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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前期創作的女性主義闡釋
丁玲前期創作的女性主義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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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27年冬到1928年春、夏,隨著《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在《小說月報》上以首篇位置推出,人們看到了一位潑辣勇猛、一掃溫柔羞怯之風的男權傳統的挑戰者——丁玲。她不是用理想的彩虹襯出現實的晦暗,而是徑直表現郁悶氛圍中青年女性的痛苦掙扎,她不僅描寫出傳統社會同女性命運的對立,而且更揭示了覺醒的女性內心世界的多重糾葛。她也不像廬隱那樣揮灑熱淚叫出女性的悲哀,而是用藝術的利刃剖析著悲哀的根源,進而發出粗獷的戰叫。在她身上,仿佛秉承了幾千年女性世界的全部苦痛記憶與難以泯滅的解放希冀,于是她不僅在文壇風云驟變之際高舉起女性解放的旗幟,而且即使在她匯入社會文學大潮之后,仍然難以忘懷女性解放的歷史使命,甚至發出鋒鏑作響的激烈言辭。
   挑戰之一:性愛主角
  女人與男人一樣是自然造化的結果,性之欲求乃是發乎自然本能,并且由于生理結構、歷史角色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心理特征等差異,女人對性愛更為關注,體驗更為內在,熱情更為持久。但由于為封建禮教所強化的男權傳統的嚴重束縛,本來就被扼殺了文學天賦剝奪了發表權利因而少得可憐的女性文學,極少有正面表現女人的性之欲求的。至于在男性主宰的文學世界里,通常,女性要么被表現為目不斜視的貞淑典范,要么被描寫成妖冶惑人的狐貍精,女性的性欲是滿足男性欲求的盤中餐,或者毒害男人的蛇信子。只是到了綱紀頹圯的元代,《西廂記》里才有了對崔鶯鶯欲求的肯定性描寫。明、清時期,伴隨著思想啟蒙思潮的幾度高漲,對女性性愛的描寫也曾有過幾縷熹微的晨光。然而那也畢竟是男性的筆觸,男性的視角。傳統的陰影何其濃重,到了20世紀“五四”新文學高潮到來之際,女性自己來寫性愛,還是寥若晨星,而且瑟瑟縮縮、欲說還休。
  但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中,莎菲卻對凌吉士“那兩個鮮紅的、嫩膩的、深深凹進的嘴角”,用小兒要糖果的心情來渴求。即使認清了他的思想怎樣壞,也仍是情不自禁地渴求“他能把我緊緊的擁抱著,讓我吻遍他全身”,覺醒了的青年女性的性欲熱辣辣地表現出來。《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借著妓女的特殊生活,將女性的性敏感、性體驗表現得異常大膽。妓女題材的作品,古往今來可謂多矣,有舊文人狎弄的輕慢與淺薄的玩味,也有“五四”以來從社會角度切入的哀憐與悲忿,而丁玲則從女性的本色體驗著眼,揭示出風塵女子生存的另一面——性本能的恣意活躍,拋夫的離愁與被老鴇盤剝的憤慨都掩映在刺眼的性欲張揚之中,以至于許多年里這篇作品蒙受了道德名義的責難,殊不知它正是以非道德化的視角揭示了女性的某種生命體驗。如果說慶云里的阿英們的興奮確實滲入了曲折的苦澀的話,那么《阿毛姑娘》的女主人公一旦從性無知中覺醒,那性感便發乎自然地灼人。《韋護》里男女主人公的性愛描寫更賦予了純情的色彩與春意的繾綣:“麗嘉常為一些愛情的動作,羞得伏在他身上不敢抬一下頭,但卻因為愛情將她營養得更嬌媚更惹人了”。
