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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祖”與“審父”:新寫實小說的文化發生學檢視
“認祖”與“審父”:新寫實小說的文化發生學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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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51(2001)06-0069-05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文壇旋風驟起,狂飆突進。在尚無切當的理論閾定之前,人們暫以“新寫實”為之命名。評論認為,以方方、池莉為代表的新寫實作家群,“將‘新寫實主義’的大旗嘩嘩展開,在當代文壇掀起一股沸騰的潮流。人們從歷史的尋根與先鋒的新潮中走過來,迎面觸及到的是‘中國普通人的生存狀態’,一時間,‘太陽出世’般的耀眼光芒鮮亮了文壇,一道道生活狀態的‘風景’熱鬧了文壇”。[1]而今,十余年過去了,新寫實小說業已成為參照型歷史話語。但其兇猛的來勢、崢嶸的表象以及帶給新時期文壇的巨大沖擊,足以表明該文學“存在”文化學意義上的超時空闡釋可能。基于上述認識,本文試從創作表象、文化生成、文本品格等三個層面切入新寫實小說“內幕”,以求得某些具有當下意味的啟示。
  一、表象:東風夜放花千樹
  新寫實小說的發生、演進,有如東風夜放花千樹:創作來勢猛、作家陣容大、作品數量多、勃興時間長、鼓吹勁頭足、文化效應廣。
  創作來勢猛 正值反思文學后繼乏力、先鋒思潮風雨如晦之時,文壇新動已在孕育之中。1987年,方方、池莉的《風景》、《煩惱人生》競相推出,令人刮目而視。經過近兩年的調試、聚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寫實小說疾風勁雨,蔚為大觀,攻奪文壇主戰場。《鐘山》火眼金睛,飛鷹逐兔,率先推出“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并闡釋說,“所謂新寫實小說,簡單地說,就是不同于歷史上已有現實主義,也不同于現實主義‘先鋒派’文學,而是近幾年小說創作低谷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傾向。”一時間,新寫實小說創作成為文學主流向,頗有獨占文壇鰲頭之勢。
  作家陣容大 總體上趨于年輕化、知識化,觀念上擁有先鋒意識,操作上刻意花樣翻新的新寫實驕子們,以其凌厲攻勢迅速壯大了作家隊伍。除方方、池莉等“老將”外,其他部落或散兵游勇也競相投其麾下,匯成浩浩蕩蕩的“主力兵團”:劉震云、劉恒、葉兆言、范小青、余華、蘇童、格非、朱蘇進、周大新、周梅森、閻連科、陳懷國、李銳、李曉等等。可以認為,其龐大陣勢與群體默契在新時期乃至整個當代文學史上都是罕見的。
  作品數量多 新寫實小說穿梭于歷史與現實之間,長中短篇三“管”齊下,碩果累累。《落日》、《白駒》、《白霧》、《桃花燦爛》、《祖父在父親心中》等扯出破碎的人生“風景”線。《煩惱人生》、《不談愛情》、《太陽出世》等涂抹出“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的無奈色彩。《白渦》、《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等裸露出蕓蕓眾生的食、性原欲。《塔鋪》、《新兵連》、《頭人》、《官場》、《官人》、《單位》、《故鄉天下黃花》等撒滿“一地雞毛”。范小青的《光圈》、《伏針》、《人與蛇》、《顧氏傳人》吼出平庸者沙啞的“清唱”。葉兆言的《狀元鏡》、《艷歌》則無異于哽咽難語的“挽歌”。類似的圈內作品不勝枚舉,如《罌粟之花》、《妻妾成群》、《紅粉》、《米》、《現實一種》、《往事如歌》、《絕望中誕生》、《金色葉片》、《祭奠星座》、《迷舟》、《夏天太冷》以及“軍歌系列”、“厚土系列”、“瑤溝村系列”等。新寫實小說作品之多于此可見一斑。
