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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生活的審美圖景  ——對90年代中國審美風尚變革的基本認識
世俗生活的審美圖景  ——對90年代中國審美風尚變革的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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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發生的制度性改革,在造成整個中國文化領域廣泛的結構性變異的同時,也在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內部產生了相應的深刻變動,不斷促成了廣大民眾在精神取向和價值觀念方面的迅速變更,進而形成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精神分化與重組。這其中,便包括社會審美風尚的變異。從總的方面來看,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變異,呈現出由統一向分化、由教化模式向消費模式、由社會活動向私人娛樂、由自發向自覺的轉換,從而產生了整個社會審美風尚的大的改變。
      一、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變革現狀
  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變革,在它發生、發展的具體過程中,潛在著一種相當明確的意識形態立場,即在放棄“政治——道德一體化”文化價值理想的前提下,充分張揚大眾意志的生活享受權利及其現實表達形式,在日常活動層面上追求個人基本生活利益的直接滿足。很顯然,這種意識形態立場的出現,是與90年代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革和文化發展趨勢聯系在一起的。由于90年代中國社會本身正處在一種不斷趨近于以經濟活動為中心的結構調整過程之中,由于整個社會文化價值結構開始充分體現出“經濟——商業”的利益主導性,所以,對于90年代的中國大眾來說,把現實目標放在物質生活積累和占有的過程中,落實到直接具體的日常享受之上,便是一個應和了現實社會與文化的基本結構且又非常實際的價值前景。它表明,在90年代的中國社會中,“以經濟為中心”既是一個十分誘人的社會政治綱領,同時,在現實層面上,它也是中國大眾的具體生活信念和價值坐標,是引導人們自覺地進行生活改造的基本力量。
  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變革歷程,正是在這一潛在的意識形態立場上展開的。如果說,一個時代的社會審美風尚總是內在地體現了這個時代基本的文化存在狀況及其價值取向,那么,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則體現了在經濟利益的強力驅動下,大眾對于自身生活的一種新的、自覺的要求。它的根本之處,在于充分強調了日常生活滿足的必要性和絕對性,強調通過物質占有和消費實現生活享受的直接性。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一種彌漫于整個社會進程之中的生活“審美化”圖景,已經非常具體地再現了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變革的總體面貌。“審美化”成為今日中國社會的直觀現實。
  概而言之,這種生活的“審美化”,意味著:第一,作為大眾對于社會文化發展方向的直接規定,日常生活需要的直接滿足成為整個文化建構中的基本目標;第二,文化的生產與消費呈現出向大眾“享樂”動機的充分歸趨,日常生活過程呈現為十足的娛樂享受形態,處處洋溢著感性的快樂情調;第三,大眾不再追求自身生活的歷史意義和價值深度,而是主動尋求能夠直接體現當下滿足的活動形式和內容,以便能夠在日常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實現生活的直接樂趣;第四,物質的積累與豐富作為一個現實前提,將物質功利主義的實踐企圖直接引入了生活“審美化”過程,使得“美”與人的現實物欲發展之間產生了一種新的互動關系,物欲的充分實現成了日常生活在“審美”方向上不斷自我拓展的外部標記,而生活的“審美”情調則包裝了人的具體物欲動機。