  如實表現女人性欲的自然性,充分肯定其欲求滿足的合理性,大膽張揚其生命體驗的甜蜜性,這是丁玲帶給新文壇乃至整個中國女性文學史的一股早春的晨風。馮沅君為了回擊封建衛道士將自由戀愛污蔑為道德淪喪的攻訐,在小說《旅行》中描寫一對熱戀的情侶外出旅行,在旅館里“夜夜同衾共枕,擁抱睡眠”,卻“秋毫無犯”。在今人看來不合情理的行為,在20世紀初的生活實際中,由于傳統禮法的禁錮也許有其歷史必然性吧。問題在于作家的敘事態度,馮沅君顯然認同了她的人物的行為邏輯,或者反過來說人物的行為邏輯正是作家心理邏輯的投射。丁玲則要勇敢得多,她雖然較之第一代女作家晚出將近十年,但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趕到了最前沿。丁玲在20年代結識的朋友中曾經有過一對青年男女因為害怕在一起生孩子而分居,她在《莎菲女士的日記》里選用了這一素材。但在敘事中借莎菲的視角予以善意的嘲諷:“這禁欲主義者!為什么會不需要擁抱那愛人的裸露的身體?為什么要壓制住這愛的表現?為什么在兩人還沒睡在一個被窩里以前,會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戀愛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學!”當然理智者可以驕傲他們的“純潔”,但覺醒者也完全有理由嘲笑其“純潔”的道德虛偽性,完全有理由堅持自己追求身心高度吻合的自然合理性。
  性欲是性愛的基礎,性愛較之單純的自然欲求要復雜得多。如何看待性愛,如何表現性愛,往往因人而異,又有性別視角的差異。以往的性愛表現,絕大多數是男性視角,男性角色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自我體認,女性角色是男性眼光選擇、品評的對象,女人的褒貶臧否,終審權在男人手里。丁玲一進文壇,就顯示出與傳統迥然相異的女性視角。首先,她特別關注女性,在她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大多是女性,在女性與社會、女性與男性的沖突中,她情不自禁地把同情放在女性一邊。夢珂、莎菲、《暑假中》的女教師自不必說,即使像頗招后來批評家非議的阿毛姑娘,作家也傾注了作為女人的理解與憐恤。你可以說阿毛死得不值,但一個村姑向往城市所代表的工業文明,希冀改善自身貧困的生活面貌,卻實在無可指責。男人盡可以做金榜題名仕途得意財運亨通的夢,天性比男人更富于幻想的女人為什么不可以做一做鯤鵬展翅的夢呢?“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不過是男權傳統斬斷女人幻想翅膀的利斧。愛慕虛榮本是人之自尊心的曲折反映,男女皆有,為何偏要作為一種惡名強加于女人頭上?假如時代進步到阿毛可以勞動致富足以同城市女人一比高低,而不致于因自己是鄉下女人而羞慚,假如社會開放到阿毛可以自由擇取模特職業,以便為自身尋找到一塊不須依賴丈夫的立足之地,而不是因為僅僅表達了要去當模特的意愿就遭到婆婆與丈夫的毒打與公公的咒罵,假如丈夫了解女人天生愛做夢的秉賦,能夠體會妻子隱秘的心理,而不是簡單認定一切都是妻子的不對,用冷淡、蔑視甚至拳腳折磨妻子的身心,她還會冒雨跑到山上癡望癡想嗎?她還會苦惱得發呆發病直至吃火柴辭別人世嗎?阿毛之死,誰之罪過?《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表現了當時文壇流行的革命與戀愛沖突的主題,值得注意的是丁玲沒有像有些作家那樣簡單地貶低戀愛。