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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策略的可能性
“解構”策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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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56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071(2003)02-0054-04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是對當今世界學術界影響最廣的少數幾個仍然健在的思想家之一。自1967年出版《語音與現象》、《論文字學》和《書寫與差異》(上、下)以來,他出版的著作不下50種(至2001年僅譯成德文的就達32種),影響遍及哲學、文學、藝術、政治學、教育學、社會學、宗教學、美學等領域。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德里達的哲學,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一個事實:德里達通過繼承以蒙田、笛卡爾和帕斯卡為代表的法國哲學家的懷疑精神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批評,他在這種批評中提出的觀點雖然遭到不少學者的嘲弄,有人甚至認為他根本不配稱為哲學家,但他提出的一些術語、他的獨特思路、語言風格和理論策略已經融入了當代思想的潮流,并且影響了一些領域的學術走向。人們給德里達的哲學冠以各種名稱,如“解構主義”、“差異哲學”、“德里達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等,但德里達的主要工作仍是對思想史的重新闡釋。他首先是一個具有強烈歷史感和社會關懷的哲學家。
      一
  德里達始終保持著對現實的關切并時時顯示出對政治的敏感。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這一傾向越來越明顯。正如H.Kimmerle所言,在德里達看來,“哲學問題會導致明顯的政治結論”[1](P21-22)。1987年,法里亞斯(Victor Farias)以《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Heidegger et le nazismè)一書掀起了對海德格爾思想的政治傾向的討論,德里達隨即出版《論精神:海德格爾及其問題》(De L'esprit,Heidegger et la question)以及《心靈——他者的發現》(Psyché,invention de l'autre)加入了這場討論。1993年,他出版的《馬克思的幽靈們》(Spectres de Marx),1994年出版的《友誼的政治學》(Politiques de l'amitié),1996年的《信仰與知識》(Foi et savoir),1997年的《謊言的歷史》(以德文Geschichte der Lüge為題首次發表)都不斷表現出對政治、宗教、倫理乃至對歐洲和人類前途的關注。德里達早年對符號、語言、文字問題有著特殊的興趣,并把他的閱讀策略貫穿于對哲學和文藝作品的解構性詮釋中。近些年來,他的視域更加寬廣,建筑、電影、媒體、大學改革、社會捐贈、性別差異、第三世界的饑餓都是他關心的對象。但我們始終不要忘記他的思想有兩個基本傾向:一是強調哲學與文藝精神的親緣關系;二是突出哲學與政治的內在關聯。
  就第一種傾向而言,德里達常以柏拉圖、后期海德格爾、尼采和阿多爾諾做例子,說明思想的東西與詩意的東西是同一個東西的兩面,至少兩者是唇齒相依的近鄰。歷史的經驗表明,文藝凋敝之時也是思想凋敝之時。因為文學藝術與哲學是相互參照的文本,甚至可以說文藝是哲學精神的見證,兩者之間可能也存在某種緊張關系,但更多的時候是彼此激勵,相互滲透。譬如,哲學的文本與繪畫處于矛盾的平行中,但它們實際上在進行相互解釋。哲學的真理不是寫下來的東西,它只有在與不同觀點的對話中才能成為現實,述而不作的蘇格拉底即是哲學真理的實踐者。哲學與藝術在對話中和解,在和解中共生。哲學的真理像藝術的真理一樣并不具有現時性,它的在場即是它的缺席。海德格爾斷言真理是一種無遮蔽狀態,但無遮蔽本身也被遮蔽著。真理既在場又缺席,這一點決定了對藝術作品的解釋具有多樣性,真理的顯現通過藝術進入歷史,進入我們的生活,并在藝術中為我們所直觀。哲學與藝術以不同的方式展示著真理,盡管后者總是讓想像說話,但它不折不扣地構成了文本,它的意義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實體和無法打開的封閉結構,而是在解釋中形成的開放網絡。哲學文本為對藝術作品的不斷解釋提供了宏大的背景,但傳統的哲學文本則大多割斷了思想與藝術的聯系,因而要通過解構傳統哲學來重建這種聯系。
