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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夢影里的城市批判  ——京派作家城市小說論
鄉村夢影里的城市批判  ——京派作家城市小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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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派作家是以鄉土小說而引人注目的。他們的代表作家沈從文、廢名筆下的鄉村充滿了詩情畫意和神秘色彩,交織著原始的野性強力和真摯的人情味,堪稱一個遠離現代社會的理想國。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說遠遜色于他們的鄉土小說,這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然而,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卻使它因此而越發具有了不可忽略的意味,諸如:繁華在都會,人性在鄉村;物質在城市,精神在鄉村,等等。城市與鄉村的對峙與相銜,構筑出談不盡的現代中國的文化景觀。這里,不但恩格斯說的歷史與倫理的二律背反及判斷絕對有效,而且尤能見出中國人文精神中那種悲壯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分量。
  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說以文學的方式在認識城市的同時,完成了一種文化描述,小說中的無數主人公們強化了他們的鄉村情結,也了結了他們的城市夢想。這里,城市不是以“題材”而是以“意象”的形式呈現。他們無意于具體的城市生活特色,只關注這種生活中的人性變異,進而展示其生存困境。
  這里的“生存困境”,亦即與固有的文化氛圍不相融合的生存空間給人造成的一種心理失落。這種“心理失落”在京派作家身上,就表現為對城市的厭倦和對鄉村的依戀。但是,地域觀念在他們并不強烈,對鄉村的依戀和對城市的厭倦只是他們在多重文化沖突中作出的自己的文化選擇。城市與鄉村,在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說中是一組具象化的文化符號,它遠離了現實的意義,成為京派作家感受人生的精神砝碼。他們對“生存困境”的感知,是以純粹的精神體驗的方式存在,它來自京派作家內心深處對傳統文化的依戀和對社會人生的審美介入,因此,從文化的角度切入對人生的認識,完成一種審美判斷,是京派作家最顯著的特點。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說明顯呈現著兩極形態:鄉村的美麗、靜穆與城市的墮落、混沌。因而,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說基本上是籠罩在他們的鄉村夢影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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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所置身的世界本無“鄉村”與“城市”之分,是歷史的不斷發展,才打破了單一而固有的農業格局,使城市出現了。城市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代表了物質的繁盛和社會的前進。但是,城市不象鄉村那樣雖然貧瘠、荒僻卻能敞開慈母般的胸懷,不拒絕任何闖入者,城市似乎有一種天生的傲慢,生存競爭的殘酷性可以讓人飽受世態炎涼,新的生產關系使它喪失了道德。在城市,金錢的地位空前地上升了,它肆無忌憚地毀滅著人性,物的世界的繁盛導致了人的世界的貶值,于是,城市愈來愈繁華,而人在其中也愈來愈變成非人。
  本文所指的城市包括那些剛剛從鄉村脫胎而出的中小城鎮以及正在迅速發展的大都市。然而,城市在這里又沒有確定的含義,它只是與鄉村相對而言,與鄉村一道構成了兩種文化的對應物,并以互相對立的形式出現。京派作家的文化取向是選擇鄉村,推拒城市。雖然他們大都是教授、學者。三十年代的沈從文,已躋身教授行列,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他已是個地地道道的城市中人。但他卻固執地以“鄉下人”自稱,拒絕對城市的認同。