原因何在?也許是在作家的價值天平上,戀愛本來就占有沉甸甸的份量,也許因為戀愛的執著者是位女性。與望微從事的革命事業對比,瑪麗希冀的愛情樂園未免狹小,但并非沒有存在的價值。當她風塵仆仆遠道而來,卻在一頓匆迫的晚飯后被望微甩在寬大的床上孤獨地守候,即使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能平復女性幽曲細微的心靈隱痛嗎?女性對于愛情的期待本來就更為執著,況且瑪麗天生是一個多情的女子,她對望微有著更高的性愛要求。她無法抓住望微常在身邊,無邊擺脫寂寞與閑愁,于是出走就成了必然。最后,望微透過囚車的鐵絲網發現瑪麗正被一個漂亮青年攬著從商店里購物出來,非但沒有憎惡以及男性本能的嫉妒,反而在內心給予寬厚的理解與祝福。這一戲劇化的結局處理,與其說表現了男主人公的寬容大度并借以襯出女主人公的自私渺小,毋寧說投射著作家對女性選擇的權利與愛情的存在價值的默默首肯。
  丁玲作品觀照性愛的女性視角,其次表現為:在性愛中的男女位置上,通常讓女性掌握選擇的主動權。在傳統社會里,選擇權一般緊緊攥在家長手里,偶有年輕人掌握自己命運的,也必是由男性來選擇女性,極少有女性選擇男性的例外。“五四”文學革命揭開了新的一頁,但在先驅者的男性視野里,觸目皆是郭沫若式的熱烈追尋的火焰與郁達夫式的無可寄托的凄冷。只有從女營殺出的驍將廬隱,才叫出無可選擇的悲哀,但那悲哀之深令人懷疑是否仍有依賴男性的傳統惰性在作祟。丁玲筆下的女主人公不甘被人像市場的貨物一樣挑來揀去,而是用至少是平等的甚至是居高臨下的眼光挑剔異性,藉此來維護女性的自尊。夢珂面對三個追求她的男人,不管是鄉間老父親來信的暗示,還是城里摩登青年不加掩飾的欲求,夢珂都以逃避拒之門外。她深信并且維護著選擇的自由,因為只有她本人才是自己的主人。莎菲面臨的選擇困境更大,她在感情沼澤地陷入得也更深,但即使她一時成為自己欲望的降兵,也決不肯屈尊為凌吉士的蠱惑的奴隸,莎菲始終處在性愛角逐的制高點。麗嘉之于韋護(《韋護》),瑪麗之于望微,貞貞之于夏大寶(《我在霞村的時候》),莫不如此。瑪麗很年輕,又美貌,自然為好多男人所注目,她知道自己的青春榮耀,樂于接受朋友們臣仆似的奉迎殷勤。她要永遠保持著這王位,隨心所欲地支配異性,而不是被任何人攫去,即使像望微這樣使她看到男性不可侮的愛的人,一旦違逆她的“旨意”,也會毅然拋開去。這種“王位”意識可以說是丁玲女主角們的共同特征。它與自我覺醒、婦女解放的時代思潮密切相關。
  以女性的切身體驗從女性視角切入,使丁玲得以勢在必然而又獨到別致地揭示出女性的性愛特征。女性的性欲較之男性,要來得緩慢,一旦被調動起來,持續時間也較長。這一生理特征決定了女性在性愛中通常更注重心理體驗,少女階段還表現出熱衷于感情投入而排斥性愛行為的美人魚性。如麗嘉同許多男人相處得很親昵,使之墮入情網,而她自己卻不動真,輕易地游弋于感情漩渦之外,便是美人魚性的典型表現。
  此外,一則由于上述心理機制,二則由于幾千年來女人要依靠男人過活的歷史原因,女性在性愛對象的擇取上又往往表現得相當猶豫,情理之間的糾葛較之男性一般更為復雜、更為隱秘、更為持久。莎菲女士曾被某些批判者指斥為“玩弄男性”,根據便是她既然不喜歡葦弟卻不肯放棄他,既然討厭凌吉士的卑劣靈魂卻又渴求他的親昵。這里姑且排除包藏禍心、欲治人于死地的“棍子批評”不論,只就一般范疇的文學批評而言,所謂“玩弄男性”實在是既不懂女性心理又與文學本性隔膜的謬見。社會苦悶與性苦悶交織在一起,再加上肺病的折磨,使性愛追求成為當時莎菲幾乎唯一的寄托。可是茫茫人海,所求何在?葦弟對她倒是一往情深,但他那帶有女性色彩的言行舉止、那樸拙近乎愚笨的童貞,如何能滿足得了自身女性味十足、尋找真正男子漢的莎菲的欲求?輕視、至少是無法喜歡女性化的男人,這是一般女人的通例。