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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顧與展望(二)
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顧與展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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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復聲母
  雖然還有少數人懷疑,但古漢語存在復輔音聲母也已成了共識,即使持否定態度而影響很大的王力氏,在《同源字典》中也說“黑”的古音可能是mxh19f61.JPGk,故與“墨mh19f61.JPGk同源”(253頁)。問題是要弄清復聲母有哪些成分、結構規則及演變條例,高xm、王mx、李hm、張mh,到底應取哪一形式為是,也應有定著。從林語堂《古有復輔音說》(1924)至今七十余年,近年進展最為迅速,1998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出版趙秉璇、竺家寧編、嚴學qún@①序的《古漢語復聲母論文集》,收林語堂、陳獨秀至竺家寧、何九盈海內外論文22篇,(附錄竺氏復聲母研究綜述及復聲母研究文獻索引)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80年代以來新著,5篇是近十年內發的。
  嚴學qún@①先生對復聲母研究很早,1962年就寫《上古漢語聲母結構體系初探》(江漢學報6),1981又有14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原始漢語復聲母類型的痕跡》,所構復聲母形式也最豐富復雜,從二合三合至四合。但除CI、SC、NC等組外,好些形式只是幾個不同音讀的湊合(注:嚴氏在《古漢語復聲母論文集序》中也覺得自己“構擬常由中古聲母拼合而成,有任意性和簡單化的傾向。”),如dts酒(酉聲)、kdz岑(今聲)、xg烘(共聲),及nttsh毳、zkd改、@⒂kdl@②,xkndyù@③。他解釋四合例說“yù@③”有“休必切x,古穴切k,女律切n,允律切d”四讀,所以是xknd,“@④”聲字有“下江@⒂,古巷k,徒冬d,力中l”等切,所以是@⒂kdl,照這種辦法,那可能五合六合七合都可拼得出來。而xknd何以用x開頭不用n開頭,其次序沒有規則可言。@⒂kdl中其實@⒂今都擬g,與k諧聲本不成問題,d、l也是一類音,“徒冬”用兩合gl'就可表示,不必構成四合的。今漢藏語言是有四合音,不過是ηkwT,splj,nspr之類,極為有序,決非xknd之類。所以關鍵是應規范有數的組合成分及有序的組合模式。
  從漢藏語言復輔音結構看,“二合、三合”這種形式分類,不能揭發其組合結構本質區別。復輔音都由基本聲母(聲干)前加后加其他語音成分構成,而二合音中的后加式與前加式,性質就大不相同,根本不能平列說的。后加式最常見,其中的后置輔音(鄭張簡稱墊音)數目有限,是封閉的,前加式中的前置輔音(鄭張簡稱冠音)是種類繁多的,甚至難以封閉的。分述如下:
  1.后加式 漢藏語古老文字藏、緬、泰文中墊音都很簡單,只有j、w、r、l四種(活語言中還有擦音h19f74.JPGz/s一般是r、j、l的后起變式)。所以鄭張指出古漢語墊音也應限這四種(如加上r、l的塞化式r'、l'也只有六種)。這四種都屬通音,也或被人視為介音,其出現的音韻條件近年都已被推定,這是聲母研究中最突出的成就。(在后加式中注意j、w與r或l可一起出現)。
  (1)后墊w 自李方桂限定后,新起各家都限喉牙音(鄭張-潘悟云含小舌音)。因唇音不分開合,齒舌合口來自圓唇元音(雅洪托夫),出現條件明確無疑。
  (2)后墊j 李方桂把高氏照三組上古擬音t等改為tj等,邪母改為rj,這樣可說明為何它們只出現于三等很有理。但這是他把i介音改為j相推來的,而三等j介音的出現就沒邊際了。鄭張(1983-4,1987)提出取消三等韻i或j介音,認為那是短元音滋生軟化來的,而保留章組(照三)tj的構擬,并改rj為lj,krj為klj,這樣j出現的條件就很明確:(A)章組:tj、klj、kj等都因j腭化為章組,(B)邪母及麻三昔三韻的章、精組字,這些都由lj或帶-lj而形成。這樣也解決了白一平要用大寫字母硬性區別的那些問題(如寫“尺遮切”的“車”他要作KHjA,鄭張只要寫khIjaa就行了)。