  沈從文的城市觀也許不能完全代表京派作家對城市的體察,但他對城市的體察卻是最有深度的。他從“邊城”走向城市的每一步都充滿了傳奇色彩。生活和施展才華的內外驅力帶領他一步一步邁向了城市舞臺,然而恰恰是這一步一步的邁進,加大了他這個城市“闖入者”的痛苦的張力。他把思考的焦點對準了城市與鄉村的比照:鄉村如一股清新活躍的風,高揚著生命的旗幟,城市在鄉村的燭照中,顯得猥瑣、虛假而又僵硬。城市成了一具沒有生命的蒼白的軀殼。因而他對湘西故土懷著永恒不變的熱愛,戀筆于那里的一山一水,一村一鎮。而他的城市中人則呈現出“人性的沉淪”。可以看出,沈從文一進入城市社會,就懷著一種隔膜和厭惡。但是,讓他返身離去,又是不可能的,對新的生活的渴望使他必須留在城市,忍受一切的難堪。沈從文之所以沒有達到與城市真正的融合,原由于他的世界觀的自我抗拒。兒時已形成的對蠻荒原始的自然狀態的人生方式的認可,以及一開始踏入城市時那些貧困的日子更使他在煎熬中看夠了城市的虛偽。這個時候,再轉過頭來遙望那片鄉村故土,必然會感到一種寧靜的溫馨。于是,他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感情的依托,有了這個他心中理想的所在,城市就顯得更加墮落和荒唐。在心靈上,他始終是城市世界的局外人。這樣,沈從文筆下就出現了兩極人生的鮮明對比:一邊是完美、崇高和純潔;一邊是異化、墮落和虛偽。兩極參照更加劇了它們的逆向背離。
  即使是象凌叔華、林徽因這樣生活優裕的京派女作家,也都強烈地渴望走出窗外。中西兼具的教育并沒有使她們從心靈上完全歸屬城市。她們屬于“人性的、太人性的”一群,從一種純粹的文化傳統和審美觀照出發去認識人生,感知生活,同時在小說中也透視著“城市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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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說對城市世界的掃描不是站在全方位的視角,他們是從鄉村的立場來返觀城市,在他們眼里,鄉村代表著“一種健康優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 〕生命力就洋溢在無雕無飾的生存狀態中,與自然相契合。而城市則褪盡了生命的原色,充斥著虛偽和墮落。他們的城市小說沒有了描寫鄉村時那種牧歌式的情調,而是以人性剖析的審視點構筑筆下的城市世界。與描寫城市生活的現代中國其他作家相比,他們不象茅盾那樣以全景式的勾勒展現都市人生的復雜形態,也不象以劉吶鷗、穆時英代表的新感覺派作家那樣刻意捕捉城市生活新奇的感覺和印象。京派作家不在于表現城市生活的緊張、快節奏等現代生活特色,所提供的城市生活場景也不夠完整,但他們專注于現代城市對人的異化,切入的角度命中了城市人生最致命的弱點。他們將具體的城市特色淡化、抽象化,以便與鄉村景觀構成鮮明的對立,他們那文化介入的視角使他們審視城市的焦點聚光于那些紳士、官僚、職員、教授和大學生……等“知識者”之中。這些城市文化的代表者演繹著這個世界的“一切所為,所成就,無一不表示對于‘自然’之違反,見出社會的拙象和人的愚心”〔2〕這樣一個總的特征。 這幫“知識者”群像所具有的虛偽、卑瑣和貪欲,表現了人性的扭曲和道德淪喪。
  沈從文的《八駿圖》就集中了沈從文對知識階級的道德、人性的心理學分析。“八駿”,指的即是八位被稱為“千里馬”的大學教授。除了故事的主角、小說家周達士,還有物理學家教授甲,生物學家教授乙,哲學家教授丙,史學專家教授丁,以及六朝文學史專家教授戊……。這些知識“名流”,分別于暑期來到青島海邊一所學校講學。表面上,他們個個“為人顯得很莊嚴”,很老成,心里卻時刻被情欲所鼓動,于是在維持外表的“尊嚴”和屈從內心的欲望之間,現出了困頓、虛偽、自私、猥瑣的原形。
  這群“知識者”道貌岸然的外表掩飾不住心底的躁動,他們都害著現代人最普遍的病癥:對性與美的欲望在“道德”及“文明”的幌子下被抑制、被堵塞,只能以種種變態、畸形的方式表現出來。“情”和“欲”,是沈從文解剖現代人病態心理的一個入口,現代社會把情與欲變得復雜化了,它們已經不單單是屬于個人的行為,而是附帶上了許多外在的因素,甚至變成了“道德”的附庸。情與欲的扭曲正是人性失落的最鮮明的特征,沈從文就是站在這個立場上,分析八位教授的心理病癥的。
  《自殺》是沈從文解析這種病癥的又一個例子。小說含蓄地寫了中年人的感情波動。“大學教授”這個“體面”的身份需要他維持已被公認的“幸福”。但潛意識卻時時要受情欲的困擾。
  這就有一個問題:幸福是什么?是那“體面”的虛榮心的滿足,還是情欲的兌現?小說中前后兩次出現在教授心部響起的“叭”的一聲,是來自他心里的斷裂,心與身已貌合神離。“仿佛有一點憂郁,不知從什么地方繼續侵進生活中,想用力挪開它,可辦不到。”從此,教授心里的那份安寧被打破了。寂寞、無奈、空虛,都被籠罩在一種空洞的“幸福”光圈之中。
  被打破的是那層“文明”的外殼,它造成了知識階層性愛的無常,情欲的萎瑣。丈夫可以在客廳昏黃的燈光里與太太的女友曖昧地調情(《有學問的人》);妻子可以被作為誘餌,滿足丈夫一個新奇的“閃念”(《某夫婦》)。……
  “現代男人和女人深層的心理疾病就是直覺官能的病變和猥瑣”。〔3〕用勞倫斯所說的這個“現代”, 指稱中國的那個至少是京派作家城市小說中的“城市”是再恰當不過的了。這里的直覺官能,就是人類的生命力量,來自人體自身,是一種原始的,未加修飾的,渾然超樸的生命源泉。“城市”已使這一切復雜化了,因而就呈現了一種雜亂的心態,一種由心理層面透出的人格裂變。