  具體來說,90年代中國審美風尚的變革,在總體上顯現了如下幾方面特征:
  (一)大眾日常生活及其滿足的直接需要,在審美層面上催生了一種極具世俗化色彩的追求。滿足大眾最基本的生活享受需要,表現人在世俗幸福中最普遍的物質欲望,已是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一個突出特征。“世俗化”成為當今審美風尚發展中的一個具體標記。
  這里,我們所謂“世俗化”,同一般意義上的“庸俗”、“低級”等道德化的價值判定,是有所差別的。如果說,整個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的顯著改觀,突出表現了那種同最一般的物質利益相一致的大眾意志、大眾實踐的急劇擴張;那么,在社會審美風尚的變革上,“世俗化”的特征正表達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層面上,對于那些體現最廣大群眾的基本要求和欲望、體現普普通通的生活滿足的對象和事件的愛好與感動。在這里,人們沒有偉大的理想沖動,沒有超邁宏大的生活目標,也沒有堅毅不拔的精神信仰,有的只是實現人際間那份脈脈溫情的渴望和滿足基本生活享受的熱情。可以說,這種“世俗化”的審美風尚特征,一方面再現了90年代中國社會進程的基本脈動,另一方面則再現了當前中國社會群體精神的存在情形。我們從中不難看出,首先,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變革,具有一種對于理想精神價值的消解性。它意味著,人們不再把確立生活的遠大精神理想當作一個現實目標,也不再把重建生活的崇高意義當作自身行動的前提。相反,在日常生活的具體過程中,人們開始把目光從理想的天空收了回來,投向了自己腳下的現實;生活的精神意義逐漸為日常活動的物質要求所代替,思想的追索道路為現實物欲的擴張沖動所截斷。這樣,為了實現當前利益和需要而從事的每一項活動,都這樣或那樣地指向了種種非常現實而具體的過程,并且力圖從中獲取直接的享受。生活變得非常實際,同時也變得令人可親可近,是人們為滿足自己的日常需要而進行的活動過程。在這種取消了精神的理想性和崇高性的日常生活過程中,人們所產生的便是一種對于自身生活的感性表達和表達的快樂,一種源于最基本的生活熱情的自我感動。
  其次,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世俗化”特征,具有一種相當鮮明的物質功利主義傾向。對于90年代的中國大眾、尤其是城市居民來說,物質富裕如今已不是一個不可實現的目標,而他們日常生活的不斷滿足,則取決于其進一步占有物質的豐富程度。由于社會物質生產和積累的規模日益迅速地擴大,今天,人們所能夠掌握的物質條件已經越來越豐富,這樣,對于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而言,在物質富裕的同時,要求獲得一種令人滿意的生活享受,也就不是什么奢侈的或不道德的事情了。因此,在社會審美風尚的“世俗化”特征背后,我們總是可以看到一種大眾物欲沖動和滿足的感性形式,即:“美”僅僅是作為一個物質富裕的生活象征而存在;對“美”的感動和欣喜,由于物質上的可靠保障而益發強烈且令人難以自持。生活之“美”不再享有往日高貴的精神氣質,而成為一種點綴日常物欲滿足的裝飾材料:“審美”不再是超度蕓蕓眾生的理想價值之境,它已然是人們為自己的生活編織漂亮外衣的感性憑據。
  于是,整個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變革進程,在“世俗化”方向上顯示了:日常生活的享樂追求不僅改變了大眾的文化價值理想,同時也從根本上改變了生活的審美表現形式。人們以一種直截了當的方式,極端感性地構筑了日常生活的審美價值:富足與安逸是人在現實中的基本追求,對它的表達與滿足則給了人們一種快樂的安慰。對此,90年代崛起于文學創作領域而又為廣大中國讀者欣然接受的所謂“打工文學”,便做了一個非常生動的說明。《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我的財富在澳洲》、《上海人在東京》……這些小說往往以“出國”、“海外發跡”為敘事編碼內容,在文學釋義的廣泛性上,將艱苦創業的樂趣置換為個體對于物質占有的現實成就感,并以此來為大眾提供有關“幸福生活”的世俗指南。浪漫的文學熱情包裹著巨大的物質幻想,在審美價值領域橫沖直撞,把精神體驗的“崇高”當作一個遙遠的神話故事逐出了日常生活的具體過程。它在以銳不可擋的姿態橫掃一切精神目標的同時,充分顯示了自己同整個社會大眾利益相一致的審美本質——宏大的精神抱負無法為今天的需要生產出直接的歡娛,實在的生活更要求有一種同樣實在的享樂形式來落實它的存在價值。