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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作家的文化觀
京派作家的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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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京派”,是指20世紀30年代主要在北平活動的一批從事新文學創作的小說家、詩人、散文家和文藝評論家,有周作人、馮至、廢名、陳夢家、方瑋德、林徽因、孫大雨、孫毓棠、林庚、曹葆華、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梁遇春、方令孺、朱自清、吳伯簫、蕭乾、沈從文、凌叔華、蘆焚、汪曾祺、李健吾、朱光潛、梁宗岱、李長之等。
  這些作家歷來被文學史視為一個文藝群體,但實際上他們只有一些比較松散的文藝小圈子,既沒有正式結社,也沒有共同發布過任何文學宣言,并且不同的文藝小圈子之間也沒有特別密切的聯系。其中比較有名的文藝圈有:以周作人的苦雨齋和《駱駝草》雜志為中心的作家,主要成員有周作人、廢名、馮至、梁遇春等;由林徽因主持的被稱為“太太的客廳”的沙龍,主要成員有林徽因、葉公超、聞一多、陳夢家、何其芳、卞之琳等,主要是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不少原是“新月派”的成員;由朱光潛主持的“讀詩會”沙龍,主要成員有朱光潛、梁宗岱等,主要也是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以《大公報·文藝副刊》為中心的圈子,主要通過副刊編輯會聚合,沈從文、蕭乾是主要召集人。這些文藝小圈子存在著一定的交叉,比如卞之琳、何其芳既經常光顧“太太的客廳”,也是“讀詩會”上的重要成員;廢名既經常出入周作人的苦雨齋,也頻繁進出西式沙龍。但總體來說,京派作家的內部差異非常明顯,這首先體現為所受教育不同而產生的差異,像苦雨齋文藝圈中的作家傳統士大夫的味道比較濃一些,其他西式沙龍中的作家就比較洋化一些,后者的活動也摻雜了較多的西方元素。其次也體現為代際不同產生的差異,京派作家中既有較早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周作人、廢名、馮至等作家,也有20世紀30年代成長起來的卞之琳、何其芳等新一代青年作家,代際之間在文學觀念、審美趣味與個人追求等方面都有顯著的不同。
  這樣一個松散的團體,為什么后人卻認為他們具有相似的文學風格和審美追求呢?為什么直到今天,文學史研究始終將他們認定為一個流派、一個整體?大量資料表明,有關京派的研究成果甚豐,但京派這一文學流派的命名問題,卻始終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或者說從未有過統一的認識。在我們看來,理清這一問題對準確把握整個京派文學的本質內涵恰恰是具有關鍵作用的;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就得回到問題產生的原點,即京派作家界定的標準。
  一、有關京派作家的界定問題
  有關京派作家的界定是學術界一直爭議的問題,爭議的焦點聚集在究竟哪些人屬于京派?和“京”的關系密切到哪一步才能入“派”?學術界意見紛紜,莫衷一是。試舉其中幾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如下:
  一是張恨水。張恨水20世紀30年代就生活在北平,創作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小說,不僅北平城內婦孺皆知,而且紅遍上海、南京等地。這些作品表現了大量北平市民的生活,但相當多的學者堅決不把他納入京派作家,稱“張恨水的不少作品盡管京味十足,天橋、大柵欄、小胡同,如此等等,留給人們以深刻的印象,再給他喬裝打扮,但誰都會認出他不是京派作家。”[1](P4)
  二是老舍。老舍土生土長在北平,將一生都傾注于表現北平市民世界,以北平為背景、為題材、為描寫重點的作品不計其數,幾乎沒有人能像老舍對北京文化那樣透著心的熟悉、那樣地道的描寫。老舍與北京,是一個人與一座城、與一種文化的關系。然而,卻很少有人認為他是京派作家的重要代表,甚至認為他是京派作家的也不多。
