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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
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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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實現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為實現這一目標,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作出了艱苦不懈的追求,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潮。在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社會大潮中,嚴復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他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系統介紹西學、提倡資產階級思想與文化并用以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
      (一)
  嚴復(1854—1921),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建閩侯)人。少年時已誦讀了數年的經書,對宋元明儒的學說有相當的了解,并初步觸及到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核心,這不但奠定了較深厚的國學根基,而且也為其日后學習和傳播西方文化起到了正負兩方面的影響。1867年,嚴復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進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5年后成為船政學堂的第一批畢業生。在船政學堂的5年中,嚴復所接受的主要是新式的海軍知識與訓練,所學課程有“英文、算術、幾何、代數、解析幾何、割錐、平三角、弧三角、代積微、動靜重學、水重學、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學”[①]等。畢業后到軍艦上實習,先后游歷過新加坡、馬來亞、日本、臺灣以及渤海灣、遼東灣等地,增長見識,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有了點感性認識。1877年,嚴復為清政府選送赴英國學習海軍。他先進入抱士穆德(Portsmouth),肄業后又進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Greenwich Naval College)深造,1879年回國,共計留學兩年多的時間,其間曾赴法國游歷一次。留英期間他學習了高等數學、化學、物理學、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槍炮營壘諸學,成績優異。雖然時間短暫,但這次留學對嚴復一生思想的發展有非常重大的關系,可以說嚴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就是在這個時期萌芽的。因為嚴復不僅在此短暫的時間中學習了自然科學知識,而且他還對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為其日后進行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奠定了基礎。并且,此時的英國正值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資本主義欣欣向榮的景象吸引和激勵著他,促使他在感嘆祖國災難深重之際,發憤攻讀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政治、法律、經濟等方面的著作,并開始進行中西方文化和社會的比較研究,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不過,此時的嚴復也擺脫不了仕宦風氣的影響,他同樣希望能像別人一樣在科舉道路上打開一條道路,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從1885年到1893年,嚴復先后參加了四次鄉試,結果卻屢屢落第,所幸的是他通過孜孜不倦的刻苦攻讀,雖然未能遂其宿愿,但卻玉成了他中學的深厚根基。
  每個時代的先進分子都避免不了地要受到時代的影響。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嚴復和其他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從科舉的幻夢中幡然醒悟過來,開始投入到現實的維新改革中。甲午戰爭是嚴復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憤于甲午戰爭中清朝的慘敗,并認識到清軍的失敗并非武器裝備上的失勢,而是與國家的制度等密切相關。因此,他著手介紹、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希冀能促使國人猛醒,以改革當今社會制度,救中國于亡國滅種之危機中。嚴復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系統地介紹西方文化思想的人,1895年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四篇轟動一時的重要論文——《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和《救亡決論》,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政治主張及理論基礎,也表現出了他對于中西方文化的態度。在近代中國,嚴復的思想和言論影響了一代人,起著震聾發聵的作用。
      (二)
  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上,嚴復是近代中國開先河者。由于他既受過嚴格的中國傳統式的教育,又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英國留過學,集中學與西學于一身。而嚴復對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得到了改良派梁啟超贊譽,認為嚴復是中國西學之第一人。在當時的情況下,嚴復對中西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即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希望從中揭示出西方資本主義富強和中國貧弱的根本所在,以確定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在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中,嚴復發現中西文化間存在著很多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西方之人的價值觀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嚴復認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②]他認為西方人求勝于古人而漸進步,日漸發達;而中國人時時流連忘返于古訓,墨守陳規,終日生活在古人的光環之下,不思進取,因而國勢日衰,江河日下。由此還導致了中西方人政治理念的不同:中國人崇尚相善相安、明哲保身、尊古保守,而西方人則講求競爭取勝,非競爭不足以圖生存、不足以圖富強,從而竭力謀求人民的主體發展和自身的進步。在嚴復看來,這種現象更進而導致了中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國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一切大權集中于君主一身,三權合一,推崇“三綱”、“親親”、“以孝治天下”;西方則相反,崇尚三權分立,“平等”、“尚賢”、“以公治天下”。[③]