所以,法拉里跑車、鄉村別墅、法國紅酒注定要取代精神信仰的本體位置,成為每一個在平常日子里渴望過上“幸福”生活的中國人的審美之源。這里,現實生活的直接功利要求,不僅在世俗人群中以一種最淺近的方式確立了自身的美學指向,而且以感性的審美形式侵入了人的文化意識之中,成為本世紀最后年代里中國社會最具力量的存在。如果說,生活在這里以它自己的標準制定了一整套審美表達的方式,那么,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在于世俗價值的形象確立。它表明,審美不再是精神饑渴者的詩意家園,而是大眾在日常范圍內對于物質滿足的快樂想象;美從理想精神的峰顛降回到了人世生活的享受之中,成了大眾利益的浪漫外觀。審美既已擺脫了理想精神的維度,人們也就無須為自己徹底沉湎于世俗享樂而感到慚愧——何況享樂過程又總是如此巧妙地確認著每一個個體存在的現實目標,令人從未有過地嘗到了某種輕松愜意的快感。
  (二)90年代中國審美風尚的又一個特征,乃是大眾生活本身不斷再現了一種特定的“娛樂化”發展跡象;一切所謂的“價值”、“意義”并不體現某種內在精神的合法性,而是必須體現了它們娛樂大眾生活的感性屬性,體現人對具有自身生活的“自由消費”能力。
  必須指出,所謂“娛樂化”,在這里并不具有席勒所描述的那種古典審美的精神游戲特質。它所體現的,實際是一種在人的日常心理和行為層面上對于責任、義務等精神內在構造的徹底拒絕,一種直觀感受的輕盈松弛、酣暢歡快。就像在KTV包廂里肆意放歌那樣,你根本無須考慮噪音污染、演唱技巧或歌詞內容意義之類的問題,只要你自己覺得快活、覺得滿意就行。可以這么說,在這個“娛樂化”的極致發展空間里,生活已經不再要求人們為它創造什么或作出精神的承諾;相反,人們認定生活本身卻應該對人的感覺作出這樣那樣的“快樂”保證——感性要求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日常生活的價值體系,成為近年中普遍流行的美學趣味。90年代都市“休閑”之風的盛行,從一個形象方面凸現了這種“娛樂化”風尚的誘人魅力:它不僅是對于緊張生活壓力的自我釋放,同時也意味著人的感性生存利益的一種制度化方式,以及滿足這種利益的美學合法性。人們從中頻頻收獲著自我感覺上的那份心滿意足,一種純粹私人空間里自我欣賞的快感——如果說,“旅游”作為生活的休閑形式是建立在經濟解放基礎上的話,那么,當“風光名勝游覽”、“雙休日郊游”“新馬泰國際旅行”等等名目繁多的旅游形式蔓延為90年代中國大眾的文化時髦之后,它們便具有了“讓生活美麗”的審美性質,由富裕生活帶來的娛樂享受正從人的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里往外流淌著美妙的情緒。而一兩年前流行于中國城市大街小巷的那個“電子寵物”,則在裝飾生活的意義上,把人對于“什么是愛”的價值探問,通過一種“示愛”的表演方式,轉化成為一種立等可取的、當下的想象性滿足:在人們的口袋、挎包里,“電子寵物”發出的"BB"聲,好似一聲聲“愛”的呼喚,而人們在為之“喂食”、“洗澡”的時候,也仿佛產生了盈盈“愛意”。在一場個人性的娛樂表演中,“愛”成了對于現實生活中缺乏真愛的人們的快樂撫慰:人們在這個“娛樂化”的生活世界中,完成了對于自我身份的又一次認定:“我”作為一個現實之物,毫無沉重感地進入了一個由感官活動所建造的嬉戲空間。
  時間之流被攔腰截斷。“娛樂化”的生活世界無須強調文化的歷史性深度,而是著力表現了日常生活的當下動機之于人的歷史感的改造:生活的愉快享受并不需要以歷史的深度體驗作為保障,大眾不必關心自身感覺之外的時間上的客觀性,而只需關心自身在感覺層面上是否獲得了最大的快樂。于是,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文化風尚的“娛樂化”特征,其中隱喻了一種最廣泛的“非歷史化”跡象——人們不是在時間的連續性上進行體驗和積累,而是在時間的空間化過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當下快樂。1998年春節,在這個最能夠體現中國文化的深厚歷史蘊涵、中國人的民族記憶特性的特殊日子里,一部完全以取笑逗樂、東拼西湊形式出現的“賀歲”影片《甲方乙方》,在中國大地上一路飆紅,迅速壓倒同期放映的其他影片而占據了各地影院的票房榜首。這件事情便已然說明,在日常生活的直接享受活動中,文化的歷史前提正在被不斷消解;生活娛樂的可能性充分發展成為一種具有巨大文化制約力的支配性話語,決定了人們對待現實和歷史的態度。也因此,90年代里,我們常常看到,這種“非歷史化”的跡象甚至可以演變出對于真實歷史本身的“娛樂化”處理。