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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文人”:一個被遺忘的文學批評部落
“紐約文人”:一個被遺忘的文學批評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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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10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0-5420(2006)03-0144-07
  以研究美國左翼文學思想史著稱的丹尼爾·艾倫(Daniel Aaron),在其著名的《左翼作家:美國文學共產主義實錄》(1961年)一書中將20世紀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劃分為“老人”和“新人”兩代。①老一代以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邁克爾·高爾德(Nichael Gold)、約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卡爾弗頓(V.F.Calverton)、格蘭維爾·希克斯(Granville Hicks)等為代表,他們或多或少都與老的格林威治村有著瓜葛,都曾受貝拉米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啟示,還曾經是布爾什維克的擁護者,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是《群眾》(Masses,創刊于1911年)或《新群眾》(New Masses,創刊于1926年)②的編輯或撰稿人,等等。而新一代則指的是30年代初進入文壇的激進知識分子,他們對1929年災難性的經濟蕭條有著難以抹去的記憶,他們總是無奈地把資本主義看作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加以接受,他們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以及依托在它之上的黨組織沒有任何熱情,他們對工人階級總是懷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情感,他們討厭那種民粹主義的文學和大眾文化,而對現代主義的高雅文化情有獨鐘,等等。這新一代的代表人物有: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歐文·豪(Irving Howe)、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萊斯利·費德勒(Leslie Fiedler),以及比較年長的愛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等。他們大都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文壇,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他們的學術研究和社會聲譽達到鼎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文學刊物的編輯或專欄作家,不僅給《新共和》(New Republic)、《民族》(Nation)、《異議》(Dissent)等著名的雜志撰稿,也給一些不太出名的小雜志寫稿。但他們有一個屬于自己的論壇,那就是《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并且由于他們都活躍在紐約,所以又被稱為“紐約文人”(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③
  一、《黨派評論》與“紐約文人”
  《黨派評論》創刊于1934年2月,當時是約翰·里德俱樂部(John Reed Clubs)在紐約辦的一個文學刊物,首任的編委中既有約瑟夫·弗里曼、埃德溫·西弗(Edwin Seaver)這樣的“老人”,也有菲利普·拉夫和威廉·菲利普斯這樣的新面孔。該刊物在創刊時強調,它既反對持機械唯物主義的文學觀的左翼傾向,也反對自由派資產階級作家的右翼傾向。但總體來說,該刊物在開始時還是傾向于左翼的,用拉夫的話說,他們要為“無產階級的文學和一個社會主義的美國”吶喊,要通過文學這一具體的媒介加入到工人和熱誠的知識分子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法西斯、國家和民族壓迫,以及推翻滋生這些罪惡的制度的斗爭中去,要向社會推介左翼作家創作的最優秀的作品。這看起來與老一代的左翼雜志《新群眾》的宗旨沒什么兩樣。不過,它們之間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新群眾》更多的是直接面向無產階級的讀者;而《黨派評論》則帶有明顯的精英色彩,它更多地關注的是理論批評,關注的是文學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尤其是代表著新生力量的拉夫和菲利普斯,自一開始他們就極力反對美國共產黨領導層把藝術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拒絕用黨的路線來主導文學運動,而是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分析方法”。
