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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文化環境與人的存在相互作用之優化
主體性:文化環境與人的存在相互作用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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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人們無法實現超越個體生命之上的整體生命的完滿,便建造了對象化的人的世界即文化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是與人的存在不可分離的一種生命的形式,是人賴以生存的條件與環境。文化與人相互創造,文化環境與人的存在相互作用、相互溝通,在主體性活動的價值性、效應性以及信息流通等諸層次上,形成了一種日益合理不斷完善的自穩自組的系統,并且由此而能夠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使人與文化環境的相互作用達到優化的程度和狀態。
    一、建構的方法:自穩自組系統模型
  我們知道,建立模型是系統分析與系統綜合以及實現對系統的操作和過程調控的基本方法。在文化環境與人的存在相互作用中,那種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模式已不適用。在社會系統論和社會信息論的應用中,把這一模式轉換為刺激-狀態-響應模型。因為系統信息輸出量不僅決定于(輸入)刺激,而且還決定于個人的狀態。這是我們所強調的外在環境與內在環境的統一性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而內在環境又身兼數任。對于輸出者或行為決策者而言,輸入或刺激關聯外部條件,而狀態則關聯他自身的內部條件。于是就出現了狀態和反應兩個變量。從這個思想出發,我們可以得到幾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幾個層次的系統模型。
  1、內在-外在尺度相統一的模型。這是在主體活動的價值性層次上的建構。在這里,主體以自己的需要和活動目標為基準進行模型建構,他所依據的原則,就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具體說,這類模型有3個必要的且十分重要的環節:其一,建立系統的過程也就是形成主體的內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及其統一的努力;其二,系統活動過程及其結果,是主體借助于中介和過程規律而實現的主-客規定型的相互轉化和相互滲透,即達到所謂主體的客體化和客體的主體化結局;其三,系統活動過程的中介扮演著重要角色,主體為了實現活動的成功而創造了各種手段和工具,這些手段和工具凝聚著主體活動的目的和要求,體現著主體的內在尺度與客體外在尺度的統一,不僅把主體與客體內在地聯結起來,而且成為這一活動過程系統模型建立的關鍵所在。
  2、“E-模型”。這類系統模型可用來說明主體認知--情感系統與社會控制相互作用的有效性特征,即在狀態環節上闡述認知-情感系統。這是個記憶系統,它組織和儲存最終是從環境導入的信息;但是,認知-情感系統是需要不斷更新的,這種更新即通常所謂的學習過程。只要認知-情感系統的結構有了變化,就一定會發生學習過程,并從而引起行為的修正。認知-情感結構是內環境的心智-人格結構的一部分內容,也是引起反應和人的行為的一個重要來源。這一傳導裝置使得“E-模型”比簡單的“S-R”模式有了更豐富的內容和巨大的作用力。
  3、信息通訊模型。文化環境與人的存在、人的活動相互作用過程,在信息通訊層次上,可以建構自穩自組的系統模型。現代系統哲學家E.拉茲洛提出了“E1-P-C-R-E2”的分析人類經驗的系統方法。E為信息源,P為信息輸入,R為信息輸出,而C是輸入和輸出之間的控制-編碼,在E、R、C之間有一股可變的信息流。這是個自穩自組的系統模型,它適用于人類經驗領域和信息流過程,其發生作用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
