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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被遺忘的作家  ——施濟美及其創作
不該被遺忘的作家  ——施濟美及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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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代上海文壇,有三個女作家最引人注目:張愛玲、蘇青、施濟美。張愛玲與蘇 青現在已大紅大紫,獨有施濟美卻依然不被人注意。關于這一點,十二年前,梁永先生 就曾經在《文藝報》發文表示感慨(注:梁永《東吳派與女作家施濟美》,《文藝報· 文海鉤沉》,1990年11月24日。),今天,筆者之所以再次為這一作家呼吁,實在是由 于為作家嚴肅的生活態度、高雅的人生追求,獨特的藝術成就而折服。
  廣為四十年代上海文壇的當事人所知,施濟美是當時“東吳派女作家群”中成就最大 的一個(注:胡山源《文壇管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107—109頁。),特別是 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上海一家刊物向上海青年學生調查‘我最愛的一位作家’,施濟 美的得票緊隨巴金、鄭振鐸、茅盾之后,名列第四”(注:陳青生《年輪——四十年代 后半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頁。)。當年發表施濟美大量作 品的《幸福》、《春秋》雜志的主編沈寂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風云人生》一書中撰文 《施濟美魂歸何處》,曰:“施濟美是四十年代馳名上海文壇的女作家。”“她的小說 不是使人們隨著世俗而沉落,而是經受磨難后的思想感情的升華,她發表的《愛的勝利 》、《嘉陵江上的秋天》、《尋夢人》等小說,每一篇都引起讀者共鳴、喜愛和贊賞, 她成了擁有廣大讀者的女作家。所有雜志都因有施濟美的文章而銷路大增。”(注:沈 寂《風云人生》,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8頁。)當時,有人為女作家的 作品所折服,竟公開聲明自己是“施謎”(注:錢理群等《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史料 卷》,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頁。)。
  施濟美(1920——1968),小名梅子,曾用名薛采蘩,筆名方洋、梅寄詩等。祖籍浙江 紹興,生于北京,長于揚州,在上海讀完中學、大學,并在上海生活,終其一生。其父 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生,回國后在外交部工作,成為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的得力助手 。其祖父晚年常常吟詠陸放翁臨死前的遺作:“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 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表現出深沉的愛國情感,給童年時的施濟美留下深 刻的印象。施濟美有著與《紅樓夢》中相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一家人又都有很高的文化 程度,其父、祖父不必說,其母作為名門閨秀,熟讀詩詞,擅長書法,又從小激發了她 的藝術天賦(注:沈寂《風云人生》,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8頁。)。
