之宗教思想革新運動,孕育而擁護之者英之牛津大學也;三為郝斯(John Hus)之宗教改革運動,率與惠氏之運動均為十六世紀初年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聲,而孕育與擁護之者,布希米亞(戰前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學也。

  間嘗思之,大學機構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蓋又不出二途。一曰為社會之倡導與表率,其在平時,表率之力為多,及處非常,則倡導之功為大。上文所舉之例證,蓋屬于倡導一方面者也。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養與簡練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憑藉。表率之效之憑藉為師生之人格與其言行舉止。此為最顯而易見者。一地之有一大學,猶一校之有教師也,學生以教師為表率,地方則以學府為表率,古人謂一鄉有一善士,剛一鄉化之,況學府者應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乎?設一校之師生率為文質彬彬之人,其出而與社會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師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認之事物為語默進退之間所自然流露之一種風度,則始而為學校環境以內少數人之所獨有者,終將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為一種風氣;教化云者,教在學校環境以內,而化則達于學校環境以外,然則學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學生出校而始見也明矣。

  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憑藉者又為何物?師生之德行才智,圖書實驗,大學之設備,可無論矣。所不可不論者為自由探討之風氣。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也。”此語最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今語釋之,即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頗有以自由主義為詬病者,是未察自由義主義之真諦者也。夫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蕩放主義(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或樂利的個人主義,亦截然不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蕩放之實者,斯病矣。大學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則有博約之原則在,以言情,則有裁節之原則在,以言志,則有持養之原則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則蕩放之弊又安從而乘之?此猶僅就學者一身內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則與此種事業最有關系之大學教育,與從事于此種教育之人,其所以自處之地位,勢不能不超越幾分現實,其注意之所集中,勢不能為一時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勢不能為若干可以計日而待之近功。職是之故,其“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思,其“無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盡合時宜,乃或不合于將來,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進步之機緣,胥于是啟,而親民之大業,亦胥于是奠其基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至善之界說難言也,姑舍而不論。然明明德與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難了解而實行者。然洵如上文所論,則今日之大學教育,于明明德一方面,了解猶頗有未盡,踐履猶頗有不力者,而不盡不力者,要有三端,于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盡力者要有二端。不盡者盡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學教育之要圖也?是“大學一解”之所為作也。

 

梅貽琦《大學一解》疏

整理/劉定一  郭備

 

【編者按】梅貽琦先生(1889-1962)可以說是清華大學的主要奠基人,他的事跡詳見本期《封面人物》欄。《大學一解》是他在主持西南聯大常務工作期間,熬了一夜寫出要點、由清華教務長潘光旦先生代擬的文稿,發表于《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這篇文章最能集中體現清華的兩大教育理念之一——通才教育思想,今天讀來,不僅毫不過時,而且倍感親切。原文本來是用明白曉暢的淺近文言寫成的,但考慮到本刊讀者中多有不習慣這種表達方式的,所以不揣冒昧,整理成白話,且作必要的疏解。整理者把它想像成聽梅先生開講這個主題的聽講記錄,請讀者諒解由此可能造成的對作者的誤讀。

今天中國的大學教育,追溯它的源流,其實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不過大學教育的制度是一回事,大學教育的精神又是另一回事。就制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然看不到有類似的組織,但是就大學教育的精神而言,則文明人類的經驗大致相同,彼此相通。文明人類的生活無非兩大方面,一個是“己”,一個是“群”,也就是個人與社會。而教育的最大目的,無非是使社會中的“己”與其他個人所構成的“群”各得其所、和諧發展,進一步就是相互扶持,相親相愛;所以不分中外古今,教育的精神總是相通的。

西方的大學教育已有八九百年歷史,其目的雖然很少有挑明的,但我們一探究,就可以知道它的本源其實就是希臘的人生哲學,而希臘人生哲學的精髓,無非就是“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或說得古奧些,“一己之修明”而已。這和我國儒家思想“以修身為本”又何嘗有什么不同?孔子在《論語·憲問》中說,“古之學者為己”,而不滿于“今之學者為人”,舍棄自己而聽用于別人。子路問什么是君子,孔子的回答是“修己以敬”,進一步又說“修己以安人”,再進一步說“修己以安百姓”;所謂“君子”無非是學問成熟的人士,培養出這樣的人,就是教育的最大收獲了。而所謂“安人”“安百姓”,則又表明必須從修己起步,修己本身并不是目的,修身的最終歸宿、其最大的效用是為眾人與社會謀福利,這種見解比希臘的人生哲學似乎又更進了一步,不滿足于僅僅為個人理智方面的融會貫通而已。

