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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運動研究五十年述略
義和團運動研究五十年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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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覽五十年來的義和團運動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建國初期到一九六六年。在這階段中,義和團運動的研究深入發展并取得豐碩的成果。
  第二階段是一九六六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個階段里,義和團運動的研究遭到了“四人幫”及其走卒的破壞。
  第三階段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在此期間,義和團運動的研究重新走上了健康合理的軌道。據不完全統計,建國以來,我國史學工作者約發表有關義和團運動研究的論文近900篇,出版各種資料集、 專著論文集近四十種。在這些論著中,涉及的方面很多。本文就其中幾個重要問題作一簡要介紹。
      一、關于義和團運動的性質
  義和團運動具有反帝愛國的性質,這一點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公認。但是,近年來,史學界在具體問題上又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并且在是否反封建,是否排外以及宗教迷信等問題上,分歧還很大。
  1、義和團運動是農民革命還是農民戰爭。建國以來, 大多數學者認為是一次“農民革命”。(注:劉大年:義和團運動說明了什么?,人民日報,1960年8月30日;)胡繩認為它是古代“農民革命、 農民戰爭的繼續”,(注: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冊,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54頁;)苑書義認為,根據“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勁軍”的原理推定,這一次運動是“依靠農民群眾掀起的反帝風暴,是以民族戰爭為表現形式的農民戰爭”,(注:苑書義:義和團運動與中國近代社會,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版,1987年,第416頁; )同時也是民族戰爭。(注:苑書義:關于義和團運動的兩個問題,光明日報1986年5月7日;)有的學者則認為,義和團運動不是農民戰爭,而是革命運動,(注:陳業強:關于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問題,社會科學探索1 990 年第五期;)是“中國農民自發的反侵略斗爭最高峰”。(注:張守常:中國近代農民革命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0年第五期;)后來的學者對此提出了異義,左步青、張鳴九等認為,義和團運動沒有觸動封建制度,也沒有能夠改變舊的生產關系,因此,它不是農民革命。(注:左步清、張鳴九:評戚成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歷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廖一中則認為:“義和團運動是反帝愛國運動,但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但不是自覺的民族解放運動。”(注:廖一中:如何評價義和團運動,光明日報1980年5 月27日;)也有的學者認為,義和團運動即便不能算是一場革命,至少可以當著是一次革命戰爭高潮的組成部分,即把革命高潮時間拉長,從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到一九○○年的義和團運動合起來算為一個革命高潮。(注:蘇雙碧:建國以來中國近代史若干問題討論舉要,齊魯書社, 1985年版,第329頁;)
  2、義和團運動是否反封建。建國以來, 關于義和團運動是否反封建一直是史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大致說來,有三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義和團只是單純的反帝斗爭,而不具有反封建性。李侃認為,“義和團并不反封建主義,也沒有提出要推翻封建政權和改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問題”,并且義和團并“不是把清朝統治者當作帝國主義的走狗,決心把它推翻,而是把它作為帝國主義的對立物去加以扶持”,所以,義和團運動并不具有反封建性,只是單純的反帝斗爭。(注:李侃:關于研究義和團運動方式的幾點意見,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史國瑞認為,雖然義和團與清軍官兵發生了沖突,但是這些斗爭仍然屬于反教的目的的,都是滅洋反教的被迫自衛,不足以表明它的反封建性。(注:史國瑞:評義和團反封建說人文雜志1980年第二期;)馮士缽也認為,義和團斗爭的目標是帝國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注:馮士缽:義和拳·義和團·扶清滅洋、歷史教學,1980年第七期;)