  勃興時間長 新時期以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你消我長,此伏彼起,各領風騷三兩年。而新寫實小說昂首走過七八個春秋,堪稱文壇盛事。到了1993年,新寫實創作以堅挺的姿態完成了出色的沖刺。方方在《中國作家》三月號和《作家》三月號分別推出《作為藝術》和《推測幾種》,閻連科的《自由落體祭》同時刊于《作家》三月號。劉恒的《蒼河白日夢》、李曉的《一種叫太陽紅的瓜》被《收獲》第一期拿來壓陣。范小青英勇不減當年,繼《月色融融》之后,又在《春風》第一期和《峨眉》創刊號上相繼亮出《茶客》與《老岸》。蘇童的《沿鐵路行走一公里》和余華的《活著》都被視為新寫實小說力作。顯然,在新狀態、新體驗鼓噪文壇之前乃至同時,新寫實小說無可爭辯地妝扮了新時期文壇的前臺景觀。
  鼓吹勁頭足 新寫實小說濫觴伊始,猶如“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評論家們興之所至,鼓而吹之,誠如李萬武所言:“一些人一聽說有一種以‘還原生活’為旗幟的新品種小說出來……真是好生喜歡了一陣子。”[2]有人宣稱:“新寫實小說的出現,無異于沉寂中的一聲爆響,黑暗中的一線光明,它使許多翹盼中國文學騰飛于世界藝術之林的評論家從中捕捉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光明前景”。[3]王干來得更干脆:“如果本世紀有人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話,肯定是寫實型的作家和寫實型的作品。”[4]而今看來,上述判斷無疑是帶有沖動性的估計,但在當時,它們確實刺激了作家們的創作熱情,因而客觀上成為新寫實現象的一部分。
  文化效應廣 曾幾何時,新寫實小說以其喧囂的聲色陣容促發了廣泛的文壇騷動,牽動了報紙、廣播、影視的神經中樞。一向沉穩的大師級作家王蒙也禁不住預言,以王朔及新寫實為代表的調侃文學現象將繼續走俏90年代的文壇。很清楚,新寫實小說盡管缺乏石破天驚之作及深層轟動效應,但作為某種時代情緒的文學投射,它們業已引發廣泛關注并一度成為各大文學刊物的搶手貨、鎮卷作。饒有興趣的是,當劉恒的《伏羲伏羲》走紅之時,電影《菊豆》旋即攪動觀眾心潮。當《大紅燈籠高高掛》贏得意大利威尼斯銀獅獎時,人們重新翻閱《妻妾成群》,渴望從中讀個明白。周大新的“預西南盆地”剛一面世,《香魂女》便輕松捧回第4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大獎。除張藝謀、謝非等名導外,其他導演也先后看好新寫實小說,甚至為購得《紅粉》的優先導演權,姜文和李少紅陡生版權之爭。顯而易見,新寫實小說大潮所致,已經超越了小說和語言藝術范圍,儼然結成耐人尋味的享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文化現象。這意味著,拒絕進一步闡述其社會文化生成是不明智的。
  二、“認祖”:多極文化生成
  喧鬧的表象掩飾不住生成的混雜,疾風暴雨式的來頭往往標示出生命的某種內在虛脫。面對轟然作響的新寫實小說大潮,我們不禁要問:你從哪里來?