  章組中舊說以“船”為塞,以“禪”(常)為擦,這不合上古諧聲、通轉表現及梵漢對音,邵榮芬除在《切韻研究》中給以互換外,還有專文《試論上古音中的常船兩聲母》(1984,羅常培紀念論文集)。李方桂擬音并而不分,不合適。鄭張改“禪”為dj、gj、glj,而將異讀多為喻四的“船”擬為更近喻四的@⒃lj,并可與非鼻音來源的“書”hlj清濁相對,白一平也寫“禪”為dj、gj,而寫“船”為L,又用大寫來與喻四l相區別,這樣卻與他的“書”hlj不大相配了。
  梅祖麟《跟見系諧聲的照三系字》(1982中國語言學報1)支持李氏krj-型構擬而說它們有k、h19f73.JPG兩種變化(實即鄭張k/kj及kj/klj兩種變化,梅氏則以后者失r為解),潘悟云《章昌禪母右讀考》(1985溫師專學報1),楊劍橋《論端知照三系聲母的上古來源》(1986語言研究1)都通過kl→t的變化,論證章組大都來自klj等。說明章組內見系來源字比一般想象要多得多。
  (3)后墊r、l 基本聲母后帶流音r或l是最常見的復聲母形式,人們最早討論的也是這種形式,但其出現條件一直定不下來,直到雅洪托夫(1960)才論定這類l出現于二等(1970改r)。李方桂在其體系里用了二等帶r的構擬,并用以解釋莊知二組的形成,現已得新起各家公認。白一平、鄭張都把r從二等擴至重紐三等,所據為上古漢語內部及漢藏比較證據,俞敏氏《等韻溯源》(1980-84,音韻學研究1)則據梵漢對音得到同樣結論。鄭張(1983-4)又提出了后墊r與l分別出現的條件:
  r(中古變@⒂)——二等,三等重紐B類韻(重紐三等)及庚蒸幽喉牙音
  l(中古消失)——一四等,三等重紐A類韻(重紐四等)及一般三等韻
  前者與來母通諧如“角”讀“@⑤”,后者與喻四通諧如“谷”讀“峪”。前者有r是必然的,這是二等、重紐B形成的條件,后者卻要有通流音來以母的表現時才擬cl,沒有通流音現象時就是單c,即l墊音與零墊音出現條件相同。
  關于r在三等的分布、鄭再發《上古r、j兩介音的分布》(1983,史語所集刊54-3)說李氏知trj、莊tsrj、章krj等之rj與介音ji互補,作用相同,建議改李氏ji為介音rj,這使好些rj分布已與上表規律相同。但因李氏ji不專用于重紐,三等,像“民敝面”等重紐四等字也用,所以他的建議就不能全符上表規則。1995年5月臺灣師大舉行的聲韻學研討會專題討論重紐,丁邦新、龔煌城等位都論證贊同重三帶r介音而不涉重四。這一分布已達成共識。
  施向東《上古介音r與來紐》(1984-94,音韻學研究3)從他研究玄奘譯音中所得重紐三等有@⒄而贊同重三上古帶r說,但又將r用于輕唇音,這也曾是他引過的鄭張(1981-2)文的觀點,但這引起“bǐ@⑥弗”都擬prih19f61.JPGt而相混的后果。從“bǐ@⑥冰丙謬”保持重唇可見-r-有抗輕唇化作用,因此鄭張(1983-4)已改定輕唇音與流音有關字應改為pl-,(或者說有過pr與pl的交替變化,從“bǐ@⑥”pr初文作“聿”1可見)。這樣“風”[*]plum不同“品”[*]phrum才可解釋。
  丁邦新《論上古音中帶l的復聲母》(1978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張世祿、楊劍橋《論上古帶r復輔音聲母》(1986,復旦學報5)值得注意,因不但匯集了眾多語例,還提出演變規則。丁文提出高本漢關于CL型復聲母的ABC三式的分布,丁氏認為以來母字作其他聲母字聲符的應用A式(kl龔:l龍),用其他母作來母字聲符的應用C式(kl各:gl洛)。這很有理致。鄭張(1991-95)則進一步指出在墊介音分r、l后,高氏三式已不夠用,應作:
  [一等]各kl貉gl[二等]格kr@⑦gr[來母]洛r←@⒃gr
  [三等]龔kl  [二等]龐br瀧sr [來母]龍r(原始@⒃br)
  張楊二氏文提出復聲母有四種演變:(A)分裂為雙音節,(B)依等分化,(C)kr、pr→t,(4)不同方言留c留r方向不一。這是有意義的。
  竺家寧《上古漢語帶舌尖流音的復聲母》(1990,中正大學學報1-1)分6類。其中tl一類,親屬語多為后起,鄭張以l塞化表示。喻世長陳新雄都不同意李氏知三"trj"的構擬,鄭張認為知三大都直接為t,與端母洪細互補相配,可不帶r。
