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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晉之際瑯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
兩晉之際瑯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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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瑯邪王氏是魏晉南朝時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該家族以儒、玄起家,并于兩晉之際形成了佛、道兩種宗教信仰。研究這一分化過程,對了解這一時期儒、玄、佛、道思潮多元發展及其相互關系具有重要意義。瑯邪王氏興起于魏晉之際,主要由王祥、王覽兄弟和王雄兩大分支構成〔1〕。由于王祥和王雄的后代未能延續到東晉, 故本文研究的重點側重于分析王覽一支文化思想在兩晉之際的演變。
  在血腥的魏晉禪代道路上,司馬氏高舉儒家名教大旗,誅除異己,廢主殺君,無法倡導忠義,故提出“以孝治天下”的口號,以“孝”為治國之本。此時,具有家傳儒術而又孝名甚高的王祥(即二十四孝中臥冰求鯉者),恰好滿足了司馬氏的需要,成為一個極好的政治裝飾品,在魏末青云直上;西晉建立后,拜太保,封睢陵公。其弟王覽也隨兄仕進,官至太中大夫。
  魏晉之際,傳統的儒學式微,儒、道融合的新哲學——魏晉玄學迅速興起,風靡思想界。這一時期的玄學思潮按時間順序可劃分為正始玄學(曹魏正始年間)、竹林玄學(魏末晉初)、元康玄學(西晉中后期),并出現了相應的士族名士群體: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元康名士。值得注意的是,瑯邪王氏王雄的后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王戎是著名的竹林七賢之一,并且作為重臣元老,推動了元康玄學的興起;其族弟王衍、王澄,則是元康名士的代表人物,王衍還是“貴無論”的創始人。當時,許多世家大族由儒入玄,一時間,“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2〕。
  然而,隨著“八王之亂”的爆發,社會動蕩不安,生命朝不保夕,給宗教思潮的興起提供了合適的溫床,宗教神學不僅在下層人民中廣泛傳播,也逐漸影響了上層社會。一部分王公貴族出于對前途的渺茫之感和恐懼心理,轉而利用宗教并從宗教中尋求精神解脫。趙王倫在廢立過程中就與“世奉五斗米道”的謀主孫秀〔3〕,“并惑誣鬼, 聽妖邪之說”〔4〕。五斗米道后稱天師道,成了道教的主流。 此時的佛教亦得統治者垂青。河間王顆鎮長安時,對名僧帛遠“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禮,每至閑晨靖夜,輒進道德”〔5〕。 據《辯正論·十代奉佛篇》載:“西晉兩京,合寺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當時的文化中心洛陽,則“有寺四十二所”〔6〕。
  從西晉王朝崩潰到東晉王朝建立,世家大族紛紛南渡,飽嘗了國破家亡、妻離子散的痛苦。這時官方傳統的儒家哲學和名士派的玄學,都無法單獨支撐士族名士的精神世界,于是,宗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深入到士大夫的信仰之中。到南北朝時期,發展成時代精神的主潮。從中國文化的宏觀演化看,兩晉之際正是佛教與道教地位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時期,而瑯邪王氏家族則處于這一變化的前沿。
  兩晉之際瑯邪王氏信仰的變化,集中表現在王覽后代身上。王覽病逝于咸寧四年(278),他的六個兒子,均為西晉高官;其孫子一代,多為東晉開國元勛,奠定了瑯邪王氏“江左第一高門”的地位。從宗教信仰的變化著眼,王覽的四子王正與長孫王導兩支最有典型意義。
  第一,王正家族道教信仰的形成。
  道教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宗教,直接淵源于傳統思想文化,與儒、道、墨、陰陽諸家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瑯邪王氏以儒術起家,比較重視傳統,最容易接受的宗教,理應是道教。這在王正子孫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