   后來孔子的弟子曾子及曾子的門生編了一篇《大學》,學問的最后目的,最大精神,就說得更清楚了。《大學》一書開章明義幾句話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如果從接下去所分的八個條目來說,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這五條屬于“明明德”;而“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三條屬于“新民”。《學記》上說:“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知類通達,強立不反”這兩句,可以作為“明明德”的注腳;“化民易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之”這三句,可以作為“新民”的注腳。孟子在《盡心章》里也說到“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論述“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也沒有超出“明明德”的范圍,他還一般地談到群居生活的重要性,談到群居生活不能沒有規矩,也無非是闡發“新民”二字的真諦而已。總之,儒家思想包羅雖廣,但對于人生哲學與教育理想的重視“明明德”與“新民”兩大步驟,則是始終如一的。

乍一看來,今天的大學教育,似乎與“明明德”、“新民”的意思不大有關系,但如果仔細考察,就可以知道今天大學教育的種種措施,始終未能超越這兩條原則的范圍,問題在于“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認識還不足,做得還不夠——罷了。大學課程的設置,也就是屬于教務范圍的那些方面,下自基本學術的傳授,上至專門科目的研究,原本就是“格物”、“致知”的功夫,正是“明明德”的一部分。課程以外的學校生活,也就是屬于訓導范圍的那些方面,以及師長持身、治學、接物、待人的一切言行舉措,如果對于青年還有幾分益處的話,這種益處也一定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心理生活中反映出來。至于像各種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程的設置,學生課外的團體活動,以及師長以公民的資格對一般社會所有的努力,這些方面或者是一種知識準備,或者是一種實地工作的預習,或者一種風氣的樹立,青年一旦學成離校,對社會有所貢獻,基本上也不能不靠以上那些方面的貢獻。這又是大學教育對“新民”所起的作用了。

那么,所謂“體認未盡,實踐不力”又表現在哪些地方呢?“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的所謂“明德”,所謂“己”,所指的是一個人整個的人格,而不是人格的片段。所謂“整個的人格”,即使按照比較舊派的心理學者的見解,至少也應該有“知”、“情”、“志”三方面,而這三方面都有發揚光大的必要。現在卻不是這樣,大學教育所能計劃實行而稍有成就的,不過只有“知”這一方面而已,“知”、“情”、“志”三方面只舉其一而遺漏其二,能收到的修明之效本來已經極有限了。而就“知”這一點來說,目前教學方法的效率也需要大大提高才行。理智生活的基礎是好奇心與求益心,所以重要的是相當的主動精神,有主動精神才能起自新的作用。這就是所謂“舉一反三”;“舉一”雖然是教師的事,而“反三”總在學生方面吧。而像今天的教學,恐怕70-80%靠的是灌輸,而來自啟發的不過20-30%。所謂“明明德”,用今天的話來解釋,就是認識自我,認識自我的智能,這一點就算是智力不很平庸的學生也不容易到,所以必須有教師來啟發和指引,而教師能做到的也不過這一些了,接下去就要靠學生自己探索,不是教師能代勞的了。因此古代的好教師,在《論語》里稱為“善誘”,《學記》里稱為“善喻”。孟子說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這就是“善誘”或“善喻”的成效了。當今大學中的教學方法,即使只就知識教育來說,距離還遠。以上所說是“體認不足、實踐不力”的第一點。