  就第二種傾向而言,德里達不僅用他的政治觀點回答別人對其差異哲學的指責,而且以他的行動表明了他的理念。他始終認為,自蘇格拉底到海德格爾的西方思想史一直是政治與哲學相互交織的歷史,也是兩者暗中對話的歷史。一種偉大的政治智慧的背后都潛藏著一個時代的哲學,而一種哲學(哪怕是自稱遠離時代的哲學)只要在思維著,就不可能對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無動于衷。一個哲學家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哲學家。他也許不介入某個具體的政治運動,他也許只是冷眼旁觀并獨立思考一個時代的事變,但他的思考總需要現實的激勵,需要某種理論的基點。一種哲學的政治意義可能是潛在的,但哲學的思考方式常常暗中影響人們的政治理念與行為,雖然這并不直接意味著將哲學理論運用到政治領域。德里達甚至說,哲學在生活中有時是具有政治意義的東西。為此,他四處奔走,要求當局在法國中學里保留哲學課程,因為他認為這是為塑造有頭腦的公民創造條件。他批評不斷出現的有關世界末日的神話是與政治有關的容易導致錯誤結論的哲學在作祟。在德里達眼里,哲學觀點可以導出某些政治結論,這在霍布斯、洛克、盧梭和馬克思那里是再明顯不過的事情。海德格爾曾高唱自由的贊歌,但1933年5月他在弗萊堡大學的就職講演被一些人理解為納粹思想的曲折表達,海德格爾終身對納粹屠殺猶太人保持沉默也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哲學思想的政治動機。德里達并不主張對哲學作泛政治化的理解,更不認為哲學應當成為政治的工具,但他從盧梭和其他近代啟蒙哲學家那里看到,哲學的批判性思考是精神解放和思想啟蒙的重要因素,哲學家對現代政治制度的理論設計甚至改變了社會的面貌和歷史的進程。時至今日,“馬克思的幽靈們”仍不斷在歐洲徘徊;婦女的解放與“本體論差異”的具體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盡管兩性差異不能與本體論差異等量齊觀[2](P148);西方形而上學強調理性對情感、言語對文字的優越性隱含著邏各斯中心主義和人種中心主義的基本預設;歐洲中心主義觀念已經在盧梭那里找到了哲學的回聲。凡此種種足以說明,哲學如何內在地影響著當代人的思維模式。當人們把文字理解為統治的工具,當人們認為有文字的民族優于無文字的民族,當人們把文字、言語和群體生活視為人的基本特征時,他們就不能把文字僅僅理解為符號,理解為文化的載體。相反,我們要對文字作一種不受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模式束縛的思考,這種思考將導致一門嶄新的學科——文字學的產生。
      二
  《論文字學》是德里達哲學的真正秘密。這里不僅隱含著德里達幾十年來不斷為之奮斗的哲學理想,而且展示了后來被他自由運用的寫作風格和解讀方略。如果說《語音與現象》和《書寫與差異》主要是通過重新闡述思想史來體現解構主義的獨特思路,那么,《論文字學》則力圖提出某種理論構想和策略(這明顯體現在該書第一部分中),并將這些理論構想和策略運用于閱讀實踐及寫作實踐(該書第二部分顯然表現了這一特點)。德里達后來使用的大部分關鍵術語都出現在這本著作中,他不僅提出了文字學的基本設想,而且為貫徹這一設想提出了以下主張:“解讀至少要基本擺脫傳統的歷史范疇,即:肯定要擺脫思想史和文學史的范疇,也許尤其要擺脫哲學史的范疇。”[3](P1)