  第二種意見認為,義和團不但反對帝國主義而且還反對封建主義。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中認為,義和團“在某些地方也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階級”,翦伯贊也認為,“義和團是一個自發的農民反帝愛國運動,因而它本能的帶有反封建的性質。”(注:翦伯贊:義和團運動、歷史教學1958年第五期;)榮孟源則認為,“義和團在農村打擊地主,抗租抗糧,正是農民階級自發的反封建斗爭。”(注:榮孟源:義和團運動論文選第8頁;)朱金甫、莊建平認為,山東義和團對抗官兵, 浴血奮戰,所付出的代價決不比在反帝戰斗中少,怎么能說“義和團只反帝而不反封建呢?”(注:朱金甫、莊建平:新發現的山東義和團運動史料〈籌筆偶存〉述略,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史思群認為,“義和團原來是反封建的革命組織,后來轉向反對帝國主義。”(注:史思群:論義和團反帝國主義斗爭,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張毅也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一場反帝民族戰爭同時具有反封建的性質。(注:張毅:山東史學集刊,1983年第一期;)
  第三種意見居于兩者之間,認為義和團運動主觀上并不反封建主義,但客觀上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劉大年認為,義和團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反封建,但客觀上它是勇于反封建的。陳振江認為,義和團反帝是第一要務,反封建居次位,各地義和團表現也不一樣,有的反,有的不反。(注:陳振江:義和團幾個問題的辯析,歷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胡繩則認為,“農民并不是不反封建,問題在于農民的落后地位決定了農民階級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很恰當的結合起來。”(注:胡繩: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失敗,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有的同志認為,“反封建”有個標準,主要是指反對地主階級的政治壓迫或經濟剝削,不能用資產階級革命來苛求農民。(注:戚其章:關于義和團評價的若干問題,東岳論叢1980年第四期;)
  3、義和團運動排外問題。關于義和團排外問題, 解放后的一些論著對此作了具體科學的分析。然而,也出現了一些分歧。批評義和團的人往往過分強調義和團的“排外”問題而無形中貶低了它的革命性;贊揚義和團的人卻只強調其反帝愛國的革命本質而避開排外主義問題,或者將兩者分割開來,否認其聯系。因此,在這一問題上至今亦無定論。王致中認為,義和團籠統排外表現為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新生事物,“對于異乎封建主義的一切新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統統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橫掃的態度”,“是一種歷史的惰性力量。”(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義與義和團運動,歷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張玉田認為,義和團的落后性“主要的表現則在它的籠統排外主義的斗爭目標,”不僅對洋人進行斗爭,“對國內與洋人有關的人、物、事也不加區別一律打擊。”對這一問題,一些學者持相異觀點。朱安東認為,義和團排外雖然與農民的小生產方式所造成的階級局限性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政治壓迫引起的,是“一個被壓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所自然產生的一種要求生存權利的本能反映。”(注:朱東安、張海鷗:應當如何看待義和團的排外主義,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何若鈞認為,義和團“排外”思想主要是來源于地主階級盲目排外思想;(注:何若鈞:義和團思想論略,華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7年第一期;)吳劍杰認為義和團“受歷史的限制,只能達到那么高的認識水平和文明程度,只能采取那樣的競爭。”(注:吳劍杰:對義和團排外斗爭的認識,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1983年第四期;)史若民認為,“排外”的根源在于“地主階級封建專制統治集團,與農民階級無關”。(注:史若民:義和團仇洋滅教、排外思想探淵,義和團運動與中國近代社會,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程嘯則認為,“排外”是由于義和團的小生產的經濟地位決定的,再加上封建頑固派乘機冒充“滅洋”的政治代表,用“攻異端”,“衛圣道”的陳腐觀念來煽動,“從而使義和團的籠統排外行為更加惡性膨脹。”(注:程嘯:義和團思想述評,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在路遙的《義和團運動》中有孫祥民的觀點,即籠統排外“是由于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矛盾尖銳激發起來的正義反抗。”也有丁名楠的觀點,即“反帝”和“排外”是有聯系但性質不同的概念,反帝應該肯定,“排外”是愚昧落后的標記,但“對于它既不能苛責,也不能替它辯護。”