  三是“九葉”詩人。這批詩人與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有著深厚的淵源,抗戰勝利后也與北京及周邊幾所著名大學關系密切,像穆旦、袁可嘉都在朱光潛主持復刊的原京派雜志《文學雜志》上發表過作品。但他們畢竟形成于上海和云南,不在北京,且與原來京派作家的關系是遠距離的。
  上述這些作家算不算京派?學術界將其納入京派的有之,將其分出京派的也有之,提出廣義的“京派”與狹義的“京派”加以調和的也有之。然而一個客觀的事實是,有關京派文學的權威選本,如吳福輝編選的《京派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和戴光中編選的《大學名士的清談——“京派”作品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都沒有提及張恨水、老舍和九葉派。
  而那些被大多數文學史納入京派的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以及批評家的主要代表,他們幾乎都是“外鄉人”!1934年,京派與海派論戰最激烈的時候,魯迅在化名“欒廷石”發表的《“京派”與“海派”》中指出:“所謂‘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2]1938年,沈從文這樣回憶京派的文藝活動:“北方《詩刊》結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詩人和幾個好事者,產生了一個讀詩會。這個集會在北平后門慈慧殿3號朱光潛先生家中按時舉行,參加的人實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馮至、孫大雨、羅念生、周作人、葉公超、廢名、卞之琳、何其芳諸先生,清華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華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3](P247)這里提及的作家幾乎都不是北京本地人。
  實際上,從整個京派的發展歷程來看,真正是北京本地人的京派作家很少,大多數來自五湖四海:周作人是浙江人,朱光潛是安徽人,廢名是湖北人,沈從文是湖南人,李健吾是山西人,梁宗岱是廣東人,馮至是河北人,林徽因是福建人,何其芳是四川人,王了一是廣西人……這些作家的成長背景和知識結構有那么大的差異,他們在作品中復活的也往往是各自家鄉的風情民俗、兒時記憶,為何會被歸入一個以“京”命名的文學流派呢?大量描寫北京的張恨水不算京派,在北京出生的本土作家老舍也不算京派,倒是一些在北京描寫自己家鄉風情的外鄉作家——如寫《故鄉的野菜》的周作人、寫《邊城》的沈從文、寫《竹林的故事》的廢名——倒算京派!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
  如果我們再深入考察京派這一流派的形成,更覺得它的形成與眾不同。在現代文學史上的諸多流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語絲社、湖畔詩社、沉鐘社、中國詩歌會等等,都與具體的文藝社團緊密聯系,都有自己的共同的藝術宣言或主張。而與京派作家相對立的海派作家,表面上似乎松散,實際上則是一個比較獨立、集中的文藝小圈子,主要成員施蟄存、杜衡、穆時英、劉吶鷗等,是同一個文藝圈里的成員。這些現代文學流派形成的特征,卻是京派所根本沒有的!這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這是不是說,現代文學史上實際并不存在京派這一文學流派呢?不,我們認為它是存在的,但同時我們也認為,這一流派的形成有其獨特性,不像其他文學流派那樣受到人事交往的巨大影響和牽掣,它的形成及命名,更多的是來自這批作家在文化觀上的共通與近似,這是京派作家之所以被人們視為一個文學流派的關鍵所在。正是在這樣一種相近、相通的文化觀的巨大輻射下,京派作家內部因生活經歷、知識背景、審美傾向的不同而存在的差異被融合、被忽略了。也正由于京派是出于這樣一種高度的文化自覺而形成的,不受限于某個具體的文藝圈子,所以京派能夠海納百川,堅持多年,擁有比其他文學流派更為豐厚、更為深廣的內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見,如果忽略了京派的文化觀的話,我們就難以準確了解京派本身了。那么,京派的文化觀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呢?我們認為,它主要由三個方面構成:一是自然人性觀,二是古典審美情結,三是中立包容、沉穩寬厚的文化姿態。