  其次,中西方培養人才的宗旨和目的也存在著較大的不同。在嚴復看來,中國的教育制度的目的只是造就為專制制度服務的人才,學子的唯一出路以及他們名位的高低全部寄托于入仕為宦這一點上,他們以入仕為宦為歸宿,為光宗耀祖的資本。因此他認為中國的教育最高不過是求得一些治理百姓的人才,至于其它的諸如謀求國富民強的人才,由于教育制度的種種缺陷而無從求得,也無從改進。而西方培養人才的宗旨在于注重培養“善群”的人才,因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認為要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安樂,就必須要使每一個國民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從中西方教育宗旨與目的出發,嚴復認為中國的教育僅僅造就了少數御用的人才,而西方的教育則可以普遍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并以富強國家為最終目的。由于在這個問題上嚴復有切身的體驗,因此嚴復對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大加抨擊,在《救亡決論》中,他痛苦淋漓地批判了科舉制度,并認為廢除八股取仕制度是當今中國變法圖強的第一要務,“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于廢八股。”這是因為八股制度“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④]在嚴復看來,八股取仕的科舉制度有三大危害,即“錮智慧”、“壞心術”和“滋游手”,并且,嚴復認為國家推行科舉制度的目的應在于“為國求才”和“勸人為學”,而這兩者都必須以“有用”和“富強”來作標準,然而現在的八股取仕制度只能“使天下消磨歲月于無用之地,墮壞志節于冥昧之中”,“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因此他主張為今之計在于“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⑤]
  復次,中西方學術思想的不同。嚴復認為由于中西方在尊古和崇今的價值觀上所表現的差異性導致了學術思想也存在著一種差異。在西方,由于他們尊崇新知識,鼓勵創新,于是新的名詞新的學科不斷涌現,并且得到了完善和發展;在中國,因為尊古,一切學術上的東西都因襲古人,固步自封,加上統治階級的現實需要和推行的文化高壓政策;士者大多自囚于陳舊的枯書堆里進行那些繁瑣的考據、訓詁等,絲毫無益于現實生活、無益于國家的富強。不僅如此,嚴復還認為一種學術思想總是由粗到精、由疏到密而發展完善的,時代在發展,學術思想也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然而在中國,由于尊崇古人,學術研究不但對于古人的粗疏不去深入地探求,而且還輕易地相信并加以接受,從而導致了與西方學術的日漸精密的強烈反差。另外,嚴復還認為中西方學術研究的對象也不同,中國的學術注重于對故訓的考證,而西學則以自然科學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此中國人好言道義而諱言功利,西方人則講求功利。
  除此之外,嚴復還從自己的切身體驗中了解到西方不僅僅在堅船利炮方面也即中國封建士大夫所說的“器”上優于我們,而且在社會科學方面也即中國封建士大夫所叫嚷的“體”上也是比我們更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嚴復是當時中國感覺最敏銳的人之一。
  既然如此,那么,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是如何形成的呢?由于嚴復受過系統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嚴重地影響了他,因而嚴復自然而然地用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人口論”來詮釋造成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原因。在嚴復看來,造成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和西方文化優于中國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兩點:其一是中西方地理環境上的不同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差異,從而導致了中西方在社會發展方式上的不同。在《上今上皇帝萬言書》中,嚴復對中西方的地理環境作了比較,“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馬。羅馬者漢之所稱大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俄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為十余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蓋其所爭,不僅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于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終于相成,日就月將,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而中國的情況如何呢?“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方數萬里之地,帶河礪山,渾整綿亙,其地勢利為合而不利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亂,而其治終歸于一統。統既一矣,于此之時,有王者起,為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御四夷、綏百姓,而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圣人之意,以謂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為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后世子孫謹守吾法,而百姓有以相生養保持,永永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強為哉!”