  施濟美是一個生活態度和藝術態度都極為嚴肅的作家,她并不認同張愛玲、蘇青、予 且等人津津樂道的都市市民人生哲學。她不汲汲于世俗的物與欲,她反抗世俗,堅持理 想。她對世俗中的上海“都市漩流”始終充滿一種厭憎感和陌生感。說:“上海似乎永 遠只是上海而已,不知究屬哪一個國度。”(注:施濟美《郊@①兩題》,《春秋》,第 1年8期,1944年5月號。)她把自己置身其中的地方稱作“一個壞地方,比監獄都更壞的 地方。”(注:施濟美(署名薛采蘩)《岸》,《幸福》,第2年10期,1948年10月5日。) 上海淪陷期間,張愛玲漠視民族大義,與文化漢奸胡蘭成發生“亂世之戀”;蘇青離婚 后,為了生活,格調放得更低,經常出入于大漢奸周佛海、陳公博等人的客廳,為時人 所垢病。施濟美則始終堅持民族尊嚴、民族意識。她嚴格遵守胡山源指導下“愚社”成 員“提倡氣節”,“彼此砥礪,不當漢奸”的做人原則(注:胡山源《文壇管窺》,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107—109頁。),從不在有敵偽嫌疑的刊物上發表作品(注:陳 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209頁和357—382頁 。)。甚至為參加抗日活動,竟一度遭受日軍追捕。以后的歲月里,主要靠做中學教師 為生。她的一生雖沒有大的搏擊,沒有建立什么“功業”,但她對理想、愛情、信念始 終保持不懈的追求。直至“文革”中含冤自殺(注:沈寂《風云人生》,上海書店出版 社1998年版,第159—168頁。)。
  施濟美中學時代即開始習作,1943年8月在《春秋》第1年第1期上發表的小說《別》( 譚正璧認為是“一篇散文”(注:譚正璧《當代女作家小說選敘言》,太平書局,1944 年版。))就是寫她中學時代與同學相互激勵、欣然寫作的情景。作為其精神氣質的表征 ,其小說一開始就表現出對世俗“都市漩流”的背離。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她在公開出 版的文學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是1941年9月1日在《小說月報》第十二期上發表的《 晚霞的余韻》,寫一個風塵中女子在民族危難之際,舍棄個人享受,奔赴抗日戰場。以 后的小說《萬里長城之月》借北國古長城展開師兄弟兩人深刻的心靈對話:一個是當局 的警察,一個是當局要緝拿的“逃犯”。小說為社會公正喪失后人生存的悲絕處境而深 嘆。《愛的勝利》把人物活動的背景安排在一片汪洋的大海邊,在碧藍色的大海和碧藍 色的天空輝映下,一對少年好朋友憑相互的信任、相互的愛和犧牲把兩家的宿怨一筆勾 消。《大地之春》簡直就是一首農村田園生活的贊美曲。與此相對,其另一類小說則深 刻揭示人在世俗都市漩流中心靈的扭曲、人格的異化。《藍天使》中的阮引芬開始向世 俗探視,《馬莉瑪》中的馬莉瑪變成一個俗氣十足的女子。《十二金釵》(原名《群鶯 亂飛》)中的傅安尼、李楠孫為了成為“上海的女人”,極力扭曲自己,推銷自己,變 賣自己;特別是胡太太徹底被世俗都市漩流所擊垮,人物心理和性格都發生180度的大 轉彎,抨擊“名譽、事業、志向、人格、學問、愛情、理想”等等,認為這一切“全是 假的,書呆子騙人的鬼話,一點兒用處都沒有”——什么有用呢?“金錢”!欲望浸泡中 的金錢!“人活在這世上,只有錢才靠得住,尤其在這種年頭兒。”她仇視一切比她有 錢的人,她又巴結一切比她有錢的人。胡太太人越來越瘦,而心卻越來越瘋狂了。胡太 太這一人物形象,對于當時的上海文學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來說,都是一個不容忽視 的存在。
  最能傳達施濟美精神追求的小說有兩類:一類寫世俗“都市漩流”中現代知識女性對 于精神家園的“最后”守望。這類小說具有鮮明的女性意識、女性立場。《悲劇和喜劇 》(原名《春花秋月何時了》)寫現代女性真愛的懸空,《紫色的罌粟花》寫現代女性對 男性中心世界的絕望,《秦湘流》(原名《我不能忘記的一個人》)寫現代女性在男性中 心世界逼迫下再次出走,《三年》(原名《圣瓊娜的黃昏》)和《鳳儀園》均寫男性精神 同盟者之不可能。特別是風情萬種的《鳳儀園》,小說通過馮太太對康平的失望與懷疑 深刻傳達了現代女性對男性中心世界的絕望,同時也寫出人在非理性命運面前的根本困 境。施濟美這類小說,其主人公大都具有大學文化程度,都受過很好的新式教育,都堅 持理想、信念、尊嚴、人格、自由、愛情等精神價值。她們堅持靈魂高于一切,堅持不 墮落,她們有意拉開一定距離,站在一個不入格、不入流的邊緣地帶,通過對理想、信 念、尊嚴、人格、自由、愛情等精神價值的執著追求與世俗的都市人生對抗。隨著作家 對生活體認的深入,小說中現代女性命運的悲絕感也越來越強。這類小說深刻傳達了現 代知識女性精神上的無著落感、寂寞感、孤獨感。另一類寫“都市漩流”之外古老鄉鎮 下層特別是下層女性對于悲絕而又卑微命運的默默担當。