  二、京派的自然人性觀
  在現代文學史上,海派與京派雙峰并峙。海派文學源自現代工商業大都市,注重表現大都市的“文明病”和都市男女躁動迷惘的心靈狀態,往往展示電影、jazz、摩天大樓、飛機、汽車等現代工業產物,表現現代都市生活所特有的喧鬧、繁忙、速度、色彩以及沉湎于其中的享樂、淫逸情緒。鄉村生活幾乎不在他們視線中,即使提及也多少帶有一絲輕慢。京派文學則相反,更多源自鄉村生活,具有特別強烈的牧歌情調,多表現對村野世界的向往和對都市文明的反諷。
  可以說,京派作品中始終呈現著這樣兩種鮮明對立的世界:一是鄉村世界,一是都市文明。京派作家筆下的鄉村世界是:故鄉的習俗,田間墳頭的民謠;竹林掩映中的茅舍,清澈的菱蕩,傍著河岸的古柳和農家;吊角樓的燈光映照著河中綽約的帆船,有水手燃亮廢纜來照路上岸;沿著青翠幽靜的山巒,一條清冽的河緩緩流過,守著這河、這山的,有一條小船、一個老人和一個少女……京派作家對自然村野的審美表現體現了一種田園牧歌式的情懷。他們對于都市文明的表現則明顯帶有一種批判的眼光,實際上也是為了襯托自身對鄉野世界的向往。這也許非常奇怪,京派作家大多是高層知識分子,但他們的審美趣味崇尚的卻是鄉土情懷,“鄉下人”往往是他們頗為得意的自稱。沈從文就這樣明確說過:“請你試從我的作品里找出兩個短篇對照看看,從《柏子》同《八駿圖》看看,就可明白對于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分子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反映在作品里。”[4](P4)周作人在評論廢名小說《竹林的故事》中也流露出這樣一種對田園生活的向往:“不過我不知怎地總是有點‘隱逸的’,有時候很想找一點溫和的讀,正如一個人喜歡在樹陰下閑坐,雖然曬太陽也是一件快事。我讀馮君的小說便是坐在樹陰下的時候”,“馮君所寫多是鄉村的兒女翁媼的事,這便因為他所見的人生是這一部分。”[5](P1, 2)
  這兩種世界的不同,實際上流露出了京派作家共有的一種自然人性觀,他們認為:人的自然本性純樸而善良,只有親近自然、貼近鄉野的人性才是和諧完美的,而人的惡與丑陋是過于喧囂雜亂的現代社會以及虛矯的現代文明造成的。所以京派作家用飽蘸情感的筆,復活了關于故鄉的記憶:大自然懷抱中寧靜和諧的生活,善良淳厚的優美人性;粗糙的靈魂、單純的情欲,新鮮而奇異;熱烈的放蕩,粗俗的撒野,映現出違背文明污染的真情實性。他們筆下的鄉村世界,在溫和與寬容、青春與衰老中,有哭亦有樂,有血亦有淚,有愛亦有憎,然而并不現出生的黯然與猙獰,有的是生的一份歡喜、一份坦誠、一份莊嚴、一份期待、一份對命運的默默承担。相對于古樸、寧靜的鄉村世界,是鄙俗、喧囂的都市世界;相對于女性、老人和兒童稚拙、無機心的世界是成人、上等人虛偽、冷漠、爾虞我詐的世界。在后一個世界中,有自作聰明的市民、故作姿態的紳士、高深莫測的教授、怯懦庸碌的官僚、俗不可耐的太太和矯揉造作的小姐等。
  京派作家之所以形成這樣一種奇異的自然人性觀,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無疑是以下兩點:
  第一,這與他們當時遠離政治中心和商業中心有關。20世紀20年代末期,國民黨政府遷都南京,整個國家的中心南移,大批作家也南下上海等地,原先作為國家中心的北京遺落為國防的邊陲。遷都的一個影響就是,“沒有工業和其他支柱產業的北平,文化教育遂成為最重要的事業,成為城市的命脈。……1931年,北平的高等學校26所,幾占全國之半。”[6](P140)1933年左右,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沈從文等南遷的作家,先后重返北平任教。他們重返北平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不堪紛繁蕪雜的現代都市生活,不喜歡頻繁論爭的上海文壇,而希望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做學問,搞創作。文化積淀深厚、重點高校眾多的北平,于是再次成為吸引他們的地方。一批剛從歐美留學歸國的作家,如林徽因、朱光潛、李健吾等,在國外受過專門的學術訓練,傾向于回國后能在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里繼續做學問,北平對他們來說自然也是比較明智的選擇。還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常風、林庚等新一代校園作家,就讀于北平高校或剛剛畢業,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京派的重要成員。
