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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比較研究
“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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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進行的農村改革的推動下實現了長期的快速成長,但最近三年來盡管政府采取了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經濟增長仍然乏力。與此同時,曾經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對經濟成長起最重要推動作用的鄉鎮企業也存在著潛在的危機,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鄉鎮企業(1984年前叫鄉村企業)多數是1958年工業化沖動失敗后的遺產和70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衍生物。80年代初進行的農村改革使鄉鎮企業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則和“國民經濟補充”地位的桎梏。雖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實現,但政策上對鄉鎮企業的許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實際上鄉鎮企業最輝煌的時代正是80年代,因為那時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從不到3%上升到超過30%,而在發達地區則接近或超過50%。這一階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現了江蘇的“蘇南模式”和浙江的“溫州模式”。因為兩種模式本身具有歷史淵源、典型性和先進性,在當時是鄉鎮企業成功的代表,同時又受到兩地政府和理論界的大力推崇,經過多年的發展,對兩種模式所產生的實際效果進行比較研究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際指導意義。
  簡單地說,“蘇南模式”是指鄉鎮企業以集體(鄉、村一級)企業為主、以中型企業(相對而言)為主、以工業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種發展模式。而“溫州模式”則是一種以非集體(個體、私營或聯戶)企業為主、多元化發展、專業化市場分工與專業化市場導向為特征的一種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已有眾多學者對這兩種模式的特點、優勢、劣勢進行過理論分析的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贅述。由于缺乏合適的樣本和必要的數據,很難對這兩種模式所產生的經濟結果進行直接比較。本文以江蘇省和浙江省1987~1998年鄉鎮企業的發展情況來代表“江蘇模式”和“溫州模式”所產生的經濟結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雙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屬于東部沿海地區,比鄰上海,自然經濟條件優越,歷史上經濟文化比較發達。雙方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基本一致。
  2.在我們進行比較的初期經濟發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蘇人口是6438萬人,工農業總產值1971億元,工業產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業占工業產值的36.6%,人均工業產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萬人,工農業總產值1078億元,工業產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業占工業產值的33.2%,人均工業產值2064元。從經濟結構和經濟水平來看,兩省都比較接近,但浙江略遜一籌。
  3.在1987年以后,兩種模式基本已經得到理論界和相關政府部門的認可。而且有足夠的文字資料(包括內部資料)證明江蘇省政府更傾向于肯定和推進“蘇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積極推動“溫州模式”。同時兩省的鄉鎮企業主管部門(鄉鎮企業局)也認為兩省基本遵循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訪談)。
  4.有足夠詳細(按所有制劃分)和足夠時間段(1987~1998)的可比資料。
  由于統計口徑上的可能差異,比較時我們只采用《中國鄉鎮企業年鑒》,并盡量只進行橫向比較,需要縱向比較的數據也經過處理,以消除價格、統計口徑變化所產生的影響。
  二、基本結果
  通過對1987年至1988年12月間的兩省鄉鎮企業發展的基本結果進行比較,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果:
  1.浙江的鄉鎮企業發展速度要遠快于江蘇。我們可以從下表看出:1987年,江蘇的鄉鎮企業無論是企業個數、產值,還是雇傭人數方面都遠遠超過浙江,企業人均創產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傭人數略占優外,其他幾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蘇鄉鎮企業經過12年的發展,在數量和質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鄉鎮企業。
  表一 江蘇和浙江1987、1998年鄉鎮企業發展情況對比
  附圖F221g08.JPG
  注:上表數據都是經過對《中國鄉鎮企業年鑒》(1987~1998)的數據整理得出。表中數據都是相對數。