  其一,關于C控制-編碼環節的可變性特征。單純自穩系統中的C是不變量,它要求輸入P促使信息源E變得越來越與系統相吻合。而如果是自穩-自組系統模型,控制-編碼C就必須是可變的,即適應任何輸入的反應,當E(信源)變化了,系統中原來的密碼C就被丟棄,通過正、負反饋探測而產生新的密碼,使系統不斷地測定出自身密碼適應環境的變化區域。即認識到人所處的環境和所面臨的任務,改變自身條件,通過學習,改變心智人格結構和腦-神經系統狀況,促使信息流暢,并使人的行為合于目的性和規律性的統一。在這里,形成自穩-自組系統模型的關鍵環節是人的心智-人格結構的可調適性。其二,自穩自組系統包括了文化環境與人的存在的相互作用的多種層次。拉茲洛把人類經驗結構分作三個層次模型,并且每一層次的模型都可作為一種信息流程圖。這三個層次模型是具體的、現實的、彼此聯結的。在這三個層次模型中,C控制編碼系統是人的內環境心智人格結構與生理系統的統一,在這種關系里,它們有著自我相關、自相纏繞的性質與特征。
  對于分析文化環境和人的存在的相互作用來說,價值性層次、效應性層次、信息通訊層次等的自穩自組系統模型均具有某種程度的表達性。我們可以因時因地選擇使用,也可以同時性地綜合并用。自穩自組系統模型的優長之處,在于能夠使我們強調文化環境與人的存在、活動、創造等有著內在的相關性,而不是把文化環境看作“在人之外”的冷冰冰的客體。同時,這些層次與人類文化創造及文化認識的各層次相對應,使我們能在綜合性與功能性的意義上,透析文化環境與人的存在、活動、創造等之間的價值性、功能性的信息通訊關系,以及各個環節因素在這些模型中的特征、地位與作用,從而使我們揭示出一種人類文化創造活動的客觀規律性來。
    二、效應環境與人的活動的內在相關性
  文化環境與人的存在、活動、創造之間,通過相互作用的必要因素或環節:主體、客體、中介、信源信息輸入、信息控制-編碼、信息輸出的聯結與循環,建起自穩自組的系統模型。在信息通訊的意義上,我們看到,文化環境即事件是信息流的起點,是自變量,而輸入和選擇P1控制和編碼C,輸出和表達R,均是因素量,其中,主體人的控制和編碼的環節的變化尤為重要。然而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文化環境是具體的效應環境。其他變量皆隨著效應環境所給予的信息而工作和活動。這是此類自穩自組系統信息流模型的重要特征之一。效應環境是具體的,即由具體的、在特定時空中發生的事件構成,而且這些事件可以是內環境的或外環境的,可以是相對超感覺系統的;也可以是人際溝通關系中的,或是內外環境共同發生作用的,等等。效應環境就是能使人通過信息輸入和控制編碼而產生反應和行動的事件-信息源。效應環境不但是可調節和可控性的,而且是多層次的,這種多層次性及其逐一分析描述,把其它的各類特征也同時表達出來。比如,效應環境可引起自穩自組系統多種的具體形態。
  1)、效應環境:內環境。“內環境”既是刺激進入有機體接受器的根源,也是通過調節效應作出反應的對象。當有機體產生表示自身狀態的刺激信號和接受一個調節指令的時候,它們產生于身體狀態與編入“控制工具”(神經系統)規范的一致性,從E開始的系統就在整個人的有機體內發生了。這是體內平衡信息流程,控制編碼者是神經系統。
  2)、效應環境:外部世界的可感知領域。有機體是在環境中相互作用的開放系統。在認識可感知的體外環境時,智力稱作“感覺密碼”或“完型”,它們構成感知理解力的規范,由此而形成了人與環境間的“控制性自穩活動”。即“完型系統”C不僅要控制和編碼以適用感覺-認知活動要求,而且能夠對認識事物的環境進行“控制”,這是積極的、有目的的人對環境的影響。在這種反饋活動中,我們“發射了我們的密碼”;用知覺所產生的、可以認識的事物和事件形成和構造了我們的環境。“這樣,‘對環境的認識’所表達的意思就是:對可感知環境狀態的所有主要種類具有相對應的完形系統”。[《系統結構和經驗》,第76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
  3)、效應環境:一個極為復雜的領域,稱超知覺層次的“文化活動”;它包括了各種不同性質的認識和目的的行為領域,如科學、藝術和宗教。由各種概念形式分析為被控信息流(性質迥然不同的)反饋環路。由此也形成了各種特殊的超感知的效應環境。
  4)、內外環境:自然界、藝術和宗教的領域,或表示外部環境、自然界、藝術和宗教領域的具體符號。這是與生理密碼的、完型的、科學的、審美的和宗教的、思維結構的控制-編碼系統相對應的效應環境,是在人際交流的相互作用過程中的信息流程。與之相聯結的循環中,輸入P是自動的和外部的感知,包含情感的有意義知覺,而輸出R是生理的、行為的和控制的協調反應,審美地產生的、宗教的能動性。