曾經激起中國大眾巨大熱情的所謂“歷史電影(《秦頌》、《南京大屠殺》、《紅河谷》、《紅櫻桃》等等),以電影技術所特有的影像編碼方式,在雪白的銀幕上制造了一片異彩紛呈的“娛樂化歷史”圖景。那些曾經作為我們心靈反思對象的歷史運動,在電影空間里成了一個又一個由視覺和聽覺形象所串聯起來的彩色畫面:歷史人物走下神壇,在黑漆漆的電影院里同大眾相互面對,引逗人們或聲淚俱下,或笑逐顏開;歷史事件如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文化大革命”……在影像活動的連續性上,或以氣勢非凡的宏闊場面、眼花繚亂的刀戈撞擊,或以戲子的同性戀故事、青春少年的無政府嬉鬧調侃,成功地實現了大眾好奇感與緊張感的歡快宣泄。顯然,電影是在以一種有意識的方式,將歷史——生存的時間維度演繹成為大眾感性層面上的“當下性”存在、一種直接迅速地進入人的感覺運動的存在;它把歷史從人的記憶深處放逐了出去,并且把“歷史”交還給了大眾感官的直覺性活動及其娛樂性滿足。于是,歷史的時間性深度的退隱與空間性“形象”的呈現,最終在大眾感官層面上完成了歷史與大眾消費的“娛樂性”構造。
  (三)在一個不追求精神活動的創造性及其歷史深度的時代,整個社會審美風尚的流變,往往高度激化了大眾對于日常生活的審美消費狂熱。這正是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又一個特征。
  進入90年代,中國大眾的審美趣味基本上是趨于消費性的。人們直接以物質滿足、感性娛樂為價值目標,追求的是一種并不體現現實文化的創造性過程和意義的生活活動。如果說,我們的生活曾經被設想為充滿意義、價值的創造經歷,那么,如今,它已經被最大程度地當作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消費領域,其中洋溢著放逐意義和實現物欲滿足之后的巨大喜悅。各種“名人”傳記、生活類雜志的暢銷,各種國外名牌服飾的流行,以及各種電視肥皂劇的高收視率(《我愛我家》、《歡樂家庭》在這方面頗具典型性)等等,均充分表明:今天,人們主要是從日常消費的意義上來理解生活的美學性質,并在日常消費的廣泛性中實現自身生活的“審美化”。日常生活就像一座碩大無朋的巨型“超市”,人們穿梭游動在巨大而擁擠的貨架之間,生活之美仿佛那堆積在人們頭頂上的美侖美奐、林林總總的商品,形象的“審美”外觀下充塞著人的消費沖動和驚喜,濃縮了人在生活中日甚一日地變得強烈起來的占有欲望。具體生活過程與審美之間必要的心理審視距離消失了;日常生活的審美實現與大眾在直接消費活動中的滿足程度產生了特定的一致性——越是能夠直接進入大眾日常消費領域的對象,也就越是能夠喚起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審美”想象力。就此而言,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流變,顯示了某種新的消費性意識形態話語的出現:追求物欲滿足的物質功利主義和強調感官快樂享受的感性主義,便是這一話語的極端表現形式,而大眾日常生活意志則是消費性意識形態話語踐行自身權力的基本保障。在這里,我們看到,一方面,大眾日常生活意志的堅定性,維護了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權利及其感性選擇。由此,在社會審美風尚的現實流變中,價值的天平無疑傾向了大眾需求這一邊——充分體現大眾的生活利益和滿足標準,充分再現大眾的文化價值態度,是決定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流變的最終因素。另一方面,大眾日常生活滿足的實現,又不斷再生出范圍更為廣大的新的占有欲望;感性快悅既是生活的形式,又成了生活的直接動力。這樣,“美”作為一個生活的形象符號,總是同日常生活享受的具體性聯系在一起,在具體生活過程中不斷修飾著大眾日常生活意志的實踐形式。
  應該說,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流變,自有其不容小覷的積極現實意義。它從具體生活層面,完成了當代中國文化的特定轉換——重新確立了感性價值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重新塑造了大眾的文化形象。這尤其對于一向把道德理性和政治訴求放在很高位置上的中國人來說,確已形成大面積的沖擊,并且也具體地體現了當代中國審美文化的基本運動方向。當然,這不等于說我們可以回避其中所存在的問題,諸如享受與創造、物欲沖動與理想精神、形象與意義的矛盾,等等,仍然有待于我們去深入思考和解決。