  1936年,《黨派評論》一度因約翰·里德俱樂部的解散而停刊,1937年,拉夫和菲利普斯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改組了這本雜志。從此以后,《黨派評論》便成為與正統左派的觀點和態度格格不入的激進知識分子的論壇。作為一個激進的文化和文學批評的刊物,《黨派評論》最輝煌的時期是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美國麥卡錫主義的盛行,尤其是隨著“紐約文人”紛紛轉入大學建制任教,《黨派評論》的先鋒影響逐漸衰落。1978年,在沒有任何公開解釋的情況下,《黨派評論》遷移到波士頓。[1]
  1968年,“紐約文人”的著名代表歐文·豪在《紐約文人》一文中,對這個知識分子群體30年的歷史和他們的學術特色做了極其精彩的回顧和分析。他說,這個群體的大部分人都來自猶太移民世界,他們是從移民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第一個猶太作家群體,但他們對猶太性有著一種疏離;他們與社會也有一種分離感;他們都是反對斯大林主義和蘇聯極權主義的激進派和民主(而不是革命)社會主義者;他們喜歡爭論;他們關注后啟蒙時代的歐洲文化和后浪漫主義時代的美國文化;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先鋒的文學現代主義都懷有極大的熱情,盡管反應有些遲緩;在文學方面,他們欣賞復雜性、反諷、合理性、模糊性、嚴肅性、智力和價值中立;他們常常自覺地把都市文化和激進政治結合在一起;他們的批評文章有著強烈的社會一道德意識;他們不喜歡專橫的學院式的學術研究;他們攻擊大眾文化;他們高舉國家的旗幟而實際上是一個地區性的群體;他們在冷戰時期是自由派,他們有時會拋棄社會主義;他們強烈地反對后現代主義和新左派,等等。[2]
  理查德·佩爾斯在《激進的理想與美國之夢——大蕭條歲月中的文化和社會思想》(1973年)中,主要依據“紐約文人”與人民陣線的關系描述了“紐約文人”的思想特征。佩爾斯說,《黨派評論》的創辦人對人民陣線的反感反映了他們自己與資產階級美國隔絕的感覺,他們認為自己是社交上不受歡迎的人,是紐約猶太人聚居區的未被同化的產物;他們對舊世界的文學傳統和知識環境感到安逸自在,而對新世界的民風習俗和大眾文化感到不太適應;他們不能分享或同情人民陣線那種褊狹的象征,因而常在絕望中轉向國際主義的圣象,即作為失敗之象征的萊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們既抵制中產階級的大眾文化,也抵制無產階級的通俗文藝,認為那些玩意兒“掠奪”、“沖淡”、并且“貶低”了“真正”的文化的精華,但他們的這一態度與人民陣線一樣的保守,因為他們在贊美先鋒派作品的時候不再相信藝術有繼續“前進”的可能,他們通過保衛過去所取得的勝利成果來抵制當前流行的庸俗作品;他們一方面強調知識分子應通過創造偉大的文藝作品來向任何社會秩序的種種根深蒂固的設想挑戰,另一方面又鼓勵知識分子要以“持續叛變”的精神起來反對一直困擾著美國人思想的“褊狹的、功利主義的和強求一致的政體”,這表明,他們其實是把自己的疏遠感變成了一種有積極意義的優點,把個人的超然獨立看作是履行政治藝術和道德義務的一種卓越形式,而實際上,他們并不像自己所說的那么超脫。[3]
  而格蘭特·維伯斯特(Grant Webster)在《文學的共和國:戰后美國文學觀念史》(1979年)一書中則強調,要依據“紐約文人”所經歷的“歷史創傷”來從“發生學”上界定它。簡言之,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在30年代紐約的馬克思主義圈子中成長起來的,并且是依據與當時的未來主義激進政治的關系來從理論上界定自己。正如歐文·豪所指出的:“那一運動就是我的家,是我的所愛,它波及到各種左翼的共產主義群體。”然而,這一政治熱情不久就因為蘇聯不可避免的極權主義事件,主要是1936年至1938年的莫斯科審判和1939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在前者中,斯大林殺害了成百上千的同胞;在后者中,馬克思主義同殺害猶太人的法西斯主義聯姻了——而徹底熄滅。結果便是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的這個知識分子圈子中消失了近三十年。這一轉變對于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原先的強加于文學的政治激進主義發生了變換,這一點從1936年至1937年《黨派評論》的變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紐約文人”早年所有的革命期待都被升華為對“現代主義”文學的辯護,他們的地域烏托邦變成了波希米亞,而不是蘇聯。我們可以依據愛德蒙·威爾遜在這個時期的著作的路線變化,即從《到芬蘭車站》到《阿克塞爾的城堡》來看清這個文人群體的特征。④因此,為了文學,“紐約文人”在1937年左右轉向文學先鋒派而不是他們早期所迷戀的馬克思主義,這標志著他們與資產階級的美國有意識的疏離,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與新的異化的和貴族式的先鋒價值的對立則創造了一種緊張關系,而這一緊張關系正是“紐約文人”取得最大成就和影響的1939年至1952年間的思維的特征。[4](P212-213)