  正是由于遠離政治中心和商業中心,遠離混亂不息的論爭,京派作家在北平這個“大學城”才容易沉靜下來思考有關宇宙和人的終極問題。關注人本身,特別是探索人性問題,成為京派作家共有的特點:“京派批評家的文學視野所關注的,主要的不是社會或歷史的進程與規律,而是個體的人、是主體對生活的體驗與領悟。……在京派作家的文學功用觀中,人的因素也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文學對社會施加影響同樣是通過人,通過對國民的每一個個體的人格塑造來達成的”。“‘人’——個體的‘人’,就成為流派批評的文學本質論與文學功用論的交匯點,成為他們將自己的社會關懷與文學理想聯系起來的重要樞紐(或者中介環節)”[7](P118)。因為對大都市有著深刻的拒斥,他們不約而同地將對理想人生、美好人性的向往寄托在了自然上:“從審美情趣上看,‘京派’小說家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心儀陶淵明,這種選擇使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表現出對田園牧歌情調的傾心向往……但他們的田園牧歌風的小說比西方的自然派作品更講求自我的逃遁,更講求情感的客觀投影,因而有某種類似非個人的性質,‘萬物與我為一’的理想正是它的注腳。”[7](P269)
  第二,對傳統文化的崇尚與追隨,也是京派作家形成自然人性觀的一個重要原因。京派作家大多是學者出身,對傳統文化表現出極大的熱忱,并且對傳統文化的吸收也有共通之處:比較注重古代文化中的道家和禪宗,普遍崇尚自然、注重內心體悟。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把新文學分為“載道派”和“言志派”兩類,早已表明了對儒家文化的排斥。“五四”退潮以后,他逐漸退出社會論戰,埋頭于苦雨齋中,隱逸思想就更重了。他為廢名的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傳》寫序,大段引用《莊子》來評價廢名,認為廢名“文章已近道”,并認為莊子的話是“關于好文章的理想”,[8]道家思想的影響是非常清晰的。沈從文的作品在描寫人與命運與社會沖突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順其自然、心情淡泊,道家文化的影響是不言自明的。而廢名本人就著過一本名為《阿賴耶識論》的佛學著作(該書一直到1998年才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就小說創作而言,從1925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到1928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桃園》,再到193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橋》,代表了廢名小說創作所經歷的三個階段,也展現了廢名小說禪宗意味的不斷加重、田園風情不斷增濃的過程。長篇小說《橋》在廢名所有的作品中,被認為是“最具禪意的一部”[9]。這部長篇其實有著廢名以往小說創作的連綴和延續,故事還是從《柚子》就開始的那個愛情故事,場景也類似竹林、桃園、菱蕩那些幻美迷朦的場景,但人物的性格和命運更具抽象化,更多投入了作者自身的心理體驗,誠如朱光潛所說,《橋》里的“主要人物都沒有鮮明的個性,他們都是參禪悟道的廢名先生”[10]。正是因為《橋》融入了“妙悟”、“靜觀”、“明心見性”、“直指人心”等佛教思想,并運用語句的“跳躍”和“斷絕”來構成大片想象空間,精心營造出唐人絕句的意境,才體現出那種安于自然、悠寂閑適和寧靜淡遠的鄉土田園之美。