      二、中國社會審美風尚變革前景
  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變革現狀,提請我們注意這樣兩點:
  第一,在整個社會審美風尚的流變中,大眾日常生活意志的具體選擇立場無疑是決定性的因素。它規定了人們在自身日常生活層面上的審美價值取向,規定了日常生活的趣味表現方式和表現途徑,從而也決定了日常生活與人之間的現實審美關系。因此,在我們考察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變革及其未來發展前景的時候,有必要關注社會審美風尚變革運動背后的深刻價值動機,以及這種價值動機與大眾現實生活之間的內在聯系。
  第二,日常生活意志的強烈高漲和精神崇高性的淡化(失落),構成了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變革中的兩個顯著標志。這種矛盾性的存在盡管不是絕對對立的,但它卻會在一個很大時間里制約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發展,制約中國大眾對于自身生活的現實追求。對此,在我們策略性地把握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發展前景之時,必須加以深刻的關注,即始終考慮到感性與理性關系的現實結構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發展所可能產生的實際影響。特別是,在具有強烈政治理性傳統的中國社會,我們有必要關心:在大眾生活日益脫離單一政治意識形態控制的情況下,張揚日常生活中的具體感性滿足本身具有的現實文化功能。
  從現有情況來看,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發展,大體將在繼續保持既有特征的同時,進一步強化這樣幾個趨勢:
  一、社會審美風尚的發展,將愈益同整個社會的大眾日常生活需求和滿足形式聯系在一起,呈現出與大眾直接生活利益的內在互動關系。它要求我們在關注社會審美風尚變化、發展的時候,要有意識、突出地強調大眾意志的構成及其現實取向的實際意義,進而在整個社會文化建構過程中充分包容日常生活體系的合理目標,以便在強化現實文化的大眾利益基礎上,保持社會審美風尚發展與大眾之間的良性關系及其穩步發展態勢。
  二、大眾日常生活的發展趨向,將突出強調個體感性的地位和現實要求,更加明確地追求日常享受的生活動機。尤其是,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現實生活中的物質積聚和增長將以一種更為猛烈的態勢呈現在人們面前,物質享受的現實誘惑及其實現前景將不斷推進人們對于生活現實的感性認同。也因此,在社會審美風尚的具體表現上,價值意義層面感性與理性的矛盾將繼續存在并有所擴大。同時,這種矛盾反映到大眾日常生活的各個具體過程中,還有可能引發人們對于生活現實的新的困惑。不過,在這里,我們仍然應該注意到,在社會審美風尚的發展中,一方面,感性動機的高漲雖然有可能以一種片面的形式,抑制人在實際生活中的內在理性的發展和功能。但是,由于現實生活本身并不處處、時時都體現了充分理性的規則,也并不總是要求人以一種純粹理性的態度去對待生活過程的每一個細節,因此,大眾日常生活完全有理由沿著感性享受的方向前行。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如何去適當調整生活的感性機制,不致使感性泛濫為日常生活的唯一內容和全部要求,而是能夠與人的內在理性不斷地加以調適。另一方面,在社會審美風尚的具體變動過程中,感性享受的發展有可能在一個特定層面上激發人們對于實際生活的新的信心,從而使生活本身充滿新的活力和豐富性。這一點,對于長期處在政治權力和道德理性壓抑之下的中國人來說,顯然更有它的實際意義。換句話說,我們在考慮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發展問題時,必須經常注意到本國文化的既有背景和它的歷史特殊性,充分注意社會審美風尚發展與大眾現實利益之間的一致性關系。