少女時期普泛存在的美人魚性在這種男人面前,尤其易于重現。所以,莎菲才說“我算夠忠厚了;我不相信會有第二個女人這樣不捉弄他的”。莎菲的真誠在于:對葦弟,她不愛就是不愛,沒有用甜言蜜語去欺騙;對自己,不勉強自己的理想追求降伏于自然欲望,不虛于委蛇用憐憫取代愛情。然而,當莎菲尚在孤獨與苦悶中熬煎時,葦弟的到來仍不失為一種異性的慰藉,而且葦弟的眼淚也使莎菲感受到強者似的驕傲與征服者的快意。凌吉士的出現改變了莎菲的心理優勢,她第一次感覺到男人的美,強烈地感受到欲奪與被奪的沖動。但距離接近后,她卻發現這南洋人誘人豐儀下掩飾的竟是卑劣的靈魂:他所需要的只是金錢與會應酬的年輕太太與穿著標致的白胖兒子,他的愛情不過是拿金錢去妓院買來的肉感享受。這與莎菲美麗的憧憬相去多么遙遠,然而她一時間還無法割舍對那白臉龐紅嘴唇的渴求與依戀。如果一個女人只是找一個忠實的男伴做一生的歸宿,自然葦弟最為可靠。但現代女性的要求決不只是一個忠實的伴侶,而且同時還要讓她傾心相戀。二者的統一實在難乎其難,至少莎菲此時沒有遇上。她身邊的兩個追求者,一個可靠而不可愛,一個可愛而不可靠,并且那可愛也因了靈魂的卑劣要大打折扣,這就難怪莎菲彷徨猶豫、苦痛萬端了。既然莎菲無法愛戀迂拙的可靠,也無法拒絕美麗的誘惑,而她追求理想之心不泯,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出走。前面的路上仍然會有性愛的二難選擇,因而她還要繼續品嘗選擇的苦味。無論以往還是將來,這種自嚙其心的咀嚼苦痛與所謂“玩弄男性”絕非可以同日而語。
   挑戰之二:貞操質疑
  貞操作為人類性愛進入一定歷史階段的道德規范,本應由男女兩性共同遵守。但事實上,由于它是父權社會的伴生物,就傳統社會一般情況而言,對它的承諾與實行,男女兩性從來就沒有對等過,而且它逐漸成為扼殺女性生命力、壓抑女性人格的巨大陰影,造成了無數慘烈的悲劇。丁玲是吸吮五四乳汁成長的新一代女性。女性的生命本能與時代養成的價值取向,使她在貞操觀上自然而然地摒棄傳統而擇取現代。也許是由于母親年輕守寡、含辛茹苦將她帶大的緣故,丁玲作品中看不到孫良工《家風》那樣的對守節的否定性表現,與其說她沒有看到守節的殘酷性,毋寧說她有意識地回避這一恐怕傷及母親感情的敏感問題。也許由于等她登上文壇之際,血淚控訴已成翻過去的一頁,她對貞操問題的表現,更多的是正面的抗爭。
  在丁玲作品的性愛世界里,女性的貞操只對自己的感情負責,而不是對他人負責。只要情有所鐘,便不憚于愛的奉獻,情絲扯斷,也對曾經的給予無怨無悔。瑪麗攜著春風從北京來到上海,重溫她與望微初戀時的溫馨之夢,待到分道揚鑣,瑪麗無須自責,望微也在痛苦之后付之以理解與祝福,而沒有絲毫道德上的蔑視。《夜》里的婦聯會委員侯桂英,不喜歡小她5歲的丈夫青聯主任,而喜歡鄉指導員何華明。白天見了,她總是笑眼相望,晚上何華明起來喂牲口,她也跟過來搭訕。何華明厭惡比自己年長一輪而且保守、落后的妻子,也分明感受到了侯桂英的青春活力與柔情蜜意,他為侯桂英的魅力而“討厭她,恨她,有時就恨不得抓過來把她撕開,把她壓碎”。在那個半個月亮倒掛山頂上邊的夜晚,當侯桂英第三次還是第四次來到他身邊,牙齒輕輕地咬著嘴辱望著他時,他感到了一種強烈的意念,他本可以無所畏懼地去做那件侯桂英熱烈期待、他也未嘗不愿的事情,然而他忽然被“另一個東西”牢牢攫住,冷酷地推開了侯桂英,頭也不回地回到老婆身邊。那“另一個東西”是什么?是因為身為干部、怕受批評?是所謂男子漢的家庭責任感?二者也許都有,但更為深層的恐怕還是根深蒂固、已滲入骨髓的封建貞操觀。這是一個強烈的反諷:本來最受貞操觀桎梏的是女性,但現在女性覺醒了、解放了,而男性卻萎靡不振、龜縮回去。半個月亮爬上來,光輝熠熠的是女性,而男性還在用所謂事業的輝煌掩飾著人性的陰影,沉入半睡眠狀態之中。這篇小說題名為《夜》,恐怕不僅取自結構上高潮所處的場景,更象征著人間心靈的昏昧晦暗。