  王正生三子:王曠、王yì@①、王彬。王曠即王羲之之父。王曠兄弟雖身居要職,也多才多藝,“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7〕,但卻無一人能在清談場上稱雄,躋身玄學名士行列。 由此可見,王正一支的傳統色彩較濃,未能迅速接受先進的玄學思潮,這也是他們接受道教的原因之一。《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一個“世”字,說明王氏不可能是從凝之一代才開始信道,最起碼也應上推一代。但其父王羲之過江之時不足十歲,青年時代又是在佛教盛行的建康度過,他能保持道教傳統,當是受父輩影響。且從王氏第四代起,王正的后代子孫,名中多有一“之”字,在避諱極嚴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如此竟不為諱,顯然與道教信仰有關。另據陳寅恪先生考證,兩晉南朝的書法世家和天師道世家是基本相符的。道家抄寫道經與畫符,必須以能書者任之;抄寫道經又不失為一種功德,信道者也樂于為之。史載王氏書法傳統淵遠流長,但真正開始產生巨大影響,正是在兩晉之際。王氏第三代中的王敦、王導、王曠、王yì@①都擅長書法,第四代中更出了名垂青史的書圣王羲之,其子王獻之亦善書,書法史上合稱“二王”或“大小王”。“藝術之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而宗教之傳播,亦多倚藝術為資用。”〔8〕
  永嘉年間,晉室南渡,瑯邪王氏相繼過江。在此之前,五斗米道早已從北方傳到南方,東晉初一度得以發展,盛行于東南幾郡中。兩晉之際,政治腐敗,社會動蕩,門閥士族爭權奪利愈演愈烈,一些高門望族精神空虛,轉而從宗教中尋求解脫。道教追求長生不死,肉身成仙,既超脫于塵世俗務,又不放棄享樂生活,正好迎合了他們的需要和情趣。于是,越來越多的門閥士族開始信道。其中,瑯邪王氏的道教信仰最引人注目。自王導死后,瑯邪王氏的地位日趨下降,王氏第四代并沒有像父輩那樣身居相位或手握重兵,大多數人則是在文化領域弄潮稱雄。就王正家族來說,這一變化趨勢與家族固有的道教傳統相結合,加上他們多在道教風行的東南諸郡任官、居住,其道教信仰也更加鞏固。無論是王羲之的“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9〕,還是王凝之的請鬼兵破敵, 王獻之的上章首過,都說明其道教信仰的確立。
  第二,王敦、王導家族佛教信仰的形成。
  王導(276—339)是王覽的長房長孫;王敦(266—324)是王覽次子王基的兒子。他們兄弟二人,都是東晉王朝的開國元勛,其家族具有明顯的佛教信仰,這與他們在西晉元康——永嘉之際進入洛陽上層名士中參加玄學清談有關。
  在王覽的孫輩中,王敦、王導兄弟積極與王雄一支的王戎、王衍、王澄等族兄交結,進入了西晉元康玄學的清談場,躋身于玄學名士行列。例如王敦與當時最著名的清談大家王衍、王澄、庾@②、胡毋輔之為“四友”〔10〕,王導亦參與其中。據《世說新語·容止》記載,有人到王衍家,見瑯邪王氏的精英王戎、王衍、王敦、王導、王澄等同聚一堂,不禁贊嘆:“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瑯珠玉。”王敦、王導過江后,仍時時以參加元康玄談為最大光榮。王導念念不忘“我與安期(王承)、千里(阮瞻),共游洛水邊。”〔11〕“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裴wěi@③)、阮千里諸賢共論道。”〔12〕王敦、王導兄弟的玄學化,為其后代的由玄入佛,奠定了文化基礎。
  早在元康年間玄學大盛之時,佛教便借助玄風向上層社會滲透。當時最為流行的是大乘佛教,其般若學的“性空”說與玄學的“貴無”論有某些相似之處;佛教的邏輯分析,與玄學的清談辯論學風不異,故佛教很快引起了上層知識分子的注意。在元康年間的清談辯論中,佛教思想就已出現。名士與名僧之間也開始有往來,阮瞻、庾@②就與《放光般若》的首講僧人支孝龍結為知音之友,并列“八達”。佛教通過上層玄學名士的認可,順利進入了思想論壇,而西晉滅亡的時代苦難,同樣使佛教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王敦、王導青年時代便生活在西晉玄、佛交融的上層文化界,與佛教僧人及其思想定有接觸。例如王敦與王導經常出入“奉佛亦至”的石崇家〔13〕,并且與玄佛名士群體“八達”關系十分密切。所謂“八達”,除上文所舉的阮瞻、庾@②、支孝龍外,據陶潛《群輔錄》記載,另五人是董昶、王澄、謝鯤、胡毋輔之和光逸。支孝龍既與王澄并列八達,當與王澄、王衍交往頗多,王敦、王導雖不在“八達”之中,卻與王衍、王澄兄弟關系密切,而且在司馬越盡辟諸名士時,王導與庾@②、胡毋輔之、阮瞻、謝鯤、光逸等人一起成為司馬越的掾屬,相互交往及思想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東晉初,王敦、王導成為政壇上的主角,中原名士紛紛渡江投奔,洛陽玄風隨之南下江左,一度再起高潮,并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佛、道發展的文化土壤。由于玄學的理論建設在西晉已經由郭象完成,難有重大發展。故王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篇而已”〔14〕。就在此時,名士們發現佛教的般若思想可以提供玄學無法替代的精神安撫。同時,避亂過江的佛教名僧也積極開展傳教活動,除闡發般若義理外,大多兼通老莊玄學。高僧們不僅言談舉止與當時的名士相同,解釋佛理也盡量借用老莊哲學術語,帶有濃厚的玄學色彩,深為名士們欣賞。名士與名僧共談老莊與般若,形成了一股玄、佛合流的思潮,不少士大夫以玄學為橋梁,走向佛教。