  細加考辨便不難發現,新寫實小說生成于主客源與內外因的矛盾撞擊之中。其中,主客源揭示了文學與生活的依存規律,內外因顯示出文學內部復雜的承傳關系。
  (一)主源——作家主體的創新求變意識
  作家主體的創新意識是文學嬗變的基本內驅力。新時期的核心時代范式是改革開放及由此而來的主體行為方式的標新立異。承此,廣大中青年作家塊壘消釋,創新求變成為群眾指向。新寫實小說的作者大都具有較高學歷(有些作家是碩士研究生或高校教師),知識儲備相對全面,理論素養較好,創新意識強烈,擁有先鋒或潮頭意識。當傳統“新潮”不再新潮時,這支新軍便開始操縱新一輪文壇革命。觀念的清醒與指向的自覺,使之有可能把握新的創作界域,即傳統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如今已覺不新鮮,古典主義、自然主義也各自有著程度不等的缺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兩結合”方法因主流意識形態色彩過濃使作家心懷余悸,主張“向內轉”的現代主義未必完全適合中國國情。因而,這些作家有意突破過往語言藝術的創作維度,較多地借用攝影、繪畫、雕塑乃至影視藝術的表現手法,企圖以反常的文學思維超越藝術真實,返回生活真實,以縮短日益擴張的藝術與生活的距離。于是,在他們筆下,再也聽不到微風輕拂,黃鶯婉轉,看不見藍天白云,山河壯麗,百花爭妍,充斥其間的是普通人的吃喝拉撒睡和食欲性欲錢欲權欲,即所謂生活如網,人生似夢。如此“世故心態”,在造成作品詩意消解的同時,又無可挽回地導致了新寫實小說文學性的削弱。
  (二)客源——現實社會生活的掣動與大眾審美期待的召喚
  社會生活是文學創作的唯一源泉,文學藝術是關于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這是文學產生發展的根本原則。無論新寫實作家如何追異逐變,從根本上講,其作品仍是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回眸。當代社會生活節律空前加快,生活事象異常繁復,生存境況不同程度地遭受現代工業和都市文明的破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出現嚴重異化,人的價值與尊嚴面臨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莫可名狀的焦躁、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驚懼、希望的失落、選擇的痛苦,把人逼向扭曲的誤區、壓抑的深淵。從一定意義上說,新寫實小說正是這種臨淵之作。我們注意到,在錯綜而強悍的多元化社會律動面前,新寫實作家更多地采取了貌似賢達的視而不察、存而不論、放任自流的態度,既無歇斯底里的嚎叫,也無不痛不癢的說教,而是淪為“局外人”,任爾東西南北風,吹皺一池“污水”。
  相對于作家創作而言,讀者的審美期待不失為重要的客體動力。新時期以來,春秋數度,文變頻仍,練就了文學消費多維度、開放型的審美召喚結構,猴子扳苞谷似的趨異心態,促使讀者的閱讀趣味水漲船高,并反過來牽引或壓迫作家創作,帶動新寫實小說家們不斷地調制作品口味。這表明,新寫實小說自身也有著演進與發展的潛在空間。
  (三)內因——中華母體文學的濡染
  從本民族文學傳統對新寫實創作的影響來看,不難判斷,新寫實小說盤桓于傳統現實主義的根,纏繞著新潮文學的藤,點綴著通俗紀實小說的葉,以此粘和自身的樹干枝葉。
  我國傳統現實主義承《詩經》背景,中經杜子美、曹雪芹、魯迅等巨擘的托舉,到社會主義時代已是煌煌大觀。現實主義按照生活本來形態及其發展規律真實而具體地反映社會生活、強調客觀敘述與冷靜分析等基因,都明白無誤地遺傳給新寫實小說,以致屢屢有人稱之為現實主義的“回歸”與“深化”。究其實,新寫實小說在接納傳統現實主義寫實本色這一半時,又拒斥了理想抒發與浪漫表現的另一半。
  中國式先鋒文學著實激蕩過一陣,對新寫實小說不無啟示作用。王蒙的東方意識流,徐星、劉索拉式的荒誕小說,馬原的“套盒式”語言暴力,莫言、洪鋒、殘雪等作家的“黑色幽默”以及魔幻現實主義傾向,都可在新寫實小說中窺見或濃或淡的影子。大批先鋒、新潮作家之于新寫實小說的轉軌或加盟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
  與此同時,80年代以來,隨著務實心態與平民意識的普遍增強,通俗小說與紀實文學顯示出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金庸、梁羽生諸人的《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龍虎斗京華》等通俗文學的世俗化處理,馮驥才、鄧友梅等人既有濃郁鄉土氣息又不乏深厚文化意蘊的鄉味小說,以及《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北京人》等紀實文本,以特有的真實性、公共性“笑傲”文壇。借此,接受主體實現了消遣、愉悅、知事的目的,對經由改造、夸張、變形、虛構的“天方夜譚”式的創作倍感陌生和厭倦。實踐表明,新寫實小說以其特有的通俗性和紀實性盡展生活之“實況”,并因此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