在這種情況下,嚴復認為中國文化“貴述古而薄謀新”,因此,“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尚同。”[⑥]也即是說嚴復認為中國的情況與西方恰好相反。從嚴復的比較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之所以固步自封和中國社會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一個主要原因。由于中國的地理環境有利于統一,這樣就形成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出現大一統國家的局勢。而要維護大一統國家的穩定與發展,統治階級就必然要從思想上、文化上加以控制和實行“一統”,從而他們獨尊一說,防止異端,在文化上和思想上壓制和泯滅了人民群眾的爭勝之心,也導致了文化和社會不能隨著時代進步和時勢發展而進步和發展。同時,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群眾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統治階級“大一統”的思想和意識,因而導致了缺乏爭勝之心,“貴述古而薄謀新”。其二是中國社會深受封建的傳統文化的影響,導致人口眾多、生產率低下和社會發展停滯不前。在《保種余義》中,嚴復對此作了精碎的分析,認為“由于文化未開,則民之嗜欲必重而慮患必輕。嗜欲重,故亟亟于昏嫁,慮患輕,故不知予籌其家室之費而備之。往往一人之身,糊口無術,娶妻生子,視為固然。”不僅如此,“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即均須仰食于不足自給之一男子,則所生之子女,飲食粗弊,居住穢惡,教養失宜,生長于疾病愁苦之中”,如此造成“謬種流傳,代復一代。”“而國家又從無移民之法,積數百年,地不足養,循至大亂,積骸如莽,流血成渠。時暫者十余年,久者幾百年,直殺至人數大減,其亂漸定。乃并百人之產以養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為盜賊,而天下粗安。生于民滿之日而遭亂者,號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而獲安者,號為圣君賢相。二十四史之興亡治亂,以此券矣。不然,有治而無亂,何所謂一治一亂哉!”[⑦]這里嚴復雖然受到了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的“人口決定論”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嚴復從社會經濟的角度認識到了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國家,由于生產率低下,人口增長過快,不僅導致了生產與消費的均衡失調,而且更導致了中國社會的持續動亂。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可以說人口眾多、生產率低下是導致近代中國社會發展落后于西方的一個主要原因,嚴復認識到這一點確實難能可貴。
  當然,假如我們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嚴復所分析的造成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兩個主要原因都不是造成近代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決定性因素,但我們也不能就此否定嚴復作為中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在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上所作出的突出貢獻,畢竟嚴復開創了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先河,并且在他那個時代為新生的中國資產階級提供了前人沒有提供的思想材料。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嚴復采用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人口決定論”的觀點和方法而加以輕視。
      (三)
  近代中國,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閉關自守的大門被叩開,封建的東西似乎象沉睡千年的木乃尹見到陽光一樣,顯得腐朽而不足以宣揚了。也正是在活生生的現實面前了解到了自身的不足,因此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們自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那一天起就大聲疾呼出諸如“師夷長技以制夷”、“開眼看世界”等明智的口號,并且也開始身體力行,他們是近代中國最早提出向西方學習的地主階級開明派,其中包括龔自珍、魏源、林則徐、姚瑩等。到了六十年代又有一些地主階級的改革派提出了一些旨在富國強兵的口號,而且提出了與西方資本主義進行商戰來抵制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來發展本國民族工業,并進而也萌發了一點要求仿效西方開設議會實行民主政制的主張,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是王韜、鄭觀應等。與此同時,在統治階級內部也分化出一批勢力組成洋務集團,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著眼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堅船利炮和先進的自然科學,而不承認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更能符合社會進步和發展,同樣優于中土的事實,因此,從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出發,他們掀起了喧囂一時的洋務運動,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嚴復批評了這一點,認為洋務運動不過是“盜西學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⑧]所謂“中體西用”就是一種企圖死抱住封建僵尸不放的“中西合璧”的思想怪胎。因為在他看來,“體”和“用”是一個事物不可分開的兩面,“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中西學之為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議者必欲合之而以為一物。且一體而一用之,斯其文義違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可行矣?”嚴復不僅不贊成“中體西用”的主張,而且對于以中學為主而輔以西學的主張也持批判態度,“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質于根gāi@①,而后有其支葉華實。使所取以輔者與所主者絕不同物,將無異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隴之功,又以廢也。”[⑨]