  王敦之弟竺道潛,早在西晉末年,即已出家為僧。《高僧傳·竺道潛傳》載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邪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為師。……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王導)、太尉庾元規(庾亮),并欽其風德,友而敬焉。”竺道潛的生卒年為公元286年—374年,18歲出家時為西晉太安三年(303);24歲講經時,是西晉永嘉三年(309)。渡江后,竺道潛成為東晉佛教般若學大師,在兩晉之際佛教發展史上,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另外,王導之弟釋道寶,亦是著名高僧。《高僧傳·竺法崇傳》載:“時剡東仰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邪人,晉丞相導之弟。”
  王敦無子,他病故后,繼子王應兵敗被殺,王敦一支遂絕。瑯邪王氏佛教信仰的傳承,主要是王導的后人。
  王導歷輔元、明、成三帝,元帝、明帝都有玄、佛傾向,“游心玄虛,托情道味”〔15〕,與王導共事的庾亮、卞壺、周@④、周嵩、何充等人,也常與名僧交往。其中周嵩、何充事佛尤力,周嵩“臨刑猶于市誦經。”〔16〕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靡費巨億而不吝也。”〔17〕王導與周嵩、何充不同,他結交帛尸梨密、康僧淵、竺道潛等高僧,多是從玄學清談出發,并非熱心于成佛。但他與佛教的接觸,影響了后代子孫。
  王導三子王洽,“導諸子中最知名”〔18〕,與佛教的關系也最為密切,他曾與名僧支道林討論《即色游玄論》,連給兒子取的小名都與佛教有關,王xún@⑤小字法護,王珉小字僧彌。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薰陶下,王xún@⑤、王珉后來也信奉佛教。王xún@⑤請提婆“于其舍講阿昆曇,名僧畢集”〔19〕,與范寧通信,論“遠公(慧遠)、持公(慧持)熟愈”〔20〕,對二僧頗為推崇;王珉則“師事于(帛尸梨)密。”〔21〕另一個典型的佛教徒是王導孫王謐,他與桓玄就佛法和禮教問題數次展開爭論,力主沙門不應致敬王者,《yòu@⑥錄》中涉及的與僧人往來答問的文章中,王洽、王珉各一篇,而王謐一人就有二十七篇。在佛教信仰的影響下,王導一支后代多以“僧”字為名;如僧達、僧綽、僧虔等,“僧”字成了這一支姓名的標志,無疑也標志著王導家族已經完成了由玄入佛的轉變。
  表面上看,王導子孫信佛,均以“僧”字為名;王正子孫信道,均以“之”字為名,似乎信仰純凈,涇渭分明,其實不然。例如,王羲之屬道教中人,與道士許邁交好,但他任會稽內史期間,與佛教徒孫綽、高僧支道林交往亦甚密。支道林是般若學即色宗的創始人,東晉繼竺道潛后的最重要僧人。某次他以般若學解釋《莊子·逍遙游》,王羲之為之絕倒,“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22〕王羲之的后代中,有一曾孫出家為僧,“時有釋道敬者,本瑯邪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23〕。
  需要指出的是,王氏家族內無論是重道派分支,還是奉佛分支,對傳統儒學同樣極為推崇,作為他們經邦治國的基本理論。東晉初建,王導就上疏提議興辦太學,傳授儒家思想,對儒學之士也多所引進。在王導之后,那些地位最顯赫、最活躍的王氏子弟幾乎都是他的直系子孫,出于其他支派的極少。王xún@⑤、王謐等人強烈的政治進取心和權勢欲,正是精研儒學的結果。王正支信道,也重儒;王彪之的家傳儒學,被稱為“王氏青箱學”〔24〕。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家族中對儒學研究頗深的幾個人,均是在東晉南朝政治上起過很大作用的人。當然,他們已與王祥、王覽時期的單純崇儒不同,“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25〕
  兩晉之際,是儒、玄、佛、道互相斗爭又互相融合的時期。以儒學傳家的瑯邪王氏,各分支因際遇不同選擇了不同的宗教,具有傳統色彩的王正支選擇了中國的民族宗教道教,而王導支則先進入玄學領域,由玄入佛。兩分支雖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家風,但并不排斥其他學術思想或宗教,未使家族分化成敵對的兩派。在宗教信仰分化的背后,佛道二教同時亦在互相交流,并極力向儒學靠拢,這是歷史環境對宗教發展提出的要求。