下面再說意志與情緒兩方面。既然這兩方面平常教學方法照顧不到,那么只能依靠下面兩點:一靠教師樹立楷模,二靠為學生自己設法修養。意志要靠鍛煉,情緒要調節控制,如果教師真能在這兩方面都有相當的修養工夫,能自然流露于日常生活中,那么跟他學習的學生無形中能模仿借鑒;古人所謂“身教”,所謂“以善先人之教”,所指的大概就是這兩方面的品格教育,而與知識的傳授無關。治學精神與思想方法,雖然像是完全屬于理智方面的心理生活,實則與意志的堅強及情緒的穩當有極密切的關系;治學貴謹嚴,思想忌偏蔽,這兩點若不是意志堅定而用情有度的人是根本做不到的。孟子說過:“仁義禮智根于心,則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謂“根于心”,是指以修養為基礎,所謂“生于色”,是指修養的效果而自然流露;如果帶領學生的都是這類教師,時間長了,通過耳濡目染,觀摩所得,的確會有不言而喻的功用。《學記》所說的“善喻”,也不外乎“教師樹立楷模、學生自謀修養”這兩條。試問今天的大學教育真的已經具備這兩個條件了嗎?顯然不具備。這可以從三方面看出來。上文我已經說過,今天的大學教育所能計劃實行只是人格的三方面之一,做教師的真能于自己所專長的具體學科知識,有充分的準備,作明晰的講授,作盡心與負責的考核,就已算得上好教師了,而他對于學生的意志與情緒生活與日常表現,恐怕只能像“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絲毫不放在心上;時間長了,大家相習成風氣,就算是有識之士,也見怪不怪,不想改變了,逐漸把這種責任完全推到別人身上,說什么“這是訓育部門的事情,與教學根本無關”。這是條件不具備的一方面。當教師的,自身也未嘗不是這種學風的產物,他們每天孜孜以求的,都在于如何累積專科知識,如何進行新學說與新實驗的教學,從來不講求怎樣持志養氣,怎樣待人接物;試問教師自己所沒能講求或無暇講求的東西,又怎么能拿來要求別人呢?這是第二方面。今天的學校內部,教師與學生大都有自己的圈子,各有各的生活習慣與時尚,除了教室中講課聽課時間外,平時幾乎連面都不見,抗戰以來,這種風氣更厲害了;就算有少數教師,他們的持養操守足以為學生表率而無愧的,也好像是藏在盒中的玉,覆在斗底的燈,其光輝照不到外面,學生即使有心向他們學習,也找不到門徑。這是第三方面。在古代,學生從師受業,稱為“從游”,孟子說,“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我曾想過,“游”字大有學問。學校就像是水,師生就像是魚,他們的行動就像是游泳,大魚前導,小魚尾隨,就是“從游”,從游時間長了,日日觀摩,即使不刻意追求,自然而然就會收到耳濡目染之效。反過來看今天的師生關系,簡直就是臺上演員與臺下看客的關系,與“從游”的意義相去何止千里!以上所說,就是對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的第二點。

至于學生自身的修養又怎樣呢?學生自身的修養是中國教育思想中最基本的部分,也是儒家哲學的重心所寄。《大學》八個條目,涉及修養的有五條,《論語》、《中庸》、《孟子》反復強調的,也以修養為最大題目。宋元以后的理學,簡單說來,就是一門自身修善的哲學;理學的派別的分化雖然多,又充滿門戶之爭,所爭的主要是修養的方法,而對于修養的必要性,則沒有任何分歧。我們用今天的眼光來衡量,很不滿意理學教育太重視個人修養,而對于社會國家的需要,反而不能多加考慮;這種弊病發展到最后,修身養性幾乎不再是入德育才之門,而成為逃避現實之路。但是理學教育過頭的地方就是今天學校教育的不足,今天大學生生活中最感缺乏的就是個人修養,關于這一點又可分下列三方面來說:

第一是時間不足。今天大家公認大學里課程太多,上課太忙。學生在不上課的時候,照例又要進行大量的“預習”,而所預習的東西又不出所習課程的范圍,對于一般的修養毫不相干。讀文史哲學的與修養功夫還有幾分關系,至于讀理工實業科目的,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就像是木工水手在學一門技術罷了。學習技術愈勤,離開修養愈遠。為什么呢?因為沒有工夫修養。要“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捫心自問人生應有的地位,如果沒有工夫是不會做的。要縱向探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向探索人我關系之復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考應當怎樣繼承悠久深厚的文化積淀而有所發明,應當怎樣應付排解人際關系和社會問題的復雜繁變,沒有工夫也是不會做的;人生都是學問,這些學問要自己進行觀察、欣賞、沉思、體會才能得到。而學生從現有課程中能得益的,充其量,不過是這種種自修功夫的一些輔助資料和門徑的指點而已,至于像資料的咀嚼融化,門徑的實踐以致于升堂入室,從繁雜的資料中提煉總結出規律性的東西,沒有充分的自修時間決不會成功。就今天的情形而言,咀嚼的時間尚且嫌不夠,更不用說要消化了;粗識門徑的機會還可能失去,更不用說升堂入室了。