  維伯斯特認為,正是這一“歷史創傷”使得“紐約文人”本身成為了一種“先鋒派”:他們反對學院的建制,反對大眾文化,喜歡用體現其群體“同一性”的“我們”而不是“我”來發表自己的見解,這一切既體現了他們作為社會現實的對抗者的本質,也體現了他們在社會現實中的異化感;他們對先鋒派文學的擁抱,其實是“他們從30年代堅持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的觀念轉向現代主義作家所代表的文學革命的觀念的一種轉喻”[4](P231)。而這一轉變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先鋒派本身所具有政治的和文化的雙重含義,即它一方面源自于對現實的反抗,另一方面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新的文化的烏托邦。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紐約文人”所捍衛的先鋒藝術家,如葉芝(Yeats)、艾略特(T.S.Eliot)、龐德(Pound)、喬伊斯(Joyce)等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尤其是40年代以后,“紐約文人”對“新先鋒”的拒絕更是體現了他們在批評上的“殿后”性質,體現了他們擁抱先鋒派的最本質方面,這就是“把一種源自左翼革命的政治期待、但又僅僅保持在文學想像領域的先鋒主義與一種同樣源自左翼意識形態但卻被改造為同那一路線的擁護者的資產階級渴望相一致的自由主義觀念結合在一起”[4](P231-232)。
  文森特·雷契(Vincent B.Leitch)在《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國文學批評》(1988年)一書中,從諸多方面重點梳理了“紐約文人”的理論傾向和學術特征。[5](P83-114)與上面的幾種解釋相比,雷契的梳理要更為全面系統,更具史學家的客觀性。簡單來說,雷契概括了這么幾個方面:(1)“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與超越”;(2)“文化批評的事業”;(3)“精神分析的補充”;(4)“對現代文學的關注”;(5)“美國文學諸理論”;(6)“論批評和文學的建制化”。總體來說,雷契的概括是準確的,但他的有些論述因追求描述的客觀而缺乏歷史的分析。在此,我們結合雷契的概括,著重從“紐約文人”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方面來看一下這個文學批評群落的理論特征。
  二、“紐約文人”的理論特征
  除愛德蒙·威爾遜較為年長之外,第一代的“紐約文人”大都出生于1910年前后,30年代初他們剛剛成年的時候適逢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盛行。所以在那時,他們都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支持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文學抱有同情的態度。“對于‘紐約文人’來說,在早期,他們毫不懷疑文學批評與左翼政治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和不可擺脫的聯系。”[5](P83)可是到30年代中期以后,基于上面提到的一系列原因,他們的政治信仰開始發生變化,有的仍是馬克思主義者,如拉夫;有的成了無政府主義者,如德懷特·麥克唐納;有的則吸收了自由主義,如萊昂內爾.特里林;還有一些人轉向了保守主義。但有一點是他們所共同具有的,那就是他們在30年代中期以后在政治上都成了斯大林主義和人民陣線的批評者,也是老一代左翼知識分子所宣傳的“無產階級文學”的批評者。
  可另一方面,“紐約文人”并沒有因此明確地拒絕或拋棄馬克思主義,而是把馬克思主義視作一種批評或分析的方法,強調以文學或想像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來看待文學本身。通過淡化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政治維度,“紐約文人”扭轉了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長期以來從屬于蘇聯模式——或是斯大林主義的,或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的痼疾,確立了一種廣義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具體到他們的批評理論和批評實踐中,有四個核心方面——也是他們成就和影響最大的方面——都貫穿著這種廣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原則。
  1.走向一種社會文化批評
  “在‘紐約文人’看來,一部文學作品是一個可從許多角度進行分析的文化現象。”[5](P86)而文化不過就是諸多社會活動的總和,因此,文學批評應當向社會和歷史的維度開放,應當關注文學與人類文化的基本關系。同時,這也意味著文學批評不能局限于某一種批評方法,不能把任何一種方法教條化,而是應當吸收多樣的、互不相同的方法,因為文化是多樣的和動態的,既包括經濟和社會組織,也包括倫理道德規范,還包括宗教信仰和批評實踐、政治結構和評價系統、學術興趣和藝術傳統。因此,批評常常不僅需要社會學和美學,而且需要精神分析和辯證法。“紐約文人”的文學批評的這一文化特征也被人標以“社會批評”的標簽,因為“社會”和“文化”的概念在他們那里或多或少地是通用的。