  佛、道二教,一個重來生,終極目標是涅pán@⑦;一個重現世,終極目標是肉身成仙。道教趨于成熟之際,正是佛教深入中國文化之時,互相矛盾的兩種宗教理應發生激烈沖突,而在兩晉之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抗是次要的,和平共處以至相互融合卻是主流。道教興于東漢末年,在最初的經典《太平經》中,包含著不少儒家倫理觀念,強調為道要尚賢、崇儒、忠孝仁愛。無論是漢末太平道,還是魏晉神仙道、道教的這個傳統一直未變。葛洪在《抱樸子》中聲稱:“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26〕“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27〕把儒家的封建倫理觀念引入教義,外儒而內道。同時,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道教的弱點日益明顯,即教理比較貧乏并且沒有統一各派的經教體系和神主。道教為了同佛教抗衡,一面加快與儒學融合的步伐,一面又大量抄襲佛教的教義、教規及摹仿其教團組織。道教在提高自身宗教品位的同時,走上了與儒、佛的融合之路。
  佛教一入中國,就自覺地開始了中國化的過程。其先依附于神仙方術,取得一定的立足點。兩晉之際,佛教為爭取士族知識階層的文化認同,推出最適合玄學理論胃口的般若學說,并以老莊的哲學術語來解釋佛典,使佛教玄學化。當然,佛教更重視對儒家思想的吸收,早在東漢末,牟融在《理惑論》中,就以儒道思想解釋佛教理論,認為佛教的“道”是導人致于無為,主張“恬淡無欲”,與道家一致;此道“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28〕又與儒家一致,創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先聲。東晉孔綽著《喻道論》,主張儒、佛、道三教合一,稱“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周、孔即佛,佛即周、孔”〔29〕。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家族內信奉或容納兩種宗教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并非瑯邪王氏家族獨有的文化現象,例如以“諂道”著稱的郗yīn@⑧,其子郗超就信佛。連皇帝都是佛、道并重,如哀帝“好重佛法”〔30〕,請竺道潛入宮講《般若經》,同時又“雅好黃老,斷谷,餌長生藥”〔31〕,甚至因服食過多而中毒,不能處理政事。當然,這些宗教信仰,僅僅表達了統治階層終極關懷方面的需求,而他們信奉的政治哲學,卻非儒學莫屬。因為儒學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倫理思想和政治理論,作為漢魏兩晉的官方哲學,已深入到中華民族的意識深層,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不可逾越的文化環境或文化傳統。總之,兩晉之際,在儒、玄基礎上,接受佛、道宗教信仰,是瑯邪王氏家族文化轉型的特點,也是兩晉之際世家大族宗教信仰形成的歷史縮影。
  注釋:
  〔1〕王氏世系參見王汝濤:《魏晉南北朝瑯邪王氏家族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五屆年會交流論文。
  〔2〕、〔3〕、〔4〕、〔7〕、〔9〕、〔16〕、〔17〕、〔18 〕、〔31〕《晉書》之《向秀傳》、《孫恩傳》、《趙王倫傳》、《王yì@①傳》、《王羲之傳》、《周浚傳》、《何充傳》、《王導傳》附諸子傳、《哀帝記》。
  〔5〕、〔19〕、〔20〕、〔21〕、〔22〕、〔23〕、〔30 〕《高僧傳》之《帛遠傳》、《僧伽提婆傳》、《釋慧持傳》、《帛尸梨密傳》、《支遁傳》、《僧翼傳》、《竺道潛傳》。
  〔6〕《洛陽伽藍記·自敘》。
  〔8〕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 載《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0〕、〔11〕、〔12〕、〔14〕、〔15〕《世說新語》之《品藻》注引《八王故事》、《輕詆》、《企羨》、《文學》、《方正》注引《高逸沙門傳》。
  〔13〕、〔28〕、〔29〕《弘明集》之《正誣論》、《牟子理惑論》、《孫綽喻道論》。
  〔24〕《宋書》之《王準之傳》。
  〔25〕《梁書》之《王規傳》。
  〔26〕、〔27〕《抱樸子》之《對俗》、《明本》。
東岳論叢濟南83~86B9宗教孫麗19981998作者單位 250100 山東 濟南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作者:東岳論叢濟南83~86B9宗教孫麗19981998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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