  第三、社會審美風尚的持續發展,將更加密切地體現出其與文化傳播體制之間的直接聯系,由此并強化文化傳播體制在現實生活中的功能,強化文化傳播方式的具體改進。這其中,以電視、電影、廣播、報紙、雜志等為主體的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的作用,將進一步得到鞏固和擴大。事實上,在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變革進程中,大眾傳播媒體就已經起了一種非常重要的引導、鼓動甚而誘惑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變革,始終是同大眾傳播媒體本身的發展直接相關聯的。大眾傳播媒體的功能細分(例如電視、廣播媒體中音樂臺、體育臺、教育臺、兒童臺等的相繼出現,報刊中時事類、生活類、女性類等的區別),及其各各不同的趣味指向或技術特性,深刻影響了中國大眾的現實追求和生活想象。無論是日常生活享受的最初動機,還是對于具體生活方式、生活目標和生活過程的理解、把握,人們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大眾傳播媒體的有意識的調節控制,在一定意義上成了大眾傳播的又一種復制產品。廣播電臺的“流行音樂排行榜”,既發布著樂壇的最新動向,又是人們關注和消費音樂文化的強有力指南;電視里的“健身潮”、“消費驛站”、“電視購物”……不僅帶來了各式各樣的生活信息,同時也有力地催生了所有電視觀眾對于美好生活的熱情憧憬;報紙、雜志上連篇累牘的“汽車時代”、“時尚精品”、“家居裝飾”等等,則在一片詩意的文字間埋伏了巨大的大眾消費前景。人們已經無力也不可能逃脫大眾傳播媒體設下的包圍圈,只能欣然悅然地跟隨各種媒體的引導,滿懷希望地走入形形色色的現實空間之中,尋找生活的幸福感受。應該說,大眾傳播對于社會審美風尚的這種實際引導,其功能和意義絕不可低估。因為毫無疑問的是,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過程及其具體形式,早已不再局限于以往那種純粹個體自主的活動。大眾生活的多樣化及生活選擇的豐富性,已經使得每一個人的生活都無可回避地進入了整個社會的結構性秩序之中;每一個人的生活選擇都必定要從整個社會中獲得自身的參照或認同。在這方面,大眾傳播媒體因其技術上的優越性和信息收集與傳播上的廣泛性,成為現代社會大眾生活中極其重要的存在力量。可以相信,隨著中國社會文化傳播機制的不斷完善,隨著大眾傳播媒體技術能力的不斷改進和提高,其對于社會審美風尚的引導和制約功能也將進一步得到加強。由此,便對大眾傳播媒體乃至整個社會的文化傳播體制和方式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一者,大眾傳播媒體在強化自身的政治和道德輿論功能的同時,必須時刻注意能夠將輿論的政治和道德效應同大眾生活的實際需要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以便使自身的宣傳功能可以更為有效地實現于具體生活過程之中。二者,社會審美風尚的引導和制約,同樣存在一個精神價值尺度的問題。大眾傳播媒體必須經常考慮到,在一個高度發達的技術時代,大眾對于傳播活動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而他們在接受、認同大眾傳播信息的過程中,往往又缺少全面審慎的深入分析能力和條件;他們在面對越來越密集、越來越快速的大眾傳播信息的時候,往往單方面地依從了大眾傳播媒體的誘導,因而他們往往也是最容易受大眾傳播活動影響的群體。這樣,對于大眾傳播媒體而言,如何在傳播過程中確立自身有效的價值體系,以及如何使這種價值體系的目標能夠積極健康地引導社會審美風尚的發展,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話題。毋庸諱言,在整個90年代中國社會審美風尚的發展過程中,大眾傳播媒體的價值引導功能和方式有著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其中存在不少片面的、急功近利的和投機取巧的行為。而就目前情況來看,要想真正形成一種開放、穩定、有序、健康和能夠為大眾所認同的價值引導機制,不僅需要所有媒體的共同努力、綜合作用,還要求我們能夠有一種比較健全的價值評價意識,并且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善的社會價值評價體系,以便同時對大眾傳播媒體的工作進行有效的監督。
思想戰線昆明23~29B7美學王德勝19991999作者王德勝,首都師范大學美學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郵編:100037) 作者:思想戰線昆明23~29B7美學王德勝19991999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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