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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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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格致書院中西董事之爭
上海格致書院中西董事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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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格致書院(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從1875年建院,到1914年被上海工部局收購,這40年的時間并不算短,而它所發生的作用也沒有被歷史湮滅。正當晚清上海文化發生變異的時代,格致書院在一定意義上領導了這個潮流,并且被視為“近代新思潮之啟發”(注:詳見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第五部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但格致書院章程中的三個目標,即:建成陳列西方機器設備的展覽館、開設圖書館和閱覽室以及進行科學技術教育實踐,都沒有真正實現。而創建者傳播西學的理想也不是以他們預想的方式實現的。這其中自然有很多原因,就格致書院的管理機構董事會內部而言,中西董事之間長達十余年的拉鋸戰無疑給它的發展造成了很大障礙。晚清中西文化的沖突和碰撞在上海格致書院中西董事之爭中有突出表現,因此這個案例十分典型。本文以上海格致書院為場域,以書院管理機構董事會內部中西董事之爭(集中在初創的十年左右)為線索,主要關注的并非格致書院所倡導的科學技術以什么方式、如何傳播開來,而是西學在傳播的過程中遇到的阻礙和問題所在,希望借此作為理解晚清上海文化氛圍的一個角度。
      建院始末和宗教問題
    格致書院最初是由西人首先倡議的。1872年《北華捷報》題為《世俗傳教士》的文章,受到了駐上海英國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贊賞,他決定籌建一個陳列中文和中譯科技書籍的閱覽室。它“將最能對中國人的頭腦發生影響,使他們了解并熟悉外國人的思想、生活和機械器具,在目前恰恰就是由于他們不了解而在這方面多少產生懷疑。”他認為中國的宮紳也就是所謂的“有所作為的中間階層”(MIDDLE WELL TO DO CLASSES),在影響公眾思想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應該對他們進行教育”(注:參考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上海格致書院: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科學的嘗試》,原刊《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潘琪譯文載《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壽父子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引文中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文同。)。1874年3月,麥華陀為傳播西學,召集通曉科學的西人商議此事,四位西人即麥華陀、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傅蘭雅(John Fryer)、福弼士(F.B.Forbes)被推舉為董事,另選華人唐廷樞為中國董事。后又請江海關道翻譯委員王榮和(錦堂)為董事,傅蘭雅還提議請上海方言館的副承辦員徐壽加入董事會。
    創建之初,關鍵是資金問題,由西華董事各向其國紳士募捐。當西商捐銀980兩已經到位時,華人捐銀仍沒有明確的數目。董事們討論的結果:一是向英國征求各種機械儀器的捐助,二是希望得到中國政府官員的支持。結果,徐壽分別上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南洋大臣李宗羲的稟陳都得到了積極回應。徐壽之子徐建寅出精通科技,并從中多方努力,也被聘為董事。至此,董事會的最初創建人已經基本確定,西方四名,中方四名。所得資金超過了預期,建院有了基本的保證。西方的機器制造行也承諾提供各種器具及模型。于是房舍的問題提上日程。同時由傅蘭雅重新擬訂書院章程以廣而告之,偉烈亞力開列了種種科學書目準備購買。此后,為了擴大影響,又增加了幾位華籍董事和八位在英贊助董事。