  (4)后墊塞化l、r——張楊文(C)項所說現象區別于一般KL、PL變K、P或L的現象,未說原因。包擬古(1980)寫成k-l,p-l,但未解釋其實質,看來是意圖強調l為聲干(of.k-r→l)。鄭張(1983-4,1987)因提出KL、PL有前重、后重之分,后重的L是一種塞化流音,特別寫作l',r'。(或作ll、rl,參上文(-)l節)。這樣可以較簡單地解釋“庚kraaη:唐gl'aaη,合kluub:答kl'uub"的通諧關系。也有利于說明“唐”gl'aaη(廟廷之路)與“行”glaaη(大路)之間的孳生關系。
  2.前加式 從親屬語看,前加的冠音有咝冠、喉冠、鼻冠、塞冠四類。它們在演變中或零化喉化,或取代改變聲干,或分裂自成音節。從近年復輔及音聲母研究所見,這些種類前冠音及演變模式在上古漢語也存在。可參看潘悟云1983--87《漢藏語歷史比較中的幾個聲母問題》。
  藏文泰文中的復聲母今語有分裂為兩個音節的,即前冠音帶上短促模糊元音演替而成,邢公畹《原始漢臺語復輔音聲母的演替系列》(1980-83,語言論集)中以F[,1]F[,2]Y→F[,1]Y+F[,2]Y公式表示臺語中這類變化,與張楊文(A)項所說同。趙秉璇《漢語瑤語復輔音同源例證》(1987-89,第20屆漢藏語言學會論文,晉中教育學院學報89-2)比較晉語ph19f61.JPG-l-、kh19f61.JPG-l-式的所謂嵌l詞與瑤語相應復輔音詞,陳潔雯《上古復聲母:粵方言一個半音節的字所提供的佐證》(1984,方言4)則提出粵語“胳”h19f75.JPG等九例,說明復輔音痕跡存在今方言中,只是有些人閉眼不承認它們。潘悟云則認為前加音本質上就是一種次要音節,帶前加音的字其實都是一個半音節,后加式響度由邊緣小向中心音節峰(主元音)增大是順的,前加式前大后小則不合音節結構響度規則,這些達到一定響度峰值的前置輔音是半個音節(1998《漢藏語中的次要音節》)。這種說法就把漢語與所謂多音節的南島語拉得更近了(重音音節前的一二個半音節都屬前加音)。而國外學者(如白保羅)更強調前加s-等還要分辨哪些是詞根聲母本有的,哪些是前綴。
  前加音與聲干何者在中古會消失,中古塞、擦、清濁由何者決定,這些規律必須講清楚,這是能否由中古聲母推出上古聲母的關鍵。如st→ts、sd→dz,清濁是有序的,mp→p、mb→m清濁在塞音聲干是否被同部位冠音取代上是關鍵性的。喻世長氏(1980-84)復聲母構擬中mp→m、nt→n,sdj、stj都變@⒅就未重視這方面。鄭張則提出演變中前冠音會吞沒后面的次濁以致全濁聲干,如sl→s錫、hη→h許、ηg→η岸、mg→m袂;后面的聲干也能給它的發音以影響,如hm→hw晦、sm→sw戌、sr→s史。這對兩個輔音采取哪一擬音序列是很要緊的。下面分類來說:
  (1)前冠s——s是一種常見冠音,好多先生用它作解決變化異常的工具。如李氏曾將照三的部分字擬為skj支、skhj赤、sgj腎,又把審母擬為sthj,結果歌部一個“施”字二讀(審、喻四)竟擬成sthjiar、rarh,兩不相干的樣子。白保羅、楊福綿則給予它舌化sk→t、齒化st、sk→ts、喉化s-k→@⒆、s→kh→x等不同作用(參《語言研究》1991-1總20期楊氏文)。梅祖麟《上古漢語s-前綴的構詞功用》(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則使它有塞音擦化作用skh→x(墟kh虛skh)、sth→@⒅(聽th、圣sth)。其中齒化作用最合音理,包擬古(1980)又給了不少漢藏比較例,如sdud對“卒”sdod對“坐”。李方桂(1976)聲明放棄將s-用于照三組,宣布“從s詞頭來的字只有切韻的齒音字。”并將照三改擬krj等,書母改hrj,這才使“施”hrj-:r-二讀擬音合理化了,這說明將s-限于精莊組是合理的。鄭張《上古漢語的s-頭》(1990,溫州師院學報4)以149例s-、h-頭字例說明這樣擬構較好,可以從中古是否屬精莊組推斷有無s-冠,是否曉母字推斷有無h-冠。如此,sC遇塞音變ts tsh dz,遇鼻流音,喉擦音變s、z,即可推出中古聲母。
  (2)前冠喉音@⒃、h、@⒆——@⒃見于藏文,h-見于緬文泰文、@⒆見于泰文。藏文@⒃-在濁塞音前今變同部位鼻冠音,這啟發人設想漢語鼻冠音是否也有同樣來歷,但還無人如此構擬。h-廣泛見于緬文清鼻流音、泰文陰調鼻流音,在安多藏語則是多種前加音的今值(也作@⒂),包括s-及其他多種來源。雅洪托夫設想的sm→xwm、sη→xη等是符合音理的,但實際阻礙了其它對比(如“貨”hη-來于藏文dηos“物品”),李文桂改為hm、hη等改得好。但上文已經指出透母字應另作nh、lh等,h-冠鼻流音應只限曉母字。白保羅楊福綿系統設@⒆-冠引起塞音變鼻母,雖然這在臺語中有先喉塞音變鼻音的常見變化先例,但那只限于濁b、d前。并不包括清的p、t、k,嚴學qún@①氏也擬了@⒆-、x-、@⒂-冠,除鼻流音前的以外,多屬拼湊式,因此鄭張(1983-4,1995)提出將喉冠音@⒆-、h-、@⒃-先限在鼻流音前。那么嚴氏的很多例都可采用了。看@⒆m@⑧→@⒆w,hm悔薨→hw,@⒃m@⑨→@⒃w語音演化規則非常一致,可見這一構想比較合理。