《鬼月》在精神上依然承繼《 紫色的罌粟花》、《秦湘流》等小說,寫古老鄉鎮下層女性對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生存環 境的絕望;《莫愁巷》則達到了對于這種“絕望”的超越。《莫愁巷》中,下層人們特 別是下層女性所遭受的困厄和痛苦命運已不是一時一地的,而是長久的,無期限的,且 廣大無邊的。為此,作家設計了一個別開生面的開頭:“莫愁巷原是神仙的家鄉,以日 為門,以月為窗,七彩長虹做成橋梁,星星在孔雀藍的天幕上綴著凡夫俗子所不能識的 三個字——莫愁巷:青玉的高墻上,鑲嵌了琥珀花,翡翠葉,瑪瑙枝,珊瑚朵......水 晶砌成的街道,紫檀簫和黃金笛,合奏出縹緲的美而且樂的仙音,飄舞的花瓣似連綿不 息的雨點,長日,長夜,長年——這兒沒有死亡和不幸,丑惡和骯臟成了沒用的字,眼 淚和痛苦也變得無意義;只有綠水青山的美,歷久彌新的輝煌,千古不滅的芬芳。但是 有一天,幾百年——也許是幾千年以前,莫愁巷的神仙們忽然異想天開,覺得他們的家 鄉,極樂盡善,只是有一點美中不足,缺少人的氣息。”于是他們就把莫愁巷“貶謫到 人間”,這里,“故有的馨香已經遙遠,這兒只充滿了貧窮,卑陋,丑惡,眼淚,和不 快,可憎而又可惡的骯臟氣息;——紅塵的味道,人的氣息;因為人的故事就是骯臟的 ,人的故事就是這樣可憐的,并且人的故事多半是用眼淚寫起來的。”(注:施濟美《 莫愁巷》,《幸福》,第2年5期,1948年5月5日。)小說就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時間河流 里和無邊的生存空間里,通過典型生活細節的描寫、多組人物形象的刻劃,寫出莫愁巷 這群小人物悲苦的命運。閱讀作品,我們發現,面對一個大的不可戰勝的悲劇命運,作 家筆下這群小人物不是分裂,而是團結,不是逃避,而是默默承受、担當。他(她)們的 生活中有陰暗,也有光亮,有哭聲,也有笑聲,他(她)們不僅敢于“向生而死”,而且 敢于“向死而生”。作家在彰顯他(她)們身上原始、麻木、愚昧、落后等民族劣根性的 同時,也在挖掘他(她)們身上勤勞、質樸、善良等民族優良品質,對于他(她)們在千年 重壓下、重重包圍中敢于默默担當其悲苦命運的堅忍與耐性做無聲的贊美和感嘆。作家 顯然通過她筆下人物的抒寫,表達了自己的心聲。
  我總覺得,施濟美不是對世俗都市人生缺乏認識和體驗,而是拒絕這種世俗都市人生 的價值。她并不回避人世的“骯臟”,但她所寫的“骯臟”更多的是環境的,非主體的 ,她更看重“人性”的純潔,實則還是表達她對生活美好的愿望,堅強的信念,不俗的 追求。
  為此,施濟美的小說充滿大量的對現實人生的悲情絕望和對“那永不再來的往昔”的 執著回憶。在那遍地狼煙、萬方多難的戰爭歲月里,在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都市社會 里,回憶使施濟美小說所表達的情感得以凈化,得以升華。回憶是詩人的一次精神返鄉 ,是對人們美好記憶和苦難記憶的開掘,也引起千千萬萬讀者強烈的共鳴。
  施濟美小說在文體上也有別于一般海派小說,而具有強烈的抒情性,與其說是小說, 不如說是詩,散文詩(注:謝紫《施濟美的作品》,上海《幸福》,第1年6期,1947年2 月25日。)。生存環境與創作環境的局限,使其沒有主流文學那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的統 攝,而顯示出四十年代上海文壇多數非新文學作家創作所共有的民間性、個人性、通俗 性,但她同時又努力向“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靠拢。其作品在精神上更多地與“五四” 以來新文學特別是女性文學相通。早期受冰心影響,形成玲瓏清俊、脫俗淡雅的風格。 隨著離開家庭與成長,其小說文體向以魯迅、丁玲為代表的以表現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 追求與這種追求實際不可能實現之間巨大差別的創作靠拢。這種創作,沒有張愛玲筆下 那種世俗的瑣瑣碎碎的故事情節,而只是主人公追求,幻滅,燃燒的熱情和扭曲的心靈 的展示。敘事上呈現出主人公“感受環境——更高意義上認識環境——經過痛苦的抉擇 與環境分離——掙扎、反抗、出走或者死”的線索。最后,體驗的深入,使作者對現實 取得了“爐火純青的鎮靜”(注:施濟美(署名薛采蘩)《岸》,《幸福》,第2年10期, 1948年10月5日。),在工筆細描的散文化圖景中,通過多組人物形象的塑造,顯示了下 層人的生存的基本根性。其作品明顯受李商隱、李清照等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哀情詩詞影 響,同時又從西洋浪漫悲情小說、戲劇那里吸取藝術的營養。這一點與“五四”以來女 性小說很不相同。在中西結合、新舊融匯這一點上,雖不如張愛玲小說成功,但仍有自 己的貢獻,強化了中國現代小說詩化的功能。