  在沈從文這個“鄉下人”看來,生命的沖動可以沖垮一切。一個極其“厭惡”女人的人,在一種“真實、自然的美”(這里指愛情,亦指女性)面前,卻心甘情愿地迅疾跌入了婚姻的網(《若墨醫生》)。若墨醫生當然也是個“知識者”,但他與沈從文筆下的另一些知識者不同,他因還有天真、偏執的這些真實的生命力度,所以還有資格成為一個能去愛的人。
  當然,沈從文那些熱情、持久的愛情故事,屬于他的鄉土世界。在那里,一群沒有受到任何“城市文明”沾染的鄉下人,創造了一幕又一幕生命之劇:蕭蕭(《蕭蕭》),柏子(《柏子》),四狗(《雨后》),還有媚金、《豹子和那羊》里的一對情人……,甚至山大王也為情所感,成了溫柔的丈夫(《在別一國度里》)。那里沒有所謂悲劇和喜劇之分,也許故事有一個悲慘的結局,但在生命的情與欲的升騰中,顯示了一種人性的強力。相反,城市中的人們,這種生命的強力已被閹割,情與欲已不足以構成故事,只配用作冷眼透視和理智解析的材料。被“文明”和“知識”武裝的男女們,情,變得虛偽;欲,變得猥瑣。“生命也如文明人的歷史,因涂飾過厚而蒼白貧血”〔4〕。
  城市與知識是文明的結晶,也是文明的標志。知識者當然生活在社會化程度高且集中的城市。而從人性出發研究人性的沈從文,他在描繪城市知識階級情欲猥瑣的同時,超越了城市這種生存背景,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所謂的“知識”本身,從更根本的層面否定了城市那種戕害人性的偽文明。
  沈從文一篇小說直接以《知識》為題,拆穿了“知識”的騙局。一個留過洋,以“人生哲學”的論文得到過哲學碩士的人,卻在一戶鄉下人身上找到了“人生”的標本,斷然拋棄往昔的一切,痛罵了老師,燒掉了書籍,跑進了山林。這個故事象一則寓言,其含義不言自明:活也自然,死也自然,任何知識都是矯情,把生命看作日月星辰,一切才能納入永恒。這是一種帶有禪意的人生觀,只有脫落了所謂的知識,才能進入智慧的境界。
  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傳》借莫須有先生“自敘傳”般的生活觀感,透徹地傳遞了廢名對“知識者”的觀照。對莫須有先生而言,知識曾使他獲得了一分虛名,然而他卻沒有舒展自由的人生。“知識”,成了沉沉壓在他身上的鐵套,斑斑銹跡已染遍全身,他自己卻一無所知。他的行動永遠在此岸踏步,卻讓思想盤桓在遙遠的彼岸,而這兩岸的落差又把他打扮得極為神秘,他在兩岸之間忙碌著,一會兒洞察人生,評析世事,做博學思索狀;一會兒萎頓躊躇,卑瑣軟弱,費思傷神。這部作品里,廢名放棄了他慣常的詩意描寫,改為散漫行文,語句篇章都散漫之至,似乎是無心雕琢,其實正是作者有意而為,因為這種結構行文恰恰與莫須有先生這“唐吉訶德”式的城市文人的心態、意緒相吻合。
  還有《講究的信封》、《追悼會》、《晌午》、《文公廟》……,從大學生到私塾先生,人性的懦弱、自私、陰暗、粗俗構成了他們行為的基點。廢名不厭其煩,孜孜不倦地揭發著“文明”病癥,展覽著所謂知識者那變異的人生。不獨沈從文、廢名如此,對知識的解構幾乎成為京派城市小說的聚焦點,但他們似乎并不是仇恨本體意義上的“知識”,而是寄予了“城市文明”以批判的主題。
  貧民人生,作為城市的一角,也曾被京派作家所關注。沈從文為此寫下了《腐爛》、《泥涂》、《生》……,此外,還有女作家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及蕭乾的小說集《籬下集》等等。
  沈從文的《腐爛》和《泥涂》分別寫了上海棚戶區和“長江中部一個大市鎮”的貧民生活。作者不是階級論者,他是持著“人性”主義來看這個世界的,所以他沒有從“階級”分析的立場揭露其“腐爛”的緣由,而是把“下等”的貧民生活與那些“上等人”的花天酒地做了一個比較,不動聲色地嘲弄著那些紳士、太太們的生活,從“人性”傾斜的角度傾注了自己的批判力量。在城市貧民社會里,基本的人性要素已經不復存在,貧民們起碼的生存權力和生存尊嚴都被剝奪殆盡。
  女作家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是把貧民放在一幅城市生活的縮影中,在北平罕見的華氏九十九度的高溫里,一邊是挑夫們流汗、賣命,直到在溽暑中倒斃;一邊卻是有錢人的閑聊、慶壽、擺宴設席……,作者剖開了城市人生的“橫切面”,把相同的時間點里各不相同的人生作了一個客觀對比,作者的同情明顯地傾向于那些城市貧民。
  如果說,沈從文和林徽因對“泥涂人生”的關注,完全出于他們的人道主義的立場,他們是站在這種生活之外,基于自身的人性體驗,向城市貧民布施的一種“人類的同情心”,那么蕭乾,這個出生在北京貧困區的貧困兒,對生活的感受則來自現實人生的真實體驗。他的小說大部分取自他的童年生活,他把自己所受的一切屈辱變成為內心深處對這種世態炎涼、人情淡薄的社會的叛逆。《籬下》、《落日》、《矮檐》……,都是寫一個城市貧兒的命運。小說把城里人的虛偽、冷酷,從一個兒童眼里展現出來,更顯示出世態炎涼的殘酷。母子之情的真切與城市社會人心惡濁產生鮮明的對比。而以“姥姥家”為象征的鄉村生活也在這個貧困兒童的腦海里被一遍又一遍地繪上七彩光環。