    隨著社會支持的拓展,書院的建設也比預期規模擴大。恰好英國科學博物館為擴建新館,放棄了舊有設備。麥華陀聽到這個消息后積極爭取,終于得到這批機器,嗣書院建成后全部陳列于此。房屋地基經過一段時間的周折,最后落定在跑馬場附近的英租界。建筑樣式悉用中式,由徐壽親自繪制設計。在興建院舍的過程中,英國方面積極配置了各種科學儀器機械,計有十大類,如生長之物、工藝之物、化纖飾物、建筑器材、機器工具、工程之物、照像繪畫、槍炮彈藥等等,因而需要專門的博物館陳放。中國士紳則紛紛出資,絕大多數建設的費用是由他們捐助的。據《萬國公報》所列捐款名單,一百兩以上的捐助者,西方只有祥和洋行三百多兩和英國公使一百兩。個人捐款少之又少,華人則個人捐款非常踴躍。而在全部7700余兩的建院款項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由徐壽募集而來。徐壽不僅為書院募集了足夠的建設資金,而且在開院之初英國設備未到位時,把自己的科學儀器和設備貢獻出來。可以說,在建院過程中,西人提倡之功實不可沒,而華人鼎力支持助成其事也是有目共睹,真正可謂中西互補、相輔相成。
    即使在中西董事戮力同心創建之初,矛盾也明顯存在著。1874年3月24日的成立會議上,關于是否可以放置一些各個宗教社團出版的宗教刊物一事,董事之間發生了爭論。華董自然反對此舉,西董中傳教士代表和非傳教士代表之間也出現分歧。最后決定除《圣經》外,其他宗教書籍要經董事會討論同意后才能放置。大部分人還是担心宗教讀物會使書院帶上宗教色彩,而把對西方文明感興趣而對西方宗教有抵觸情緒的中國人嚇跑。事實證明,董事會的這種担心不是多余的。宗教問題無疑是中國董事和中國人最敏感的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威脅到書院的成敗。不久之后,在徐壽給李鴻章的稟文中,再次強調了書院與宗教無關,“其中存儲諸件,惟是推算制造等項書籍及各種機器式樣,與設立教堂,情形迥別”(注:徐壽《擬舉辦格致書院上李伯相稟》,《申報》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三日(1874年11月11日)。)。就在書院建成之前,為收購已故的原北京同文館天文教習方根拔(J.von Cumpach)的藏書,徐壽與董事會主席麥華陀及偉烈亞力等發生激烈矛盾,他堅決反對收藏其中一些包括宗教在內而與科學技術無關的書籍,并因此遭到《北華捷報》的嘲諷。作為華董,徐壽代表著支持他的中國官商紳士,也就是麥華陀期待的“有作為的中產階級”的利益,他必須堅持格致書院的獨立性,才可能不被指責并繼續得到他們的支持。
      財政危機與人事問題
    格致書院建院共花去了8000多兩銀子,超過了募集到的資金,加上增添其他設備和維持日常雜物等所耗經費,很快就使它背上了一個不算輕松的財政債務。似乎是不言而喻,書院的財政問題就該由徐壽去解決。但是,繼續募集的辦法已經不能奏效并最終解決問題了。原董事麥華陀和偉烈亞力因故離開中國,繼任的董事對經營書院的艱辛并不體諒,一心希望徐壽繼續募集以維持書院。而這時恰逢山西、河南等地出現嚴重旱災,賑災一事牽動民心,國內上下艱難,難以給予書院更多的支持。中西董事之間被書院的進展掩蓋的矛盾,也在書院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時凸現出來。
    英文《北華捷報》代表英國傳教士和紳商的利益,他們一直關注著格致書院的成長,但站在西方的立場上,對書院加以苛責。該報曾把格致書院的慘淡經營歸于幾個原因:
    1、中國董事缺乏真正的熱情;
    2、由于董事會請求英國方面協助書院完成其目標的做法,引起了地方上對書院的反感;
    3、地方上對李鴻章在書院的影響力不滿,認為“李鴻章通過徐壽父子控制格致書院”(注:《北華捷報》1877年3月15日,徐星譯,《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壽父子研究》,第232頁。)。
    如上所述,財務問題和現實局勢是格致書院在經營初期出現嚴重危機的主要原因。而事實上,《北華捷報》這種“自由”言論只能進一步激化董事會內部的矛盾,董事會的人事變動和中西董事之間的矛盾在這樣偏頗的輿論導向下,更增加了各項事業進展的艱難。畢乃德教授對此也進行了批評,認為他們的說法中后兩者都是無稽之談。對于華董的工作態度,畢乃德教授頗有批評。雖然華董確實常有缺席的情況出現,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國董事的熱情。這可以從最初的捐款和徐壽及其親友在此中的費心勞神窺見一斑。