  (3)前冠鼻音——從藏文看,應分m-及同部位鼻冠N(來自@⒃-)二種。后者限同部位,前者可出現于一切塞類音前。嚴學qún@①、尉遲治平《漢語“鼻-塞”復輔音聲母的模式及其流變》(1982-86,音韻學研究2)專說同部位鼻冠音,鄭張則將‘“袂貉(貊)”等擬為mg-,如貉在“下各切”為gl-而“莫白切”為mgr-(因冠音吞沒濁塞g而變m母)。竺家寧的博士論文《古漢語復聲母研究》(1981,中國文化大學)曾擬之為KN/@⒆N類的km/@⒆m。如果這樣,照“悔荒”那樣的xm變xw,“貉”要讀合口才合。
  (4)前冠塞音——藏文有b、d、g三種,嚴氏也設pb、td、kg三組,很怪的td只在齒音前,跟藏文全異,拼湊性較顯,pt→p、kt→t也與藏文逢這樣的前冠演變中應消失大異(注:依前所述,后墊音只有r、l及其塞化音,pt、kt應改pl'、kl'。)。如在藏文應作tp、tk才是。因此從演變看,鄭張(1995)指出以p-冠最為可信,如阜陽漢簡詩經寫“永”為“柄”p-Graη,而“烹”是P-hraη(P-亨)、“@⑩”P-hwa(p-花)也是清楚的。
  3、復聲母研究是上古聲母研究中的難點,也是熱點,最要緊的是如何從中古聲類憑演化規律及諧聲材料等有規則地推出其結構來。目前這已能基本上做到了。許多分歧也逐漸取得統一。像章系中k來源字,河野六郎在1950,藤堂明保在1965(漢字語源詞典)即提出過k古代有過第一次腭化說,李方桂為它設置krj,以r為條件,但r是抗腭化的,鄭張(1982-3)改為klj,龔煌城1993在第二屆國際漢語言學會議專文討論這“第一次牙音腭化”,也獨立得出以klj表示的主張,而在鄭張主張j不作三等介音,專表章系墊音后,就可以用kj、klj兩種形式來表這類音(白一平,鄭張),并可兼采河野、藤堂有用的舊說。
  馮蒸《論漢語上古聲母研究中的考古派與審音派——兼論運用諧聲系統研究上古聲母特別是復聲母的幾個問題》(1998,漢字文化2)綜述了復聲母研究九種材料,指出以諧聲為主,及復聲母的互諧條例,提出重視這種條例研究者為審音派,否則為考古派,并簡評了近年復聲母審音成就。
  注意上古聲母后墊音j、w、r、l現在大家也稱之為“介音”,鄭張指出上古只有這類輔音性墊介音,而設有元音性介音。
      三 韻母系統與“聲調”
  韻母系統包括元音、韻尾的種類及它們的組合結構方式、配合關系,包括與前邊墊介音的配合關系。但韻母系統跟上古韻部絕非一回事。
  (一)韻部問題 由于古音研究開始是從《詩經》韻腳入手的。清儒各家著重在分部的討論,取得的成就主要也在這方面。但韻部實際是韻轍(rhyme),做詩的人押韻或寬或嚴,各家也有重分重合觀點不同,韻部數目就難以定下,最后王力主張陰陽入三分,定為29-30部,李方桂陰入合韻,則分22部,據郭錫良《也談上古韻尾的構擬問題》(1983-4,語言學論叢4)統計《詩經》陰入通押實占百分之二點六,(最多的宵韻通押,也不過百分之九),說明陰陽入三分更合理。韻部是韻母系統在詩歌韻腳上的粗略反映,對研究韻母輪廓有好處,但不能以此代替韻母研究,前儒沒有元音分析概念與條件,今天應將韻部作為韻母大類看,而不要斤斤計較。高本漢前后所分即差9部:《漢文典》分26部是陰入合部的,《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則分35部,用了王氏陰陽入三分,但脂微不分,又將去聲的“祭、隊、至、暮、裕”獨立成部,從歌部另分出帶r的瑞部(高氏未定部各,參用舊部名及王氏《漢語音韻學》給定名)故成35部。李新魁《漢語音韻學》(1986,北京出版社)分36部,主張獨立去聲韻立為帶@⒆的“祭廢至隊”四部(麥耘《詩經韻系》(1995《音韻與方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同)。歌月元三部分為α類“歌曷寒”、@⒇類“戈月桓”六部,比王氏29部共增7部,故為36部。蒲立本等都已論定祭至隊是-s尾而非-@⒆尾,但可以考慮高李二氏讓“祭隊至”獨立成部的主張。至于@⒇類的“戈月廢桓”,據近年研究因“歌月祭元”四部不但包含o[@⒇]類,又包含e[ε]類,用韻轍觀點來要求,可不必再細分。因此可在王氏30部基礎上加“祭”“至”“隊”而為33部。