  必須指出,傳統文化中的道家和禪宗這兩支思想脈絡,與京派的自然人性觀有著非常接近的地方,但它們所指向的歷史語境是有一定區別的。道家和禪宗所面對的,是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傳統中央集權制度;京派的自然人性觀所面對的,則是以現代工業為基礎的正在轉型的現代國家。所以京派自然人性觀的價值,不僅在于他們延續了傳統文化的某些精髓,更在于他們從所面對的新的歷史語境出發,對傳統文化做出了某些創造性的重釋和革新,為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做出了積極貢獻。
  三、京派的古典審美情結
  20世紀30年代,當左翼文學、意識流小說、心理分析小說、新感覺派等世界文學思潮在上海文壇輪番登場時,北平文壇特別是京派作家群則顯得步履從容,略顯“滯后”,他們的創作實踐和理論研討普遍存在著一種濃厚的古典審美情結。
  這里所說的“古典”,比較寬泛,不專指古典主義,而是針對當時風行世界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現代”來說的。京派興起的時期,正是現代文學如日中天的時候,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20世紀新生的文學流派橫掃歐美,詩歌中的艾略特、奧頓,小說中的伍爾夫、喬伊斯、左翼小說、日本新感覺派小說、心理分析小說,都風靡一時。這些文學思潮和文學創作雖然主題不同,風格各異,但普遍表現出來的一種傾向是對傳統文化的叛逆與重估,充滿了狂熱、虛無、歇斯底里。尼采在數十年前“重估一切價值!”的叫喊,在現代文學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呼應。這股現代主義狂濤巨浪的涌現,既有文學內部發展的原因,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重創西方文化的結果。一戰的悲慘結局,使歐美社會占主流的人道主義思想和啟蒙主義思想遭受重創和扭曲,各種虛無主義的思潮洶涌澎湃,在美國、法國、希臘、意大利、俄羅斯等地掀起一股非理性的文學巨流。
  這種風潮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波及中國,郭沫若即受影響者中最著名的一個。創作《女神》時期的郭沫若,不但深受惠特曼浪漫主義的影響,而且受到了同時代的表現主義和未來主義的感染。①郭沫若不少驚世駭俗的行為,與這批現代主義者多有共通處。比如,1924年,法國老作家法郎士去世——當時有人認為他僅次于托爾斯泰,超現實主義者出版小冊子《一具死尸》加以慶祝:“跟你一樣的人,尸體啊,我們不喜歡他們!”(艾呂雅)“隨著法郎士的消失,可以說是人類的奴役的消失。這一天,人們埋葬了狡猾、傳統主義、帝國主義、投機主義、懷疑主義、現實主義和毫無心肝,希望這一天成為節日!”(布勒東)“剛剛死掉的這一位(……)輪到他化為灰塵!作為一個人,他留下的已沒有什么,但一想到:無論如何他曾經存在過,就讓人憤慨!”(阿拉貢)②1928年,郭沫若撰文批判魯迅:“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魯迅——引者注)蒙蔽一切社會惡”、“麻醉青年”,是“反動的煽動家”,比“貪污豪紳還要卑劣”;“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時期的游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11]郭沫若比布勒東、阿拉貢這批作家大幾歲,但大致是同代人,都有相近的氣質和情緒。進入20年代末期,現代主義潮流在上海得到了更為熱情的呼應,《無軌列車》半月刊在1928年9月的創辦以及其對法國現代主義文學的譯介,為中國拉開了一個現代主義文學發展的新序幕。劉吶鷗、戴望舒、施蟄存、杜衡、徐霞村等作家匯集在《無軌列車》的周圍,積極探索現代主義創作,成為倡導現代主義的一個集團。
  與海派不同,現代主義雖然也影響了京派的少數作家,如廢名、何其芳、卞之琳等,但在他們的創作實踐都被壓縮到了微弱得難以辨認的程度,并且他們對現代主義的吸收主要停留在技術層面上,而拒斥現代主義文學那種虛無、絕望、狂熱的思想。與海派作家追趕新潮的興趣相比,京派作家普遍鄙薄浮躁時髦,更看重中西的古典作品。他們的創作實踐也體現著這樣一種傾向:周作人的小品文平和、沖淡,清新、典雅,既有六朝文章和晚明小品的韻味,也有古希臘文學的理性節制和啟蒙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情懷;廢名的小說中既有唐人絕句的意境,也有屠格涅夫式的優雅;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林庚、曹葆華等人的詩篇,更是融合了晚唐詩、南宋詞與象征主義的韻味。