  (四)外因——西方異域文化因素的參照
  哲學、美學的聯袂而行,往往以其高能放射效應規約著文學操作。新寫實作家以文化人慣常的敏感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匯了西方諸如現象學、實證主義、存在主義乃至弗洛伊德主義等思想觀念,轉而擴展自己的文學話語空間。
  新寫實小說的自然主義傾向,已為評論界所公認。左拉曾極力標榜:“自然主義小說不插手于對現實的增刪,也不服從一個先入觀念的需要……我們只須取材于生活中一個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實地記載他們的行為。”[5](P248)從眾多新寫實作品中,依稀可見左拉的幽靈:主張實錄生活,不事藝術概括;崇尚真實性,反對傾向性;強調用生物學、遺傳學觀點寫人,忽視典型性格的塑造。新寫實小說的所謂“原生態”記錄和“零度介入”,與自然主義小說一脈相承。
  在西方現代主義創作中,存在主義小說、“新小說”派及荒誕派戲劇給予新寫實小說的滋養或許最多。上述流派的荒誕感、死亡感、非英雄及物象至上在新寫實小說中有明顯呈示,彌漫著蕭瑟落寞的“世紀末氛圍”。這種反主題、反人物、反虛構,亦即反傳統藝術法則的做法,正好體現了新寫實小說之“新”。
  主客穿越,內外相連的復雜生成背景,勢必導致創作欲念的盲動、操作方式的瑣碎以及敘事指向的平冷,并由此規定了新寫實小說的“混血”特質。一方面,它較傳統現實主義還“土”,另一方面,比現代派還“洋”;一方面有著過往自然主義的“本色”,另一方面,又創造了世紀末中國文壇的“新潮”神話;一方面,俯首于生活實態,另一方面,執著于藝術反叛。欲說還羞、琵琶遮面式的“經驗游戲”,使之在紛亂的文化夾縫中最終喪失了獨立的文本品格。
  三、“審父”:“四無”式文本品格
  文化生成的駁雜,大雜燴式的“煮粥”,使新寫實小說文本最終淪為“四無”式嫁接品,即無傾向、無英雄、無技巧、無深度。這也說明了新寫實現象雖屬積極卻遠未成熟的實驗性現代文本品格。
  (一)“中止判斷”與“零度情感”——無傾向
  新寫實小說有意阻擋作家主體因素的深度介入,要求“中止判斷”,倡導零度寫作。這種貌似不動聲色、不偏不倚的反觀念、反主題意向,本質上是非理性、反文化傾向的表現,因而注定會落空。正如謝冕先生所說,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為這種想法因迎合了所有人而可能掩飾和沖淡原本的積極動機。
  我們不妨考察一下“中止判斷”與“零度情感”的實踐可能性。眾所周知,作為審美反映的文學方式隸屬意識形態范疇,而社會生活屬于存在范疇。一方面,意識從來都是被意識到的存在,亦即生活是第一性的。另一方面,文學以其形象性、情感性、審美性而成為一種特殊社會意識形態,主體的主觀情感因素滲透進作品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之中。題材的選擇、情節的組合、人物與環境的安排、語言及表現手法的運用等,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作家個性的印記。其中,必然負載著作家主體的生命感悟和精神意識。在這種情況下,絕對的真實是不存在的,因為誰也不能認為自己就是一面完美無缺的鏡子。因此,“中止判斷”與“零度情感”與其說是一種藝術追求,毋寧說是新寫實作家玩的一個花招:以寓虛于實的羞答答的姿色誘使讀者鉆入本文的敘事圈套,去接近或尋找“元語言”裂縫中的“潛主體”或“結構意義”。這樣,作家既達成了與現實最親近、最相似、最高粘合度的關聯,又以“上帝”式的公正面貌拉開與現實的距離,以求識得“廬山”面目。這種凡人、超人兩驗的企圖,致使作家兩難。因此,新寫實小說主體的退場、意義的缺席“意味著‘已有的現實主義’或現實主義‘先鋒派’文學蘊含的權力話語、知識分子啟蒙話語及現代主義對于生存意識的追尋與詰問,對于虛無與沉淪的超越與反抗均被其‘零度敘述’所一一拒絕,敘述從而成為喪失主體判斷的現象還原,從作家逐漸冷漠的敘述之中,我們再難尋覓其理性批判與人文激情的面影,甚至其情感的脈動也難以觸摸”。[6]其結果,作家只得與其所展示的“小人物”同流合污。
  (二)邊緣搜索與類型羅列——無英雄
  新寫實小說的犬儒主義“近視癥”,使得作品文本缺乏大度量的宏觀審視,蒼白的敘事背景下無主角、英雄和偉人,生活大潮不再有主旋律。