  事實上,人所擁有的內環境又是他們在活動中的控制-編碼系統,其中包含了各種各類的密碼,因地、因時、因事而選擇使用某種相應層次的密碼,并在信息流程中調整自身。在與具體環境相互作用中,根據拉茲洛的分類和闡述,只有在人際溝通時,人所面對的是全方位的效應環境,包括自然的、感知的、審美的等等,這時所對應的也就是全面系統的密碼結構,自然生理的、心理的,審美方式和認知思維方式等。而且,在與具體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有兩類行為方式:適用活動與控制活動。這表明了人與環境相互作用時的受動性與能動性的統一,是人自身學習和行動的統一,以及理解與解釋的統一。
  對于文化環境來說,對作品和文本的理解和解釋是屬于超越感知反饋層次的,同時又是屬于人際溝通的過程,因而,對于讀者或研究者說來,我們進入到了一個獨特的人造意境之中,在這里,文字符號輸入的各類信息,使我們通過對作品和文本的了解、把握乃至對其意蘊的理解,達到了與作者的對話和溝通。這是一種跨時空的、超感知的活動信息流程。它對讀者和研究者的要求是實現與作者視界統一或融合。因而,通過這種對話和溝通,我們就能夠有較大效益,因為,我們身臨了一個從未遇到過的世界,通過學習、調整改變自己的心智結構或密碼系統而達到了深入理解,并通過輸出把這種理解表達出來。這便是一種文化創造。
  我們說,人作為文化的存在,其活動和創造過程都是離不開具體的文化環境的。對于文化環境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把握其具體性、現實性和特殊性,以使我們在了解和適應活動中,與環境結合,即適應環境,使我們的心智結構、密碼系統、思想認識適應環境的要求,在此基礎上,我們的思想認識發展到文化分行的高度,形成一種新的更合理的觀念和構設,并把它們付諸實施,繼而在對環境的控制中,達到對環境的改變和創新。這便是人的活動的本質特征。換言之,在效應環境與人的狀態系統之間形成自穩自組系統的信息流程的同時,適應性--人的密碼系統對環境的適應,以及控制性--人的密碼系統對環境的控制--編碼就相互生成了。只是在這種相互作用向新的自穩自組系統模型轉換時,對環境的改造和對密碼系統的調整創新才得以產生。自穩自組系統模型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按生成--過程--轉換的順序存在著的。由此我們也從信息通訊流程層次上,找到了效應環境與人的活動相互作用的歷時態的發展模式。在這個過程中,擁有自主性和優先權的仍然是作為文化活動和文化創造主體的人。
    三、主體性: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的優化
  人的真正的存在,是作為主體的真實的存在者,在創造性的活動中,對自我和文化環境都了如指掌,并通過努力而作用于文化環境、自我和他人,從而把人的本質規定性以及控制--編碼系統對象化地投射到文化環境的建設上,使個體有限的生命得以超越達到永恒性和無限性的存在方式。概言之,人與文化環境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結果表現在:人通過活動而創造環境客體;人在對環境的適應時調整自己;人在對環境的控制中把“美的規律”施于其上。
  在人與文化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價值性是一個貫穿始終的問題。不管是自穩--自組系統模型,還是效應環境對人的影響力,都是以人的價值判斷為特征的。如果說,判斷所表示的是從主體來看的客體與主體的關系,則價值判斷表示的是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的狀態,是一種對人與周圍環境的認識。在這里,價值正是主體--環境相互作用的狀態在價值評價主體身上的顯示。對于作為主體的人而言,他們是動態可變的開放系統,他們在與環境相互變換和相互作用中保持其生理和心理的同一性。而其所顯示的價值判斷正是他們在特殊情境中,通過有目的地利用環境客體而成功地保持住這種同一性的表征,同時也是通過按照美的規律改造環境而使其生理和心理的同一性在內環境的攝制和重演過程中得到更新。但是,文化的泉源不是價值,而是人類生活的經驗,當人類生存受到了環境的壓抑時,就會產生突進性跳躍,這是一切文化環境的根基。文化創造和發明之后,才有價值與評價。
  換言之,人與文化環境的相互作用的價值關系的揭示,主要使我們對主體狀態并由此而擴展到對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狀態的關注和把握。