  封建貞操觀對女性的摧殘,不僅在于和平環境里以片面的貞操要求扼殺女性的生命活力與愛情追求,而且還在于戰爭年代對飽受蹂躪的女性又雪上加霜地施之以心靈的折磨。20世紀中葉,日本侵略中國,中國女性的遭遇尤其不幸。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主要戰犯進行審判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指出,僅南京一地,在被日軍占領后的最初幾個星期之內,“全城中無論幼年的少女或老年婦人,多數都被奸污了”。神州大地,凡被日本侵略者鐵蹄踐踏之處,被糟蹋者無計其數。而以熱切關注女性命運、擅長表現女性心靈的姿態登上文壇的丁玲,卻在抗戰中驚奇地發現了女性貞操觀念的變化,努力發掘并表現女性在戰爭殘酷環境中煥發出的新的生機。
  西柳村的陳奶奶憑著本能的生命意志,在野狗貪婪跟隨下,終于掙扎著回到了家(《新的信念》)。她恢復了知覺,恢復了記憶。她一生看見過的罪惡也沒有鬼子打進村這十天來的多。她目睹一位中國姑娘被三個鬼子蹂躪致死的慘象,甚至眼睜睜看著13歲的孫女被兩個鬼子糟蹋得只剩一口氣,看著孫子活活被刺死,就連年將花甲的她自身也沒有逃脫遭凌辱的厄運。農家婦女哪里能夠承受如此重創,以至于她的心理、性格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不愛饒舌的老太婆,現在變得喋喋不休起來,從前羞于在人前啟齒的話題,如今竟敢在眾人面前滔滔不絕了。然而,如同鳳凰涅盤一樣,身陷魔窟的厄運竟使這位白發婦女傳統的貞操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她的憤怒激情與復仇欲望完全壓倒了羞恥之心,不無變態的痛苦宣泄是對她女性自尊的最好慰藉與重新修復,她終于確立了新的信念、新的人格,成為一位出色的抗戰宣傳員。
  貞貞在霞村人們的嘁嘁嚓嚓聲中向我們走來(《我在霞村的時候》)。她的身上盯滿了形形色色的目光,這不僅因為她是一個18歲的姑娘,更因為她是從日本人那里回來的,她被掠到“慰勞所”一年多了。她經受了太多的折磨,身心雙重的折磨,如今跛著腳回來治病。她回到了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回到了父老鄉親的身邊,然而,迎接貞貞的是什么呢?慈母是悲憫與羞恥交織的哭泣,宣傳科的女同志是“我們女人真作孽呀”的慨嘆,還有人是看西洋鏡般的好奇,最讓貞貞難以承受的是冷酷的蔑視與惡毒的詛咒,而那蔑視與詛咒不外乎什么“不要臉面”、“缺德”、“比破鞋還不如”、“這種破銅爛鐵,還搭臭架子”之類,連貞貞的二嬸也認同了傳統的邏輯——“小老板的那頭親事,還不吹了,誰還肯要鬼子用過的女人!”“那一些婦女們,因為有了她才發生對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潔來,因為自己沒有被敵人強奸而驕傲了。”拿他人不幸來賞玩的國民劣根性與片面而荒謬的貞操觀相互滲透,形成了一種可怕之物,令人不寒而栗。敘事者眼里的那兩個很有些歷史的黑如墻壁的糧食簍子,還有劃在那死寂的鉛色的天上的幾株枯枝,似乎就是這種東西的象征。偌大一個霞村,真正能夠理解并尊重貞貞的又有幾人?就連貞貞自己不是也難以完全擺脫封建貞操觀對她的束縛?的確,貞貞具有堅韌的個性。當父母包辦要她舍棄傾心相戀的磨房小伙計夏大寶而嫁給素不相識的米鋪小老板時,她跑到天主堂去要當“姑姑”。