  “紐約文人”把文學和文化緊密聯系起來的傾向使得這些批評家能夠實踐多樣的批評形式:從學術傳記到思想史研究,從文類研究到精神分析學,從形式主義分析到社會學分析。我們在特里林的《馬修·阿諾德》(1939年)、蔡斯的《美國小說及其傳統》(1957年)、豪的《政治與小說》(1957年)和威爾遜的《創傷與弓》(1941年)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多樣性。這表明,“紐約文人”強調的是一種廣義的文化批評,并認為這種批評內在地就是社會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正是基于對文化批評的這一廣義的理解,使得“紐約文人”不同于同時期的形式主義批評,如“新批評”和芝加哥學派。后兩者只是單一地著眼于文本的形式分析,力圖用一種方法來給批評確立一個普遍的模式;而“紐約文人”為了對作品進行社會學的、心理學的、歷史的、道德的、政治的和美學的分析,強調對各種批評方法兼容并蓄,尤其強調以精神分析來補充他們的文化批評。威爾遜、拉夫、特里林、卡津、蔡斯等都曾對弗洛伊德的理論深表敬意。不過他們對精神分析也都持有一種保留態度,即一方面承認它對理解某些文本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認為它有許多不足,如忽視了社會經濟因素、逃避道德問題、把文本單一地還原為精神分析的范疇等。因此,他們反對把精神分析與其他方法隔離開來甚至以它來取代其他研究方法,而是強調把精神分析和其他方法結合起來運用,視精神分析為社會文化批評的更廣泛計劃的一個有益的補充。
  2.對現代主義文學的關注
  早在30年代初,威爾遜就在《阿克塞爾的城堡》(1931年)一書中對1870-1930年代的象征主義文學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尤其考察了葉芝、瓦雷里(Valéry)、艾略特、普魯斯特(Proust)、喬伊斯和斯泰因(Stein)的作品。威爾遜的研究成為后來的“紐約文人”效仿的典范。“紐約文人”關注先鋒派藝術的一個基本動機,就是想用先鋒派來對抗資產階級工業化和市場化了的大眾文化,以及美國正統馬克思主義所宣揚的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無產階級文化。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的大眾文化是一種“媚俗”的文化,無產階級的所謂通俗文藝不過是文化的鄙俗化,它們都是以呆板的俗套、虛妄的夢想、假想的經歷和失真的激情來沖淡、貶抑真正的高雅文化傳統,只有先鋒派文藝可以跳出資本主義的商業化市場,可以拒絕特殊的和眼前的社會價值觀念,以它那獨立、反叛的意識和追求純藝術的趣味來表現人類永恒的價值觀念,來弘揚高雅文化的傳統。不過,“紐約文人”在贊揚先鋒派文藝所體現出來的反叛意識的同時,也對其作品中的唯我主義和虛無主義傾向表示了不滿。例如,威爾遜在《阿克塞爾的城堡》中就批評以蘭波(Rimbaud)為代表的現代派作家最終走上了一條逃避現實的“阿克塞爾之路”,而讓自己沉溺于異國情調的生活方式中。歐文·豪也對象征主義文學在追求藝術自律的同時徹底摧毀藝術與“表征”系統的聯系表現出不滿。在1970年出版的《新的衰落》中,豪說:“從理論上極而言之,象征主義提出要打碎傳統的世界與其表征的二分法;它不能容忍藝術與經驗片斷之間的聯系,不能容忍人們普遍接受的主體與表征行為之間的距離;它希望摧毀整個的表征系統,不論是客觀的模仿還是主觀的表現……象征主義不僅主張使詩歌自足自律,而且要與世隔絕,不僅要與世隔絕,而且有時還得不可滲透。”[6](P19)
  在歐文·豪看來,表征之死——反映外部現實和照亮內心生活的表征——最終是不充足的、簡約的、不長久的,純粹的象征主義是不可能的:“不久世界就會玷污詩歌,而詩歌也會退回到世界。”[6](P20)
  “紐約文人”之所以對先鋒派文藝持有這樣一種矛盾心理,在文森特·雷契看來,那是因為他們對于藝術還抱有一種道德主義的理想,希望文學藝術在給人提供一種美學的東西的同時,也能給人以道德上的教益。正是因為這一點,“紐約文人”對一種廣義的現實主義文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表現出很大的熱情,特里林在《風格、道德與小說》(1947年)一文中甚至提出了一個廣義的“現實主義”文學的綱要,將其稱之為“道德現實主義”。他說:“也許任何時候也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道德現實主義,任何時候也沒有像現在這樣有如此之多的人渴望道德的正直。我們有著述指出了惡劣的狀況,鼓勵我們采取進步的態度。我們卻沒有著述提出我們心靈中的問題,不僅就狀況,而且就我們自身,這些問題要求我們界定我們的動機,追問我們的善良沖動背后究竟是什么。”[7]
  其實,“紐約文人”對待先鋒文藝的這一矛盾心理除了出自雷契所說的那種道德主義沖動之外,還體現了其自身因維伯斯特所說的“歷史創傷”而來的更深層的精神沖突,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作為一種烏托邦的設計在他們那里矛盾的并存,而先鋒派文藝一方面作為對現實的批判和反抗可以滿足他們的意識形態愿望,另一方面又可以讓他們安頓在一個想像的領域,不致因依附于某個革命的事業而喪失想像的自由。
  3.美國文學研究的理論化