    書院要維持下去,迫在眉睫的仍然是財政問題。徐壽終于從紅頂商人胡雪巖處籌到銀元5000 (約合3600兩銀子),加上自己的1000兩銀,才使書院從債務中走出。1878年,徐壽在書院空地上又建成幾間平房,成為一筆固定資金來源,這樣才逐漸度過了財政危機。1878年6月,為了解決“由于中外簿記制度和其他原因引起的誤會”,董事會同意徐壽担任司庫。由于他的特殊貢獻,到1884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担任這個職務。書院的日常經費問題仍然無法解決,徐壽利用書院的空地蓋房出租雖使資金狀況獲得一定緩解,但他想出售閑置地皮以進一步解決問題,卻未獲得西董的支持。經過周折,西董作出讓步,才使書院有了固定收入來源,最終擺脫了債務危機。由于徐壽對書院的重大意義,西董雖然對他的主張不滿意,卻無法代替他主持書院事務。特別當傅蘭雅離開上海的時候,書院的管理幾平全部由徐壽負責。徐壽請著名科學家華蘅芳担任書院山長,照料書院的日常事務,并且不取任何報酬。他的兒子徐建寅和徐祝三也在為書院的事四處奔波。即使如此,一些西董仍然認為這是徐壽在任用私人。
    傅蘭雅在徐壽與西董之間的矛盾中處境十分尷尬。作為徐壽多年的合作者和朋友,并且同是科技教育的倡導者,他深知徐壽在格致書院中的價值和意義是無人可以替代的。西董的不滿雖然可以理解,也不過是發發牢騷而已,不可助長其勢。所以,當他1879年回到中國,《北華捷報》正在肆意批評格致書院毫無用處的時候,傅蘭雅就致信該報編輯,予以澄清:“格致書院絕非毫不起作用,而是一直在緩慢而腳踏實地往前邁進著。資金在逐漸聚集,陳列用的科學儀器正從英國運來,一位有相當造詣的中國先生住在書院內照料,書院在每日從早到晚對外開放,這位先生向來訪者講解儀器的用途,或者,對他們在閱讀書院藏書樓中的科學書籍時所遇到的疑難問題給予解釋。是的,來院者目前還不多,但正在逐日增加。書院正籌備在春節之后開辦學習班和講座。這項計劃并將以顯著的形式向公眾宣布。……盡管至今未能有幸得到你們的青睞,但卻得到了大清帝國一些最高級官員的認可和支持。我們應當記住,凡是外國人能夠給以教益之處,博識而多智的中國人自能善于洞察;但是,他們不愿俯受恩惠,也不愿有人強迫他們從命。他們愿意按照他們自己的方法辦理自己的事。他們不像我們那樣急于求成。也許,還要再過幾年,格致書院才能臻于成熟,或者能對大清帝國有較大的實際作用。”(注:《北華捷報》1879年10月17日,《中國的格致書院——傅蘭雅1879年10月14日致〈北華捷報〉編輯部的信》。此處采用徐星譯文,《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壽父子研究》,第235-236頁。)
    由于財政危機和人事問題導致的中西董事之間的矛盾,以傅蘭雅對格致書院工作的客觀評價和公正肯定,對外界進行了解釋和掩飾。面對傅蘭雅這種客觀的態度,《北華捷報》也不得不承認,“上海在努力傳播西方思想和科學技術成就方面仍然走在前列”(注:《北華捷報》1879年10月17日,《中國的格致書院——傅蘭雅1879年10月14日致〈北華捷報〉編輯部的信》。此處采用徐星譯文,《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壽父子研究》,第235-236頁。)。這一個階段以徐壽父子及華蘅芳等為代表的中國董事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得到了肯定和認同,他們對書院的管理堅持到1884年徐壽去世。
      中西董事矛盾激化與“中國觀念”
    徐壽的去世使中西董事之間長期壓抑的危機浮出水面。傅蘭雅的態度也從默許徐壽等華董,轉而支持西董。在徐去世之初,司庫由徐華封和徐建寅負責,傅蘭雅還提議徐建寅修訂書院章程,以便于書院開展下一步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帶頭對徐氏父子及此前的工作提出批評,并和西董一起通過了繼麥華陀后任董事會主席的律師担文(W.V.Drummond)修改的書院章程,完全廢棄了徐建寅的修訂稿。1895年7月15日以前,董事會議幾乎全部是西董自演自唱,徐建寅曾聯合中方董事拒絕參加,但最后也不得不交出管理權和財政權,西董終于控制了整個書院。