  高氏為陰入合韻把陰聲韻部都加上濁塞韻尾,除了侯魚歌的部分字。陸志韋、李方桂則全部加濁塞尾。蒲立本曾以@⒆、@(21)(1)、周法高以@⒆、r,余nǎi@(11)永以@⒃、l取代濁塞尾。@⒃尾實與元音開尾無多大區別都屬收喉,收d的祭、至、隊部新說已以收-s←ds取代(緬文,朝文s尾都可與t尾交替,相葉無問題),所以可不必多此一舉。丁邦新1987年曾著文為陰聲輔音尾作補證。作者曾與討論,提出李的-g尾能廣泛分布平上去聲字,-d尾為何只有去聲而無平上,這是濁尾說解釋不了只-s尾說可解的。
  高本漢每部元音太多是其大疵,王力、李方桂一反其道改為每部只許一個元音。俞敏(1984)評兩者都走了極端,指出不能說“一塊兒押韻的元音準一樣”,民間藝人押十三轍,不可能一轍是一個元音,拿十三轍當北方話韻母系統擬元音,跟拿詩經韻部當上古韻母系統擬元音同樣的荒唐。鄭張則提出不應一刀切,每部一元音在收喉各部是正確的,收唇收舌各則每部含二個最多三個元音,i、щ、u為一類,a、e[ε]、o[@⒇]為一類。
  (二)元音 高氏擬了14個主元音(不包括只作介音的i),董同hé@(12)更增至20個主元音,更過于繁復。王力《漢語史稿》一下減為5主音加i、u介音的系統,60年代初作者函請王先生注意a、α只在“魚歌”二部對立、建議改歌為ai,魚為a,合為一個音位,王氏采納了此見,成為四主元音系統。李氏將王氏的e、o全并入i、u所以也得到四元音系統,但另立三個復元音,實質上是七元音。王力《漢語語音史》(1985)改復元音@(22)u、au為單元音u、o,改原來表侯部的o為@⒇,也成七元音。余nǎi@(11)永改o為u、@(22)為o,得到五元音,周法高改o為ew,得三元音,蒲立本(1997-78《上古漢語韻母系統》(MS33)則更只留@(22)、a二元音,(詳丁邦新《漢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由于減少主元音是以加繁介音和韻尾為代價,實際整個系統反而復雜化了。
  喻世長《漢語上古韻母的剖析和擬音》(1984《語言研究》1總6)還像高氏那樣每部依等分元音,故設12元音,包括很怪的以不規則元音[эe][з]表四等,侯部東部包括@⒇、u這樣兩元音,音不免差得太遠。其系統實際近于表示較晚的前中古音。又其上古外轉以α、ε、i為主導,內轉以@(22)、o、u為主導(ε、i外多表一等字)。隱隱表示a、ε、i、@(22)、o、u六元音是主體。
  新起諸家都認為應保持元音三角i、u、a為主元音,增加e、o及一個央元音。包擬古、白一平、鄭張、斯塔羅斯金,都如此。只是央元音包白作ī,鄭張作ш,斯氏仍作@(22)。俞敏氏歸納漢代梵譯結果相同,
  附圖 h19f78.JPG
  鄭張與斯氏都為長短六對元音系統而非六個。他們從不同語言方言對比中獨立得出相同結論,一二四等來自長元音,三等來自短元音:(注:馬學良、羅季光《〈切韻〉純四等的主要元音》已提出四等來自長元音。)
  附圖H19F05.JPG
  他們都認為上古三等字沒有i介音。斯氏說任何漢藏語帶j的字從來不占多數,漢語中三等字卻超過押韻字半數。這的確不正常。白一平在1995第28屆漢藏會(ICSTLL)專文修正自己體系,宣布放棄上古三等j介音,改從鄭、斯之說。
  鄭張認為隨著長元音復化,為均衡音節,短元音也前增過渡音而拉長。這初增的過渡音開始是h19f79.JPG(《漢語介音的來源分析》語言研究1996增刊)。 下面說元音分布,主要說新起各家(白鄭斯)的新說安排。
  1、單元音韻母
  (1)a 新說各家一致擬魚部為a,認為高氏所擬o是漢后音。藏緬泰文魚部字大多為a,魚部a不變,其他各部音就有了相對基準,這對漢藏比較很重要。上古鼻尾韻變化最慢,故“陽談寒”等a元音至今未變。
  (2)i、u 新說各家一致認為元音三角的i、u應作主元音,而且都定i在脂部u在幽部。收喉尾韻的uη、ug對冬覺。iη、ig鄭張所擬有,認為中古并入真質了。
  (3)e、o 新說各家一致改定e,在支部、o在侯部,同王力。既用陰陽入三分,見解自然相似。喉尾對耕錫、東屋。
  附圖 h19f80.JPG
  收喉尾對蒸職。
  2、復韻母
  (1)歌微 鄭張ai、шi即等同白氏aj、īj斯氏aj、@(22)j。歌部包括oi,微部包括ui,三家亦同。但鄭張歌部還含ei[εj]、如“地”葉支錫部,白、斯的ej都含“此”聲字,說后來變入支部。
  高李曾為歌微擬-r尾,蒲立本(1962-77)由-@(21)改-l,薛斯勒(1974)據漢藏比較建議改為-l尾,不但對漢語對有些漢藏變j尾的詞也更好說明。俞敏(1984)于梵漢對音中得到同樣結論。后來潘悟云、鄭張都采用俞說,認為-j尾是從更早的-l變的(鄭張1992)。脂部高氏并微部故也部分擬-r,白、斯改ij,更早應有從il來的。