第二是空間不足。人生不能離群,而自修不能沒有獨處的機會,這又是當前大學教育最忽略的一點。《大學》一書曾經反復談論“毋自欺,必慎獨”之理。不欺人容易,不欺自己難,與人相處時要做到謹慎容易,一人獨居要做到謹慎難。近代的教育,一說就是社會化,再說就是集體化,于是學校都成了營房,學養就成了操演,而“慎獨”與“不自欺”的教育全沒有了。所謂“一個人單獨就學沒有學友,就會孤陋寡聞”,這只是就知識需要切磋而言的;至于情緒的調節,意志的磨勵,本來就是我一身一心之事,別人對我來說,至多也只起到互相督促勉勵好壞榜樣的作用而已。自從沒有了“慎獨”教育,學生就不再有“獨”的機會,亦不再作“獨”的企求;不再知道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的充分的距離,適當的分寸,漸漸就不再知道什么叫做“情緒調節”與“意志磨練”,也就是不再知道什么是《大學》所說的“誠意”,所知道的充其量只是在學問見識上,即使在這一點上也只知道附和他人而不敢自作主張、力排眾議。晚近學術界中,每多隨波逐流(現在人們美其名曰“適應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長期以來都是這樣了,實在沒有什么好奇怪的。《大學》一書,在一開始闡明大學的目的后,馬上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大學》一文解釋“止于至善”時引用《詩經》里一句“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孔子說:“連黃鳥都知道停在應當停的地方,難道人可以不如鳥嗎?”今天的青年,一則因時間不足,再則因空間缺乏,以至于在大學的幾年里,竟不能像綿蠻黃鳥那樣得到一個丘隅來休止。你想,連休止的地方都找不到,還說得上什么“定”、“靜”、“安”、“慮”、“得”的五步功夫啊?這真是要深深憂慮的、得馬上想辦法來解決才是。

第三是師友古人之間聯系的缺失。關于“師”這一點,上文已經詳細說過了,今天的大學青年,在“社會化”與“集體生活化”一類口號的空氣中,所接觸交往的人,有成群之大眾,有合伙的伙伴,就是沒有朋友。說是說集體生活,又總是苦于不能有一志同道合的集體,或若干不同而和的集體,于是人我交往之際,就是一言一動之間,也不能不多有諱飾顧忌,慢慢地除了寒暄笑謔與吃吃喝喝以外,根本不相往來。這是目前有志氣的大學青年最感苦悶的一點。所謂朋友,就是去除孤陋,增長見聞,輔仁進德的人。個人修養之功,雖然有一半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還有一半要依賴朋友的督促與鼓勵;可現在呢,正如上面所說,個人的努力因為時間空間的不足而施展不開,而求友又這么難,也難怪成德達材的人不多見了。再說古人,古人也是朋友,孟子有尚友之論,后人有尚友之錄,其對象都是古人。現代人如果在年齡差不多的同學中找不到朋友,有志者還可以到古人中去找。但是苦于求古人為友并不容易。第一個原因是史學的必修課程太少,普通大學生往往只修習通史一兩門就不修了。求古人為友不容易的第二個原因是,現在的人對于史學與一般過去的經驗往往不重視,走極端的還抱著革故鼎新的精神,也就是完全抹殺以往,而創造未來。至于前人的言行,時過境遷,就毫無參考價值了。不窠易的第三個原因是,即使是專站研究史學的人,他們往往用純粹物觀的態度以事研究,弄到古人的言行舉止、古人積累的典章制度,成為一堆毫無生氣的古物,與古生物學家所研究的化石骨殖沒什么兩樣,這種研究態度,并不是一無價值,但是如果過于偏注,史學家與人生就不再有什么聯系。

有此三不易,于是前哲所再三申說的“以人鑒人”的原則將日趨湮沒,而“如對古人”的青年修養的一道也可以說全都荒廢了。學子自身不能多所修養,是近代教育對于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的第三點也。

以上三點,所說的都是“明德”方面的體認未盡與實踐不力,那“新民”方面又怎樣呢?大學所起的“新民”作用,有兩點。一為大學生為新民工作作做的準備;二為大學校對社會秩序與民族文化所能建樹的風氣。于此二端,今天的大學教育體認亦有未盡,而實踐亦有不力也。試分論之。