  這無疑是一個大膽的、容易招致誤解的主張。其目的是對前蘇格拉底到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進行全面的“解構”,以便為新的文字學的產生掃清道路。為什么說這是一個容易遭到誤解的主張呢?因為這一主張容易使人把德里達視為歷史虛無主義者,使人覺得解構其實是對傳統的徹底否定。雖然大部分人把德里達的哲學稱為解構理論,但德里達本人經常提醒我們,解構本質上是個可有可無的術語。如果說有“解構”,最好用復數去表示,因為解構活動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德里達反復強調,最好不要把解構理解為某種特殊的方法和技巧,而要理解為一種閱讀方式和寫作方式。當然,我們不僅要聽德里達本人怎么說,而且要看他怎么做。解構無疑是德里達的早期著作常常使用的術語之一,盡管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個詞被用得越來越少,但它體現的基本精神一直沒有消失。因此,我們的討論不能不由此開始。
  在《論文字學》中,“解構”一詞一開始便與“拆毀”和“清淤”(ladesedimentation)一同出現,這或多或少顯示了這幾個術語之間的聯系。德里達指出,“‘理性’支配著被大大推廣和極端化的文字,它不再源于邏各斯——也許正因如此,它應當被拋棄。它開始拆毀所有源于邏各斯的意義的意義,但不是毀壞,而是清淤和解構”[3](P13)。這段話已明確點出了“解構”與“毀壞”的區別,也暗示了解構理論與虛無主義的區別。德里達的寫作實踐進一步說明了這種區別。德里達的“解構”源于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拆毀”概念。胡塞爾在《經驗與判斷》中首次使用了“拆毀”一詞(Destruktion),海德格爾借用這一術語來批判傳統形而上學,《存在與時間》的第二部分甚至將“拆毀”形而上學作為自己的基本任務。海德格爾通過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純粹知性概念圖式論”的解釋表明,拆毀形而上學并不是絕對地毀滅它,而是在康德的意義上去批判它,挖掘或揭示形而上學的根據,把它的基本因素暴露出來。因此,海德格爾實際上給“拆毀”一詞賦予了“打破”、“揭示”、“暴露”之類的意義。不僅如此,海德格爾的目的不在追問形而上學體系的根據,而是通過分析讓它自由地展現。從這種意義上說,海德格爾的“拆毀”本身就具有肯定的因素,或者說包含建設性的要求。用海德格爾本人的話講,“我們把這一任務理解為以存在問題為主線而對古代本體論流傳下來的內容進行撤毀,將它們分解為一些原始經驗,而這些原始經驗乃是產生最初的,后來起主導作用的存在規定的根據”[4](P22)。
  德里達在繼承和發展海德格爾的“拆毀”觀念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解構”策略。“解構”既是“破”又是“立”,既是“拆散”又是相對的“建設”。它的特殊性在于“視角的不斷變換”。它首先要解開傳統思想的紐結,把一些傳統概念在歷史中形成的意義統統展示出來,排除其中心意義。這一過程被稱為“清淤”。通過對傳統形而上學的考察,德里達發現整個西方文化傳統實質上受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支配,這種思維模式設置了各種各樣的二元對立,如主體與客體,言語與文字,必然與偶然,能指與所指,同一與差異,等等。但這些對立的雙方不是平等的關系而是從屬關系,第一項每每居支配地位和中心地位,第二項僅僅是對第一項的限制和否定。“解構”工作需要清除這些對立。為此,它一方面要顛倒那些對立雙方的等級關系,另一方面,需要打破原有系統的封閉狀態,從內部把原有的構架拆解開來,使它的各種因素顯示出來,暴露出來,然后,讓這些因素隨視角的不斷變化而自由組合。“解構”是一門讓各種對立因素“和解”的藝術,是一門解放精神的藝術。“解構”活動并不觸及外部結構。只有居住在這種結構中,解構活動才是可能 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這種結構中,解構活動才能有的放矢。之所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居住在這種結構中,是因為我們始終都在居住,甚至在我們沒有料到此事時仍然如此。由于必須從內部入手,由于要從整體結構上借用它們,也就是說,不能把各個因素各個原子孤立起來,解構工作始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它自身勞動的犧牲品。”[3](P32)