  京派作家多以師生關系為聯結紐帶,如周作人之于廢名、梁遇春,沈從文之于蕭乾,他們在講壇上傳授知識,在聚會中交換觀念,精神資源是相近的。中國的經典作品中,他們比較看重《論語》、《莊子》、六朝文章、禪宗、晚唐詩、宋詞、晚明小品等,偏重于散淡唯美的作品;西方的經典作品中,他們比較看重古希臘文學、莎士比亞、盧梭、屠格涅夫、契訶夫、愛略特等。這些都是前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沒有現代文學那種虛無和狂熱。朱光潛就這樣說過:“我從許多哲人和詩人方面借得一副眼睛看世界,有時能學屈原杜甫的執著,有時能學莊周列御寇的徜徉凌虛,莎士比亞教會我在悲痛中見出莊嚴,莫里哀教會我在乖訛丑陋中見出雋妙,陶潛和華茲華司引我到自然的勝境,近代小說家引我到人心的曲徑幽室。”[12](P187)提到的都是中西的經典作品。京派作家追求的是內在的精神契合,而不是外在的先鋒符號。那些剛留學歸國的作家,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熱愛更加突出。梁宗岱1931年致信徐志摩:“我五六年來,幾乎無日不和歐洲底大詩人和思想家過活,可是每次回到中國詩來,總無異于回到風光明媚的故鄉,豈止,簡直如發現了一個‘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桃源,一般的新鮮,一般地使你銷魂”[13](P20)。林徽因也如此,在卞之琳的回憶中提到:“林徽因一路人,由于從小得到優越教養,在中西地域之間、文化之間,都是來去自如,也大可以在外邊出人頭地,但是不管條件如何,云游八方后還是一心早回到祖國,根不離國土,枝葉也在國土上生發。她深通中外文化,卻從不崇洋,更不媚外。她早就在《窗子以外》里說過一句‘洋鬼子們的淺薄千萬學不得’。她身心縈繞著傳統悠久的樓宇臺榭,也為之縈繞不絕,仿佛命定如此。”[14](P128)他們在創作中也積極汲取古典文學的營養,廢名就說過:“就表現的手法說,我分明地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絕句二十個字,或二十八個字,成功一首詩,我的一篇小說,篇幅當然長得多,實是用寫絕句的方法寫的,不肯浪費語言。”[15](P2)
  京派作家的古典審美情結,還表現在他們在中西文化交匯的語境中,始終以中國古典文化為主體來吸收西方古典文化的影響。那些以沙龍為場所碰撞思想、交流觀念的京派作家,一方面比較容易關注西方文學發展的語境,同時又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和眷戀。他們的古典審美情結不是單一地來自傳統文化,也不是生硬地吸取西方流行元素,而是建立在對中西文化廣泛吸收的基礎上。比如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林庚、曹葆華等詩人,在詩藝上都借鑒了艾略特的作品。他們的詩歌也把都市生活納入文學表現中,但并不像新感覺派那樣“匯集著大船舶的港灣,哄響著噪音的工場,深入地下的礦坑,奏著JAZZ樂的舞場,摩天樓的百貨店”[16],而只是著力于表現故都的紅墻、灰瓦、黃色落葉、土色道路、過街駝鈴、沿街叫賣等傳統意象。他們借鑒的只是西方的現代主義詩歌技巧,最終詩人想要表達的還是傳統情緒。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京派的小說創作中。如廢名的《橋》,不少學者都指出這部長篇小說中隱藏著許多現代主義小說的意識流動、視角轉換等手法,但小說本身呈現的是一種中國風格的詩意和禪趣,現代主義的手法非常隱晦,不加仔細甄別是根本看不出來的。究其原因,在于京派作家非常注重自身的文化身份,在中西文化交匯的語境中始終堅守以中國古典審美趣味為主體的基本立場。廢名就這樣說過:“在藝術上我吸收了外國文學的一些長處,又變化了中國古典文學的詩,那是很顯然的。就《橋》與《莫須有先生傳》說,英國的哈代,艾略特,尤其是莎士比亞,都是我的老師,西班牙的偉大小說《吉訶德先生》我也呼吸了它的空氣。總括一句,我從外國文學學會了寫小說,我愛好美麗的祖國的語言,這算是我的經驗。”[15](P2)京派的這樣一種文化自覺,無疑是非常可貴的。
  四、京派的文化姿態