  (2)元月祭——新說都一分為三:a、o[@(20)]、e[ε]。on ot是從雅洪托夫說,也與李新魁設想同。en et董同hé@(12)也指出過,以“山仙[,A]先”與“刪仙[,B]元”相對。鄭張指出一四等互補,凡舊說同一部中含“一等、四等”兩韻的,都應分一等為a、四等為e。談部宵部也該這樣三分。
  (3)文物——新說都一分為二:如“文”分шn(in,@(22)n)與un兩類,與真部in相配。斯氏還分出部分與微部通諧的文部字另作-r尾是其特色(先斤等字,又元部單端等)。又李氏認為舌齒音后@(22)n變合口u@(22)n,若變四等用復元音i@(22)n,這與四等韻i介音后起說相違。鄭張則提出一新說、舌齒(銳音)后長шn直接變四等,同樣音變也見于侵緝、幽覺(1992七屆音韻學研究會論文《切韻四等韻的來源與方言變化模式》)。
  (4)侵緝、幽覺(w尾類,新說“幽覺”含單音u與шw兩類)。白氏一分為三,@(23)、i、u,鄭斯uw并入u,斯氏缺um。鄭張定舌齒音шm、шu變四等,故一等覃沃韻舌齒字自要推為um、u韻。白斯則四等作im、iw,這樣同一幽部中u與iw押韻不太自然。
  (5)談葉、宵為——也一分為三:a、e、o。潘悟云《上古收-P、-m諸部》(溫州師院學報1992-1)分析很細,這也與黃侃《談添盍帖古分四部說》部分相當,新說則分六部。梅祖麟《談談上古音》(1995,LCCL-4)對新說om、op,im、ip特欣賞。宵部王力前擬au后擬o,李方桂agw也即aw,合于俞敏所得au,除四等類擬eu外,鄭張還提出ou(夭聲字“沃飫”皆與o音相關)。馮蒸《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古漢語研究》93年3期,又見所著《漢語音韻學論文集》)可見宵談關系。
  (三)韻尾 上古有-m-n-η鼻尾無爭議。相對塞尾多數擬-p-t-k。俞敏(1984)發現漢魏多用入聲譯梵文-g、-bh、-v、-d、-dh、-r、-l,認為當時應收濁塞音,同藏文一樣是-b、-d、-g,鄭張1982-3,1987外,又專文《上古入聲韻尾的清濁問題》(1990,語言研究l[18])論證上古應為濁塞尾(并有今方言證據)。這樣對說明以后-d→-r(唐西北方言)-l(朝鮮譯音)也更方便。由于新論排除了陰聲韻收濁塞音說,這不會引起沖突。此外-j尾由流音-l尾轉化,-w尾除原生的外,蒲立本還設想由я轉化。覺、藥部李方桂設想唇化舌根音尾,這原是日本賴惟勤《上古中國語的喉音韻尾》(1953,人文科學紀要3)中的提法。這種韻尾今達斡爾語也有;漢方言常表示為-uk,所以白氏改-wk,鄭張改-ug,只斯氏未改,其音值實際差不多。
  新說一致采用奧德里古、蒲立本上聲來自-@⒆,去聲來自-s(-h)的仄聲來自韻尾的說法,所以又增-@⒆、-s兩尾。只是鄭張指出更早-@⒆來自-q,而s稍后變-h,而斯氏直接寫-h,因-s-gs變h時,bs,ds→s,故-h與-s曾經同時存在,這即高氏‘暮瞀’兩部與“祭隊至”并列的解釋。他并且指出-s去聲化時同佤、南島語一樣要變-ih,因此祭隊諸部都要增生-i尾。鄭張更指出,《詩經》押韻常見同聲調相押,其實首先與同韻尾有關,也與伴隨聲調有關,當時因-@⒆-s尚存,伴隨聲調還無音位意義。丁邦新(1994)文曾引鄭張(1987)此表說明聲調與韻尾的關系,并指出這與白氏(1992)很接近。
  附圖H19F06.JPG
  平山久雄《漢語聲調起源窺探》(1991,語言研究1)認為詩經平上聲通入極少,平上統計相押只10次,主要為去入相葉,提出上古無聲調音位,上聲為緊喉元音,去聲為緊喉i、ш、u尾,伴隨調為平44,上35,去31,入31。與沙加爾《論去聲》(1986)上聲帶喉塞尾、去聲為緊       ̄元音的設想相近,位置正反。李新魁《從方言讀音看上古漢語入聲韻的復韻尾》(1991中山大學學報4)接受-s尾說。而認為ps、ts、ks→@⒆,從而把他設想的次入韻的尾列為-s的后階段。這說法可以有藏文s→@⒆相佐證。
  (四)韻母系統 元音與韻尾配合成韻母,漢藏各語一般比較對稱,組合上無限制,有空檔即需解釋其原因。鄭張(1987,又1983-4對李)列表指出王氏韻母系統有26個空檔,李氏有14個空檔。陳新雄《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的幾點質疑》(中國語文四十周年紀念刊文集1993)將陰入分列,更得18個空檔。說明有待解釋處不少。新說各家則空檔減少很多。現將斯、白、鄭三家韻母系統列下,可以比較以見這方面研究的進展情況,鄭張表中括弧內是該韻類的代表字例,○表空檔,×表不能拼。