  人作為主體改變和創造文化環境的活動,是通過對文化環境的適應性和對自身的自組織功能性來展開的。無論哪一層次的模型--自穩自組系統,人與文化環境的相互作用的信息流過程,都強調了人在組織建構和相互作用中的控制--編碼系統的調節--適應性或控制性的并存。從人的主體狀態來看“……人類是依靠控制論的自保存和自組織功能保證自身的延續的。這種自穩定功能包括范圍很廣,從內穩定到心靈的最高表現。”[拉茲洛:《人的價值的系統哲學》,載閔家胤等譯:《系統哲學講演集》第12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正如皮亞杰曾經斷言的那樣:即使是抽象的邏輯數學運算,也是這種機體自動調節的表現。《心我論》作者則把這種過程稱作文化基因復制。他們指出,人的生命存在是有著復制本能的,它使得攜帶文化基因的意識廣泛化,生命得以演進。人作為主體與文化環境客體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在現實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有著認識活動、實踐活動、交往活動等等模式,它們表現為“主體抉擇客體,或主體建立同其他主體交往相互作用的某種方式”。[M.C.卡岡:《人的活動》第46頁。]這些主體與客體的內在結構,被體現為人的活動的本質。主體能動性指向客體,并導致客體的改變、改造、變形,或者導致完整地和原封不動地保留客體及其結構,形成知識,即關于客體的質和現實世界的客觀聯系、關系、規律的信息向主體回復,或賦予客體價值,即作為關于該客體對主體的意義的信息向主體回復。由此構成了一個主--客關系的動力場或綜合效應場。
  人的主體能動性使人在活動中處于主體狀態,即自身具有充分的知識能力,以科學的合理的態度對待文化環境客體;在行動過程中,使人與文化環境的相互作用過程狀態達到最優化和有效化。所謂最優化就是使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過程在一定條件和內部根據下,在某些方面,比如,目標、手段、過程、效應等最大限度地(或最小限度地)接近或適合某種一定的客觀標準,實現最優。因而這種最優化和有效化的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狀態包括了多方面的內容:目標優化;手段優化;過程優化;功能優化;效應優化等等。所謂目標優化就是根據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的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選擇和確立系統相互作用活動所要達到的最傳真狀態的水平、程度和性質。在這里,“最優原理的實質就在于內部根據和條件的統一,通過一定條件對根據所決定的多種可能性和趨向進行選擇。”[《自然辯證原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4-495頁。]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的系統目標優化,并不象純物質系統那樣簡單和確定,它對于主體狀態即主體內部條件諸因素的要求更高更重要。為了實現目標優化,主體不僅要選擇和確立目標,而且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不斷改變、調整和增強其自身的內部條件與根據,通過實現外部條件的優化,創造有效地實現目標的手段,達到手段優化、過程優化和功能效應優化。 
  所謂手段優化是人在與文化環境客體相互作用有機系統發展目標確立之后,對實現目標的工具、思想觀念、道路和途徑的選擇、改進和創新,使之完全適合并有效地推動最優目標的實現。在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的自穩自組的系統中,主體并非與客體直接地發生關系,而是通過各種有效的中介環節,以及由此而使主客體相互作用的信息流程。在這里,內環境與外環境及其相互作用,轉化為具有中介性質的因素,而主體不僅通過對C控制--編碼系統的調節去適用效應環境,而且通過對C的操作對效應環境加以控制和改變。不僅如此,人作為主體還對社會外在環境中的各種文化規范、價值觀念、符號形式體系,以及各種意義結構加以選擇、改進與創新,使其對活動目標的實現發揮作用。為了實現目標,人還必然要運用物質文明成果,技術的和管理的系統工程,以及其他各種有效的手段。因此,能夠滿足實現目標需要并推動這一進程的手段是多種性質、多種模式的,物質的、技術的、組織管理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的等等。而各種手段又是在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中,實現優化、發揮效用的。