鬼子蹂躪了她的身體,卻征服不了她的意志,她利用身在敵營的條件為我方搜集、遞送情報,她以自己的痛苦與屈辱為代價向敵人復仇。血與火的洗禮也使這位山村姑娘的靈魂得到了升華,對自身的生存價值有了不同尋常的體認,甚至對命運有了一種超然的態度。她面對輕視而自信如故,面對詫異而不顯拘束,身染病患而精神樂觀,潑辣而不粗野,曠達而不夸飾。然而,她最后拒絕夏大寶求婚的重要原因之一,竟是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干凈的人了。既然已經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氣。”由此可見傳統貞操觀的根子之深。敘事者贊美貞貞的灑脫、明朗、愉快,另一方面也為她身上傳統的陰影而感到惋惜。敘事者希望看見貞貞的光明前途,其中自然希冀貞貞乃至整個女性世界從封建貞操觀的桎梏下徹底解放出來。
   挑戰之三:歸宿何在
  在丁玲的代表性作品里,幾乎都有一個出走的敘事模式:從早期的夢珂、莎菲,到中期的貞貞、陸萍,再到后期的杜晚香等,都以左沖右突后的出走告終。
  男權社會派定給女性的歸宿是家庭,“五四”新文學最初推出的女性覺醒者也是以家庭為歸宿,只不過她們不是被動地接受男權給她們指定的家庭,而是要自主地擇取心心相印的伴侶一道構筑和諧的愛巢。隨著易卜生熱的興起,娜拉成為已婚女子反抗夫權的楷模,但她們所要掙脫的不是家庭本身而是缺乏平等的冷酷家庭,她們所要尋求的還不是女性整體的徹底解放,而只是一己能夠得到起碼的尊重的溫馨家庭。
  丁玲筆下的女性對家庭缺少一般女人那樣的興趣,更談不上歸宿感。退職太守送女兒夢珂到上海讀書,是為了重振家聲,而夢珂則想的是開闊視野,她樂得離開出生以來便相依為命的父親,也不安心于托管她的姑母之家,她曾有過朦朧的愛情,夢境幻滅后便不再對愛情與家庭抱有希冀,而是投身于演藝界中去。已經涉足愛河的莎菲,所遇非人固然使她一時難以走向家庭,但從根本上來說,莎菲在與男性的交往中,并不以婚姻家庭為目標,而只是想咀嚼愛的體驗,品嘗女王似的甘味。喜歡流淚的葦弟缺少男子漢的陽剛之氣,自然不配得到莎菲的垂青,相貌俊美而靈魂卑瑣的凌吉士,牽惹起莎菲一時的沖動,卻無法贏得莎菲的愛心。對于情欲旺盛或迫于習俗而希冀成家的人來說,總會在最迫切之際在有限的范圍內尋找到相對值最大的目標,可對于那些對家庭缺少熱情甚至懷有某種恐懼的人來說,總會以各種不無道理的緣由排拒異性,隔斷通往家庭之路。就與重視家庭的傳統的關系而言,后者較為疏遠,更具反抗色彩。
  傳記式長篇小說《母親》的主人公曼貞,是一個勇于維新的女性。她不管閑言碎語,以孀婦之身毅然走出家門,進女師學堂,而后從教自立,可謂領一代風氣之先。但她寡居撫孤,未曾再醮,個中緣由,固然有傳統貞操觀的束縛,另一方面也未嘗沒有她對家庭的失望與恐懼。丈夫在世時,一副公子哥脾氣,成年在外面陪朋友玩耍、喝酒、抽大煙。待到撒手歸天,不僅讓曼貞飽嘗了孤兒寡母的辛酸悲苦,而且使她領略了夫家大家族的冷酷無情。不幸的際遇消泯了她曾經有過的家庭美夢,時代的變遷恰好為女性提供了一展英姿的契機,于是她便全身心奉獻于社會事業,一方面舒解為何女人不如男人的不平之氣,另一方面也聊補獨身的孤獨與寂寞。
  由父母包辦的舊式家庭帶有“先天性”的弊端自不必說,由新派青年自主創建的新式家庭就一定盡如人意嗎?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婚戀題材主要是揭露舊式家庭的弊害、謳歌覺醒者的抗爭,只有像魯迅的《傷逝》等少數“先鋒”性的作品才觸及新式家庭的問題。魯迅無疑是深刻的,他的深邃洞察透過凝重冷雋的藝術筆觸,帶給我們涵容豐富的啟迪。然而魯迅的男性角色使他無法獲得女性對新式家庭的切身體驗,對此他自有體認,所以《傷逝》選擇了男主人公涓生手記形式的男性視角。再深刻的洞察力與再豐富的想象力也無法取代性別自身的體驗,這恐怕就是女性文學永遠有其價值的重要原因吧。