  4、義和團迷信色彩問題。關于這個問題, 大部分同志都承認義和團的迷信色彩。但是,卻在具體的評價問題上產生了分歧,范文瀾,翦伯贊認為,因為義和團“是一個自發的農民反帝愛國運動,它不可避免的要帶一些幼稚的,落后的歷史傳統——宗教迷信”,來作為其斗爭的精神武器。(注:翦伯贊:義和團運動,歷史教學1958年第五期;)一個美國學者認為,義和團利用宗教迷信來演練自己的禮儀活動,是“義和團宣傳自己和擴充隊伍的基本手段。”(注:(美)周錫瑞:民眾文化、政治戲劇與義和團運動,山東社會科學1990年第一期;)程嘯認為,這種教門信仰和正統神權龐雜交錯的信仰意識對于“農民反侵略力量的勃興和凝聚起過催化作用,但同時又窒息了這支力量的健康發展,成為導致悲劇結局的重要原因。”(注:程嘯:拳民意識與民俗信仰,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三期;)孫祚民認為,義和團的封建迷信色彩,雖然是“一種落后的表現,卻有著強烈的反帝愛國性質。”(注:孫祚民:義和團運動史若干理論問題研究評議,文史哲1991年第九期;)陳振江認為,義和團的封建落后性,已從早期“打擊個別的教會,教民,教士等狹窄的圈子上升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瓜分和不平等條約方面,”是一種進步。 (注:陳振江:華北游民社會與義和團運動, 歷史教學1991年第六期;)以廖一中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則主張對義和團的封建迷信的評價應一分為二。他們認為,在運動初期,義和團的宗教迷信對于集聚力量,鼓動群眾,嚴明紀律起過積極作用,可是后來卻起了相反作用,模糊了起義的理想和腐蝕了群眾的斗爭,它宣傳的“刀槍不入”給義和團造成了很大損失。楊天宏認為,當時民眾知識能力低下,是吸引人民參加的主要手段,就連“西太后也信以為真,乃對洋宣戰。”(注:楊天宏:義和團“神術”論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五期;)喬還田認為,義和團的封建迷信,“比起他們負担起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主流來,畢竟是支流末節,”并且,“在迷信的背后,隱藏著現實的革命狂熱,這是一種置生死于度外的愛國主義精神。”(注:喬還田:也評義和團的“排外”和迷信色彩,文匯報1986年10月21日;)
      二、關于“扶清滅洋”口號
  義和團在反帝斗爭中,普遍提出了“扶清滅洋”、“保清滅洋”、“順清滅洋”一類大致相同的口號。然而,關于此類口號的一些具體問題,卻在史學界引起很大爭論。
  1、“扶清滅洋”口號的提出。 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認為,“扶清滅洋”是朱紅燈提出來的,是為了“要吸引反洋教群眾加入義和拳,改提‘扶清滅洋’口號”的。(注: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李俊虎認為,義和團一面要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一面要反抗清政府的鎮壓,這樣會給斗爭帶來更大的阻力,也增添了不少困難,于是,義和團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樹起了“扶清滅洋”的旗號的。(注:李俊虎:試論義和團的“扶清滅洋”口號,歷史教學1963年第二期;)戴逸則認為,“扶清滅洋”是毓賢提出來的,他說,當山東巡撫發現自己的腐朽的軍隊不能消滅洶涌的革命勢力,就“轉而承認義和團為合法的民間組織,并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來代替‘反清滅洋’”。(注:戴逸: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人民中國1955年第十三期;)廖一中等在《義和團運動史》中稱:魯西北義和團“一八九八年十月在冠縣蔣家莊首先提出了‘助清滅洋’的口號。”陸景琪認為,“一八九八年春,四川大足縣人民群眾的反洋教斗爭就打起了‘順清滅洋’的旗號。”(注:陸景琪:義和團運動在山東的爆發及其斗爭,山東大學學報(歷史版)1959年第三期;)路遙也同意這個觀點,但認為是在一八九八年七月提出來的。(注:路遙:義和團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吳思歐和陳瀛濤則更具體的說,這口號是四川大足縣余棟巨提出來的。(注:吳思歐:略論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陳羸濤:第一次提出“滅洋”口號的余棟臣,文史知識1982年第十一期;)而戚其章和王如會等則認為,“扶清滅洋”是大刀會提出來的,(注:王如會:甲午戰爭和山東大刀會的興起,東岳日報1984年4月7日;)是由大刀會“興華滅洋”的口號演變而來的。(注:戚其章:“滅洋”口號的由來,光明日報1984年4月7日;)
  2、“扶清滅洋”口號的內涵。一種意見認為, “扶清”是扶保中國的意思,“滅洋”則為排外。丁名楠認為,“當時的農民分不開清廷和國家的關系,清朝在他們的心目中就是中國”,“滅洋”可解釋為排外。(注:丁名楠:義和團評價中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榮孟源也認為,根據義和團的告白中的“保護中原,驅逐洋寇”類似的口號可以看出義和團的“扶清是扶保中國”。(注:榮孟源:義和團運動評價管見,東岳論叢1980年第二期;)