  第一代“紐約文人”的主要人物都對美國文學表現出極大的關注,他們中的許多人還對40年代到60年代出現的“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做出過貢獻。拉夫的論文《蒼白臉與紅皮膚》(1949年)、卡津的《扎根本土:現代美國文學的闡釋》(1942年)、蔡斯的《美國小說及其傳統》(1957年)都是這方面的經典之作。另外,威爾遜的《愛國者之血》(1962年)、卡津的《同代人》(1962年)、萊斯利·費德勒的《美國小說中的愛與死》(1960年)、歐文·豪的傳記研究《舍伍德·安德森》(1951年)等也都在美國文學史的研究中享有盛譽。
  實際上,早在30年代,卡爾弗頓和希克斯就已經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對美國文學史進行研究,⑤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過于機械,對美國作家及其作品的評判過于依賴革命的和政治的標準,對美國文學發展的描述過于簡約化,他們在最后甚至都得出結論:只有無產階級的文學才代表著美國文學發展的未來和活力。與卡爾弗頓和希克斯不同,“紐約文人”對美國文學的研究更強調在馬克思主義的大框架下來構建出一個本土化的理論范式,也就是說,他們具有更自覺的理論意識,更強調批評理論的建構,他們當中幾乎每個人都對自己的批評理念和批評方法進行了說明。
  從一定意義上說,“紐約文人”轉向對美國本土文學的研究,是與30年代末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以及與之相關的美國“新史學”所倡導的“美國研究”聯系在一起的。由于受到這一語境的影響,“紐約文人”的本土文學研究大都隱含著一個比較的視角,即力求在歐洲文學傳統之外來挖掘美國文學的獨特品質,力求依據本土的社會現實與想像的關系來重構美國文學的地圖。由此,“紐約文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敘事框架來敘述美國文學的歷史,如拉夫的“蒼白臉與紅皮膚”理論、卡津的現實主義敘事、理查德·蔡斯的“羅曼司”小說概念都是這方面的經典論述。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本土化的批評模式,在“紐約文人”的研究中,常常是以美國文化精神自身的矛盾復雜性來結構他們的歷史敘事,強調社會現實與想像之間的矛盾是推動文學發展的基本動力,這顯然也與他們的文化批評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
  此外,“紐約文人”的研究不只是關注文學史上被確認為正典的作品,而且把書信、歌詞、報道、回憶等邊緣的文體也納入了研究的視野,這種“大文學”的觀念極大地拓展了“紐約文人”的社會——文化批評的介入能力,也顯示了他們的批評活動較為積極的一面。
  4.對文學和批評的建制化傾向的批判
  在早期,“紐約文人”大多是為文化或文學類的雜志寫作,自50年代開始,他們紛紛轉入大學建制從事教學工作,但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很難適應這個學術空間的氛圍和要求。同時,戰后美國大眾文化的繁榮和以“新批評”為代表的文學批評的日益建制化,也與“紐約文人”的批評旨趣格格不入。因此,自50年代開始,“紐約文人”在反對文學和批評的建制化傾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早在50年代初,“紐約文人”就對戰后美國知識分子被社會和大學建制收編的傾向提出了批評。1952年,拉夫發表《戰后形勢下的美國知識分子》一文,描述戰后美國知識分子不再投身于異端和反叛,不再感覺到異化,隨著他們逐漸從反對走向接受,他們不再容忍極端思想,在意識形態的義務上不再“純粹”,而是更多地向現實妥協。[8]1954年,歐文·豪也發表了《這個步調一致的時代》一文,指出官僚制、學術的建制化、大眾文化工業的興起、大學對知識分子的吸納、自由主義的傾向等都是導致“無權力”的知識分子順從的原因。他說:“學院世界需要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但它并不希望他們作為知識分子而存在。”[6](P31)由此豪得出一個公式:“建制世界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就如同中產階級的文化與嚴肅文化的關系,一方養肥了另一方,以越來越快的頻率和技巧吸納和襲擊另一方,并資助和鼓勵它,以便向它發起新的襲擊。”[6](P32)豪指出,隨著大眾文化對高雅文化的侵蝕,大學和社會的建制也吸納了知識分子,由此導致的結果便是傳統的人文主義觀念和批評的獨立性的喪失。豪認為,惟有一種重新建構的、行動主義的先鋒才能顛覆這一可怕的整齊劃一的潮流。這一先鋒藝術必須接受異化的現實,因為那畢竟是現時代最優秀的文學、批評和反思性的思想的源泉。
  在批評戰后美國文學和批評的建制化傾向時,“紐約文人”常常把“新批評”視作這一傾向的標本而從建制化的方面加以批判。例如,歐文·豪就把他所描述的“步調一致”在批評上的體現歸罪于“新批評”的成功,認為大學教育的建制化和“新批評”的那種文學教育體系只會導致文學世界的“意見和趣味日漸官僚化”。他說,在這個步調一致的時代,“文學本身變成了批評家組織其結構和符號圖式的材料;誰要是認定文學關涉的不過是人類經驗這類粗俗的東西或人類存在這種再平凡不過的東西,就有被指斥為異端的危險”[6](P43)。隨著批評越來越關注詩歌結構甚于關注人類經驗,批評已成為一種以工具、方法、秘訣來完成的機械操作。在《同代人》(1982年)的修訂版中,卡津對自大蕭條以來的批評做了一個導論式的反思:在20世紀30年代末,批評仍是個人知識與趣味的事情,并沒有一個引導學生進入文學的方法,但隨著機械的“新批評”的凱旋,批評錯誤地等同于教育學。大學收編了批評,壟斷了文學研究,削弱了獨立的文學編輯的作用,這一切在50年代初就已經變得很明顯了。