  新文學進入第二個十年,丁玲登上文壇的最重要意義恐怕不是她怎樣長于心理描寫的藝術手法,也不是她如何表現了“五四”以來的烙印——覺醒的亢奮與失落的苦悶,確切地說,應該是她在新文學史上第一次向世間敞開覺醒了的成熟女性的內心世界:赤裸裸的性欲、觀察男人的女性視角、白馬王子的幻像、靈與肉和理想與現實沖突帶來的苦悶、性感體驗的怡悅,還有對新式家庭的幸福感與失落感等,她可以說是新文學史上向男權傳統全面挑戰的第一人,膽量最大,突進最深。不少女作家把男女的自由結合設定為個性解放、女性解放的終極目標,而丁玲的不少作品則僅僅把男女的自由結合作為刻劃性格、展現命運的起點。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里,美琳因為對子彬的作品有著極端的愛好,對他的坎坷經歷又是極端的同情,所以一年前兩人便同居一處了。體貼與崇拜相應,愛心與愛心相通,又有一套安靜、舒適的住房與足以支付優裕生活開銷的收入,按說他們該陶醉于幸福感之中了。然而,當子彬因跟不上時代急驟的腳步而苦惱時,美琳也對幸福的生活起了反省之心,感到不滿足起來。她悟出自從她與子彬結合在一起以后,便失去了她在社會上的地位,現在除了愛人之外,她已一無所有。她原以為只要有愛情,便什么都可以捐棄,現在才明白更為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獨立地位。于是,她從愛她的人身上感到了無形的壓力,甚至比舊式家庭還要厲害的家的專制,在溫柔名義下的對思想與行動的自由的剝奪。美琳畢竟是“五四”乳汁哺育的新女性,一旦從愛情幻影中覺醒過來,便不甘局限在家庭的狹小空間,終于投身于社會革命的洪流之中去了。盡管這篇作品帶有30年代初的公式化通病,對美琳內心世界的展開不夠充分,結局來得突兀,但是對新式家庭的男權專制陰影的揭示應該說是相當深刻的。
  家庭不是女性的歸宿、即使新式家庭也不應成為女性解放的終點站。女性解放是社會解放的重要部分,女性也只有投身于社會解放中去,才有助于自身的徹底解放。但男權的陰影無處不在,走向社會的女性還要面臨種種挑戰。
  夢珂走向了社會,她要去演藝界爭得一席之地,然而那種庸俗而肉感的演藝圈能給她提供怎樣的發展機會?實在是難以樂觀。第一次試鏡頭時她的暈倒似乎可以看作她前途的象征。陸萍(《在醫院中》)要比夢珂幸運得多。她曾沐浴過“八一三”的抗日炮火,又輾轉來到當時進步青年向往的延安,但作為承受過“五四”精神雨露與經過現代醫學訓練的知識分子,她的個性意志與科學見解,遇到了長官意志與保守、愚昧的小農經濟氛圍的強大阻力。作為一個自尊、自信、自立的新時代女性,她感受到男權傳統的無形壓力,也為女同胞的種種弱點而痛心。管理科長自不必說,一副居高臨下的男性眼光,而缺少男子漢應有的負責精神,就連院長也以一種對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氣的態度對待陸萍。外科醫生鄭鵬能夠在工作之余傾聽一點她的直抒胸臆,而在工作上則以男性權威將她的合理建議拒之門外。無論是不加掩飾的輕蔑,還是無意流露的驕傲,它們形成一種合力,要摧垮陸萍的自信心。女人的世界,除了好友黎涯之外,幾乎都有明顯的瑕疵。張醫生的老婆與總務處長的老婆,對看護工作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認識,更缺乏看護技能。她們出來工作仿佛是為了減輕可能被丈夫拋棄的恐慌,而不是什么為了工作,十足的架子、粗鄙的言辭同徒有其名的工作一樣,不過是為了掩飾依賴型心理的軟弱與內在的空虛。