  以廖一中等學者認為,“扶清”包含扶保中華和扶保清朝雙重內容,而“滅洋”則是反帝與籠統排外的統一體。(注:廖一中:義和團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文海也認為,“在當時,‘清’字可以有兩種含義:一是指朝廷,政府;另一是指大清國,即中國。”(注:李文海:義和團“扶清”口號的雙重含義,人民日報1982年第五期;)陳月清認為,“義和團的‘扶清’包含有“扶保中華’和‘扶清”雙重內容,”而“滅洋”除了反之外,也有籠統排外的意思。(注:陳月清: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
  李侃等則認為,“扶清”是扶保清朝,“滅洋”是籠統排外,而絕不等于“打倒帝國主義”這個科學的革命口號。(注:李侃:義和團運動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1979年第二期;)而路遙卻認為,上述提法都不全面,要正確理解“扶清滅洋”的內涵,“有必要從不同階段,不同地區隊伍中去進行剖析”,這樣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評價。”(注:路遙:義和團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3、對“扶清滅洋”口號的評價。一是這個口號是不是策略問題。陳振江認為,“扶清滅洋”口號是一種策略,是義和團為實現其“殺洋仇教”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斗爭手段,亦是人民群眾長期的反洋教斗爭的產物,“扶清”的前提是“滅洋”,有利于“滅洋”則扶,否則義和團就自行其是,可見“扶清”是權宜之計,具有策略意義。(注:陳振江:義和團幾個問題的辨析,歷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一些同志則不同意這個觀點。王致中認為,“扶清滅洋”口號“很難說是策略,即使是早期的反清,也是同‘復明’的思想相聯系的”,“‘要扶清’,‘保清’,就根本不能‘滅洋’”。(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義與義和團運動,歷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程嘯認為“扶清滅洋”不是策略,而是“民族矛盾逐漸激化的結果,又是農民對中外反動勢力的認識還處于感性階段的產物。”(注:程嘯:義和團思想述評,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李侃也認為,義和團“提不出類似于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那樣的政策和策略的”,雖然在一定的條件下起過積極作用,但它模糊了清朝與帝國主義的關系,導致最后被清政府利用而慘遭失敗。(注:李侃:關于義和團評價問題, 人民日報1980年4月10日;)還有一日本學者認為,“順清滅洋”是一種“傳統的家長式的庇護和服從的關系的反映”,“是義和團大眾對待權力的意識變遷的表現。”(注:(日)佐藤公彥:義和團民眾的權力表現,山東社會科學1990年第一期;)
  二是關于“扶清滅洋”口號的作用問題。一種認為,這個口號起過積極作用。陳月清認為,對“扶清”不能全盤否定,它在義和團初期起過好的作用,不僅團結了各階層的人民,也減少了來自清政府的壓力。(注:陳月清:關于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苑書義也認為,義和團并不單純主張“扶清”,而是把“扶清”與“滅洋”連在一起,“扶清”是為了“滅洋”。(注:苑書義:論近代中國的進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劉大年卻認為,“扶清滅洋”起了積極作用,它集中表示出義和團斗爭的鋒芒是針對外國侵略者的。不管什么人,只要贊成“滅洋”,義和團就加以聯合,扶持,這就有號召統一行動之義,當然,“滅洋”中也反映了在義和團中存在有籠統排外思想,(注:劉大年:中國近代史稿(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種認為,這個口號既有積極,也有消極作用。歐陽躍峰指出,“扶清滅洋”反映了義和團運動反抗性和落后性的統一。(注:歐陽躍峰:從“扶清滅洋”到“奉旨滅洋”,安徽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三期;)徐海安認為,“扶清滅洋”主流是“反侵略反奴役,同時暴露了農民階級的落后,保守,”“用‘滅洋’來反帝與排斥先進技術卻行不通,從正反兩個方面教育了中國人民。”(注:徐海安:義和團“滅洋”探析,學海1991年第三期;)而范大章則相反,他認為,“扶清滅洋”給義和團運動加上了封建主義的深深印記,使得這一運動未能超越封建主義“衛道排外”的藩籬,是“失敗的根本原因。”(注:范大章:對“扶清滅洋”的再認識,南京政治學院學報,1991年第二期;)
      三、關于清政府與義和團的關系
  義和團運動時期存在著尖銳的民族矛盾,清政府統治集團內部又有嚴重的派系傾軋,因而構成了對義和團的不同態度。究竟清政府與義和團是什么關系,清政府對義和團采取什么手段,這是史學界爭論的問題。
  1、關于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金家瑞認為, 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是以“剿”為主,只是后來由于義和團力量越來越強大,清政府才“改剿為撫”的。金沖及、胡繩也持同樣觀點,認為主要以鎮壓為主。而廖一中等則持不同的觀點,認為清政府對義和團一貫采取“以撫為主”的政策,而不是鎮壓;(注:廖一中:論清政府與義和團的關系,歷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義和團既沒有反清,當然不必鎮壓義和團,兩者是合作的關系。(注:廖一中:再論清政府與義和團的關系,天津社會科學1985年第六期;)劉天路認為,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方針一直在“武力鎮壓”和“以民制夷”之間搖擺。(注:劉天路:清政府的政策與義和團運動的興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哲社版)1991年第一期;)