所謂過程優化則是指人在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動態過程中,通過合理的協同一致的關系及其組構方式的有序性狀態、過程的規律性和自組織調控,使實現目標的進程順利、有序和達到最佳狀態。過程優化的基礎和養分在于兩個因素,一是人與文化環境自穩自組系統的關系組構方式,二是人對這個過程規律的掌握和調控能力。因為在不同層次的模型中,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的性質、形式和信息流程均有差異,其結構以及展開過程也不盡相同,實現過程優化的人要對這種結構性質、形式及其過程性的特征有所了解,這是做到自組織過程調控以達到系統有序化狀態的主體性行為的前提。而在對自組織過程的調控等操作活動中,人把編碼--自己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心理特征、人格智慧等投射于其中,但是,這要經過若干程序和步驟才能完成。這一過程所導致的是人類文明的創造:自組系統建構、自組織過程中主體創造行為,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文明狀態--創序、增值,實現結構合理化和過程優化的狀態。
  所謂效應優化是作為主體的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構與自組織過程的正向效果的突出展示。不僅使內環境諸要素和社會的外在環境諸要素都得到發展,而且使彼此相互作用關系的組合方式更合理,在過程中得到較大發揮和展現。也就是說,通過主體的選擇、設定、操作和調控,使得自組織的系統結構產生出最佳功能,對人與文化的其他領域產生良好的影響;對本系統過程來說,以最快速度、最佳途徑和方式、實現最優化目標。因而,效應優化的表現方式有兩種,一是對于本過程自組織狀態與最終目標實現的最優化,二是該系統內在結構的合理化所產生的功能最優化。這是衡量某種文化體系是否合理,是否具有生命力,能否促進人的生成和發展,是否適合人的存在、活動、創新等的基本途徑。
  從上面四種過程來看,人的主體性表征為:其一,人的可調性和自我革命的意識和行為;其二,對人--境相互作用整體關系的把握;其三,對人--境系統模型的建構和依據過程的規律而進行的調控;其四,使系統運行達到自組織狀態,實現目標優化。我們看到,在人和文化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人愈益顯示出自己的創造力和主觀能動性,他們不僅在創造性的活動中,建構起與文化環境溝通、交流、適應性和控制性的自組織系統,而且,能夠在人與文化環境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中,做到最優化和有效化。但是,文化環境對于人的存在、活動和創造來說,又有著規范性和制約性,因為一種文化形式一經形成,便成為一種客觀的社會力量,以物化形態和意識形態、組織形態和技術形態等方式,綜合地作用于人本身。我們看到,一種好的思想觀念--知識、信念和價值觀念,可以把人類生存引向美好和諧的狀態;而一種壞的觀念,卻影響人類創造力的發揮,甚至使人類陷于自己創造力成就所設下的陷阱。因此,人類創造力和主觀能動性的培養和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的導引。
  然而,歷史是以辯證的方式行進著的。當文化規范性特征成為人類創造力的桎梏時,對文化體系和文化環境的改變和調整也就開始了。與以往的理論所不同的是,變革文化的過程與人自身的革命是同一的。更進一步說,若要使文化變革,首先要實現人自身的變革,這就是說,人的外在文化環境與內在文化環境的內在聯系和同一性質,表現在變革過程中,內在環境的變革是首當其沖的和關鍵的。而無論對于人與文化環境的相互作用系統的構成,抑或是發展和變革,都是人類的文化創造活動。人與文化環境之間的一切內在相關性和矛盾性都只能在文化創造過程中得到解決。
                    作者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
                    特約編輯 賴金良
  
  
  
浙江社會科學杭州060-065B1哲學原理李燕19951995 作者:浙江社會科學杭州060-065B1哲學原理李燕19951995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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