  前述的自然人性觀和古典審美情結,都屬于京派作家文化觀的內在蘊含,現在我們再闡述其文化觀的外在形態,即中立包容、沉穩寬厚的文化姿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京派作家普遍比較中立包容。周作人雖是新文化運動的元老,五四時期參與過對復古派的論戰,但興趣主要在學術上,傳統士大夫從容不迫的氣質特別明顯。這就是為什么他不像魯迅一樣奔赴上海,而選擇留守古都北平;這也是為什么他雖曾在《語絲》上與“現代評論派”作家唇槍舌戰,卻能夠盡釋前嫌,力邀胡適北上任教。這種保持中立、包容異己、向往自由的傾向,同樣出現在沈從文、楊振聲等人身上,也同樣出現在留學歐美歸國、熱衷學術研究的林徽因、朱光潛等人身上。京派作家一向很少介入論爭,所辦刊物也很少登載評論文章,基本以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為主。1930年創刊的《駱駝草》一般被認為是京派文學興起的標志,它剛創刊,遠在上海的魯迅致信友人章廷謙,認為這份自稱要延續《語絲》傳統的小刊物實際上喪失了《語絲》的“活潑”,缺乏觀點鮮明的介入現實社會的姿態。[17](P255)1934年以林徽因為召集人成立的學文社及《學文》雜志,也采取了一種不問世事的姿態,主要刊載學術論文和創作,是相當學院精英化的雜志。同年由卞之琳主編的《水星》雜志,仍然只發表創作,不發表時事評論。1933、1934年影響甚大的京派與海派論爭,上海作家如魯迅、蘇汶、曹聚仁、胡風、姚雪垠等都積極參與,京派作家除了沈從文積極應對之外,其他作家都采取了一種遠觀的中立態度。
  第二,京派作家的作品比較沉穩寬厚。京派作家沒有海派作家那種狂熱、浮躁、歇斯底里的情緒,他們不美化人生和現實,但承認人生自有一種價值和意義,對生活和世界抱有一種理解的善意,而與海派文學中彌漫的那種及時享樂、人生虛無的觀念完全不同,顯得沉穩而又寬厚。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呈現出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寧靜、長河泛舟式的舒緩,同時又具有一種原始萌動的生命力,有永恒的承諾和美好的誓言,氣魄宏大。廢名小說中構建的唐詩意境清新雋永,讓人久久回味。周作人的小品文中彌漫著一股濃厚的人道主義情懷,對喜怒哀樂、鳥獸蟲魚、花草樹木等都抱有一種寬容的同情;蕭乾的小說和游記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對人世疾苦的深切悲憫與感懷;凌叔華的小說則借兒童的視角表達對整個世界的包容和期待……這些作家真切地關心世界,堅持人性的價值,他們的創作中充滿了對世界萬象的關懷和期待,他們的作品使人沉穩深思,而不是心浮氣躁。
  京派作家這種文化姿態的形成,受到了兩個方面的滋養和浸染,一是學院文化,一是北平文化。
  新文學的發生從一開始就與北京的學院文化密不可分。錢理群曾撰文指出學院文化與現代文學在“發生學”上的血肉聯系:“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校長以后對北京大學所進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與新文化運動的發動,幾乎是同步的,改造后的北京大學自然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當年蔡元培先生登高一呼,很短的時間內,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一大批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影響一個世紀的民族精英都云集于北京大學,這固然是由許多具體的人事關系促成,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也標示著時代知識分子精英的新的選擇與流動趨向”[18]。“五四”前后,北京特定的學院文化培育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作家,他們中的大部分雖然都在新文化運動退潮后南下,但留下的一部分人以及相關的文學與文化品格,為后來京派文學的興起打下了基礎。1928年遷都南京以后,當國民政府在南方大力發展工科、實科教育時,北平高等教育界卻采取了通才教育的教學模式,加之自由主義教育以及重視研究的風氣,北平的大學醞釀著一股沉潛的學風。北平一些大學文學系在課程設置和建設上也特別重視文學寫作實踐以及西方文學的介紹,還將新文學引入了大學講壇。此外,京派作家多以高校為聚合點,師生關系是其聚合的基本紐帶,同人刊物則是其創作的試驗園。這種相對封閉的文藝圈關注的東西集中在學術和創作上,人際關系相對單純。這樣,京派作家身居文化古都,浸染于經院學風,更容易產生從容寬厚的文化心態和濃厚的藝術獨立意識。