  機器文明的轟響,商業大潮的涌動,觀念的搖擺,信仰的危機,生存的艱難,將普通人擠到生活的邊緣,淪為可憐巴巴的邊緣人、多余人。這既是現代社會的現實風景,也是新寫實作家自動放棄急流沖刺、轉而嘗試邊緣搜索的必然結果。《風景》中的“哥”們,《落日》中的丁如虛,《老人角》中的老湯,《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太陽出世》中的趙勝天,《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中的貓子,《一地雞毛》中的小林,都是消磨掉典型性的邊緣化類型。在程式化生活面前,人也被機械化,生活空間遭到無情的壓縮,活動方式日益簡化。劉恒暢言,一個糧食,一個性,是人的兩大基本需求。劉震云也表現出“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傷感:“生活是嚴峻的,嚴峻的是那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生活瑣事。單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做飯弄孩子,如何求人將孩子入托,如何將老婆調到離家近一點的單位,每一件事情,面臨每一個困難都比上刀山下火海還令人發愁。”[7]可見,在新寫實作家筆下,涂抹著濃郁的“泛悲劇”色彩。南帆曾敏銳指出,對于新寫實作家,“文學似乎成了一只粗糙的大手,它毫無情面地撕去詩意的面紗,裸露出一片千瘡百孔的庸常圖景。在這里,人們看不到氣勢磅礴的事件與偉岸不群的人物”。[8]
  綜上所述,邊緣搜索造成了新寫實小說人物的類型羅列。他們沒有個性,前途黯淡,希望渺茫,成為命運的玩物。這種反英雄、反崇高的美學情緒,最終取消了人物和文本典型性。
  (三)卑瑣、仿擬與拼帖——無技巧
  新寫實小說承襲了西方現代文學的反傳統、反傾向、反英雄、反技巧品格,吸納了中國新潮文學極度隨意的“玩法”,因此糾纏著伊哈布·哈桑所說的仿擬與拼貼,總體上呈卑瑣形態。
  這集中體現在敘事策略與語言組合方面。新寫實小說中,沒有了“憤怒的吶喊”,不見了“大徹大悟”,“絕對相似性”的孜孜以求以及“嘲弄性模仿”(Parody)的套用,使作品成為灰色的“長鏡頭”。作家們認為,既然無力也不用改變對象性世界,那就應該盡力保留一份未曾啟封的現實的純真。唯其如此,才能成為生活的忠實朋友、公共的現場保護者。余華認為:“很久以來,我越來越感受到先驗世界的真實。……一切景象都是先驗世界描繪出來的,人在現實世界里只不過是道具而已。”[9]新寫實小說也是在這種意義上“回到了小說自身”。
  但事實很快證實了這種反藝術的逆反心理的虛妄性。黑格爾早在《美學》第一卷中就精辟地指出:“藝術總不能和自然競爭,它和自然競爭,那就像一只小蟲爬著去追大象。”[10](P357)于是,新寫實作家只能轉而以折中的“仿擬”和“拼貼”手段向現實妥協。除群體性仿擬外,拼貼作為新寫實小說的慣用手法被派上用場。《故鄉天下黃花》中的大量“附記”,顯然是一種仿擬式的拼貼。實際上,這種拼貼造成了敘事技巧和語言模式的卑瑣,損害了文本的藝術深度。
  (四)深度模式的解構——無深度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寫實小說的超越性努力使之多少具有后現代意味。按照王岳川的理解,后現代主義的核心標志是中心隱遁,主體死亡,作者瓦解。其結果,造成深度空間的消解,作品呈現給我們的大多是“缺乏深度的淺薄”。
  美國杜克大學教授F·杰姆遜概括出四種“深度模式”:現象與本質的辯證模式;顯在與潛在的弗洛伊德模式;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的存在主義模式;能指與所指的符號學模式。他認為,后現代主義作品因解構或瓦解了“深度模式”,因而是平面的藝術,“你并不需要解釋它,而應該去體驗”。新寫實小說作品大多一眼望穿,沒有彈性與厚度,亦即取消了“空間感”——現象失落了本質不再有辯證空間,顯在丟棄了潛在不再有闡釋空間,非確定性放逐了確定性不再有“存在”空間,能指與所指的疊加堵死了維度上的結構空間。因此,新寫實小說客觀上扮演了中國后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角色。
  無論如何,只看現實,不問原因,不計后果的平板寫作,說明作家一時難以肩負起“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重任。難怪人們詰問,新寫實作家“除了在‘情感的零度狀態’里‘還原現象’,把玩雞毛遍地的風景,撕扯人生煩惱的白霧,還能做些什么?”[11]
  如今,因生活的速動、批評的困倦及讀者的疏遠,新寫實小說的風流年華已逝。因其鼓噪有余而操作乏力,也因其缺乏厚重的歷史審視和精深的文化內蘊,它注定是一種寫法而不是一種方向。輕率地斷言新寫實小說“將成為文學在當代中國的永恒選擇和不變的方向”,只能是癡人說夢。