  講到這里,有些人仍然覺得德里達使用的這個術語有些玄乎,甚至讓人摸不著頭腦。德里達素有晦澀哲人之稱,由于他生造了一些術語并且給一些看似平常的術語賦予了異乎尋常的意義,加之他采用了不能為一般人所接受的語言風格,他的一些著作被人視為“天書”也就不難理解了。實際上,如果我們耐心地讀一兩本他的著作,仔細琢磨一下他的表達方式,特別是把他的觀點與他的解構實踐結合起來考慮,我們仍可以把握其思想的脈絡,至少一些術語不如許多人想像的那樣難以理解。“解構”就是如此。
      三
  “解構”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概念,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懷疑與批評方法,它甚至不是由一種語境過渡到另一種語境的技術性程序。它首先是一種分析性、開放性的閱讀方式。何為開放性的閱讀方式呢?按筆者的理解,這種閱讀方式不把文本看做固定不變的實體,也不認為它有一個值得讀者去緊追不放的本源性意義,更不認為其中隱藏著作者的絕對權威,相反,它要我們取消文本的絕對界限,使文本成為向我們無限開放的東西,向其他文本不斷開放的東西。在解構性閱讀中呈現出來的是具有多樣性和可變性的意義之網,即使我們看到一個我們千百次使用的具有固定意義的語詞,我們也應把這個詞的現有詞義掏空,看它能向我們展現出多少種不同的意義,看它在另一種可能的語境中有什么新意義。因此,解構性閱讀仿佛是一種復雜的體驗,各種因素在這里匯合起來,發生不斷重復的錯位。讀者在此處面對的文本是廣義的,它可以是一段歷史,一個事件,一幢建筑,一道風景,一些典籍,也可以是一種夢境,一種情緒,一種手勢,一部電影,一場戲劇。拿海灣戰爭來說吧,既有人把它解讀為野蠻的入侵,又有人把它解讀為對國際法理念的捍衛,也有人把它解讀為兩種不相容的文明的沖突,還有人把它解讀為一些國家對未來的可能性所做的試探性反映。是什么使人們做這樣的解讀呢?戰爭本身顯然沒有告訴我們應當如何解讀,而是與戰爭相關的其他因素組成的系統決定了我們的解讀方式。解構性的解讀試圖展示這些可能性并追溯它們的根據,如果可能,它還要揭示解讀如何代表了不同的視角,這些視角如何相關聯并形成新的視角。解構是視角的不斷更新。
  鑒于此,德里達認為,解構不是簡單的對某種結構進行分解,更不是取消和消滅那種結構。它觸及根基與構成根基的各種因素的關系,觸及結構的封閉性與開放性,用他自己的話說,“解構首先與系統相關。這并不意味著解構擊垮了系統,而是敞開了排列和集合的可能性,如果你喜歡,也可以說是凝聚起來的可能性”[5](P19)。雖然“解構”這個詞有時被德里達說成是對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常常使用的“Abbau”(即“拆掉”)的置換。雖然德里達始終都在批判西方形而上學,并聲稱解構不僅僅是對話語、哲學陳述做語義學的分析,而必須向制度,向社會、政治結構,向最頑固的傳統挑戰,但德里達始終把解構看成一種建設性的工作,而不是對一切價值的摧毀。為此,他自嘲地把自己稱為沒有建筑師資格的建筑師。他在回答卡昂(Didier Cahen)的提問時說的一段話更能說明“解構”的肯定意義:
  我當然要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解構的運動首先是肯定性的運動,不是確定性的,而是肯定性。讓我們再說一遍,解構不是拆毀或者破壞,我不知道解構是否是某種東西,但如果它是某種東西,那它也是對于存在的一種思考,是對于形而上學的一種思考,因而表現為一種對存在的權威或本質的權威的討論,而這樣一種討論或解釋不可能簡單地是一種否定性的破壞。認為解構就是否定,其實是在內在形而上學過程中簡單地重新銘寫。關鍵不在于把人們從這個過程移開,而在于賦予解構以思考的可能性[5](P18)。
  解構是針對文本的。通過解構,我們可以對文本作不同的解釋,并且通過不同的解釋,文本的內容和意義得以顯示。這就阻止了意義的自我封閉。它把文本的內在差異暴露出來,讓它的意義涌現出來,由此保證了文本隨著閱讀而常新。解構式的閱讀遵循一種替補邏輯,即:既補充又替代。原文不過是些“痕跡”或“索引”而已。文章一經寫出來,就不能由作者來決定應當對它作何解釋。他(她)也不過是一個讀者而已。“意謂”總是個人的,但一經說出來、寫出來就成了普遍的東西。我們常常追問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不過是要他(她)徒勞無功地說他的“意味”。實際上,我們已經為作者做了回答,我們已經對它進行了“替補”,我們已把自己的視角、把他的視角看做文本的一種因素。就此而言,解構具有詮釋學的特征。