    傅蘭雅《格致書院第四次報告書》(1883年3月到1885年3月)不僅否定了董事會此前的工作,也否定了他自己此前的看法:“書院成立之初的想法是,中外人士應聯合興辦此院,隨著其良好的開始,書院應逐步移交給本地人領導和管理。然而,實際情況相反,書院尚未立穩,中國的影響就任意擴大。……人們記得,麥華陀爵士得到上海外僑的協助,倡辦了這個項目。在其居住上海期間,不言而喻,他穩操書院的大權,盡管十分之九以上的捐款來自中國人。由于老徐先生及其次子的大力募捐,中國人的全部捐款均來自大清帝國各地的高級官員。徐先生和他的次子被邀加入董事會。他承辦了書院樓房的建造。漸漸地,他們將自己與書院劃上了等號:中國人就是書院。”(注:這次報告書及格致書院其他的情況,《北華捷報》1885年已刊印。中譯文見《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壽父子研究》一書第247-249頁,譯者石繼成。)很明顯,他把矛頭指向了徐氏父子,希望趁機把財政大權和人事大權奪回。傅蘭雅指出,此前書院存在兩個重大問題:一是財政危機及其解決;一是書院的看管。財政上,徐壽的成績和手段自然有目共睹。在書院看管的問題上,最初唐廷樞按董事會的要求用薪水請來的廣東山長很快就離任了,隨后由徐壽提出華蘅芳負責一切事務。通過這兩點,“老徐先生幾乎掌握和領導了一切事務”。西董對徐壽個人把持書院的管理這種情況的不滿由來已久,并且是董事會內部矛盾的集中反映。
    除了對徐壽個人的專制不滿之外,令西董不滿意的還有他所代表的中國觀念和中國習氣。“他就其所能,立即著手,并按中國觀念,領導書院。”西董所批評的“中國觀念”其實是很含糊的,基本上,仍然集中在徐壽所代表的專制主義傾向上。其所舉主要例子就是廣東山長的離任,對此,傅蘭雅說,“他想辦的事均受到司閽反對而無法隨愿。反對他的還有一些未經董事會同意、也未為董事會所知而擅自居住在院內的人士。”這種說法應該是有所依據的。一位曾住在格致書院的人,就見到來格致書院游覽的“大半俱雅士文人”(注:一介微生《談時務》,《格致匯編》第二年第十卷,1877年11月。),這些人談鋒很盛。另外,按照書院早期規定,積極捐款的士紳以及慕名前來的華人,也允許對書院事務發表言論。這種議論之風和西人所主張的民主,表面上似乎很像,因此,最初也得以在中西之間達成一致。但真正懂得中國文化的人都知道,這其實是魏晉清談之風的延續,在中國名士中深有傳統。既然格致書院為在上海的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議論的場所,那些喜歡譏評、素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習氣的才子名士自然可以在此暢所欲言。可以想見,這其中對書院事務的發言,對書院“主人”徐壽可能會客氣一些,而對其他人自然會有不少批評和指摘。這種批評的聲音中有開明的,一定也有保守的。
    但這些聚集在格致書院中的知識分子的“眾聲喧嘩”,仍然不能等同于專制。傅蘭雅的意思是說,這些聲音代表的,仍然是徐壽及其群體的態度和觀念,與其相悖的言行都會遭到他們的反對。這只能說是輿論力量對比的客觀結果。這種態度和觀念確實是中國觀念,代表的也確實是中國華人的利益。但不能因此就賦予它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專制色彩。而徐壽自身的強制手腕也不能完全說是專制的個人獨斷,他所做的一切最終都是通過董事會一致同意的。而且,對于書院的維持來說,他的決策基本上客觀可行,而不像西董所說的那樣為了私人的利益。傅蘭雅聲稱,由于徐氏家族和親友的把持,“書院原有的公眾性質和教育性質,無論從中國和外國人士的角度來看,不是全部也幾乎喪失殆盡”。雖然,格致書院在這十年間幾乎沒有什么突出的成績,但這不應該完全歸罪于徐氏家族。
    書院剛剛建起,就遇到了北方罕見的自然災害,書院的各項事務都被擱置了。此后,陳列儀器設備的展覽廳即玻璃鐵屋博物館,由于資金短缺胎死腹中,而西方答應的機器也始終沒有運到。閱覽室里的圖書籌備緩慢,遲遲未能充實起來。至于格致教育的問題,徐壽和西董之間未能達成共識,也被耽誤了許久,并且難以造成一定的社會效應。而關鍵問題在于,除了最初在新奇的驅動下前來觀閱的人們外,書院的常住人口和來往的客流量少得可憐。這在客觀上與時代大環境有關。由于當時中國的科技教育狀況極其落后,在上海的知識者對格致教育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認識。這個時候,推行格致教育是有很大難度的。
    正如麥華陀預料的那樣,西方科技文明所要傳播的對象,是“有所作為的中產階級”。因為輸入西方文明這項工作不是西人能夠獨立完成的,而且事實上,已經接觸到西方文明并經世致用的知識者,在外來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但他們顯然并未因此就完全脫離傳統文明。西董對此也有一定的認識,“他們愿意按照他們自己的方法辦理自己的事”。這些近于洋務派的開明知識者,在自強求富的旗號下,主張學習西方的長處,彌補自身的不足,以圖本民族能自立于世界諸民族之林。從對本土文化的自我保護本能看,他們對“老大帝國”積淀下的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和崇拜,使他們格外警惕西方思想和觀念以及各種不必要的東西的侵蝕。接納西方的科學知識,對他們來說是為了自強求富,一切行動都以此為標準和限度。所以,在有選擇地吸收的過程中,他們希望以最微小的代價和最有效的方式,把西方科技吸納進中國社會發展的熔爐中。這就是以徐壽為代表的開明知識分子所抱有的“中國觀念”和中國方式及其背后的深層心理。他們這種痛苦的選擇和掙扎,應該得到充分的理解。