  施濟美的創作,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一開始均具有明顯的“新文藝腔”,而這正是 張愛玲們所極力反對的。但到寫《柳媽》、《莫愁巷》的時候,作家的創作已趨向成熟 。在《柳媽》、《莫愁巷》中,作家力求隱藏自己的主觀感情,貼近生活的本真狀態, 手法上顯示了無技巧的技巧,語言也力爭去華藻而求樸素。
  施濟美主要的散文篇什有《星光》、《黃昏之憶》、《獻祭》、《無題》、《生死夢 》、《花事匆匆》、《青山綠水》、《小雨點》、《柳媽》等。茫茫宇宙中,個人生存 的盲目與渺小,以及個人對于這種不可抗拒的悲劇性命運的勇敢承担,是其一貫主題。 前期以《黃昏之憶》為代表,后期以《柳媽》為代表。《黃昏之憶》寫一個年僅十二歲 的少女對于人生“黃昏”歲月的特殊敏感。“我”特別“喜歡”“暮春的黃昏”“傍晚 的景色”,“我”愛聽“古寺的鐘響”,然而我的老師啟發“我”:“記住我的話,并 且要永久地——不要留戀黃昏,黃昏不及晨光的可貴;光明在前面,而黑暗是黃昏的影 子,它會折磨你向前的勇氣……”作者回憶道:“這些溫和有力的話,響徹了無極的時 間,直到現在,沒有離開過我。”為此,作者描繪了另一幅圖景:一個初秋黃昏的“新 霽的雨后”,“一條修長的古道旁”,“一家茅舍的門”前,“我”看到一雙農家兒女 香姐兒和小斗子熱烈歡快、兩小無猜的情景,這時,“那橙藍的天空里正橫著一彎彩色 的長虹,像天使的繡帶,像仙境的橋梁——”作品用兩種筆墨為我們描繪了兩幅不同情 景、不同色調的圖畫:一幅是寧靜淡遠、稍帶憂郁,一幅是青春明快、熱烈歡愉;一幅 是向下的生命的沉思,一幅為向上的情感的升騰。人生不就這樣兩幅畫的拼貼,兩種顏 色的搭配,兩種成份的調和嗎?《柳媽》是作者解放前較晚的作品,以最誠摯的情感, 樸素的文字,無技巧的技巧,描寫“我”的童年時代一個“有著金子一樣好心腸”的老 媽子的滄桑人生。作品寫出她的堅忍、勤勞、聰明、善良,特別是她有一種非常樸素的 人生觀,她教育“我”們“做人應該做一個正派人。”她以實際行動給“我”們生的滋 潤與營養。然而,她偏有不幸的人生——因是一個女孩子,她早年沒有得到應有的文化 教育;她有一個不爭氣的丈夫,除了要錢,他不担負家庭任何負担。現在,苦難歲月里 ,她到哪里去了呢?作者似乎執意要穿過幾十年的人世滄桑,而以一顆赤子之心去尋找 那“有著金子一樣好心腸”的柳媽生命的遺響。
  在四十年代上海文壇“雅俗互動”的文學語境中,施濟美的創作與張愛玲的創作形成 鮮明對比:一個是“輕文學”、“軟文學”(注: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藝出版 社1997年版,第451-453頁。),一個則近乎“剛”(注:胡山源《文壇管窺》,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7版,第107—109頁。),一個偏于世俗,一個遠離世俗。雖因才力有限, 施濟美的創作尚沒有達到張愛玲那種兼創文體的水平,但她不俗的追求,嚴肅認真的藝 術探索精神,敏銳的才思,細膩的觀察,清新柔美的文字,對于“五四”以來女性文學 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在當時文壇均引起廣泛的反響。只是后來由于另“一種大規模的交 響樂”的轟鳴而起,其聲音終于被淹沒。在今天多元化的文學寫作年代,在商品經濟的 沖擊使文學在媚俗的路子上越走越遠的時候,我想,對其創作進行一番探討——哪怕是 粗淺的探討,也自會有一種新的啟示意義。
  
  
  
文藝理論與批評京115~11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左懷建20032003 作者:文藝理論與批評京115~11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左懷建20032003
2013-0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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