大學有新民之道,則大學生者負新民工作之實際責任者也。此種實際之責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準備,相當之實驗或見習,而大學四年,即所以為此準備與實習而設,亦自無煩贅說。然此種準備與實習果盡合情理乎?則顯然又為別一問題。明德功夫即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準備,而此則已大有不能盡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論之矣。然準備之缺乏猶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動稱通與專之二原則。故一則曰大學生應有通識,又應有專識,再則曰大學卒業之人應為一通才,亦應為一專家,故在大學期間之準備,應為通專并重。此論固甚是,然有不盡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論亦固可以略救近時過于重視專科之弊,然猶未能充量發揮大學應有之功能。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于新民之效。夫社會生活大于社會事業,事業不過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謂全部人生寄寓于事業也。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通于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此通專并重未為恰當之說也。大學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間,而既須有通識之準備,又須有專識之準備,而二者之間又不能有所軒輊,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況中資以下乎?并重之說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專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說又窒礙難行,則通重于專之原則尚矣。

不同意我的觀點的人會說,大學而不重專門學科,那事業人才怎么培養得出來?我的回答是,這樣說是因為您沒有作通盤觀察,大學雖然重要,到底不是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雖然是大學應有的任務,而造就專門人才則是其他機構的任務。第一種機構是大學的研究院。學生培養成了通才,如果他對于某一學科有特殊的興趣,自己又有特別強的推理能力,又希望以研究為長期或終身事業的人,他可以進研究院深造。第二種機構是高等專科學校。藝術天分特別高的,審美興趣又特別濃的,可以進藝術學校;身強力壯,動作活潑,技術智能強而對理論不大感興趣的,可以進技術學校。第三種是社會事業本身的訓練。事業人才得以造就,來自學識的占一半,來自經驗的也占一半,而經驗的重要性還在學識之上,特別是社會方面的事業人才(所謂經濟長才)更是如此,尤以在今日大學教育下所能產生之此種人才為甚。當前大學里教授的社會科學知識,要末理論過多,不切實際,要末憑空虛構,不近人情,要末西方資料太多,不適合國情民性;學生一旦畢業就業,往往發現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而不得不在所謂“經驗的學校”中,想法求得生存,等到他做出一點成績,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了,則一大半是從經驗學校得來,而與他所畢業的大學不大相干,以至于很不相干。到這時候他才恍然大悟:普通大學教育給他的,不過是一個大學出身,一個畢業資格而已。

“出身”和“資格”本身沒有錯。我們從事大學教育的人,如果真能堅持通才的原則,而宣稱“你不是通才就不承認你的出身”,社會也真能堅持同一個原則,而宣稱“沒有通識準備者,不能取得就業資格”,那么所謂出身與資格,也未嘗不是有價值的字眼。《大學》的八個條目,“明德”部分到“身修”而止,“新民”部分是從“身修”開始,所謂“出身”,也就是身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從事于“新民”工作罷了,即使是這樣,“出身”二字難道是那么輕飄飄說出口的嗎?不問學生修身的程度,不問他有沒有受過通識教育,接受了多少,只以一紙文憑為出身的標識,“出身”才一錢不值了。

通識教育的不足,是今天大學教育的一大通病,這一點已漸為有識之士所公認,但不足之處到底在哪里,指出的人還不多。大學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據“通”的原則,到第二年而分院系,所根據的就是“專”的原則了。“通”的原則只貫徹一年,而“專”的原則卻貫徹三年,這就是通識教育不足的顯而易見的最大原因。今天講到學問,不能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門;講到“通識”,也只是指學生對這三大部門,都有相當準備而已,分開來說,就是對每門學科有充分的了解,合起來說,就是在三大部門之間,能認識到它們相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類之多,歷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此則所謂通也。今學習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許其進入專門之學,于是從事于一者,不知二與三為何物,或僅得二與三之一知半解,與道聽途說者初無二致;學者之選習另一部門或院系之學程也,亦先存一“限于規定,聊復選習”之不獲已之態度,日久而執教者亦曰,聊復有此規定爾,固不敢從此期學子之必成為通才也。近年以來,西方之從事于大學教育者,亦嘗計慮及此,而設為補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為展緩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學年始分者;二為第一學年中增設“通論”之學程。竊以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頗有可供攻錯之價值;可為前途改革學程支配之張本。大學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為粗制濫造之專家乎,抑為比較周見洽聞,本末兼賅,博而能約之通士乎?胥于此種改革卜之矣。大學亦所以新民,吾儕于新民之義誠欲作進一步之體認與實踐,欲使大學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擾民之實,亦胥以此種改革為入手之方。