    西方人的態度卻更值得深思。傅蘭雅不經意間提到,“書院的外方利益已降低到最低點”,恰恰可見西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還是很明顯,并且很強烈。在此之前,西人一直在有意無意地掩蓋自己的真實目的和身份。麥華陀最初擬訂的章程最為隱蔽:第七條有“此院均系中國士商所用,西人不在其列”;第九條有“中國各種經史子集,聽憑各董議增列入院內”;在第八條關于書院的管理中稱,“經理書院各務,須立董事,少則五人,多則七人,首先一年,可邀出捐西人一二位幫辦”。由此看來,書院的事情就應該是中國人的事情,管理書院也應由中國人自己負責。那么,西董為什么卻一直對徐壽主持書院事務耿耿于懷呢?事實上,在成立之初,西方人一直控制著書院。直到徐壽以自己的才干爭取到管理權,西董就開始不停地為此事頭痛,鐵腕人物徐壽的死使他們吐露了心聲。
    很明顯,西人最初的設想是希望通過傳播西方的科技文明等西方文化,以便于西方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國人所了解并接受。如果僅僅出于這個目的,他們以上那些低調的聲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始至終,他們沒有明確書院的屬性,這是他們的聰明之處。西人的利益顯然是建立這所書院最重要和最終極的因素。如果能夠按照他們的旨意來管理書院的事務,他們或許可以讓中國人去做。但是,那是不可能的。西人既然把中國知識者作為影響的主要對象,就不應該忽略其文化背景。既然他們需要中國知識者在財力和人力等各方面的支持,就無法不顧忌中國人的力量。從傳播西方文明的角度看,他們與傳教士有共性,無論是出于對西方文明的虔敬之情,還是出于一種改造別人的欲望,他們都有一種強制別人服從、歸順、隸屬的性質。其功利性和目的性只能掩飾到一定程度。以徐壽為首的華董的本土文化觀念和抵觸西方文明的情緒對他們是很大的刺激,尤其是當徐壽表現出突出的領袖氣質和影響力的時候,西人的抱怨、恐懼、憤怒、拒斥、抵制等一系列的行為都透露了他們的本質。對徐壽和所謂“中國觀念”的清算,使西方人一反過去的仁慈和友善,違背了他們的民主文明作風和客觀理性態度,反而更加專制霸道。所謂的“中國觀念”和中國方式,并不是很可笑或可鄙的,而應該去深入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西董表現出了西方中心主義傾向。
      科技教育與科技問題
    毫無疑問,西方人發起格致書院的初衷是向中國人展示西方文明,強調“使中國人熟知中國的文學,科學和進步”。傅蘭雅等致力于傳播西方文明的人又賦予它中國人學習科學知識的引導者的意義。1876年6月22日,格致書院開院那天,發起人麥華陀說:“我的朋友傅蘭雅先生,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向大家宣布,所有已經獲得的成就都應該歸功于他,是他建議,我們將要興辦的不僅僅是一個閱覽室,應該努力辦成一所工業技術學校。他的建議得到大家,特別是徐壽先生的熱烈響應。”(注:格致書院開幕時麥華陀的發言,見《北華捷報》1876年6月24日。譯文轉引自王揚宗《傅蘭雅與近代中國的科學啟蒙》第74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早在徐壽和傅蘭雅在江南制造局共事,翻譯科學書籍時,他們就有推行科技教育的設想。由于沒有當政者的支持和其他種種原因,此議未能實現。正如麥華陀所說,這兩位對格致書院影響最大的人物,其最大貢獻在于提倡科技教育。
    格致書院兩個主要董事對科技教育的提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未能實行。在書院開放的過程中,也有一些不成系統的講演和講座,徐壽和山長以及一些董事、熱心人都曾是科技知識的傳播者,如狄考文(C.W.Mateer)1878年夏曾來講解電學原理。但在財政危機稍有好轉的時候,徐壽一直把大量的資金用于購買科學儀器,這一點令包括傅蘭雅在內的西董都很不滿。1878年初,担文繼任董事會主席時,也反對徐壽把大量經費用于購買科學儀器,而主張用這些經費聘請歐洲的教員來進行科學教育。直到1879年,書院真正從財政危機中走出后,徐壽才開始嘗試招生。招生公告分別刊登在《萬國公報》和《申報》上。“本書院創設滬上,專為招致生徒究心實學,其提倡者半為中西積學之士。……一為學西國語言文字……一為講求格致實學者……。”(注:見《申報》光緒五年九月十八日(1879年11月1日)。)。但其不菲的學費和押金令不少人望而卻步,加上風氣未開,招生的結果并不理想。收費的方法多半是出于書院經費短缺的考慮,而招生公告中所表達的“專為究心實學”的理想,卻顯然被時人對西方語言的需求沖淡了。實際上,從1880年開始的授課實踐,由于沒有固定的教師和工資,一直沒有什么社會影響。