  有人認為,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的復雜性和反動性,反映了各種政治力量之間錯綜復雜的斗爭。(注:李文海:義和團運動中的“假團”問題,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三期;)因此,清政府對義和團采取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各種復雜情況改變而改變的。總的說來,可以以義和團入京被招撫為界,分為兩個階段。戚其章認為,在前一階段,清政府對義和團采取了“剿撫兼施的政策”,(注:戚其章:試論義和團運動的發展階段及其特點,義和團運動史討論文集齊魯書社, 1982年版;)而林敦奎、李文海則意見不同, 認為在這一時期清政府對義和團采取的是“既不剿,又不撫”的方針。(注:李文海:封建統治階級與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史討論文集齊魯書社,1982年版;)
  在后一階段,關于清政府與義和團的關系問題上則有嚴重分歧。蘇壽桐認為,在這一階段,義和團運動已被封建統治集團所控制,成為“努力王家,同仇愾”的工具。(注:蘇壽桐:試論庚子北京義和團運動,光明日報1980年4月22日;)另一種觀點則與此相反, 認為清政府失去了對時局的控制。丁名楠認為,“清政府失去了對時局的控制,如果繼續堅持鎮壓義和團,首先肯定是清政府的被推翻。”(注:丁名楠:關于發言紀要引起的一些意見,光明日報1980年5月12日; )楊濟安等也認為,義和團雖然被清政府欺騙、利用,但總的說來,義和團還是占據優勢而控制了京城。(注:楊濟安、張守謙:義和團在北京的戰斗,光明日報1960年5月12日;)路遙卻來個不偏不倚,認為在這個階段, “很難說誰控制了誰,但與先前相較,顯然是由于義和團的大批涌入,打亂了封建統治秩序。”(注:路遙:義和團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2、清政府對義和團政策變化的原因。 關于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雖然在以“剿”為主還是以“扶”為主有分歧。但大家都承認,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不是一成不變的。那么,什么原因導致了對義和團政策的改變呢?史學界仍沒有定論。
  傳統的說法是,清政府無力或不敢以武力阻止其進入京津,因而變“剿”為“撫”。胡繩也認為,是西太后害怕在京城動刀兵,因而派剛毅去“勸導”,“曉諭”義和團。(注:胡繩:義和團的興起和失敗,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近來吳思鷗認為,西太后“歸政”的恐懼癥是“構成清政府對義和團政策發展變化的主因。”(注:林華國:關于義和團運動高潮階段的幾個問題,義和團運動史討論文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
  在路遙的《義和團運動》中有廖一中等的觀點,認為是因為后黨為了利用義和團的聲勢和力量來抵制英、日等國對廢帝立儲的干涉,才對義和團別有用心的支持的;林華國的觀點是,清政府對義和團政策的調整主要是“義和團,清政府,帝國主義三種勢力錯綜復雜的矛盾所造成的。”路遙則不同意上述的說法,他認為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的變化一方面是“帝國主義武裝干涉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義和團力量的迅速發展使清政府感到威脅所致。”(注:路遙:義和團研究述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四、關于義和團運動的歷史作用
  義和團運動無疑是一場反帝愛國運動,是一場正義的斗爭,它無可非議的有著偉大的歷史作用。但是,究竟有什么樣的歷史作用,在史學界有著許多不同意見。
  1、對當時的社會的作用。大家一致認為, 義和團運動在當時不僅打擊了清朝的封建統治,而且也暴露了清朝統治集團的極端腐朽和無能;同時還阻止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但是,義和團運動在阻止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中起了多大作用,卻有著分歧。
  劉大年在《中國近代史稿》中認為,義和團“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迷夢”,苑書義也認為,之所以帝國主義未能瓜分中國,是因為義和團的英勇的斗爭。(注:苑書義:論近代中國的進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蘇雙碧也認為,“至于義和團是否阻止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瓜分?這是一個無法否定的歷史事實。”(注:蘇雙碧: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廖一中在《義和團運動史》中認為,義和團不可能阻止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但卻“迫使帝國主義在侵華的態度和方式上變得稍微小心謹慎了一點,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一些做法。”孫占元也認為,義和團運動“迫使帝國主義改變了侵華的手段。”(注:孫占元:義和團與晚清社會,北方論叢1991年第一期;)吳民貴則認為,帝國主義未能瓜分中國,除了義和團英勇斗爭外,還有列強之間尖銳的矛盾。(注:吳民貴:慈禧太后與義和團,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1年第一期;)