化驗員林莎與文化教員張芳子倒是頗有些文化教養,但那教養未得到健康的發展,一個柔媚而傲慢,逗人的眼光好似在等著什么愛撫,另一個溫柔得沒有骨頭,來者不拒卻很少朋友。現代科學文化只是給她們引上了職業女性的道路,她們自身卻沒有獨立人格的自覺。女性的空虛、狹隘與柔弱一方面是男權治下的產物,另一方面也反過來強化了男權中心的既定秩序。置身于這樣一個環境里,陸萍是孤獨、苦悶的。這種孤獨苦悶較之夢珂、莎菲更為深刻,莎菲們是苦于尋找不到出路,盲目亂撞,陸萍則是明明看到了輝煌的前景,踏上了正確道路,卻苦于荊棘叢生、步履維艱。表層的憂忿是集體主義的革命大家庭里為什么容不得獨立個性的存在,深層的迷惘則在于女性解放的歸宿究竟該向何處尋求。困頓時,她每每想起母親,覺得自己雖然“剛強了許多,但在什么秘密的地方,卻仍需要母親的愛撫。”在她的潛意識里,只有母親才能給她以女性的支撐。但在現實生活中,意志堅韌的陸萍還要迎著新的荊棘向前走去。
  陸萍的體驗投射著丁玲的感受,陸萍的掙扎奮斗其實正是丁玲對新的形勢下女性價值與命運的探索。這種探索在1942年創作的雜文《“三八節”有感》里達到了一個新的制高點。文章從“婦女”一詞仍然需要特別的被提出看到婦女問題的嚴重性。“延安的婦女是比中國其他地方的婦女幸福的”,但她們仍未能避開男權的陰影。女同志的交友與擇偶成為男同志譏諷的話題,嫁誰都有錯,嫁人帶孩子也有錯,他人譏刺為“回到家庭了的娜拉”,丈夫往往又以“落后”為口實提出離婚。而離婚的主動權多半操在男子手里,假如女人提出離婚,必定受到道德方面的懷疑,受到詛咒。面對種種不公正的現象,丁玲動情地說:“我自己是女人,我會比別人更懂得女人的缺點,但我卻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們不會是超時代的,不會是理想的,她們不是鐵打的。她們抵抗不了社會一切的誘惑,和無聲的壓迫,她們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都有過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與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奮斗或卷入庸俗),這對于來到延安的女同志來說更不冤枉”。所以,她主張對女性應有更多的寬容與理解,把“女人的過錯看得與社會有聯系些”;社會應該盡可能多地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減輕女性家務與心理等方面的負担;女性自身也得“首先強己”,自尊,自愛,使自己充實、愉快,勤于思索,拒斥蒙蔽、利誘,不畏艱難,堅持到底。十幾年來,丁玲不僅通過文學創作、而且也以親身實踐孜孜訖訖地探索著女性的歸宿,走出家庭——孤獨抗爭——投身社會——匯入時代大潮中的人格自立,她最后認定的人格自立已經超出了早期個性獨立的單一的文化層面,而將女性的自立與人類的大抱負聯系起來,從而體現了20世紀中國女性解放的認識水平,并與西方哲人取得了深深的契合。*
  
  
  
中國文化研究京95-10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秦弓19971997 作者:中國文化研究京95-10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秦弓19971997
2013-0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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