    徐壽雖然提倡科技教育,卻對聘請歐洲教員一直不感興趣。因為他是董事會中真正的科技專業人才,他特別熱衷于購買儀器,以供研究和講學之需。至于科技教育,或許他認為自己和他的疇人朋友可以勝任教職,或者受上面所提到的“中國觀念”的影響,反而不信任西方教員,更不肯花錢請西人來教課。是否從西方請洋教員來教授科技知識,構成了徐壽與西董之間明顯的對立,這個矛盾一直延續到徐壽去世。1885年,董事會為增進學務,又專門聘請通貫中西學的王韜担任山長,主持書院教學和日常事務。雖然王韜很熱心講授新知,他的社會聲望也吸引了不少人,但仍然無法進行科技教育。于是,傅蘭雅和王韜等商議,變通中國傳統的課士方法,照中國傳統書院之例,在格致書院設立四季考課,成績優秀者給予獎金,以此引導中國知識者逐漸關注科學技術問題。這個辦法主要由王韜具體實施,到其逝世為止,一共推行了十年左右,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應和深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傳統的中國課士方式,實現了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來引導中國士人的格致精神。
    在格致書院課藝中,科學方面的試題僅有三分之一左右。傅蘭雅一直對此耿耿于懷。1895年,傅蘭雅開始在書院講授算學。《格致書院西學課程序》云:“嘉言讜論多發明洋務西學,此格致學為之一振。然此擾屬紙上空談,未必竟有實際。欲興西學,猶未可于此已也。”1896年,在經費仍然不足的情況下,他自己擬訂了西學教材,改用夜課的辦法親自授課。這次招生三、四十人,對他是很大的鼓舞。他的《格致書院西學章程》對所開礦務、電務、測繪、工程都有很詳細的課程安排,另外,還準備講解汽機和制造等。而《格致書院課藝》中,這些學科的問題也都曾出現過,可見,課藝的辦法和科技教育的理想大致還是一致的。
    西董傳播西方文明特別是科學技術的初衷始終未變,但華董在中西科學之間就不免有所擺動了。正如徐壽《擬舉辦格致書院上李伯相稟》表明的那樣,“竊維格致之學,大之可齊治平,小之可通藝術,是誠盡人所宜求,今日所當急務。”雖然他代表了比較開明的知識者的意見,但顯然已經在中西文化之間進行了一定的調整。中國傳統社會對外來事物的接受程度是有限的,了解中國官僚和紳士階層的傅蘭雅對此很明白,“他們不愿俯受恩惠,也不愿有人強迫他們從命”。對于外來的事物是否接受,他們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加以判斷。像徐壽這樣領略到西方科技先進之處的知識者,希望通過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開風氣之先,獲得經世致用之效,也就是通過“藝術”達到“治平”。從接受的角度講,中國人期待的是能直接作用于中國的富強之策,而非西方的科學技術本身。因此他們也有強烈的功利性,那就是改造中國的現實是第一重要的,格致只是一個途徑,而不是目的。在課藝的命題中雖然有不少西學內容,而大量的討論仍集中在時事洋務。
    中西格致觀的不同和對科學精神的不同理解顯然是格致書院一直面臨的一個問題,而且這個討論在晚清中國存在了很長時間。早在1876年,《申報》就在論《格致匯編》一文中指出:“格致之學,中西儒士皆以之為治平之本,但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蓋中國僅言其理,而西國兼究其法也。”(注:《書格致匯編后》,《申報》光緒二年正月三十日(1876年2月24日)。)傳統的格致觀在西方科技傳播中充當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是溝通西方科技的橋梁,另一方面它又是阻擋西方科技的柵欄。在以西學為主的課藝中,命題人提出的問題有不少是出自或聯系傳統的格致學問。如在天文歷算方面,李鴻章出的題目是《楊子云難蓋天八事以通魂天說》、《以月離測經度解》,地學方面的題目是《〈管子·地學篇〉解》。命題人大多是占據要職、體現中國文化之精深的人物,他們雖然倡言科技,可多半還是滯留在格致的范圍內。而答題人也借助格致學問在中國士人之間獲得的一種認同感,不僅使他們能夠倡言科學技術,而且更能被當道者所理解和賞識。但是,從傳統的格致到西方的科學,中國的士人有段很長的路要走,除了專門的科技才人之外,近代知識者對科學技術的理解還遠遠不夠。