  2、對后世的影響。義和團運動對后世的影響很大, 一日本學者認為,如果“以義和團的民族精神并克服義和團的盲目排外思想進行抵抗,最終必將取得革命的勝利。”(注:(日)久保文次宮崎滔天對義和團的評價,山東社會科學1991年第一期;)廖一中認為,“義和團運動激發了晚清新政的產生,同時又為辛亥革命創造了某些條件。”(注:廖一中:義和團運動對朝鮮的影響,歷史教學1959年第二期;)孫占元認為,義和團“對中國近代化起到了間接的促進作用。”(注:孫占元:義和團與晚清社會,北方論叢1991年第一期;)朝鮮學者高度評價義和團運動,稱其為“義和團的壯舉!義和團群雄喚起了人民宣誓消滅倭洋,形成了萬里長城般的巨大力量。”(注:(朝鮮)崔泰鎮:義和團運動對朝鮮的影響,歷史教學1959年第二期;)徐梁伯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以“自豪、勇敢、保守、蒙昧、脆弱”為特征的古典愛國主義的最高表現。(注:徐梁伯:義和團運動和古典愛國主義的終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五期;)張淇岳認為,義和團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客觀上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對20世紀民族工業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還對“資產階級革命派近代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促進了中國近代化。(注:張淇岳:簡論義和團運動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作用,延安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一期;)王業興也認為,義和團運動推動了中國政治,經濟近代化進程,是“實現近代化的前提。”(注:王業興:近代化在中國的嬗變與義和團運動的影響,史學月刊1991年第六期;)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也高度評價這一運動,稱其是“五十年后中國人民勝利的奠基石之一”。(注:周恩來:人民日報,1955年12月2日;)
  3、關于義和團對思想文化的影響。胡維革、 鄭權認為義和團興起的原因是一種中西方文化沖突,即是“一神信仰與多神崇拜”,“平等思想與等級觀點”,“追求來世與關懷現實”,“宗教慈善與傳統秩序”,“宗教儀式與倫理風俗”,“外來宗教與土著宗教”之間的沖突,因而不可避免的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影響。(注:胡維革、鄭權:文化沖突與反洋教斗爭,東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一期;)趙燕玲也認為,義和團運動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沖突,并且促進了中國文化的轉折。(注:趙燕玲:試論義和團與中國傳統文化,韶關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三期;)歐陽躍峰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激勵了義和團反帝斗爭,而傳統文化中的陳舊的“夷夏之辨和天人合一”又使義和團歸于失敗。(注:歐陽躍躍:義和團運動與中國文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蘇位智認為,義和團運動“失敗”的作用大于成功的作用,因為它從正反兩個方面促進了資產階級排滿革命思想有形成和發展,就連以章太炎為首的部分維新人士也投入了革命派的營壘。(注:蘇雙碧:義和團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義和團運動史研究論叢1982年第一期。)
  八十年代以前在義和團運動研究上基本上偏重于對基本問題和舊爭論的再認識。進入八十年代,則主要傾向于深入探討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的關系。有關義和團運動史的研究重點,是注重研究社會背景、社會文化動態、社會結構與游民社會等等,從中去探索義和團運動的全貌。并力爭從微觀著手,體現宏觀。當然,人們期待著在有關義和團運動史研究上取得更大成績。
  收稿日期:1999.5.19
社會科學動態武漢4~9K3中國近代史張春/李志軍20002000作者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歷史系七隊 南京 210003 作者:社會科學動態武漢4~9K3中國近代史張春/李志軍20002000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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