  解構也是一種寫作方式。德里達的大部分著作都是這種解構式寫作的實踐。它的特點是把寫作視為對被掩蓋著的歷史起源的反思。在這里,每個關鍵性語詞都是通達其他語詞的“索引”,語詞、句子和整個文本是制造出來的“痕跡”。在場與缺席、生與死、肯定與否定的力量同時顯示在文本中,解構把文字的意義展示出來,或者說使意義像種子一樣撒播開來。為此,德里達常常在同一段話甚至在同一句話中故意使用同一個詞的不同意義。比如,在《論文字學》中,德里達通過對萊維·斯特勞斯的《悲慘的熱帶》、《親族的基本結構》和盧梭的《語言起源論》的分析,揭示了文字是一種差別系統的事實,說明了文字的各種可能性,指出了萊維·斯特勞斯和盧梭的思想中隱含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和人種中心主義傾向。德里達大大擴展了文字概念,并追求詞義的豐富性。于是,隱喻成了維護文字色彩和開放性的工具。《論文字學》成了多種風格并存的混合體:其文風時而輕松活潑,時而凝重滯澀;句子時而洗煉無比,時而冗長不堪;用詞時而生僻古奧,時而明白淺顯;表面上,引文雜亂無章,實質上條分縷析。總之,它是策略的展覽也是策略的運用。通過解構活動體現出來的文本的不確定性在這本書中可謂淋漓盡致,過去與現在、歷史與將來在這里交錯。德里達以文字的跳躍性來顯示思想的發散性。他的文字探險也是寫作風格的探險。
  收稿日期:2002-08-11
河北學刊石家莊54~57B6外國哲學汪堂家20032003通過考察德里達對哲學與文學作品的解構性詮釋,本文提示了德里達思想的兩個基本傾向,即強調哲學與文學的親緣關系,突出哲學與政治的內在關聯;追溯了他的解構策略的歷史起源,分析了德里達的解構實踐,指出了“解構作為一種閱讀方式和寫作方式,并非消極的破壞,而是一種積極的建設”。德里達/解構/理論策略/Derrida/Deconstruction/Theoretical/StrategyThe Possibilities of Deconstruction as a Strategy  WANG Tang-ji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By examination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ve explanation of some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works,the paper reveals two kinds of basic tendency ofhis thought,namely,emphasizing on the ki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literature and highlighting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politics.It trace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strategy ofdeconstruction,and points out that deconstruction,as a way of reading andwriting,is not a negative destr uction but a positive construction.復旦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433  汪堂家(1962—),男,安徽省太湖縣人,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方哲學和生命倫理學研究。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54~57B6外國哲學汪堂家20032003通過考察德里達對哲學與文學作品的解構性詮釋,本文提示了德里達思想的兩個基本傾向,即強調哲學與文學的親緣關系,突出哲學與政治的內在關聯;追溯了他的解構策略的歷史起源,分析了德里達的解構實踐,指出了“解構作為一種閱讀方式和寫作方式,并非消極的破壞,而是一種積極的建設”。德里達/解構/理論策略/Derrida/Deconstruction/Theoretical/Strategy
2013-0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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