中國的格致觀已經形成輕視科學的傳統,傳統的格物致知本是儒家的觀念,而儒家關心的是人世而非事物,并沒有給科學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這種重本輕末的傳統,使大多數的官僚知識階層熱衷于事理而不是物理。在這種情況下,傅蘭雅也不得不變通,轉而以中國的文字為橋梁,試圖在傳統的格致和西方科學之間進行溝通。“欲與海內人士結文字緣,由文字引伸之,俾進于格致”。(注:《格致書院課藝》丙戌卷,光緒十三年王韜序。)無疑,西方科技傳播的對象,首先還是這些熟讀中國的四書五經的知識分子。他們擅長著文論史,以文字而不是嚴肅的課堂授受為途徑來進行文化交流,顯然更易于被他們接受。所以,傳統格致觀與西方科學觀的差異,以及由此所產生的教學方式的差異,這兩個方面都是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傳播不可回避的問題。
      結論
    畢乃德教授在《上海格致書院: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科學的嘗試》一文中評價道:“與科技發達的西方國家的同類學校相比,或者從它的締造者原來的雄心勃勃的初衷來看,上海格致書院及其閱覽室的成就給人印象不深,但考慮到中國原來在科技教育方面的落后,和19世紀末充斥全國的中國知識分子階級的自我滿足情緒,格致書院的這些成就就相當令人矚目了。”(注:畢乃德《上海格致書院:向中國傳播西方科學的嘗試》一文結論,見《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壽父子研究》,第463頁。)其中隱含著這樣一個結論:上海格致書院的不成功與中國科技教育方面的落后,和19世紀末中國知識階級的自我滿足情緒有關。“科技教育的落后”顯然是一個事實,并且在文化上與傳統中國的格致觀對科學的不重視相關。而“19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滿足情緒”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成立,但他對19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解顯然是不夠全面的。如果完全如他所說,又如何會有1898年的戊戌維新和此后的新文化運動呢?中國知識階層在接受外來文化時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文化保護意識是一種自然的文化屏障。進一步說,由于文化差異而引起的沖突并不能完全歸罪為中國的愚昧與落后。在本文所提及的宗教問題、人事問題以及對“中國觀念”的定義上,西方顯然有強制和霸權的傾向。畢乃德教授忽視這一點所下的結論,也有西方中心論的嫌疑。即使從西方中心的角度看,忽視這些問題,也不利于西人實現其在華傳播科技的目的,更不能真正實現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合作。
    上文所提及的四個方面的問題,都是影響格致書院發展的重要障礙,也就是解答格致書院的理想之所以未能實現的四個原因。但這些問題對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義卻不盡相同,須分而論之。宗教問題和科技問題是中西文化接觸早期,在交流的過程中最前線最直觀的問題,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可回避的事實。特別是科技問題,在格致書院中所隱藏的問題與洋務運動不同,是其中很具體也深刻的一面。實際上,正是在中國觀念革新的維新時代和新文化運動時期,采取以西方科學觀等西方文化對抗傳統文化的策略,并且與教育制度的改革一道,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接受才真正得以實現。而本文特別強調了上海格致書院的財政危機和人事問題等具體事宜,及其背后的“中國觀念”這一現象,就是因為它是中西文化差異在中西董事矛盾糾葛中的集中反映。通過對上海格致書院早期歷史的回顧以及中西董事的矛盾論爭,可以了解到西方文化在上海遭遇的波折。而上海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當時尚走在前列,格致書院在傳播西方科學方面也是領頭羊。中西文化的強烈沖突在此可見一斑,而如何以客觀的態度理解東方文化廣州51~59K3中國近代史杜新20042004李秀成被俘后究竟是偽降還是變節?這是太平天國史研究中最大的一樁懸案。將李秀成設想成完美無缺的英雄或寡廉鮮恥的叛徒都不免過于簡單化。對洪秀全和洪氏宗親的怨艾心理,對太平天國的前景感到徹底絕望,以及曾國藩的誘騙,最終促使李秀成在被俘后流露出一些反常、復雜的心態,萌發一絲求生的念頭。