  基于這種理念,在中國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情況下,嚴復當仁不讓地翻譯了一些在西方具有代表性的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論》(T.H.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亞當斯密的《原富》(Adan Smith:《An Inquing into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Nations》)、斯賓塞的《群學肄言》(H.Spencer:《The Stucy of Sociology》)、穆勒的《群已權界論》(J.S.Mill:《On Liberty》)、孟德斯鳩的《法意》(C.C.S. Montesquieu:《L'esprit des Lois》)等,介紹和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希望以此來喚醒仍沉緬于“中國文化萬國之宗”的國人,提高他們自身的覺悟,挽救民族的危機。
  既然如此,那么中國文化社會發展將何去何從呢?對此,嚴復主張學習西方,“全盤西化”。并且認為要“全盤西化”必須自提高人民的力、智、德三者始。因為在嚴復看來,“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大視此。”[⑩]有關這一點在其《原強》一文中說得很清楚:“斯賓塞爾曰:‘富強不可為也,政不足與治也。相其宜,動其機,培其本根,衛其成長,則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茍民力已恭,民智己卑,民德已薄,雖有富強之政,莫之能行。”“夫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統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夫為一弱于群強之間,政之所施,固常有標本緩急之可論。惟是使三者誠進,則其治標而標立;三者不進,則其標雖治,終亦無功,此舍本言標者之所以為無當也。”[①①]并認為“此三者自強之本也”。[①②]
  所謂“鼓民力”,就是要能夠和列強進行競爭,必須使人民有強壯的體魄。因此嚴復主張嚴禁吸食鴉片和婦女纏足。所謂“開民智”,就是要改革教育制度及教育方式,廢除科舉制度,提倡西學。所謂“新民德”,最主要的辦法是創立議院,就是要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意識來替代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制度和倫理道德。在嚴復看來,唯有“鼓民力”、“開民智”和“新民德”,中國文化和社會才能得以復興。
  然而嚴復也是一個前后十分矛盾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他對于中西文化的態度是大不一致的,而且走到了相反的兩個極端,這是與其政治思想有著密切聯系的,在維新變法時期他全力主張全盤西化,因為那時他認為西方是“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①③]西方社會存在的一切病態諸如貧富不均等等都是富強未達極致的緣故,日后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漸漸消滅的。但是隨著他看到“不謂文明之程度愈進,貧富之差數愈遙,而民之為奸,有萬世所未嘗夢見者”[①④]時,他對西方文化的信仰開始發生了動搖。與此同時,嚴復也看到了國內政治形勢的危機,看到了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歷史,感到對此是不宜加以全盤否定的。因此,他主張對于中西方文化應該采取兼容的態度,只要是對挽救中國危亡有用的,不論是中是西,是古是今,是夷狄、禽獸的,都要加以吸收而不能簡單地排斥。同時,對于那些相對立而不能相容的學說,嚴復認為要采取一種寬容的態度,讓它們各盡其能發揮作用。并且,此時的嚴復還認識到要革新舊的阻礙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東西并不是可以速成的,而是要一步一步地進步。在這里,嚴復接受了斯賓塞庸俗進化論的影響,開始否定事物的質變。辛亥革命后,嚴復的中西文化的見解又發生了變化,他認為革命后的道德和綱紀敗壞到了不如清朝的地步。這不僅使他失望,而且也加強了他認為中國國民不能與之共和的信心,并且開始擯棄西方的東西。民國成立后政局的動蕩不安、西方資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等使他對西方文化的希望徹底化成了泡影,由此他也徹底地轉變到維護中國傳統的儒教文化上,不僅幫助袁世凱復辟帝制,而且在其晚年大力鼓吹尊孔習儒,仇視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完全陷落到頑固立場上。
  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不僅為當時的中國人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思想材料,而且也給后來者以極大的震撼和影響,他開創了一代治學新風。雖然他在晚年又回歸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但我們不應低估其所作出的歷史貢獻,他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對于我們今天探討中西文化的異同、吸收西方文化中先進的東西仍具有借鑒作用。
  注釋:
  ①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轉引王shì@②《嚴復傳》第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嚴復:《論世變之亟》,載《侯官嚴氏叢刻》第212頁。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③同②第217頁。
  ④嚴復《救亡決論》同②第175頁。
  ⑤同④第183—184頁。
  ⑥嚴復《上今上皇帝萬言書》同②第19—22頁。
  ⑦嚴復《保種余義》,載王shì@②主編《嚴復集》第一冊“詩文”(上)第86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⑧同④第200—201頁。
  ⑨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載同⑦第三冊“書信”第558—560頁。
  ⑩嚴復《原強》,同②第124頁。
  ①①同⑩第151—153頁。
  ①②同⑩第169頁。
  ①③同②。
  ①④嚴復《法意》第十八卷按語,載同⑦第四冊“按語”第986頁。
                        (責任編輯:江中孝)*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亥
    @②原字木加式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67-72K3中國近代史章揚定19961996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67-72K3中國近代史章揚定19961996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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