  對文學研究專業化和職業化的傾向的反對也體現在“紐約文人”的寫作文體上。例如,卡津就曾說,貫穿于現代文學的整個傳統,最有力的批評總是出自周刊評論或雜志,他自己的《扎根本土》就是以新聞體寫就的,沒有腳注和書目。這些非專業的批評風格幾乎受到所有“紐約文人”的喜愛。他們的作品,不論是專著還是論文,都寫得生動活潑,少有令人費解的概念術語,少有僵硬的理論框架或批評模式,更不會有故弄玄虛的閱讀技巧;他們不會刻意去追求某一種理論,不會把某一理論資源模式化,而是會把在他們看來有效的東西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而也正是因為如此,到60年代后,這種批評在大學批評家那里逐漸沒有影響了。
  [收稿日期]2005-10-28
  注釋:
  ①Daniel Aaron, Writers on the Left: Episodes in American Literary Communism, chap.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理查德·佩爾斯(Richard H.Pells)也持有類似的看法,參見《激進的理想與美國之夢》第8章第2節:“《黨派評論》的歷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
  ②《群眾》和《新群眾》是美國20世紀初兩份著名的左翼雜志,其編輯多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知識分子和青年作家。
  ③當然,并非所有在紐約活動的激進知識分子都屬于“紐約文人”群體。“紐約文人”群體有兩個胎記式的標志,即他們大多數都是猶太人或至少具有親猶太文化的傾向,并且都以《黨派評論》為自己的理論陣地。
  ④維伯斯特此處有誤,威爾遜的《到芬蘭車站》出版于1940年,而《阿克塞爾的城堡》出版于1931年。
  ⑤即卡爾弗頓的《美國文學的解放》(1932年)和希克斯的《偉大的傳統——內戰以來的美國文學的一種闡釋》(1933年第一版、1935年修訂再版)。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144~150J4外國文學研究吳瓊20062006
紐約文人/黨派評論/文學批評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political criticism/literary criticism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 Forgotten Group of Literary Criticism
  WU Qi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refer to the group of Jewish scholars and literary critics lived in New York between 1930-50s. They inherited radical tradition of American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nd abandoned Bolshevism amongst the Old Leftist. On the basis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to social reality, they studied the Western literary modernism and American native literature, thus impelled characteristically American tradition in social-cultural criticisms.
“紐約文人”是美國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期活躍在紐約的一群猶太知識分子和文學批評家的統稱。這個群體繼承了美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激進傳統,但又擺脫了老左派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立足于文學想像與社會現實的辯證關系,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及美國本土文學進行研究,激活了富有美國特色的社會文化批評的傳統。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144~150J4外國文學研究吳瓊20062006
紐約文人/黨派評論/文學批評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political criticism/literary criticism
2013-0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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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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