這就是有血有肉、真實的李秀成,而不是我們刻意美化或丑化的李秀成。李秀成對太平天國覆滅原因所作的分析,總體上仍比較中肯和深刻。盡管他在供詞中寫下了一些有辱氣節的話,給他的晚節留下了污點,但他并沒有一味地向曾國藩卑躬屈膝,并且最終慷慨赴死。就此而論,李秀成仍然不失為一個有污點的英雄。李秀成/供詞/變節關于上海格致書院建院及發展的情況,畢乃德《上海格致書院: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科學的嘗試》一文及王爾敏專著《上海格致書院志略》材料詳備,對其過程及相關問題梳理甚清。另外,汪廣仁主編《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壽父子研究》一書也收錄了格致書院的大量原始材料,尤其是其所翻譯的《北華捷報》的內容彌足珍貴。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山東大學考古學DUXINGYANBecause of America's fastest speed of railroads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second tide of modernization,Sun Yat-sen took America's railroads as the dominant example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world railroads.He had a definit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general trend,basic achievements,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system or experiences of construction and administration,which was beyond the other advanced persons ahead of him.His discourse aim at railroads was to expound his plan and proposition of China's railroads by the illustration of worldwide railroads,which mirrored his breadth of vision and patriotic feelings to surpass advanced world levels by making use of the strong point of other countries in his customary world perspective.夏春濤(1963-),男,江蘇揚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歷史學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 作者:東方文化廣州51~59K3中國近代史杜新20042004李秀成被俘后究竟是偽降還是變節?這是太平天國史研究中最大的一樁懸案。將李秀成設想成完美無缺的英雄或寡廉鮮恥的叛徒都不免過于簡單化。對洪秀全和洪氏宗親的怨艾心理,對太平天國的前景感到徹底絕望,以及曾國藩的誘騙,最終促使李秀成在被俘后流露出一些反常、復雜的心態,萌發一絲求生的念頭。這就是有血有肉、真實的李秀成,而不是我們刻意美化或丑化的李秀成。李秀成對太平天國覆滅原因所作的分析,總體上仍比較中肯和深刻。盡管他在供詞中寫下了一些有辱氣節的話,給他的晚節留下了污點,但他并沒有一味地向曾國藩卑躬屈膝,并且最終慷慨赴死。就此而論,李秀成仍然不失為一個有污點的英雄。李秀成/供詞/變節關于上海格致書院建院及發展的情況,畢乃德《上海格致書院: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科學的嘗試》一文及王爾敏專著《上海格致書院志略》材料詳備,對其過程及相關問題梳理甚清。另外,汪廣仁主編《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壽父子研究》一書也收錄了格致書院的大量原始材料,尤其是其所翻譯的《北華捷報》的內容彌足珍貴。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2013-0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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