  時過境遷,文以代變,作為世紀末情調在文學上的特殊關照方式,新寫實小說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新的時代將選擇新的文學,正是新寫實小說的文化發生學檢視給予我們的最好啟示。
  收稿日期:2001-05-30
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大連69~73J1文藝理論龔舉善20022002作為新時期文壇權力話語之一,新寫實小說無疑已經成為參照型歷史文本。究其發生與演進,自然有著深刻而復雜的社會與文化淵源,并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世紀末中國小說的文化品位及基本路向。值此世紀之交,透過崢嶸表象以檢視其生成背景,進而省察其無傾向、無英雄、無技巧、無深度等“四無”式文本品格,對于當下的小說新創而言,顯然不失為一種啟示性回眸。新寫實小說/表象描述/文化生成/文本品格new realism stories/image description/culture formation/text features"Acceptance of Ancestry"and "Examination of Father":New Realism Stor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Formation ScienceGONG Ju-shan(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Yunyang Teachers College,Danjiangkou 442700,China)As one of power discourse of the new era in literary world,new realism stories have undoubtedly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reference historical texts.I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they involve profound and complicated social and cultural sources,and have exert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cultural value and general trend of Chinese stories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Atthe present century transition,exploration of their formation background and such text features as tendencyless,heroless,techniqueless and depthless behind their prosperity apparentlyserve as an inspiring review to the present story creation.龔舉善(1964-),男,湖北竹溪人,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主任、教授,主要從事文藝理論研究。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湖北 丹江口 442700 作者: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大連69~73J1文藝理論龔舉善20022002作為新時期文壇權力話語之一,新寫實小說無疑已經成為參照型歷史文本。究其發生與演進,自然有著深刻而復雜的社會與文化淵源,并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世紀末中國小說的文化品位及基本路向。值此世紀之交,透過崢嶸表象以檢視其生成背景,進而省察其無傾向、無英雄、無技巧、無深度等“四無”式文本品格,對于當下的小說新創而言,顯然不失為一種啟示性回眸。新寫實小說/表象描述/文化生成/文本品格new realism stories/image description/culture formation/text features
2013-0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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