  2.整體上,集體企業的發展慢于非集體企業的發展,浙江的非集體企業發展快于江蘇非集體企業的發展。從表二中我們可以看到,浙江非集體企業產值在鄉鎮企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除個別年份(1991)之外,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江蘇情況則不同,在1991~1994年這一階段,集體企業的發展明顯快于非集體企業的發展,直到1996年,非集體企業產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蘇南模式”的影響。而正是在這一階段,浙江的非集體企業發展最快,1996年非集體企業產值超過集體企業,非集體企業逐步由經濟舞臺上的配角演變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觀經濟進行治理整頓的過程中,對鄉鎮企業的影響巨大,而非集體企業更是首當其沖,這也是導致兩省非集體企業在1991年相對萎縮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蘇非集體企業產值所占比重的突然增加主要是由于集體企業改制為非集體企業所致,而不是非集體自我發展的結果。
  表二 江蘇和浙江非集體企業1987~1998年發展情況對比
  附圖F221g04.JPG
  3.在企業規模方面,由于這一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價格變化較快,以產值和收入為指標難以反映企業規模的真實情況,因此我們以企業雇傭人數作為衡量企業規模的指標。從下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從企業平均規模來看,江蘇變化不顯著,浙江則呈下降趨勢。江蘇集體企業平均規模變化不大,浙江集體企業平均規模則呈擴大趨勢。但整體來看,1994年之后集體企業的規模都呈下降趨勢,若將1998年許多小的集體企業轉制因素考慮進去,這一趨勢就更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集體企業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蘇集體企業規模明顯大于浙江,從而導致其在體制改革、經營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難。同時兩地的非集體企業規模呈明顯擴大的趨勢,說明非集體企業更具成長動力和潛力。而浙江的非集體企業規模明顯大于江蘇,因此當集體企業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體企業成為主角之后,浙江鄉鎮企業就有比江蘇更堅實的基礎。
  表三 江蘇和浙江不同性質鄉鎮企業規模比較 單位:人
  附圖F221g05.JPG
  4.從鄉鎮企業雇傭勞動力的情況來看,江蘇從1988年開始呈明顯的下降趨勢,浙江則在1988年后呈明顯增長趨勢,但在1994年后處于穩定狀態。由于企業個數增加,浙江鄉鎮企業的規模在縮小。這說明當鄉鎮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現存企業對勞動力的吸收就會趨于飽和甚至還會釋放部分勞動力。浙江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雖呈增長趨勢,但集體企業的從業人員在減少,勞動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體企業。但現有非集體企業對勞動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業來吸收勞動力,這從1996年后非集體企業規模有縮小趨勢可見一斑。同時,無論在江蘇還是在浙江,農村剩余勞動力仍然顯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眾多溫州發廊和裁縫店可資為證。
  表四 江蘇浙江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對比 單位:千人
  附圖F221g06.JPG
  5.從鄉鎮企業人均創產值(表五)來看,1987年,江蘇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創產值比浙江高13%。說明江蘇鄉鎮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已落后于浙江。這種差距主要發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體企業失去活力之后,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蘇南模式”的負面影響。若從不同性質企業的情況來看,不同模式的影響就更顯著。1987~1998年間江蘇集體企業的人均創產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體企業,說明江蘇集體企業在勞動生產率方面有相對優勢,但優勢不明顯,也沒有擴大的趨勢。而浙江非集體企業的人均創產值明顯高于江蘇,而且差距在擴大。同時浙江的非集體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在1997年超過集體企業,1998年仍然維持這種差距。說明“溫州模式”不僅導致非集體總產值超過了集體企業,也導致非集體企業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從總體上看,兩省非集體企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快于集體企業,說明非集體企業更有活力。
  表五 江蘇浙江鄉鎮企業人均產值情況表 單位:萬元
  附圖F221g07.JPG
  三、分析與結論