  1、斯塔羅斯金韻母系統(分57韻類)
  附圖H19F07.JPG
  2、白一平韻母系統(分53韻類)
  附圖H19F08.JPG
  3、鄭張尚芳韻母系統(分58[64]韻類)
  附圖H19F09.JPG
  比較三表,同樣為六元音系統,有許多共同處,也各有千秋。總的說鄭表中空檔已被補足。
  除收喉部外,其他各部應含不止一個元音,有上些新擬體系的支持,麥耘《〈詩經〉韻系》(1995《音韻與方言研究》)33部中一般擬二元音,幽覺部因含單復兩種元音,也含四元音,(只是擬音不同、并在魚鐸陽也擬了[p,a]兩元音)。
      四 音節類型
  關于上古音節類型問題的討論,涉及兩個方面:一、漢語上古是否所有音節全以輔音收尾,屬于CVC語言。二,單音節詞是否有的原是由多音節縮減,漢語上古是多音節語言。現分說如下:
  (一)高本漢認為古漢語絕大多數音節屬CVC,陸志韋李方桂進一步改為全部CVC。王力、俞敏都說全用閉音節的語言沒見過,很難相信漢語偏是這樣的語言。在1983北大為李方桂來校召開的上古音討論會上,王氏的發言、和郭錫良、何九盈、唐作藩、鄭張尚芳的書面發言(皆見語言學論叢14)全都就此發表反對意見。郭文指出高氏等用陰聲韻帶b、d、g尾解釋陰入通押,但陰入通押在詩經里不到3%。不值得為此一種‘不完全韻’(那包括其他不同尾的韻部通押)擬出兩套相近的塞尾。何文用兩讀加上古歸調不同解釋通韻的字。丁邦新以《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1979,史語集刊50.4)、《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補證》(1987,師大國文學報16,皆見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以漢藏同源詞、臺語借詞論證,支持李氏CVC說。不過例子大多數是上去聲字。現新說各家已擬上聲古收-q/-@⒆,去聲古收-s/-h,則上去聲本是CVC,q、@⒆、h尾與k尾合韻,s尾與t尾合韻不奇怪(緬文朝文s尾可與t尾自由變讀)。只陰聲平聲字古為開尾字,據平山(1991),平入相押在《詩經》只10次,與去入相押154次比,可說偶然(《語言研究》總20),而且多屬收喉尾與開尾相押,收音部位相同可以理解。馬重奇《試論上古音歌部的輔音韻尾問題》指出歌與支古多通諧,依高李氏支部收-g,恐怕得把歌部分出一部分收-g,另一部分與微相通的收-d(1993古漢語研究3)。這就是CVC說惹的麻煩。依新說,歌微上古早期收l而后期都收i,支部為e,并無g尾,歌ai→e是常見現象,就好解釋了。因為平聲字較上去入聲字多,平聲的陰聲韻不帶輔音尾,漢語也就是CVC(仄聲)與CV(平聲)兩類音節并存的語言了。
  (二)潘悟云《對貨澳語系假說的若干支持材料》(《漢語的源流》JCL1995單刊;“華澳語系”是鄭張對刑公畹先生“漢藏澳泰語系”的改名)提出復輔音有的是由雙音節多音節詞縮減的想法。施向東《也談前上古漢語的音節類型和構詞類型問題》(語言研究1998增刊)針對潘說提出復輔音擴展為聯綿詞的想法,以藏文連綿詞是由詞根CVC前迭加一cac音節為例。鄭張《原始漢藏語音節結構擬構通則》(1996南開大學“漢藏語系研究理論和方法問題研討會”)據邢公畹《紅河上游的傣雅語》一書中以P'、k'開頭的復聲母為例指出它們即有聲干,前綴、前音節等不同來源。如:p'laat來自泰文blaad(滑),是聲干,p'kaat來自泰文phak-kaad,(蔬菜-大菜)是類名、大名減縮,k'lai來自泰文kra@⒆-@⒆dai(梯),p'tu來自泰文pra@⒆-tuu(門)是前綴縮減,而同樣“滑”在老撾說pha-laat,則是blaad中復輔音擴展。可見復輔音在漢藏語中可以具有縮減和擴展兩種變化。也就是說從跟漢語音節類型更像的臺語看,漢語早期大概也含有同樣的音節類型,潘、施二氏說的兩種都該有才是。
      五 小結