  北京(平)文化的影響也是十分重要的。北京作為遼、金、元、明、清五朝古都,大氣、大度、包容性廣、接納性強,整座城市彌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渾融的古典氣息。無論是結構對稱、方正典重的宮殿街衢,還是四合院式的規整嚴實的平民建筑,都給人一種中古社會的從容迂緩的穩定感,展示了一種東方情調的人生境界。這些作為“外鄉人”的京派作家在來到北平這座歷史古都后,都有一個從陌生到接納的過程。周作人在他晚年的《知堂回想錄》中,就回憶起他剛來北京時,感受到北京街道上牌坊的那種氣魄,數十年念念不忘[19](P595-596)。沈從文是在北京構筑他的湘西世界的,著名的《邊城》就完稿于北京,這些小說創作之所以那么大氣、壯闊,遠遠超出湘西世界的本來面目,已有研究指出這實際上暗含著北京文化的影響[20](P34)。對于何其芳、卞之琳等年輕一代詩人而言,北平的古墻、街道、槐樹、四合院等直接成為他們的詩歌意象,他們時刻思索著有關北平這座城市的記憶和憂傷。林徽因、凌叔華等女作家也在散文中不斷提到對北平的愛,特別是人情的寬厚、建筑的肅穆和民俗的淳樸。不難看出,這些外鄉人在習慣北平生活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浸染了北平文化那種博大而又純良的養分。
  綜上所述,京派作家不是一個嚴密的文學團體,在創作實踐中也存在著一定差異,但相近的文化觀還是使他們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學流派。把握這一文化觀對我們準確理解和認識京派作家的歷史定位及其現實影響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也為我們解決京派作家的界定問題提供了相當充足的理由。
  順便提到的是,在完成以上分析后,我們就能比較容易地理解老舍、張恨水以及九葉詩人之所以會被文學史研究者下意識地排除出京派作家的行列,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文學創作與京派的文化觀有著較大的差異,而不是其他原因。
  注釋:
  ①比較詳細的研究可以參看羅鋼:《歷史匯流中的抉擇—一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家與西方文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44頁,150-153頁。
  ②轉引自昆德拉:《帷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83頁。詳細背景介紹可參閱:〔法〕皮埃爾·代克斯:《超現實主義者的生活:1917~1932》,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第145-155頁。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31~1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勇/艾靜20082008
京派作家/京派文學/文化觀
京派作家不是一個嚴密的文學團體,在實際創作中也存在很大差異,并且學術界對京派的研究長期存在著激烈爭議。但他們擁有相似的文化觀,這一文化觀主要體現在自然人性觀、古典審美情結和中立包容、沉穩寬厚的文化姿態三方面。其中這種文化姿態的形成受到了學院文化和北平文化的雙重滋養。正確把握和理解這種獨特的文化觀,為我們認識京派作家的整體性提供了一個堅實的依據;同時也對我們準確理解和把握京派作家本身的蘊含與風格,認識其歷史定位及現實影響,具有獨特的作用。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31~1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勇/艾靜20082008
京派作家/京派文學/文化觀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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