  城市貧民,與城市知識階層構成了城市人生的兩極,知識把人異化,貧困又使人變成非人。京派作家寫鄉村時,并沒有掩飾人們生活的簡樸和勞作的辛苦,但同時也從中展示了一種原始的生命力量。而城市貧民的生活卻讓人感到極端的壓抑,他們處在城市的層層羅網下,生命力已被扼殺了。北京街頭的賣藝老人和上海棚戶區貧民的生之掙扎都讓人感到了生活的沉重以及基本的人性要素對這種生活狀況之深重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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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淪落是文明進程中一個最令人痛楚的“惡果”,現代人類對自身生存狀態所產生的種種失落感和幻滅感都由此而來。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說描繪了一個人性已被扭曲的“城市世界”,在那里,本該以最熱烈最坦誠的方式實現的情與欲,卻被虛假的“文明”閹割了,那里不能容納愛情和夢想,要么虛偽地活著,要么沉重地死去,人生被消解在一片空虛和無奈里,“文明”與“生命”呈現為尖銳的對立狀態。
  這種“文明”與“生命”的對立,遠遠背離了京派作家那種理想的生存形態,那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京派作家的文化范疇里,自然、和諧、靜美是生命的至高境界,他們向往健康的人生與理想的人性,追求人與自然的契合。而在他們的“城市世界”里,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代之而來的是物欲橫流、道德淪喪以及生命力的消亡。因而他們懷著對理想人性的無限追求來解剖這種人性的沉淪,并試圖在現實與理想的對比中揭示這種現象所產生的根源。從這個角度來看,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說具有強烈的文化取向與審美價值,體現了人類不可泯滅的對精神世界的終極追求。
  然而,城市的發展,必然會導致物的世界的不斷增值。隨著封建宗法制的逐漸解體,商品經濟占據了主體,人類固有的美德、價值標準和自然、質樸的人性因素卻遭到了物欲的沖擊,和諧、自然、靜美的生命狀態不可避免地被改變。京派作家沒有辯證地看待這種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而是固守著“鄉下人”的立場,把原始的野性強力看作人性與生命力的本源,并由此來判斷和衡量“城市世界”人性淪落的現象,就陷入了一種靜止的歷史觀。
  恩格斯說:“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里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種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5 〕人性的淪落給人類的前行帶來了一片不和諧音符,然而正是在這種“不和諧”的形成和被打破中,社會的進步才成為可能。所以,道德的評價應當與歷史的評價相關聯。文明的發展帶來了人的異化,但是它終究要由文明本身來解決。歷史不斷向前,文明也會不斷完善,京派作家對城市的觀照恰恰是缺少了這種動態的歷史審視,把握了這一點,才能正確而全面地看待京派作家那“鄉村夢影里的城市批判”。*
  注:
  〔1〕《習作選集代序》,沈從文。見《沈從文選集》第五卷, 第231頁,四川人民出版社。
  〔2〕《燭虛》,沈從文。見《沈從文選集》第五卷,第68頁。
  〔3〕《性與美》〔英〕D·H勞倫斯著,于紅遠澤,第3頁,知識出版社版。
  〔4〕《城與人》,趙園著,第246頁。
  〔5〕《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恩格斯。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36頁,人民出版社版。
              (作者系河北經貿大學文秘系教師)
                    〔責任編輯 李懷亮〕*
  
  
  
河北學刊石家莊79-8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淑玲19961996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79-8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淑玲19961996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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