  經過海內外同行的努力,近年來上古音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尤其在擬音方面:1、構擬意見逐步趨同,許多問題已取得共識,如對復輔音聲母,介間部分后起等相信的已比懷疑者多。2、一些難點已取得突破或提出解釋,如二等和重紐三等帶r,三等韻為何比一二四等多,平聲字為何比上去入聲多。3、上古聲韻類的擬音及其推知規律已經比較清楚。4、發現更多的漢藏兄弟語同源詞,新的上古漢語擬音形式已與漢藏語連系更緊。并已利用新說解開一些民族古文獻如《越人歌》《白狼歌》之謎(鄭張1991《越人歌的解讀》[CLAO20-2,譯文見《語言研究譯叢》7,1997]《上古緬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讀》[民族語文1993-1,2])。5、好些先生已在上古擬音新進展的基礎上研究語音屈折及前加音后加音的語法功能,將語音語法研究結合起來,更深的揭露上古漢語的面貌。這最后一點特別重要。在王力氏《古漢語自動詞和使動詞配對》(1965)《漢語滋生詞的語法分析》(1980)之后,喻世長有《邪喻相通和動名對轉》(1982-86音韻學研究2)。嚴學qún@①有《論漢語同族詞內部屈折的變換模式》(中國語文1979-2)俞敏《漢藏虛字比較研究》《古漢語派生新詞的模式》(1984,《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東京,光生館)分別說到上古前綴后綴及由聲母或介音交替的構詞音變。潘悟云《上古漢語使動詞的屈折形式》(1991溫州師院學報2)亦其例。最熱門的s頭s尾研究中梅祖麟成績突出。《四聲別義的時間層次》(1980中國語文6已成名篇外,還有《上古漢語s-前綴的構詞功用》(1989)。嚴學qún@①《原始漢語韻尾后綴s試探》(1979華中師院學報1),舒志武《上古漢語s前綴功能試探》(1988中南民院學報6),鄭張《上古漢語的s-頭》(1990溫州師院學報4),都屬s綴研究。鄭張《漢語聲調平仄之分與上聲去聲的起源》(語言研究1994年增刊)及《漢語與親屬語同源根詞及附綴成分比較上的擇對問題》(JCL1995單刊〈漢語的源流〉,則指出親屬詞身體詞古多用上聲字表示,說明-q/-@⒆有表親切的類似愛稱的作用,也屬構詞后綴。在1997趙元任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學術年會“構詞法與語音介面”討論中他又以《漢語古音和方言中一些反映語法變化的音變現象》綜述古音中語音屈折及附加詞綴的情形,說明上古曾以聲母輔音清濁,前冠后墊成分,元音長短,韻尾變化等手段進行構詞構形變化。潘悟云《諧聲現象的重新解釋》(《溫州師院學報》1987年4期)提出諧聲語音差異也與形態相關。
  今后上古音研究還要更注重歷史形態方面的研究,還要加強漢藏語言比較:尤其漢臺、漢苗、及南亞南島方面的比較研究,因這些方面比漢語與藏緬的比較要薄弱些。邢公畹先生的漢臺語比較所取得的成果與理論方法值得重視(先生文章多見于《民族語文》及南開《語言研究論叢》)。鄭張近已完成漢語與白語的比較,他認為白語與漢語同屬漢白語族,有數十頁的同音字表為證(香港印刷中)。
  本文因著重敘述擬音進展,其他方面研究進展不免疏略,請參閱記近年音韻研究的以下文章: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重印后記》(1983-84,上海書店),喻世長《漢語音韻學的回顧和前瞻》(《語言研究》1982年2期),李新魁《漢語音韻學研究概況及展望》(1980-84音韻學研究1),《四十年來的漢語音韻研究》(1993,中國語文四十周年紀念刊文章),潘悟云《高本漢以后漢語音韻學的進展》(溫州師院學報1998-2),馮蒸《中國大陸近四十年漢語音韻研究述評》(馮著《漢語音韻學論文集》,1997,首都師大出版社),唐作藩、耿振生《二十世紀的漢語音韻學》(1998《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大出版社)及楊劍橋《漢語現代音韻學》(1996,復旦大學出版社)等,各個方面的介紹都有涉及,皆較全面,有的評介甚詳,馮文且皆注出處,尋索更便。潘悟云在上述1998文中不但報道了諸家最近進展,并指出:“近年來漢語音韻學逐漸接受現代科學思潮和方法的影響,我們相信第三代的漢語音韻學一方面將以通過廣泛的歷史比較建立漢語歷史形態學為其特征,另方面語音規則的研究將具有更多的定量思想,演繹思想,更大的解釋能力。”這也是我們對上古音研究的展望。
  古漢語研究9長沙8~17H1語言文字學鄭張尚芳19991999鄭張尚芳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語研所;郵編:100732 作者:古漢語研究9長沙8~17H1語言文字學鄭張尚芳19991999
2013-0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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