  1.從上述比較結果來看,盡管“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發展都有其歷史背景,并且江蘇的集體企業仍然顯著地優于浙江,但“蘇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已經就明顯地失去了活力,這是導致江蘇鄉鎮企業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眾所周知的委托——代理關系問題之外,“蘇南模式”的最大問題在于它抑制非集體企業的發展,這在1992~1994年間鄉鎮企業大發展時非常明顯:集體企業的發展一方面吸收了大量稀缺資源(人才、資金、機會、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體企業的進入障礙。因此,盡管1996年后江蘇有大量的集體企業轉制為非集體企業,但并沒有改變江蘇鄉鎮企業相對于浙江的頹勢。浙江鄉鎮企業的成功在于集體企業減少時有大量的新的非集體企業產生,而江蘇則沒有,這是“蘇南模式”的弱點。
  2.“溫州模式”的最大優點,在于其縱向專業化市場分工和長期形成的市場基礎。縱向分工產生了內部專業市場和各種專業村、專業鎮,這種模式在初期,總是出現各種各樣的重復建廠、相互模仿、過度競爭、追求短期利潤、小規模、家庭作坊式的生產等特征。但它的一個重要優勢在于,縱向分工導致非集體企業的進入障礙很低,任何一個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廠,同時也容易逐漸發展出有一定水平的專業企業。內部激烈競爭導致其生產效率的迅速提高,從而更有效地占領外部市場。從浙江非集體企業人均創產值超過集體企業和浙江非集體企業人均創產值超過江蘇非集體企業可以看到,“溫州模式”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更具優勢。
  3.許多地方政府喜歡上規模。但就上述比較來看,鄉鎮企業在較低規模水平上時,規模與勞動生產率有顯著正相關關系。但在超過40人以上后,規模的增長與勞動生產率之間就沒有顯著關系,甚至是負相關關系。例如1991~1994年間,江蘇的集體企業規模在縮小,而浙江的集體企業規模在顯著擴大,但這一階段江蘇集體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要顯著優于浙江的集體企業。因此規模并不意味著勞動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體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就高于集體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小企業在高度市場化的環境下有其優勢,這是“溫州模式”的另一大特點。
  4.從吸收勞動力的情況來看,鄉鎮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會顯著減少,甚至出現回流情況。江蘇和浙江都是鄉鎮企業最發達的地區,但江蘇自1988年從業人數達到最高之后,十年間從業人數減少140多萬,浙江鄉鎮企業從業人數在1995年達到高峰之后呈現緩慢下降趨勢。即使在這樣鄉鎮企業發展較好的地區,也并沒有解決劉易斯的二元結構問題,這些地區的勞動力仍在大量無限地流出,剩余勞動力仍然存在。盡管鄉鎮企業發達的地區(珠江三角洲、寧滬杭地區)已經呈現典型的城市化趨勢,但這只是個別現象,而不是一般規律。就目前而言,由于鄉鎮企業發展的歷史機遇(市場擴張、低進入障礙)已不復存在。由于農業產品相對過剩,導致農業部門與其它部門的交易條件持續惡化,實際上農村缺乏有效積累的現實條件。因此期望靠鄉鎮企業的發展來解決農村和農業問題,越來越趨于不現實,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更是如此。農村問題只有靠農業本身的產業化來解決。當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使農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約了與農村進行貿易的產業(如電視機等家電)的發展。
  5.如果回顧農村改革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1984年前主要是農業的發展,在1984~1994年間,鄉鎮企業對整個經濟增長起到主要推動作用。就江蘇和浙江鄉鎮企業的發展來看,1994年之后主要是非集體企業的發展在起推動作用。這些變化中的共同點在于:在經濟體制的演變過程中,體制外的力量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計劃體制下,農業幾乎處于體制之外;在農村改革完成之后,鄉鎮企業則處于體制之外,因此在1989年開始的治理整頓中受到沖擊最大;1994年之后,非集體企業則是體制之外的新生力量。因此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激發體制外的潛在力量。就農村問題而言,未來的出路可能不在于如何發展鄉鎮企業,而在于如何使農民獲得土地產權(長期可繼承、可轉讓的使用權),使農民成為有產階級。既防止農民無限度地流入城市,又可以使農業真正地產業化,吸引更多的投資,使資源的配置優化。
  6.就現實情況來看,作為鄉鎮企業主體的集體企業(鄉村企業)目前已不再具有活力,并正處在改制過程中,逐步發展成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盡管現在已經少有人再提蘇南模式,但由于路徑依賴問題,江蘇的鄉鎮企業在改制過程中遇到了巨大障礙,而浙江鄉鎮企業在改制過程中遇到的障礙就小得多。從長期來看,盡管作為非集體企業主體的個體(私營)企業現在具有活力,但并不意味將來仍然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隨著規模的擴大和市場的開放,個體企業必然要進一步改制為現代企業。因此鄉鎮企業作為中國改革過程中的特殊產物,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鄉鎮企業無論是作為一個地域概念(農村),還是作為一個所有制或經營者概念,都不再具有特殊性,因此鄉鎮企業的概念將逐步消失,而代之為一般的企業或公司。
《改革》重慶61~65F22鄉鎮企業、民營經濟宋學寶20012001宋學寶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 北京 100084 作者:《改革》重慶61~65F22鄉鎮企業、民營經濟宋學寶20012001
2013-0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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