但是大學所起的“新民”作用,并非要等到大學生畢業后有了事業才能體現。大學機構本身也有它“新民”的功用。就大學的所在地來說,大學儼然為一方教化之重鎮,而就它的影響所及來說,甚至可以成為國家的文化中心,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的焦點。就西洋大學發展之初期而論,十四世紀末年與十五世紀初年,歐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運動,而這三大運動都是由大學發起的。第一件是東西兩教皇之爭,后來能夠平息而教權重新統一,要歸于法國巴黎大學的領導之功;第二件是魏克立夫(Wyclif)的宗教思想革新運動,孕育并擁護這項運動的是英國牛津大學;第三伯是郝斯(John Hus)的宗教改革運動,郝斯與魏克立夫的運動都成為十六世紀初年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聲,而孕育與擁護這項宗教改革運動的,是捷克的布拉格大學。大學機構本身就能起到“新民”的作用,以上幾項例證大概最明顯了。

我以前曾想到,大學機構之所以能收到“新民”之效,無非通過兩條途徑。一是作為社會之倡導者與表率,大學在平時,主要是起著表率作用,到了非常時期,則主要起著倡導作用。上文所舉的例證,都是就倡導方面說的。第二條途徑是,孕育涵養新文化因素并下工夫磨練、悉意探求。而這兩條途徑又各有其憑借。要收表率之效,靠的是師生的人格與其言行舉止。這是最顯而易見的了。一個地方有一所大學,就像一所學校有教師一樣,學生以教師為表率,地方則以大學為表率,古人說一鄉有一善士,則能改變一鄉的風俗,何況大學應該是四方善士的一大總匯呢?假使一所學校的師生都是文質彬彬的人,當他們走出校門接觸社會時,路人就會指指點點說:“那是某校教師,那是某校學生”,而其所由指認之事物為語默進退之間所自然流露之一種風度,則始而為學校環境以內少數人之所獨有者,終將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為一種風氣;所謂“教化”,“教”是在學校環境以內,而“化”則達到學校環境以外。這樣看來,很清楚,學校所起的“新民”作用,并不需要等到學生畢業才看得出來。。

那么新文化因素的孕育又憑借什么呢?師生的德行才智,圖書實驗,大學的設施,就不必說了。不可不說的是自由探討的風氣。宋代儒者安定胡先生曾經說過:“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也。”這句語說得最恰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翻譯成今天的話,無非就是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許多現代人都以自由主義為恥辱,是因為不了解自由義主義的真諦。所謂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放蕩主義(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或樂利的個人主義,也截然不同。以自由之名去過放蕩的日子才是恥辱。大學所致力的,是陶冶知、情、志。說到“知”,則有博約之原則在;說到“情”,則有裁節之原則在;說到“志”,則有持養之原則在,用這三條原則而追求胡源所說的“無所不思,無所不言”,哪里會流于放蕩之弊呢?這還只是從學者個人內在的約束來說的,如果從“新民”的需要來說,那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了。既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那么與這種事業最有關系的大學教育,與從事于這種教育的人,以他們的身份,勢不能不超越幾分現實,他們要集中注意的東西,勢不能為一時一地所限制,他們所期望的成就,勢不能做急功近利的要求。正因為這些原因,在“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的“思”,在“無所不言”之中,也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言”;也正因為其所思所言,并不都合時宜,甚至不合于將來,才從中生發出新文化的因素,生發出進步的機緣,并奠定“新民”大業的基礎。

現在再回到《大學》開章那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至善”難以說清楚,暫時不論。“明明德”與“新民”兩大目的其實并不難了解和實行。但如果的確像上文所說的那樣,那么今天的大學教育,在“明明德”方面,還很有了解不透徹,實行不力的,而不盡不力之處,總的有三點,在“新民”方面也是這樣,其不盡不力之處總的有兩點。了解不透徹的,要了解透徹;實踐不力的,要進一步努力,這就是天日大學教育的大目標,《大學一解》就是為此而寫的。
2011-03-11 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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